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基隆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九十二年度易字第一О九號
公 訴 人 台灣基隆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甲○○右列被告因恐嚇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九十一年度偵字第四二五七號、第四五一七號），本院認為不宜（九十二年度基簡字第四０三號），經適用通常程序審理並判決如左：
主 文甲○○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原聲請意旨）略以：被告甲○○與告訴人丙○○毗鄰建屋，告訴人懷疑被告佔有其所有之土地，時而爭執，引起被告之不滿，被告遂於民國九十一年十月三十一日下午二時三十分許，在基隆市○○○路○○號（成功橋下）前，對告訴人揚言：「你是大陸來台灣做土匪的，要拿刀把你刺死」等語，致告訴人心生畏懼，因認被告涉有刑法第三百零五條之恐嚇罪嫌云云。
二、公訴人認為被告涉有前述犯行，係以：被告前開犯行，業據告訴人指述綦詳，核與證人乙○○○證述情節相符云云，而為其論據。
三、被告矢口否認其有被訴之犯行，辯稱：因其房屋翻修，防火巷要搭雨棚，告訴人不准其搭建，其才說：「我們的地被你侵占了，你是大陸來的土匪？」其並未說要拿刀殺告訴人。證人乙○○○是告訴人之親戚，證言自不可信等語（九十二年六月十九日訊問筆錄第三頁）。
四、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推定其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定有明文。何況，告訴人或被害人與被告之利益相反，其指述係以使被告受有罪判決為其主要目的，自不得僅以其指述而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其次，在證據法則上，補強證據必須補強待證事實，至任何人均無可置疑之地步，亦即必須符合「超越合理懷疑原則」，始得據以論罪；其尚有疑者，利益應歸被告，依「罪疑利益歸被告原則」，仍應為有利被告事實之認定。申言之，當證據資料尚有對被告有利之存疑時，如無法依客觀方法排除此項合理之可疑，則依罪疑利益歸被告原則，不得僅以此項證據資料作為有罪判決之依據。再者，認定被告有罪之事實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之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且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事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尚難為有罪之認定基礎；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亦即如無確切之積極證據，足以證明犯罪事實，即令被告不能為有利之反證，亦不能遽論以罪責，此亦為刑事司法實務向來之見解（最高法院三十年上字第八一六號、四十年台上八六號、七十年台上字第二三六八號、七十六年台上字第四九八六號判決參照）。徵諸被告既無自證己罪之義務，更無自證無罪之義務，此乃當然之法理。
五、經查：綜合被告、告訴人及證人在警詢、偵查及本院調查中之供述內容以觀，本案之前因略為：被告之父早年在承租之土地上建屋，嗣告訴人向地主購買該塊土地後，被告認為其為承租人，有優先購買權，故告訴人是「偷買」，告訴人則認為土地為其所有，被告是無權佔有，是以被告翻修房屋後，僱用工人謝清吉在其隔壁即同路十六號準備搭建雨棚時，告訴人出面阻止而發生口角時，衍生本件糾紛，合先敘明。其次，告訴人自承其請被告之師傅丁○○勿做鐵門時，被告過來罵人，謂告訴人佔有其土地云云（九十二年五月十九日訊問筆錄第三頁）。證人即被告之搭雨棚工人丁○○證稱：當其在量棚架之長度時，告訴人先對被告「嗆聲」並罵人，其一直要被告不要理會告訴人，被告也果真不理告訴人，告訴人卻一直要爭到贏，其當時並未聽到被告有何恐嚇告訴人之言詞等語（九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訊問筆錄第三頁）。證人即被告之岳母翁凸頭證稱：當時，其買菜回來，站在那邊看，並非被告恐嚇，反而是告訴人對被告說試看看，「我要給你死」，師傅丁○○則一直在旁勸架；是告訴人先罵被告土匪，被告才回以：「你才是大陸來的土匪！」（九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訊問筆錄第四頁、第五頁）足見被告是在告訴人阻止其搭建雨棚並罵其土匪時，才反擊告訴人為土匪，並未見被告有何要殺死告訴人之言詞。雖證人乙○○○於偵查中及本院調查中，證稱告訴人對被告稱：若被告做鐵門，就要告被告時，被告回答告訴人稱：若告訴人去告，就要殺告訴人云云（九十二年五月十九日訊問筆錄第二頁、第三頁）；然查：告訴人住於基隆市○○區○○○路○號，證人乙○○○住在基隆市○○街五之一號，惟檢察官傳票係應告訴人之要求而寄至告訴人之住處，再由告訴人轉交等情，業據告訴人及證人乙○○○分別供明（偵查卷第三十頁反面、本院九十二年五月十九日訊問筆錄第二頁），可見其二人關係特別，是以被告謂其二人有親戚關係，證人乙○○○之證詞不實云云，並非無稽，其證言難期公正，自非可採。因此，除告訴人一人之指訴外，並無其他積極證據足以證明被告確有恐嚇之言詞，自自不得僅以告訴人一人之指述而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其次，刑事立法上之「法益原則」要求任何行為要加以犯罪化，必因其法益受到侵害或危險。蓋刑事立法之核心，在於其所保護之法益。刑法之任務，在於法益之保護。無法益保護，無刑法可言；亦即無法益受到侵害或危險，則無施以刑罰之必要。行為如未造成「法益侵害」或「法益危險」，則無將之犯罪化之必要。在法益侵害，為「實害犯」；在法益危險，為「危險犯」。再者，法益本身依其價值評價之強度，而呈現法益位階。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五者，按其順序，而高低位階化。生命法益最高，其次身體法益，其次自由法益，其次名譽法益，而財產法益最低。此五種傳統法益，稱之為「個人法益」。在個人法益以外之「一般法益」或「團體法益」，亦必須其與個人法益具有關連性者，始得為刑法所保護之一般法益。刑法第三百零五條之恐嚇罪，係以行為人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而為其構成要件。本罪係危險犯，並非實害犯，亦即行為人之恐嚇行為造成法益危險，尚未至法益侵害，亦立法予以犯罪化。以最高位階之生命法益言之，刑法之有預備殺人罪、預備放火罪、預備強盜罪、預備擄人勒贖罪，均因其行為已造成生命法益之危險；否則，各該罪即無設預備犯之必要。如係單純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法益危險行為，則未曾設預備犯而加以犯罪化。茲生命法益之危險行為既有上述預備殺人等罪可資規範，將之犯罪化立法而設本罪，有無必要，已有商榷之餘地；何況身體、自由、名譽、財產法益之危險行為！準此以觀，本罪不但為公訴罪，且其保護法益包括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則本罪有無違反法益原則而違憲，已有可疑。觀之加害身體之危險犯如恐嚇罪為公訴罪，加害身體之實害犯如傷害罪卻為告訴乃論，豈是合理？何況，憲法第十一條保障人民有言論自由之基本權，對言詞恐嚇之行為，司法若未為合理之界定，將有侵害言論自由之危險。為此，司法實務上已為目的性之限縮解釋，認為恐嚇行為須有相當性，亦即須致被害人心生畏懼始足當之。被害人如未致心生畏懼，即與本罪之構成要件有異。茲告訴人自承被告說要拿刀刺人時，其「氣到，就去報案」，其報案之後，在場等候，十分鐘後，警察就來等語（九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訊問筆錄第六頁、第七頁），足見被告報案是因生氣，並非畏懼，其既在場等候十分鐘，又何懼之有？是以告訴人是否已至心生畏懼而致生危害於安全之情境，尤有可疑。申言之，被告並未恐嚇告訴人之辯解，極有可能為真；就客觀而言，即為有利被告之合理可疑存在，在無客觀方法以排除此項合理可疑時，依罪疑利益歸被告原則，應為有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無從認定其有被訴之犯行。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以證明被告確有被訴之犯行，揆諸前述規定，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自應為其無罪之諭知。
六、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五十二條、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而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志明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九十二 年 七 月 二十四 日
台灣基隆地方法院刑事第三庭
法 官 陳 志 祥右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敘述上訴之理由，上訴於台灣高等法院，並應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具繕本。
中 華 民 國 九十二 年 七 月 二十四 日
書記官 盧 鏡 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