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基隆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99年度易字第497號公 訴 人 台灣基隆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李灝諹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99年度偵字第4430號），經本院合議庭評議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並判決如下：
主 文李灝諹幫助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台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壹、犯罪經過
一、被告部分李灝諹預見將自己開設之金融帳戶（含存摺、金融卡、印章、密碼等物）提供他人使用，極可能幫助該他人以該帳戶作為詐欺取財犯罪之工具，竟仍基於幫助他人詐欺取財之不確定故意，於民國98年11月3 日，在台北縣板橋市錢櫃ＫＴＶ店對面，將其所有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00000-0000000 號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無償交付身分不詳之成年男子。
二、正犯部分該男子所屬之詐騙集團成員即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於同日晚間，向陳旻謙佯稱在網路購物付款設定有誤，請陳旻謙至提款機依其指示操作退費；陳旻謙信以為真，因而陷於錯誤，於翌（4 ）日凌晨零時許，依指示操作退費時，分別匯出新台幣（下同）3 萬元、3 萬元、3 萬元、1 萬元及一萬又123 元，至上開帳戶內，再由該成員以提款卡提領一空。
嗣經被害人陳旻謙報警後，經警循線查獲。
貳、起訴經過案經台南市警察局第三分局報請台灣台南地方法院檢察署簽請台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核轉台灣基隆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起訴。
理 由
壹、簡式審判
一、法律修正按除簡式審判及簡易程序案件外，第一審應行合議審判，民國92年2 月6 日公布並於92年9 月1 日全面施行之刑事訴訟法第284 條之1 定有明文。其次，除被告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者外，於前條第一項準備程序進行中，被告先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時，審判長得告知被告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及輔佐人之意見後，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修正後刑事訴訟法第273 條之1 第
1 項亦規定甚詳。再者，刑事訴訟法第284 條之1 已於96年
3 月26日修正公布，規定為：「除簡式審判、簡易程序案件及第三百七十六條第一款、第二款所列之罪之案件外，第一審應行合議審判。」所謂第376 條第1 款，係指最重本刑為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專科罰金之罪；所謂第376 條第
2 款，係指刑法第320 條及第321 條之竊盜罪。
二、程序差異依修正後刑事訴訟法第273 條之2 之規定，簡式審判程序之證據調查，不受第159 條第1 項（傳聞法則）、第161 條之
2 （當事人陳述意見）、第161 條之3 （自白最後調查）、第163 條之1 （當事人聲請調查證據）及第164 條至第170條（物證、書證調查、交互詰問規則）規定之限制。申言之，自92年9 月1 日起，我國刑事訴訟制度改為三分法：其一，輕罪案件，檢察官以「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聲請法院以簡易判決處刑者，法院得不經言詞辯論，逕為有罪之簡易判決。其二，檢察官起訴非強制辯護案件而被告認罪者，法院得裁定以受命法官一人進行簡式審判，其程序略如刑事訴訟法修正前獨任法官所進行之通常審判程序。其三，檢察官起訴之強制辯護案件或非強制辯護案件而被告否認全部或一部之犯罪，法院應進行合議審判，適用修正後刑事訴訟法，進行交互詰問之通常審判程序。惟自96年3 月29日起，刑事訴訟法第376 條第1 款及第2 款之案件，被告否認犯罪者，得由獨任法官一人，適用修正後刑事訴訟法，進行交互詰問之通常審判程序。
三、本案情形經查：被告李灝諹經起訴之罪名為刑法第30條、第339 條第
1 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其最高法定刑為有期徒刑5 年，並非前述強制合議之案件，而被告於99年11月19日之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審判長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認為適合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業經裁定在案。
貳、事實認定
一、心證形成前揭事實，業據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判中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告訴人陳旻謙所指訴之情節相符，並有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自動櫃員機交易明細表5 紙、被告上開帳戶之申請文件及印鑑卡、客戶歷史交易清單書各一紙附卷足憑，足見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可以採信，從而其犯行洵堪認定。
二、補充說明
㈠、按在金融機構開設帳戶，請領存摺及金融卡，係針對個人身分之社會信用而予以資金流通，具有強烈之屬人性格，而金融帳戶作為個人理財之工具，申請開設並無任何特殊限制，除一般民眾皆得以存入最低開戶金額之方式申請取得，一人同時或異時在各別金融機構申請數個存款帳戶使用概無不可，其申辦手續亦極為簡便，此實屬眾所周知之事，則按諸常人社會經驗，苟遇不熟識者委以自己名義申請帳戶，無論其所恃以蒐集、徵求金融帳戶使用之名目為何，提供帳戶者對於該等帳戶是否係供合法使用，絕無不起疑心之理。況且，金融帳戶事關個人財產權益之保障，具有高度專有性，非本人或與本人甚為親密者，實難認有何得以「自由流通使用（即任意有對價或無對價交付不熟識者使用）」之理，一般人亦應有妥為保管及防止他人任意使用之認識，縱情況特殊致偶需交付他人使用，亦必深入瞭解其用途，俾免該等專有物品被不明人士利用或恃之為與財產有關之犯罪工具，並期杜絕自己金融帳戶存款遭他人冒領之風險，此實為吾人按諸生活認知所極易體察之常識。是以倘無正當理由而徵求他人金融帳戶使用者，客觀上顯然已可預見該人之犯罪意圖，係為恃以供某筆資金之存入、提領，且寓有隱暪該筆資金存入暨提領過程之意。參以今日社會，利用手機簡訊、寄送得獎通知，乃至謊稱其信用卡遭人盜刷、個人資料遭人盜用等手段，以遂其詐欺取財目的等案件頻傳；「詐騙集團」利用大量徵求他人金融帳戶（俗稱人頭戶）之方式，遂其順利領取因詐欺所得贓款暨阻斷（或阻撓）查緝人員對其等身分追查之目的者，復迭經新聞媒體披露在案，是以縱令被告在提供金融帳戶予「詐騙集團」使用之初，其主觀尚無「必然引發該詐騙集團萌生恃以實施詐欺犯罪」之確信，然衡諸常情及被告智識暨社會經驗，被告對於「提供自己帳戶予他人使用，可能足以使詐騙集團恃以實施詐欺犯罪」乙節，理當有所預見，竟猶將上揭金融帳戶提供予如前開行為人暨所屬詐騙集團使用，則無論被告曾否收受對價，被告主觀上皆有容忍並允許「自己帳戶經詐騙集團恃以實施詐欺犯罪」之意思無疑。
㈡、刑法所指故意，非僅指「直接故意」，尚包括「間接故意（未必故意）」在內；又所謂「間接故意」者，乃指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反其本意者而言（刑法第13條第2 項規定參照）；再者，幫助犯之成立，除行為人主觀上須出於幫助之故意，客觀上並須有幫助之行為；且所指「幫助行為」，係指對他人實現構成要件之行為施予助力者而言，至所謂之「幫助故意」，則係指行為人就被幫助者正欲從事犯罪或正在從事犯罪，且該犯罪有既遂之可能，而其行為復足以幫助他人實現構成要件者，在主觀上有所認識而言，尚不以行為人確知被幫助者係犯何罪名為其必要（惟仍需在幫助犯罪之共同認識範圍以內）；惟倘行為人在正犯實施犯罪以前，預為幫助行為者，則為事前幫助犯。茲單就本案現存事證而論，固無從證明被告即係實施詐欺手法之人；惟被害人帳戶內之項款，既係經由上揭方式轉入被告帳戶，顯見向被害人以詐術之歹徒，無非利用被告帳戶為其詐財工具。是以在客觀上，本案縱使查無證據足認被告明知利用帳戶遂行犯罪者之行為態樣，除可能供詐欺取財、恐嚇取財（常見類型為竊車後向車主勒索財物，即一般所稱「擄車勒贖」），亦有可能遭從事擄人勒贖等重大犯罪，而溢出被告原先幫助犯罪之共同認識範圍，然參諸前揭說明，被告就「自己帳戶可能足以使詐騙集團恃以實施詐欺犯罪」乙節，仍應有不違反其本意之不確定故意（未必故意、間接故意，擬制故意）；換言之，本案所涉之「詐騙集團」果恃被告持交之金融帳戶實施詐欺犯罪之事實，顯然不違反被告之本意，被告主觀上，當有幫助詐欺取財之不確定故意，客觀上，當有提供金融帳戶施予詐欺助力之幫助行為。
㈢、刑法上所謂之幫助，係指與正犯以便利，使其易於實行犯罪行為而言（最高法院21年上字第815 號判例參照）。幫助行為，只要有促成或便利正犯犯罪之實行，則其方法究為直接或間接，並非所問。被告以幫助之故意，實施幫助之行為，為直接幫助，有利於正犯實行犯罪，為幫助犯無訛（最高法院28年7 月25日決議參照）。
叁、法律適用
一、所犯罪名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339 條第1 項幫助詐欺取財罪。
二、罰金問題
㈠、法律規定依刑法第1 條之1 之規定：「中華民國94年1 月7 日刑法修正施行後，刑法分則編所定罰金之貨幣單位為新台幣。94年
1 月7 日刑法修正時，刑法分則編未修正之條文定有罰金者，自94年1 月7 日刑法修正施行後，就其所定數額提高為三十倍。但72年6 月26日至94年1 月7 日新增或修正之條文，就其所定數額提高為三倍。」相關分則法律之罰金刑，自應依上開規定配合調整。
㈡、本案情形據此，刑法第339 條第1 項之規定，因非屬72年6 月26日至94年1 月7 日所新增或修正之條文，應就其所定罰金數額提高為30倍，亦即皆由1 千元提高30倍，為新台幣3 萬元以下罰金；而依修正刑法第33條第5 款之規定，其下限為新台幣
1 千元。
三、幫助犯被告係基於幫助詐欺取財之不確實故意，從事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屬於幫助犯，應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四、不構成共同正犯按（修正前）刑法第28條所謂實施，係指犯罪事實之結果直接由其所發生，別乎教唆或幫助者而言，即未著手實行前犯陰謀預備等罪，如有共同實施情形，亦應適用該條處斷。至實行在現行刑法上乃專就犯罪行為之階段立言，用以別乎陰謀預備著手各階段之術語（司法院院字第2404號解釋參照）。次按現行刑法關於正犯、從犯之區別，係以其主觀之犯意及客觀之犯行為標準，凡以自己犯罪之意思而參與犯罪，無論其所參與者是否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皆為正犯，其以幫助他人犯罪之意思而參與犯罪，其所參與者，苟係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亦為正犯，必以幫助他人犯罪之意思而參與犯罪，其所參與者又為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始為從犯（最高法院25年上字第2253號判決參照）。是以正犯與幫助犯乃互斥之概念，既成立幫助犯即不可能成立正犯。其次，刑法第28條僅規定二人以上共同實行犯罪之行為者皆為「正犯」，則該條共同正犯之規定亦不應任意擴張，認未實行犯罪行為之幫助犯，亦有刑法第28條共同正犯之適用，而成立所謂幫助犯之共同正犯（最高法院73年台上字第2616號判例意旨參照）。
五、接續犯被告一次幫助行為，正犯對同一被害人實行多次詐欺行為，已如前述，則被告之幫助行為既係出於一行為無訛；惟因其詐欺取財之五筆款項，時間緊接，顯係基於單一之犯意，而觸犯同一之罪名，只為接續犯，為單純一罪，乃實質上一罪，並非同種想像競合犯。
六、並非洗錢若干起訴案件，在此類犯罪係援引幫助犯洗錢防制法第9 條第1 項之掩飾或隱匿因自己重大犯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罪，惟本院依下列理由，認為並無洗錢之問題：
㈠、自從犯從屬性觀之按洗錢防制法第2 條所稱：「洗錢，係指下列行為：一、掩飾或隱匿因自己重大犯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利益者。二、掩飾、收受、搬運、寄藏、故買或牙保他人因重大犯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利益者」。同法第3 條復規定：「本法所稱重大犯罪，係指下列各款之罪：一、最輕本刑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之罪。二、刑法第二百零一條、第二百零一條之一之罪。三、刑法第二百四十條第三項、第二百四十一條第二項、第二百四十三條第一項之罪。四、刑法第二百九十六條第一項、第二百九十七條第一項、第二百九十八條第二項、第三百條第一項之罪。五、刑法第三百四十條及第三百四十五條之罪。六、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二十三條第二項、第四項、第五項，第二十七條第二項之罪。七、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八條第二項、第十一條第二項、第十二條第一項至第三項、第十三條第一項、第二項之罪。八、懲治走私條例第二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三條第一項、第二項之罪。九、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一條所定違反同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一第一項之罪。一○、銀行法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項之罪。一一、破產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百五十五條之罪。一二、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三條第一項、第二項後段、第四條、第六條之罪。下列各款之罪，其犯罪所得在新台幣二千萬元以上者，亦屬重大犯罪：一、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條第二項之罪。二、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至第九十一條之罪。」由上可知，洗錢罪行為客體之重大犯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係採列舉式之規定，於列舉規定外，其餘犯罪則不包括在內。本件被告之行為，僅成立普通詐欺罪之幫助犯，已如前述。本件正犯所為既非屬洗錢防制法第3 條所稱之重大犯罪，被告所為自亦非該法所規範之洗錢犯行。
㈡、自立法之目的觀之次按洗錢防制法之制定，旨在防止特定重大犯罪不法所得之資金或財產，藉由洗錢行為，諸如經由各種金融機關或其他交易管道，轉換成為合法來源之資金或財產，切斷資金與當初犯罪行為之關連性，隱匿犯罪行為或該資金不法來源或本質，使偵查機關無法藉由資金之流向追查犯罪行為人，其所保護之法益為國家對特定重大犯罪之追訴及處罰。再者，洗錢行為係指行為人為掩飾或隱匿自己重大犯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之利益（洗錢防制法第2 條第1 款），或行為人掩飾、收受、搬運、寄藏、故買或牙保他人因重大犯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之利益（同法第2 條第2 款）。除利用不知情之合法管道（如金融機關）為之外，其他使所得財物或利益之來源合法化，或改變該財物或利益之本質，以避免追訴處罰之掩飾、藏匿犯特定重大犯罪所得財產或利益之行為均屬之。若非先有犯罪所得或利益，再加以掩飾或隱匿，而係取得犯罪所得或利益之犯罪手段，或未合法化犯罪所得或利益之來源，而能一目瞭然來源之不法性，即非洗錢防制法所規範之對象。本件係被告以外之人，利用被告所提供之帳戶將詐欺所得之款項直接匯入該帳戶，其要求被害人將金錢匯入被告帳戶之行為，本即係實施詐欺行為之犯罪手段，並非於取得財物後，另為掩飾、隱匿其詐欺所得之行為，亦非被告於該詐欺行為人實施詐欺犯罪取得財物後，另由被告為之掩飾、隱匿行為。
七、立法建議
㈠、司法角色當代法院之任務，雖有「司法積極（judicial activism）」與「司法自制（judicial self-restraint）」路線之爭然面對瞬息萬變之社會發展與科技創新，犯罪手法與侵權態樣往往超越立法者制訂規範之進程。偵查機關本於刑事政策與維護治安之角色功能，時有援用規範密度不足之既有法律，追訴若干新興犯罪中存在之行為態樣。而法院之任務重在適用法律而為裁判，在罪刑法定原則下，面對規範密度不足之既有法律，除非既有法律存在規範明確之處罰條文可得援用，本應從嚴解釋，拒絕以構成要件不該之刑罰規範加諸人民，方可促成立法者知所警覺而從速增修法令，此可自我國刑法分則近年來針對電腦、網路犯罪所增訂之相關條文之發展歷程窺見一二。其次，當代法院應體認其本身法律以外之專業能力有限，以及長期存在之民主正當性較民選立法部門為弱之困境，首應重視個案事實並逐案解決（case by case），動輒訴諸自我想像得能廣泛適用之規則，或提出抽象深入之艱澀理論，除將動搖憲法權力分立之平衡基礎，造成司法權與立法權之衝突緊張，因個案中提出之抽象規則或理論往往無法解決事實基礎不同之後續其他個案，結果往往治絲益棼。換言之，法院應扮演觸媒角色，透過個案裁判釋放訊息（signal-sen ding）協助社會形成各種價值，而非單憑個案即欲主導或壟斷價值決定之形成空間。
㈡、新興犯罪邇來，犯罪集團利用「人頭帳戶」取得受詐騙者或受恐嚇者交付之金錢，藉以掩飾真正犯罪行為人之身分，避免檢調機關查緝，業已成為新興之犯罪態樣。而檢察機關為求杜絕此類詐騙行為，時有在尚未緝獲實施詐騙或恐嚇行為者前，針對提供金融帳戶者，或以洗錢防制法第九條、或以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恐嚇取財等罪名據以起訴。各級法院實務對此則見解不一，除有以缺乏共同或幫助犯罪之主觀犯意而諭知無罪外，論以共同洗錢、幫助洗錢、幫助詐欺或恐嚇、幫助連續詐欺或恐嚇、幫助常業詐欺、共同詐欺或恐嚇、共同常業詐欺等罪名皆有之。因個案具體情節與查獲事證容有差異，是否有罪、應論以何一罪名，尚難一概而論。而一般人對於收購帳戶者從事詐欺、恐嚇取財等犯罪行為固可預見，且不違反本意，然若收購帳戶者以該帳戶作為擄人勒贖之贖金轉帳帳戶，甚或其他非典型之犯罪行為，依前揭說明，除非有其他積極證據證明提供帳戶者知情，否則應認已逾越提供帳戶者幫助犯罪之共同認識範圍，此為憲法「規範明確性原則」與刑法「罪刑法定原則」之必然解釋，亦即「罪刑明確原則」之真諦。本院基於憲法權力分立原則，固不應越俎代庖而僭越立法者本於立法裁量之政策形成空間，惟就審判職務上所發現之立法疑義與疏漏，本於前述經由個案判決「釋放訊息」之角色功能，而有後述之見解。
㈢、立法前例
１、刑法增訂人格權乃重要之人權，為人性尊嚴之重要內涵。隱私乃重要之人格權，在刑法上乃重要之自由法益。前此，侵害他人隱私之竊聽或竊錄等行為，因法無處罰明文，致無法加以處罰，在科技發達之現代，誠屬重大之立法漏洞。因此，88年4月21日總統公布增訂之刑法第315 條之1 規定：「有左列行為之一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萬元以下罰金：
一 無故利用工具或設備窺視、竊聽他人非公開之活動、言論或談話者。二 無故以錄音、照相、錄影或電磁紀錄竊錄他人非公開之活動、言論或談話者。」刑法第315 條之2 規定：「意圖營利供給場所、工具或設備，便利他人為前條之行為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五萬元以下罰金。意圖散布、播送、販賣而有前條第二款之行為者，亦同。明知為前二項或前條第二款竊錄之內容而製造、散布，播送或販賣者，依第一項之規定處斷。前三項之未遂犯罰之。」對於侵害他人隱私自由法益之行為而予以犯罪化，以保障人權。
２、護照條例按「將國民身分證交付他人或謊報遺失，以供冒名申請護照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台幣十萬元以下之罰金」、「受託申請護照，明知第一項至第四項事實或偽造、變造或冒用之照片，仍代申請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台幣十萬元以下之罰金」、「將護照交付他人或謊報遺失以供他人冒名使用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台幣十萬元以下罰金」，89年5 月17日修正後之護照條例第23條第2 項、第4 項、第24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此即為立法院針對當時盛行之提供證件供人冒名申請護照或供人冒名使用護照等新興犯罪手法，因有感當時刑罰法令此部分之規範有所疏漏，法院或以共同詐欺罪論處，或以幫助詐欺罪論處，抑或以法無處罰明文論以無罪，嚴重傷害人民之法信賴感，故特別修法針對此類犯罪型態予以處罰明文，以杜爭議。
３、立法建議針對無正當理由出賣或出借金融機關帳戶予他人，便利他人遂行詐欺及其他犯罪等犯罪所得之行為，目前實務所持見解仍甚分歧，已如前述。本院雖認個案上仍應依具體事證判斷行為人是否知情、有無洗錢、是否為詐欺共同正犯，抑或基於幫助詐欺之犯意等，尚難僅以法無明文而概以無罪論之，然為求法規範明確性與可預見性，如在刑事政策上認為上開行為有處以「刑罰」之必要，立法機關允宜比照刑法之上開修正方式，或比照護照條例之修正方式而為妥適立法，以杜爭議。
肆、違憲審查
一、憲法原則
㈠、人性尊嚴原則其次，德國基本法第一條第一項規定：「人性尊嚴不可侵犯。尊重及保護人性尊嚴，乃所有國家權力機構之義務。」依據國民主權原理，國民是國家主人，其人性尊嚴不可侵犯。在法律限度內，所有人類應有之尊嚴，皆應受到尊重，不得排斥或輕視之。尊重及保護其人性尊嚴，實係行政、立法、司法機關之義務，並非其等機關之裁量權。就刑事立法而言，若無法益侵害或法益危險之行為而予以犯罪化，或較輕責任之行為而賦予重刑罰之處罰，即是違背人性尊嚴原則，而為違憲之立法。申言之，不應犯罪化而予以犯罪化，不應重刑化而賦予重刑罰，即是違背人性尊嚴原則。一言以蔽之，前者乃不應罰而罰之，後者乃不應重而重之，使得國民受到不應處罰之處罰，或是受到過重之處罰，皆是不合人性尊嚴原則。
㈡、比例原則按一般認為比例原則之內涵，係適當性原則、必要性原則及比例性原則三項。事實上，比例原則可分為二層次，其一須「適當」，其次須「相當」。就刑法而言，所謂適當，是指其犯罪化而處以刑罰為適當。所謂相當即不過量，所謂不過量乃指侵害最小，是指犯罪化後所賦予之刑罰種類為相當，為不過量，為侵害最小。因此，若要簡而言之，比例原則之必要性原則及比例性原則，可以合而為一，姑且名之曰相當性原則。若其犯罪化而犯以刑罰之立法並不適當，即是不合適當性原則，進而違背比例原則。若其犯罪化之立法適當，而其刑罰種類之賦予並不相當，即是不合相當性原則，進而無論其為過重或過輕，皆是違背比例原則之立法。申言之，罪得其刑，而刑當其罪，始得謂之符合比例原則。
㈢、法益原則據比例原則中之適當性原則之要求，國家刑罰權之行使，應限於必要之干預；能以其他手段而達成目的時，則應放棄刑罰。此謂之刑罰之「最後手段性」，亦即刑罰謙抑原則之表現。欲知其犯罪化之立法是否合乎適當性原則適當，必須求諸於法益原則。因此，比例原則中之「適當性原則」，可以導出刑事立法上之「法益原則」。申言之，刑事立法上之「法益原則」要求任何行為要加以犯罪化，必因其法益受到侵害或危險。蓋刑事立法之核心，在於其所保護之法益。刑法之任務，在於法益之保護。無法益保護，無刑法可言；亦即無法益受到侵害或危險，則無施以刑罰之必要。行為如未造成「法益侵害」或「法益危險」，則無將之犯罪化之必要。
在法益侵害，為「實害犯」；在法益危險，為「危險犯」。再者，法益本身依其價值評價之強度，而呈現法益位階。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五者，按其順序，而高低位階化。生命法益最高，其次身體法益，其次自由法益，其次名譽法益，而財產法益最低。此五種傳統法益，稱之為「個人法益」。在個人法益以外之法益，即「超個人法益」或「一般法益」、「團體法益」、「整體法益」，亦必須其與個人法益具有關連性者，始得為刑法所保護之一般法益。所謂危險犯，亦即行為人之行為造成法益危險，尚未至法益侵害，亦立法予以犯罪化。以最高位階之生命法益言之，刑法之有預備殺人罪、預備放火罪、預備強盜罪、預備擄人勒贖罪，均因其行為已造成生命法益之危險；否則，各該罪即無設預備犯之必要。如係單純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法益危險行為，則未曾設預備犯而加以犯罪化。
㈣、罪刑相當原則在犯罪化之立法之後，其刑罰種類之賦予是否合乎行為之罪責，亦即是否罪刑相當，乃刑罰相當性之問題。申言之，欲知其犯罪化之立法是否合乎適當性原則適當，必須求於罪刑相當原則。因此，比例原則中之「適當性原則」，可以導出刑事立法上之「罪刑相當原則」。如前所述，就刑法而言，所謂相當即不過量，所謂不過量乃指侵害最小，是指犯罪化後所賦予之刑罰種類為相當，為不過量，為侵害最小。因此，法定刑之刑罰種類及自由刑之刑度輕重，必須與其行為責任之輕重相當，亦即在具有相當性時，始得為該種刑罰之賦予或該級刑度之訂定。如此，其刑罰之賦予始為合乎「罪責原則」，使其罪責與刑罰得以相適應而具有相當性，亦即立法上之「罪刑相當原則」。若其犯罪化之立法適當，而其刑罰種類之賦予並不相當，即是違背「罪刑相當原則」，自然不合相當性原則，進而無論其為過重或過輕，皆是違背比例原則之立法。
二、詐欺取財
㈠、罪之審查一般詐欺取財之行為，係侵害他人之財產法益，則屬於財產法益之實害犯。其犯罪化之立法合法益原則及人性尊嚴原則無疑，自有正當事由，而符合比例原則之適當性原則，應為合憲法之立法。
㈡、刑之審查一般詐欺取財罪，其刑度為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及1 千元以下罰金，符合罪責原則，並不違背立法上之罪刑相當原則，自不違背比例原則之必要性原則及狹義比例性原則，而且其最高刑度止於一定期間之自由刑，亦不違背人性尊嚴原則，應為合憲之立法。其次，由於時空背景不同，民國24年施行之現行刑法，其33條將有期徒刑之上限定為15年，係以當時「人生平均年齡不過四十一、二齡」為其立法理由；刑法各罪名之有期徒刑上下限，刑法各該侵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或財產罪之刑度安排，亦均以此為其立法理由。然則，60餘年後之今日已然不同，平均人壽將近80歲，已近立法當時1 倍；而目前更由當時之農業社會進展至電腦科技時代，惟刑法並未配合修正刑度，歷年來只知制訂並修正罰金罰鍰提高標準條例，不知制訂「有期徒刑提高標準條例」，造成司法實務普遍性重罪輕判之必然結果。例如在連續犯廢除前，偽造文書、一般詐欺取財罪及一般竊盜罪，無論被告觸犯幾件，其連續犯加重結果，刑度止於7 年半，豈是合理？如此，造成法官無從為罪刑相當之量刑。因此，本院認為可以考慮制訂「有期徒刑提高標準條例」，加倍提高刑法分則各罪有期徒刑之上下限，若財產犯罪得提高刑度1 倍，與日本刑法相同，為10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官才有妥適之量刑空間。
伍、刑罰裁量
一、罪刑相當原則
㈠、自刑罰理論觀之就刑罰之報應理論言之，刑罰係以其具有痛苦性之本質，來均衡具有不法本質之犯罪，藉以衡平行為人之罪責，使行為人得因責任抵償而贖罪，而社會正義得以實現義，是故強調「刑罰之輕重應與罪責之輕重成比例」，是為司法上之罪刑相當原則。其報應之內容即為自由之剝奪，亦即有期徒刑之相加，而監獄即為執行報應之場所。再就特別預防理論言之，受刑人之犯罪係社會化過程之障礙，應使其在監執行，以接受再教育而求其再社會化。復就一般預防理論觀之，以對受刑人之施以刑罰，作為威嚇他人之手段，不過刑罰之附帶作用，並非其主要目的。關於刑罰之目的，通常採取綜合理論，各國皆然；既有報應罪責，又有預防再犯，並有嚇阻他人犯罪之功能；惟報應理論所強調之「刑罰之輕重應與罪責之輕重成比例」，仍為刑罰裁量之基本原則；在死刑及真正無期徒刑，惟有在侵害生命法益之犯罪，單純依報應理論，其罪責已夠深重，不期待其再社會化時，始得於審判上宣告之；在死刑，更必須於「求其生而不得」時，始得為之；被告縱然侵害他人之生命法益，如求其生而可得時，亦不得宣告死刑，蓋死刑既稱之為極刑，如非極度之罪責，自不必處以極度之死刑。目前，我國係採取無期徒刑得適用假釋之制度，執行十五年後，即有假釋之機會，本質上類似長期徒刑，並非真正無期徒刑。若被告接受自由刑之執行，以進行責任抵償，而在執行時能因己身之悛悔加之監獄之教化，仍有再社會化之可能，並無永久隔離於社會之必要，即不適合量處無期徒刑。
㈡、自憲法原則觀之依據前述人性尊嚴原則，「人性尊嚴不可侵犯。尊重及保護人性尊嚴，乃所有國家權力機構之義務。」在法律限度內，所有人類應有之尊嚴，皆應受到尊重，不得排斥或輕視之。尊重及保護其人性尊嚴，實係行政、立法、司法機關之義務，並非其等機關之裁量權，已如前述。在被告之行為責任確定後，其刑罰種類之賦予或自由刑之量定，均應相當而不可過量，否則即是違背比例原則中之相當性原則，自然不合司法上之「罪刑相當原則」。因此，刑事司法上之「罪刑相當原則」要求法官在量刑時，應依法益之位階，重所當重，輕所當輕，必使罪得其刑而刑當其罪；不得重罪而輕判，或輕罪而重判；期使責任與刑罰得以相適應，而具有相當性。申言之，重犯罪賦予重刑罰，輕犯罪賦予輕刑罰，當重則重，當輕則輕，不應重其輕，亦不應輕其重，始得謂之符合罪刑相當原則。地藏十輪經（第三卷）云：「若犯重罪，應重治罰；若犯中罪，應中治罰；若犯輕罪，應輕治罰；令其慚愧，懺悔所犯。」其此之謂也！
二、刑罰裁量
㈠、主刑裁量為此，本院：１、審酌該被告之品行、生活狀況、智識程度、犯罪之動機、目的、犯罪所生之危害、犯後之態度等一切情狀之後，２、再斟酌拘役並無教化功能，乃不具實益之刑罰種類，立法上以廢除為宜，以資符合自由刑單一化之要求；六月以下之短期自由刑，既難有教化作用，又易使受刑人感染惡習，除非被告有受其執行之特殊必要，否則尚無宣告之必要；如其宣告，應以緩刑或易科罰金而調和之；在法定刑為6 月以上5 年以下有期徒刑時，惟有量處6 月有期徒刑，被告才有易科罰金之機會等情；３、再考慮被告是否應施予刑罰並使之入監獄執行，應依刑罰理論及刑事政策而加以考量，斟酌重點在於被告有無執行剝奪其自由，並施以監獄之教化，以使其再社會化之必要性，並非以其是否已經和解而為主要之判斷標準；惟本件確實並未進行和解等情；４、復考量被告雖曾否認犯行，然於審判中改為坦承犯行，其犯罪後之態度雖非自始良好，然屬尚知悔悟，並非不知悔改；然則，被告已經41歲，並非成年不久或年輕識淺，自應就其行為負擔全責；惟被告除毒品案件之外，並無前科，其素行尚佳，此觀之卷附台灣高等法院被告全國前案紀錄表自明等情。５、最後衡量刑罰之裁量，應考慮立法之精神。一般而言，立法所賦予之最重刑罰種類，例如殺人罪之死刑或竊盜罪之有期徒刑5 年，乃準備給予未來此類型犯罪人之中之責任最高者使用；惟此種責任最高之情況，百不及一，並非常見；一般此類之犯罪，依統計學之數字，其分布類似金字塔型，責任輕者多，而責任重者少，是以在量刑統計上，低度量刑之情形甚為普遍。因此，就自由刑而言，除非是重大案件，否則，在一般案件，中度量刑已屬重判。例如就竊盜而言，中度量刑為2 至3 年。因此，在審判心理學上，法官一般也認為立法之最高刑度，例如竊盜之5 年，傷害之3 年或過失傷害之6 月，僅能給予此類型罪責最深之犯罪人使用，若非故意犯之惡性太大或過失犯之實害太深，否則不會量處最高度刑。６、結論：綜上，本院因而認為就罪責而言，本罪之最高法定刑不過有期徒刑五年；在依幫助犯而減輕其刑之後，在處斷刑之範圍內，裁量宣告如主文所示之自由刑，已足以使其罪刑相當。何況，被告係幫助犯，並非正犯；被告係基於不確定之故意，並非基於確定之故意，其非難性較低。本院因而認為量處得易科罰金之徒刑已足，並無非令被告入監不可之情狀存在。申言之，本院認為就詐欺取財罪之法定刑，依未遂犯而依減刑後之處斷刑，量處最低度之自由刑，已足以使其罪刑相當，爰宣告之，以示儆懲，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期待被告之自新，而不致有再犯之虞，爰宣告之，以示儆懲。
㈡、從刑裁量被告交付予詐騙集團之存摺及金融卡等物，並非法定義務沒收之物，且未扣案，又無證據證明迄未滅失；兼以按諸金融機構常見約款，金融機構所核發之帳戶存摺、金融卡，原則上，均屬金融機構所有（參見大部分金融機構核發金融卡之背面約款記載），乃本院職務上所已知之事項，是以就本案而言，本院認無宣告沒收上開存摺及金融卡之必要。何況，本案經披露後，上開帳戶早經相關單位列為警示帳戶（犯罪帳戶），而無再遭人利用之虞，若本院逕為沒收之諭知，既無助於日後相類犯罪之防堵，復徒增將來執行之困擾，爰不予宣告沒收。
陸、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 條之1 第1 項、第299 條第1 項前段、刑法第30條、第339 條第1 項、第55條、第41條第1 項前段、刑法施行法第1 條之1 ，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豫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99 年 11 月 30 日
刑事第三庭法 官 陳 志 祥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應於提起上訴後1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狀，並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99 年 11 月 30 日
書記官 李 繼 業附錄：
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1 千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