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基隆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0年度易字第334號公 訴 人 台灣基隆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陳志遠上列被告因竊盜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0年度偵緝字第23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陳志遠竊盜，累犯，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台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二、陳志遠犯恐嚇罪，累犯，處有期徒刑叁月；如易科罰金，以新台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三、陳志遠犯恐嚇罪，累犯，處有期徒刑叁月；如易科罰金，以新台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四、以上應執行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台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壹、前科事實陳志遠曾於民國97年間犯竊盜罪，經本院以97年度基簡字第926號案件而判處有期徒刑3月，於98年9月24日執行完畢。
貳、本案事實
一、竊盜部分陳志遠於98年11月6日晚間9時許，趁入住友人李汶諭在新北市○○區○○路○○○號2樓住處之機會，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在李汶諭已熟睡時，徒手將李汶諭所有而置於床頭櫃抽屜內之現金新台幣（下同）8萬元及金飾乙批，竊取得手後逕自離去；隔日，其向李汶諭坦承上情，並先將全部金飾及現金3萬元歸還，另開立面額7萬元之本票，表示負責，惟並未兌現。
二、恐嚇部分由於陳志遠遲未還錢，李汶諭威脅要提出告訴，為防李汶諭提出告訴，陳志遠竟聲稱其擁有李汶諭之裸照，再於98年12月7日，在新北市○○區○○○街某處，以0000000000 門號行動電話，接續三次於當日晚間7時5分、21分及45分許，傳送簡訊給予李汶諭，內容分別為「影片都錄製好了，要不要先寄一份給你看，我只是不想搞一些有的沒的，你要讓我搞，我一定搞的大一點，相信我的能力」、「你可以叫人來找我……反正影片不在我手上，我只要有事不到2天就會滿天飛」、「影片我一定會放出去讓人欣賞」。其復於99年2月
15 日21時22分許，再傳簡訊予李汶諭，內容為「傳照片讓你欣賞一下，某人酒醉之姿態，看過的都說讚」；前後共4則簡訊，以此加害名譽之事恐嚇李汶諭，足使李汶諭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安全。
叁、起訴經過
案經被害人李汶諭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峽分局報告台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呈請台灣高等法院檢察署移轉台灣基隆地方法院檢察署偵查後起訴。
理 由
壹、簡式審判
一、法律規定按除簡式審判及簡易程序案件外，第一審應行合議審判，民國92年2 月6 日公布並於92年9 月1 日全面施行之刑事訴訟法第284 條之1 定有明文。其次，除被告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者外，於前條第一項準備程序進行中，被告先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時，審判長得告知被告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及輔佐人之意見後，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修正後刑事訴訟法第273 條之1 第
1 項亦規定甚詳。再者，刑事訴訟法第284 條之1 已於96年
3 月26日再修正公布，規定為：「除簡式審判、簡易程序案件及第三百七十六條第一款、第二款所列之罪之案件外，第一審應行合議審判。」所謂第376 條第1 款，係指最重本刑為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專科罰金之罪；所謂第376 條第 1款係指最重本刑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專科罰金之罪，第2款係指刑法第320條及第321條之竊盜罪。
二、程序差異依修正後刑事訴訟法第273 條之2 之規定，簡式審判程序之證據調查，不受第159 條第1 項（傳聞法則）、第161 條之
2 （當事人陳述意見）、第161 條之3 （自白最後調查）、第163 條之1 （當事人聲請調查證據）及第164 條至第170條（物證、書證調查、交互詰問規則）規定之限制。申言之，自92年9 月1 日起，我國刑事訴訟制度改為三分法：其一，輕罪案件，檢察官以「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聲請法院以簡易判決處刑者，法院得不經言詞辯論，逕為有罪之簡易判決。其二，檢察官起訴非強制辯護案件而被告認罪者，法院得裁定以受命法官一人進行簡式審判，其程序略如刑事訴訟法修正前獨任法官所進行之通常審判程序。其三，檢察官起訴之強制辯護案件或非強制辯護案件而被告否認全部或一部之犯罪者，法院應進行合議審判，適用修正後刑事訴訟法，進行交互詰問之通常審判程序。
三、本案情形經查：被告陳志遠經起訴之罪名為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及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屬於96年3月26日修正公布之刑事訴訟法第284條之1之除外規定，得獨任進行審判程序，不須合議為之。其次，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坦承其有竊盜之犯行而為有罪之陳述，本院遂依上開規定，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當庭裁定進行獨任法官之簡式審判程序。
貳、事實認定被告對於上開犯罪事實坦承不諱，核與告訴人李汶諭指訴之情節相符，復有簡訊翻拍照片4張、被告開立之票額7萬元之本票翻拍照片1張可資佐證。準此，足徵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可以採信，其犯行洵堪認定。
叁、法律適用
一、所犯罪名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及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
二、罰金問題依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之規定：「中華民國94年1月7日刑法修正施行後，刑法分則編所定罰金之貨幣單位為新台幣。94年1月7日刑法修正時，刑法分則編未修正之條文定有罰金者，自94年1月7日刑法修正施行後，就其所定數額提高為三十倍。但72年6月26日至94年1月7日新增或修正之條文，就其所定數額提高為三倍。」相關分則法律之罰金刑，自應依上開規定配合調整。據此，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規定，因非屬72年6月26日至94年1月7日所新增或修正之條文，應就其所定罰金數額提高為30倍，亦即為新台幣1萬5千元以下罰金；依修正刑法第33條第5款之規定，其下限為新台幣1千元。
三、罪數說明被告於98年12月7日之上開時間，以行動電話對被害人為前開3次恐嚇簡訊之行為，欲達致生危害於安全之目的。其上開3次行為，應係在密接時間、相近地點所為，顯係基於單一犯意，侵害相同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概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法律評價上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依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屬接續犯，僅論以一個恐嚇危害安全罪。
四、累犯加重
㈠、加重其刑被告有前述有期徒刑而執行完畢之情形，有台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及台灣高等法院檢察署刑案紀錄簡復表存卷可考。其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5年以內，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本罪，為累犯，應予加重其刑。
㈡、立法問題被告之品行，乃量刑考量情狀之一。法官在量刑時，對於素行不良者，依刑法第57條第6款之規定，自然有所斟酌，是為道德上之自然加重；刑法再有累犯之設，不過立法者強迫司法者「應」加重其刑而已，是為法律上之強迫加重。然則，被告就其前次犯罪行為已受有期徒刑之執行，其責任已經抵償，若再將其前次犯罪行為納入本次犯罪行為而一併評價，再予加重其刑，就其所加重部分，實係將前次已受責任抵償之行為再次非難，顯然違背雙重處罰禁止原則，將使被告受到不平等之待遇。因此，累犯之制度是否違背憲法平等原則，已堪質疑。何況，出獄而再犯，可見監獄教化不彰，監獄教化不彰而怪罪被告，反而以不利益加之其身，又豈合國民主權之原理？申言之，司法者自會考量加重，立法者之強迫加重，並無必要。德國刑法於一九八六年廢除累犯之規定，其故在此，值得立法者深思。何況，若被告素行不良，法院在量刑時，本會一併斟酌加重其刑，惟因累犯規定係必加其刑，並非得加其刑，法院不得不仔細閱讀其前科表，以資判斷；而被告之檢方及院方前科表，常有數十張之多，本法官耗費不少時間，始能得出其係為累犯之結論，事實上，其為累犯與否，在量刑上影響微小，只因法律規定不當而消耗法官之精神，浪費法官之精力，造成法官之疲憊，間接影響當事人之權益，尤其值得立法者深思！
五、數罪併罰
㈠、分論併罰被告所犯之1個竊盜罪及2個恐嚇危害安全罪，係分別起意，其構成要件有異，應予分論併罰。
㈡、併罰法理其次，法官在個案量刑時，其所宣告之刑係罪刑相當之量刑結果，惟刑法第51條數罪併罰之制度，卻規定應定執行刑，此項立法使得法官原本宣告其與責任相當之刑罰，遭到打折。因此，除有期徒刑之併罰之外，此項規定自以刪除為妥，立法應注意及之。
１、就死刑及無期徒刑而言就死刑及無期徒刑而言，依刑法第51條第1 款至第4 款之規定，宣告多數死刑者，執行其一；宣告之最重刑為死刑者，不執行他刑；宣告多數無期徒刑者，執行其一；宣告之最重刑為無期徒刑者，不執行他刑。此種情形，乃性質上無法併為執行之故。然則，性質上無法併為執行部分，執行檢察官事實上不予執行即可，原不必在立法上明文免其執行之義務；否則，將置法院之宣告刑於何地？亦即法院之宣告刑又有何意義？申言之，法院宣告死刑或無期徒刑者，必因其罪責深重，法院宣告多數死刑或無期徒刑者，必因其罪責更為深重；若實際無法執行，也是無可奈何；惟在法律上規定只能執行其一，等於免除其他部分之罪刑，對被害人而言，真是情何以堪？如此，此項立法又有何意義？
２、就有期徒刑而言
Ａ、就報應之刑罰理論觀之依刑法第51條第5 款之規定，「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期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刑期」，亦即在定其執行刑時，將減去若干徒刑。此項立法使得法官原本宣告其與責任相當之刑罰，遭到打折，如何謂之符合正義之制度？觀之同條第九款，從刑之沒收既得併執行之，何以主刑之徒刑、拘役或罰金必須打折執行？何況，在重罪之定執行刑，其所減去之刑將以年計，如何謂之符合公平正義之原則？尤有進者，若二個以上之重罪，均宣告法定最低刑，則定執行結果，將低於法定刑，不合立法最低刑之要求，根本不合立法上之罪刑相當原則。
Ｂ、就個別預防之刑罰理論觀之依教育刑之「同時教化原則」觀之，有期徒刑之定執行即有其必要性。所謂個別預防，即監獄之執行係報應理論之責任抵償，被告在執行中，經由自己之悔罪與監獄之教化，得以再社會化，而回歸社會。為此而有行刑累進處遇（例如善時制）及假釋之規定。茲以被告犯殺人罪及強盜罪為例，若其殺人罪經宣告有期徒刑十年，強盜罪經宣告有期徒刑五年；在理論上，十年使其殺人行為罪刑相當，五年使其強盜行為罪相當。惟在實際上，既要同時執行，當被告在悔罪時，係同時就殺人罪及強盜罪而為之，而監獄在教化時，亦同時就殺人罪及強盜罪而為之，亦即被告之同時悛悔加之監獄之同時教化，共同促成被告之再社會化。因此，就有期徒刑而言，定其執行刑即有刑罰理論之根據。惟司法實務基於罪刑相當之觀點，習慣上僅減少一點刑期，未曾減得太多。
３、就拘役而言所謂拘役，顧名思義，是指抓來勞役，屬於強制工作，具有保安處分之性質，是故監獄行刑法第2 條第2 項規定「處拘役者應與處徒刑者分別監禁」。在刑罰種類中，拘役一項並無教化功能，乃不具實益之刑罰種類，立法上以廢除為宜，以資符合自由刑單一化之要求；6 月以下之短期自由刑，既難有教化作用，又易使受刑人感染惡習，除非被告有受其執行之特殊必要，否則尚無宣告之必要；如其宣告，應以緩刑或易科罰金而調和之，何況是拘役！因此，若要留存拘役，亦以改為保安處分為宜。然則，我國立法上不但保留拘役，而且比照有期徒刑之規定，應定執行刑，實無必要。觀之94年2 月2 日修正公布而於95年7 月1 日施行之刑法，其51條第10款增但書「應執行者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與拘役者，不執行拘役」，可見立法者業已明白有期徒刑與拘役之不同，已經執行一定期間之有期徒刑者，即無執行拘役之必要。
４、就罰金而言罰金雖為列為主刑之一，惟其本質類似行政罰鍰，又不發生監獄教化之問題，併為執行即可，原無定其執行刑之必要。然則，我國立法卻比照有期徒刑之規定，應定其執行刑，實無必要。
肆、違憲審查
一、憲法原則
㈠、人性尊嚴原則其次，德國基本法第一條第一項規定：「人性尊嚴不可侵犯。尊重及保護人性尊嚴，乃所有國家權力機構之義務。」依據國民主權原理，國民是國家主人，其人性尊嚴不可侵犯。在法律限度內，所有人類應有之尊嚴，皆應受到尊重，不得排斥或輕視之。尊重及保護其人性尊嚴，實係行政、立法、司法機關之義務，並非其等機關之裁量權。就刑事立法而言，若無法益侵害或法益危險之行為而予以犯罪化，或較輕責任之行為而賦予重刑罰之處罰，即是違背人性尊嚴原則，而為違憲之立法。申言之，不應犯罪化而予以犯罪化，不應重刑化而賦予重刑罰，即是違背人性尊嚴原則。一言以蔽之，前者乃不應罰而罰之，後者乃不應重而重之，使得國民受到不應處罰之處罰，或是受到過重之處罰，皆是不合人性尊嚴原則。
㈡、比例原則按一般認為比例原則之內涵，係適當性原則、必要性原則及比例性原則三項。事實上，比例原則可分為二層次，其一須「適當」，其次須「相當」。就刑法而言，所謂適當，是指其犯罪化而處以刑罰為適當。所謂相當即不過量，所謂不過量乃指侵害最小，是指犯罪化後所賦予之刑罰種類為相當，為不過量，為侵害最小。因此，若要簡而言之，比例原則之必要性原則及比例性原則，可以合而為一，姑且名之曰相當性原則。若其犯罪化而犯以刑罰之立法並不適當，即是不合適當性原則，進而違背比例原則。若其犯罪化之立法適當，而其刑罰種類之賦予並不相當，即是不合相當性原則，進而無論其為過重或過輕，皆是違背比例原則之立法。申言之，罪得其刑，而刑當其罪，始得謂之符合比例原則。
㈢、法益原則據比例原則中之適當性原則之要求，國家刑罰權之行使，應限於必要之干預；能以其他手段而達成目的時，則應放棄刑罰。此謂之刑罰之「最後手段性」，亦即刑罰謙抑原則之表現。欲知其犯罪化之立法是否合乎適當性原則適當，必須求諸於法益原則。因此，比例原則中之「適當性原則」，可以導出刑事立法上之「法益原則」。申言之，刑事立法上之「法益原則」要求任何行為要加以犯罪化，必因其法益受到侵害或危險。蓋刑事立法之核心，在於其所保護之法益。刑法之任務，在於法益之保護。無法益保護，無刑法可言；亦即無法益受到侵害或危險，則無施以刑罰之必要。行為如未造成「法益侵害」或「法益危險」，則無將之犯罪化之必要。
在法益侵害，為「實害犯」；在法益危險，為「危險犯」。再者，法益本身依其價值評價之強度，而呈現法益位階。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五者，按其順序，而高低位階化。生命法益最高，其次身體法益，其次自由法益，其次名譽法益，而財產法益最低。此五種傳統法益，稱之為「個人法益」。在個人法益以外之法益，即「超個人法益」或「一般法益」、「團體法益」、「整體法益」，亦必須其與個人法益具有關連性者，始得為刑法所保護之一般法益。所謂危險犯，亦即行為人之行為造成法益危險，尚未至法益侵害，亦立法予以犯罪化。以最高位階之生命法益言之，刑法之有預備殺人罪、預備放火罪、預備強盜罪、預備擄人勒贖罪，均因其行為已造成生命法益之危險；否則，各該罪即無設預備犯之必要。如係單純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法益危險行為，則未曾設預備犯而加以犯罪化。
㈣、罪刑相當原則在犯罪化之立法之後，其刑罰種類之賦予是否合乎行為之罪責，亦即是否罪刑相當，乃刑罰相當性之問題。申言之，欲知其犯罪化之立法是否合乎適當性原則適當，必須求於罪刑相當原則。因此，比例原則中之「適當性原則」，可以導出刑事立法上之「罪刑相當原則」。如前所述，就刑法而言，所謂相當即不過量，所謂不過量乃指侵害最小，是指犯罪化後所賦予之刑罰種類為相當，為不過量，為侵害最小。因此，法定刑之刑罰種類及自由刑之刑度輕重，必須與其行為責任之輕重相當，亦即在具有相當性時，始得為該種刑罰之賦予或該級刑度之訂定。如此，其刑罰之賦予始為合乎「罪責原則」，使其罪責與刑罰得以相適應而具有相當性，亦即立法上之「罪刑相當原則」。若其犯罪化之立法適當，而其刑罰種類之賦予並不相當，即是違背「罪刑相當原則」，自然不合相當性原則，進而無論其為過重或過輕，皆是違背比例原則之立法。
二、竊盜罪
㈠、罪之審查查刑法第第320 條第1 項竊盜罪，其犯罪行為所侵害者，係侵害財產法益，屬於財產之實害犯，其犯罪化之立法固有必要；惟財產犯罪而無暴力行為時，是否必須列為公訴罪（非告訴乃論之罪固包括自訴罪，惟自訴者少），非無商榷之餘地。因此，修正為告訴乃論之罪，似可考慮。至於刑法第32
1 條第1 項之加重竊盜罪，除其第5 及第6 款乃純道德加重條款外，其第1 款至第4 款，依法益觀點言之，似因被害人之生命法益陷於危險使然。申言之，第1 款之夜間侵入住宅竊盜、第2 款之毀越安全設備竊盜、第3 款之攜帶凶器竊盜、第4 款之結夥三人以上竊盜，在對被害人之財產法益產生實害之外，並對其生命、身體及自法益產生危險，而為財產法益之實害犯、生命、身體及自由法益之危險犯。既與生命法益有關，其犯罪化並加重其刑之立法尚有法理可言。惟其第5 款之乘災害之際竊盜、第6 款之在車站或埠頭竊盜，則純因道德非難性之考量，並非基於法益之考量，事實上，其量刑委諸司法即可，特設條文而加重其刑之立法並無必要，併此說明之。
㈡、刑之審查其次，竊盜罪之刑度為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加重竊盜罪之刑度為6 月以上5 年以下有期徒刑。由於時空背景不同，民國24年施行之現行刑法，其33條將有期徒刑之上限定為15年，係以當時「人生平均年齡不過四十一、二齡」為其立法理由；刑法各罪名之有期徒刑上下限，刑法各該侵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或財產罪之刑度安排，亦均以此為其立法理由。然則，60餘年後之今日已然不同，平均人壽將近80歲，已近立法當時1 倍；而目前更由當時之農業社會進展至電腦科技時代，惟刑法並未配合修正刑度，歷年來只知制訂並修正罰金罰鍰提高標準條例，不知制訂「有期徒刑提高標準條例」，造成司法實務普遍性重罪輕判之必然結果。例如在竊盜之罪，無論被告觸犯幾件，其連續犯加重結果，刑度止於7 年半，豈是合理？如此，造成法官無從為罪刑相當之量刑。因此，本院認為可以考慮制訂「有期徒刑提高標準條例」，加倍提高刑法分則各罪有期徒刑之上下限，若財產犯罪得提高刑度1 倍，與日本刑法相同，為10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官才有妥適之量刑空間。
三、恐嚇危害安全罪
㈠、罪之審查按刑法第三百零五條之恐嚇罪，係以行為人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而為其構成要件。本罪係危險犯，並非實害犯，亦即行為人之恐嚇行為造成法益危險，尚未至法益破壞，亦立法予以犯罪化。茲生命法益之危險行為既有前述預備殺人等罪可資規範，將之犯罪化立法而設本罪，有無必要，已有商榷之餘地；何況身體、自由、名譽、財產法益之危險行為！準此以觀，本罪不但為公訴罪（自訴者少），且其保護法益包括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有無違反法益原則而違憲，亦不無可疑。因此，解釋本罪時，應為目的性之限縮，以免法網過密，人民動輒得咎。否則，加害名譽之恐嚇罪為公訴罪，加害名譽之實害犯如誹謗罪卻為告訴乃論，豈是合理？準此，實務上已為目的性之限縮解釋，認為恐嚇行為須致被害人「心生畏懼」始可，稱之為相當性，亦即其恐嚇行為須至被害人心生畏懼之程度，始為恐嚇。被害人如未致心生畏懼，即與本罪之構成要件有異。其實，本罪不但為危險犯，且為抽象危險犯，亦即立法危險犯，先由立法者設定一定行為必有一定危險，司法者只須形式審查，不須具體審查；心生畏懼之見解，係司法構成要件之創設，為刑事法之法官造法，司法者不但要形式審查，更要進行是否「心生畏懼」之實體審查，已將本罪由抽象危險犯變更為具體危險犯，亦即由司法危險犯變更為司法危險犯。然則，數十年如一日，無人對此表示懷疑，何故？只因立法不合理，引發司法之目的性限縮，藉以調和其不合理，如此反而比較符合公平正義。申言之，司法者藉由法條解釋權，違背立法本意，對該不合理部分，作相當程度之限縮適用，以避免不義判決之產生。嚴格觀之，此為司法者違法之解釋，惟司法者違法之解釋，卻產生合理之結果。由此可見，本罪實為違憲之立法。
㈡、刑之審查本院認為本罪之立法違憲，已如前述，則無論其刑罰種類如何，皆不得謂其符合罪刑相當原則。
伍、刑罰裁量
一、罪刑相當原則
㈠、自刑罰理論觀之就刑罰之報應理論言之，刑罰係以其具有痛苦性之本質，來均衡具有不法本質之犯罪，藉以衡平行為人之罪責，使行為人得因責任抵償而贖罪，而社會正義得以實現義，是故強調「刑罰之輕重應與罪責之輕重成比例」，是為司法上之罪刑相當原則。其報應之內容即為自由之剝奪，亦即有期徒刑之相加，而監獄即為執行報應之場所。再就特別預防理論言之，受刑人之犯罪係社會化過程之障礙，應使其在監執行，以接受再教育而求其再社會化。復就一般預防理論觀之，以對受刑人之施以刑罰，作為威嚇他人之手段，不過刑罰之附帶作用，並非其主要目的。關於刑罰之目的，通常採取綜合理論，各國皆然；既有報應罪責，又有預防再犯，並有嚇阻他人犯罪之功能；惟報應理論所強調之「刑罰之輕重應與罪責之輕重成比例」，仍為刑罰裁量之基本原則；在死刑及真正無期徒刑，惟有在侵害生命法益之犯罪，單純依報應理論，其罪責已夠深重，不期待其再社會化時，始得於審判上宣告之；在死刑，更必須於「求其生而不得」時，始得為之；被告縱然侵害他人之生命法益，如求其生而可得時，亦不得宣告死刑，蓋死刑既稱之為極刑，如非極度之罪責，自不必處以極度之死刑。目前，我國係採取無期徒刑得適用假釋之制度，執行15年後，即有假釋之機會，本質上類似長期徒刑，並非真正無期徒刑。若被告接受自由刑之執行，以進行責任抵償，而在執行時能因己身之悛悔加之監獄之教化，仍有再社會化之可能，並無永久隔離於社會之必要，即不適合量處無期徒刑。
㈡、自憲法原則觀之依據前述人性尊嚴原則，「人性尊嚴不可侵犯。尊重及保護人性尊嚴，乃所有國家權力機構之義務。」在法律限度內，所有人類應有之尊嚴，皆應受到尊重，不得排斥或輕視之。尊重及保護其人性尊嚴，實係行政、立法、司法機關之義務，並非其等機關之裁量權，已如前述。在被告之行為責任確定後，其刑罰種類之賦予或自由刑之量定，均應相當而不可過量，否則即是違背比例原則中之相當性原則，自然不合司法上之「罪刑相當原則」。因此，刑事司法上之「罪刑相當原則」要求法官在量刑時，應依法益之位階，重所當重，輕所當輕，必使罪得其刑而刑當其罪；不得重罪而輕判，或輕罪而重判；期使責任與刑罰得以相適應，而具有相當性。申言之，重犯罪賦予重刑罰，輕犯罪賦予輕刑罰，當重則重，當輕則輕，不應重其輕，亦不應輕其重，始得謂之符合罪刑相當原則。地藏十輪經（第三卷）云：「若犯重罪，應重治罰；若犯中罪，應中治罰；若犯輕罪，應輕治罰；令其慚愧，懺悔所犯。」其此之謂也！
二、刑罰裁量
㈠、主刑裁量為此，本院：１、審酌被告之品行、生活狀況、智識程度、犯罪之動機、目的、犯罪所生之危害、犯後之態度等一切情狀之後，２、再斟酌拘役並無教化功能，乃不具實益之刑罰種類，立法上以廢除為宜，以資符合自由刑單一化之要求；六月以下之短期自由刑，既難有教化作用，又易使受刑人感染惡習，除非被告有受其執行之特殊必要，否則尚無宣告之必要；如其宣告，應以緩刑或易科罰金而調和之等情。３、再考慮該被告並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賠償損失；惟被告是否應施予刑罰並使之入監獄執行，應依刑罰理論及刑事政策而加以考量，斟酌重點在於被告有無執行剝奪其自由，並施以監獄之教化，以使其再社會化之必要性，並非以其是否已經和解而為主要之判斷標準。４、其次，審查刑罰之裁量，應考慮立法之精神。一般而言，立法所賦予之最重刑罰種類，例如殺人罪之死刑或竊盜罪之有期徒刑五年，乃準備給予未來此類型犯罪人之中之責任最高者使用；惟此種責任最高之情況，百不及一，並非常見；一般此類之犯罪，依統計學之數字，其分布類似金字塔型，責任輕者多，而責任重者少，是以在量刑統計上，低度量刑之情形甚為普遍。因此，就自由刑而言，除非是重大案件，否則，在一般案件，中度量刑已屬重判。在非真正之犯罪，量處最低度之自由刑，已足以使其罪刑相當，又可以易科罰金而調和之，使其類似行政罰之性質等情；５、復特別考量被告之素行不良，其竊盜、詐欺之前科累累，卷附台灣高等法院被告全國前案紀錄表記之甚明。何況，被告年輕力壯，竟不思上進，反而以竊盜方式獲取財物，所竊取之財物價值非微，且未全數返還被害人，核與告訴人於偵查中證述情節相符，其犯罪所生實害未完全消除，復造成告訴人之心理恐慌，法治觀念已有嚴重偏差等情，本院因而認為在分別依累犯加重其刑後，量處前開之自由刑，足以使其罪刑相當，爰分別宣告之，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再定應執行之刑，以示儆懲，並期被告之能知自新。
㈡、易科罰金
１、法律演進按裁判確定前犯數罪，分別宣告之有期徒刑均未逾6 個月，依刑法第41條規定各得易科罰金者，因依同法第51條併合處罰定其應執行之刑逾6 個月，致其宣告刑不得易科罰金時，將造成對人民自由權利之不必要限制，與憲法第23條規定未盡相符，故對於前述因併合處罰所定執行刑逾六個月之情形，不受刑法第41條關於易科罰金以6 個月以下有期徒刑為限之限制，有司法院大法官會議第366 號解釋在案。90年1 月10日修正公布之刑法第41條第2 項，已將上述解釋明文化，規定為：「併合處罰之數罪，均有前條情形，應執行之刑逾六月者，亦同。」然則，94年2 月2 日修正而於95年7 月1日施行之刑法第41條第2 項，改變立法政策，又修正為：「前項規定於數罪併罰，其應執行之刑未逾六月者，亦適用之。」依反面解釋，得易科罰金之數罪，其應執行之刑逾6 月者，即不適用之，而不得易科罰金。嗣大法官於98年6 月19日公布之第662 號解釋又稱：「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二月二日修正公布之現行刑法第四十一條第二項，關於數罪併罰，數宣告刑均得易科罰金，而定應執行之刑逾六個月者，排除適用同條第一項得易科罰金之規定部分，與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有違，並與本院釋字第三六六號解釋意旨不符，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因此，本案數宣告刑既均得易科罰金，則依本號解釋，在定應執行之刑逾六個月時，仍得易科罰金。
２、本案情形經查：本案數宣告刑雖均得易科罰金，然其執行刑並未逾6個月，本得易科罰金，並無本號解釋適用之問題。
陸、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320條第1項、第305條、第41條第1項前段、第47條第1項、第51條第5款、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高永棟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00 年 9 月 14 日
刑事第三庭法 官 陳 志 祥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述上訴之理由，上訴於台灣高等法院，並應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具繕本。
中 華 民 國 100 年 9 月 14 日
書記官 李 繼 業附錄：
刑法第320條第1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刑法第305條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