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八十八年度訴字第七七六號
公 訴 人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ｉ○○
楊漢東被 告 寅○○
Ｎ○○右 一 人被 告 Ｃ○○
ｊ○○黃○○Ｏ○○Ｈ○○Ｑ○○ｃ○○乙○○丑○○癸○○
Ｇ ○Ｍ○○ｆ○○ｈ○○甲○○丁○○辛○○
酉 ○ｍ○○宙○○
Ｉ ○Ｊ○○Ｒ○○Ｔ○○Ｗ○○Ｚ○○丙○○住嘉義縣太保市○○里○○路○段
身分證己○○ 男八十
住嘉義身分證Ｂ○○ 男五十
住嘉義身分證Ｋ○○ 男六十
住嘉義身分證Ｓ○○ 男六十
住嘉義身分證Ｖ○○ 男四十
住嘉義身分證Ｙ○○ 男六十
住嘉義身分證ａ○○ 男四十
住嘉義身分證ｇ○○ 男五十
住嘉義身分證庚○○ 男六十住嘉義縣太保市前潭里後潭三
身分證壬○○ 男六十
住嘉義身分證Ｅ○○ 男四十
住嘉義身分證Ｆ○○ 男六十
住嘉義身分證ｄ○○ 男七十
住嘉義身分證ｅ○○ 男六十
住嘉義身分證宇○○ 男三十
住嘉義身分證Ｌ○○ 男七十
住嘉義身分證Ｘ○○ 男五十
住嘉義身分證戊○○ 男六十住嘉義縣太保市前潭里後
身分證亥○○ 男六十
住嘉義身分證ｌ○○ 男七十
住嘉義身分證午○○ 男七十
住嘉義身分證右列被告因恐嚇取財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八十八年度偵緝字第二四三、二四五號、八十八年度偵緝字第二四六號，八十八年度偵字第七六四三號），本院判決如左：
主 文ｉ○○共同對於有選舉權之人，交付不正利益，而約其選舉權為一定之行使，處有期徒刑陸月；又共同連續為他人處理事務，意圖為自己及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為違背其任務之行為，致生損害於本人之財產，處有期徒刑貳年。應執行有期徒刑貳年肆月。被訴恐嚇取財、恐嚇危害安全、剝奪他人行動自由部分無罪。
寅○○、Ｎ○○共同對於有選舉權之人，交付不正利益，而約其選舉權為一定之行使，各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均以參佰元折算壹日。
Ｃ○○、ｊ○○、黃○○、Ｏ○○、Ｈ○○共同對於有選舉權之人，交付不正利益，而約其選舉權為一定之行使，各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均以參佰元折算壹日。
Ｑ○○、ｃ○○共同對於有選舉權之人，交付不正利益，而約其選舉權為一定之行使，各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均以參佰元折算壹日。
乙○○、丑○○、癸○○、Ｇ○、Ｍ○○、ｆ○○、ｈ○○、甲○○、丁○○、辛○○、酉○、ｍ○○、宙○○、Ｉ○、Ｊ○○、Ｒ○○、Ｔ○○、Ｗ○○、Ｚ○○、丙○○、己○○、Ｂ○○、Ｋ○○、Ｓ○○、Ｖ○○、Ｙ○○、ａ○○、ｇ○○、庚○○、壬○○、Ｅ○○、Ｆ○○、ｄ○○、ｅ○○、宇○○、Ｌ○○、Ｘ○○、戊○○、亥○○、ｌ○○共同有選舉權之人，收受不正利益，而許以其選舉權為一定之行使，各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均以參佰元折算壹日，均緩刑貳年。
午○○公訴不受理。
事 實
一、ｉ○○於民國八十二年二月間時任嘉義縣議會副議長，與時任嘉義縣議會議員之寅○○、嘉義縣太保市農會（以下簡稱太保農會）第十一屆理事長午○○（已死亡）、總幹事戴水茶（已死亡），因午○○與戴水茶將分自太保農會理事長與總幹事之職位退休，不再續任，為幫助前省議員黃文峰之小舅子Ｎ○○當選太保農會理事主席，便計劃先讓已登記為太保農會第十二屆理事選舉候選人之Ｎ○○、Ｃ○○、ｊ○○、黃○○、Ｏ○○、Ｈ○○、Ｑ○○、ｃ○○八人，能全數當選為理事，掌握法定九席理事中之絕對過半數之席數，進而互選Ｎ○○為理事長，聘任楊文雄為總幹事。ｉ○○、寅○○、戴水茶、午○○乃與登記為太保農會第十二屆理事候選人之Ｎ○○、Ｃ○○、ｊ○○、黃○○、Ｏ○○、Ｈ○○、Ｑ○○、ｃ○○八人，共同基於對太保農會有理事選舉權之該農會代表，交付不正利益，約定其等為選舉權之一定行使之犯意聯絡，由戴水茶出面，以其要退休及慶賀第十二屆農會代表當選之名義，邀約新當選太保農會第十二屆農會代表之乙○○、丑○○、癸○○、Ｇ○、Ｍ○○、ｆ○○、ｈ○○、甲○○、丁○○、辛○○、酉○、ｍ○○、宙○○、Ｉ○、Ｊ○○、Ｒ○○、Ｔ○○、Ｗ○○、Ｚ○○、丙○○、己○○、Ｂ○○、Ｋ○○、Ｓ○○、Ｖ○○、Ｙ○○、ａ○○、ｇ○○、庚○○、壬○○、Ｅ○○、Ｆ○○、ｄ○○、ｅ○○、宇○○、Ｌ○○、Ｘ○○、戊○○、亥○○、ｌ○○、葉江海（已死亡）、陳土柱（已死亡）、Ｑ○○、ｃ○○（其中Ｑ○○、ｃ○○另登記為理事候選人）及另九位不詳姓名之成年新當選之太保農會代表五十三人（起訴書誤載為另八位不詳姓名之新當選農會代表共五十二位），於八十二年二月二十二日上午八時許，分別在太保農會及該農會南新分會前，免費乘坐ｉ○○所僱之二輛遊覽車至臺南縣白河鎮關仔嶺五六號之景大山莊內，由戴水茶出資招待其等住宿二天一夜而交付不正利益，並約定到該山莊之五十三位代表（起訴書載為五十二位），於八十二年二月二十三日選舉理、監事時，將票複選投給Ｎ○○、Ｃ○○、ｊ○○、黃○○、Ｏ○○、Ｈ○○、Ｑ○○、ｃ○○及不知情之陳秀坤九位理事候選人。ｉ○○並於八十二年二月二十二日晚上用餐時間，出面致詞，強調該次選舉要團結，並稱太保農會該屆理監事選舉聽從其安排可以與否，暗示該次太保農會選舉須投票給其所支持之人選，而午○○、戴水茶與寅○○亦出面要求新當選之代表要團結，並於選票上做記號，以免跑票。為確保該五十三位代表均能按照ｉ○○指示將票投給其所支持之人選，防止跑票，ｉ○○乃於該山莊之會議室內主持模擬投票之作業，分配該五十三位代表（起訴書載為五十二位）於理事選票上之不同候選人之登記號碼或姓名欄內之姓名第一字或第二字或第三字多圈蓋一個或二個或三個圈選章作暗記，且五十三位代表被分配在選票上所作暗記之位置均不相同，該五十三位新當選有選舉權之農會代表接受招待免費食宿二天一夜之不正利益後，便基於收受不正利益，而許以為選舉權一定行使之犯意聯絡，共同在該山莊內多次反覆演練假投票，直至每張選票均依指定圈選候選人並作暗記而無一錯誤為止。於八十二年二月二十三日上午十時許，再乘坐二輛原遊覽車返回太保農會，於該日上午十一時起，該五十三位代表均按照事前演練而投票並作暗記，嗣於該日下午三時法定投票時間結束時隨即開票，ｉ○○等人要求上開到景大山莊之五十三位代表複選之Ｎ○○、Ｃ○○、ｊ○○、黃○○、Ｏ○○、Ｈ○○、Ｑ○○、ｃ○○及陳秀坤九位候選人全數當選，完全擊敗欲問鼎理事長之候選人卯○○及其同派系之候選人葉賢俊、徐雄源、林明興及陳文雅（因掌握五席理事即可互選一人為理事長並進而聘任總幹事），並進而互選Ｎ○○為理事長，再聘任楊文雄為總幹事。
二、ｉ○○於八十三年十月間時任嘉義縣議會議長，白鷹傑為嘉義縣大埔鄉農會（以下簡稱大埔農會）總幹事，白蘇秀卿為白鷹傑之配偶，且為該農會之會計股長兼代理信用部主任，林玉枝為該農會之信用部主任，劉玫玲與許銘勳（起訴書誤為許銘舜）均為該農會之職員，承辦擔保品徵信、估價及貸款對保之業務，均係受大埔農會委任，為大埔農會處理事務。緣八十三年十月間，ｉ○○因其與黃金源
、林傳國（已於八十四年十月二十八日死亡）合資購買嘉義縣○○鄉○○段之土地，需用資金，經ｉ○○、黃金源與大埔農會總幹事白鷹傑於八十三年十月間，在ｉ○○位於嘉義縣太保市之服務處商量後，決定以土地設定抵押權作擔保向大埔農會貸款。ｉ○○、黃金源、林傳國、白鷹傑、白蘇秀卿、林玉枝、劉玫玲、許銘勳（除ｉ○○、林傳國外，均已另案起訴，由本院另案審結）共同意圖為自己及第三人不法之利益並損害大埔農會之利益之概括犯意，由ｉ○○、黃金源提供其等與林傳國共同出資新臺幣（下同）一千一百萬元（起訴書誤為一千三百萬元），於八十三年六月間（起訴書載為八十三年十一月間）以每平方公尺約一千六百三十六元之價格向盧啟佑購買，均登記為具有自耕能力之黃金源名義所有之嘉義縣太保市○○段（下簡稱南新段）第二四八、二四九、五四二、七一二、七
一五、七一八、八七八、八七九號八筆土地中之南新段第二四八、二四九、五四
二、七一二、八七八、八七九號六筆土地（起訴書將上開南新段第二四八、二四
九、五四二、七一二號四筆土地之購買價格載為每平方公尺一萬五千元，將上開南新段第八七八、八七九號二筆土地之購買價格載為每平方公尺三千元）；又於八十三年二月間（起訴書誤載為八十四年三月一日）共同出資約一千四百萬元，以每坪約八千七百六十六元（起訴書誤為每坪約一萬元）之價格，購買登記於具有自耕農身分之黃金源不知情之配偶葉玉鳳名下之南新段第九二三號土地一筆；復於八十四年七、八月（起訴書誤載為八十三年十一月間）共同出資二百萬元，以每平方公尺約一千八百元之價格購買，而登記於具有自耕能力之黃金源與不知情之黃振河名下之坐落嘉義縣○○鄉○○段（下簡稱沙坑段）第六二九之一、二
二一、二二二號三筆土地（起訴書誤認三筆土地之登記名義人均為黃金源），合計十筆土地設定抵押權作為擔保，向大埔農會貸款。惟礙於非大埔農會會員不得貸款及每位會員貸款限額最高為一千萬元之規定，ｉ○○遂透過其人脈，尋找知悉將作為ｉ○○等人向大埔農會貸款人頭，但與ｉ○○等人無共同犯意聯絡之李天松、劉敬忠、黃三義、莊振庸（已於八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死亡）、陳潘冷、黃俐文、黃振堪作為貸款人頭，並由黃金源於八十三年至八十四年間，自李天松、劉敬忠、黃三義、莊振庸、陳潘冷、黃俐文取得身分證、印章或獲得其等之允許代刻印章；而林傳國亦於八十三年至八十四年間，以佯稱有人欲以增加俗稱幽靈會員之方法競選大埔農會代表之方式，騙得不知將被充當貸款人頭之林傳旺、黃耿亮、游崇智三人之戶籍資料及印章。ｉ○○與林傳國取得李天松、劉敬忠、黃三義、莊振庸、陳潘冷、黃俐文、林傳旺、黃耿亮、游崇智九人之身分證、印章或戶籍資料後，便將該些資料交予黃金源，由黃金源出面代辦向大埔農會貸款之事宜。嗣因李天松、劉敬忠、黃三義、莊振庸、陳潘冷、黃俐文、林傳旺、黃耿亮、游崇智九人均未設籍於嘉義縣大埔鄉，無法成為大埔農會會員，進而向大埔農會申請貸款，ｉ○○、林傳國、黃金源與白鷹傑等人，乃計劃將上開李天松等九名貸款人頭戶之戶籍遷入嘉義縣大埔鄉，透過白鷹傑之安排，由黃金源於八十四年一月十九日持白鷹傑出具之戶長同意書，將黃三義、李天松、林傳旺及劉敬忠四人之戶籍資料遷入嘉義縣大埔鄉大埔二五二號白鷹傑住所內；由黃金源於八十四年三月九日持與ｉ○○、白鷹傑等人有犯意聯絡之許銘勳所出具之戶長同意書，將黃俐文、黃耿亮、游崇智之戶籍資料遷入嘉義縣大埔鄉大埔二八九號許銘勳住所內；另ｉ○○以要協助何憲二競選嘉義縣大埔鄉鄉民代表為由，要求不知情之何憲二同意陳潘冷及莊振庸將戶籍遷入何憲二位於嘉義縣大埔鄉大埔一七八號之住所，並由莊振庸出面要求何憲二出具戶長同意書，後由何憲二自行辦妥戶長同意書後，由白鷹傑將戶長同意書交由黃金源於八十四年三月九日將莊振庸、陳潘冷之戶籍遷入何憲二位於上址之住所。李天松、劉敬忠、黃三義、莊振庸、陳潘冷、黃俐文、林傳旺、黃耿亮、游崇智九人戶籍遷入嘉義縣大埔鄉後，隨即先後申請加入成為大埔鄉農會之贊助會員，取得該農會之贊助會員資格，並由白鷹傑於八十三年至八十四年間，持李天松、劉敬忠、黃三義、莊振庸、陳潘冷、黃俐文、林傳旺、黃耿亮、游崇智九位貸款人頭之貸款資料，向大埔農會申請貸款，並指示相關承辦人員劉玫玲、許銘勳、林玉枝在每位會員貸款不能超過一千萬元之限度內，每人申貸九百萬元，合計八千一百萬元。而白鷹傑為使李天松等九位貸款人頭均能貸得九百萬元，乃指示該農會之徵信估價業務承辦人劉玫玲於辦理上開九筆貸款之擔保品估價時，須依前揭九位人頭每人貸款九百萬元之額度推算出每平方公尺之估價。劉玫玲遂依白鷹傑之指示，明知大埔農會受理不動產抵押及不動產估價辦法第三條第一款第三目規定：「擔保放款值最高以時價扣除增值稅後之百分之九十貸放為準。」，竟違背任務，違反上開估價辦法之規定，未以上開十筆供擔保之土地時價作為估價之標準，反以每一貸款人頭戶均須貸款九百萬元，每戶須設定一千零八十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作為估價標準，反推估算，估算之結果：１、作為黃三義貸款擔保之南新段第二四八、二四九、五
四二、七一二號四筆土地，該四筆土地之公告現值每平方公尺依序為一千三百八十元、一千三百八十元、二千二百元及五百六十元，且該四筆土地於八十三年六月間（起訴書載為八十三年十一月間）之實際交易價格平均為每平方公尺約一千六百三十六元（起訴書載為約一萬五千元），乘以該四筆土地之總面積八０三‧五五平方公尺後，實際總交易價格約為一百三十一萬四千六百零八元，劉玫玲竟於八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估價時，均將該四筆土地估價為每平方公尺三萬元，分別提高約為公告現值之十四倍至五十三倍不等，約為實際交易價格之十八倍（起訴書誤為二倍）；２、分別作為林傳旺貸款擔保之南新段第八七八號及作為劉敬忠、李天松二人貸款擔保之南新段第八七九號二筆土地，公告現值均為每平方公尺五百六十元，於八十三年六月間（起訴書載為八十三年十一月間）之實際交易價格為每平方公尺一千六百三十六元（起訴書載為三千元），乘以南新段第八七八號土地之面積一０一一‧三七平方公尺及南新段第八七九號土地之面積四一八一‧０五平方公尺後，實際交易價格依序為一百六十五萬四千六百零壹元及六百八十四萬零壹百九十八元，劉玫玲於八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估價時，均將該二筆土地高估為每平方公尺三萬元，為公告現值之五十三倍，為實際交易價格之十八倍（起訴書誤為十倍）；３、作為莊振庸、黃耿亮、游崇智與陳潘冷四人借款共同擔保之南新段第九二三號土地，於八十四年三月一日係以每平方公尺約為二千六百五十二元（約合每坪八千七百六十六元，起訴書載為每坪約一萬元），總價約一千四百萬之交易價格購買，劉玫玲於八十四年三月二十二日估價時，將該筆土地高估為每平方公尺一萬九千元即每坪五萬八千元，提高約為該筆土地每平方公尺八百四十元之公告現值之二十三倍，約為實際交易價格之七倍（起訴書誤為六倍）；４、作為黃俐文貸款擔保之沙坑段第二二一、二二二、六二九之一號三筆土地，公告現值為每平方公尺三百五十元，於八十三年十一月間之實際交易價格每平方公尺一千八百元，乘以該三筆土地總面積一０八一二平方公尺後，實際總交易價格約為一千九百四十六萬一千六百元，劉玫玲竟於八十四年九月十四日估價時，將之高估為每平方公尺二千五百元，提高約公告現值之七倍，為實際交易價格之一‧五倍，並以上開高估之結果製作九份不動產調查表，對李天松、劉敬忠、黃三義、莊振庸、陳潘冷、黃俐文、林傳旺、黃耿亮、游崇智九人，每人均核貸九百萬元，將李天松、劉敬忠、林傳旺三人之申請貸款案及不動產調查表呈交該農會會計股長兼代理信用部主任白蘇秀卿審核，其為大埔農會處理事務，亦違背其任務，予以核章；將黃三義、莊振庸、陳潘冷、黃俐文、黃耿亮、游崇智六人之申請貸款案及不動產調查表呈交該農會信用部主任之林玉枝審核，其為大埔農會處理事務，亦違背其任務，予以核章，最後由該農會總幹事白鷹傑，其為大埔農會處理事務，亦違背其任務，核定對李天松、劉敬忠、黃三義、莊振庸、陳潘冷、黃俐文、林傳旺、黃耿亮、游崇智九人各放款九百萬元，使李天松、劉敬忠、林傳旺、黃三義於八十四年二月二十三日各貸得九百萬元，莊振庸、黃耿亮於八十四年三月二十五日各貸得九百萬元，游崇智、陳潘冷於八十四年三月三十日各貸得九百萬元，黃俐文於八十四年九月十五日貸得九百萬元，並將每筆各為九百萬元之貸款分別撥入李天松等上開九位人頭帳戶內，再由黃金源將此共八千一百萬元之貸款自上揭九位人頭帳戶內提出，並匯至黃金源設在臺灣省合作金庫嘉義支庫第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ｉ○○如需資金，則由黃金源自該帳戶領出，以供ｉ○○資金週轉之用。又上開九筆貸款之借期僅為一年，到期時當時放款之承辦人許銘勳通知黃金源續約，黃金源提出申請後，白鷹傑則指示許銘勳需同意各筆貸款換約。其中作為貸款人頭之黃耿亮於八十四年十二月四日將戶籍遷出嘉義縣大埔鄉，喪失大埔農會贊助會員資格，無法再繼續作為ｉ○○等人向大埔農會貸款之人頭，遂由ｉ○○與黃金源再找到願充當貸款人頭，但與ｉ○○、黃金源、白鷹傑、許銘勳無共同犯意聯絡之黃振堪，接替黃耿亮而為九百萬元之人頭貸款人，並透過白鷹傑之介紹，由黃金源於八十五年四月二十三日，持許銘勳出具之戶長同意書，將黃振堪之戶籍遷入嘉義縣大埔鄉大埔二八九號許銘勳住所內，並申請加入大埔農會贊助會員，取得向該農會之貸款資格，進而於八十五年六月二十五日向大埔農會申請貸款九百萬元，白鷹傑則指示該農會放款之承辦人許銘勳（起訴書誤為許銘舜）不須再辦理徵信、估價等手續，直接由黃振堪承受黃耿亮之上開九百萬元借款。許銘勳為大埔農會處理事務，亦違背其任務，將劉玫玲先前對黃耿亮所作高估不實之不動產調查表之借戶姓名直接更改為黃振堪，並呈經林玉枝與白鷹傑違背其等任務予以許可後，於黃振堪申請貸款當日，即完成放款程序，將黃耿亮先前所貸之九百萬元之債務移轉至黃振堪為借款人名義之帳內，使黃振堪於八十五年六月二十五日貸得九百萬元，貸出之金額則用以結清黃耿亮之借款。ｉ○○、林傳國、黃金源向大埔農會所貸之上開九筆各九百萬元貸款，計八千一百萬元，自八十六年一月間起至同年九月間止，本金及利息即分文未還，之後，雖陸續由黃金源設在大埔農會之帳戶內之存款扣繳少部分之利息，然迄八十九年四月二十八日除未付之利息外，仍有八千零九十七萬元之本金未還，而其等所提供作為擔保之土地，實際交易價值僅約四千三百二十七萬一千零七元（起訴書誤為二千七百萬元），顯然不足以清償上揭之鉅額貸款及所積欠之大筆利息，致生損害於大埔農會之財產。
三、案經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暨法務部調查局嘉義縣調查站移送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有罪部分：
一、訊據被告ｉ○○、寅○○、Ｎ○○、Ｃ○○、ｊ○○、黃○○、Ｏ○○、Ｈ○○、Ｑ○○、ｃ○○乙○○、丑○○、癸○○、Ｇ○、Ｍ○○、ｆ○○、ｈ○○、甲○○、丁○○、辛○○、酉○、ｍ○○、宙○○、Ｉ○、Ｊ○○、Ｒ○○、Ｔ○○、Ｗ○○、Ｚ○○、丙○○、己○○、Ｂ○○、Ｋ○○、Ｓ○○、Ｖ○○、Ｙ○○、ａ○○、ｇ○○、庚○○、壬○○、Ｅ○○、Ｆ○○、ｄ○○、ｅ○○、宇○○、Ｌ○○、Ｘ○○、戊○○、亥○○、ｌ○○對於右揭事實一所示之違反農會法事實，雖均坦承於八十二年二月二十二日至關仔嶺景大山莊集體出遊或出席該次餐會之事實，而被告Ｃ○○、黃○○、Ｏ○○、Ｈ○○、Ｑ○○、ｃ○○、乙○○、丑○○、癸○○、Ｇ○、Ｍ○○、ｆ○○、ｈ○○、甲○○、丁○○、辛○○、ｍ○○、Ｉ○、Ｊ○○、Ｒ○○、Ｔ○○、Ｗ○○、Ｚ○○、己○○、Ｂ○○、Ｋ○○、Ｓ○○、Ｖ○○、Ｙ○○、ａ○○、ｇ○○、庚○○、壬○○、Ｅ○○、Ｆ○○、ｄ○○、ｅ○○、宇○○、Ｌ○○、Ｘ○○、戊○○、亥○○、ｌ○○亦均坦承隔日原車由關仔嶺直接回太保農會投票所投完票後，始回家等情，惟被告ｉ○○、寅○○、Ｎ○○、Ｃ○○、ｊ○○、黃○○、Ｏ○○、Ｈ○○、Ｑ○○、ｃ○○均矢口否認有教導如何在選票上作記號、要求須將票投給特定人選，及在選票上作暗記以防跑票，而違反農會法第四十七條之一第二款之犯行；被告Ｑ○○、ｃ○○、乙○○、丑○○、癸○○、Ｇ○、Ｍ○○、ｆ○○、ｈ○○、甲○○、丁○○、辛○○、酉○、ｍ○○、宙○○、Ｉ○、Ｊ○○、Ｒ○○、Ｔ○○、Ｗ○○、Ｚ○○、丙○○、己○○、Ｂ○○、Ｋ○○、Ｓ○○、Ｖ○○、Ｙ○○、ａ○○、ｇ○○、庚○○、壬○○、Ｅ○○、Ｆ○○、ｄ○○、ｅ○○、宇○○、Ｌ○○、Ｘ○○、戊○○、亥○○、ｌ○○亦均矢口否認有對於右揭事實一所示之收受案外人戴水茶之招待至關仔嶺景大山莊免費食宿之不正利益，而按照被告ｉ○○、寅○○及案外人戴水茶之指示，圈選其等所安排之理事候選人即被告Ｎ○○、Ｃ○○、ｊ○○、黃○○、Ｏ○○、Ｈ○○、Ｑ○○、ｃ○○與證人陳秀坤九人之違反農會法第四十七條之一第一款之犯行。
被告ｉ○○辯稱：其未主導該次太保農會理事選舉，且其僅是因案外人省議員黃文峰之小舅子即被告Ｎ○○要選理事，故受案外人黃文峰之託至關仔嶺景大山莊會場致詞，其與被告Ｎ○○在地方上為不同派系，不可能參與規劃被告Ｎ○○為太保農會之理事長，且其未向太保農會借款，反而另向水上農會及大埔農會貸款，足見其並未介入太保農會經營權云云；被告寅○○辯稱：其僅是應案外人戴水茶之邀，到場致意，依案外人戴水茶之行事作風，不可能讓其介入太保農會理事選舉云云；被告Ｎ○○辯稱：其當天係自己開車上去關仔嶺，案外人戴水茶邀請其順便去拜票，其當天晚上吃完飯後，便開車離開，其未出錢招待，其係自己登記參加太保農會理事選舉，不知道會被規劃，且理事是無給職之職位，並無必要爭取，被告ｉ○○只去現場致詞，不久便離開，且若被告ｉ○○介入太保農會經營權，無須另向水上農會與大埔農會貸款，大可逕向太保農會貸款云云；被告Ｃ○○辯稱：係案外人戴水茶邀請其去關仔嶺向代表拜票，其不知亦未問那些代表為何會去關仔嶺，當天其坐遊覽車上去，隔日再坐遊覽車下來，其未出錢，亦不知係由何人負責開支，且其所得之票數為五十七票，作記號之選票僅五十三張，可見並未有作票之情形云云；被告ｊ○○辯稱：是案外人戴水茶邀請其去關仔嶺，其是坐朋友車子前去拜票，隔天亦是坐朋友之車子離開，但忘記朋友為何人，其並未支出費用，被告ｉ○○在吃飯中途有到現場講話，一下子便離開，其不知被告ｉ○○到現場係為何事云云；被告黃○○辯稱：當天是案外人戴水茶邀請其去向代表拜票，其是自己開車去，其拜託完後便離開，其不認識被告ｉ○○，其在場時並未有人前往致詞，而其是第一次出來競選，該次競選並不激烈云云；被告Ｏ○○辯稱：當天是案外人戴水茶邀請其去關仔嶺向代表拜票，當天是其兒子載其前往，當天拜完票後，其便離開，被告ｉ○○是否有去，其不知情，其並未支出費用云云；被告Ｈ○○辯稱：當天是案外人戴水茶邀請其去關仔嶺向代表拜票，其不知那些代表為何要去，其因是第一次參選理事，未認識很多代表，只向
一、二位認識之代表拜票，隔天坐遊覽車下來，當天被告ｉ○○有去，但人很多，不知被告ｉ○○說些什麼，被告ｉ○○不久後便離開，其不知開銷為何人支付，亦未支出費用云云；被告Ｑ○○辯稱：其係第一次參加競選，當天是案外人戴水茶邀請其去遊覽，當時沒說要去那裏，其係在約定之時間地點上車，至現場時，其才知道是卸任之人要感謝代表之支持，其並未支出費用，被告ｉ○○有到現場致詞，是中途吃飯時才到，講一下話後便離開，其未聽清楚被告ｉ○○說些什麼，且到景大山莊之代表僅四十餘人，而作記號之選票有五十三張，顯見並未作票云云；被告ｃ○○辯稱：是案外人戴水茶邀請其前往關仔嶺參加代表之自強活動，其因第一次自己出來參選理事，多數代表不認識，才前去拜票，其係坐遊覽車前去，當天晚上十點多吃完飯，其便僱車回去，被告ｉ○○是在吃飯時上去致詞，約說十分鐘後便離開，是去關心祝福一下而已，祝其當選理事，但其不知被告ｉ○○為何知道其要參選理事，並沒有人教代表如何投票云云；被告乙○○、丑○○、癸○○、Ｇ○、Ｍ○○、ｆ○○、ｈ○○、甲○○、丁○○、辛○○、ｍ○○、宙○○、Ｉ○、Ｊ○○、Ｒ○○、Ｔ○○、Ｗ○○、Ｚ○○、己○○、Ｂ○○、Ｋ○○、Ｓ○○、Ｖ○○、Ｙ○○、ａ○○、ｇ○○、庚○○、壬○○、Ｅ○○、Ｆ○○、ｄ○○、ｅ○○、宇○○、Ｌ○○、Ｘ○○、戊○○、亥○○、ｌ○○均辯稱：因案外人戴水茶要卸任，故招待代表去關仔嶺吃飯，其並未出錢，在關仔嶺沒人教其如何投票或投給何人，其選票係蓋在空格內，並未作暗記云云；被告酉○辯稱：係案外人戴水茶要退休，請大家至關仔嶺吃飯，其並未出錢，其坐遊覽車去，吃完晚飯後，當晚即自行回家，在當場無人向其拜票，亦無人教其將票投給何人，其選票係按規定蓋在空格內。並未作記號云云；被告丙○○辯稱：係案外人戴水茶卸任，要招待大家至關仔嶺吃飯，其由其兄開車載其前往，其並未出錢，吃完晚飯後便離開，在當場無人向其拜票，亦無人教其將票投給何人，其選票係按規定蓋在空格內云云。然查：
（一）案外人戴水茶於太保市農會理事選舉之前一日即八十二年二月二十二日以其要退休之名義，邀請被告Ｑ○○等四十二位新當選且具理事選舉投票權之新當選代表，集體搭乘遊覽車前往關仔嶺景大山莊，免費招待食、宿，隔日又原車由關仔嶺直接回太保農會投票所投完票後始回家之事實，業據被告Ｃ○○、黃○○、Ｏ○○、Ｈ○○、Ｑ○○、ｃ○○、乙○○、丑○○、癸○○、Ｇ○、Ｍ○○、ｆ○○、ｈ○○、甲○○、丁○○、辛○○、ｍ○○、Ｉ○、Ｊ○○、Ｒ○○、Ｔ○○、Ｗ○○、Ｚ○○、己○○、Ｂ○○、Ｋ○○、Ｓ○○、Ｖ○○、Ｙ○○、ａ○○、ｇ○○、庚○○、壬○○、Ｅ○○、Ｆ○○、ｄ○○、ｅ○○、宇○○、Ｌ○○、Ｘ○○、戊○○、亥○○、ｌ○○於本院審理時供承不諱。查案外人戴水茶於太保農會理事選舉之前一日邀請具有理事選舉權之新當選之太保農會第十二屆代表搭乘遊覽車集體至關仔嶺景大山莊，免費招待食宿，隔日又原車集體返回太保農會投票後始離開，所邀請之人主要均係太保農會之新當選代表，衡諸常情，該次集體出遊雖以歡送案外人戴水茶退休為名義，惟其實際目的係為隔日太保農會理事選舉之綁樁與防止跑票，至為灼然。
（二）被告ｉ○○辯稱：其未主導該次太保農會理事選舉，其僅是因案外人省議員黃文峰之小舅子即被告Ｎ○○要選理事，故受案外人黃文峰之託至關仔嶺景大山莊會場致詞而已，其與被告Ｎ○○在地方上為不同派系，不可能參與規劃被告Ｎ○○為太保農會之理事長，且其亦未向太保農會借款，足見其並未介入掌握太保農會之經營權云云；被告寅○○雖辯稱：其僅是應案外人戴水茶之邀，到場致意，依案外人戴水茶行事作風，不可能讓其介入云云。惟據被告Ｘ○○於八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偵查中以證人身分證稱：「（問：當時在關仔嶺有看到ｉ○○嗎？）有看到ｉ○○，ｉ○○在會議室主持模擬投票的作業。」、「一個人可投九票，我照我的意思投一票給卯○○，另外投票是照ｉ○○指示去投票給某人，ｉ○○當時有帶細漢兄弟（台音）在場，當時ｉ○○做議會副議長。」「是坐ｉ○○僱用的遊覽車去的」、「（問：你回來投票時，ｉ○○在場嗎？）ｉ○○在場觀禮台看」等語（見八十五年度偵字第七五二六號卷一第一二六頁）；被告Ｖ○○於八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偵查中以證人身分證稱：「是ｉ○○叫我們去的，叫人來叫我們去，是
ｉ○○的細漢兄弟（台音）來說ｉ○○叫你去，沒有說要去何處」、「對方口氣並不兇，對我說他大哥叫我去」、「中午去到關仔嶺，看到農會代表陸陸續續來到關仔嶺，第二天ｉ○○出面說農會選理、監事要聽他的安排，說給他安排可以嗎？：：：」、「我原來要選給卯○○，後來ｉ○○要我選給他安排的人選，我不敢違背他的指示。」、「在假投票當中有幾個人沒照ｉ○○的意思投票，被叫到旁邊，是否有被修理，我沒有看到，假投票演練二次。」、「ｉ○○有一份內有名單，要我們按他指示投票，並在選票上做暗號，蓋圈選章。」、「在關仔嶺回來時，他說誰漏一票他都知道，叫我們要按他意思投票。」等語（見八十五年度偵字第七五二六號卷一第一三二頁起至第一三三頁止）；被告庚○○於八十八年十月五日偵查中以證人身分證稱：「ｉ○○有去吃飯致詞，且有人教導我們投票時要做記號：：：」、「當時是一堆人，有前任總幹事及前任理事長及前任縣議員呂朝雄（應為寅○○）叫我們要團結，選票要做記號」等語（見八十八年度偵緝字第二四六號卷一第二三六頁背面至二三七頁）；被告ｄ○○於八十八年十月五日偵查中以證人身分證稱：「：：：當時是前任總幹事、前任理事長及前縣議員寅○○要求我們要團結，並於選票上做記號，免得跑票」等語（見八十八年度偵緝字第二四六號卷一第二四三頁）；而被告甲○○、丁○○、Ｉ○、Ｊ○○、Ｗ○○、Ｂ○○、Ｓ○○、Ｖ○○、Ｙ○○、ｇ○○於八十八年十月五日偵查中及被告亥○○、戊○○於八十八年十月二十八日偵查中以證人身分均證稱：晚上ｉ○○有到飯店來跟我們說大家要有地方合作性，明天選舉理事要團結一點，不可有事情等語（見八十八年度偵緝字卷一第一七七頁背面、第一七九頁背面、第二０一頁背面、第二０三頁背面、第二０九頁背面、第二一九頁背面、第二二三頁背面、第二二五頁背面、第二二七頁背面、第二三０頁背面；卷二第五三七頁背面、第五四一頁）。綜合上述證言，足認被告ｉ○○、寅○○與已死亡之午○○、戴水茶確有主導本件集體出遊，對於有選舉權之被告Ｑ○○、ｃ○○、乙○○、丑○○、癸○○、Ｇ○、Ｍ○○、ｆ○○、ｈ○○、甲○○、丁○○、辛○○、酉○、ｍ○○、宙○○、Ｉ○
、Ｊ○○、Ｒ○○、Ｔ○○、Ｗ○○、Ｚ○○、丙○○、己○○、Ｂ○○、Ｋ○○、Ｓ○○、Ｖ○○、Ｙ○○、ａ○○、ｇ○○、庚○○、壬○○、Ｅ○○、Ｆ○○、ｄ○○、ｅ○○、宇○○、Ｌ○○、Ｘ○○、戊○○、亥○○、ｌ○○四十二人及已死亡之葉江海、陳土柱與九位不詳姓名之成年新當選之太保農會代表，交付不正利益，而約定其等選舉權為之一定行使，並演練在選票上做暗記之假投票進而在投票時集體舞弊之犯行。雖被告Ｘ○○、Ｖ○○、庚○○、ｄ○○、甲○○、丁○○、Ｉ○、Ｊ○○、Ｗ○○、Ｂ○○、Ｓ○○、Ｙ○○、ｇ○○、亥○○及戊○○嗣後於偵查中以被告身分接受偵訊時及本院審理時均翻異其等前所為之證詞，改稱：在關仔嶺時並未被要求投給特定人選，亦無人教其等在選票上作暗記以防跑票，被告ｉ○○只是去致詞一下便離開，隔日投票時亦未在選票上作暗記云云，惟其等上開供述，因其等已被列為被告，供詞難免避重就輕，尚難採信。次查，被告Ｎ○○雖於偵查中及本院審理時亦供稱：其與被告ｉ○○不同派系，被告ｉ○○與本案無關云云，惟案外人戴水茶擔任太保農會總幹事多年，其地方人脈當十分充沛，歡送其退休之聚餐，理應會有相當多之地方民代與官員人士出席，而案外人戴水茶卻於太保農會第十二屆理事選舉之前一日，在以具有選舉權之新當選之太保農會代表為主之餐會場合，僅邀請時任嘉義縣議會副議長之被告ｉ○○、與時任嘉義縣議會議員之被告寅○○出席，其欲透過被告ｉ○○與被告寅○○在地方上之政治勢力，而鞏固選票，防止跑票，進而影響該次理事選舉之意圖至為明顯，被告ｉ○○與被告寅○○以其等從政之經歷，對此應無諉為不知之理。而被告ｉ○○於本院審理時亦自承：因被告Ｎ○○為案外人即前省議員黃文峰之小舅子，因被告Ｎ○○要競選太保農會理事長，故其受案外人黃文峰之託，前去關仔嶺景大山莊，顯見被告ｉ○○確有幫助被告Ｎ○○競選太保農會理事長之意思，被告Ｎ○○上開供詞屬迴護被告ｉ○○之詞，難以採信。又按在臺灣之選舉運作中，農會為地方之重要樁腳，尤其在農業縣市之地方性選舉中，農會之地位舉足輕重。查嘉義縣為以農業為主之傳統農業縣，被告ｉ○○與被告寅○○均為嘉義縣之民意代表，依常理判斷，其對於掌握農會之人脈與介入農會選舉，擴大自己政治影響力之機會，應無拒絕之理，是不能僅以被告ｉ○○於八十二年後未曾向太保農會借款即認其並未介入太保農會理事選舉。且地方派系雖會造成不同派系掌握不同之政治資源，惟此並非絕對，基於利益考量，政治資源之重組亦非不可能，因此，被告ｉ○○、寅○○與被告Ｎ○○之黨派與派系雖不相同，惟此並不足以作為被告ｉ○○、寅○○不介入太保農會理事選舉之依據。被告ｉ○○、寅○○前開所辯應屬事後卸責之詞，不足採信。
（三）太保農會該屆理事選舉，有二十二人參選，應選出九席理事，此有該屆選舉之選票六十一張及會員代表大會選票封扣案可稽，其競爭難謂不激烈。被告Ｎ○○於本院審理時供稱：其不知案外人戴水茶有否規劃理事人選，去關仔嶺只是去拜票，其自行開車前往，吃完飯便回家，其對選票作記號之事並不知情，且理事為無給職，並無競爭之必要云云（見本院卷卷一第二二四頁背面至第二二五頁、卷三第六八三頁、卷四第九四四、九九九頁）；被告Ｃ○○於本院供稱：其係自行登記參選，去關仔嶺只是去拜票，其對選票作記號之事並不知情，且其得票為五十七票，與作記號選票為五十三張不符，顯見並未作票云云（見本院卷卷一第二二五頁背面、卷三第六七九頁、卷四第九四五頁）；被告黃○○於本院審理時供稱：其係為服務農民始自行參選，去關仔嶺只是去拜票，其自行開車前往，吃完飯便回家，其對選票作記號之事並不知情，該次選舉並不激烈云云（見本院卷卷一第二二七頁背面、卷三第六八一頁、卷四第九四七頁）；被告ｊ○○於本院審理時供稱：其係因案外人戴水茶之邀請去關仔嶺，其在關仔嶺有拜票，其吃完飯便回家，其對選票作記號之事並不知情，而太保農會理事，慣例上每個村莊均會有規劃之人選云云（見本院卷卷一第二二六頁背面至第二二七頁、卷三第六八０頁、卷四第九四六頁背面）；被告Ｏ○○於本院審理時供稱：其係因案外人戴水茶之邀請而去關仔嶺，其在關仔嶺有拜票，其兒子開車載其前往，吃完飯便回家，其對選票作記號之事並不知情云云（見本院卷卷一第二二八頁、卷三第六八一頁、卷四第九四七頁背面）；被告Ｈ○○於本院審理時供稱：其係因案外人戴水茶邀請去關仔嶺去拜票，其對選票作記號之事並不知情，且太保農會理事選舉，每個較大之村莊均會推出人選云云（見本院卷卷一第二二四頁背面至第二二五頁、卷三第六八二頁背面至六八三頁、卷四第九四九頁）；被告Ｑ○○於本院供稱：其係因案外人戴水茶之邀請，始去關仔嶺，其在關仔嶺有拜票，其對選票作記號之事並不知情，且作記號之選票為五十三張，上去關仔嶺之代表只有四十餘人，顯然與作票無關云云（見本院卷卷一第二二六頁、卷三第六七九頁背面、卷四第九四五頁背面）；被告ｃ○○於本院審理時供稱：其係自行參選，其受案外人戴水茶之邀坐遊覽車去關仔嶺聚餐並拜票，當晚便回來，其對選票作記號之事並不知情，且理事選舉並無競爭云云（見本院卷卷一第二二八頁背面、卷三第六八二頁、卷四第九四八頁）；惟被告Ｎ○○於偵查中供稱：「是二十二位候選人登記完後，就由戴水茶運作協調我們這九位當選為理事，以便能順利聘任楊文雄為總幹事，除了陳秀坤因與競爭對手卯○○為同村庄，礙於情面而沒有到景大山莊外，其餘我們八人都有到景大山莊去拜票，但沒有安排演練他們在選票上作記號，因當時卯○○要競選為理事長：：：」等語（見八十八年度偵緝字第二四六號卷二第七一八頁背面至第七一九頁）；被告Ｃ○○於偵查中供稱：「是戴水茶來叫我們（理事）候選人到關仔嶺景大山莊去拜票，但我不知道他們有演練在選票上作暗記。」、「是戴水茶運作協調我們九人當選理事，以便順利聘請楊文雄為總幹事。」等語（見八十八年度偵緝字第二四六號卷二第七一八頁背面至第七一九頁）；被告黃○○於偵查中供稱：「是戴水茶協調運作我們九位候選人當選理事，以便順利聘請楊文雄為總幹事，而且也是由戴水茶安排我們到景大山莊去拜票，除了陳秀坤以外，其餘八人都有到景大山莊去拜票，我不知道選票會作暗記。」等語（見八十八年度偵緝字第二四六號卷二第七二七頁背面至第七二八頁）；被告ｊ○○於偵查中供稱：「是戴水茶協調運作我們九位候選人當選理事，是戴水茶通知我們到景大山莊去拜票的，但不知他們會在選票上作暗記。」等語（見八十八年度偵緝字第二四六號卷二第七二五頁背面至第七二六頁）；被告Ｏ○○於偵查中供稱：「是戴水茶運作協調我們這九位候選人去景大山莊向代表拜票，我不知道選票會作記號。」、「除了陳秀坤以外，我們其餘八位都有去景大山莊拜票。」等語（見八十八年度偵緝字第二四六號卷二第七二九頁背面至第七三０頁）；被告Ｈ○○於偵查中供稱：「是戴水茶叫我們九位候選人到景大山莊拜票，所以我有去景大山莊拜票。我不知道選票會作暗記。」等語（見八十八年度偵緝字第二四六號卷二第七三五頁背面至第七三六頁）；被告Ｑ○○於偵查中供稱：「是戴水茶運作協調我們這九位候選人當選理事，以便順利楊文雄當選為總幹事。我不知道選票會作暗記及排練。」、「是戴水茶安排我們一定要到景大山莊向五十二（五十三）位代表拜票，所以只有陳秀坤因與卯○○為同村莊外沒有去，其他八位都有去拜票。」等語（見八十八年度偵緝字第二四六號卷二第七二三頁背面至第七二四頁）；被告ｃ○○於偵查中供稱：「是戴水茶運作協調我們這九位候選人當選理事，以便順利聘任楊文雄為總幹事。而且戴水茶叫我們九位候選人到景大山莊去拜票，除了陳秀坤以外，我們其於八位都有到景大山莊去拜票。」、「我不知道為何會作暗記」等語（見八十八年度偵緝字第二四六號卷二第七三三頁背面至第七三四頁）。被告Ｎ○○、Ｃ○○、黃○○、ｊ○○、Ｏ○○、Ｈ○○、Ｑ○○及ｃ○○於偵查中與本院審理時之供述前後顯有不同，惟參酌上開被告Ｎ○○等八人於偵查中之供詞與證人即理事候選人陳秀坤於偵查中亦證稱：其當時因證人卯○○要競選太保農會理事長，而其與證人卯○○同村莊，因此才沒有去景大山莊向代表們拜票等語（見八十八年度偵字第二四六號卷二第七三二頁），足見案外人戴水茶以其要退休為由，邀請太保農會新當選之代表乙○○等人至關仔嶺景大山莊招待食宿，主要目的係為固票及讓其所規劃之理事候選人即被告Ｎ○○、Ｃ○○、黃○○、ｊ○○、Ｏ○○、Ｈ○○、Ｑ○○及ｃ○○與證人陳秀坤九人從事相關之競選活動。又農會理事雖為無給職，惟其能決定農會經營方針，且可互選理事長、聘任農會總幹事，故掌握理事之席次，等於實質掌握農會經營權，甚至會影響農會在選舉時之政治走向，自難僅因理事非有給職，即謂理事選舉無競爭之必要。另農會理事選舉為地方封閉性之選舉，投票人投票之意向多繫於與候選人之私誼，故人際關係較廣之候選人，其當選較為容易。且該次太保農會選舉係採無記名連記法，每一位投票人可在選票上圈選九位理事候選人，依常理判斷，此種投票方法將造成投票人圈選同一位候選人之機率降低，若未經事先規劃、運作，當選與落選之候選人間，票數應不致相差過於懸殊。被告Ｎ○○、Ｑ○○、黃○○、ｃ○○係第一次參加太保農會理事之選舉，此業據被告Ｎ○○、Ｑ○○、黃○○、ｃ○○於本院審理時供承在卷（見本院卷一第三二五頁、第二二六頁背面、第二二七頁背面、第二二九頁），其等既係第一次參選，人際關係不廣，於二十二位候選人選出九位理事之激烈選舉中獲勝，本屬不易。而被告Ｎ○○、Ｑ○○、黃○○與ｃ○○不僅第一次參選即當選理事，且當選之票數依序為四十九票、五十三票、四十九票與四十六票，超出當選候補理事之地○○（二十九票）、黃啟讀（十六票）、傅振銘（十票）及卯○○（八票）甚多，有會員代表大會選票封一份扣案可稽，衡諸常情，此若非背後有地方派系之大力支持及精細之協調運作，實難以致之。再參以案外人戴水茶於二十二位理事候選人中，僅安排被告Ｎ○○、Ｃ○○、黃○○、ｊ○○、Ｏ○○、Ｈ○○、Ｑ○○、ｃ○○及證人陳秀坤九位理事候選人前往關仔嶺景大山莊向代表拜票（其中證人陳秀坤因故未前往），而該九人之得票數依序為四十九票、五十七票、四十九票、四十九票、五十一票、四十七票、五十三票、四十六票及五十一票，均以極高之票數當選，超出競爭對手甚多，顯見該九人確實係案外人戴水茶所規劃之理事人選。從上述各情相互參證，被告Ｎ○○、Ｃ○○、黃○○、ｊ○○、Ｏ○○、Ｈ○○、Ｑ○○、ｃ○○及證人陳秀坤九人應為被告ｉ○○、寅○○、午○○與案外人戴水茶所規劃、支持之候選人。被告Ｎ○○、Ｃ○○、ｊ○○、黃○○、Ｏ○○、Ｈ○○、Ｑ○○、ｃ○○八人既係被告ｉ○○、寅○○、午○○與案外人戴水茶所安排欲求全數當選之理事候選人，且亦參加太保農會新當選代表之關仔嶺為隔日理事選舉之固票所策劃之集體出遊活動，並實際在該演練做暗記之假投票場合向每位有選舉權人拜票，而選舉之結果，其等亦因被告Ｑ○○、ｃ○○、乙○○、丑○○、癸○○、Ｇ○、Ｍ○○、ｆ○○、ｈ○○、甲○○、丁○○、辛○○、酉○、ｍ○○、宙○○、Ｉ○、Ｊ○○、Ｒ○○、Ｔ○○、Ｗ○○、Ｚ○○、丙○○、己○○、Ｂ○○、Ｋ○○、Ｓ○○、Ｖ○○、Ｙ○○、ａ○○、ｇ○○、庚○○、壬○○、Ｅ○○、Ｆ○○、ｄ○○、ｅ○○、宇○○、Ｌ○○、Ｘ○○、戊○○、亥○○、ｌ○○四十二人，依指示在選票上做暗記，得以擊敗對方派系而全數高票當選，足見被告Ｎ○○、Ｃ○○、ｊ○○、黃○○、Ｏ○○、Ｈ○○、Ｑ○○、ｃ○○與被告ｉ○○、寅○○、午○○及戴水茶在主導本件集體出遊、演練在選票上做暗記之假投票進而在投票時集體舞弊之犯行，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被告Ｎ○○、Ｃ○○、ｊ○○、黃○○、Ｏ○○、Ｈ○○、Ｑ○○、ｃ○○八人前開所為於偵查中及本院審理時所為其等不知該次理事選舉有作票情形之供詞，尚難採信。
（四）被告Ｑ○○、ｃ○○、乙○○、丑○○、癸○○、Ｇ○、Ｍ○○、ｆ○○、ｈ○○、甲○○、丁○○、辛○○、酉○、ｍ○○、宙○○、Ｉ○、Ｊ○○、Ｒ○○、Ｔ○○、Ｗ○○、Ｚ○○、丙○○、己○○、Ｂ○○、Ｋ○○、Ｓ○○、Ｖ○○、Ｙ○○、ａ○○、ｇ○○、庚○○、壬○○、Ｅ○○、Ｆ○○、ｄ○○、ｅ○○、宇○○、Ｌ○○、Ｘ○○、戊○○、亥○○、ｌ○○雖均辯稱：其等選票均依規定圈選於空格內，並未作暗記云云；而被告Ｃ○○亦辯稱：其所得之票數為五十七票，作記號之選票僅五十三張，可見並未有作票之情形云云；被告Ｑ○○亦辯稱：到景大山莊之代表僅四十餘人，而作記號之選票有五十三張，顯見並未作票云云。惟太保農會第十二屆理、監事選舉之選票，經本院勘驗之結果，六十一張理事選票中，以選舉章蓋在理事候選人Ｎ○○處作為暗記之選票共有五張，其中蓋在Ｎ○○姓名第一、三字處各一張，蓋在姓名第一及第二字處與第一、二、三字處之選票各一張，蓋在號碼欄處之選票一張；選舉章蓋在理事候選人Ｃ○○處作為暗記之選票共有三張，其中蓋在Ｃ○○姓名第二字處之選票一張，姓名三字處全蓋之選票一張，蓋在號碼欄處之選票一張；選舉章蓋在理事候選人Ｑ○○處作為暗記之選票共有四張，其中蓋在Ｑ○○姓名第一、二、三字處之選票各一張，蓋在號碼欄處之選票一張；選舉章蓋在理事候選人ｊ○○處作為暗記之選票共有四張，其中蓋在ｊ○○姓名第二、三字處之選票各一張，蓋在ｊ○○姓名第一及第二字處之選票一張，蓋在號碼欄處之選票一張；選舉章蓋在理事候選人黃○○處作為暗記之選票共有四張，其中有三張分別蓋在黃○○姓名第一、二、三字處，一張在黃○○姓名三字上均蓋選舉章；選舉章蓋在理事候選人Ｏ○○處作為暗記之選票共有四張，其中蓋在Ｏ○○姓名第一、二、三字處之選票各一張，蓋在號碼欄處之選票一張；選舉章蓋在理事候選人ｃ○○處作為暗記之選票共有四張，分別蓋在ｃ○○姓名第一、二、三字及號碼欄處；選舉章蓋在理事候選人Ｈ○○處作為暗記之選票共有六張，其中蓋在Ｈ○○姓名第一、二、三字處之選票各一張，蓋在姓名第一及第二字處與姓名三字處全蓋之選票各一張，蓋在號碼欄處之選票一張；選舉章蓋在理事候選人陳秀坤處作為暗記之選票共有四張，其中蓋在陳秀坤姓名第一、二、三字處之選票各一張，蓋在號碼欄處之選票一張；選舉章蓋在理事候選人地○○處作為暗記之選票共有七張，其中蓋在地○○姓名第一、二、三字處之選票各一張，蓋在地○○姓名第一及第二字處、第一及第三字處之選票及姓名三字處全蓋之選票各一張，蓋在號碼欄處之選票一張；選舉章蓋在理事候選人黃啟讀處作為暗記之選票共有八張，其中蓋在黃啟讀姓名第一、二、三字處之選票各一張，蓋在黃啟讀姓名第一及第二字處、第一及第三字處之選票及姓名三字處全蓋之選票各一張，蓋在號碼欄處之選票一張，另有一張蓋在黃啟讀姓名第一字處與候選人地○○之號碼欄處。由上開五十三張理事選票所作暗記具有規律性之記載方式，且有五十三種組合，無一重複之情形觀之，難認上開暗記係投票人無特定目的錯蓋選舉章之行為，而該次同時選舉之監事之六十一張選票，均未出現在規定之圈選格子外的其他地方多蓋圈選章之暗記，有勘驗筆錄一份附於本院卷可稽（見卷三第六五二至六五四頁），並有太保農會第十二屆監事選舉選票六十一張扣案可憑，益徵太保農會該屆理事選舉確有以於理事選票作暗記之方法而約定為其等選舉權為一定行使之情事存在。且該次太保農會理事選舉僅有八張選票未作暗記，亦即作暗記之選舉權人有五十三人，而本件公訴人所起訴之被告，除被告ｉ○○、寅○○、午○○、Ｎ○○、Ｃ○○、ｊ○○、黃○○、Ｏ○○及Ｈ○○均非該屆太保農會新當選之代表而未具選舉權外，有領取該屆太保農會理事選舉選票參與選舉之被告Ｑ○○、ｃ○○、乙○○、丑○○、癸○○、Ｇ○、Ｍ○○、ｆ○○、ｈ○○、甲○○、丁○○、辛○○、酉○、ｍ○○、宙○○、Ｉ○、Ｊ○○、Ｒ○○、Ｔ○○、Ｗ○○、Ｚ○○、丙○○、己○○、Ｂ○○、Ｋ○○、Ｓ○○、Ｖ○○、Ｙ○○、ａ○○、ｇ○○、庚○○、壬○○、Ｅ○○、Ｆ○○、ｄ○○、ｅ○○、宇○○、Ｌ○○、Ｘ○○、戊○○、亥○○、ｌ○○有四十二位，占選舉人之絕對多數，與太保農會該次理事選舉未作暗記之理事選票僅有八張，二者間差距甚大，此有太保市農會第十二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理監事及出席上級農會代表選舉人名冊一份附於本院卷可稽（見卷一第一四八頁），且上開五十三張選票作暗記之位置有十一處，雖與太保農會該屆理事席位僅為九人之情形不符，惟案外人戴水茶所規劃之九位理事候選人即被告Ｎ○○、Ｃ○○、ｊ○○、黃○○、Ｏ○○、Ｈ○○、Ｑ○○、ｃ○○及證人陳秀坤九人之欄位均作有暗記，而被告Ｎ○○、Ｃ○○、ｊ○○、黃○○、Ｏ○○、Ｈ○○、Ｑ○○、ｃ○○及證人陳秀坤九人亦均依照案外人戴水茶之規劃，高票當選為理事，囊括太保農會該屆理事席位之全部，顯見選票上之暗記確實與被告Ｑ○○等四十二人有關。參以被告Ｑ○○、ｃ○○、乙○○、丑○○、癸○○、Ｇ○、Ｍ○○、ｆ○○、ｈ○○、甲○○、丁○○、辛○○、酉○、ｍ○○、宙○○、Ｉ○、Ｊ○○、Ｒ○○、Ｔ○○、Ｗ○○、Ｚ○○、丙○○、己○○、Ｂ○○、Ｋ○○、Ｓ○○、Ｖ○○、Ｙ○○、ａ○○、ｇ○○、庚○○、壬○○、Ｅ○○、Ｆ○○、ｄ○○、ｅ○○、宇○○、Ｌ○○、Ｘ○○、戊○○、亥○○、ｌ○○四十二人均自承於投票前一日均參加關仔嶺之集體旅遊，由戴水茶出資免費招待食、宿，隔日又集體前往太保農會投票，投票之後始離開之情，被告Ｑ○○等四十二人應確有收受不正利益而許以其等選舉權為一定行使之行為，其等所為未將選票蓋在姓名或號碼欄內之辯解，應屬空言否認之詞，尚難採信。又太保農會該次理監事選舉係採無記名連記法，每一位投票人可圈選九位候選人，被告Ｃ○○所得之票數為五十七張，超過作暗記之選票五十三張，此僅可說明尚有四張未作記號選票之投票人亦圈選被告Ｃ○○，不足以據此推論該次理事選舉之選票未作記號。再者作暗記之選票有五十三張，而經公訴人認有至關仔嶺景大山莊遭起訴之太保農會新當選代表即被告Ｑ○○、ｃ○○、乙○○、丑○○、癸○○、Ｇ○、Ｍ○○、ｆ○○、ｈ○○、甲○○、丁○○、辛○○、酉○、ｍ○○、宙○○、Ｉ○、Ｊ○○、Ｒ○○、Ｔ○○、Ｗ○○、Ｚ○○、丙○○、己○○、Ｂ○○、Ｋ○○、Ｓ○○、Ｖ○○、Ｙ○○、ａ○○、ｇ○○、庚○○、壬○○、Ｅ○○、Ｆ○○、ｄ○○、ｅ○○、宇○○、Ｌ○○、Ｘ○○、戊○○、亥○○、ｌ○○，雖總計僅為四十二人與作暗記之票數不符，惟此僅足以證明尚除曾至關仔嶺而已死亡之葉江海、陳土柱二人外，尚有九位參與作票行為之新當選代表未經查出，並無法據此推論該五十三張選票之暗記非被告Ｑ○○等四十二人所為，是
被告Ｃ○○、Ｑ○○前開所辯，並無法推論上開五十三張理事選票上之記號並非暗記，且亦不足以推論該作記號之五十三張選票與被告Ｑ○○等四十二人無關，是被告Ｃ○○、Ｑ○○前開辯解尚非可採。另公訴人於偵查中雖對上開理事與監事選票進行勘驗，並制有勘驗筆錄一份、拍攝之照片一冊及勘驗時之錄影帶一捲附於偵查卷可查（見八十八年偵緝字第二四六號卷一第八七至八八頁）；惟公訴人所制作勘驗筆錄之勘驗結果欄（三）③記載：「六號黃○○三張（多蓋一處二張，多蓋三處一張）」有誤；本院勘驗之結果蓋在六號黃○○之姓名與號碼欄內作為暗記之選票應有四張，多蓋一處三張，多蓋三處一張，附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被告ｉ○○、寅○○、Ｎ○○、Ｃ○○、ｊ○○、黃○○、Ｏ○○、Ｈ○○、Ｑ○○、ｃ○○、乙○○、丑○○、癸○○、Ｇ○、Ｍ○○、ｆ○○、ｈ○○、甲○○、丁○○、辛○○、酉○、ｍ○○、宙○○、Ｉ○、Ｊ○○、Ｒ○○、Ｔ○○、Ｗ○○、Ｚ○○、丙○○、己○○、Ｂ○○、Ｋ○○、Ｓ○○、Ｖ○○、Ｙ○○、ａ○○、ｇ○○、庚○○、壬○○、Ｅ○○、Ｆ○○、ｄ○○、ｅ○○、宇○○、Ｌ○○、Ｘ○○、戊○○、亥○○、ｌ○○所辯，顯係事後卸責之詞，不足採信。本件事證明確，其等違反農會法之犯行均堪認定。
二、訊據被告ｉ○○對於右揭事實二所示之大埔農會超貸背信事實，固坦承因其與另案被告黃金源、案外人林傳國購買沙坑段土地需要資金，於八十三年十月間，在其服務處曾對另案被告白鷹傑表示另案被告黃金源要以上開南新段土地向大埔農會貸款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共同背信之犯行，並辯稱：
被告ｉ○○雖辯稱：向大埔農會貸款係由另案被告黃金源及案外人林傳國（已死亡）處理，其只負責繳利息，其對以人頭貸款並不知情，且另案被告白鷹傑與另案被告黃金源本即認識，其未告知另案被告白鷹傑要貸多少，且用以貸款之土地已列入重劃區，土地已漲價，其未超貸，所有貸款均依規定辦理云云。經查：
（一）被告ｉ○○與另案被告黃金源透過大埔農會總幹事白鷹傑之安排與協助，提供上開十筆土地為擔保，由被告ｉ○○與案外人林傳國尋找李天松、劉敬忠
、黃三義、莊振庸、陳潘冷、黃俐文、林傳旺、黃耿亮、游崇智九位人頭，再由另案被告白鷹傑協助上開九位人頭取得其與另案被告許銘勳、證人何憲二所出具之戶長同意書，將上開九位貸款人頭之戶籍分別遷入嘉義縣大埔鄉右開住所，並向大埔農會申請貸款，嗣另案被告白鷹傑則指示另案被告劉玫玲以每戶需貸九百萬元，再以「反推」方式估算供擔保土地之估價，貸得八千一百萬元。後因案外人黃耿亮將戶口遷出嘉義縣大埔鄉，被告ｉ○○與另案被告黃金源遂再找尋人頭戶黃振堪，由另案被告白鷹傑指示另案被告許銘勳出具戶長同意書，將另案被告黃振堪之戶籍遷入嘉義縣大埔鄉右開住所，並指示另案被告許銘勳引用原先估價不實之案外人黃耿亮不動產估價調查報告表，直接將借戶姓名欄所載之「黃耿亮」更改為「黃振堪」，亦借款九百萬元，承受原案外人黃耿亮之借款九百萬元。所貸得之八千一百萬元均轉入另案被告黃金源設於大埔農會之帳戶，再轉入其設於臺灣省合作金庫嘉義支庫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後，再由其自上開合作金庫嘉義支庫帳戶領出供被告ｉ○○等人投資週轉用之事實，業據另案被告劉玫玲、許銘勳另案於嘉義縣調查站訊問時、偵查中及本院審理時，另案被告林玉枝於嘉義縣調查站訊問時供承不諱，核與另案被告黃金源另案於嘉義縣調查站訊問時、偵查中與本院審理時所供述之情節大致相符，復有臺灣省合作金庫嘉義支庫八十七年九月九日合金嘉營字第三七三四號函一份及所附臺灣省合作金庫各類存款分戶交易明細表、匯款單取款憑條、支出與收入傳票、現金支出傳票及一次提領現鈔新臺幣壹百萬元以上客戶名單備查簿影本計四十一份附於本院卷（見八十七年訴字第三三二號第一八九頁至二三一頁）可稽。且另案被告白鷹傑於本院另案審理時亦自承：被告ｉ○○之貸款人頭另案被告黃三義、李天松、林傳旺、及劉敬忠四人之戶籍，係持其所出具之戶長同意書始能遷入其位於嘉義縣大埔鄉大埔一五二號住所，進而取得大埔農會會員資格，向大埔農會申請貸款；其有向證人何憲二取得戶長同意書將被告ｉ○○之貸款人頭戶陳潘冷及莊振庸遷入何憲二位於嘉義縣大埔鄉大埔二八九號之住所內等語（見八十七年度訴字第三三二號卷一第一四九頁背面至一五０頁），而另案被告許銘勳亦於本院另案審理時供稱：貸款人頭戶黃俐文、黃耿亮、游崇智及黃振堪四人均係另案被告白鷹傑拿上開四人之印章、身分證要其將上開四人之戶籍遷至其位於嘉義縣大埔鄉大埔二八九號之住處等語（見八十七年度訴字第三三二號卷一第一四三頁、第二三八頁背面），並有戶籍謄本影本十份附於偵查卷足資佐證（見八十七年度偵字第九六五號偵卷第一八至二七頁）。雖證人何憲二於本院另案審理時證稱：其未出具戶長同意書予另案被告白鷹傑，案外人莊振庸找其出具戶長同意書，其認為太麻煩，故自己去辦，先辦案外人莊振庸部分，再辦另案被告陳潘冷部分，遷入係其去辦理云云，惟由卷附之案外人莊振庸、另案被告陳潘冷之戶籍謄本記載觀之，該二人之戶籍均係於八十四年三月九日遷入證人何憲二之住所，顯與證人何憲二供稱：其係先辦案外人莊振庸部分，再辦另案被告陳潘冷部分之情形有間，故證人何憲二之證言尚非全可採信，且另案被告陳潘冷與案外人莊振庸二人係透過另案被告白鷹傑向證人何憲二取得戶長同意書後，由另案被告黃金源持以辦理遷戶籍事宜等情，業據另案被告白鷹傑、黃金源於本院另案審理時供承在卷（見八十七年度訴字第三三二號卷三第一五０頁、第一四七頁、第二五五頁背面），故案外人莊振庸與另案被告陳潘冷均係另案被告黃金源透過另案被告白鷹傑之協助，向證人何憲二取得戶長同意書後，將二人之戶籍遷入證人何憲二位於嘉義縣大埔鄉右開住所。而另案被告黃金源於本院另案審理時供稱：係另案被告白鷹傑對其說明要辦貸款需先遷戶口成為會員，且另案被告白鷹傑出具戶長同意書給其，目的即是在辦貸款等語，顯見另案被告白鷹傑於本案大埔農會之超貸案係基於主導之地位。是被告ｉ○○、另案被告黃金源與另案被告白鷹傑主導本案大埔農會之貸款案，彼此間顯有犯意聯絡。
（二）依大埔農會受理不動產抵押及不動產估價辦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三款之規定，擔保放款值最高以時價扣除增值稅後之百分之九十貸放為準，此有大埔農會受理不動產抵押及不動產估價辦法一份附於偵查卷可憑（見八十六年度偵字第七七三四號偵查卷第九九頁）。查另案被告黃金源於嘉義縣調查站訊問時先則供稱：被告ｉ○○與我合夥（我僅占十分之一）於八十三年十一月以每坪約一萬元價格買得南新段第二四八、二四九、五四二、七一二、八七八、八七九及九二三號土地云云；惟其後於嘉義縣調查站訊問時又供稱：南新段第二四八、二四九、五四二、七一二號四筆土地，八十三年公告現值依序為每平方公尺一千三百八十元、一千三百八十元、二千二百元及五百六十元不等，實際交易價格約為每平方公尺一萬五千元左右；南新段第八七八、八七九號土地，八十三年公告現值均為每平方公尺五百六十元，實際交易價格約為每平方公尺三千元左右；沙坑段第二二一、二二二、六二九之一號土地，八十三年公告現值均為每平方公尺三百五十元，實際交易價格約為每平方公尺一千八百元左右；南新段第九二三號農地，係於八十四年三月一日底完成買賣登記，面積為五千二百七十九點八九平方公尺約合一千五百六十坪，成交價約一千四百餘萬元等情（見八十六年度他字第三五六號偵卷第二十二頁背面、第二十三頁、第六十二頁背面至第六十三頁）。而證人即出售上開供擔保之南新段第二四八、二四九、五四二、七一二、八七八、八七九號六筆土地及未供擔保之南新段第七一五、七一八號二筆土地，合計八筆土地予被告ｉ○○、另案被告黃金源、案外人林傳國之案外人盧啟祐之胞兄盧啟煌到庭證稱：其係利用案外人其弟盧啟祐之名字向糖廠標得上開八筆南新段土地，之後又將該八筆土地以一千一百萬元之價格賣給另案被告黃金源，價格係以總坪數計算，並未計算每坪之價格等語（見八十七年度訴字第三三二號卷卷三第七０六頁背面），並有買賣契約書影本一份、土地登記簿謄本八份附於本院八十七年度訴字第三三二號卷可稽（見卷三第七０八頁、第七一二至七二九頁）。依該買賣契約書與土地登記簿謄本之內容所示，上開八筆土地之總買賣價格為一千一百萬元，總面積為六千七百二十三平方公尺，換算後，平均每平方公尺之交易價格約為一千六百三十六元，即本案供擔保之南新段第二四八、二四九、五四二、七一二、八七八、八七九號六筆土地平均之買賣價格為每平方公尺一千六百三十六元，而另案被各黃金源上述所供，南新段第二四八、二四九、五四二、七一二號四筆土地，實際交易價格初則供稱每坪約一萬元，亦即每平方公尺約三千零二十五元，後又改稱：每平方公尺約一萬五千元左右，南新段第八七八、八七九號二筆土地，實際交易價格約為每平方公尺三千元左右，足見另案被告黃金源上開有關南新段第二四八、二四九、五四二、、七一二、八七八、八七九號六筆土地之買賣價格之供述明顯偏高，尚難採信，應以證人盧啟煌之證言為可採，故上開南新段第二
四八、二四九、五四二、七一二、八七八、八七九號六筆土地，其實際之交易價格每平方公尺僅約為一千六百三十六元。被告ｉ○○與另案被告黃金源等人合資購買供擔保之上開南新段第二四八、二四九、五四二、七一二、八
七八、八七九及九二三號七筆土地與沙坑段第六二九之一、二二一、二二二號三筆土地，合計十筆土地，總面積為三萬一千六百三十二平方公尺，有上開十筆土地之土地登記簿謄本十份附於偵查卷可按（見八十六年度偵字第七七三四號偵查卷第三四、四三、四０、三七、七二、二七、四九、一七、二
一、二０頁），其中南新段第二四八、二四九、五四二、七一二、八七八、八七九號六筆土地，以證人盧啟煌實際交易價格每平方公尺一千六百三十六元計算，乘以該六筆土地總面積五九九五‧九七平方公尺，實際總交易價格約為九百八十萬九千四百零七元；其中南新段第九二三號一筆土地，以另案被告黃金源所供實際交易價格約為一千四百萬元計算，其中沙坑段第六二九之一、二二一、二二二號三筆土地，以另案被告黃金源所供實際交易價格約為每平方公尺一千八百元，乘以該三筆土地總面積一萬零八百一十二平方公尺，實際總交易價格約為一千九百四十六萬一千六百元，故上開十筆土地實際買賣總價金應僅四千三百二十七萬一千零七元左右，且被告ｉ○○等人購買上開十筆土地之時間，均約在八十三年六月至八十四年間，與其等利用李天松、劉敬忠、黃三義、莊振庸、陳潘冷、黃俐文、林傳旺、黃耿亮、游崇智九名人頭向大埔農會申請貸款之時間相隔甚近，顯見當時上開十筆土地之時價約在四千三百二十七萬一千零七元左右。本案另案被告白鷹傑、林玉枝、白蘇秀卿、劉玫玲與許銘勳未依該農會上開估價辦法之規定，以擔保品之時價扣除土地增值稅核貸九成作為放款之最高限額，反而對被告ｉ○○所提供之李天松、劉敬忠、黃三義、莊振庸、陳潘冷、黃俐文、林傳旺、黃耿亮、游崇智九名人頭戶，每戶均核貸九百萬元，合計貸出八千一百萬元，與上開供擔保之十筆土地購買之總價格差距三千七百七十二萬八千九百九十三元，其違法估價超貸之情形至為明顯。又另案被告劉玫玲因遵照另案被告白鷹傑之指示，為使另案被告李天松、劉敬忠、黃三義、案外人莊振庸、另案被告陳潘冷、黃俐文、證人林傳旺、黃耿亮、游崇智九名人頭戶，每戶均能貸款九百萬元，故以「反推」之方法估定上開十筆供擔保土地之價格之事實，業據另案被告劉玫玲於嘉義縣調查站訊問時、偵查中及本院另案審理時供承甚詳，復有不動產調查表影本九份附於偵查卷可稽（見八十六年度偵字第七七三四號偵查卷第六、十一、二四、三一、四六、五四、六二、六九、七六頁）。依上開九份不動產調查報告表之內容所示，南新段第二四八、二四九、五四二、七一二號四筆土地，係供作人頭戶另案被告黃三義借款九百萬元之擔保，設定一千零八十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大埔農會，另案被告劉玫玲將該四筆土地均核估為每平方公尺三萬元，分別提高為當時公告現值之十四至五十三倍不等，約為實際交易價格之十八倍；南新段第八七八、八七九號土地，其中南新段第八七八號土地作為證人即人頭戶林傳旺借款九百萬之擔保，設定一千零八十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大埔農會，南新段第八七九號土地，分別供作另案被告即人頭戶劉敬忠、李天松各借款九百萬元之擔保，設定第一及第二順位之最高限額抵押權各一千零八十萬元予大埔農會，另案被告劉玫玲將該二筆土地核估為每平方公尺三萬元，為公告現值之五十三倍，約為實際交易價格之十八倍；南新段第九二三號土地，係供作人頭戶莊振庸與另案被告人頭戶黃耿亮、游崇智、陳潘冷各借款九百萬之擔保，並分別設定第一、二、三、四順位各一千零八十萬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大埔農會，另案被告劉玫玲將該筆土地核估為每平方公尺一萬九千元，約為當時公告現值八百四十元之二十三倍，約為實際交易價格之七倍；沙坑段第二二一、
二二二、六二九之一號三筆土地，係供作人頭戶另案被告黃俐文借款九百萬之擔保，設定一千零八十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大埔農會，另案被告劉玫玲將該三筆土地均核估為每平方公尺二千五百元，為公告現值之七倍，實際交易價格之一‧四倍。由上開說明，可明顯看出同係南新段之土地，另案被告劉玫玲將南新段第九二三號土地估為每平方公尺一萬九千元，而將其餘第
二四八、二四九、五四二、七一二、八七八、八七九號之土地則均估為每平方公尺三萬元，每平方公尺相差一萬一千元，同一地段之土地估價竟有如此巨大之差異，另案被告劉玫玲以反推方式估價之情形十分明顯。參以上開十筆土地經本院函請嘉義縣政府鑑定八十四年間土地之現值之結果，上開南新段七筆土地之價格每平方公尺僅在一千四百元至二千八百元之間，遠低於另案被告劉玫玲所估之一萬九千元至三萬元間；上開沙坑段三筆土地之價格每平方公尺僅在四百至五百元之間，遠低於另案被告劉玫玲所估之二千五百元，此有臺灣省嘉義縣政府八十七年十一月四日八七府地價字第一三六三七二號函一份及所附土地價格鑑定書附於本院卷可佐（見八十七年訴字第三三二號卷二第四七二至四七四頁），是另案被告白鷹傑與劉玫玲為使被告ｉ○○等人所提供之九位人頭貸款戶均能各貸款九百萬元，以反推之方法計算擔保不動產之價格，違背其任務高估違法核准超貸之事實，至為灼然。至另案被告許銘勳雖受另案被告白鷹傑指示，出具戶長同意書將上開貸款人頭戶即另案被告即黃俐文、證人黃耿亮、游崇智之戶籍遷入其位於嘉義縣大埔鄉之右開住所，惟其於本院另案審理時供稱：其當時係於大埔農會公教部服務，並不知上開另案被告李天松、劉敬忠、黃三義、案外人莊振庸、另案被告陳潘冷、黃俐文、證人林傳旺、黃耿亮、游崇智九位貸款人頭貸款之事，其並未對該九位貸款人頭戶對保等語（見本院八十七年度訴字地三三二號卷三第七００頁），而另案被告劉玫玲於本院另案審理時復供稱：該九戶貸款資料均是另案被告即總幹事白鷹傑直接拿給其，另案被告白鷹傑將擔保借款借據拿去之前，有叫其將須蓋章之部分以鉛筆標出，另案被告白鷹傑拿回來時，擔保借據均已蓋好等語，顯見另案被告許銘勳對於另案被告李天松、劉敬忠、黃三義、案外人莊振庸、另案被告陳潘冷、黃俐文、證人林傳旺、黃耿亮、游崇智九位貸款人頭貸款，另案被告劉玫玲以「反推」之方式進行估價，違反大埔農會作業規定違法超貸之事應不知情，亦未參與。其雖曾遵照另案被告白鷹傑之指示，將另案被告黃俐文、證人林傳旺、游崇智三人之戶籍遷入其位於嘉義縣大埔鄉之右開住所，惟此尚非背信之構成要件行為，故另案被告許銘勳就上開另案被告李天松、劉敬忠、黃三義、案外人莊振庸、另案被告陳潘冷、黃俐文、證人林傳旺、黃耿亮、游崇智九筆貸款之違法超貸部分，與被告ｉ○○及另案被告白鷹傑、黃金源、白蘇秀卿、林玉枝、劉玫玲間應無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
（三）另案被告許銘勳於案外人即上開貸款人頭戶之一黃耿亮將戶籍遷出嘉義縣大埔鄉後，另案被告白鷹傑乃指示另案被告許銘勳出具戶長同意書，將被告ｉ○○與另案被告黃金源另尋之貸款人頭即另案被告黃振堪遷至另案被告許銘勳右開住所，嗣即向大埔農會申請貸款，並由另案被告白鷹傑具體指示另案被告許銘勳，將另案被告黃耿亮之名字改掉，沿用以往另案被告黃耿亮貸款之徵信資料，無須再為徵信，故另案被告黃振堪亦自大埔農會貸得九百萬元之事實，業據另案被告許銘勳另案於嘉義縣調查站偵訊時、偵查中及本院審理時供承不諱，復有僅更改借款戶姓名之不動產調查表影本一份附於偵查卷足憑（見八十六年度偵字第七七三四號偵查卷第七頁），另案被告許銘勳違反大埔農會不動產估價規定，違背其任務，違法超貸之事實，亦甚為明顯。
（四）另案被告白鷹傑雖於本院另案審理時供稱：其未具體指示主辦人要貸多少錢，其要主辦人去徵信，遷戶口後被告ｉ○○與另案被告黃金源才告訴其要用這些人頭貸款云云；另案被告即大埔農會信用部主任林玉枝於本院另案審理時供稱：貸款最後核判權是總幹事，其不知擔保品之價值，其僅依一般放款處理，其不知上開貸款是總幹事交辦，亦不知人頭是何人找的云云；另案被告白蘇秀卿於本院另案審理時則供稱：其僅是代理，其不清楚程序，其信任資深承辦人意見才蓋章云云。惟查另案被告白鷹傑具體指示大埔農會辦理放款估價職員即另案被告劉玫玲及許銘勳二人對被告ｉ○○等人所提供之人頭戶各貸款九百萬元之事實，業據另案被告劉玫玲、許銘勳另案於嘉義縣調查站訊問時、偵查中及本院審理時供述甚詳，又另案被告林玉枝於嘉義縣調查站偵訊時供稱：其知道林傳旺等九人之貸款係由另案被告即該農會總幹事白鷹傑先預設貸放額度後，再指示承辦人劉玫玲平均計算每平方公尺之評估單價，並無按一般放款程序土地市價，其因不敢違抗總幹事白鷹傑之意思，故未對承辦人劉玫玲不動產調查表簽註意見，即在核章後轉呈總幹事白鷹傑批示等語（見八十六年度他字第三五六號偵卷），顯見另案被告白鷹傑於本案大埔農會超貸係居於主導之地位，而另案被告林玉枝對另案被告劉玫玲遵照另案被告白鷹傑指示，未依規定估價，違法超貸之事實應係知情。至另案被告白蘇秀卿平常雖非負責放款業務，僅係另案被告林玉枝之代理人，然其係本案九筆貸款之主導者即另案被告白鷹傑之妻，並同在大埔農會任職，且其代理另案被告信用部主任林玉枝所核准之另案被告劉敬忠、李天松與證人林傳旺之貸款，其等之戶籍均係由另案被告白鷹傑出具戶長同意書後始得以遷入其位於嘉義縣大埔鄉之住所，而其另案於嘉義縣調查站偵訊時亦自承：其確知另案被告李天松、劉敬忠、黃三義與證人林傳旺四人將戶籍遷入其住所，並見過另案被告李天松及劉敬忠二人等語（見八十六年度他字第五０頁），可見其對於被告ｉ○○、黃金源與另案被告白鷹傑利用另案被告劉敬忠、李天松與黃三義為向大埔農會貸款之事，應當知情。且另案被告劉玫玲及許銘勳於本理時復均供稱：徵信之結果，信用部主任有退件之權利等語，足見另案被告林玉枝與白蘇秀卿對於擔保放款之估價結果有實質審查之權，並非僅有形式上為金額正確與否之審核權。參以另案被告劉玫玲對供擔保不動產所估之價格高達公告現值之七倍到五十三倍，不僅其中相同地段（南新段）不同地號之土地，每平方公尺之估價相差一萬一千元，且南新段第九二三號土地，竟以設定第一、二、三、四順位抵押權之方式分別為案外人莊振庸、另案被告黃耿亮、游崇智、陳潘冷之貸款擔保，迥異於一般放款之設定擔保方式，另案被告林玉枝時任信用部主任，對此不合理之放款情形應顯而易見，而另案被告白蘇秀卿當時雖僅係兼代理信用部主任，惟其既另案於嘉義縣調查站偵訊中自承：其自五十二年間即任職於大埔農會分別曾任職於供銷部、信用部、會計股等部門，七十年間開始擔任會計股長，八十六年元月底又兼任大埔農會信用部主任迄今等語（見八十六年度他字第三五六號偵查卷第五０頁背面），以其長期在農會信用部工作之經歷，其對於該農會擔保放款之估價業務與規定應非全然不知，且依照其所核准之另案被告劉敬忠、李天松與案外人林傳旺三人貸款之不動產調查報告表所載，作為貸款擔保之南新段八七八、八七九號二筆土地，公告現值均為每平方公尺五百六十元，另案被告劉玫玲將該二筆土地之價高估為每平方公尺三萬元，為公告現值之五十三倍，其高估之情形十分明顯，其自難以其僅係代理該農會信用部主任而諉為不知。另案被告林玉枝於審查上開另案被告黃三義、黃俐文、陳潘冷、莊振庸、黃耿亮、游崇智、黃振堪七筆貸款與另案被告白蘇秀卿於審查另案被告李天松、劉敬忠、林傳旺三筆貸款時，對上開十筆貸款之不合理情形既顯而易見，而其等竟未依權責加以退件或加註意見，反予以核章，其違背任務之情應堪認定。且另案被告林玉枝、白蘇秀卿事先知悉被告ｉ○○與另案被告黃金源先後利用另案被告李天松、劉敬忠、黃三義、案外人莊振庸、另案
被告陳潘冷、黃俐文、證人林傳旺、黃耿亮、游崇智及另案被告黃振堪十名人頭戶向大埔農會貸款，事後又違背其等任務，對於另案被告劉玫玲、許銘勳所製作高估不實之不動產調查報告未予以退件或加註意見，反予以核章，顯見其等與被告ｉ○○、另案被告白鷹傑、黃金源、劉玫玲、許銘勳就本案超貸案，彼此間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又另案被告李天松、劉敬忠、黃三義、案外人莊振庸、另案被告陳潘冷、黃俐文、證人林傳旺、黃耿亮（證人黃耿亮之貸款後由另案被告黃振堪承接）、游崇智九名人頭戶，先後向大埔農會借款合計八千一百萬元後，自八十六年一月起即未正常繳付本息，迄八十九年四月二十八日止，尚有八千零九十七萬之本金未受清償，此有大埔農會借款人貸款、催收相關資料明細表及放款分戶卡各九份附於本院卷可稽（見八十七年訴字第三三二號卷三第六一三頁至第六八四頁），大埔農會顯然受有重大之損害。是另案被告白鷹傑、白蘇秀卿、林玉枝、劉玫玲、許銘勳共同違背任務，致大埔農會之財產受有損害，應足認定。
（五）被告ｉ○○雖辯稱：向大埔農會貸款係由另案被告黃金源及案外人林傳國處理，其只負責繳利息，其對以人頭貸款並不知情，且另案被告白鷹傑與另案被告黃金源本即認識，其未告知另案被告白鷹傑要貸多少，且用以貸款之土地已列入重劃區，土地已漲價，其未超貸，所有貸款均依規定辦理云云。惟查上開南新段與沙坑段供擔保之十筆土地，其實際買賣價格約為四千三百二十七萬一千零七元，遠低於所擔保之八千一百萬元借款，且另案被告劉玫玲係以每一名貸款戶須貸款九百萬元之反估方式對上開十筆土地進行估價，已如前述，超貸之情形十分明顯。另案被告黃金源於本院另案審理時供稱：大埔農會之九筆貸款係被告ｉ○○要借，因其與被告ｉ○○、案外人林傳國等人要貸款去竹崎買土地，白鷹傑在服務處當天，被告ｉ○○便提到要用土地去大埔農會貸款。因向農會貸款必須有會員資格，被告ｉ○○便要其去向李天松、劉敬忠、黃三義、莊振庸、陳潘冷、黃俐文、林傳旺、黃耿亮、游崇智九名人頭戶拿身分證、印章，其中林傳旺、黃耿亮、游崇智三人係由案外人林傳國所找，該三人之貸款資料係由案外人林傳國交給其，上開九名人頭
戶均知道錢是被告ｉ○○要借，且其等均是因被告ｉ○○之關係才願意當人頭等語；另案被告白鷹傑亦供稱：被告ｉ○○與另案被告黃金源有告訴其要用人頭戶向農會貸款等語；另案被告林玉枝亦於嘉義縣調查站訊問時供稱：林傳旺等九位貸款戶皆是人頭貸款戶，其幕後實際貸款人是嘉義縣議會議長即被告ｉ○○，足見被告ｉ○○對於利用人頭向大埔農會貸款不僅知情，且亦居於主導之地位。另案被告李天松、劉敬忠、陳潘冷、黃俐文、黃振堪雖於嘉義縣調查站偵訊時均供稱：係黃金源利用其等為人頭向大埔農會貸款，不知被告ｉ○○是否為實際貸款人云云（見八十六年度他字第三五六號偵卷）；另案被告李天松、劉敬忠、黃三義、陳潘冷、黃俐文、黃振堪於偵查中雖亦均稱：係另案被告黃金源要貸款，以其等當人頭云云；於本院另案審理時，另案被告李天松、劉敬忠、陳潘冷、黃俐文、黃振堪雖亦均稱：係黃金源要向大埔農會貸款，故向其等要身分證、印章等相關資料，以加入成為大埔農會之會員云云。惟由另案被告李天松另案於嘉義縣調查站偵訊時自承：約十年前被告ｉ○○尚未從政，在嘉義市○○路開設茶行，其即與被告ｉ○○熟識等語；另案被告陳潘冷另案於嘉義縣調查站偵訊時自承：係被告ｉ○○介紹其進入縣議會當掃地等雜役之工友等語；另案被告黃俐文另案於嘉義縣調查站偵訊時供稱：其丈夫侯瑞煌為被告ｉ○○選民服務處總幹事，被告ｉ○○與其及其丈夫有不錯之交情等語（見八十六年度他字第三六八號卷第二五頁、第三四頁背面、第三０頁背面）；及被告ｉ○○自承已死亡之貸款人頭戶莊振庸（綽號賢龍）曾為其座車司機等情形觀之，本案大埔農會貸款人頭戶與被告ｉ○○多有一定之交情，故另案被告黃金源所稱：本案貸款人頭戶均係因被告ｉ○○之故才願意充當人頭等語，應足採信。另案被告李天松、劉敬忠、黃三義、陳潘冷、黃俐文、黃振堪另案於嘉義縣調查站偵訊時所稱：係另案被告黃金源要向大埔農會借錢，始要其等當貸款人頭云云，均屬迴護被告ｉ○○之詞，不足採信。又被告ｉ○○與另案被告白鷹傑於本院審理時均供稱：被告ｉ○○並未要求要貸多少錢云云。然查被告ｉ○○既係負責繳納上開大埔農會八千一百萬元借款之利息，且該九筆借款係作為其投資竹崎鄉土地之資金調度用，其對於借款金額當知之甚詳，而提供作為上開大埔農會上開九筆貸款擔保之十筆土地，又係其與另案被告黃金源、案外人林傳國合資購買，則其對於該九筆貸款之貸款金額與擔保品之價值是否相當，是否有高估超貸之情事，應係知情。另依一般金融機構之作業習慣，通常係貸款人先提出其所欲借貸之金額後，金融機構方會就其申貸金額加以審酌。本件被告ｉ○○所用以申貸之九戶人頭戶，每戶均申貸九百萬元，接近大埔農會會員可申貸最高額度一千萬元，且每筆貸款均係由另案被告白鷹傑指示另案被告劉玫玲以反推之方式對擔保品加以估價，務必讓該九筆申貸案，每筆均核貸九百萬元，若非被告ｉ○○以其時任嘉義縣縣議會議長之身分要求另案被告白鷹傑每一貸款人頭戶均須核貸大埔農會之最高貸款額度每戶九百萬元，另案被告白鷹傑與劉玫玲豈有甘冒受法律制裁及貸款無法受償之風險，而自願以該農會最高額度貸放，並高估擔保品價值之理？雖另案被告白鷹傑於本院另案審理時供稱：其與另案被告黃金源很早便認識等語，惟此並不足以證明本案九筆貸款案均由另案被告黃金源主導，與被告ｉ○○無關，且另案被告黃金源之職業為麵包店老闆，其在地方上之政治、經濟地位並未具份量，與被告ｉ○○相比差距甚大，衡諸常理，另案被告白鷹傑應不致因其與另案被告黃金源為朋友之故，即甘冒法律制裁與貸款無法回收之風險，指示另案被告劉玫玲以反估之方法高估擔保品，對另案被告黃金源貸出八千一百萬元之鉅款，是被告ｉ○○與另案被告白鷹傑商定以九位人頭戶向大埔農會貸款，每戶均申貸最高額度九百萬元，由另案被告黃金源出面辦理，再由另案被告白鷹傑指示另案被告劉玫玲、許銘勳高估擔保品之價值，製作不實之不動產調查表，由另案被告林玉枝、白蘇秀卿與白鷹傑核准後，違法超貸八千一百萬元，迄八十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尚有八千零九十七萬元之本金未受清償，致大埔農會受有重大損害之事實，應至為明顯。被告ｉ○○與另案被告黃金源、白鷹傑、白蘇秀卿、林玉枝、劉玫玲、許銘勳就本案以李天松、劉敬忠、黃三義、莊振庸、陳潘冷、黃俐文、林傳旺、黃耿亮、游崇智及黃振堪為人頭戶向大埔農會違法超貸案，彼此間應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
（六）綜上所述，被告ｉ○○所辯純屬卸責之詞，尚難採信，本件罪證明確，被告ｉ○○背信犯行亦堪認定。
三、按刑法三百四十二條第一項之背信罪，以損害本人利益為構成要件之一，若本人尚無損害發生，則不得謂已達既遂之程度，最高法院二十九年上字第八二０號判例要旨參照，查證人黃耿亮向大埔農會之貸款，其本息業已清償完畢，大埔農會並未因此受有損害，是核被告ｉ○○所為，係犯農會法第四十七條之一第一項第二款之對於有選舉權之人，交付不正利益而約其選舉權為一定行使罪、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條第一項之背信既遂罪與同條第二項、第一項之背信未遂罪，公訴人就其中被告ｉ○○所犯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條第二項、第一項之背信未遂罪部分，雖未引用起訴法條，惟公訴人就該部分於犯罪事實已敘明，業已起訴，本院自得一併加以審判，附此敘明；被告寅○○、Ｎ○○、Ｃ○○、ｊ○○、黃○○、Ｏ○○、Ｈ○○所為，均係犯農會法第四十七條之一第一項第二款之對於有選舉權之人交付不正利益而約其選舉權為一定行使罪；被告Ｑ○○、ｃ○○所為，均係犯農會法第四十七條第一項第二款之對於有選舉權之人交付不正利益而約其選舉權為一定行使罪與同條項第一款之有選舉權人收受不正利益而許以其選舉權為一定行使罪，公訴人就被告Ｑ○○、ｃ○○違反農會法第四十七條之一第一項第一款之犯行部分，雖未引用起訴法條，惟公訴人就該部分於犯罪事實已敘明，業已起訴，本院自得一併加以審判，亦附此敘明；被告乙○○、丑○○、癸○○、Ｇ○、Ｍ○○、ｆ○○、ｈ○○、甲○○、丁○○、辛○○、酉○、ｍ○○、宙○○、Ｉ○、Ｊ○○、Ｒ○○、Ｔ○○、Ｗ○○、Ｚ○○、丙○○、己○○、Ｂ○○、Ｋ○○、Ｓ○○、Ｖ○○、Ｙ○○、ａ○○、ｇ○○、庚○○、壬○○、Ｅ○○、Ｆ○○、ｄ○○、ｅ○○、宇○○、Ｌ○○、Ｘ○○、戊○○、亥○○、ｌ○○所為，均係犯農會法第四十七條第一項第一款之有選舉權人收受不正利益而許以其選舉權為一定行使罪。被告ｉ○○與被告午○○、寅○○、Ｎ○○、Ｃ○○、ｊ○○、黃○○、Ｏ○○、Ｈ○○、Ｑ○○、ｃ○○及已歿之案外人戴水茶間，就違反農會法第四十七條第一項第二款之犯行部分，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皆為共同正犯。又按因身分或其他關係成立之罪，其共同實施或教唆幫助者，雖無特定關係，仍以共犯論，刑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定有明文。被告ｉ○○、另案被告黃金源與案外人林傳國雖非為大埔農會處理事務之人，惟依前開規定，仍以共犯論，故其等與另案被告白鷹傑、白蘇秀卿、林玉枝、劉玫玲及許銘勳間就上開背信既遂犯行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為共同正犯；另其等與另案被告白鷹傑、林玉枝、劉玫玲就證人黃耿亮貸款之背信未遂犯行部分，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亦均為共同正犯。被告乙○○、丑○○、癸○○、Ｇ○、Ｍ○○、ｆ○○、ｈ○○、甲○○、丁○○、辛○○、酉○、ｍ○○、宙○○、Ｉ○、Ｊ○○、Ｒ○○、Ｔ○○、Ｗ○○、Ｚ○○、丙○○、己○○、Ｂ○○、Ｋ○○、Ｓ○○、Ｖ○○、Ｙ○○、ａ○○、ｇ○○、庚○○、壬○○、Ｅ○○、Ｆ○○、ｄ○○、ｅ○○、宇○○、Ｌ○○、Ｘ○○、戊○○、亥○○、ｌ○○、Ｑ○○、ｃ○○間，就違反農會法第四十七條第一項第一款之犯行部分，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亦皆為共同正犯。被告ｉ○○先後多次共同背信既遂及一次共同背信未遂行為，時間緊接，方法相同，所犯又為犯罪構成要件相同之罪名，顯係基於概括犯意為之，應依連續犯之規定論以共同連續背信一罪，並依法加重其刑。
被告Ｑ○○、ｃ○○所犯之共同違反農會法第四十七條第一項第二款與同條項第一款二罪間，因被告Ｑ○○、ｃ○○同時具有太保農會理事候選人及有選舉權之該農會代表，其等均係按照其等與被告ｉ○○、午○○、寅○○、Ｎ○○、Ｃ○○、ｊ○○、黃○○、Ｏ○○、Ｈ○○及已歿之案外人戴水茶所為之規劃與所教導之作暗記方式，而為選舉權之一定行使，故應認係一行為觸犯構成要件不相同之罪名，為想像競合犯，因該二罪之法定刑相同，應從犯罪情節較重之農會法第四十七條之一第一項第二款之對於有選舉權人交付不正利益約其選舉權為一定行使罪處斷。被告ｉ○○所犯上開共同違反農會法第四十七條之一第一項第二款與上開共同連續背信二罪間，犯意各別，行為互殊，犯罪構成要件不同，應分論併罰。爰審酌被告ｉ○○犯罪之動機、目的、其擔任地方民意機關之幹部，竟不思守法盡責，為地方謀福利，反運用其影響力，介入地方農會選舉，並為謀一己之私，向地方農會違法超貸，影響金融秩序甚巨，惡性非輕，且其犯後規避法律之追訴達二年有餘，犯後態度非佳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定其應執行刑。另審酌被告寅○○、Ｎ○○、Ｃ○○、ｊ○○、黃○○、Ｏ○○、Ｈ○○、Ｑ○○、ｃ○○、乙○○、丑○○、癸○○、Ｇ○、Ｍ○○、ｆ○○、ｈ○○、甲○○、丁○○、辛○○、酉○、ｍ○○、宙○○、Ｉ○、Ｊ○○、Ｒ○○、Ｔ○○、Ｗ○○、Ｚ○○、丙○○、己○○、Ｂ○○、Ｋ○○、Ｓ○○、Ｖ○○、Ｙ○○、ａ○○、ｇ○○、庚○○、壬○○、Ｅ○○、Ｆ○○、ｄ○○、ｅ○○、宇○○、Ｌ○○、Ｘ○○、戊○○、亥○○、ｌ○○之犯罪動機、犯罪之目的係地方派系為爭奪地方影響力、手段、智識程度、犯罪所生之危害非重，及犯後態度等一切情狀，各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查被告乙○○、丑○○、癸○○、Ｇ○、Ｍ○○、ｆ○○、ｈ○○、甲○○、丁○○、辛○○、酉○、ｍ○○、宙○○、Ｉ○、Ｊ○○、Ｒ○○、Ｔ○○、Ｗ○○、Ｚ○○、丙○○、己○○、Ｂ○○、Ｋ○○、Ｓ○○、Ｖ○○、Ｙ○○、ａ○○、ｇ○○、庚○○、壬○○、Ｅ○○、Ｆ○○、ｄ○○、ｅ○○、宇○○、Ｌ○○、Ｘ○○、戊○○、ｌ○○前未曾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檢察署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及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全國前案記錄表三九份附於本院卷可稽（見卷一第二九至三０頁、第三七至七三頁、第七五頁及卷五第一一一五至一一五三頁），被告亥○○前於五十四年間因犯殺人罪，經判處受有期徒刑一年確定，於五十九年四月十七日執行完畢後，五年以內未曾犯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其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檢察署刑案資料紀錄表及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全國前案紀錄表一份附於本院卷可參（見卷一第七四頁及卷五第一一五二頁），爰審酌其等均非主動介入規劃農會理事選舉，且平常品行均稱良好，經此刑之宣告，當知所警惕，信無再犯之虞，本院認為其等所宣告之刑，均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均併諭知緩刑二年，以啟自新。
四、公訴意旨雖以另案被告李天松、劉敬忠、黃三義、黃俐文、陳潘冷、黃振堪明知被告ｉ○○與另案被告黃金源欲利用其等為貸款人頭向大埔農會貸款，竟仍同意充當被告ｉ○○之貸款人頭，因認另案被告李天松、劉敬忠、黃三義、黃俐文、陳潘冷、黃振堪與被告ｉ○○、另案被告黃金源、白鷹傑、白蘇秀卿、林玉枝、劉玫玲、許銘勳成立共同連續背信罪嫌。惟查另案被告李天松、劉敬忠、黃三義、黃俐文、陳潘冷、黃振堪六人對於事先知悉另案被告黃金源欲利用其等為貸款人頭之事實，業經其等於偵查中供承不諱（見八十七年度偵字第九六五號），惟另案被告李天松、黃振堪、黃俐文、劉敬忠、陳潘冷於嘉義縣調查站偵訊時均供稱：不知另案被告黃金源向大埔農會貸款之擔保土地之實際價值（現值），對於貸款利息之支付亦不清楚，係由另案被告黃金源支付等語（見八十六年度他字第三五六號卷第二四至三五頁）。參以本案九筆貸款之相關貸款事項均係由另案被告黃金源出面處理，所貸得之八千一百萬元亦均係匯至另案被告黃金源上開合作金庫之戶頭等情，已如前述，顯見另案被告李天松、劉敬忠、黃三義、黃俐文、陳潘冷、黃振堪六人除事先知悉其等將充作被告ｉ○○、另案被告黃金源向大埔農會貸款人頭外，對於本案九筆貸款之細節、貸款之流向與被告ｉ○○、另案被告黃金源、白鷹傑、白蘇秀卿、林玉枝、劉玫玲、許銘勳如何利用反估擔保品價值之方式，違法超貸之事實，應不知情，自難認其等與與被告ｉ○○、另案被告黃金源、白鷹傑、白蘇秀卿、林玉枝、劉玫玲、許銘勳間就本案利用反估擔保品價值之方式，違法高估超貸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公訴人僅以另案被告李天松、劉敬忠、黃三義、黃俐文、陳潘冷、黃振堪六人事先知悉其等將充作被告ｉ○○、另案被告黃金源向大埔農會貸款人頭，即認其等與被告ｉ○○、另案被告黃金源、白鷹傑、白蘇秀卿、林玉枝、劉玫玲、許銘勳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而認其等亦成立共同連續背信罪，尚嫌速斷，亦併此敘明。
貳、無罪部分：
（壹）、恐嚇取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ｉ○○於七十九年四月間某日，得知證人戌○○即綽號「水電源仔」之男子與被害人即建築商人Ｐ○○間，曾因土地介紹買賣及約定共同投資建築生意事宜發生紛爭，證人戌○○要求被害人Ｐ○○補償其損失遭拒後，因忍不住受此委曲，乃求助於案外人即當時之地方角頭翁登川（於八十四年六月二十六日遭槍擊死亡）出面找被害人Ｐ○○洩忿，被告ｉ○○與案外人翁登川認為可藉此理由向被害人Ｐ○○勒索鉅款，二人乃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先由案外人翁登川教唆其數位不詳姓名之手下，先後至嘉義市○○路被害人Ｐ○○所推出之「雙星堡大樓」預售案工地及嘉義市○○街之「順利公園城」預售案工地，連續砸毀預售屋內之設備，並對該預售屋接待所開槍打破玻璃恐嚇，且常常向售屋小姐藉口欲找被害人Ｐ○○，致被害人Ｐ○○心生畏懼而開始躲藏，嗣經被告ｉ○○查出被害人Ｐ○○躲藏在證人即其胞兄子○○坐落嘉義市○○街之住處時，被告ｉ○○乃打電話至該住處向被害人Ｐ○○佯稱欲向其購買「順利公園城」之房屋，相約二十分鐘後在該處之預售屋接待所見面，俟被害人Ｐ○○趕到時，見被告ｉ○○已先到並坐著與售屋小姐聊天，數秒鐘後即闖進五、六位不詳姓名之男子令被害人Ｐ○○跟其到其大哥處，此時證人子○○亦隨後趕到，被告ｉ○○便站起來喝令該五、六位不詳姓名之男子說：「Ｐ○○的事就是我的事，有事情到我家講」等語，並提議至其坐落嘉義市西區竹村里住處處理，被害人Ｐ○○與證人子○○坐上被告ｉ○○之車子，而該五、六位不詳姓名之男子則另行開車跟隨在後，當大夥兒到被告ｉ○○家時，見案外人翁登川已在屋內等候，證人即被害人Ｐ○○之合夥人辰○○亦不久即至，案外人翁登川即向被害人Ｐ○○提起證人即「水電源仔」戌○○之事情而向被害人Ｐ○○開口要六千萬元，經被告ｉ○○居間折衝約有二、三小時之久，終於以一千萬元解決，被告ｉ○○便叫被害人Ｐ○○簽發十張票載發票日均為七十九年七月三十一日、面額各為一百萬元之支票給付案外人翁登川，被告ｉ○○自其中分得三張面額各一百萬元之支票，嗣案外人翁登川於七十九年七月十日因此件恐嚇取財之流氓行為，而被嘉義市警察局移送本院治安法庭裁定留置，並以七十九年度感裁字第二七號裁定交付感訓處分，再經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治安法庭以七十九年度感抗字第一三六號裁定駁回案外人翁登川之抗告而確定並執行，直至八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始經本院治安法庭以八十三年度感聲字第一二號裁定免予繼續執行感訓處分而釋放。被告ｉ○○知道案外人翁登川出事後，旋於趕在票載發票日七十九年七月三十一日前數日之七十九年七月中旬某日，拿著三張面額各一百萬元之支票趕往被害人Ｐ○○公司，對被害人Ｐ○○恫稱：「翁登川現在出事了，到時如果法院有傳你去作證那一千萬元的事，你千萬不能扯到我，你要說翁登川只有跟你拿七百萬元而已，而那七百萬元是介紹你買賣土地的佣金，如果你不照這樣說，你會死得很難看，你所有的工地、工程就準備停工吧」等語。語畢，即拿出該三張面額各一百萬元之支票給被害人Ｐ○○，要求除抵付案外人即被告ｉ○○姐夫張進財向被害人Ｐ○○購屋之部分價款八十萬元外，餘二百二十萬元改為現金給付，以免日後被查獲此與案外人翁登川共同恐嚇取財之犯行，被害人Ｐ○○受此恐嚇而心生畏懼而允諾之，被告ｉ○○便於七十九年七月三十一日票載發票日當天，由不知情之證人即其司機林靜園載其前來取款，被害人Ｐ○○乃叫證人即被害人Ｐ○○公司會計Ａ○○坐證人林靜園所開的車子與被告ｉ○○三人一同去銀行領出一百三十萬元現金，將其中之一百萬元交付被告ｉ○○，並於當天抵付案外人張進財購屋之部分價款八十萬元，於七十九年九月十日被告ｉ○○叫不知情之證人即其秘書蕭淑麗至被害人Ｐ○○之建築工地向被害人Ｐ○○拿取四十萬元之現金，於七十九年十月十五日又叫證人林靜園前來向被害人Ｐ○○索取其餘之八十萬元，被害人Ｐ○○因身上無現金，遂叫證人Ａ○○簽發其設在第一商業銀行嘉義新西分行第三八三九─０號帳戶、支票號碼0000000號、票載發票日七十九年十月十五日（當天）、面額八十萬元之支票給證人林靜園帶回轉交被告ｉ○○去兌現，至此，被害人Ｐ○○始付完ｉ○○所分得之三百萬元勒索款項，因認被告ｉ○○共同涉有刑法第三百四十六條第一項之恐嚇取財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推定其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定有明文，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仍應為無罪之諭知，此最高法院七十六年臺上字第四九八六號著有判例。又按被害人之陳述如無瑕疵，且就其他方面調查又與事實相符，固足採為科刑之基礎，倘其陳述尚有瑕疵，在未究明之前，不得遽採為論罪科刑之根據，最高法院六十一年臺上字第三０九九號判例要旨參照。再按共同正犯之成立，除共同實施犯罪行為者外，其就他人之行為負共犯之責者，以有意思聯絡為要件，若事前並未合謀，實施犯罪行為之際，又係出於行為者獨立之意思，即不負共犯之責，有最高法院十九年上字第三七五號判例可資參照。
三、公訴人認被告ｉ○○共同涉有恐嚇取財罪，無非係以右揭事實，業據被害人Ｐ○○於警訊時及偵查中指述歷歷，並經證人子○○、辰○○於偵查中及Ａ○○於警訊時、偵查中證述明確，且被告ｉ○○持三張一百萬元支票向被害人Ｐ○○兌換現款之時間均在案外人翁登川遭治安法庭留置並執行管訓中，無所謂需款孔急之情形，而案外人翁登川若須兌換現金，自可逕向被害人Ｐ○○兌換，無須再透過被告ｉ○○，及被告ｉ○○趕在票載發票日前向被害人Ｐ○○分期兌換現金與部分抵付屋款係為避免其恐嚇取財犯行被發現為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ｉ○○固坦承收受案外人翁登川所交付之由被害人Ｐ○○簽發之一百萬元支票三張，惟矢口否認有何恐嚇取財犯行，並辯稱：係被害人Ｐ○○於七十九年四、五月間某日偕證人即其合夥人辰○○至嘉義市○○路當時之嘉義縣議會會址請其出面調解案外人翁登川與被害人Ｐ○○間之土地糾紛，其於當日約案外人翁登川、被害人Ｐ○○與證人辰○○等人在嘉義市竹村里其祖厝會面，並未約被害人Ｐ○○至順利公園城工地見面，而經其協調後，被害人Ｐ○○、證人辰○○與案外人翁登川同意以一千萬元和解，隔日被害人Ｐ○○即持面額各為一百萬元遠期支票十張交付予案外人翁登川。嗣案外人翁登川於上開支票到期日前需款花用，欲持票向被害人Ｐ○○兌換現金，因認為其與被害人Ｐ○○較熟，乃持其中三張面額各一百萬元之支票，託其向被害人Ｐ○○兌換現款，而其因案外人翁登川給其面子，解決本件糾紛，故先籌足三百萬元之現金交給案外人翁登川後，再持案外人翁登川所交付之三張面額各一百萬元支票向被害人Ｐ○○兌換現金云云。經查：
（一）案外人翁登川於七十九年七月十日因其向被害人Ｐ○○恐嚇取財七百萬元之流氓行為，由嘉義市警察局移送本院治安法庭裁定留置並以七十九年度感裁字第二七號裁定交付感訓處分，再經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治安法庭以七十九年度感抗字第一三六號裁定駁回案外人翁登川之抗告確定，此有上開二份裁定書影本附於偵查卷可稽（見八十八年度偵緝字第二四六號卷一第三六八至三七三頁），足見案外人翁登川確曾向被害人Ｐ○○恐嚇取財。
（二）被害人Ｐ○○與案外人翁登川於七十九年五月間某日，在被告ｉ○○位於嘉義市竹村里老家，由被告ｉ○○居中協調，以一千萬元之代價，解決案外人翁登川與被害人Ｐ○○間之糾紛，並由被害人Ｐ○○簽發以其自己為發票人、發票日均為七十九年七月三十一日，面額均為一百萬元之支票七張，證人辰○○簽發以其弟案外人李昭寬為發票人，發票日均為七十九年七月三十一日，面額均為一百萬元之支票三張，計十張面額均為一百萬元之支票，由被害人Ｐ○○交付案外人翁登川之事實，業據被告ｉ○○於偵查中及本院審理時供承在卷，核與被害人Ｐ○○於警訊時、偵查中（見警卷第九頁、八十五年度偵字第七五二六號卷一第一九八頁）及本院審理時（見本院卷二第二九六至三００頁）之指訴，證人辰○○於本院審理時（見本院卷二第三七０頁背面）、證人子○○於偵查中及本院審理時（見八十五年度偵字第七五二六號卷一第二一八頁、本院卷卷二第四二二頁）與證人Ａ○○於警訊時、偵查中及本院審理時（見警卷第二二頁背面至二三頁、八十五年度偵字第七五二
六號卷一第二二二頁背面、本院卷卷二第三七二頁及該頁背面）證述之情節相符。足見被告ｉ○○確實介入調解被害人Ｐ○○與案外人翁登川間之糾紛，而被害人Ｐ○○確有將十張面額各一百萬元支票交予案外人翁登川。
（三）被告ｉ○○於本院審理時辯稱：其係受被害人Ｐ○○與證人辰○○至嘉義縣議會舊址，請其出面協調被害人Ｐ○○與案外人人翁登川間因被害人Ｐ○○與證人即綽號「水電源仔」之戌○○因土地買賣而起之糾紛等語。查證人即被告ｉ○○之秘書蕭淑麗於偵查中證稱：「七十九年間Ｐ○○曾帶一位朋友至嘉義市○○路嘉義縣議會舊址找當時之副議長ｉ○○幫忙協調某一紛爭，但我不知是何紛爭。」等語（見八十八年偵緝字第二四六號偵查卷卷二第七一四頁背面）；而證人即被害人Ｐ○○之合夥人辰○○於偵查中雖僅證稱：「：：：是翁登川藉著『水電源』曾經說投資嘉工後面之土地，但卻沒有拿出股金，所以，後來漲價後，『水電源』卻要求要獲得利益，Ｐ○○與我二個合夥人當然不給，『水電源』便去跟翁登川說這件事，翁登川便以這個理由向Ｐ○○要求好幾千萬：：：」等語（見八十八年偵緝字第二四六號偵查卷二第五六０頁），並未說明證人即綽號「水電源仔」之戌○○與被害人Ｐ○○間是否確有因土地投資產生糾紛及被告ｉ○○是否係受其與被害人Ｐ○○之託出面調解被害人Ｐ○○與案外人翁登川間糾紛等情；惟在本院審理時，證人辰○○則結證稱：「水電源仔」與被害人Ｐ○○於七十九年間確實因嘉工後面之土地投資事宜發生糾紛，「水電源」當介紹人後，欲參加股東，但又拿不出股金，其與被害人Ｐ○○因而不讓「水電源仔」入股，然因該土地前景看好，故產生糾紛，後案外人翁登川即藉此向被害人Ｐ○○要錢，為解決此糾紛，其與被害人Ｐ○○便至縣議會找被告ｉ○○託其出面解決等語（見本院卷二第三七０頁）。被害人Ｐ○○雖一再指稱：其未曾與「水電源仔」發生土地糾紛，其亦未曾找被告ｉ○○出面介入調解其與案外人翁登川間之糾紛云云，而證人戌○○即綽號「水電源仔」之男子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其綽號為「水電源仔」，其不認識案外人翁登川，七十九年間與被害人Ｐ○○間就嘉工後方土地並未發生糾紛，案外人翁登川係先去工地向被害人Ｐ○○要錢，被害人Ｐ○○因其係股東故要其支付部分，因被害人Ｐ○○所報之數額過大，故其不願支付云云。惟查證人辰○○不僅係被害人Ｐ○○之合夥人，與被害人Ｐ○○之關係密切，且其亦曾簽發三張面額各一百萬元之支票交給案外人翁登川，本身亦為被害人，其證詞當無袒護被告ｉ○○之理，故其證言應屬可採。至證人戌○○之證言，依被害人Ｐ○○之指述，證人辰○○、子○○之證述及被告ｉ○○之供述，均指其所出面調解者係被害人Ｐ○○與案外人翁登川間就被害人Ｐ○○與證人即綽號「水電源仔」之戌○○因土地投資而起之糾紛，故證人戌○○為免受到案外人翁登川之牽連，其證詞不免避重就輕，難以採信。被告ｉ○○前開其係因受被害人Ｐ○○與證人辰○○之託，出面解決被害人Ｐ○○與案外人翁登川間，因證人即綽號「水電源仔」之戌○○與被害人Ｐ○○間土地投資而起之糾紛之辯解，應足採信。
（四）被告ｉ○○於七十九年四、五月間，打電話至證人即被害人Ｐ○○之胞兄子○○住處，約被害人Ｐ○○前往順利公園城工地，被害人Ｐ○○到達後不久，案外人翁登川之手下亦前去該工地要被害人Ｐ○○一同去見案外人翁登川，經被告ｉ○○出面，雙方乃一同至被告ｉ○○老家，與案外人翁登川進行談判等事實，業據被害人Ｐ○○於警訊時、偵查中及本院審理時指述綦詳，復為證人子○○於偵查中與本院審理時結證屬實。且證人辰○○於本院審理時證稱：係被害人Ｐ○○至被告ｉ○○住處後才打電話叫其前往等語（見本院卷二第三七０頁），依常理判斷，若被告ｉ○○係於被害人Ｐ○○與證人辰○○至嘉義縣議會舊址找其出面協調時，即約定當日晚上至其老家協調、談判，證人辰○○何須至被害人Ｐ○○以電話通知後始到場，故被告ｉ○○辯稱：其係於被害人Ｐ○○及證人辰○○至嘉義縣議會舊址找其出面協調之時，即約定於當日晚上至其位於嘉義市竹村里之老家談判，其並未約被害人Ｐ○○至順利公園城工地見面云云，固非可採，惟被告ｉ○○確實有出面在其位於嘉義市竹村里之老家調解被害人Ｐ○○與案外人翁登川間就被害人Ｐ○○與證人即綽號「水電源仔」之戌○○因土地投資而起之糾紛，並以一千萬元解決。苟被告ｉ○○與案外人翁登川就向被害人Ｐ○○之恐嚇取財，有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犯意聯絡，衡情被害人Ｐ○○及證人辰○○應不會請被告ｉ○○出面解決，且被告ｉ○○亦不會出面協調，而將案外人翁登川所要求之六千萬元降為一千萬元解決。
（五）被告ｉ○○持被害人Ｐ○○所簽發面額各一百萬元之三張支票，於票載發票日七十九年七月三十一日前，向被害人Ｐ○○要求兌換現金之事實，業經被告ｉ○○於偵查中及本院審理時供承在卷，核與被害人Ｐ○○於警訊時、偵查中及本院審理時之指訴、證人Ａ○○於警訊時、偵查中及本院審理時證述之情節相符。而對於上開三張面額各一百萬支票之來源，被告ｉ○○辯稱：該三張面額各一百萬元支票，係其於被害人Ｐ○○交付支票予案外人翁登川後約二日，因案外人翁登川需用現金，故想用被害人Ｐ○○所簽發之三張面額各一百萬元支票向被害人Ｐ○○兌換現金，但因與被害人Ｐ○○不熟，故託其出面代為向被害人Ｐ○○兌換，其為答謝案外人翁登川給其面子解決該項糾紛，故先將三百萬現金交給案外人翁登川，然後再持案外人翁登川交給其之三張面額各一百萬元支票，向被害人Ｐ○○兌換現金云云。查被害人Ｐ○○係因受案外人翁登川恐嚇取財，託被告ｉ○○出面調解糾紛後，始與證人辰○○簽發上開十張面額各一百萬元之支票交給案外人翁登川，故其與案外人翁登川並非完全不相識，且衡諸常情，上開三張支票既係案外人翁登川對被害人Ｐ○○恐嚇取財之所得，案外人翁登川為有份量之地方角頭，其若真需現金，其持該三張支票向被害人Ｐ○○兌換現金，被害人Ｐ○○懾於其淫威，斷不敢拒絕，何須透過被告ｉ○○。參以被告ｉ○○於本院詢及其如何將三百萬交予案外人翁登川時，其供稱係以現金三百萬支付，其遊覽車公司每日均有三、四百萬現金周轉云云（見本院卷二第三九七頁背面），此顯與一般公司內非有必要不堆存大量現金之常情不符。雖證人林靜園於偵查中證稱：其確實有看見案外人翁登川拿三張面額各一百萬元支票向被告ｉ○○換現金云云（見八十八年偵緝字第二四六號卷二第五五九至五六０頁），惟因證人林靜園係被告ｉ○○之司機，證詞不免偏頗迴護。而證人即被告ｉ○○胞兄蕭登旺之司機江德義雖於偵查中證稱：其有一天因被告ｉ○○之兄蕭登旺叫其開車拿東西至嘉義市竹村里被告ｉ○○老家，看到案外人翁登川拿支票給被告ｉ○○要兌換現金，被告ｉ○○收下支票後，當場給案外人翁登川二、三疊千元大鈔等語（見八十八年偵緝字第二四六號偵卷卷一第七十八頁背面至七十九頁），惟此亦僅能證明案外人翁登川曾向被告ｉ○○以支票兌換現金，並不足以證明被告上述辯解為真實。是被告上述辯解顯與常情不符，不足採信。被告ｉ○○所持有之被害人Ｐ○○簽發予翁登川之三張面額各一百萬元支票，當非案外人翁登川委託其向被害人Ｐ○○兌換現金所交付，而應係其介入調解案外人翁登川與被害人Ｐ○○之糾紛，由案外人翁登川處所得之酬金。按刑法第三百四十六條第一項恐嚇取財罪之成立，係以恐嚇使人生畏怖心而交付財物為要件，是若行為人並無恐嚇之行為，自難以恐嚇取財罪相繩。被告ｉ○○取得前開面額各一百萬元之支票三張，既係案外人翁登川所交付之酬金，而非被告ｉ○○向被害人Ｐ○○恐嚇而由被害人Ｐ○○所交付之贓款，被告ｉ○○雖取得該三張支票，揆諸前開說明，尚難據此即認定被告ｉ○○與案外人翁登川有恐嚇取財之犯意聯絡，而令其共同負恐嚇取財之罪責。
（六）被害人Ｐ○○於本院審理時指稱：被告ｉ○○於票載發票日七月三十一日前，持其所簽發之上開支票中之三張要求兌現，因其並無那麼多現金，故被告ｉ○○才提議部分抵房款或分次付現等語（見本院卷二第二九九頁）；證人即被害人Ｐ○○公司之會計Ａ○○於偵查中證稱：被告ｉ○○在上開三張支票發票日七十九年七月三十一日前幾天，持該三張支票向被害人Ｐ○○兌換之三百萬元現金，除抵付其姐夫張進財向被害人Ｐ○○購屋之部分價款八十萬元外，餘二百二十萬元為現金給付。於七十九年七月三十一日票載發票日當天，由證人即不知情之被告ｉ○○之司機林靜園載其去第一商業銀行嘉義新西分行領出一百三十萬元現金，將其中之一百萬元交付被告ｉ○○，於七十九年九月十日又由被告ｉ○○手下拿走四十萬元，於同年十月十五日又簽發八十萬元支票交給被告ｉ○○手下「阿園」（即證人林靜園）拿走等語（見八十五年偵字第七五二六號偵卷卷一第二二二至二二三頁），並有被告ｉ○○委託其司機林靜園取走八十萬元之第一商業銀行存根影本一份、被害人Ｐ○○第一商業銀行嘉義新西分行存摺影本一份及第一商業銀行嘉義新西分行第三八三九─０號帳戶、支票號碼0000000號、票載發票日七十九年十月十五日、面額八十萬元之支票影本一張附於偵查卷可稽（見八十五年偵字第七五二六號偵查卷卷一第四十四頁及該頁背面；八十八年偵緝字第二四六號偵卷二第八００頁）。且證人Ａ○○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被害人Ｐ○○說票是被告ｉ○○拿回來的，且說可以慢慢給他，不用一次給，沒有說什麼原因等語，顯見被告ｉ○○同意被害人Ｐ○○上開三百萬元可部分抵付房屋價款，部分分期給付，無須一次全部付清，係因被害人Ｐ○○沒有足夠之現金支付，並非公訴人所指係為化整為零洗錢脫罪，亦難以此認定被告ｉ○○與案外人翁登川有恐嚇取財之犯意聯絡。
（七）被害人Ｐ○○雖於警訊時指稱：「：：：其原本以為此事與ｉ○○無關，直到翁登川被他人控訴恐嚇勒贖，被告ｉ○○才緊張的來找我，並拿著三張當時我開給翁登川之支票（共計三百萬）說現在出事了，他說：『到時候如果法院有傳你去作證那一千萬的事，你千萬不能扯到我，你要說翁登川只有向你拿七百萬而已，而那七百萬是介紹你買賣土地的佣金，如果你不照這樣說，你會死得很難看，你所有的工程就準備停工吧！』語畢就拿出那三張支票，除一部分要兌換現金外，剩下的則抵償其姊夫張進財向我購屋之價款，我均有登錄。我至當時才知原來他們是早有預謀共同串通，由ｉ○○假意出面協調，並分得三百萬元：：：。」等語（見警卷第九頁背面）；然其嗣後於偵查中則改指稱：七十九年六月底、七月初左右，被告ｉ○○拿其開給案外人翁登川之其中三張支票至北鎮工地，對其說三張支票是案外人翁登川給案外人蕭登獅，案外人蕭登獅欠錢，但不希望提示支票，故將票歸還他，在支票到期日即七十九年七月三十一日，被告ｉ○○與證人即被告ｉ○○之司機林靜園至北鎮工地，會計Ａ○○依照被害人Ｐ○○之指示，去第一商業銀行嘉義新西分行領出一百三十萬元現金，將其中之一百萬元交付被告ｉ○○，另八十萬元折抵被告ｉ○○姊夫張進財所欠之價款，又於七十九年九月十日由被告ｉ○○手下拿走四十萬元現金，於同年十月十五日又簽發八十萬元支票交給被告ｉ○○手下「阿園」（即證人林靜園）拿走；被告ｉ○○表面上跟其說是案外人翁登川給案外人蕭登獅吃紅，事後其想是被告ｉ○○與案外人翁登川設局來向其恐嚇取財等語，並未主動提及被告ｉ○○曾向其說：「到時候如果法院有傳你去作證那一千萬的事，你千萬不能扯到我，你要說案外人翁登川只有向你拿七百萬而已，而那七百萬是介紹你買賣土地的佣金，如果你不照這樣說，你會死得很難看，你所有的工程就準備停工吧！」，係公訴人主動提起，被害人Ｐ○○始指稱其確實說過（見八十五年偵字第七五二六號偵查卷一第一九八頁背面至一九九頁背面）；而於本院審理時，被害人Ｐ○○則又改指稱：被告ｉ○○拿三百萬元之支票要向其兌現，並未告訴其支票如何取得，其告訴被告ｉ○○沒那麼多現金，被告ｉ○○乃提議要抵房款或分次兌現等語，而對於本院訊問有關被告ｉ○○曾否於拿支票向其兌現時，向其恐嚇說：「法院傳你時，要說翁登川只向你拿七百萬元，不然你工地準備停工」之情事時，其答稱：忘記了等語（見本院卷二第二九八頁背面至第二九九頁），其前後指訴之情節未盡一致，是被告ｉ○○於持三張面額各一百萬元支票向被害人Ｐ○○兌換現金時，是否確有如被害人Ｐ○○於警訊時所指述曾出言恐嚇，已非無疑。且證人辰○○與子○○均於本院審理時到庭證稱：不知被告ｉ○○所持之三張面額各一百萬元支票係如何取得，亦不知被告ｉ○○是否曾於持票向被害人Ｐ○○兌現時出言恐嚇等語（見本院卷二第三七一頁、第四二二頁背面）；證人Ａ○○則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問：另外三張票是何時、何人拿來向Ｐ○○兌換現金？）那三張票是Ｐ○○拿給我，票拿回來之後，我將支票號碼剪下來，拿去銀行註銷，支票後面我看到有寫被告ｉ○○背書，但該三張支票是於七月三十一日前拿回來」、「（問：當時被害人Ｐ○○有無說該三張支票為何拿回來？）他說是阿標（指被告ｉ○○）拿回來給他，且說可以慢慢給他，不用一次給，沒說什麼原因。」、「（問：ｉ○○有否向Ｐ○○說：翁登川出事了，如法院傳你時要說翁登川只有跟你拿七百萬，如果不照說，你所有工地準備停工吧）是Ｐ○○之妻有告訴我說為什麼我們給人家一千萬元，為何出庭要說七百萬元，但該話是何人說的我不知道。」、「（問：是否曾聽過如不說七百萬，會讓其工地停工？）我沒有聽過」等語（見本院卷二第三七二頁至三七三頁），故證人Ａ○○於警訊時所證述之有關被告ｉ○○如何將三張面額各一百萬元支票交給被害人Ｐ○○之細節，應非其親身見聞之事實，尚難以之為不利於被告ｉ○○之證據。
（八）公訴人雖認本院治安法庭七十九年度感裁字第二七號、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治安法庭七十九年度感抗字第一三六號二份裁定書所載之案外人翁登川之流氓行為之一即係其與被告ｉ○○共犯本案恐嚇取財之犯罪事實。惟經本院細繹上開二份裁定書之內容，二份裁定書所認定之該流氓事實係七十九年四月下旬，因嘉義市某市民為購買土地事，與嘉義市某建商發生爭執，該市民明知如依正常民事訴訟程序無法勝訴，乃委由被移送人（即案外人翁登川）出面要索該建商必須交付一億元，嗣經該建商委由民意代表（即被告ｉ○○）出面交涉，始由一億元減為五千萬元、一千萬元，最後終以七百萬元成交，並未認定被告ｉ○○亦是該恐嚇取財案之共犯，此有上開二份裁定書附於偵卷可稽（見八十八年度偵緝字第二四六號卷一第三六八頁起至三七三頁）。參以被告ｉ○○於地方上之份量，應該不會比案外人翁登川差，且本案係經被告ｉ○○協調始以一千萬元解決，若被告ｉ○○與案外人翁登川確有恐嚇取財之犯意聯絡，衡諸常理，被告ｉ○○所分得之恐嚇取財贓款應不致較案外人翁登川為少，而本案被告ｉ○○僅取得三百萬元，案外人翁登川則取得七百萬元，若認被告ｉ○○與案外人翁登川間有恐嚇取財之犯意聯絡，應與常理有違。亦證案外人翁登川交給被告ｉ○○面額各一百萬元之支票三張，應係酬金，而非被告ｉ○○與案外人翁登川共同恐嚇取財所分得之贓款，是公訴人據上開二份裁定書之內容即認定被告ｉ○○與案外人翁登川共犯本案恐嚇取財罪，尚嫌速斷。
（九）綜上所述，被告ｉ○○雖確實曾應被害人Ｐ○○與證人辰○○之託，出面調解被害人Ｐ○○與案外人翁登川間之糾紛，以一千萬元解決，並由其中獲得案外人翁登川所交付之三百萬元酬金，惟除被害人Ｐ○○於警訊時及偵查中之指訴外，並無直接證據可資證明被告ｉ○○有公訴人所指之與案外人翁登川共犯恐嚇取財罪之犯行，雖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不以直接證據為限，惟本案綜合其他間接證據，亦無從本於推理之作用，認定被告ｉ○○與案外人翁登川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而共犯恐嚇取財罪，自難僅以臆測之方式，認定被告ｉ○○有共犯恐嚇取財之罪責，被告ｉ○○之否認，非無可採。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ｉ○○有公訴人所指之恐嚇取財犯行，因認不能證明被告ｉ○○犯罪，爰諭知無罪之判決。
五、被告ｉ○○收受案外人翁登川交付之酬金即前開面額各一百萬元支票三張，是否涉犯收受贓物罪嫌，因公訴人就此部分未經起訴，該部分與本案起訴有罪部分亦無裁判上一罪關係，本院自不得加以審判，附此敘明。
（貳）恐嚇危害安全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ｉ○○得知案外人翁登川被移送管訓後，於七十九年七月三十一日票載發票日前數日即同年七月中旬某日，即持案外人翁登川所交付之三張面額各一百萬元之上開支票至Ｐ○○公司，對被害人Ｐ○○恫稱：「翁登川現在出事了，到時如果法院有傳你去作證那一千萬元的事，你千萬不能扯到我，你要說翁登川只有跟你拿七百萬元而已，而那七百萬元是介紹你買賣土地的佣金，如果你不照這樣說，你會死得很難看，你所有的工地、工程就準備停工吧」等語，此部分公訴人雖未引用起訴法條刑法第三百零五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惟被告ｉ○○以加害生命、財產之事恐嚇被害人Ｐ○○於起訴書犯罪事實已敘明，業已起訴，本院自應予一併審判。
二、按被害人之陳述如無瑕疵，且就其他方面調查又與事實相符，固足採為科刑之基礎，倘其陳述尚有瑕疵，在未究明之前，不得遽採為論罪科刑之根據，最高法院六十一年臺上字第三０九九號判例要旨參照。訊據被告ｉ○○堅決否認曾對被害人Ｐ○○恫嚇稱：「翁登川現在出事了，到時如果法院有傳你去作證那一千萬元的事，你千萬不能扯到我，你要說翁登川只有跟你拿七百萬元而已，而那七百萬元是介紹你買賣土地的佣金，如果你不照這樣說，你會死得很難看，你所有的工地、工程就準備停工吧」等語。經查，被害人Ｐ○○雖於警訊時指稱：「：：：
其原本以為此事與ｉ○○無關，直到翁登川被他人控訴恐嚇勒贖，ｉ○○才緊張的來找我，並拿著三張當時我開給翁登川之支票（共計三百萬）說現在出事了，他說：『到時候如果法院有傳你去作證那一千萬的事，你千萬不能扯到我，你要說翁登川只有向你拿七百萬而已，而那七百萬是介紹你買賣土地的佣金，如果你不照這樣說，你會死得很難看，你所有的工程就準備停工吧！』語畢就拿出那三張支票，除一部分要兌換現金外，剩下的則抵償其姊夫張進財向我購屋之價款，我均有登錄。我至當時才知原來他們是早有預謀共同串通，由ｉ○○假意出面協調，並分得三百萬元。：：：」等語（見警卷第九頁背面）；然其嗣後於偵查中則改指稱：被告ｉ○○拿其開給案外人翁登川之其中三張支票至北鎮工地，對其說三張支票是案外人翁登川給案外人蕭登獅，案外人蕭登獅欠錢，但不希望提示支票，故將票歸還，其在支票到期日即七十九年七月三十一日後，因被告ｉ○○要求，其以部分現金、部分開票、部分抵房價之方式交付被告ｉ○○三百萬元；被告ｉ○○表面上跟其說是案外人翁登川給案外人蕭登獅吃紅，事後其想是被告ｉ○○與案外人翁登川設局來向其恐嚇取財等語，並未主動提及被告ｉ○○曾向其說：「到時候如果法院有傳你去作證那一千萬元的事，你千萬不能扯到我，你要說翁登川只有向你拿七百萬元而已，而那七百萬元是介紹你買賣土地的佣金，如果你不照這樣說，你會死得很難看，你所有的工程就準備停工吧！」等語，係公訴人主動提起，被害人Ｐ○○始指稱其確實說過（見八十五年偵字第七五二六號偵查卷一第一九八頁背面至一九九頁背面）；而於本院審理時，被害人Ｐ○○則又改指稱：被告ｉ○○拿三百萬元之支票要向其兌現，並未告訴其支票如何取得，其告訴被告ｉ○○沒那麼多現金，被告ｉ○○乃提議要抵房款或分次兌現等語，而對於本院訊問有關被告ｉ○○曾否於拿支票向其兌現時，向其恐嚇稱：「法院傳你時，要說翁登川只向你拿七百萬元，不然你工地準備停工」之情事時，其答稱：忘記了等語（見本院卷二第二九八頁背面至第二九九頁），前後指述之情節未盡一致，是被告ｉ○○是否確有如被害人Ｐ○○於警訊中所指述曾出言恐嚇，已非無疑。而證人Ａ○○於本院審理時固證稱：「（問：ｉ○○有否向Ｐ○○說：翁登川出事了，如法院傳你時要說翁登川只有跟你拿七百萬，如果不照說，你所有工地準備停工吧？）是Ｐ○○之妻有告訴我說為什麼我們給人家一千萬元，為何出庭要說七百萬元，但該話是何人說的我不知道。」、「（問：是否曾聽過如不說七百萬，會讓其工地停工？）我沒有聽過」等語（見本院卷二第三七二頁至三七三頁），惟其上開有關「為何出庭要說七百萬元」之證詞並非其親身見聞之事實，而其復未親自聽聞被告ｉ○○曾對被害人Ｐ○○出言恐嚇危害安全。是本案有關被告ｉ○○曾對被害人Ｐ○○出言恐嚇之事實，除被害人Ｐ○○前後未盡一致之指述外，尚乏其他證據加以支持，揆諸前開判例要旨，自難以被害人Ｐ○○有瑕疵之指述，遽認被告ｉ○○對被害人Ｐ○○有上開恐嚇危害安全之犯行。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ｉ○○有公訴人所指之恐嚇危害安全犯行，因認此部分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應為無罪判決之諭知。
（參）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ｉ○○於八十二年五月間某日，得知嘉義縣太保市市民代表會（下簡稱太保市代會）欲開會討論、表決坐落嘉義縣太保市太保里電力公司對面之一筆市有土地是否出售之提案。因被告ｉ○○與其同派系之地方人士基於某種派系利益而主張不賣，而被害人即太保市市民代表巳○等人則贊同出售。被告ｉ○○為使該次會議之出席代表未達法定之開會人數而流會，乃與其手下綽號「賢隆」之莊振庸（已於八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死亡）及多位不詳姓名之男子共同基於犯意之聯絡，於八十二年五月間某日上午九時四十分許，由被告ｉ○○親自坐鎮太保市代會會場內指揮，而其手下則在場外阻止代表進入會場開會，旋見證人Ｕ○○開車載被害人巳○及證人即被害人巳○之朋友Ｄ○○自花蓮回到會場正門前停車，證人Ｄ○○先行下車而進入隔壁之太保市公所民政課內，案外人即綽號「賢隆」之莊振庸見狀，便跟隨證人Ｄ○○進入民政課內搥打證人Ｄ○○之胸部（傷害部分未經告訴且已逾告訴期間），並怒斥：「你與被害人巳○去花蓮做什麼？」等語。證人Ｄ○○答稱：去花蓮買大理石等語。案外人莊振庸便未再進一步追問。被害人巳○及證人Ｕ○○見到被告ｉ○○之手下多人等候在門前而不敢下車自正門入內開會，乃由證人Ｕ○○將車開到會場後門準備自後門進入開會，然當被害人巳○甫下車之際，仍被隨後趕到之被告ｉ○○之二位手下挾持兩腋而架走數步後而抓進由另一位手下所駕駛並在場接應之車子裡面，致去向不明而剝奪被害人巳○之行動自由，並使被害人巳○無法進入會場開會而妨害其行使市民代表參與會議討論、表決之權利，且致該次會議因未達法定之出席人數而流會，被告ｉ○○等人於造成流會之目的得逞後，才將被害人巳○釋放，被害人巳○至此才恢復行動自由，因認被告ｉ○○共同涉有刑法第三百零二條第一項之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嫌。
二、公訴人認被告ｉ○○共犯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無非係以證人Ｕ○○於偵查中證稱：「我們在開會十點前之九點四十分回來，看到代表會門前有很多車，我從後門去，我開車載巳○，巳○下車，就被二人架走，我走在巳○後面有看到」、「我車窗搖下就聽到有人說巳○來了，巳○下車就被二人架走，巳○問他有事用講的，巳○被二人架上一輛車，載離現場，載去那裡我不知道」、「我曾看到那二人常跟在ｉ○○旁邊」、「當時ｉ○○在代表會泡茶地方泡茶」、「後來沒有開會，因巳○被架走而流會」、「會場外有一部雷諾車被人砸毀」、「（問：他們架走巳○做什麼？）主要是讓代表會開不成」、「架走巳○那二個人是ｉ○○的跟班兄弟，我看見那二個人常常跟在ｉ○○身邊」等情（見八十五年度偵字第七五二六號卷宗第一四二頁起至第一四三頁止）；及證人Ｄ○○於偵查中證稱：「代表會內在亂，我不願進入，到民政課泡茶，賢龍過來搥我胸部、問我，很兇問我和巳○去花蓮做什麼，我回答說去買大理石，此外，就沒有對我兇悍言語了」、「之後，我有回到代表會，代表會流會，沒發生事情。綽號賢龍是ｉ○○的司機」等語（見八十五年度偵字第七五二六號卷宗第一四五頁）為主要論據。訊據被告ｉ○○矢口否認有何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犯行，辯稱：其當時係路過太保市代會，順便進入代表會內泡個茶，停留約十分鐘就離開，太保市代會當日為何開會並未叫手下阻止代表開會，亦未強押被害人即代表巳○離開會場等語。經查：
（一）八十二年五月間，太保市公所因案外人徐源福等四人陳情欲標購坐落太保市電力公司對面之嘉義縣太保市○○段○○○號（原同市○○段○○○號）之市有土地一筆，故於八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向太保市代會定期會提案審議該筆土地之標售案之事實，業據證人即當時提案之太保市市長天○○、證人即當時太保市代會主席卯○○、證人即太保市公所財政課承辦員王弘毅於本院審理時結證屬實（見本院卷卷三第七０六頁背面、第七０七頁、第七三二頁背面，第七零五頁背面至第七０六頁，第七三三頁背面），並有嘉義縣水上地政事務所八十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八九嘉上地二字第三五五八號函及所附之土地登記簿謄本與地籍圖影本各一份附於本院卷可佐（見本院卷卷三第七四四至七四六頁），顯見八十二年五月間，太保市公所確實曾提案出售太保市電力公司對面之市有土地一筆，並提交太保市代會審議。
（二）上開太保市○○段第四七八號之太保市市有土地標售提案，業經太保市代會第一屆第四次定期會第九次會議於八十二年五月十一日審議後通過，同意出售，嗣後並由太保市公所報請嘉義縣政府核准後辦理標售，惟無人應買，故迄今仍未售出之事實，業據證人天○○、卯○○、王弘毅於本院審理庭結證無誤（見本院卷卷三第七三二頁背面及第七三三頁、第七０五頁背面及第七０六頁、第七三三頁背面），並有太保市代會八十九年五月十一日八九嘉太市代總字第二五三號函及所附該代表會第一屆第四次定期大會定期會第九次會議決案、代表簽到簿、會議記錄影本各一份，太保市公所八十九年五月十六日八九嘉太字財字第四六二五號函及所附太保市代會八十二年四月十七日嘉太市代總字第０七０號函、徐元福等四人陳情書、嘉義縣太保鄉調解委員會調解書、太保市公所八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嘉太市財字第二七八一號函稿、太保市代會議決書、太保市公所擬標售市有土地清冊、嘉義縣政府八十二年六月九日八二府財產字第五二四七八號函、太保市公所八十三年六月四日嘉太市財字第八三００四七八０號函稿、太保市公所公告及剪報影本各一份附於本院卷可稽（見本院卷卷二第三八六至三八九頁、第五一一至五二七頁），依該次會議記錄及代表簽到簿之記載，被害人巳○及證人Ｕ○○均於代表簽到簿簽名，出席開會，而該次會議亦決議通過太保市公所之提案，同意出售上開太保市○○段第四七八地號之市有土地。此外，證人即太保市代會組員ｋ○○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八十二年五月太保市代會只開這次定期會等語，而太保市代會八十二至八十三年間所召開之會議，除八十二年五月十一日曾議決是否同意出售上開太保市○○段○○○號土地之提案外，並未見任何有關出售市有土地之提案，此有太保市代會八十二至八十三年召開大會明細表一份、大會代表簽到簿影本三十三份、太保市代會議決書影本二十八份附於本院卷足憑（見本院卷卷二第四四四至五一０頁），可見於八十二年至八十三年間，太保市公所除於八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曾提案太保市代會審議出售位於太保市電力公司對面太保市○○段第四七八號之市有地，並由太保市代會於八十二年五月十一日第一屆第四次定期大會定期會第九次會議加以議決外，並無任何出售市有土地之提案提交太保市代會議決，而太保市代會對於太保市公所上開出售太保市○○段第四七八號市有土地之提案，於八十二年五月十一日議決通過，同意出售，並未流會，且被害人巳○、證人Ｕ○○均出席該次會議，是證人Ｕ○○上開於偵查中所為之證言顯與太保市代會八十二年五月間實際之開會情形不符。至證人Ｄ○○上開於偵查中之證詞雖未具體陳明發生之時間，惟其於偵查中除證述上開證言外，並證稱：「Ｕ○○開車到代表會正門我先下車，Ｕ○○又載巳○繞到後門之事，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也沒有看見，我下車係去民政局（課）坐。」等語（見八十五年偵字第七五二六號卷一第一四五頁背面），故證人Ｄ○○並未看見被害人巳○是否遭被告ｉ○○手下挾持，證人Ｄ○○上開證言亦僅能證明案外人即被告ｉ○○之手下莊振庸曾至太保市公所民政課找其問其與被害人巳○去花蓮係為何事，然不足以證明被告ｉ○○唆使手下將被害人巳○押走。
（三）上開太保市○○段第四七八號之土地係畸零地，面積僅二二三‧八三平方公尺（約六七‧七坪），價值顯然非巨，此業經本院二次至現場勘驗屬實，並有勘驗筆錄及現場圖各二份、土地登記簿謄本一份、地籍圖影本一份、現場照片五張（編號①至⑤）附於本院卷可資佐證（見本院卷卷三第七三一頁、第七三八頁、第七四七至七五一頁、卷四第九一四至九一六頁，卷二第七四五至第七四九頁）。又該項出售市有土地之提案，係因案外人徐源福等四人向太保市代會陳情，太保市代會將陳情書轉交太保市公所處理，太保市公所乃於八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向太保市代會提案出售，並送請審議，此有太保市代會八十二年四月十七日嘉太市代總字第０七０號函、徐源福等四人陳情書、嘉義縣太保鄉調解委員會調解書、太保市公所八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嘉太市財字第二七八一號函等影本附於本院卷可參（見本院卷卷二第五一三至五一六頁），其間並無涉及派系利益，且係基於市民之陳情而來，衡諸常理，應不致有所爭議。且證人天○○、玄○○、未○○、申○○亦均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八十二年五月間有關上開太保市○○段第四七八號之市有土地出售提案，在市代會審議時並無爭議，市代會後來表決通過等語（見本院卷卷三第七０七頁、第七三五頁、第七七八頁背面、第七七九頁），顯見於八十二年五月間，太保市代會審議出售太保市○○段第四七八號之市有土地時，並無爭議發生，衡諸常理，被告ｉ○○並無基於派系利益而介入之必要。
（四）綜上所述，本案公訴人據以認定被告ｉ○○於八十二年五月間對被害人巳○涉有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行之證人Ｕ○○與Ｄ○○之證言，因證人Ｕ○○之證言與八十二年五月間太保市代會實際之開會情形不符，而證人Ｄ○○之證言復未能證明被告ｉ○○唆使手下將被害人巳○自太保市代會押走，自難以此作為認定被告ｉ○○共犯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之證據。而本案綜合其他間接證據，亦無從本於推理之作用，認定被告ｉ○○於八十二年五月間有公訴人所指基於派系利益，唆使手下對被害人巳○為剝奪他人行動自由之犯行，自難僅以臆測之方式，論定被告ｉ○○剝奪他人行動自由之罪責。此外，復查無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ｉ○○有公訴人所指之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犯行，此部分因認不能證明被告ｉ○○犯罪，爰為無罪判決之諭知。
（五）至於八十二年五月之前，太保市公所亦曾於八十年間為充裕市公所財政而提出標售市有土地之提案，送交太保市代會審議，欲出售之市有地計有位於太保市電力公司對面之太保市○○段第四七六號（重劃前為太保市○○段第六八八之一號）及上開太保市○○段第四七八號（重劃前為太保市○○段第六九０號）二筆土地及位於太保市水利會後方之太保市○○段第九一六號（重劃前為太保市○○段第六六七之二一號）、太保市○○段第九一九號（重劃前為太保市○○段第六六七之三三號）二筆土地，太保市代會於八十年九月十二日第一屆第一次臨時會審議該提案後，決議擱置該提案，被害人人巳○，證人Ｕ○○、葉福榮三人並未出席該會議，此有太保市代會第一屆第一次臨時大會代表簽到簿影本及該次臨時大會議決書影本與所附土地清冊影本各一份附於本院卷可按（見本院卷卷三第七九七頁背面、第八一三至八一四頁），而證人天○○於本院審理時復證稱：太保市○○段第四七六號土地之標售，在代表會有所爭議，當時贊成五人，反對六人，其曾去拜託被害人巳○，被害人巳○口頭上答應加以支持，如此則贊成之人便占多數，但開會當日被害人巳○聽說被家人帶回去等語（見本院卷卷三第七三二頁背面、第七三四頁）。從上述以觀，太保市電力公司對面之太保市市有土地有二筆，經本院勘驗審認之結果，一筆是本案議決通過之上開太保市○○段第四七八號土地，面積較小，且為畸零地，另一筆是同段第四七六號土地，該筆土地面積較大，價值亦較高，有前開勘驗筆錄附於本院卷可考（見卷三第九一四至九一六頁），該筆土地經太保市公所向太保市代會提案標售時，因代表會有所爭議，經該會於八十年九月十二日決議擱置，而該提案議決時，被害人巳○並未在場，此部分被告ｉ○○是否基於派系利益介入，而共同涉有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嫌，因此部分未經公訴人起訴，而公訴人起訴之本案被告ｉ○○共犯剝奪他人行動自由部分，既經判決無罪，則未起訴之此部分即與本案起訴部分無連續犯關係，非裁判上一罪，本院自不得加以審判。公訴人雖於本院八十九年六月十四日言詞辯論時稱：被告ｉ○○妨害自由部分之犯罪時間應係八十年，起訴書誤寫等語（見本院卷卷四第九九八頁），惟經本院遍查偵查卷，對被告ｉ○○剝奪他人行動自由部分，除證人Ｕ○○、Ｄ○○之證言與被害人巳○之供述外，並無其他相關事證，而證人Ｕ○○所證稱被告ｉ○○之犯罪時間亦係在八十二年五月間，且起訴書並未具體指明太保市電力公司對面市有土地之明確地號與坐落位置，故公訴人起訴之犯罪時間應係於八十二年五月間，起訴書所載之犯罪時間應非誤載，故公訴人起訴之範圍當不及於八十年九月十二日所發生之事實，本院自不得加以審判，併此敘明。
（肆）水上農會貸款背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ｉ○○於八十二年六月間某日與擔任嘉義縣水上鄉農會（下簡稱水上農會）總幹事之另案被告林水炎，信用部主任之另案被告林永陣（已於八十八年八月三日死亡）、放款業務承辦人之另案被告王明昇、賴健榮、林坤泰（以上五人均已另行起訴，由本院另案審結）共同基於概括之犯意聯絡，意圖為自己不法之利益及損害該農會之利益。因被告ｉ○○為籌措資金而擬向水上農會貸款，又依規定非農會會員不得向農會貸款，且辦理放款時，如事先知悉會員充當其他非會員之貸款人頭時，縱使有提供足額之擔保品，亦不得放款。另案被告林水炎等人明知此，因礙於被告ｉ○○本人未具備農民身分不得貸款之限制，被告ｉ○○乃與另案被告林水炎商議利用被告ｉ○○父親即證人蕭金海及友人之土地，尋找具有水上農會會員資格之人充當貸款人頭，並由知情之另案被告林永陣、王明昇、賴健榮及林坤泰，於辦理放款手續時，從中加以掩護。而連續於（一）、八十二年六月間某日，被告ｉ○○因與另案被告林松柏（已另行起訴，由本院另案審結）合買嘉義縣○○鄉○○○段（下簡稱崎子頭段）第一六四及一七二號之土地（登記在另案被告林松柏之親戚案外人傅春和名下），被告ｉ○○需出資約四千萬元，因無資金，乃協議以該二筆土地供擔保，由另案被告林松柏尋得另案被告即水上農會會員吳福來與李溪中二人充當貸款人頭（吳福來、李溪中二人均已另行起訴，由本院另案審結），計以另案被告吳福來之名義申請貸款二千萬元，後水上農會核准貸與一千九百五十萬元，以另案被告李溪中之名義申請貸款二千萬元，後水上農會核准貸得一千八百五十萬元，共計三千八百萬元，由另案被告林松柏取得充當係ｉ○○購買土地之出資額，並約定該貸款本息應由被告ｉ○○支付。（二）、於八十二年七月間某日，被告ｉ○○利用其父蕭金海名義所購買而登記在案外人黃良昌名下之雲林縣○○鄉○○段（下簡稱頂寮段）第一二七О、一二七一、一二七一之一、一二七二、一二七三、一二七五、一二七六、一二七七、一二七八、一五二七、一五二八及一五二九號之土地十二筆及坐落頂寮段建號第十六號之建物供擔保（起訴書漏載頂寮段第一二七五、一二七六、一二七七、一五二七、一五二八號五筆土地及頂寮段建號第十六號建物一棟），由被告ｉ○○本人或託人尋得另案被告即水上農會會員葉萬順、龔銘世、羅錦稻、呂清溪（業已於八十八年八月十一日死亡）、吳順益及李民（以上六人均已另行起訴，由本院另案審結）為貸款人頭，向水上農會申辦貸款，計以另案被告葉萬順名義貸得一千九百萬元，另案被告龔銘世名義貸得二千零五十萬元，另案被告羅錦稻名義貸得二千零五十萬元，另案被告呂清溪名義貸得二千萬元、另案被告吳順益名義貸得二千萬元、另案被告李民名義貸得二千萬元，總計貸得一億二千萬元，均由被告ｉ○○領取使用，並繳納利息。（三）、於八十四年六月間某日，被告ｉ○○利用登記於案外人葉玉鳳名下坐落嘉義縣○○鄉○○段（下簡稱沙坑段）第一七八、一七九、二二О、二二三、二二四、二二五、二二六、二二
七、二二九、六三０、六三０之一、六三一、六三三之二、六三三之三、六三三之六、六二八號○○鄉○○○段（下簡稱覆鼎金段）第一一七五之四號十七筆土地（起訴書漏載沙坑段第六三０、六三０之一、六三一號及覆鼎金段第一一七五之四號四筆土地）供擔保，由其尋得另案被告即水上農會會員黃三倧與曾文淋為貸款人頭，並委由知情且同有犯意聯絡之另案被告即代書汪姿秀負責向水上農會申辦貸款（黃三倧、曾文淋、汪姿秀三人均已另行起訴），計以另案被告黃三倧名義貸得二千九百萬元，另案被告曾文淋名義貸得二千三百萬元（申請貸款額為三千萬元），而貸得之款項由證人黃金源與另案被告汪姿秀領取，部分償還被告ｉ○○所積欠另案被告汪姿秀之欠款，致生損害於水上農會，因認被告ｉ○○與另案被告林水炎、林永陣、王明昇、賴健榮、林坤泰、林松柏、吳福來、李溪中、葉萬順、龔銘世、羅錦稻、呂清溪、吳順益、李民、黃三倧、曾文淋、汪姿秀涉有共同連續背信罪嫌。
二、公訴人認被告ｉ○○與另案被告林水炎、林永陣、王明昇、賴健榮、林坤泰、林松柏、吳福來、李溪中、葉萬順、龔銘世、羅錦稻、呂清溪、吳順益、李民、黃三倧、曾文淋、汪姿秀共犯背信罪，無非係以被告ｉ○○以人頭向農會貸款，而另案被告林水炎等人，或係知情農會之職員，或係知情之人頭戶，竟仍與被告ｉ○○合作，違背農會不得放款予非農會會員之規定，且辦理放款時，如事先知悉會員充當其他非會員之貸款人頭時，縱使有提供足額之擔保品，亦不得放款，否則將款項分散出借給多位人頭後再集中鉅款供某位非農會會員使用，增加農會集中鉅額放款之風險，顯已足以損害到農會本身及全體農會會員之權益為主要論據。訊據被告ｉ○○固坦承因其並未具備農民身分，無法向農會申請貸款，故託請林松柏、侯錦明或由其本人尋找吳福來、李溪中、葉萬順、龔銘世、羅錦稻、呂清溪、吳順益、李民、黃三倧、曾文淋、汪姿秀為貸款人頭，向水上農會貸款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背信之犯行，並辯稱：貸款之手續均依規定辦理，其已提供足夠之擔保品，並無犯法之意圖等語。經查：
（一）被告ｉ○○對其因與另案被告林松柏合買崎子頭段第一六四及一七二號之土地，為籌措其出資約四千萬元，乃於八十三年六月間，以上開二筆土地為擔保，並尋得水上農會會員即另案被告吳福來與李溪中二人充當貸款人頭，由水上農會核准貸與另案被告吳福來一千九百五十萬元、核准貸與另案被告李溪中一千八百五十萬元，共計三千八百萬元；於八十二年七月間某日，其利用以其父即案外人蕭金海名義所購買而登記在證人黃良昌名下之頂寮段第一二七О、一二七一、一二七一之一、一二七二、一二七三、一二七五、一二
七六、一二七七、一二七八、一五二七、一五二八及一五二九號土地十二筆及坐落頂寮段建號第十六號之建物供擔保，由被告ｉ○○本人或託人尋得另案被告即水上農會會員即另案被告葉萬順、龔銘世、羅錦稻、呂清溪、吳順益及李民六人為貸款人頭，向水上農會申辦貸款，計以另案被告葉萬順名義貸得一千九百萬元，另案被告龔銘世名義貸得二千零五十萬元，另案被告羅錦稻名義貸得二千零五十萬元，另案被告呂清溪名義貸得二千萬元、另案被告吳順益名義貸得二千萬元、另案被告李民名義貸得二千萬元，總計貸得一億二千萬元，均由被告ｉ○○領取使用，並繳納利息；於八十四年六月間某日，其利用登記於案外人葉玉鳳名下坐落沙坑段第一七八、一七九、二二О、二二三、二二四、二二五、二二六、二二七、二二九、六三０、六三０之
一、六三一、六三三之二、六三三之三、六三三之六、六二八號及覆鼎金段
）第一一七五之四號十七筆土地供擔保，由其尋得另案被告即水上農會會員黃三倧與曾文淋為貸款人頭，向水上農會以黃三倧名義貸得二千九百萬元，曾文淋名義貸得二千三百萬元，而貸得之款項部分償還其所積欠另案被告汪姿秀之借款之事實，供承不諱，核與作為貸款人頭之另案被告吳福來於本院另案審理時供稱：因其係水上農會會員，案外人即李溪中之子李永村對其表示另案被告林松柏要借二千萬元，須以其名義向農會貸款，其便將身分證、印章交給案外人李永村，農會職員有找其對保等語（見本院八十八年訴字第三六八號卷（一）第六十二頁背面、第六十三頁）；作為貸款人頭之另案被告李溪中於本院另案審理時供稱：因其姪子之子另案被告林松柏、案外人林啟明對其表示要向水上農會貸款，但受限於未具備農會會員身分，故須用其名義向農會貸款，其便將存摺、身分證、印章交給他們去貸二千萬元，借款申請書與授信契約書均是由其親自簽立等語（見本院八十八年訴字第三六八號卷（一）第六十二頁背面至六十三頁）；作為貸款人頭之另案被告葉萬順於本院另案審理時供稱：當時是案外人侯景銘打呼叫器叫其至被告ｉ○○服務處，到服務處後，案外人侯景銘對其說要以其名義向水上農會貸款，其原本不答應，但因對方苦苦哀求，故其後來答應，事後，案外人侯景銘有拿一張單子給我簽名，我有簽借款申請書，未簽授信契約書，我沒有對保，亦未與農會之人員接洽過等語（見本院八十八年訴字第三六八號卷（一）第六十三頁背面、第六十四頁背面、第六十五頁）；作為貸款人頭之另案被告羅錦稻於本院另案審理時供稱：是案外人侯景銘叫其至ｉ○○服務處，當時案外人侯景銘告訴其被告ｉ○○要借錢，請其當人頭，當場另案被告即水上農會職員賴健榮便拿借款申請書讓其簽名，其有將印章、身分證影本交給另案被告賴健榮，借款申請書與授信契約書上之姓名均為其所簽等語（見本院八十八年訴字第三六八號卷（一）第六十四頁及該頁背面）；作為貸款人頭之另案被告吳順益於本院另案審理時供稱：是案外人侯景銘告訴其他要向水上農會貸款，而他不是會員，要借其名義貸款，而其當場在被告ｉ○○服務處便將其身分證、印章交給案外人侯景銘，借款申請書與授信契約書均為其所自
簽等語（見本院八十八年訴字第三六八號卷（一）第六十四頁及該頁背面）；作為貸款人頭之另案被告李民於本院另案審理時供稱：當初是案外人侯景銘在被告ｉ○○服務處告訴其要以其名義作保，其曾至該農會簽一張貸款申請書，而借款申請書與授信契約書均為其所自簽等語（見本院八十八年訴字第三六八號卷（一）第六十四頁及該頁背面）；作為貸款人頭之另案被告黃三倧於本院另案審理時供稱：因案外人侯景銘不是農會會員，故要借用其名義向水上農會貸款，其便將印章與身分證交給另案被告即水上農會職員林坤泰辦理貸款，借款申請書與授信契約書均為其所自簽等語（見本院八十八年訴字第三六八號卷（一）第六十六頁及該頁背面）；作為貸款人頭之另案被告曾文淋於本院另案審理時供稱：其去被告ｉ○○服務處時，被告ｉ○○向其表示，因被告ｉ○○並非農會會員，故須借用其名義向水上農會貸款，其事後有至水上農會辦理貸款事宜，借款申請書與授信契約書均為其所自簽等語（見本院八十八年訴字第三六八號卷（一）第六十六頁及該頁背面）、第六十三頁）大致相符，復有授信約定書影本、不動產調查表影本各十份附於本院卷可稽（見本院八十八年訴字第三六八號另附之證物卷），被告ｉ○○以上開土地為擔保，利用貸款人頭戶吳福來、李溪中、葉萬順、龔銘世、羅錦稻、呂清溪、吳順益、李民、黃三倧、曾文淋計十人向水上農會貸款，堪認為真實。至另案被告葉萬順於本院另案審理時雖供稱：其僅簽借款申請書，未於授信契約書上簽名云云，惟經本院比對八十八年訴字第三六八號證物卷所附借款申請書、授信契約書影本上另案被告葉萬順之簽名，二者並無明顯差異，亦與另案被告葉萬順於本院八十八年訴字第三六八號調查筆錄上之簽名（見八十八年訴字第三六八號卷一第六五頁背面）無明顯差異，參以另案被告葉萬順既已同意作為被告ｉ○○貸款之人頭，衡情並無拒絕簽立授信契約書與對保之理，故另案被告葉萬順於另案審理時所為之上開供詞，尚難採信，附此敘明。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推定其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分別定有明文。而所謂證據，須適於為被告犯罪事實之證明者，始得採為斷罪資料，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者，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五十三年臺上字第二七五０號及四十年臺上字第八六號判例要旨參照。又按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條之背信罪以行為人有取得不法利益或損害本人利益之意圖為必要，若無此意圖，即屬欠缺意思要件，縱有違背任務之行為，並致生損害於本人之財產或其他利益，亦難成立本罪。而行為人是否有此意圖，應屬犯罪構成要件之一部，自應依證據認定，不能僅以客觀上發生損害本人利益之事實，遽而推定行為人有該意圖之存在，亦有最高法院三十年度上字第一二一０號及二十六年度上字第一二四六號判例要旨可資參照。
（三）查水上農會有關擔保品之估價，目前係依照該農會第十二屆理事會於八十三年五月二十三日所通過之嘉義縣水上鄉農會信用部擔保放款辦理準則（下簡稱水上農會擔保放款辦理準則）之規定辦理，而在八十三年五月二十三日以前，擔保品之估價係依據該農會八十年十二月十三日理事會記錄之總幹事報告事項四之規定辦理，此業據另案被告林坤泰、林水炎於本院另案審理時供述甚詳，復有水上農會擔保放款辦理規則及所附之土地估價標準表影本、八十年十二月十三日水上農會第十一屆第十七次理事會會議記錄影本各一份附於本院八十八年度訴字第三六八號卷可稽（卷一第七三至八四頁、卷三第六七七至六八三頁）。依水上農會擔保放款辦理準則之規定：關於擔保品之估價，建地時價係依照該農會放款評定小組所定之標準計算，以建地時價扣除應繳之增值稅後所得金額之七成至九成為放款值；而田地部分則以田地之時價扣除增值稅後所得金額之七成至九成為放款值，且擔保品之估計在最高標準額度內，由放款評定小組依債務人之清償能力、信用狀況、存款積數評審後，經總幹事核定之。如業務需要，總幹事可依估價加二成核貸。貸放額度則依擔保物之放款值核貸，但最高不得超過會員代表大會決議案，此觀諸水上農會擔保放款辦理準則第二條第一款、第三款、第四款，第四條之規定自明。至嘉義縣水上鄉以外之土地，依該準則所附土地估價標準所列備註三之規定，其估價係參酌當地農會或金融機構核估辦法評估。又八十三年五月二十三日水上農會理事會通過上開擔保放款辦理準則以前，依據該農會上開八十年十二月十三日理事會會議記錄之總幹事報告事項四之內容，該農會關於擔保品之估價，農地及房屋均以時價之六至七成核貸。依據上開說明，被告ｉ○○係於八十二年六月及同年七月間提供上開坐落嘉義縣○○鄉○○○段及坐落雲林縣○○鄉○○段之土地為擔保，利用上開貸款人頭向水上農會申請貸款，因係在八十三年五月二十三日以前，此部分水上農會擔保品之估價應以該土地時價之六至七成核貸；被告ｉ○○於八十四年六月提供坐落嘉義縣○○鄉○○段與覆鼎金段多筆土地為擔保，利用貸款人頭向水上農會申請貸款之部分，因屬嘉義縣水上鄉以外之土地，且係在八十三年五月二十三日水上農會擔保放款辦理準則通過之後，其擔保品之估價，應參酌當地農會或金融機構核估辦法評估。
（四）被告ｉ○○於八十二年六月間，提供其與另案被告林松柏合買之登記於案外人傅春和名下之崎子頭第一六四號與一七二號土地二筆，以另案被告吳福來與李溪中為貸款人頭，分向水上農會申請貸款。其中另案被告吳福來部分係以崎子頭第一六四號土地設定抵押權作為擔保，另案被告李溪中部分則係以崎子頭第一七二號土地設定抵押權為擔保，經另案被告即負責該貸款案徵信業務之林坤泰核算，估定崎子頭第一六四號土地之時價每平方公尺為六千元，乘以該筆土地面積零點五八七一公頃，評估總值為三千五百一十萬六千元，扣除應繳之土地增值稅一千三百一十六萬四千七百元後，以放款率百分之九十放款，核定擔保放款總值為一千九百七十四萬七千二百八十七元，並核貸一千九百五十萬元；至崎子頭第一七二號土地之時價，另案被告林坤泰則估定為每平方公尺九千五百元，乘以該筆土地面積零點五公頃，評估總值為四千七百五十萬元，扣除應繳之土地增值稅二千六百七十萬元後，以放款率百分之九十放款，核定擔保放款總值為一千八百七十二萬元，並核貸一千八百五十萬元，此有借款申請書、放款批覆書、不動產調查表、土地登記簿謄本各二份附於本院八十八年訴字第三六八號證物卷可稽。另案被告林松柏於本院另案審理時供稱：其買上開崎子頭段二筆土地，契約草約係以案外人林雪民之名義訂立，證人陳香是地主，關於地主部分二筆土地每坪之價格相同，但因二筆土地上尚有佃農（即證人陳登科、黃秀玉），故另按坪數計算支付金錢給證人即佃農陳登科、黃秀玉，作為其等同意出售之對價，但因崎子頭段第一六四號土地臨新民路底，故付給證人即佃農陳登科之價格較高等語（見本院八十八年度訴字第三六八號卷四第七四０頁），並有買賣契約影本二份附於本院八十八年訴字第三六八號卷（一）可佐（第一０一至一０四頁），核與證人陳香與證人即陳香之子陳榮洲於本院另案審理時證述之情節相符（見本院八十八年訴字第三六八號卷（一）第一二九頁背面、第一三０頁），由此觀之，崎子頭段第一六四號土地係被告ｉ○○與另案被告林松柏以案外人林雪民之名義向證人陳香、陳登科所購買，該筆土地買賣總價金為七千八百七十六萬五千元（地主陳香部分價金為四千四百二十五萬元，每坪二萬五千元，佃農陳登科部分價金為三千四百五十一萬五千元，每坪一萬九千五百元）；而崎子頭第一七二號土地係被告ｉ○○與另案被告林松柏以案外人林雪民之名義向證人陳香、黃秀玉所購買，該筆土地買賣總價金為五千六百三十五萬元（地主陳香部分價金為四千四百二十五萬元、每坪二萬五千元，佃農黃秀玉部分為一千二百一十萬元，每坪八千元），故以上開崎子頭段二筆土地買賣契約所載之買賣價格核算，另案被告林坤泰對崎子頭段第一六四號土地核貸一千九百五十萬元，約為該筆土地買賣契約價格之二成五；對崎子頭段第一七二號土地核貸一千八百五十萬元，約為該筆土地買賣契約價格之三成三，形式上均未逾水上農會上開農地及房屋均以時價之六至七成核貸之規定。而崎子頭第一六四號土地八十一年度之公告現值為每平方公尺一千五百元，此有嘉義縣水上地政事務所地價證明書一份附於本院八十八年訴字第三六八號證物卷可佐，另案被告林坤泰對崎子頭第一六四號土地之估價為公告現值之四倍，參以崎子頭段第一六四號土地經水上農會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經本院核定其其第一次拍賣之底價為四千四百一十一萬七千元，每平方公尺約為七千五百四十元，此有本院八十七年執字第七二一八號通知影本一份附於本院八十八年度訴字第三六八號卷可稽（見卷三第六七一至六七二頁），較另案被告林坤泰對該筆土地所核估每平方公尺六百元，總價三千五百一十萬六千元之估價結果為高，是另案被告林坤泰辦理崎子頭第一六四號土地之估價時，其所核估之價格為當時公告現值之四倍，且較被告ｉ○○與另案被告林松柏購入該筆土地之價格為低，足見其對崎子頭第一六四號土地之估價，並未有超估之情事。至另案被告林坤泰核估崎子頭段第一七二號土地之價格為每平方公尺九千五百元，總價為四千七百五十萬元，已如前述。查該筆土地八十一年度之公告現值為四百元，此有嘉義縣水上地政事務所地價證明書一份附於本院八十八年訴字第三六八號證物卷可參，是另案被告林坤泰所核估之價格為公告現值之二三‧七五倍，參以該筆土地經水上農會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經本院核定其第一次拍賣之底價僅為七百一十五萬元，每平方公尺約為一千四百三十元，此有本院八十八年十二月十三日嘉院昭民八十七執誠字第七二一八號公告影本一份附於本院八十八年度訴字第三六八號卷可稽（見卷四第八一六六至八一七頁），均與另案被告林坤泰上開對崎子頭段第一七二號土地之估價相差甚大，顯見另案被告林坤泰對崎子頭段第一七二號土地之估價應有超估之情事。惟按背信罪之成立除須受委任處理事務之人有違背任務之行為外，尚須受委任處理事務之人具有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利益之意圖，或損害本人利益之意圖，否則亦難成立背信罪，此有最高法院二十二年上字三五三七號判例要旨可資參照。查另案被告林松柏於本院另案審理時供稱：崎子頭段第一六四號與第一七二號土地其係一起購買，一起向水上農會申貸等語；而另案被告林坤泰於本院另案審理時供稱：因上開崎子頭段二筆土地貸款案，其係先收到崎子頭段第一七二號土地之貸款案，當時其看契約之交易價格為三萬三千元，訪價後認為有此價值，依規定原可貸出交易價格之六成，而其貸出去僅三至四成而已。之後其又收到第一六四號土地之申貸案，但因另案被告林松柏不想貸太多，而其剛接放款業務，為避免客戶之誤會，故對上開二筆土地均核貸百分之九十之放款率，而將崎子頭段第一六四號土地之估價降低等語；且上開二筆土地，經本院至現場履勘之結果，該二筆土地係相連，存在二筆土地中間之溝渠，目前已無使用，為泥土覆蓋，現場看不出溝渠之痕跡，此有勘驗筆錄、現場圖、現場照片八張、嘉義縣水上地政事務所八十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八九嘉上地二字第三四九三號函及所附地籍圖影本各一份附於本院八十八年度訴字第三八六號卷四可憑（見第六九九至七００頁、第七一七至七二０頁、第七四六至七四七頁），是另案被告林坤泰對崎子頭段第一七二號土地估價時，於另案被告林松柏提供相連之崎子頭段第一六四號與第一七二號土地供擔保之情形下，其會參酌崎子頭段第一六四號土地之價格，而非僅考慮該二筆土地之公告現值有極大差距，應與常情相符。故另案被告林坤泰對崎子頭段第一七二號土地之估價雖達公告現值之二十三倍，惟如考慮崎子頭段第一六四號與第一七二號土地相連均屬同一人所有，且二筆土地相連，中間並無任何障礙，價格之差異應不高之實際情形，該二筆土地之時價當不致如八十一年度公告現值一般，相差達三‧七五倍（第一七二號土地公告現值為四百元與第一六四號土地公告現值為一千五百元）等因素，尚難僅以另案被告林坤泰對崎子頭段第一七二號土地之估價達公告現值之二十三倍即認其有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利益，或損害本人利益之意圖。且崎子頭段第一六四號、第一七二號土地業經水上農會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其第一次拍賣之底價依序為四千四百一十一萬七千元與七百一十五萬元，此有本院八十七年執字第七二一八號通知影本一份附於本院八十八年度訴字第三六八號卷可稽（見卷三第六七一至六七二頁），其中本院對崎子頭段第一六四號土地所核定之第一次拍賣底價尚高於另案被告林坤泰對該筆土地所核估之價格三千五百一十萬六千元，而本院對上開崎子頭段二筆土地所核定之第一次拍賣底價之總價為五千一百二十六萬七千元，尚較該二筆土地所擔保之另案被告李溪中、吳福來二筆借款之總金額三千八百萬元為高，如另案被告林坤泰確有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利益，或損害本人利益之意圖，其對價格較高之崎子頭段第一六四號土地所核估之價格當不致較時價為低，而使該二筆土地所核貸金額之總和低於該二筆土地之總價，再參以另案被告林坤泰對該二筆土地所擔保之貸款，其所核貸之金額，約為其用以作為時價之買賣契約所載之價格之二成五及三成三，均未違背上開水上農會有關房屋及農地均以時價之六至七成貸放之規定，此益徵另案被告林坤泰並無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本人利益之意圖。是另案被告林坤泰對第一七二號土地所核估之價格雖有高估之情形，惟其應無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本人利益之意圖，尚難因此認其有背信之犯行。
（五）被告ｉ○○於八十二年七月間，提供頂寮段第一二七０、一二七一、一二七一之一、一二七二、一二七三、一二七五、一二七六、一二七七、一二七八、一五二七、一五二八、一五二九號之土地十二筆及坐落頂寮段建號第十六號之建物一棟設定抵押權為擔保，以另案被告葉萬順、龔銘世、羅錦稻、呂清溪、吳順益、李民為貸款人頭向水上農會申請貸款。經另案被告即負責該貸款案徵信業務之林坤泰，核估上開十二筆土地之時價為每平方公尺八千元至九千元不等，建物部分則估定為每平方公尺二千二百四十九元，土地部分扣除應繳之土地增值稅後，均按照被告ｉ○○申請貸款之金額，依序核貸另案被告葉萬順、龔銘世、羅錦稻、呂清溪、吳順益及李民一千九百萬元、二千零五十萬元、二千零五十萬元、二千萬元、二千萬元及二千萬元，合計一億二千萬元。其中另案被告葉萬順、龔銘世、羅錦稻、吳順益之貸款部分，放款率為百分之八十五；另案被告呂清溪、李民之貸款部分，土地部分放款率為百分之七十，建物部分之放款率為百分之六十之事實，有借款申請書、放款批覆書、不動產調查表影本各六份、土地登記簿謄本影本十二份及建築改良物登記簿謄本一份附於本院八十八年訴字第三六八號證物卷可稽。查上開十二筆頂寮段之土地，貸款當時之公告現值為每平方公尺五百至八百元不等，是另案被告林坤泰所核估每平方公尺八千元至九千元之價格，約為公告現值之十至十六倍不等，此有地價證明書三份與不動產調查表六份附於本院八十八年度訴字第三六八號證物卷可稽。惟公告現值與市價顯有差距，係一般不動產市場交易之常態，自難僅以另案被告林坤泰所評估之單價超過公告現值即遽謂其有高估超貸之事實。另案被告林坤泰於本院另案審理時供稱：其係根據被告ｉ○○所提供之以每坪二萬八千元之價格，總價三億四千四百二十八萬八千元之買賣契約書，並向證人即雲林縣元長鄉農會（下簡稱元長農會）徵信承辦人吳旭杞以電話查詢，經告知該地段在村內之土地每坪約有三至四萬元，靠大路部分則每坪有七至八萬元後，其始作上開估價等語，核與另案被告吳旭杞於本院另案審理時結證稱：當時確有水上農會打電話前來詢問價格，但其不知是何人，因當時六輕動工帶動地價上漲，故當時地價有約三至八萬元，靠中央路之地段較高價等語相符。再參酌元長農會於八十五年曾以每坪約三萬元之價格出售與本案同地段即雲林縣○○鄉○○段三九二之三號（重劃後為港墘段第一二六三號）土地之情，業據證人即元長農會總幹事李水詰於本院另案審理時結證屬實，並有元長農會轉帳收入傳票影本二張、轉帳支出傳票影本一張附於本院八十八年訴字第三六八號卷四可按（見第七四四至七四五頁）；上開供擔保之十二筆頂寮段之土地，經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企業技術鑑定委員會（中心）於八十六年一月二十七日及八十八年八月十七日二次鑑定之結果，每坪之價格分別為三萬元與三萬八千元，總價分別為二億五千八百四十一萬九千七百元與二億八千七百七十七萬三千七百四十元，此有該委員會之鑑定報告影本二份附於本院八十八年訴字第三六八號卷可資佐證（見卷一第二０八至二二０之二頁）；且該十二筆土地經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於八十八年五月十一日進行第一次拍賣時，底價為一億八千七百六十九萬八千元，經換算後，每平方公尺之價格約為七千六百零四元，與另案被告林坤泰所估每平方公尺八千元至九千元之價格相差不多，有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八十八年四月十四日雲院洋民執壬決字第八十八∣二五八號通知書影本附於本院八十八年訴字第三六八號卷可憑（見卷三第六六四頁），足見另案被告林坤泰對上開供擔保之嘉義縣○○鄉○○○○○段十二筆土地之估價，係依該農會前開規定核估，並未有高估之情事，其依據被告ｉ○○所提供之買賣總價為三億四千四百二十八萬八千元之買賣契約書及參酌當地農會即元長農會告知之價格，核貸一億二千萬元，約為該總價之三‧五成，應未違反水上農會當時之擔保品估價之作業規定。雖另案證人即正一紙器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正一公司）之負責人楊建元於另案審理時證稱：其與被告ｉ○○有關雲林縣○○鄉○○段之土地買賣價金為每坪一萬五千元，總價僅賣一億多元，至於卷附水上農會所提出之三億多元之買賣契約書，其並無印象等語，並提出該買賣價金為一億多元之買賣契約書正本供本院核閱，其影本附於本院八十八年訴字第三六八號卷可考（見卷三第五０二頁及該頁背面、第五０六頁至五０九頁），惟該份契約係本院於訊問證人楊建元時，始據其提出，並非被告ｉ○○持向水上農會貸款之文件，應為另案被告林坤泰於估價時所不知，自難因此即謂另案被告林坤泰有違背任務，高估擔保品超貸之背信犯行。
（六）被告ｉ○○於八十四年六月間，提供位於沙坑段第一七八、一七九、二二О、二二三、二二四、二二五、二二六、二二七、二二九、六三０、六三０之
一、六三一、六三三之二、六三三之三、六三三之六、六二八號及覆鼎金段第一一七五之四號十七筆土地設定抵押權為擔保，以另案被告黃三倧、曾文
淋為貸款人頭向水上農會申請貸款。經另案被告即負責該貸款案徵信業務之林坤泰前去訪價，因未能查訪到擔保品之確實價格，而嘉義縣竹崎鄉當地人所提供之價格又不一，故建議以貸款戶申請貸款時所附買賣契約書之成交價每甲地一千五百萬元作為時價，並送請水上農會八十四年第八次放款審議小組審查通過後，核估上開十七筆土地之價格為每平方公尺一千五百元，扣除應繳之土地增值稅，以上開十七筆土地共同擔保，分別核貸另案被告黃三倧二千九百萬元、另案被告曾文淋二千萬三百元，合計五千二百萬元，二筆貸款之放款率均為百分之六十五之事實，有借款申請書、放款批覆書、不動產調查表影本、他項權利證明書影本各二份、水上農會八十四年第八次放款審議小組審查記錄影本一份附於本院八十八年訴字第三六八號證物卷及買賣契約書影本四份附於本院八十八年訴字第三六八號卷可稽（見卷四第七五七至七七六頁）。查貸款當時之沙坑段之十六筆土地之公告現值為每平方公尺三百五十元，覆鼎金段第一一七五之四號土地之公告現值則為每平方公尺二百七十元，是另案被告林坤泰將上開十七筆土地均核估為每平方公尺一千五百元，約為公告現值之四‧三至五‧六倍不等，此有地價證明書六份與不動產調查表二份附於本院八十八年度訴字第三六八號證物卷可參。另依上開買賣契約書影本之記載，沙坑段第二二九、六三０、六三０之一、六三一號四筆土地係以證人黃金源名義向證人李登後購買，其總價為八千四百九十七萬九千五百元，每公頃之價格為一千五百萬元，約合每平方公尺一千五百元；沙坑段第一七八、一七九、二二０、二二三、二二四、二二五號六筆土地係以證人黃金源名義向證人林水通購買，其總價為一千二百一十七萬九千元，每平方公尺之價格約為一千五百四十六元；沙坑段第六三三之二、六三三之六、一九七號三筆土地係以證人劉吉興名義向證人黃忠男所購買，其總價為七百八十三萬五千元，每平方公尺之價格約為一千五百四十六元。而證人即沙坑段第二二九、六三０、六三０之一、六三一號四筆土地之出賣人李登後於本院另案審理時證稱：買賣契約書確實為其所簽立，買賣價格為每公頃五百五十萬元等語（見本院八十八年度訴字第三六八號卷第一頁）；證人即沙坑
段第一七八、一七九、二二０、二二三、二二四、二二五號六筆土地之出賣人林水通於本院另案審理時證稱：買賣契約確實為其所簽，買賣價金約為一千多萬元，契約是另案被告即代書汪姿秀所寫等語（見本院八十八年度訴字第三六八號卷二第二八八頁及該頁背面）；證人即沙坑段第六三三之二、六三三之六、一九七號三筆土地之出賣人黃忠男於本院另案審理時證稱：買賣契約確實為其所簽，惟簽約時契約是空白，其持分之部分，買賣價格為每公頃七百五十萬元等語（見本院八十八年度訴字第三六八號卷二第二八九頁及該頁背面），與上開卷附買賣契約書所載之價格有所出入。另上開十七筆供擔保土地中，其中沙坑段第六二八號土地，證人即出賣人李秀雄於本院另案審理時證稱：其實拿五百四十萬，但不包括佣金及稅金等語（見本院八十八年度訴字第三六八號卷二第二九０頁及該頁背面）；沙坑段第二二六號、第二二七號等二筆土地，證人即出賣人吳魏菊於本院另案審理時證稱：買賣價格約為每甲一千萬元，當時代書是汪姿秀等語（見本院八十八年度訴字第三六八號卷二第二八八頁背面）；沙坑段第六三三之三號土地，證人即出賣人許瑞行於本院另案審理時證稱：該筆土地其賣三百六十萬元等語（見本院八十八年度訴字第三六八號卷三第六三六頁）；至覆鼎金段第一一七五之四號土地，證人即出賣人程明生於本院另案審理時證稱：該筆土地其賣二千零五十五萬元等語，並有賣賣契約書影本一份附於本院八十八年度訴字第三六八號卷可稽（見卷二第二九一頁、第三二六頁）。從上開證人李秀雄、吳魏菊、許瑞行、程明生之證言以觀，上開沙坑段之土地價格，每平方公尺之交易價格不一，自每平方公尺六百九十四元至一千零九十元不等，而覆鼎金段第一一七五之四地號之土地，每平方公尺之交易價格更高達一千九百六十六元，足見交易價格混亂，另案被告林坤泰於不動產調查報告表中記載：「傳聞該地段之土地每甲地行情有五百萬元、七百萬元、一千萬元等：：：」，顯屬有據。另案被告林坤泰因交易價格混亂，故建議參考上開買賣契約書所載之價格，以每甲地一千五百萬元作為時價評估，經送交該農會八十四年第八次放款審議小組審查通過後，始以平方公尺一千五百元之價格核估上開十七筆供擔保土地之價格，雖與每筆土地之交易價格有所出入，並為公告現值之四‧三至五‧六倍，惟公告現值與市價顯有差距，係一般不動產市場交易之常態，且另案被告林坤泰所估定之價格為公告現值之四‧三至五‧六倍，亦非差距甚大，而完全違背常理與交易習慣，自不得僅以另案被告林坤泰所評估之單價超過公告現值，或僅因其估定之價格與實際之買賣價格不同，即遽謂其有違法超估之背信事實。依水上農會八十三年五月二十三日所通過之水上農會擔保放款辦理準則所附土地估價標準表備註三之規定，嘉義縣水上鄉以外土地參酌當地農會或金融機構核估辦法評估，而按照嘉義縣竹崎鄉農會八十一年十二月八日第十一屆理事會第二十三次定期會所通過之放款評估辦法（下簡稱竹崎農會舊評估辦法）之規定，土地擔保放款值最高以時價扣除按「時價」計算之應計增值稅後之百分之九十為準，「時價」高於公告現值時以時價為準，無法獲知時價時，其放款值最高以公告現值扣除按公告現價計算之應計土地增值稅後之百分之九十為準，此有水上農會擔保放款辦理準則與竹崎農會舊評估辦法附於本院八十八年度訴字第三六八號卷可據（見卷一第七五頁、卷四第七八九頁）。另案被告林坤泰於本院另案審理時供稱：另案被告黃三倧、曾文淋於申請貸款時只附四份買賣契約書，四份契約書之買賣價格單價未盡相同，其係依據大約之平均價格為估價，而竹崎鄉農會之上開放款規定亦是以時價扣除增值稅，最高可核貸九成等語（見本院八十八年訴字第三六八號卷四第七八九頁、八一０至八一一頁），本院依據上開卷附之四份買賣契約書（其中沙坑段第一九七、二二八地號土地並未提供作為擔保）之買賣價格平均計算，沙坑段第六三三之二、六三三之六、一七八、
一七九、二二０、二二三、二二四、二二五、二二九、六三０、六三０之一、六三一及二二八號土地之平均買賣價格約為每平方公尺一千五百三十五元，核與另案被告林坤泰上開供述之情節相符，顯見另案被告林坤泰因沙坑段與覆鼎金段土地之交易價格混亂，無法訪得確切之時價，故以上開四份買賣契約之平均價格為時價，此顯與前開水上農會擔保放款辦理準則與竹崎農會舊評估辦法之規定，其放款最高值應以公告現值扣除按公告現價計算之應計土地增值稅後之百分之九十為準之規定有違。惟按刑法背信罪之成立除行為人須有違背任務之行為外，必須行為人有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利益，或損害本人利益之意圖，如欠缺此種意圖，自難以本罪相繩，故尚難因另案被告林坤泰違反水上農會之相關規定即謂其有背信之犯行。查另案被告林坤泰以上開四份買賣契約之平均價格為時價，係因沙坑段與覆鼎金段土地之交易價格混亂，無法訪得確切之時價，故建議以買賣契約平均價格為時價，送請該農會放款審議小組審查，此有另案被告黃三倧、曾文淋貸款案之不動產調查表附於八十八年度訴字第三六八號證物卷可按。另案被告林坤泰既係因上開沙坑段與覆鼎金段之土地時價無法訪得，始建議以申貸人所提供之買賣契約書之價格作為時價，足見其應無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利益，或損害本人利益之意圖，否則並無必要送交該農會放款審議小組以集體決議之方式核定上開沙坑段與覆鼎金段土地之時價。參以上開二筆貸款，另案被告黃三倧、曾文淋於八十四年五月間即以沙坑段十六筆土地向水上農會分別申貸二千九百萬元與三千萬元，經另案被告林坤泰將該貸款案送交水上農會第七次放款審議小組審查，該放款審議小組於八十四年五月三十一日審查後，認為擔保品之價格不足，因此僅同意貸放三千一百萬元，嗣後因另案被告黃三倧、曾文淋再提供上開面積達一‧０四五一公頃之覆鼎金段第一一七五之四號土地作擔保後，始於八十四年六月二十二日核貸另案被告黃三倧二千九百萬元、另案被告曾文淋二千三百萬元，此業經另案被告林坤泰、林水炎於本院另案審理時供述甚詳（見八十八年訴字第三六八號卷四第頁），並有水上農會第七次與第八次放款審議小組審查記錄影本各一份附於本院八十八年度訴字第三六八號證物卷可憑；且上開沙坑段與覆鼎金段土地經水上農會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本院於八十八年五月十八日下午進行第一次拍賣，上開沙坑段與覆鼎金段十七筆土地，本院所核定之拍賣底價為六千零三十八萬三千元，如連同地上作物之拍賣底價六十二萬二千元，則拍賣底價之總價為六千一百萬零五千元，亦較上開沙坑段與覆鼎金段土地所擔保之另案被告黃三倧、曾文淋二筆總額為五千二百萬元之債務為高，此有八十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嘉院松民八十七執簡字第一四五七號公告影本附於本院八十八年度訴字第三六八號卷可據（見卷二第四三五頁），益徵另案被告林坤泰於辦理另案被告黃三倧、曾文淋之貸款案時，並無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利益，或損害本人利益之意圖。從而，另案被告林坤泰就其辦理另案被告黃三倧、曾文淋貸款部分，應無背信之犯行。
（七）公訴人雖以農會信用部業務管理辦法第十條、第十二條之規定，而認一般人須申請加入為農會會員、贊助會員後，農會信用部始得辦理放款，故對非屬農會會員或贊助會員之人擬利用農會之會員或贊助會員充當貸款人頭向農會貸款時，農會信用部之放款承辦人員，如事先知悉該事實，依法均不得同意放款，否則即係違法放款，而另案被告林水炎、林永陣、王明昇、賴健榮及林坤泰等人於辦理另案被告吳福來、李溪中、葉萬順、龔銘世、羅錦稻、呂清溪、吳順益、李民、黃三倧、曾文淋之貸款時，明知其等均係非水上農會會員之被告ｉ○○之貸款人頭，竟仍核准貸款，因認另案被告林水炎、林永陣、王明昇、賴健榮及林坤泰犯有背信罪嫌。惟按農會信用部業務管理辦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農會信用部不得對非會員辦理貸款」，而第十二條規定：「農會信用部辦理放款期限以短、中期為限。但資本支出及會員住宅之放款，最長不得超過二十年。農會信用部受託代放款事項及經政府專案核定之放款及消費性貸款不在此限。」，此有農會信用部業務管理辦法一份附於本院八十八年度訴字第三六八號卷可稽（見卷一第一六三頁），由該二條規定之文義觀之，第十二條係有關農會放款期限之規定，與農會信用部可否對非農會會員利用人頭戶貸款無關；而第十條僅規定不得對非會員貸款，並未明文禁止對會員充當人頭戶之貸款，實無從由該二條之規定推得農會信用部之放款承辦人員，如事先知悉非會員利用農會會員為人頭戶貸款之事實，依法均不得同意放款，否則即屬違法放款之結論。且民法第八百六十條規定，稱抵押權者，謂對於債務人或第三人不移轉占有而供擔保之不動產，得就其賣得價金受清償之權，制度之設計，本即允許第三人提供不動產為債務人擔保，顯見在辦理擔保放款時，一般金融機構主要考慮者係擔保品之價值可否確保債權。是農會信用部之放款承辦人於擔保品已足夠，且申請貸款之人亦為農會會員之情形下核准貸款，應已合乎前開農會信用部管理辦法之規定，並無違背任務之情形，自難僅因其事先知悉貸款戶係人頭戶即遽認其違背任務。是公訴人僅以另案被告林水炎、林永陣、王明昇、賴健榮、林坤泰於辦理另案被告吳福來、李溪中、葉萬順、龔銘世、羅錦稻、呂清溪、吳順益、李民、黃三倧、曾文淋之貸款時，明知其等均係非水上農會會員之被告ｉ○○之貸款人頭，明知其係非農會會員之被告ｉ○○之貸款人頭，竟仍核准貸款，即認另案被告林水炎、林永陣、王明昇、賴健榮、林坤泰違背任務，致生損害於水上農會，成立背信罪，並未進一步探究其等是否確有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利益之意圖，或損害本人利益之意圖？其估價或核貸程序是否違反水上農會之相關作業規定？似有未恰。
（八）綜上所述，另案被告林水炎、林永陣、王明昇、賴健榮及林坤泰於辦理另案被告吳福來、李溪中、葉萬順、龔銘世、羅錦稻、呂清溪、吳順益、李民、黃三倧、曾文淋之貸款時，並無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本人之意圖，且其相關之核貸程序均未違背水上農會之相關作業規定。雖水上農會因上開另案被告吳福來、李溪中、葉萬順、龔銘世、羅錦稻、呂清溪、吳順益、李民、黃三倧、曾文淋之貸款，除另案被告葉萬順、龔銘世、呂清溪、羅錦稻、吳順益、李民六筆貸款，因水上農會以一億零八百零七萬元之價格承受供該六筆貸款擔保之上開頂寮段之十二筆土地及建物一棟，尚有本金一千零五十三萬元未受清償外，其餘另案被告吳福來、李溪中二筆貸款，因供擔保之上開崎子頭段二筆土地經法院多次拍賣無法受償而獲發債權憑證，而另案被告黃三倧、曾文淋二筆貸款，亦因供擔保之上開沙坑段與覆鼎金段計十七筆土地經法院多次拍賣無法受償而獲發債權憑證，迄八十九年四月二十五日止，上開另案被告吳福來、李溪中、黃三倧、曾文淋四筆貸款，計尚有八千八百四十七萬一千一百七十元之本金未受清償，此有借款戶明細表四份、共用查詢單影本八份、農貸放款分戶卡影本八份、水上農會交易明細表影本八份、水上農會第十三屆理事會第十六次會議記錄影本一份、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拍賣公告影本一份、土地貸款情形表一份、水上農會交易明細表二份、本院八十九年四月六日嘉院昭民執誠字第七二一八號債權憑證影本二、本院八十八年九月二十三日嘉院松民執簡字第一四五七號債權憑證影本二份附於本院八十八年度訴字第三六八號卷可資為憑（見卷三第五三三頁至第五六二頁、第六六０至六六二頁；卷二第四二０至四二三頁、卷四第八一三至八一五頁、卷二第四四六至四四九頁），受有重大之損失。惟揆諸前開說明，另案被告林水炎、林永陣、王明昇、賴健榮及林坤泰既於辦理另案被告吳福來、李溪中、葉萬順、龔銘世、羅錦稻、呂清溪、吳順益、李民、黃三倧、曾文淋之貸款時，並無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本人之意圖，且其等相關之核貸程序均未違背水上農會之相關作業規定，故客觀上水上農會雖因此受有重大損失，然此係其等處理事務怠於注意，致其事務生不良之影響，為處理事務之過失問題，並非故意為違背任務之行為，揆諸前開判例要旨，尚難令其等負背信罪責。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其等有何背信犯行，其等自不成立背信罪。
三、按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條之背信罪，其犯罪之主體限於為他人處理事務之人，為因身分成立之罪，其共同實施或教唆幫助者，依同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規定，仍以共犯論，最高法院二十八年上字第三０六七號判例要旨參照。故非為他人處理事務之人與為他人處理事務之人共犯背信罪者，必須具備身分關係之為他人處理事務之人成立犯罪，始成立背信罪之共犯，否則，非為他人處理事務之人將因不具備身分關係而無由成立背信罪。查被告ｉ○○並非為水上農會處理事務之人，公訴人以被告ｉ○○、另案被告林松柏、吳福來、李溪中、葉萬順、龔銘世、羅錦稻、呂清溪、吳順益、李民、黃三倧、曾文淋、汪姿秀與為水上農會處理事務之另案被告林水炎、林永陣、王明昇、賴健榮及林坤泰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而認被告ｉ○○涉有共同連續背信罪行，惟為水上農會處理事務之另案被告林水炎、林永陣、王明昇、賴健榮及林坤泰既不成立背信罪，依上開說明，被告ｉ○○亦無從成立背信罪之共同正犯，被告ｉ○○所辯，非無可採，水上農會貸款部分，本應為無罪判決之諭知，惟此部分公訴人既認與起訴有罪之背信罪部分有連續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判決之諭知。又另案被告林松柏、吳福來、李溪中、葉萬順、龔銘世、羅錦稻、呂清溪、吳順益、李民、黃三倧、曾文淋、汪姿秀亦非為水上農會處理事務之人，本案為水上農會處理事務之另案被告林水炎、林永陣、王明昇、賴健榮及林坤泰既不成立背信罪，依上開說明，另案被告林松柏、吳福來、李溪中、葉萬順、龔銘世、羅錦稻、呂清溪、吳順益、李民、黃三倧、曾文淋、汪姿秀自亦無從成立背信罪之共同正犯，附此說明。至被告ｉ○○向水上農會申請貸款所附之與正一公司、證人林水通、李登後、黃忠男等人所訂之買賣契約書，契約書所載之價格與證人楊建元、林水通、李登後、黃忠男所證述之價格不同，此部分是否另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因該部分未經公訴人起訴，而本案有關水上農會貸款之部分既已判決無罪，則未起訴之該部分即與本案有關水上農會貸款部分無裁判上一罪之關係，本院自不得加以審判，併此敘明。
（伍）竹崎農會貸款背信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ｉ○○亦以尋找人頭作為貸款戶之方式，以知情且有犯意聯絡之另案被告即嘉義縣竹崎鄉農會（下簡稱竹崎農會）會員洪添境（起訴書誤載為洪添境，下同，已另行起訴，由本院另案審結）為貸款人頭，並由事先知情之另案被告即竹崎農會放款組組長林聰賢（已另行起訴，由本院另案審結）代辦相關手續，並於徵信中加以護航，於八十二年四月間某日，利用證人蕭金海所有坐落嘉義縣○○鄉○○○段（下簡稱枋樹腳段）第一九五之三號之土地供擔保，向竹崎農會申請貸款八百萬元，後經竹崎農會核准貸款五百萬元；於八十四年七月間某日，以證人葉玉鳳所有坐落嘉義縣○○鄉○○段（下簡稱沙坑段）第二００號及第六三三之七號土地供擔保，向竹崎農會申請貸款二百二十萬元，經竹崎農會全數核准；於八十四年七月間某日，以葉玉鳳所有坐落嘉義縣○○鄉○○○段（下簡稱覆鼎金段）第一二００之一號及第一二００之十號之土地應有部分（持分）三分之一供擔保，向竹崎農會申辦取得六百三十萬元之貸款，並於八十五年八月申請展期一年，總計另案被告洪添境自竹崎農會貸得一千三百五十萬元供被告ｉ○○使用，足以生損害於竹崎農會，因認被告ｉ○○與另案被告林聰賢、洪添境涉有共同連續背信之罪嫌。
二、公訴人認被告ｉ○○與另案被告林聰賢、洪添境共犯背信罪，無非係以被告ｉ○○以人頭向竹崎農會貸款，而另案被告林聰賢於另案被告洪添境申請貸款時，即已知悉其是被告ｉ○○之人頭，另案被告洪添境應知道其係被告ｉ○○之貸款人頭，竟仍與被告ｉ○○合作，違背農會不得放款予非農會會員之規定，且辦理放款時，如事先知悉會員充當其他非會員之貸款人頭時，縱使有提供足額之擔保品，亦不得放款，否則將款項分散出借給多位人頭後再集中鉅款供某位非農會會員使用，增加農會集中鉅額放款之風險，顯已足以損害到農會本身及全體農會會員之權益為主要論據。訊據被告ｉ○○固坦承因其並未具備農民身分，無法向竹崎農會申請貸款，故由證人蕭文傳尋找另案被告洪添境為貸款人頭，向竹崎農會貸款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背信之犯行，並辯稱：貸款之手續均依規定辦理，其已提供足夠之擔保品，並無犯法之意圖等語。經查：
（一）被告ｉ○○對其因籌措資金之故，由證人蕭文傳出面尋找竹崎農會會員另案被告即證人蕭文傳之岳父洪添境作為貸款人頭，經另案被告洪添境同意後，分於八十二年四月間與八十四年七月間以枋樹腳段第一九五之三號及沙坑段第二００與六三三之七號土地、覆鼎金段第一二００之一、一二００之十號土地供擔保，總計向竹崎農會貸得一千三百五十萬元之事實供承不諱，核與證人蕭文傳於本院另案審理時所證稱：被告ｉ○○至竹崎買土地，後來錢不夠，要辦貸款，故其找另案被告洪添境，以其名義向竹崎農會申請貸款等語（見本院八十八年度訴字第三六八號卷三第四九五頁與該頁背面）及另案被告洪添境於本院另案審理時供稱：其女婿即證人蕭文傳對其說要借用其名義向竹崎農會貸款，其將身分證、印章交給證人蕭文傳去辦貸款等語大致相符（見本院八十八年度訴字第三六八號卷二第三四六頁背面至第三四七頁背面）。復有借款申請書影本四份、借據影本三份、不動產調查表三份、他項權利證明書影本三份、不動產設定契約書影本三份、徵信報告表三份、竹崎農會轉帳收入支出傳票影本三份、取款憑條影本三份附於偵查卷可資佐證（見八十六年偵字第四二六九號卷第一二一至一五五頁）。至另案被告洪添境雖於本院另案審理時供稱：貸款都是證人蕭文傳拿去辦的，其不知貸款之原因，證人蕭文傳亦未告訴其為何要向竹崎農會貸款云云，而證人蕭文傳亦於本院另案審理時證稱：另案被告洪添境不知為何要貸款云云（見八十八年度訴字第三六八號卷三第四九五頁背面），惟證人蕭文傳係另案被告洪添境之女婿，其證詞不免迴護，尚難遽信。且另案被告洪添境業於嘉義縣調查站八十六年一月十一日調查時供稱：上開三筆貸款均非其本人向竹崎農會辦理，而是被告ｉ○○借用其名義向竹崎農會辦理，貸款所得款項均由被告ｉ○○取走，利息亦由被告ｉ○○繳納等語（見八十六年度偵字第四二六九號偵卷第三四頁背面至三五頁），供詞前後不一，本諸案重初供之原則，另案被告洪添境嗣後於本院另案審理時所為其不知被告ｉ○○係利用其為貸款人頭向竹崎農會貸款之辯解，應係事後卸責之詞，不足採信。是被告ｉ○○以上開土地供擔保，託由證人蕭文傳尋得知情之另案被告洪添境為貸款人頭，經另案被告洪添境同意後，以其名義向竹崎農會申請貸款之事實，應足認定。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推定其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分別定有明文。而所謂證據，須適於為被告犯罪事實之證明者，始得採為斷罪資料，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者，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五十三年臺上字第二七五０號及四十年臺上字第八六號判例要旨參照。又按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條之背信罪以行為人有取得不法利益或損害本人利益之意圖為必要，若無此意圖，即屬欠缺意思要件，縱有違背任務之行為，並致生損害於本人之財產或其他利益，亦難成立本罪。而行為人是否有此意圖，應屬犯罪構成要件之一部，自應依證據認定，不能僅以客觀上發生損害本人利益之事實，遽而推定行為人有該意圖之存在，亦有最高法院三十年度上字第一二一０號及二十六年度上字第一二四六號判例要旨可資參照。
（三）查竹崎農會有關擔保品之估價，在八十七年七月二十三日該農會第十三屆理事會第九次定期會議通過辦理放款擔保品評估處理辦法（下簡稱竹崎農會新估價辦法）以前，均係依照該農會第十一屆理事會第二十三次定期會於八十一年十二月八日所通過之放款評估辦法（下簡稱竹崎農會舊估價辦法）處理，此業據另案被告林聰賢於本院另案審理時證述綦詳（見本院年度訴字第三六八號卷四第七八四頁背面），復有竹崎農會第十一屆理事會第二十三次定期會議紀錄影本及所附之放款評估辦法影本、竹崎農會八十七年七月二十三日第十三屆理事會第九次定期會議紀錄影本及所附辦理放款擔保品評估處理辦法影本各一份附於本院八十八年度訴字第三六八號卷可稽（卷二第二七二至二八四頁、卷四第八一０至八一二頁、第七八七至八０二頁）。依據上開說明，被告ｉ○○上開於八十二年四月間及八十四年七月間利用貸款人頭洪添境向竹崎農會申貸之三筆貸款，因均係在竹崎農會八十七年七月二十三日之新估價辦法通過之前，故對上開三筆貸款之擔保品估價，竹崎農會應適用八十一年十一月八日所通過之舊估價辦法辦理估價與放款。依竹崎農會舊估價辦法之規定：擔保放款值最高以時價扣除按「時價」計算之應計增值稅後
之百分之九十為準，「時價」高於公告現值時，以時價為準，惟時價若低於公告現值時，仍以時價為準，其應計土地增值稅，應以時價減去規定地價（或前次移轉時之現值）之金額按規定稅率計算之。無法獲知時價時，其放款值最高以公告現值扣除按公告現值計算之應計土地增值稅後之百分之九十為準。符合農業發展條例第二十七條規定免徵土地增值稅條件之土地，得免予扣除土地增值稅，此觀諸竹崎農會舊估價辦法第二條第一款之規定自明。依據上開說明，被告ｉ○○上開於八十二年四月間及八十四年七月間利用貸款人頭洪添境向竹崎農會申貸之三筆貸款，因均係在竹崎農會八十七年七月二十三日之新估價辦法通過之前，故對上開三筆貸款之擔保品估價，竹崎農會應適用八十一年十一月八日所通過之舊估價辦法辦理估價與放款。
（四）被告ｉ○○於八十二年四月間，提供登記於證人即其父親蕭金海名下之枋樹腳段第一九五之三號土地設定抵押權供擔保，以另案被告洪添境為貸款人頭，向竹崎農會申請貸款八百萬元。經另案被告即負責該貸款案徵信業務之林聰賢問土地附近之農戶、當地之嘉義縣中埔鄉農會，並參考公告現值後，估定該筆土地之時價每平方公尺為一千一百元，乘以該筆土地之面積七千零六十五平方公尺，為七百七十七萬一千五百元，因該土地地目為田，符合農業發展條例第二十七條之規定，免徵土地增值稅，核貸五百萬元，此業為另案被告林聰賢於本院另案審理時供述甚詳（見本院八十八年度訴字第三六八號卷一第六七頁背面），並有借款申請書影本、放款批覆書影本、不動產調查表影本、他項權利證明書影本、抵押權設定契約書影本各一份附於偵查卷可稽（見八十六年度偵字第四二六九號卷第一二一至一二七頁）。查枋樹腳段第一九五之三號土地係被告ｉ○○以證人蕭金海之名義向證人林三順所購買，該筆土地買賣總價金四百萬元，但當時行情一甲約有一千萬之行情之事實，業據證人林三順於本院審理時供述甚詳（見本院八十八年度訴字第三六八號卷二第二九二頁）。換算之後，被告ｉ○○約以每平方公尺五百二十九元之價格，購入該筆土地，較另案被告林聰賢所核估之每平方公尺一千一百元之價格為低。惟查另案被告林聰賢並非以買賣契約之價格作為估價之標準，且枋樹腳段第一九五之三號土地，八十二年七月之公告現值為每平方公尺四百五十元，此有嘉義縣水上地政事務所地價謄本一份附於本院八十八年訴字第三六八號卷（見卷四第七一一頁）可佐，以此核算，另案被告林聰賢對枋樹腳段第一九五之三號土地之估價為公告現值之二‧四倍，相差非巨，而被告ｉ○○向證人林三順購入該筆土地之價格與公告現值之差距每平方公尺僅約七十九元，差距實較一般交易情形為少。而證人林三順於本院另案審理時復證稱：「以當時行情而言我賣得太便宜，因我當時買二百五十萬元，後來有人要買，我想有賺就賣。後來聽土地附近之人說我賣得太便宜了，以當時而言，一甲有一千萬元之行情。」等語（見八十八年度訴字第三六八號卷二第二九二頁背面），顯見被告ｉ○○購買之價格較市價便宜。且若以一甲地一千萬元之價格換算，枋樹腳段第一九五之三號土地每平方公尺之價格約為一千零三十元，與另案被告林聰賢所核估每平方公尺一千一百元之價格差距甚小，是另案被告林聰賢所估定之價格雖較被告ｉ○○之買賣價格為高，惟該價格應與時價相當。再者，另案被告林聰賢核估之擔保品之時價為七百七十七萬一千五百元，而核貸之金額為五百萬元，核貸率約為百分之六十五，惟並未扣除增值稅，對此另案被告林聰賢於本院另案審理時供稱：因枋樹腳段第一九五之三號之土地，地目是田，而證人即出賣人林三順與證人即該筆土地之名義買受人蕭金海均為自耕農，因符合農業發展條例第二十七條之規定，故不須扣增值稅等語（見本院八十八年度訴字第三六八號卷卷四第七八五頁），證人蕭金海於本院另案審理時亦證稱：其係自耕農等語（見本院八十八年度訴字第三六八號卷卷一第一二七頁），而枋樹腳段第一九五之三號之土地地目為田，有地價謄本一份附於本院八十八年度訴字第三六八號卷可按。依農業發展條例第二十七條規定，農業用地在依法作農業使用期間，移轉與自行耕作之農民繼續耕作者，免徵土地增值稅，而在免稅之範圍之耕地，包括依都市計畫編為農業區、保護區之「田」、「旱」地目之土地，此有嘉義縣市稅捐稽徵處依照修正農業發展條例第二十七條申請免徵土地增值稅須知影本一份附於本院八十八年度訴字第三六八號卷可佐（見卷一第八五頁），本件證人蕭金海既為自耕農，而其所受移轉之枋樹腳第一九五之三號土地之地目又為「田」，自符合農業發展條例第二十七條免徵土地增值稅之規定。是另案被告林聰賢依該筆土地時價，未扣除增值稅，核貸百分之六十五，貸予另案被告洪添境五百萬元，核與上開竹崎農會舊估價辦法之規定：擔保放款值最高以時價扣除按「時價」計算之應計增值稅後之百分之九十為準，不知時價時，其放款值最高以公告現值扣除按公告現值計算之應計土地增值稅後之百分之九十為準。符合農業發展條例第二十七條規定免徵土地增值稅條件之土地，得免予扣除土地增值稅之規定無違。另按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條之背信罪係以損害本人之財產或其利益為構成要件之一，此有最高法院二十九年上字第八二０號判例可資參照。查本件另案被告洪添境上開五百萬元之貸款，業因另案被告洪添境與證人蕭金海於八十七年十月十四日清償所積欠之全部本金、利息合計五百一十四萬六千八百四十六元，此有債務清償證明書影本一份、竹崎農會交易明細表影本一份附於本院八十八年度訴字第三六八號卷可憑（見卷四第八０三至八０九頁），故竹崎農會就本件貸款並未受有損害。此外，再參酌本件貸款另案被告洪添境係申貸八百萬元，而另案被告林聰賢僅核貸五百萬元，其間之差距有三百萬元，益徵另案被告林聰賢並無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本人利益之意圖，是其應無違背任務，高估擔保品超貸之背信犯行。
（五）被告ｉ○○於八十四年七月間，提供沙坑段第二００、六三三之七號之土地設定抵押權為共同擔保，以另案被告洪添境為貸款人頭，向竹崎農會申請貸款；於同年月間以覆鼎金段第一二００之一、第一二００之十號土地設定抵押權為擔保，亦以另案被告洪添境為貸款人頭，向竹崎農會申請貸款。經另案被告即負責該二筆貸款案徵信業務之林聰賢探訪上開沙坑段之二筆土地與上開覆鼎金段二筆土地附近農民訪價，並參考公告現值，核估之後，估定上開沙坑段二筆土地之時價均為每平方公尺五百六十元，上開覆鼎金段二筆土地之時價均為每平方公尺五百五十元，以上開沙坑段二筆土地共同擔保，核貸另案被告洪添境二百二十萬元，放款率為百分之九十；以上開二筆覆鼎金段土地之持分三分之一共同作為副擔保，核貸另案被告洪添境六百三十萬元，放款率為百分之九十之事實，業據另案被告林聰賢於本院另案審理時供述甚詳（見本院八十八年度訴字第三六八號卷一第六七頁背面至六八頁；卷四第七八五頁至該頁背面），並有借款申請書、放款批覆書、借據、不動產調查表、他項權利證書、抵押權設定契約書影本各二份附於偵查卷可參（見八十六年度偵字第四二六九號卷第一三０至一三三頁、第一三八至一三九頁、第一四二至一四五頁、第一五一至一五二頁）。查貸款當時之上開沙坑段二筆土地之公告現值為每平方公尺三百五十元，上開覆鼎金段二筆土地之公告現值則為每平方公尺一百六十元，是另案被告林聰賢將上開沙坑段二筆土地之時價均核估為每平方公尺五百六十元，約為公告現值之一‧六倍，而其將上開覆鼎金段二筆土地之時價均核估為每平方公尺五百五十元，約為公告現值之三‧四倍，此有嘉義縣竹崎地政事務所地價謄本四份與不動產調查表影本二份分別附於本院八十八年度訴字第三六八號卷（見卷四第七一二至七一五頁）及偵查卷（見八十六年度偵字第四二六九號卷第一三二頁、第一四五頁）可稽。惟公告現值與市價顯有差距，係一般不動產市場交易之常態，且另案被告林聰賢對上開二筆沙坑段土地所核估之時價約為公告現值之一‧六倍，而對上開覆鼎金段二筆土地所核估之時價約為公告現值之三‧四倍，亦非差距甚大，而完全違背常理與交易習慣，自不得僅以另案被告林聰賢所評估之價格超過公告現值，即遽謂其有違法超估之背信事實，仍應視其是否違反竹崎農會舊估價辦法之規定而定。依竹崎農會舊估價辦法之規定，擔保放款值最高以時價扣除按「時價」計算之應計增值稅後之百分之九十為準，「時價」高於公告現值時，以時價為準，惟時價若低於公告現值時，仍以時價為準，其應計土地增值稅，應以時價減去規定地價（或前次移轉時之現值）之金額按規定稅率計算之。無法獲知時價時，其放款值最高以公告現值扣除按公告現值計算之應計土地增值稅後之百分之九十為準。另案被告林聰賢於本院另案審理時供稱：上開沙坑段與覆鼎金段各二筆土地，其估價均係其至附近探訪農民而得，且該四筆土地均位於嘉義縣竹崎鄉，為竹崎農會之營業區域，其對行情較熟，故其並未參考買賣契約之價格，而係以其探訪之時價作為核估之價格等語（見八十八年度訴字第三六八號卷四第七八五頁至該頁背面）。而上開沙坑段二筆土地，證人即出賣人吳商會於本院另案審理時證稱：該二筆土地之買賣價格為每甲一千零五十萬元，其土地面積係五分多，賣得之總價金為五百多萬元等語（見八十八年度訴字第三六八號卷二第二九一頁背面），並有土地登記簿謄本二份附於八十八年度訴字第三六八號卷可考（見卷一第一六四至一六七頁），換算之後，其交易價格約為每平方公尺一千零十九元；上開覆鼎金段二筆土地，證人即出賣人劉燈煌於本院另案審理時證稱：其應有部分（持分）是六分之一，面積約一甲，總共賣得七百五十萬元，而當時該二筆土地若沒種水果，市價可能只有四、五百萬，但該二筆土地上有種水果，故賣七百五十萬元等語（見八十八年度訴字第三六八號卷一第一三一頁及該頁背面），並有土地登記簿謄本二份附於八十八年度訴字第三六八號卷可按（見卷一第一七一至一七六頁、第一九八至二０一頁），換算之後，其交易價格約為每平方公尺七百七十一元，均較另案被告林聰賢所核估之時價為高。另案被告林聰賢對上開沙坑段二筆土地，以其所核估之時價每平方公尺五百六十元，乘以該二筆土地總面積五千一百五十二平方公尺，扣除應繳增值稅四十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元後，乘以百分之九十之放款率，得到擔保放款總值為二百二十萬七千一百一十六元，核貸二百二十萬元；對上開覆鼎金段二筆土地，以其所核估之時價每平方公尺五百五十元，乘以該二筆土地供擔保應有部分（持分）三分之一之總面積約一萬九千四百四十八平方公尺，扣除應繳增值稅三百六十一萬七千三百二十八元後，乘以百分之九十之放款率，得到擔保放款總值為六百三十七萬一千一百六十四元，核貸六百三十萬元，此有借款申請書影本、放款批覆書影本、借據影本、不動產調查表影本、他項權利證明書影本、抵押權設定契約書影本各二份附於偵查卷（見八十六年度偵字第四二六九號卷第一三０至一三二頁、第一三八至一三九頁、第一四二至一四五頁、第一五一至一五二頁）及地價謄本、土地登記簿謄本各四份附於本院八十八年度訴字第三六八號卷可資佐證（見卷一第一七一至一七六頁、第一七九至一八八頁、第一九八至二０一頁），被告林聰賢對上開沙坑段二筆土地與覆鼎金段二筆土地之估價與核貸程序，均未違背竹崎農會舊估價辦法之規定。再參以上開沙坑段二筆土地與上開覆鼎金段二筆土地，竹崎農會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本院於八十七年五月二十六日下午，對上開沙坑段二筆土地進行第一次拍賣，其中沙坑段第二００號土地，本院所核定之拍賣底價為二百一十一萬三千元，沙坑段第六三三之七號土地，本院所核定之拍賣底價為九十七萬九千元，經核算後，沙坑段地二００號土地，本院第一次拍賣之底價約為每平方公尺六百零二元，沙坑段第六三三之七號土地，本院第一次拍賣之底價約為每平方公尺六百元，均較另案被告林聰賢對上開沙坑段二筆土地所估每平方公尺五百六十元為高；另本院亦於八十七年五月二十六日下午，對上開覆鼎金段二筆土地進行第一次拍賣，其中覆鼎金段第一二００之一號土地，本院所核定之拍賣底價為八百五十四萬八千元，覆鼎金段第一二００之十號土地，本院所核定之拍賣底價為三百一十二萬二千元，經核算後，覆鼎金段第一二００之一號土地，本院第一次拍賣之底價約為每平方公尺六百元，覆鼎金段第一二００之十號土地，本院第一次拍賣之底價約為每平方公尺六百元，亦較另案被告林聰賢對上開覆鼎金段二筆土地所估每平方公尺五百五十元之價格為高，此有本院八十七年四月二十八日嘉院松民八七執誠字第二四一號公告影本、本院八十七年五月二日嘉院松民八七執實字第二四０號公告影本各一份附於本院八十八年度訴字第三六八號卷可稽（見卷三第六０四至六０五頁、第五八一至五八二頁），此益徵另案被告並無違法高估擔保品價格而超貸之犯行。另案被告林聰賢就其辦理另案被告洪添境上開二筆貸款部分，亦應無背信之犯行。
（六）公訴人雖以農會信用部業務管理辦法第十條、第十二條之規定，而認一般人須申請加入為農會會員、贊助會員後，農會信用部始得辦理放款，故對非屬農會會員或贊助會員之人擬利用農會之會員或贊助會員充當貸款人頭向農會貸款時，農會信用部之放款承辦人員，如事先知悉該事實，依法均不得同意放款，否則即係違法放款，而另案被告林聰賢於辦理另案被告洪添境之貸款時，明知其係非竹崎農會會員之被告ｉ○○之貸款人頭，竟仍核准貸款，因認另案被告林聰賢犯有背信罪嫌。惟按農會信用部業務管理辦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農會信用部不得對非會員辦理貸款」；而第十二條規定：「農會信用部辦理放款期限以短、中期為限。但資本支出及會員住宅之放款，最長不得超過二十年。農會信用部受託代放款事項及經政府專案核定之放款及消費性貸款不在此限。」，此有農會信用部業務管理辦法一份附於本院八十八年度訴字第三六八號卷可稽（見卷一第一六三頁），由該二條規定之文義觀之，第十二條係有關農會放款期限之規定，與農會信用部可否對非農會會員利用人頭戶貸款無關；而第十條僅規定不得對非會員貸款，並未明文禁止對會員充當人頭戶貸款，實無從由該二條之規定推得農會信用部之放款承辦人員，如事先知悉非會員利用農會會員為人頭戶貸款之事實，依法均不得同意放款，否則即屬違法放款之結論。且民法第八百六十條規定，稱抵押權者，謂對於債務人或第三人不移轉占有而供擔保之不動產，得就其賣得價金受清償之權，制度之設計，本即允許第三人提供不動產為債務人擔保，顯見在辦理擔保放款時，一般金融機構主要考慮者係擔保品之價值可否確保債權。是農會信用部之放款承辦人於擔保品已足夠，且申請貸款之人亦為農會會員之情形下核准貸款，應已合乎前開農會信用部管理辦法之規定，並無違背任務之情形，自難僅因其事先知悉貸款戶係人頭戶即遽認其違背任務，是公訴人僅以另案被告林聰賢於辦理另案被告洪添境之貸款時，明知其係非竹崎農會會員之被告ｉ○○之貸款人頭，竟仍核准貸款，即認另案被告林聰賢違背任務，致生損害於竹崎農會，成立背信罪，並未進一步探究其是否確有為自己或第三人人不法利益之意圖，或損害本人利益之意圖？其估價或核貸程序是否違反竹崎農會之相關作業規定？似有未恰。
（七）綜上所述，另案被告林聰賢於辦理另案被告洪添境之貸款時，並無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利益之意圖，或損害本人利益之意圖，且其相關之核貸程序均未違背竹崎農會之相關作業規定。雖竹崎農會因上開另案被告洪添境之三筆貸款，除以枋樹腳段第一九五之三地號土地為擔保之一筆五百萬元貸款，業因另案被告洪添境與證人蕭金海於八十七年十月十四日全部清償所積欠本金、利息合計五百一十四萬六千八百四十六元，未受有損失，已如前述外，其餘以覆鼎金段第一二００之一、一二００之十號二筆土地為擔保之一筆六百三十萬元貸款，經竹崎農會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第六次拍賣後，在六個月之期間內由案外人黃錦泉以三百八十二萬七千元應買，於八十八年四月十五日進行分配，並經沖轉呆帳後，尚有本金三百零七萬九千八百十九元未受清償，此有本院八十七年十月十五日嘉院松民八十七執實字第二四０號公告影本、八十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嘉院松民八十七執實字第二四０號公告影本、八十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嘉院松民執實字第二四０號通知及所附強制執行金額計算書分配表影本與竹崎農會共用查詢單一份附於本院八十八年度訴字第三六八號卷可稽（見卷三第五九一至五九五頁、第五七四頁）；以沙坑段第二００、六三三之七號二筆土地為擔保之一筆二百二十萬元貸款，經竹崎農會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第六次拍賣後，在六個月之期間內，由案外人林振金、陳明和以一百四十八萬九千元應買，於八十八年六月三十日進行分配，並經沖轉呆帳後，尚有本金八十四萬四千四百三十二元未受清償，此有本院八十七年九月二十九日嘉院松民八十七執誠字第二四一號公告影本、八十七年十月二十三日嘉院松民執誠字第二四一號公告影本、八十八年六月十六日嘉院松民執誠字第二四一號通知及所附強制執行金額計算書分配表影本各一份與竹崎農會共用查詢單一份附於本院八十八年度訴字第三六八號卷可按（見卷三第六一四至六一九頁、第五九七頁），是竹崎農會因另案被告洪添境上開三筆貸款，計有三百九十二萬四千二百五十一元之本金未受清償，受有損失，惟此或係因另案被告洪添境上開三筆貸款後，因房地產景氣低迷及上開供擔保之沙坑段與覆鼎金段土地經本院六次拍賣始有人應買所致，尚難以此遽斷另案被告林聰賢有背信之犯行。另案被告林聰賢既於辦理另案被告洪添境之貸款時，並無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利益之意圖，或損害本人利益之意圖，且其相關之核貸程序均未違背竹崎農會之相關作業規定，亦未違背其任務，雖客觀上竹崎農會因上開二筆貸款受有損害，揆諸前開說明及判例要旨，尚難令其負背信之罪責。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其有何背信犯行，其自不成立背信罪。
三、按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條之背信罪，其犯罪之主體限於為他人處理事務之人，為因身分成立之罪，其共同實施或教唆幫助者，依同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規定，仍以共犯論，最高法院二十八年上字第三０六七號判例要旨參照。故非為他人處理事務之人與為他人處理事務之人共犯背信罪者，必須具備身分關係之為他人處理事務之人成立犯罪，始成立背信罪之共犯，否則，非為他人處理事務之人將因不具備身分關係而無由成立背信罪。查被告ｉ○○並非為竹崎農會處理事務之人，公訴人以被告ｉ○○與為竹崎農會處理事務之另案被告林聰賢及充當被告ｉ○○貸款人頭之另案被告洪添境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而認被告ｉ○○涉有共同連續背信罪，惟為竹崎農會處理事務之另案被告林聰賢既不成立背信罪，依上開說明，被告ｉ○○亦無從成立背信罪之共同正犯，被告ｉ○○所辯，非無可採，竹崎農會貸款部分，本應為無罪判決之諭知，惟此部分公訴人既認與起訴有罪之背信部分有連續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判決之諭知。又另案被告洪添境亦非為竹崎農會處理事務之人，本案為竹崎農會處理事務之另案被告林聰賢既不成立背信罪，依上開說明，另案被告洪添境自亦無從成立背信罪之共同正犯，併此敘明。
（陸）大埔農會行使偽造私文書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略以：被告ｉ○○與另案被告白鷹傑、黃金源、林玉枝及劉玫玲，共同於八十四年二月二十三日、三月二十五日及三月三十日先後偽造不知情之證人即人頭戶林傳旺、黃耿亮、游崇智三人各為九百萬元貸款債務人之擔保放款借據各一份，並進而行使，該三份偽造之擔保放款借據交付大埔農會收執作為放款憑證，足以生損害於證人林傳旺、黃耿亮、游崇智及大埔農會之權益。其等又共同承繼上開同一概括犯意，於八十五年三月六日、四月一日、四月一日先後偽造證人即不知情之人頭戶林傳旺、黃耿亮、游崇智三人各為九百萬元貸款債務人之擔保放款借據各一份，並進而行使該三份偽造之擔保放款借據交付大埔農會收執為放款憑證，使該三份之人頭借款契約均能繼續有效存在，足以生損害於於證人林傳旺、黃耿亮、游崇智及大埔農會之權益，此部分公訴人雖未引用起訴法條刑法第二百一十六條、第二百一十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惟因認被告ｉ○○與另案被告白鷹傑、黃金源、林玉枝及劉玫玲另涉有共同連續偽造私文書罪部分，於犯罪事實已敘明，業已起訴，本院自得一併加以審判。
二、查證人林傳旺、黃耿亮、游崇智三人係因案外人林傳國以佯稱要增加幽靈人口，以便其競選大埔農會代表為由，始將其等之身分證或戶籍資料交給案外人林傳國，並不知要貸款之事實，業據證人林傳旺、黃耿亮及游崇智在嘉義縣調查站偵訊時、偵查中及本院審理時證述屬實。而另案被告黃金源於本院另案審理時亦供稱：證人林傳旺、黃耿亮及游崇智三人之資料係由案外人林傳國交給其等語，顯見證人林傳旺、黃耿亮及游崇智並非被告ｉ○○所找來之貸款人頭戶，加以本案貸款案相關之戶口遷移及申請貸款事宜，均係由被告ｉ○○委由另案被告黃金源辦理，並非被告ｉ○○親自為之，衡諸常理，被告ｉ○○對於證人林傳旺、黃耿亮及游崇智將作為貸款人頭之事應不知情，公訴人僅因證人林傳旺、黃耿亮及游崇
智係充作被告ｉ○○之貸款人頭戶，即遽認被告ｉ○○與另案被告白鷹傑、黃金源、林玉枝及劉玫玲共犯連續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罪，尚有未恰。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ｉ○○確有公訴人所指之共同連續行使偽造私文書犯行。惟被告ｉ○○此部分共同連續行使偽造私文書犯行如成立犯罪與前揭論罪科刑之共同連續背信罪間有方法結果之牽連犯關係，屬裁判上一罪，爰不另為無罪判決之諭知，併此敘明。
參、公訴不受理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午○○於八十二年二月間時任太保農會第十一屆理事長與時任嘉義縣議會副議長之被告ｉ○○、嘉義縣議會議員之被告寅○○、太保農會總幹事之案外人戴水茶（已死亡）及登記為太保農會第十二屆理事候選人之被告Ｎ○○、Ｃ○○、Ｑ○○、ｊ○○、黃○○、Ｏ○○、ｃ○○、Ｈ○○共同基於犯意之聯絡，為求被告Ｎ○○、Ｃ○○、Ｑ○○、ｊ○○、黃○○、Ｏ○○、ｃ○○、Ｈ○○八位候選人能全數當選為理事，以期能掌握法定九席理事中之絕對過半數之席數，而互選被告Ｎ○○為理事長，進而聘任不知情之案外人楊文雄為總幹事，而全面取得太保市農會之經營權，乃共同邀約新當選太保農會第十二屆農會代表之被告乙○○、丑○○、癸○○、Ｇ○、Ｍ○○、ｆ○○、ｈ○○、甲○○、丁○○、辛○○、酉○、ｍ○○、宙○○、Ｉ○、Ｊ○○、Ｒ○○、Ｔ○○、Ｗ○○、Ｚ○○、丙○○、己○○、Ｂ○○、Ｋ○○、Ｓ○○、Ｖ○○、Ｙ○○、ａ○○、ｇ○○、庚○○、壬○○、Ｅ○○、Ｆ○○、ｄ○○、ｅ○○、宇○○、Ｌ○○、Ｘ○○、戊○○、亥○○、ｌ○○、案外人葉江海（已死亡）、陳土柱（已死亡）及另八位（應為九位）不詳姓名之新當選農會代表，另加上新當選農會代表兼登記為理事候選人之被告Ｑ○○、ｃ○○，共五十二位（應為五十三位）新當選農會代表，於八十二年二月二十二日上午八時許，分別在太保市農會及該農會南新分會前，免費乘坐二輛遊覽車至上開關仔嶺五六號之景大山莊內，招待其住宿二天一夜而交付不正利益，約定該五十二位（應為五十三位）代表於八十二年二月二十三日選舉理、監事時，複選被告Ｎ○○、Ｃ○○、Ｑ○○、ｊ○○、黃○○、Ｏ○○、ｃ○○、Ｈ○○及不知情之證人陳秀坤九位理事候選人，而為防止跑票，乃分配該五十二位（應為五十三位）代表於理事選票上之不同候選人之登記號碼或姓名欄內之姓名第一字或第二字或第三字多圈蓋一個或二個或三個圈選章作暗記，且五十二位（應為五十三位）代表被分配在選票上所作暗記之位置均不相同，該五十二位（應為五十三位）新當選之農會代表接受招待免費食宿二天一夜之不正利益後，便共同在該山莊內多次反覆演練假投票，直至每張選票均依指定圈選候選人並作暗記而無一錯誤為止。於八十二年二月二十三日上午十時許，再乘坐二輛遊覽車返回太保農會，於上午十一時起均按照事前演練而投票並作暗記，俟於當天下午三時法定投票時間結束時隨即開票，而使被告午○○、ｉ○○、寅○○與案外人戴水茶共同安排之九位候選人全數當選，完全擊敗欲問鼎該農會理事長之證人即理事候選人卯○○及其同派系之案外人即理事候選人葉賢俊、徐雄源、林明興及陳文雅（因掌握五席理事即可互選一人為理事長並進而聘任總幹事），使其互選被告Ｎ○○為理事長，再聘任案外人楊文雄為總幹事，而全面取得太保農會之經營權之計劃得逞，因認被告午○○與被告ｉ○○、寅○○、Ｎ○○、Ｃ○○、Ｑ○○、ｊ○○、黃○○、Ｏ○○、ｃ○○、Ｈ○○及已歿之案外人戴水茶共同涉有違反農會法第四十七條之一第一項第二款對於有選舉權人交付不正利益而約為一定之行使之罪嫌。
二、按被告死亡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並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三百零三條第五款、第三百零七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被告午○○業於八十九年五月一日死亡，有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九年五月十五日ｂ○吉義字第九八０四號函及所附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檢察署相驗屍體證明書影本各一份附於本院卷（見卷二第四一八至四一九頁）可稽，依上開規定，爰不經言詞辯論，諭知不受理之判決。
肆、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九十九條第一項前段、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第三百零三條第五款、第三百零七條，農會法第四十七條之一第一項第二款、第一款，刑法第十一條前段、第二十八條、第五十六條、第三百四十二條第一項、第五十五條、第五十一條第五款、第四十一條、第七十四條第一款、第二款，罰金罰鍰提高標準條例第一條前段、第二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仁智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八十九 年 六 月 二十八 日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 法 官 陳 清 溪
法 官 陳 卿 和法 官 林 坤 志右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
中 華 民 國 八十九 年 六 月 二十八 日
書記官 李 子 英附錄法條：
農會法第四十七條之一第一項農會之選舉有左列行為之一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三萬元以下罰金：
第一款 有選舉權之人，要求、期約或收受財物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以不行使其選舉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
第二款 對於有選舉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財物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選舉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
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條第一項為他人處理事務，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本人之利益，而為違背其任務之行為，致生損害於本人之財產或其他利益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一千元以下罰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