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基隆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99年度訴字第645號公 訴 人 台灣基隆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甲○○選任辯護人 邱姿瑛 律師上列被告因誣告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98年度偵字第403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甲○○無罪。
理 由
壹、公訴意旨公訴意旨如附件起訴書「犯罪事實」欄所記載。公訴人認為被告涉有刑法第169 條第1 項之誣告罪嫌云云。
貳、公訴論據公訴人認為被告甲○○涉有誣告之犯行，除引用附件起訴書「證據並所犯法條」欄之一證據清單之外，更以同欄之一「待證事實」所敘述之理由而為其論據。
叁、被告辯解
被告甲○○堅決否認其有誣告之犯行，辯稱其所指控者皆是事實，並非出於捏造：
一、被訴犯罪事實一之㈠部分（被訴誣告傷害部分）被告甲○○辯稱：告訴人丙○○確實於民國96年4 月12日晚間，對其實施傷害，使其受傷。其也確實於次日前往基隆醫院看診。只因醫師說診斷書要一千元，影印病歷只要兩百元，診斷書和病歷影印效果相同，其才選擇影印病歷，以便省下八百元；且其並未立即提出告訴，而是其後再遭告訴人丙○○騷擾後，才於96年9 月29日前往醫院，申請診斷證明書，進而提出告訴。告訴對其實施傷害已有多次，其也為此而申請法院保護令。其根本不必捏造此次之傷害事實而提出告訴等語。
二、被訴犯罪事實一之㈡部分（被訴誣告恐嚇部分）被告甲○○辯稱：告訴人丙○○確於97年1 月2 日下午2 時許，至被告在基隆市○○路179 之4 號之住處，對被告恐嚇稱其「有槍有手榴彈」等語。
三、被訴犯罪事實一之㈢部分（被訴誣告違反保護令部分）被告甲○○辯稱：告訴人丙○○確於98年3 月28日上午10時許，在基隆市○○路消防隊旁，將彼此之子葉鎧賢（當時小學三年級）帶走而違反保護令等語。
四、被訴犯罪事實一之㈣部分（被訴誣告違反保護令部分）被告甲○○辯稱：告訴人丙○○確於98年3 月29日上午9 時30分許，在基隆市○○路○○○ 號對面之德和公園，將彼此之子葉鎧賢載往板橋市工地福利社而違反保護令等語。
五、被訴犯罪事實一之㈤部分（被訴誣告違反保護令部分）被告甲○○辯稱：告訴人丙○○確於98年4 月19日上午8 時許，在被告住處之馬路，將彼此之子葉鎧賢載往告訴人之母在基隆市○○路通和市場之水果攤處而違反保護令等語。
肆、證據法則
一、無罪推定原則與證據裁判原則按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定有明文。前者係指無罪推定原則，後者則揭示證據裁判原則。其次，證明被告犯罪事實之存在，須待積極證據逐一包夾；而其包夾之各證據間，須有互相之關聯性產生，使得證據網住四面，其前後左右串聯，形成銅牆鐵壁，以排除被告辯解之可能性，致無脫罪之空間存在。至此，始得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若其證據之包夾無法網住四面，使得被告辯解之可能性依然存在，則證據雖有前後左右之串聯，亦無法形成銅牆鐵壁；此時，法網已開一面，必須形成被告無罪之心證。申言之，在證據法則上，當證據排列後，發現法網已開一面，形成被告之脫罪空間，即屬無法證明被告犯罪，即須判決被告無罪。此項無罪之證據法則，有稱之為「網開一面原則」，乃「無罪推定原則」之子原則。
二、超越合理懷疑原則與罪疑利益歸被告原則復次，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刑事訴訟法第156 條第2 項亦規定甚詳。申言之，被告之自白縱使具有任意性，苟無補強證據，亦無從擔保自白之真實性，以是之故，立法推定其證據證明力不足，必待第二證據即補強證據出現，始得察其自白是否與事實相符。被告以外之人所為之供述證據，無論出於共犯、同案被告、被害人、告訴人或證人，其證據價值更為薄弱，縱使證人有具結偽證之處罰，亦無從擔保其證言之真實性，如係此等之人所為單一之指述，當然推定其證據證明力不足，無需探究其指述之真實性如何。此所以有數量法則（數量規則）之產生，蓋數量法則乃證據容許性規則之一，而補強法則乃數量法則之一。除前述被告之自白必須補強證據加以補強外，主要待證事實需有證人（廣義證人包括共犯、同案被告、被害人、告訴人等）二人以上，亦即單一證人之證言，仍須依其他第二證據加以補強（見陳樸生著刑事證據法第7 章第3 節第534 頁）。進而言之，自白係被告之認罪行為，其證據證明力最強，立法猶規定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則舉重以明輕，被告以外之人之指述或證述，尤亦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復次，在證據法則上，補強證據必須補強待證事實，至任何人均無可置疑之地步，亦即必須符合「超越合理懷疑原則」，始得據以論罪；其尚有疑者，利益應歸被告，依「罪疑利益歸被告原則」，仍應為有利被告事實之認定。申言之，當證據資料尚有對被告有利之合理可疑存在時，如無法依客觀方法排除此項合理之可疑，則依罪疑利益歸被告原則，不得僅以此項證據資料作為有罪判決之依據；在欠缺補強證據足以補強之際，仍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其次，認定被告有罪之事實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之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且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事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尚難為有罪之認定基礎；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亦即如無確切之積極證據，足以證明犯罪事實，即令被告不能為有利之反證，亦不能遽論以罪責，此亦為刑事司法實務向來之見解（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 號、40年台上86號、70年台上字第2368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參照）。徵諸被告既有不自證己罪之特權，亦無自證無罪之義務，此乃當然之法理。
伍、無罪理由
一、被訴犯罪事實一之㈠部分（被訴誣告傷害部分）經查：本案被告甲○○曾在前案，以告訴人身分，對本案告訴人丙○○提出告訴，指控丙○○於96年4 月12日晚間，對其實施傷害之行為，使之受傷；經檢察官對丙○○提起公訴後，本院於97年5 月29日，以96年度易字第771 號案件，判處丙○○無罪。其理由之一，係被告甲○○在該案以證人身分作證時，對於受傷部位及受傷方式該法先後不一。其理由之二，係被告於96年4 月17日，委託社工人員林容瑋代寫民事保護令之聲請狀，卻未提及96年4 月12日之傷害事實。其其理由之三，係被告甲○○就其於96年4 月13日就診基隆醫院時，對於醫師有無看診之情節，說法不一。其理由之四，係基隆醫院兩度回函時，或稱被告於96年9 月29日前往該院聲請診斷證明書時，醫院將被告實際就診之95年7 月12 日，誤寫為96年4 月12日；或稱96年4 月12日當日，被告並無就診，只有影印病歷；96年9 月29日所開診斷證明書上之「右大腿挫傷」，應係筆誤，實際應是被告95年7 月12日之「左大腿挫傷、瘀傷」。然則，本院基於下列理由，認為被告辯稱「其在該案遭受丙○○傷害」之可能存在，無法以客觀之方法加以排除，基於罪疑利益歸被告原則，應為有利被告事實之認定，不能僅因法院就前案判決丙○○無罪，即謂可以反推被告係誣告：
（一）就告訴人之反應觀之經查：檢察官受理誣告案件後，在偵查中告知告訴人丙○○：本院前案判決其被訴傷害部分無罪，是因找不到證據證明其確有傷害甲○○之後，進而詢問其否認為甲○○此部分之指訴是誣告時，告訴人丙○○選擇沈默不語等情，偵查筆錄記之甚明（偵卷22頁）。若被告甲○○確實捏造事實而誣告，告訴人應立即答稱被告確屬誣告無訛，始合常情，豈會沈默以對？如此，其反應豈非有違常情？準此，被告未必是誣告，已然可見。
（二）就證人之證言觀之次查：證人葉柏葳於前案之偵查及審判中證稱：其於96年
4 月間某日晚上，與其母甲○○入睡後，丙○○曾返家將甲○○叫醒，並在床上有拉其母之手等語；證人並當庭示範所見拉扯之動作（他字卷第24頁、96易字第771 號審判卷第42、45頁），亦與被告甲○○當時之指訴大體上相符（他字卷第23頁、5713號偵查卷第4 頁、96易字第771 號審判卷第29、35頁）；由此可見被告之指訴信而有徵，未必是出於虛構。判決丙○○無罪之原判決雖稱係甲○○在該案以證人身分作證時，對於受傷部位及受傷方式該法先後不一云云；然則，本院觀其所謂不一之情節並不嚴重，在混亂之情況下，被告對其受傷過程之說明略有不同，並不違背常情。何況，原判決亦稱丙○○所辯稱其於96年4月12日晚上，係在宜蘭縣三星鄉而不在場一節，經核與證人莊曜濃於該案審理中之證述亦有諸多細節有所出入，故其不在場之辯詞是否真實可採，亦堪存疑等情；可見被告甲○○在前案之指控，極有可能為真，不能僅因前案格於證據法則而判決丙○○無罪，進而反推被告是誣告。
（三）就長庚醫院之回函觀之再查：卷附被告甲○○96年4 月13日之病歷，係記載「胸壁挫傷」及「大腿挫傷」、影印病歷表10張以內等情（
771 號審判卷第210 頁），足見被告辯稱：醫生說診斷書要一千元，影印病歷只要兩百元，診斷書和病歷影印效果相同，其才選擇影印病歷，以便省下八百元；且其並未立即提出告訴，而是其後再遭丙○○騷擾後，才於96年9 月29日前往醫院，申請包括96年4 月13日在內之診斷書，進而對丙○○提出告訴一節（771 號審判卷第223 頁），並非無稽。申言之，病歷上既有影印病歷表10張之記載，至少表示被告確與醫師有過上開對話，則被告之辯解並非虛假已然可見。其次，行政院衛生署基隆醫院固於97年3 月27日，以基醫病字第0970002578號函覆稱：甲○○於96年
9 月29日申請開立診斷書，醫師依據甲○○於95年7 月12日之病歷開立診斷書時，誤載就診日期為96年4 月13日云云（96年易字第771 號審判卷第193 頁）；又於97年4 月18日，以基醫病字第0970003126號函覆稱：因目前都使用電子病歷，故就診時會帶出上一筆資料；若有就診，會在處置上有開藥或換藥等處置云云，進而認定甲○○並無就診，只是單純影印病歷；96年9 月29日開立之診斷證明書上之「右大腿挫傷，依95年7 月12日之病歷記載，應是左腿挫傷、瘀傷」云云（771 號審判卷第213 頁）；惟查：
不特卷附被告甲○○96年4 月13日之病歷，確有記載「胸壁挫傷」及「大腿挫傷」、影印病歷表10張以內等情，已如前述；基隆醫院於96年9 月29日開立之上開診斷書上，亦係記載就診日期為96年4 月13日，並記載「胸壁挫傷」及「右大腿挫傷」；而其受傷部位圖示處，更在前胸處標明「胸壁挫傷」，並在右大腿處標明「右大腿挫傷」（他字869 號偵查卷第4 頁）。何況，再觀之95年7 月12日之病歷係記載「胸壁挫傷」及「大腿挫傷」；其受傷部位圖示處，係在頸部、左前胸、左手及左小腿處，標明數處傷害（他字869 號偵查卷第6 頁、771 號審判卷第211 、
212 頁）；若如基隆醫院前函所述，係醫師係以電腦直接調出95年7 月12日之診斷內容，並誤載成96年4 月13日之診斷內容云云，顯然有下述之不合理：一、95年7 月12日何以會無故誤載成96年4 月13日，本院衡之常情，實難想像有何符合常情之可能原因！二、如前所述，被告96年4月13日之病歷表，明白記載「胸壁挫傷」及「大腿挫傷」、影印病歷表10張以內；若是當日之電腦帶出上一筆病歷即95年7 月12日之病歷記載，而被告確實未請醫師看診而只是影印病歷，則醫師理應會將「胸壁挫傷」及「大腿挫傷」字眼刪除才是；惟醫師何以會留存上開病歷記載並加記影印病歷表10張以內之詞句？三、關於大腿部分，該電腦之列印只稱「大腿挫傷」，反而是醫師在96年9 月29日，以手寫加上「右」字；此對照前後兩份96年4 月13日之病歷記載自明（771 號審判卷第210 頁對比4038號偵查卷第132 頁）；若是當日之電腦帶出上一筆病歷記載，而被告又未看診，則醫師何必以手寫加記該「右」字；若是醫師誤看成95 年7月12日之病歷記載圖示，惟觀之95年7 月12日之病歷圖示，其受傷部位分明在左小腿，不在右大腿，則專業醫師又如何會在96年9 月29日簽發之診斷書上之人體圖劃成右大腿挫傷？若謂專業醫師會如此左右不分而為錯誤之記載，殊難想像！四、尤有進者，基隆醫院97年
4 月18日前函所稱：96年9 月29日所開診斷證明書上之「右大腿挫傷」，應係筆誤，實際應是被告95年7 月12日之「左大腿挫傷、瘀傷」云云，更是令人難以理解，蓋專業醫師對於左右會有誤認，已經不易；若有瘀傷，又豈有可能遺漏而不加以記載？申言之，醫師對於左右二字勉強可能誤寫，對於瘀傷二字卻不可能無故漏掉。因此，本院認為基隆醫院上開二紙回函之所述，其推測理由並不符合常情。因此，本院無法據其回函而逕行認定被告在96年4 月13日未去基隆醫院看診。末者，本院函詢行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後，該局於99年10月25日，以健保北字第0991027978號函覆稱：基隆醫院於96年4 月13日，並未申報被告之門、住診醫療費用，惟於96年4 月12日有申報被告之門診醫療費用云云，此部分因在辯論終結之後才到，未經合法調查程序，本院不將之列入判決之依據；惟不影響本院之上開心證，一併記錄於此，以供參考。
（四）其他又查：被告於96年4 月17日，委託社工人員林容瑋代寫民事保護令之聲請狀，卻未提及96年4 月12日之傷害事實云云，無論其原因如何，皆無法據以反推當日告訴人並無被告實施傷害之事實。同理，被告就其於96年4 月13日就診基隆醫院時，對於醫師有無看診之情節，說法不一，亦不足以推定其當日並無就診之事實。
二、被訴犯罪事實一之㈡部分（被訴誣告恐嚇部分）按刑法第169 條第1 項誣告罪之成立，係以告訴人所訴被訴人之事實必須完全出於虛構為要件。申言之，須其明知無此事實，故意捏造而圖使被訴人受刑事處分，始足當之；苟出於誤信、誤認或懷疑有此事實，均不得謂為誣告；且若所告尚非全然無因，祗因缺乏積極證明致被誣告人不受訴追處罰者，亦難以誣告罪相繩（最高法院99台上6010號判決參照）。經查：被告甲○○曾於96年7 月12日，經本院依家庭暴力防治法第13條之規定，以96年度家護字第65號民事通常保護令，裁定令丙○○不得直接或間接對甲○○為騷擾之行為等情，卷附上開民事裁定記之甚明。觀之卷附97年度偵字第
807 、1168號不起訴處分書，在甲○○對丙○○提出告訴後，檢察官對丙○○不起訴處分之理由，係以當時在場之人即被告之父施錫姜、鄭許英於警詢中，以及處理之警察蕭天臣、傅天祥於偵查中，皆證稱其等並未聽聞丙○○有何恐嚇之言行等情，而為其論據。惟無論如何，丙○○確坦承其有偕同他人接近被告甲○○之住處門口，被告請其等離開，其等就離開等情（807 號偵查卷第7 頁）；如此，則丙○○確有騷擾甲○○而違反保護令之嫌疑無訛。申言之，雙方既曾爭執，並曾勞動警察到場，則甲○○指控丙○○當面恐嚇一節，無法排除其可能性。易言之，前案雖因欠缺補強證據而經檢察官為不起訴之處分，然亦無法排除甲○○指控屬實之可能性，自不能僅以檢察官認為罪嫌不足而對葉子健城處分不起訴，即謂可以反推甲○○當時係誣告。因此，此部分不能證明被告甲○○係捏造事實而進行誣告，自應為其無罪之諭知。
三、被訴犯罪事實一之㈢部分（被訴誣告違反保護令部分）次按甲○○曾於97年9 月9 日，經本院依家庭暴力防治法第14條之規定，以97年度暫家護字第67號民事暫時保護令，裁定令丙○○不得直接或間接對葉鎧賢為騷擾、接觸及跟蹤之聯絡行為，且應遠離葉鎧賢之居住處所即基隆市○○區○○路179 之4 號，以及葉鎧賢就讀之學校即基隆市德和國民小學，至少500 公尺；嗣於97年9 月9 日，再經本院依家庭暴力防治法第14條之規定，以97年度家護字第186 、187 號民事通常保護令，為相同之裁定等情，卷附上開民事裁定記之甚明。經查：觀之卷附98年度偵字第1879、2098號不起訴處分書，甲○○對丙○○提出告訴後，檢察官對丙○○不起訴處分之理由，係證人葉鎧賢於98年3 月28日報案時及其在偵查中，關於丙○○開車載其出遊之行蹤，先後證述不一。何況，被告提出其母葉鎧賢關行蹤之錄音帶，經檢察事務官勘驗結果，葉鎧賢經其祖母追問後，表示其在當日先在公園玩耍，再去同學住處玩耍，並在該處吃午飯；並表示係其母甲○○不相信其說詞，其才提出遭其父丙○○載走之說法，有勘驗筆錄及該捲錄音帶在卷為憑等情（1879號偵查卷第55頁以下），而為其論據。然則，丙○○於警詢時坦承其與其二子葉鎧賢「關係良好」，只因甲○○不讓彼此見面等情（2098號偵查卷第4 頁）；而葉鎧賢確於警詢及偵查中坦承其父丙○○開貨車載其出遊之經過（1879號偵查卷第11、13頁、1879號偵查卷第42-44 頁、2098號偵查卷第7 、19頁），可見被告甲○○於警詢時指稱其因不見其子葉鎧賢，又發現家中大門敞開，乃向警報案；迨葉鎧賢回家後表示是丙○○打開大門並帶其出遊；前一日即18日，丙○○也有帶葉鎧賢出遊，其有向警報案；惟其不想提出告訴；此次其一定要提出告訴，是因葉鎧賢承認向其偷取新台幣八千元，並稱是丙○○所指使去偷等語不虛（2098號偵查卷第10、21、22頁）。
茲丙○○身為人父，既與其子關係良好，則其偷偷載走其子出遊，以享親情，並不違背常情。何況，甲○○身為人母，在發現年幼子女不在家而報警後，其子既坦承與丙○○出遊，則其主觀上認為丙○○確有違背保護令而提出告訴，則其告訴並非出於虛構甚明。準此，自不能僅以檢察官認為罪嫌不足而對葉子健城處分不起訴，即謂可以反推甲○○當時係誣告。因此，此部分不能證明被告甲○○係捏造事實而進行誣告，自應為其無罪之諭知。
四、被訴犯罪事實一之㈣部分（被訴誣告違反保護令部分）經查：觀之卷附98年度偵字第1879、2098號不起訴處分書，甲○○對丙○○提出告訴後，檢察官對丙○○不起訴處分之理由，係認為若丙○○當日確實有載葉鎧賢前往宜蘭，何以葉鎧賢於98年3 月29日報案時卻完全未提及前往宜蘭之情事等情，而為其論據。惟查：丙○○確實供稱其當日係前往宜蘭，而證人葉鎧賢確實亦稱其父丙○○載其到板橋福利社，午餐後再載其去宜蘭等情，前開不起訴處分書記之甚詳。基於同一理由，丙○○身為人父，既與其子關係良好，則其偷偷載走其子出遊，以享親情，並不違背常情。何況，甲○○身為人母，在發現年幼子女不在家而報警後，其子既坦承與丙○○出遊，則其主觀上認為丙○○確有違背保護令而提出告訴，則其告訴並非出於虛構甚明。準此，自不能僅以檢察官認為罪嫌不足而對葉子健城處分不起訴，即謂可以反推甲○○當時係誣告。因此，此部分不能證明被告甲○○係捏造事實而進行誣告，自應為其無罪之諭知。
五、被訴犯罪事實一之㈤部分（被訴誣告違反保護令部分）經查：觀之卷附98年度偵字第1879、2098號不起訴處分書，甲○○對丙○○提出告訴後，檢察官對丙○○不起訴處分之理由，係以證人莊曜濃證稱，其於當日確有在宜蘭羅東火車站，會合丙○○，可見丙○○所辯不虛等情，而為其論據。惟查：證人葉鎧賢確實證稱其父丙○○將載其走等情，前開不起訴處分書記之甚詳。基於同一理由，丙○○身為人父，既與其子關係良好，則其偷偷載走其子出遊，以享親情，並不違背常情。何況，甲○○身為人母，在發現年幼子女不在家而報警後，其子既坦承與丙○○出遊，則其主觀上認為丙○○確有違背保護令而提出告訴，則其告訴並非出於虛構甚明。準此，自不能僅以檢察官認為罪嫌不足而對葉子健城處分不起訴，即謂可以反推甲○○當時係誣告。因此，此部分不能證明被告甲○○係捏造事實而進行誣告，自應為其無罪之諭知。
六、結論公訴人提出之證據，仍不足以包夾被訴之犯罪事實至任何人皆無可置疑之程度。因此，被告辯稱：其所為之指控皆是真實一節，其辯解屬實之可能性存在；其可能性既然無法以客觀之方法加以排除，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無從認定被告係誣告。申言之，公訴人上開證據之射程威力，尚無法擊中被告。其在證據包夾上，各證據間雖有互相之關聯性產生，然無法使得證據網住四面；其前後左右雖有串聯，卻無法形成銅牆鐵壁，以排除被告辯解之可能性。此時，法網已開一面，形成被告之脫罪空間，依「網開一面原則」，必須判決被告無罪。進而言之，上開證據之證明力依然不足，亦即亦不足以補強至任何人均無可置疑之程度。總而言之，被告辯稱其所言屬實一節，確有存在之可能，極有可能為真，無法以客觀之方法排除其可能性；如依上開無法完全包夾之證據而認定被告有罪，在證據法則上，無法到達任何人均無可置疑之程度，自不符合「超越合理懷疑原則」；申言之，罪證尚有疑義者，其利益應歸被告，依「罪疑利益歸被告原則」，仍應為有利被告事實之認定，無從認定其有被訴之犯行。此外，復無其他積極證據足以證明被告確有被訴之犯行，揆諸上開說明，自應為其無罪之諭知。
陸、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301 條第1 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99 年 10 月 29 日
刑事第三庭審判長法 官 陳 志 祥
法 官 黃 梅 淑法 官 張 婷 妮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應於提起上訴後1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且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99 年 11 月 1 日
書記官 李 繼 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