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基隆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3年度簡上字第167號上 訴 人 台灣基隆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林修弘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詐欺案件，不服本院基隆簡易庭103 年度基簡字第985號中華民國103年10月16日所為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偵查案號：103 年度偵字第2487號），提起上訴，本院自為第一審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撤銷。
林修弘幫助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拾月。
事 實
壹、犯罪事實
一、事實經過林修弘因缺錢花用，竟在可預見提供自己在金融機構之帳戶，以供他人使用，將會幫助他人取得並掩飾詐欺犯罪所得財物情形下，竟認為縱有幫助他人詐欺取財之結果，亦不違背其本意，而基於不確定故意，於民國101年六月初之前之某日，在新北市樹林區之某處，將其所有玉山銀行泰和分行帳號為00000000000000號之存摺、提款卡及密碼，以新台幣（下同）一萬元之代價，出售並交付於身分不詳成年女子「林美琪」所屬之詐騙集團。嗣於101年6月初某日，「林美琪」在台北火車站認識蘇清進後，陸續以電話向蘇清進謊稱其弟車禍、積欠債務、投資等不實理由，而向蘇清進借款，致使蘇清進陷於錯誤，而於101年10月16日，要求其妻許素秋匯款40萬元，而至詐騙集團所指示之上開帳戶內，並隨即遭該詐騙集團之成員提領使用。
二、案發經過嗣經被害人許素秋發現被騙而報警處理。
貳、起訴經過案經被害人蘇清進、許素秋分別訴由台東縣警察局成功分局報請台灣台東地方法院檢察署呈請台灣高等法院檢察署移轉台灣基隆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而聲請簡易判決處刑。理 由
壹、證據能力
一、本院見解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第1 項固有明文；惟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縱令與同法第159 條之1至同法第159條之4「傳聞證據排除法則之例外」等規定不符，然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上開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定。蓋被告之反對詰問權，核屬憲法第8條第1項規定「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式不得審問處罰」之正當法律程序所保障之基本人權，不容任意剝奪。為保障被告之反對詰問權，92年2月6日修正公布之刑事訴訟法，乃酌採英美法之傳聞法則，明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性質上均屬傳聞證據，依傳聞法則，原無證據能力。然則，反對詰問權既屬被告訴訟防禦之一種，倘法院於審理之時，業已賦與被告合理主張是項權利之機會，乃被告於審慎評估其訴訟之優勝劣敗後，竟甘於放棄關此權利之行使，則已足見反對詰問之於被告之防禦乃之了無助益！此際，倘仍強令被告為此主張，則其結果恐亦將與被告之不防禦無殊，而終將悖離憲法保障人民訴訟權及修正刑事訴訟法酌採英美傳聞法則之本旨。據此，被告本於自主意志而放棄反對詰問權之主張或行使，參諸憲法保障人民訴訟權之真意，自應賦與相對等之尊重。更何況，鑒於我刑事訴訟法採用傳聞證據排除法則之重要理由之一，無非「傳聞證據未經當事人以反對詰問予以覈實」，是以倘若當事人「不願」對原供述人為反對詰問，自法理以言，法院似亦全無假職權為名，任意介入以「否定」是項傳聞證據證據能力之空間！尤以參諸我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之立法理由，除係明確揭示前開傳聞證據排除法則之基本法理，更係明確指出本次修正併「參考日本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二十六條第一項規定」之立法意旨；而「有關檢察官及被告均同意作為證據之傳聞書面材料或陳述，概可直接援引該國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二十六條規定資為傳聞證據排除例外之法律依據，祇於檢察官或被告不同意之例外情況，始須進而斟酌該等書面材料或陳述究否符合該國其他傳聞證據排除之例外規定，俾憑另行認定關此證據資料是否具備證據能力」，一向屬於日本刑事審判實務之運作方式！本此同旨，我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當更加不宜逕為反於上開解釋，申言之，應認為「在當事人間無爭執之案件中，傳聞證據基本上均可依據前引規定提出於法院使用」！準此，在證據能力俱無爭執之案件中，法院當亦毋庸再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同法第159條之4等規定，而為個別性之斟酌，應逕自援引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資為傳聞證據排除例外之法律依據，方符憲法保障基本人權及人民訴訟權之本旨！
二、本案情形經查：被告林修弘並未於本案辯論終結以前，就前揭審判外言詞或書面陳述之證據能力提出爭執；本院自形式察其作成及取得當時之外部情況，俱無「任意性」或「信用性」違反而顯然不適當之情形，自與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之規定相符。按諸首開說明，本院自應援引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之規定，資為傳聞證據排除例外之法律依據。申言之，本院認為本案相關證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對於被告而言，均有證據能力，毋庸再依刑事訴訟法第159之1至同法第159條之4等規定，而為個別性之斟酌。
貳、事實認定
一、基礎事實前揭事實匯款事實，業據被告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告訴人許素秋及蘇清進於警詢；許素秋於偵查中之證詞均相符合，並有玉山銀行台外幣開戶申請書、客戶交易明細表及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影本各一紙在卷可資佐證，自堪認為真實。
二、被告抗辯被告辯稱：其僅將帳戶出售他人，並未親自進行詐騙，自無錯誤，不成立犯罪云云。
三、本院心證刑法所指故意，非僅指「直接故意」，尚包括「間接故意（未必故意）」在內。所謂「間接故意」者，乃指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反其本意者而言（刑法第13條第2 項規定參照）。再者，幫助犯之成立，除行為人主觀上須出於幫助之故意，客觀上並須有幫助之行為；所指「幫助行為」，係指對他人實現構成要件之行為施予助力者而言；所謂之「幫助故意」，則係指行為人就被幫助者正欲從事犯罪或正在從事犯罪，且該犯罪有既遂之可能，而其行為復足以幫助他人實現構成要件者，在主觀上有所認識而言，尚不以行為人確知被幫助者係犯何罪名為其必要（惟仍需在幫助犯罪之共同認識範圍以內）；惟倘行為人在正犯實施犯罪以前，預為幫助行為者，則為事前幫助犯。茲單就本案現存事證而論，被告並非實施詐欺手法之人；惟被害人帳戶內之項款，既係經由上揭方式轉入被告帳戶，顯見向被害人以詐術之歹徒，是在利用被告帳戶為其詐財工具。因此，在客觀上，本案縱使查無證據足認被告明知利用帳戶遂行犯罪者之行為態樣，除可能供詐欺取財、恐嚇取財（常見類型為竊車後向車主勒索財物，即一般所稱「擄車勒贖」），亦有可能遭從事擄人勒贖等重大犯罪，而溢出被告原先幫助犯罪之共同認識範圍；然參諸前揭說明，被告就「自己帳戶可能足以使詐騙集團恃以實施詐欺犯罪」乙節，仍應有不違反其本意之不確定故意（未必故意、間接故意，擬制故意）；換言之，本案所涉之「詐騙集團」果恃被告持交之金融帳戶實施詐欺犯罪之事實，顯然不違反被告之本意，足見被告主觀上，當有幫助詐欺取財之不確定故意，客觀上，當有提供金融帳戶施予詐欺助力之幫助行為。其所辯自不足以採信。
叁、法律適用
一、所犯罪名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
二、從舊從輕
㈠、法律修正按刑法第2條第1項規定：「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此條規定係規範行為後法律變更所生新舊法律比較適用之準據法，本身尚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於新法施行後，應一律適用新法第2條第1項之規定，此為「從舊從輕」之比較（最高法院95年度第8次刑事庭會議決議參照）。
㈡、本案情形經查：被告行為後，刑法第339條業經立法院三讀修正通過，並經總統於103年6月18，日以華總一義字第00000000000號公布，而於0月00日生效施行。修正前之刑法第339條原規定：「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1千元以下罰金。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前2項之未遂犯罰之。」修正後則規定：「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前2項之未遂犯罰之」。經比較修正前後之規定，法定刑之最高度雖同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然就最低度之選科或併科罰金刑部分，修正前原規定為銀元1千元，依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第2項前段規定，折合新台幣為3萬元，然修正後已將罰金刑提高為新台幣50萬元，經比較新舊法適用結果，被告行為時之舊法顯然對被告較為有利。因此，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自應適用修正前刑法第339條之規定。
三、罰金問題
㈠、法律修正依95年6月14日增訂公布之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規定：「中華民國94年1月7日刑法修正施行後，刑法分則編所定罰金之貨幣單位為新台幣。94年1月7日刑法修正時，刑法分則編未修正之條文定有罰金者，自94年1月7日刑法修正施行後，就其數額提高為30倍。但72年6月26日至94年1月7日新增或修正之條文，就其所定數額提高為3倍。」依修正後之刑法第33條第5款規定：「罰金：新台幣一千元以上，以百元計算之。」
㈡、本案情形經查：刑法第339第1項條規定：「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一千元以下罰金。」本條並非該條但書所稱新增或修正之條文，故應依其本文而提高30倍。依此，本條第1項規定之罰金上限應為新台幣30,000元，下限應為新台幣1,000元。
四、從犯問題
㈠、幫助犯意按在金融機構開設帳戶，請領存摺及金融卡，係針對個人身分之社會信用而予以資金流通，具有強烈之屬人性格，而金融帳戶作為個人理財之工具，申請開設並無任何特殊限制，除一般民眾皆得以存入最低開戶金額之方式申請取得，一人同時或異時在各別金融機構申請數個存款帳戶使用概無不可，其申辦手續亦極為簡便，此實屬眾所周知之事，則按諸常人社會經驗，苟遇不熟識者委以自己名義申請帳戶，無論其所恃以蒐集、徵求金融帳戶使用之名目為何，提供帳戶者對於該等帳戶是否係供合法使用，絕無不起疑心之理。況且，金融帳戶事關個人財產權益之保障，具有高度專有性，非本人或與本人甚為親密者，實難認有何得以「自由流通使用（即任意有對價或無對價交付不熟識者使用）」之理，一般人亦應有妥為保管及防止他人任意使用之認識，縱情況特殊致偶需交付他人使用，亦必深入瞭解其用途，俾免該等專有物品被不明人士利用或恃之為與財產有關之犯罪工具，並期杜絕自己金融帳戶存款遭他人冒領之風險，此實為吾人按諸生活認知所極易體察之常識。是以倘無正當理由而徵求他人金融帳戶使用者，客觀上顯然已可預見該人之犯罪意圖，係為恃以供某筆資金之存入、提領，且寓有隱暪該筆資金存入暨提領過程之意。參以今日社會，利用手機簡訊、寄送得獎通知，乃至謊稱其信用卡遭人盜刷、個人資料遭人盜用等手段，以遂其詐欺取財目的等案件頻傳；「詐騙集團」利用大量徵求他人金融帳戶（俗稱人頭戶）之方式，遂其順利領取因詐欺所得贓款暨阻斷（或阻撓）查緝人員對其等身分追查之目的者，復迭經新聞媒體披露在案，是以縱令被告在提供金融帳戶予「詐騙集團」使用之初，其主觀尚無「必然引發該詐騙集團萌生恃以實施詐欺犯罪」之確信，然衡諸常情及被告智識暨社會經驗，被告對於「提供自己帳戶予他人使用，可能足以使詐騙集團恃以實施詐欺犯罪」乙節，理當有所預見，竟猶將上揭金融帳戶提供予如聲請書所載之行為人暨所屬詐騙集團使用，則無論被告曾否收受對價，被告主觀上皆有容忍並允許「自己帳戶經詐騙集團恃以實施詐欺犯罪」之意思無疑。
㈡、減輕其刑因此，被告既係幫助犯即從犯，應依刑法第30條第2 項之規定，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五、並非洗錢若干起訴案件，在此類犯罪係援引幫助犯洗錢防制法第9 條第1 項之掩飾或隱匿因自己重大犯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罪，惟本院依下列理由，認為並無洗錢之問題：
㈠、自從犯從屬性觀之按洗錢防制法第2 條所稱：「洗錢，係指下列行為：一、掩飾或隱匿因自己重大犯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利益者。二、掩飾、收受、搬運、寄藏、故買或牙保他人因重大犯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利益者」。同法第3 條復規定：「本法所稱重大犯罪，係指下列各款之罪：一、最輕本刑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之罪。二、刑法第二百零一條、第二百零一條之一之罪。三、刑法第二百四十條第三項、第二百四十一條第二項、第二百四十三條第一項之罪。四、刑法第二百九十六條第一項、第二百九十七條第一項、第二百九十八條第二項、第三百條第一項之罪。五、刑法第三百四十條及第三百四十五條之罪。六、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二十三條第二項、第四項、第五項，第二十七條第二項之罪。七、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八條第二項、第十一條第二項、第十二條第一項至第三項、第十三條第一項、第二項之罪。八、懲治走私條例第二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三條第一項、第二項之罪。九、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一條所定違反同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一第一項之罪。一○、銀行法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項之罪。一一、破產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百五十五條之罪。一二、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三條第一項、第二項後段、第四條、第六條之罪。下列各款之罪，其犯罪所得在新台幣二千萬元以上者，亦屬重大犯罪：一、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條第二項之罪。二、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至第九十一條之罪。」由上可知，洗錢罪行為客體之重大犯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係採列舉式之規定，於列舉規定外，其餘犯罪則不包括在內。本件被告之行為，僅成立普通詐欺罪之幫助犯，已如前述。本件正犯所為既非屬洗錢防制法第3 條所稱之重大犯罪，被告所為自亦非該法所規範之洗錢犯行。
㈡、自立法之目的觀之次按洗錢防制法之制定，旨在防止特定重大犯罪不法所得之資金或財產，藉由洗錢行為，諸如經由各種金融機關或其他交易管道，轉換成為合法來源之資金或財產，切斷資金與當初犯罪行為之關連性，隱匿犯罪行為或該資金不法來源或本質，使偵查機關無法藉由資金之流向追查犯罪行為人，其所保護之法益為國家對特定重大犯罪之追訴及處罰。再者，洗錢行為係指行為人為掩飾或隱匿自己重大犯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之利益（洗錢防制法第2 條第1 款），或行為人掩飾、收受、搬運、寄藏、故買或牙保他人因重大犯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之利益（同法第2 條第2 款）。除利用不知情之合法管道（如金融機關）為之外，其他使所得財物或利益之來源合法化，或改變該財物或利益之本質，以避免追訴處罰之掩飾、藏匿犯特定重大犯罪所得財產或利益之行為均屬之。若非先有犯罪所得或利益，再加以掩飾或隱匿，而係取得犯罪所得或利益之犯罪手段，或未合法化犯罪所得或利益之來源，而能一目瞭然來源之不法性，即非洗錢防制法所規範之對象。本件係被告以外之人，利用被告所提供之帳戶將詐欺所得之款項直接匯入該帳戶，其要求被害人將金錢匯入被告帳戶之行為，本即係實施詐欺行為之犯罪手段，並非於取得財物後，另為掩飾、隱匿其詐欺所得之行為，亦非被告於該詐欺行為人實施詐欺犯罪取得財物後，另由被告為之掩飾、隱匿行為。
六、立法建議
㈠、司法角色當代法院之任務，雖有「司法積極（judicial activism）」與「司法自制（judicial self-restraint）」路線之爭然面對瞬息萬變之社會發展與科技創新，犯罪手法與侵權態樣往往超越立法者制訂規範之進程。偵查機關本於刑事政策與維護治安之角色功能，時有援用規範密度不足之既有法律，追訴若干新興犯罪中存在之行為態樣。而法院之任務重在適用法律而為裁判，在罪刑法定原則下，面對規範密度不足之既有法律，除非既有法律存在規範明確之處罰條文可得援用，本應從嚴解釋，拒絕以構成要件不該之刑罰規範加諸人民，方可促成立法者知所警覺而從速增修法令，此可自我國刑法分則近年來針對電腦、網路犯罪所增訂之相關條文之發展歷程窺見一二。其次，當代法院應體認其本身法律以外之專業能力有限，以及長期存在之民主正當性較民選立法部門為弱之困境，首應重視個案事實並逐案解決（case by case），動輒訴諸自我想像得能廣泛適用之規則，或提出抽象深入之艱澀理論，除將動搖憲法權力分立之平衡基礎，造成司法權與立法權之衝突緊張，因個案中提出之抽象規則或理論往往無法解決事實基礎不同之後續其他個案，結果往往治絲益棼。換言之，法院應扮演觸媒角色，透過個案裁判釋放訊息（signal-sen ding）協助社會形成各種價值，而非單憑個案即欲主導或壟斷價值決定之形成空間。
㈡、新興犯罪邇來，犯罪集團利用「人頭帳戶」取得受詐騙者或受恐嚇者交付之金錢，藉以掩飾真正犯罪行為人之身分，避免檢調機關查緝，業已成為新興之犯罪態樣。而檢察機關為求杜絕此類詐騙行為，時有在尚未緝獲實施詐騙或恐嚇行為者前，針對提供金融帳戶者，或以洗錢防制法第九條、或以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恐嚇取財等罪名據以起訴。各級法院實務對此則見解不一，除有以缺乏共同或幫助犯罪之主觀犯意而諭知無罪外，論以共同洗錢、幫助洗錢、幫助詐欺或恐嚇、幫助連續詐欺或恐嚇、幫助常業詐欺、共同詐欺或恐嚇、共同常業詐欺等罪名皆有之。因個案具體情節與查獲事證容有差異，是否有罪、應論以何一罪名，尚難一概而論。而一般人對於收購帳戶者從事詐欺、恐嚇取財等犯罪行為固可預見，且不違反本意，然若收購帳戶者以該帳戶作為擄人勒贖之贖金轉帳帳戶，甚或其他非典型之犯罪行為，依前揭說明，除非有其他積極證據證明提供帳戶者知情，否則應認已逾越提供帳戶者幫助犯罪之共同認識範圍，此為憲法「規範明確性原則」與刑法「罪刑法定原則」之必然解釋，亦即「罪刑明確原則」之真諦。本院基於憲法權力分立原則，固不應越俎代庖而僭越立法者本於立法裁量之政策形成空間，惟就審判職務上所發現之立法疑義與疏漏，本於前述經由個案判決「釋放訊息」之角色功能，而有後述之見解。
㈢、立法前例
１、刑法增訂人格權乃重要之人權，為人性尊嚴之重要內涵。隱私乃重要之人格權，在刑法上乃重要之自由法益。前此，侵害他人隱私之竊聽或竊錄等行為，因法無處罰明文，致無法加以處罰，在科技發達之現代，誠屬重大之立法漏洞。因此，88年4月21日總統公布增訂之刑法第315條之1規定：「有左列行為之一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萬元以下罰金：一
無故利用工具或設備窺視、竊聽他人非公開之活動、言論或談話者。二 無故以錄音、照相、錄影或電磁紀錄竊錄他人非公開之活動、言論或談話者。」刑法第315條之2規定：
「意圖營利供給場所、工具或設備，便利他人為前條之行為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五萬元以下罰金。意圖散布、播送、販賣而有前條第二款之行為者，亦同。明知為前二項或前條第二款竊錄之內容而製造、散布，播送或販賣者，依第一項之規定處斷。前三項之未遂犯罰之。」對於侵害他人隱私自由法益之行為而予以犯罪化，以保障人權。
２、護照條例按「將國民身分證交付他人或謊報遺失，以供冒名申請護照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台幣十萬元以下之罰金」、「受託申請護照，明知第一項至第四項事實或偽造、變造或冒用之照片，仍代申請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台幣十萬元以下之罰金」、「將護照交付他人或謊報遺失以供他人冒名使用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台幣十萬元以下罰金」，89年5 月17日修正後之護照條例第23條第2 項、第4 項、第24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此即為立法院針對當時盛行之提供證件供人冒名申請護照或供人冒名使用護照等新興犯罪手法，因有感當時刑罰法令此部分之規範有所疏漏，法院或以共同詐欺罪論處，或以幫助詐欺罪論處，抑或以法無處罰明文論以無罪，嚴重傷害人民之法信賴感，故特別修法針對此類犯罪型態予以處罰明文，以杜爭議。
３、立法建議針對無正當理由出賣或出借金融機關帳戶予他人，便利他人遂行詐欺及其他犯罪等犯罪所得之行為，目前實務所持見解仍甚分歧，已如前述。本院雖認個案上仍應依具體事證判斷行為人是否知情、有無洗錢、是否為詐欺共同正犯，抑或基於幫助詐欺之犯意等，尚難僅以法無明文而概以無罪論之，然為求法規範明確性與可預見性，如在刑事政策上認為上開行為有處以「刑罰」之必要，立法機關允宜比照刑法之上開修正方式，或比照護照條例之修正方式而為妥適立法，以杜爭議。
七、沒收問題被告交付予詐騙集團之金融卡等物，既非義務沒收之物，且未據扣案，又無證據證明迄未滅失；兼以金融機構常見約款，金融機構所核發之帳戶存摺、金融卡，原則上，均屬金融機構所有（參見大部分金融機構核發金融卡之背面約款記載），是以本案而論，本院亦無宣告沒收上開帳戶金融卡之法律依據；何況，本案經披露後，上開帳戶早經相關單位列為警示帳戶（犯罪帳戶），而無再遭人利用之虞，是倘本院逕為沒收之諭知，既無助於日後相類犯罪之防堵，復僅徒增將來執行之困擾，經裁量結果，爰不予宣告沒收。
肆、違憲審查
一、憲法原則
㈠、人性尊嚴原則其次，德國基本法第一條第一項規定：「人性尊嚴不可侵犯。尊重及保護人性尊嚴，乃所有國家權力機構之義務。」依據國民主權原理，國民是國家主人，其人性尊嚴不可侵犯。在法律限度內，所有人類應有之尊嚴，皆應受到尊重，不得排斥或輕視之。尊重及保護其人性尊嚴，實係行政、立法、司法機關之義務，並非其等機關之裁量權。就刑事立法而言，若無法益侵害或法益危險之行為而予以犯罪化，或較輕責任之行為而賦予重刑罰之處罰，即是違背人性尊嚴原則，而為違憲之立法。申言之，不應犯罪化而予以犯罪化，不應重刑化而賦予重刑罰，即是違背人性尊嚴原則。一言以蔽之，前者乃不應罰而罰之，後者乃不應重而重之，使得國民受到不應處罰之處罰，或是受到過重之處罰，皆是不合人性尊嚴原則。
㈡、比例原則按一般認為比例原則之內涵，係適當性原則、必要性原則及比例性原則三項。事實上，比例原則可分為二層次，其一須「適當」，其次須「相當」。就刑法而言，所謂適當，是指其犯罪化而處以刑罰為適當。所謂相當即不過量，所謂不過量乃指侵害最小，是指犯罪化後所賦予之刑罰種類為相當，為不過量，為侵害最小。因此，若要簡而言之，比例原則之必要性原則及比例性原則，可以合而為一，姑且名之曰相當性原則。若其犯罪化而犯以刑罰之立法並不適當，即是不合適當性原則，進而違背比例原則。若其犯罪化之立法適當，而其刑罰種類之賦予並不相當，即是不合相當性原則，進而無論其為過重或過輕，皆是違背比例原則之立法。申言之，罪得其刑，而刑當其罪，始得謂之符合比例原則。
㈢、法益原則據比例原則中之適當性原則之要求，國家刑罰權之行使，應限於必要之干預；能以其他手段而達成目的時，則應放棄刑罰。此謂之刑罰之「最後手段性」，亦即刑罰謙抑原則之表現。欲知其犯罪化之立法是否合乎適當性原則適當，必須求諸於法益原則。因此，比例原則中之「適當性原則」，可以導出刑事立法上之「法益原則」。申言之，刑事立法上之「法益原則」要求任何行為要加以犯罪化，必因其法益受到侵害或危險。蓋刑事立法之核心，在於其所保護之法益。刑法之任務，在於法益之保護。無法益保護，無刑法可言；亦即無法益受到侵害或危險，則無施以刑罰之必要。行為如未造成「法益侵害」或「法益危險」，則無將之犯罪化之必要。
在法益侵害，為「實害犯」；在法益危險，為「危險犯」。再者，法益本身依其價值評價之強度，而呈現法益位階。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五者，按其順序，而高低位階化。生命法益最高，其次身體法益，其次自由法益，其次名譽法益，而財產法益最低。此五種傳統法益，稱之為「個人法益」。在個人法益以外之法益，即「超個人法益」或「一般法益」、「團體法益」、「整體法益」，亦必須其與個人法益具有關連性者，始得為刑法所保護之一般法益。所謂危險犯，亦即行為人之行為造成法益危險，尚未至法益侵害，亦立法予以犯罪化。以最高位階之生命法益言之，刑法之有預備殺人罪、預備放火罪、預備強盜罪、預備擄人勒贖罪，均因其行為已造成生命法益之危險；否則，各該罪即無設預備犯之必要。如係單純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法益危險行為，則未曾設預備犯而加以犯罪化。
㈣、罪刑相當原則在犯罪化之立法之後，其7 罰種類之賦予是否合乎行為之罪責，亦即是否罪刑相當，乃刑罰相當性之問題。申言之，欲知其犯罪化之立法是否合乎適當性原則適當，必須求於罪刑相當原則。因此，比例原則中之「適當性原則」，可以導出刑事立法上之「罪刑相當原則」。如前所述，就刑法而言，所謂相當即不過量，所謂不過量乃指侵害最小，是指犯罪化後所賦予之刑罰種類為相當，為不過量，為侵害最小。因此，法定刑之刑罰種類及自由刑之刑度輕重，必須與其行為責任之輕重相當，亦即在具有相當性時，始得為該種刑罰之賦予或該級刑度之訂定。如此，其刑罰之賦予始為合乎「罪責原則」，使其罪責與刑罰得以相適應而具有相當性，亦即立法上之「罪刑相當原則」。若其犯罪化之立法適當，而其刑罰種類之賦予並不相當，即是違背「罪刑相當原則」，自然不合相當性原則，進而無論其為過重或過輕，皆是違背比例原則之立法。
二、詐欺取財
㈠、罪之審查一般詐欺取財之行為，係侵害他人之財產法益，則屬於財產法益之實害犯。在個人法益方面，生命法益之位階最高，其次為身體法益、自由法益、名譽法益及財產法益。因此，傷害行為之犯罪化自有其必要，符合法益原則及比例原則之適當性原則，亦不違背人性尊嚴原則，應屬合憲之立法。
㈡、刑之審查一般詐欺取財罪，其刑度為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及1 千元以下罰金，符合罪責原則，並不違背立法上之罪刑相當原則，自不違背比例原則之必要性原則及狹義比例性原則，而且其最高刑度止於一定期間之自由刑，亦不違背人性尊嚴原則，應為合憲之立法。其次，由於時空背景不同，民國24年施行之現行刑法，其33條將有期徒刑之上限定為15年，係以當時「人生平均年齡不過四十一、二齡」為其立法理由；刑法各罪名之有期徒刑上下限，刑法各該侵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或財產罪之刑度安排，亦均以此為其立法理由。然則，60餘年後之今日已然不同，平均人壽將近80歲，已近立法當時1 倍；而目前更由當時之農業社會進展至電腦科技時代，惟刑法並未配合修正刑度，歷年來只知制訂並修正罰金罰鍰提高標準條例，不知制訂「有期徒刑提高標準條例」，造成司法實務普遍性重罪輕判之必然結果。例如在連續犯廢除前，偽造文書、一般詐欺取財罪及一般竊盜罪，無論被告觸犯幾件，其連續犯加重結果，刑度止於7 年半，豈是合理？如此，造成法官無從為罪刑相當之量刑。因此，本院認為可以考慮制訂「有期徒刑提高標準條例」，加倍提高刑法分則各罪有期徒刑之上下限，若財產犯罪得提高刑度1 倍，與日本刑法相同，為10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官才有妥適之量刑空間。
伍、刑罰裁量
一、罪刑相當原則
㈠、自刑罰理論觀之就刑罰之報應理論言之，刑罰係以其具有痛苦性之本質，來均衡具有不法本質之犯罪，藉以衡平行為人之罪責，使行為人得因責任抵償而贖罪，而社會正義得以實現義，是故強調「刑罰之輕重應與罪責之輕重成比例」，是為司法上之罪刑相當原則。其報應之內容即為自由之剝奪，亦即有期徒刑之相加，而監獄即為執行報應之場所。再就特別預防理論言之，受刑人之犯罪係社會化過程之障礙，應使其在監執行，以接受再教育而求其再社會化。復就一般預防理論觀之，以對受刑人之施以刑罰，作為威嚇他人之手段，不過刑罰之附帶作用，並非其主要目的。關於刑罰之目的，通常採取綜合理論，各國皆然；既有報應罪責，又有預防再犯，並有嚇阻他人犯罪之功能；惟報應理論所強調之「刑罰之輕重應與罪責之輕重成比例」，仍為刑罰裁量之基本原則；在死刑及真正無期徒刑，惟有在侵害生命法益之犯罪，單純依報應理論，其罪責已夠深重，不期待其再社會化時，始得於審判上宣告之；在死刑，更必須於「求其生而不得」時，始得為之；被告縱然侵害他人之生命法益，如求其生而可得時，亦不得宣告死刑，蓋死刑既稱之為極刑，如非極度之罪責，自不必處以極度之死刑。目前，我國係採取無期徒刑得適用假釋之制度，執行十五年後，即有假釋之機會，本質上類似長期徒刑，並非真正無期徒刑。若被告接受自由刑之執行，以進行責任抵償，而在執行時能因己身之悛悔加之監獄之教化，仍有再社會化之可能，並無永久隔離於社會之必要，即不適合量處無期徒刑。
㈡、自憲法原則觀之依據前述人性尊嚴原則，「人性尊嚴不可侵犯。尊重及保護人性尊嚴，乃所有國家權力機構之義務。」在法律限度內，所有人類應有之尊嚴，皆應受到尊重，不得排斥或輕視之。尊重及保護其人性尊嚴，實係行政、立法、司法機關之義務，並非其等機關之裁量權，已如前述。在被告之行為責任確定後，其刑罰種類之賦予或自由刑之量定，均應相當而不可過量，否則即是違背比例原則中之相當性原則，自然不合司法上之「罪刑相當原則」。因此，刑事司法上之「罪刑相當原則」要求法官在量刑時，應依法益之位階，重所當重，輕所當輕，必使罪得其刑而刑當其罪；不得重罪而輕判，或輕罪而重判；期使責任與刑罰得以相適應，而具有相當性。申言之，重犯罪賦予重刑罰，輕犯罪賦予輕刑罰，當重則重，當輕則輕，不應重其輕，亦不應輕其重，始得謂之符合罪刑相當原則。地藏十輪經（第三卷）云：「若犯重罪，應重治罰；若犯中罪，應中治罰；若犯輕罪，應輕治罰；令其慚愧，懺悔所犯。」其此之謂也！
二、刑罰裁量
㈠、裁量要素按刑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為科刑輕重之標準：一、犯罪之動機、目的。二、犯罪時所受之刺激。三、犯罪之手段。四、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五、犯罪行為人之品行。六、犯罪行為人之智識程度。七、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八、犯罪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九、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十、犯罪後之態度。」為此，本院基於被告之責任：１、審酌被告之品行、生活狀況、智識程度、犯罪之動機、目的、犯罪所生之危害、犯後之態度等一切情狀之後，
２、再斟酌拘役並無教化功能，乃不具實益之刑罰種類，立法上以廢除為宜，以資符合自由刑單一化之要求；六月以下之短期自由刑，既難有教化作用，又易使受刑人感染惡習，除非被告有受其執行之特殊必要，否則尚無宣告之必要；如其宣告，應以緩刑或易科罰金而調和之；例如肇事逃逸罪之法定刑為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惟有量處6月有期徒刑，被告才有易科罰金之機會；刑法第225條第2項及第227條第2項之罪亦然等情；３、復考慮被告是否應施予刑罰並使之入監獄執行，應依刑罰理論及刑事政策而加以考量，斟酌重點在於被告有無執行剝奪其自由，並施以監獄之教化，以使其再社會化之必要性，並非以其是否已經和解而為主要之判斷標準等情；惟被告確實迄未和告訴人達成和解，連試行和解都付之闕如等情；４、復特別考量被告前科累累，其素行不佳，有台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考；何況，被告始終否認犯行，其犯罪後之態度甚差；６、最後衡量刑罰之裁量，應考慮立法之精神。一般而言，立法所賦予之最重刑罰種類，例如殺人罪之死刑或竊盜罪之有期徒刑5年，乃準備給予未來此類型犯罪人之中之責任最高者使用；惟此種責任最高之情況，百不及一，並非常見；一般此類之犯罪，依統計學之數字，其分布類似金字塔型，責任輕者多，而責任重者少，是以在量刑統計上，低度量刑之情形甚為普遍。因此，就自由刑而言，除非是重大案件，否則，在一般案件，中度量刑已屬重判。就竊盜而言，5年以下有期徒刑之中度量刑為2年6月。就竊盜之加重其刑而言，在加重之後，處斷刑擴大為7年半以下之有期徒刑，中度量刑變為3年9月。然則，若在非真正之犯罪，或並非重大案件，本院認為在量刑時，即使在加重其刑之情形，仍應以原來5年以下有期徒刑作為基準，加重部分僅在量定其刑時選擇適當之加重刑度即可，並不必以其7年6月之處斷刑作為量刑之基準。申言之，就7年以下有期徒刑而言，7至6年為「高度」刑，6至5年為「高中度刑」，5至4年為「中高度刑」，4年至3年為「中度刑」，3年至2年為「中低度刑」，2年至1年為「低中度刑」，1年以下為「低度刑」，有4級量刑空間。其次，就5年以下有期徒刑而言，5至4年為「高度」刑，4至3年為「中高度刑」，3年至2年為「中度刑」，2年至1年為「中低度刑」，1年以下為「低度刑」，有5級量刑空間。就5年以上有期徒刑而言，所謂以上係指5年至15年，為10級之量刑區間。進而言之，在詐欺罪之5年以下有期徒刑而言，在依幫助犯減輕其刑後，其裁量刑（一般稱之處斷刑）區間變為5年以下1月以上，乃5級量刑區間。
㈡、裁量結果本院綜合考量其行為責任，在減輕其刑後，認為量刑如主文所示之自由刑，足以使其罪刑相當，以示儆懲，並使其量刑趨近合理化，以期待被告之能知自新。
陸、撤銷理由原審予以論罪科刑，固為有見，惟查：被告在幫助詐欺後，並無愧咎之意，更未和告訴人試行和解，無心修復錯誤，完全無視於告訴人之痛苦，其罪責至深且重；惟原判決幾乎以最低度量刑，使得重罪責任而適用輕刑罰，不合於罪刑相當原則。因此，原判決既有上開可議之處，自應由本院予以撤銷改判，以資適法。
柒、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第30條、修正前刑法第339條第1項、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銘鋒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03 年 12 月 19 日
刑事第三庭審判長法 官 陳 志 祥
法 官 藍 君 宜法 官 周 裕 暐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述上訴之理由，上訴於台灣高等法院，並應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具繕本。
中 華 民 國 103 年 12 月 24 日
書記官 李 繼 業附錄：
刑法第30條第1項：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亦同。
刑法第339條第1項（103年6月18日修正前）：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一千元以下罰金。
附件一：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03年度基簡字第985號聲 請 人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林修弘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03 年度偵字第248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林修弘幫助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之物交付，處有期徒刑叁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下列事項應予補充、更正外，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詳如附件）：
㈠犯罪事實欄第一段第4 行「101年間」之記載，補充為「101
年間（10月16日前之某日）」；第5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存摺及提款卡」之記載，更正為「帳號0000000000000號存摺、提款卡及密碼」；第6至7行「6 月底某日，蘇清進接獲」之記載，更正為「6 月間某日起，蘇清進陸續接獲」；第8 行「要求其妻許素秋」之記載，補充為「要求其妻許素秋於101年10月16日」；第9行「詐騙團」之記載，更正為「詐騙集團」。
㈡犯罪事實欄第二段第1 行「案經許素秋訴請臺灣基隆」之記載，更正為「案經蘇清進、許素秋訴由臺灣臺東」。
㈢證據並所犯法條欄第一段第2 行「開戶申請書」之記載，更正為「臺外幣開戶申請書」。
㈣證據補充：證人即告訴人蘇清進於警詢時之證述、證人即告訴人許素秋於警詢及檢察事務官詢問時之證述。
二、論罪科刑㈠按刑法第2條第1項規定：「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
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此條規定係規範行為後法律變更所生新舊法律比較適用之準據法，本身尚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於新法施行後，應一律適用新法第2條第1項之規定，此為「從舊從輕」之比較（最高法院95年度第8 次刑事庭會議決議參照）。查被告林修弘行為後，刑法第339 條業經立法院三讀修正通過，並經總統於103年6月18日以華總一義字第00000000000號公布，而於同年月20日生效施行。修正前刑法第339條原規定：「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1 千元以下罰金。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前2 項之未遂犯罰之」；修正後則規定：「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前2 項之未遂犯罰之」。經比較修正前後之規定，法定刑之最高度雖同為5 年以下有期徒刑，然就最低度之選科或併科罰金刑部分，修正前原規定為銀元1千元，依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第2項前段規定，折合新臺幣為3 萬元，然修正後已將罰金刑提高為新臺幣50萬元，經比較新舊法適用結果，被告行為時之舊法顯然對被告較為有利。是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自應適用修正前刑法第339條之規定，合先敘明。
㈡被告基於幫助詐欺取財之不確定故意，提供上開帳戶之存摺
、提款卡及密碼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使用，並無證據證明被告有參與詐欺取財犯行之構成要件行為，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 條第1項幫助詐欺取財罪。又被告以幫助之意思，參與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為幫助犯，應依刑法第30條第2項之規定，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本身雖未實際參與詐欺
取財犯行，但於不法份子犯案猖獗，利用帳戶掩飾、隱匿詐財贓款之事迭有所聞之際，竟仍提供金融帳戶之存摺、提款卡及密碼供他人從事財產犯罪，不僅造成執法機關不易查緝犯罪行為人，嚴重危害社會治安，助長社會犯罪風氣，更造成被害人求償上之困難，應予非難；又被告前有違反森林法、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竊盜、毀損等前科紀錄（見卷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素行不佳；兼衡被告坦承賣帳戶，惟不認罪之犯後態度，暨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等一切情狀，爰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
㈣至被告所提供之存摺、提款卡，雖係犯罪所用之物，然既非
違禁物，亦非屬應義務沒收之物，因未據扣案，且無證據足證現仍存在而未滅失，兼以上開帳戶業經相關單位列為警示帳戶，應無再遭人利用之虞，為免將來執行困難，爰不為沒收之諭知，併此敘明。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454條第2 項，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第30條第1項前段、第2項、修正前刑法第339條第1項、刑法第41條第1項前段，刑法施行法第1 條之1第1項、第2項前段，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03 年 9 月 30 日
基隆簡易庭 法 官 鄭虹真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敘述上訴理由，上訴於本院合議庭，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具繕本。
中 華 民 國 103 年 9 月 30 日
書記官 洪幸如附件二：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03年度偵字第2487號被 告 林修弘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林修弘因缺錢花用，於得預見任意提供自己在金融機構之帳戶供他人使用，將幫助他人掩飾詐欺犯罪所得財物之情形下竟不違背其本意，仍基於幫助詐欺取財之不確定故意，於民國101年間，在新北市樹林區，將其所有玉山銀行泰和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存摺及提款卡，以新臺幣（下同）一萬元賣予姓名年籍不詳之男子。嗣於101年6月底某日，蘇清進接獲詐騙集團電話，謊稱親友車禍、積欠債務、投資等不實理由向蘇清進借款，使蘇清進陷於錯誤要求其妻許素秋匯款40萬元至詐騙集團指示之上開帳戶內，隨即遭詐騙團成員提領。許素秋知受騙，向臺灣臺東地方法院檢察署訴請偵辦，並查悉上情。
二、案經許素秋訴請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檢察署偵辦，臺灣臺東地方法院檢察署呈請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移轉本署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訊據被告林修弘坦承將上開帳戶以一萬元賣予不知名之男子。並有玉山銀行開戶申請書影本、客戶交易明細表影本、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影本等在卷可資佐證。按有犯罪意圖者，非有正當理由，竟徵求他人提供帳戶，客觀上可預見其目的，係供為某筆資金之存入，後再行領出之用，且該筆資金之存入及提領過程係有意隱瞞其流程及行為人身分曝光之用意，一般人本於一般認知能力均易於瞭解（參照最高法院93年度臺上字第31號判決意旨）。復按金融存款帳戶，事關存戶個人財產權益之保障，其與儲戶存摺、印鑑、提款卡相結合，專屬性、私密性更形提高，除非本人或與本人具密切之關係者，難認有何理由可自由使用私人之存摺、印鑑及提款卡，而一般人亦均有應妥善保管上開物件，防止被他人冒用之認知，是該收購帳戶之人將該帳戶用來供自己或他人作為詐欺取財以及不法用途，亦為被告所容忍及允許，亦即不違反被告之本意。近來詐欺犯罪集團犯案猖獗，利用人頭帳戶為犯罪工具，若任意提供自己帳戶相關物件予不明人士使用，將有遭他人作為詐欺犯罪時，非正當資金進出之用之不法用途，此情當為具有社會生活經驗之成年人所得認識，而本件被告貪圖小利，以一萬元代價遂將上開存摺、提款卡、密碼交付他人使用，衡之常情，被告當有預見他人以代價收購帳戶所用之存摺、提款卡等物，應係用來作為非法之用及風險，被告雖未共同實施詐欺行為，然被告提供其所有該等帳戶予姓名不詳之男子，嗣渠等詐騙集團復將詐欺所得之款項轉入該帳戶而達詐欺之目的，被告自有幫助詐騙集團等人詐取他人財物之不確定故意。被告犯嫌應堪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 項、第339 條第1 項幫助詐欺取財之罪嫌。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 條第1 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此 致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基隆簡易庭中 華 民 國 103 年 7 月 4 日
檢 察 官 林 明 志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中 華 民 國 103 年 7 月 9 日
書 記 官 林 亮 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