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親字第1號原 告 甲○○訴訟代理人 林彩微被 告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訴訟代理人 朱麗娟檢察事務官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收養關係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4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確認收養關係存否，為家事法第3條所定甲類訴訟事件，其由第三人提起者，除別有規定外，以訟爭身分關係當事人雙方為共同被告；共同被告中之一人死亡者，以生存之他方為被告，同法第39條第2項亦有明文。若訟爭身分關係當事人雙方均死亡，家事法雖未有如否認子女之訴、母再婚後所生子女確定生父之訴，以檢察官為被告之特別規定（家事法第63條第3項、第65條第3項）。惟第三人之身分地位、財產權，同受憲法保障，本於有權利斯有救濟之訴訟權保障意旨，雖法無明文，但有立法計劃不完善情事，形成法律漏洞時，審判者自應為法之續造填補，資以維護該第三人之身分地位或法律上之權益。養親子關係存否，身分上有統一確定必要，本質上具公益性，已如前述，有提出此訴訟利益之第三人，符合最後手段原則，因相關法規範缺乏以何人為此類型適格被告之規定，可認係立法計劃之不圓滿，形成法律漏洞，自應填補。末按檢察官立於職務上關係，或需擔任公益代表人功能，否認子女之訴、母再婚後所生子女確定生父之訴，應為被告之人均死亡時，以檢察官為被告，家事法第63條第3項、第65條第3項已有明文。確認養親子關係存否之訴，同有統一確定之公益需求，此類情形，自得予類推適用（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20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本件原告甲○○起訴請求確認其父乙○○與養祖父○○○配偶○○○○間收養關係存在，核屬家事事件法第3條第4款所定甲類事件，原應以乙○○及○○○○為被告，然乙○○業於民國83年11月22日死亡，○○○○亦於87年10月14日過世，有戶籍謄本、舊戶籍資料在卷可按（參見本院卷第45、55、72頁），是原告以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為被告提起本件確認訴訟，核無不合。
三、次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就法律所定親子或收養關係有爭執，而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得提起確認親子或收養關係存在或不存在之訴，此家事事件法第67條第1項亦定有明文，而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在與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為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原告主張其父乙○○與○○○○間成立收養關係，然戶籍上未為此登記，致原告之身分不確定，影響繼承權益，除提出舊戶籍資料、戶籍謄本外，並有臺中市政府地籍圖重測結果通知書在卷，是原告訴請確認乙○○與○○○○之收養關係存在，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略以：乙○○為○○○之子，因○○○胞弟○○○婚後膝下無子，乃於33年4月19日出養予○○○及○○○○夫妻，但因該收養關係發生於日本時代昭和年間，無法認定收養效力是否及於○○○○，故有待法院判決以確定之。查原告之母張陳雪娥於54年9月1日過世後，原告與弟、妹均由○○○○扶養長大成人，共同生活30餘年，直至○○○○於87年10月14日以91歲高齡病逝，而原告母舅丙○○可證明○○○○為乙○○之養母。並聲明：確認乙○○與○○○○間收養關係存在。
二、被告則以：原告之訴駁回，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三、本院之判斷：㈠查乙○○於33年4月19日因養子緣組入籍○○○戶內，其「親屬細
別」欄註記為「戶長○○○之養子」，而斯時○○○之妻為○○○○；又○○○教育程度記載為「○○學校畢業」，職位為「鐵路局調度員」，○○○○教育程度則註記為「不」，有原告所提出之舊戶籍資料及彰化縣彰化戶政事務所113年11月29日彰戶三字第1130008996號函所附舊戶籍資料在卷可憑（參見本院卷第25頁、第69-73頁），是此部分之事實，堪以認定。㈡惟法務部102年5月29日法律字第10203505760號函略以：「依
臺灣民事習慣調查報告記載，前清時代，父權強盛，故收養原則上祗須養父與生父之合意即可成立，至養母與生母以及養子本人之承諾與否，並不重要。於民國15年前，女子原則上仍無收養子女之能力，但如未婚女子為自己家產之繼承或已婚女子得為亡夫，而收養子女，是為例外（前揭調查報告第166頁、第169頁至170頁及第183頁，註22）；至民國15年以後（日本昭和年代）之習慣，始認為獨身婦女如已成年得獨立收養子女，而承認女子亦有收養子女之能力，因此養親如有配偶，均須一同為收養（前揭調查報告第166頁及第170頁，本部80年2月12日（80）法律字第2385號函意旨）。否則，未為收養意思表示之配偶一方得於相當期間行始撤銷權。至於未為收養意思表示之配偶逾期未行使撤銷權時，該配偶與養子女間是否發生收養關係，因前開調查報告並未載明，以致當時之習慣內容如何不甚明確，故而參考當時日本民法第856條但書規定：「夫妻未共同收養者，其收養之關係僅存在於收養者與養子女間，未為收養意思表示之配偶與養子女間不發生親子關係。」以為條理補充之（本部81年8月12日（81）法律字第11986號函）司法實務亦多採此見解（最高法院85年台上字第1655號判決、96年台上字第691號判決、94年台上字第2155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91年判字第598號判決意旨）。」可知於15年後，養親如有配偶，應一同為收養，養子女始與養親配偶發生收養關係，養親配偶如未為收養之意思表示，縱逾期不行使撤銷權，其與養子女間亦不發生收養關係。
㈢○○○與○○○○膝下無子，前於19年8月20日收養○○○為女（00年0
月00日出生，嗣於46年9月12日死亡），嗣相隔13年餘，乙○○（00年0月00日出生）再於33年4月19日入戶為養子，此觀之渠等舊戶籍資料自明。又○○○受有教育，曾擔任鐵路調度員，已見前述，於當時社會經濟環境下，應屬中等階層以上人士，是其就前開女子可單獨收養養子女之制度變革，應有相當認識。故在依舊戶籍資料顯示○○○○並不識字之情形下，堪認○○○及乙○○之收養戶籍登記，應均係由○○○主導（包含親自或委託他人辦理）。惟○○○於19年8月20日入籍時，其「稱謂」欄註明為「養女」，「親屬細別」欄則為空白，而乙○○於33年4月19日入戶時，除「稱謂」欄記載為「養子」外，另於「親屬細則」特別註明為「戶長○○○之養子」，此亦有渠等舊戶籍資料附卷可參（參見本院卷第25頁）。是若○○○有與○○○○共同收養之意思與事實，何以乙○○之「親屬細則」欄另有此一特別註記？乙○○於49年8月2日○○○過世後繼任為戶長時（參見同上卷第72頁），又因而未將○○○○補列為養母？因此，乙○○與○○○○間是否確有養親關係，顯屬可疑。
㈣原告雖以證人丙○○為證，主張乙○○與○○○○間有養親關係，證
人丙○○亦於本院訊問時結證稱○○○○為乙○○之養母。然證人丙○○到庭另結證稱：當年兩家相鄰而居，二姐出嫁與乙○○後與○○○○同住，當時○○○仍健在，乙○○均稱呼○○○○「母親（日語發音）」，其則稱呼○○○○為親家母，因當時年幼，故未曾詢問乙○○為○○○○之親生子或養子等語，指出其所憑以認定乙○○與○○○○間關係者，僅為乙○○對○○○○之稱呼，並未實際查證過兩人間是否確有養親關係。而乙○○於33年4月19日為○○○收養時，已年滿16歲，有前開舊戶籍資料在卷可憑。乙○○被收養時既已滿16歲，彼時○○○膝下又僅有養女○○○，則依漢人傳統宗祧觀念，乙○○當知其過繼係為香火繼承，是其既受○○○收養而為其子，則於面對養父唯一之配偶○○○○（○○○無前婚配偶，亦無妾室），自無以嬸母相稱之理。因此，本件尚無法僅以證人丙○○指稱乙○○曾以「母親（日語）」稱呼○○○○，逕認乙○○與○○○○間有養親關係存在。
㈤本件依據上開事證，既無法認定○○○○有與○○○共同收養乙○○之
事實，則原告請求確認乙○○與○○○○間有收養關係存在，即無可採，應予駁回。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斟酌後認對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詳予論駁，併此敘明。
五、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家事事件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7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梁晉嘉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需按對造人數附具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7 日
書記官 周儀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