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判決111年度易字第945號公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林翔軍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緝字45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林翔軍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林翔軍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民國109年2月8日起至109年2月27日止之期間內某時，在彰化縣某處，竊取告訴人游子緯（現更名為：葉柏呈）所有、置放在陳耀霖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上之000-0000號車牌2面得手，並將之懸掛在被告林翔軍所駕駛之車籍資料不詳之自小客車上使用。因認被告林翔軍涉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竊盜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再者，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判決意旨參照）。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即應為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參照），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檢察官認為被告林翔軍涉犯上述竊盜罪嫌，主要是以告訴人游子緯於警詢之指訴、證人陳耀霖於警詢及偵訊之證述、監理服務網交通罰緩及繳納查詢結果、彰化縣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等證據，為其論據。
四、被告林翔軍於準備程序時坦承將000-0000號車牌2面（下合稱系爭車牌）懸掛在其使用之自小客車等情不諱，惟堅詞否認有何竊取系爭車牌之犯行，辯稱：「我向陳耀霖以現金（新臺幣）1萬元購買系爭車牌…我當初購買系爭車牌時，有問陳耀霖車牌如何來的，他說游子緯車子車禍壞了，但因為車子還在繳貸款，所以才要賣車牌」等語（本院卷第54-55頁）。經查：
㈠告訴人游子緯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白色自小客車，因發生
車禍，車頭全毀，不能修理，告訴人便將車牌拆卸下來，後來於109年2月9日遺落在友人陳耀霖車上，一直未取回，告訴人嗣於109年3月24日起陸續收到懸掛系爭車牌之車輛之超速罰單、ETC通行繳費通知，便積極向陳耀霖尋問車牌下落，實則系爭車牌經被告懸掛在其所使用之TOYOTA YARIS黑色自小客車上等情，經告訴人游子緯於警詢、本院審理（偵字卷第9-11頁，本院卷第278-291頁）證述甚明，核與證人陳耀霖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證稱「游子緯將系爭車牌遺落在陳耀霖的車上」、「系爭車牌被被告拿來掛在被告所使用的車輛上」等節相符，且有下列證據可佐，堪認屬實：
1.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廠牌為國瑞，總排氣量1987CC，車頂白色，車主即為告訴人游子緯，此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之車輛詳細資料報表存卷為憑（偵字卷第51頁）；被告名下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色黑，廠牌為國瑞，排氣量1497CC，於109年7月6日彰化縣警察局芳苑分局路上派出所查詢時並未失竊，此有車輛查詢清單報表在卷可憑（偵字卷第49頁）。
2.被告之交通罰緩及繳納紀錄查詢結果（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7972號卷，下稱偵字卷，第19頁），顯示被告於109年4月10日因未領有駕駛執照駕駛小型車；該張罰單經警當場填單開立，記載被告當時所駕駛車輛懸掛之車牌號碼即為系爭車牌「000-0000」，被告於罰單上簽名，同日另經查獲使用註銷之牌照即系爭車牌「ARY-8683」，此有雲林縣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同署111年度偵緝字第456號卷，下稱偵緝字卷，第101頁）、交通違規罰緩明細資訊（偵字卷第21頁）在卷足稽。
3.告訴人游子緯陸續接獲多張懸掛系爭車牌之TOYOTA YARIS黑色自小客超速違規罰單，違規時間最早為109年2月27日，最晚為109年3月29日；以及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寄送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小型車」通行費繳費通知單，交易時間自109年2月19日起至109年3月15日止；此有彰化縣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附採證相片）、交通部高速公路局通行費繳費通知單（偵字卷第25-47頁）。
4.由此可知，被告至少自109年2月19日起，就將系爭車牌改掛到其所使用之TOYOTA YARIS黑色自小客車上。復參照告訴人所供之遺落時間，被告應該是在109年2月9日至自109年2月19日起，取得系爭車牌，懸掛在其所使用之車輛上。
㈡證人陳耀霖雖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證稱「告訴人游子
緯將系爭車牌遺落在其車輛後車廂，被告趁機竊走」等節，惟證人陳耀霖於警詢陳稱：「游子緯將系爭車牌遺落後，我也忘記此事，直到游子緯於109年3月24日以LINE傳送超速紅單照片給我看，質問是誰使用他的車牌去違規，我看到車型直覺反應是林翔軍的車子」（偵字卷第14頁）；於偵訊證稱：「因為當時游子緯車禍，他的車牌先放我這邊。我忘記是把系爭車牌放在車上或租屋處，後來游子緯跟我說有罰單，我直覺想到林翔軍拿去用」（偵緝字卷第93頁）；於本院審理時的證述表現，就系爭車牌如何遺落在其車輛後車廂、流落到被告手中，已有反覆不一之情，非得要檢察官提示筆錄才有辦法拉回不相一致的陳述，甚至推稱「我當時車子都有借人家開…有跟我借車的人把車牌拿走…誰把車牌拿走我就不知道…」，可信度堪慮。而且告訴人游子緯於審理時證稱：109年2月8、9日就已經發現系爭車牌遺失在陳耀霖車上，當日回家後就馬上告知陳耀霖此事等節甚明（本院卷第280-282頁），和證人陳耀霖所稱亦忘記遺落乙事，不相一致，均難以佐證證人陳耀霖供述信實。尤其證人陳耀霖在本案隱然涉有相當切身的利害關係，更應僅慎採認。
㈢此外，告訴人於109年3月24日告知系爭車牌遭他人冒用並超
速違規乙事後，也是告訴人於109年4月16日率先報案處理，這段期間證人陳耀霖可說是消極以對，其雖於警詢供稱：「我從109年3月24日幾乎每天都會打給林翔軍，催促他趕快把車牌還給游子緯，然後他都沒動靜，我最近這幾天才用WE CHAT傳訊告訴他要報警，然後時至今日林翔軍都沒有跟我們聯繫、訊息不回」（偵卷第14-15頁），而且證人陳耀霖於警詢當時尚未另案入監執行，稍加查證追問並非難事，然而證人陳耀霖和被告林翔軍間的聯絡紀錄或對話擷圖，未見警察即時擷留存卷，此一足以充分補強證人陳耀霖證述之重要證據，惜付之闕如。㈣更甚者，證人鐘茂貴（為被告林翔軍、證人陳耀霖之友人）
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知道這個車牌是陳耀霖自己拿給林翔軍的，因為他跟陳耀霖有一些債務…雖然我沒有看到，但我有聽到兩邊都在講…之後他跟陳耀霖不知道有起口角還什麼的…陳耀霖說如果林翔軍他債務那些問題沒有處理，就要去告他車牌是竊盜的…但是其實是陳耀霖自己拿車牌給林翔軍的」等語甚明（本院卷第292-296頁），雖然不能完美契合被告辯稱「向陳耀霖購買系爭車牌」情節，但就「系爭車牌乃陳耀霖交付，並非被告不告而取」乙情，仍然可以彰顯被告所辯，不是全然無稽。換言之，被告是否竊取告訴人遺落在陳耀霖車上的系爭車牌，猶存有合理可疑之處。
五、綜上所述，依檢察官所舉積極證據，只能證明被告將系爭車牌懸掛於其所使用之車輛上，惟被告是否竊取告訴人遺落在陳耀霖車上之系爭車牌，猶存可疑之處，仍不能排除被告是購得系爭車牌此一合理可能。檢察官之舉證未能使本院形成超越合理懷疑之有罪確信，依前述說明，不能證明犯罪者，即應諭知無罪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何昇昀提起公訴，檢察官劉欣雅、林士富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31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王祥豪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判決如有不服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者，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吳芳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