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9年度訴字第141號公 訴 人 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黃永增義務辯護人 賴昱任律師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8年度偵字第3528號），嗣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本院告知被告簡式審判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裁定：改由受命法官獨任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並判決如下：
主 文
一、黃永增犯侵占遺失物罪，處罰金新臺幣陸仟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二、黃永增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累犯，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三、黃永增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累犯，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四、以上有期徒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五、未扣案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0000000000門號及0000000000門號行動寬頻業務服務申請書上，偽造之「楊繼彰」署名共伍枚均沒收。
事 實
壹、犯罪事實
一、本案經過
㈠、侵占遺失物黃永增於民國108年1月28日至同年2月27日間之某日，在基隆市仁愛區仁愛市場，拾獲楊繼彰遺失之身分證及健保卡各一張，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將之據為己有。
㈡、行使偽造私文書黃永增另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未得楊繼彰之同意或授權，委請不知情之友人李振興，分別為下列行為：
１、於108年2月27日某時，在不詳之地點，以手機上網連結至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遠傳公司）網站，填寫遠傳公司行動寬頻業務服務申請書，並上傳楊繼彰之身分證及健保卡翻拍照片至上開網站，偽造申辦0000000000門號之電磁紀錄準私文書，表示係楊繼彰欲申辦該門號之意，並將該申請書傳送至遠傳公司網站而行使之。嗣遠傳公司將該申請書之書面資料寄予黃永增，由黃永增於該申請書之「親簽」欄、「申請人簽章」欄，偽簽「楊繼彰」之署名共3枚，作成係楊繼彰本人欲申辦該門號意思之私文書，再影印楊繼彰之身分證及健保卡，連同上開偽簽「楊繼彰」署名之申請書，寄回遠傳公司而行使之，足以生損害於楊繼彰及遠傳公司對行動電話門號申請管理之正確性，並使該公司員工誤認係楊繼彰本人申辦前述門號，而交付0000000000門號之SIM卡1張予黃永增，而使遠傳公司受有財產損失。
２、於108 年4月1日某時，在不詳之地點，以手機上網連結至遠傳公司網站，填寫遠傳公司行動寬頻業務服務申請書，並上傳楊繼彰之身分證及健保卡翻拍照片至上開網站，偽造申辦0000000000門號之電磁紀錄準私文書，表示係楊繼彰欲申辦該門號之意，並將該申請書傳送至遠傳公司網站而行使之。嗣遠傳公司將該申請書之書面資料寄予黃永增，由黃永增於該申請書之「申請人簽章」欄，偽簽「楊繼彰」之署名共2枚，作成係楊繼彰本人欲申辦該門號意思之私文書，再影印楊繼彰之身分證及健保卡，連同上開偽簽「楊繼彰」署名之申請書，寄回遠傳公司而行使之，足以生損害於楊繼彰及遠傳公司對行動電話門號申請管理之正確性，並使該公司員工誤認係楊繼彰本人申辦前述門號，而交付門號0000000000號SIM卡1張予黃永增，而使遠傳公司受有財產損失。
二、查獲經過警方於同年5月11日，因另案前往基隆市○○區○○路○○巷○○號查緝時，見黃永增形跡可疑，經其同意搜索，當場扣得楊繼彰之身分證及健保卡各1張，進而查悉上情。
貳、起訴經過案經基隆市警察局第一分局報請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而後起訴。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一、簡式審判
㈠、法律修正按除簡式審判及簡易程序案件外，第一審應行合議審判，民國92年2 月6 日公布並於92年9 月1 日全面施行之刑事訴訟法第284 條之1 定有明文。其次，除被告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者外，於前條第一項準備程序進行中，被告先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時，審判長得告知被告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及輔佐人之意見後，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修正後刑事訴訟法第273 條之1 第
1 項亦規定甚詳。再者，刑事訴訟法第284 條之1 已於96年
3 月26日修正公布，規定為：「除簡式審判、簡易程序案件及第376 條第1款、第2款所列之罪之案件外，第一審應行合議審判。」所謂第376 條第1款，係指最重本刑為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專科罰金之罪；所謂第376條第2款，係指刑法第320條及第321條之竊盜罪。
㈡、程序差異依修正後刑事訴訟法第273 條之2 之規定，簡式審判程序之證據調查，不受第159 條第1 項（傳聞法則）、第161 條之
2 （當事人陳述意見）、第161 條之3 （自白最後調查）、第163 條之1 （當事人聲請調查證據）及第164 條至第170條（物證、書證調查、交互詰問規則）規定之限制。申言之，自92年9 月1 日起，我國刑事訴訟制度改為三分法：其一，輕罪案件，檢察官以「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聲請法院以簡易判決處刑者，法院得不經言詞辯論，逕為有罪之簡易判決。其二，檢察官起訴非強制辯護案件而被告認罪者，法院得裁定以受命法官一人進行簡式審判，其程序略如刑事訴訟法修正前獨任法官所進行之通常審判程序。其三，檢察官起訴之強制辯護案件或非強制辯護案件而被告否認全部或一部之犯罪，法院應進行合議審判，適用修正後刑事訴訟法，進行交互詰問之通常審判程序。惟自96年3 月29日起，刑事訴訟法第376 條第1 款及第2 款之案件，被告否認犯罪者，得由獨任法官一人，適用修正後刑事訴訟法，進行交互詰問之通常審判程序。
㈡、本案情形被告黃永增經起訴之罪名為刑法第337 條之侵佔遺失物罪、第216條、第210條、第220條第2項之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最重之後罪，其法定刑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並非前述強制合議之案件；而被告於109年5月8日之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審判長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認為適合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業經裁定在案。
二、指定辯護
㈠、法律規定按刑事訴訟法第31條第1 項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於審判中未經選任辯護人者，審判長應指定公設辯護人或律師為被告辯護：一、最輕本刑為3 年以上有期徒刑案件。二、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三、被告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無法為完全之陳述者。四、被告具原住民身分，經依通常程序起訴或審判者。五、被告為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而聲請指定者。六、其他審判案件，審判長認有必要者。」
㈡、本案情形經查：被告於109年4月17日，在本院行準備程序時否認犯罪，本院認有必要，爰依上開規定指定律師為其辯護人而為其辯護。
三、證據能力
㈠、本院見解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第1 項固有明文；惟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縱令與同法第159 條之
1 至同法第159 條之4 「傳聞證據排除之例外」等規定不符，然「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上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第一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定。此因被告之反對詰問權，核屬憲法第8條第1項規定「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式不得審問處罰」之正當法律程序所保障之基本人權及第16條所保障之基本訴訟權，不容任意剝奪。為保障被告之反對詰問權，92年2月6日修正公布之刑事訴訟法，乃酌採英美法之傳聞法則，明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性質上均屬傳聞證據，依傳聞法則，原無證據能力。然則，反對詰問權既屬被告訴訟防禦之一種，倘法院於審理之時，業已賦與被告合理主張是項權利之機會，乃被告於審慎評估其訴訟之優勝劣敗後，竟甘於放棄關此權利之行使，已足見反對詰問之於被告之防禦乃了無助益！此際，倘仍強令被告為此主張，則其結果恐亦將與被告之不防禦無殊，而終將悖離憲法保障人民訴訟權及修正刑事訴訟法酌採英美傳聞法則之本旨。據此，被告本於自主意志而放棄反對詰問權之主張或行使，參諸憲法保障人民訴訟權之真意，自應賦與相對等之尊重。更何況，鑒於我刑事訴訟法採用傳聞證據排除法則之重要理由之一，無非「傳聞證據未經當事人以反對詰問予以覈實」，是以倘若當事人「不願」對原供述人為反對詰問，自法理以言，法院自亦全無假職權為名，任意介入以「否定」是項傳聞證據證據能力之空間！尤以參諸我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之立法理由，除係明確揭示前開傳聞證據排除法則之基本法理，更係明確指出本次修正併「參考日本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二十六條第一項規定」之立法意旨；而「有關檢察官及被告均同意作為證據之傳聞書面材料或陳述，概可直接援引該國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二十六條規定資為傳聞證據排除例外之法律依據，祇於檢察官或被告不同意之例外情況，始須進而斟酌該等書面材料或陳述究否符合該國其他傳聞證據排除之例外規定，俾憑另行認定關此證據資料是否具備證據能力」，一向屬於日本刑事審判實務之運作方式！本此同旨，我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當更加不宜逕為反於上開解釋，申言之，應認為「在當事人間無爭執之案件中，傳聞證據基本上均可依據前引規定提出於法院使用」！準此，在證據能力俱無爭執之案件中，法院當亦毋庸再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同法第159條之4等規定，而為個別性之斟酌，應逕自援引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資為傳聞證據排除例外之法律依據，方符憲法保障基本人權及人民訴訟權之本旨！至於非供述證據，並無傳聞法則規定之適用，如該非供述證據非出於違法取得，並已依法踐行調查程序，即不能謂無證據能力（最高法院97年度臺上字第1401號、第6153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本案情形
１、供述證據經查：被告及其辯護人並未於本案辯論終結以前，就前揭審判外言詞或書面陳述之證據能力提出爭執，並均表示無意見；本院自形式察其作成及取得當時之外部情況，俱無「任意性」或「信用性」違反而顯然不適當之情形，自與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之規定相符。按諸首開說明，本院自應援引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之規定，資為傳聞證據排除法則例外之法律依據。申言之，本院認為本案相關證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對於被告而言，均有證據能力，毋庸再依刑事訴訟法第159之1至同法第159條之4等規定，而為個別性之斟酌。
２、非供述證據經查：本判決所引用卷內之文書證據及證物，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式所取得，且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亦未主張排除下列文書證據或證物之證據能力，且迄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表示異議。本院審酌前揭證據並無顯不可信之情況，復均與待證事實具有關連性，且經本院於審判程序依法調查，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及第159條之4之規定，應認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事項前揭犯罪事實，迭據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判中坦承不諱，核與被害人楊繼彰所供述之情節相符，並經證人李振興證述明確，復有基隆市警察局第一分局搜索扣押筆錄及扣押物品目錄表、遺失物認領保管單、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108年7月15日遠傳（發）字第10810701537號函暨門號0000000000號及0000000000號之行動寬頻業務服務申請書各1件可資佐證，足見被告任意性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可以採信，從而其犯行足以認定。
參、法律適用
一、所犯罪名
㈠、核被告就犯罪事實一、㈠部分所為，係犯刑法第337條之侵占遺失物罪。
㈡、核被告就就犯罪事實一、㈡之１、２部分所為，均係犯戶籍法第75條第3項後段之冒用身分而使用他人遺失之國民身分證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第220條第2項之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同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及同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
二、適用新法
㈠、法律規定按現行刑法第2條第1項明文規定：「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惟此「法律變更」與法律修正之概念有別。所謂法律變更應係指因法律修正而「刑罰」有實質之更異而言（如修正後新舊法法定本刑輕重變更或犯罪構成要件寬嚴不同），始有依上開規定為準據法而比較適用新法或舊法之問題。如新舊法處罰之輕重仍然相同，並無有利或不利之情形，即無適用上開規定為比較之餘地，自應依一般法律適用之原則，適用現行有效之裁判時法。
㈡、本案情形經查：被告行為後，刑法第337條業於108年12月25日修正公布，並自0月00日生效施行。上開條文法定刑中之罰金刑，於上開條文修正前，原依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2項前段規定，就其數額即新臺幣（下同）500元提高為30倍即15000元；而上開條文修正後，僅將法定刑中之罰金刑修正為15000元，就其犯罪構成要件及其餘法定本均未變更。考其修正意旨，係因上開條文於72年6月26日後並未修正，乃依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2項前段規定，將罰金數額修正提高30倍，以增加法律明確性，並使刑法分則各罪罰金數額具內在邏輯一致性。是以，此次修正並未致刑罰有何實質更異，揆諸前揭說明，非屬法律變更，毋庸依刑法第2條第1項規定為新舊法之比較，應逕行適用現行有效之裁判時法即修正後之刑法第337條規定論處。
三、冒用他人遺失身分證及詐欺取財部分起訴書雖未援引戶籍法第75條第3 項之條文，然起訴書事實已載明被告黃永增拾得被害人楊繼彰遺失之身分證後，影印該身分證並寄予遠傳電信公司，以冒用楊繼彰之身分申辦該公司門號之事實，應認上揭犯罪事實業經起訴，本院自應併予審理。再者，起訴書雖未敘及被告自遠傳電信公司詐得SIM卡之事實，然此部分犯行，與業經起訴行使偽造私文書部分，具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應為起訴效力所，本院自應併予審理。
四、吸收關係就犯罪事實一、㈡，被告各次偽造準私文書之低度行為，分別為其行使偽造準私文書之高度行為吸收；又被告各次行使偽造準私文書及偽造署名之行為，均為其各次偽造私文書之階段行為；又其偽造私文書後，進而持以行使，各該偽造私文書之低度行為，復為其行使偽造私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
五、間接正犯被告利用不知情之李振興及遠傳電信員工以遂行其行使偽造私文書犯行，皆為間接正犯。
六、想像競合
㈠、法律規定按刑法第55條規定：「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者，從一重處斷。但不得科以較輕罪名所定最輕本刑以下之刑。」是為想像競合犯，僅能依重罪處斷。
㈡、本案情形就犯罪事實一、㈡之各次犯行，被告冒用身分而使用他人遺失國民身分證、行使偽造私文書及詐欺取財之行為間，均係出於同一冒名申辦行動電話門號之犯意所為。其以一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均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各應分別從一重依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處斷。
㈢ )、立法評論
想像競合犯係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由於係出於一行為，不似連續犯或牽連犯係出於數行為。就行為責任原則觀之，其從一重處斷，尚屬合理。所可以研究者，其行為既然造成二種法益之侵害，並非單一法益之侵害，則是否可以仿照95年7月1日廢除前連續犯之設計，立法規定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使法官得裁量是否加重其刑，以資符合罪刑相當原則，而非僅能從一重罪處斷。
七、關於累犯
㈠、本案情形被告黃永增前因妨害性自主之罪，經國防部北部地方軍事法院，以96年度訴字第86號案件，判處有期徒刑7年2月；復經國防部高等軍事法院，以96年度上訴字第62號案件，而為上訴駁回之判決；又經國防部最高軍事法院，以97年度軍上字第10號案件，而為上訴駁回之判決確定，並於104年4月5日因縮短刑期而執行完畢。
㈡、立法問題被告之品行，乃量刑考量情狀之一。法官在量刑時，對於素行不良者，依刑法第57條第6 款之規定，自然有所斟酌，是為道德上之自然加重；刑法再有累犯之設，不過立法者強迫司法者「應」加重其刑而已，是為法律上之強迫加重。然則，被告就其前次犯罪行為已受有期徒刑之執行，其責任已經抵償，若再將其前次犯罪行為納入本次犯罪行為而一併評價，再予加重其刑，就其所加重部分，實係將前次已受責任抵償之行為再次非難，顯然違背雙重處罰禁止原則，將使被告受到不平等之待遇。因此，累犯之制度是否違背憲法平等原則，已堪質疑。何況，出獄而再犯，可見監獄教化不彰，監獄教化不彰而怪罪被告，反而以不利益加之其身，又豈合國民主權之原理？申言之，司法者自會考量加重，立法者之強迫加重，並無必要。德國刑法於1986年廢除累犯之規定，其故在此，值得立法者深思。何況，若被告素行不良，法院在量刑時，本會一併斟酌加重其刑，惟因累犯規定係必加其刑，並非得加其刑，法院不得不仔細閱讀其前科表，以資判斷；而被告之檢方及院方前科表，常有數十張之多，法官常需耗費不少時間，始能得出其係為累犯之結論，事實上，其為累犯與否，在量刑上影響微小，只因法律規定不當而消耗法官之精神，浪費法官之精力，造成法官之疲憊，間接影響當事人之權益，尤其值得立法者深思！
㈢、大法官解釋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業於108年2月22日公布釋字第775 號解釋解稱：「刑法第47條第1 項有關累犯加重本刑部分之規定，雖不生違反憲法一行為不二罰原則之問題，惟其不分情節，基於累犯者有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等立法理由，一律加重最低本刑，於不符合刑法第59條所定要件之情形下，致生行為人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之個案，其人身自由因此遭受過苛之侵害部分，對人民受憲法第8 條保障之人身自由所為限制，不符憲法罪刑相當性原則，抵觸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又稱：「於此範圍內，有關機關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2年內（108年2 月22日），依本解釋意旨修正之。於修正前，為避免發生上述罪刑不相當之情形，法院就該個案應依本解釋意旨，裁量是否加重最低本刑。」申言之，刑法第47條第1 項規定之「應」加重最低本刑，於修法完成前，應暫時調整為由法院「得」加重最低本刑。易言之，在大法官解釋之後，本條修正之前，其立法強迫加重之規定，已經設成司法裁量加重之規定。因此，法院於量刑裁量時，即應具體審酌前案（故意或過失）徒刑之執行完畢情形（有無入監執行完畢、是否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而視為執行完畢）、5年以內（5年之初期、中期、末期）、再犯後罪之性質（是否同一罪質、重罪或輕罪）等，綜合判斷累犯個案有無因加重本刑，致生行為人所受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之情形。
㈣、本案情形
１、侵占遺失罪部分按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受徒刑之執行完畢，或一部之執行而赦免後，五年以內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為累犯，加重本刑至二分之一。」經查：被告所犯侵占遺失物罪，屬於專科罰金之罪，並非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自不構成累犯。
２、其他罪名部分被告具有前述有期徒刑而執行完畢之情形，有台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存卷可考。其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5 年以內，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各罪，為累犯，然本院在刑罰裁量時，依刑法第57條第6款之規定，對其前科內容，自然有所斟酌，是為道德上之自然加重，本無須為法律上之強迫加重。何況被告前所犯者與本案罪質並不相同，尚難遽認其具有特別惡性或對刑罰反應力薄弱，爰參諸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之意旨，本院僅宣告其為累犯，惟裁量不予加重其刑。
八、數罪併罰被告所犯侵占遺失物罪及2 次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均係分別起意，應予分論併罰。其次，法官在個案量刑時，其所宣告之刑係罪刑相當之量刑結果，惟刑法第51條數罪併罰之制度，卻規定應定執行刑，此項立法使得法官原本宣告其與責任相當之刑罰，遭到打折。因此，除有期徒刑之併罰之外，此項規定自以刪除為妥，立法應注意及之。
㈠、就死刑及無期徒刑而言就死刑及無期徒刑而言，依刑法第51條第1 款至第4 款之規定，宣告多數死刑者，執行其一；宣告之最重刑為死刑者，不執行他刑；宣告多數無期徒刑者，執行其一；宣告之最重刑為無期徒刑者，不執行他刑。此種情形，乃性質上無法併為執行之故。然則，性質上無法併為執行部分，執行檢察官事實上不予執行即可，原不必在立法上明文免其執行之義務；否則，將置法院之宣告刑於何地？亦即法院之宣告刑又有何意義？申言之，法院宣告死刑或無期徒刑者，必因其罪責深重，法院宣告多數死刑或無期徒刑者，必因其罪責更為深重；若實際無法執行，也是無可奈何；惟在法律上規定只能執行其一，等於免除其他部分之罪刑，對被害人而言，真是情何以堪？如此，此項立法又有何意義？
㈡、就有期徒刑而言，
１、就報應之刑罰理論觀之依刑法第51條第5 款之規定，「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期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刑期」，亦即在定其執行刑時，將減去若干徒刑。此項立法使得法官原本宣告其與責任相當之刑罰，遭到打折，如何謂之符合正義之制度？觀之同條第九款，從刑之沒收既得併執行之，何以主刑之徒刑、拘役或罰金必須打折執行？何況，在重罪之定執行刑，其所減去之刑將以年計，如何謂之符合公平正義之原則？尤有進者，若二個以上之重罪，均宣告法定最低刑，則定執行結果，將低於法定刑，不合立法最低刑之要求，根本不合立法上之罪刑相當原則。
２、就個別預防之刑罰理論觀之依教育刑之「同時教化原則」觀之，有期徒刑之定執行即有其必要性。所謂個別預防，即監獄之執行係報應理論之責任抵償，被告在執行中，經由自己之悔罪與監獄之教化，得以再社會化，而回歸社會。為此而有行刑累進處遇（例如善時制）及假釋之規定。茲以被告犯殺人罪及強盜罪為例，若其殺人罪經宣告有期徒刑十年，強盜罪經宣告有期徒刑五年；在理論上，十年使其殺人行為罪刑相當，五年使其強盜行為罪相當。惟在實際上，既要同時執行，當被告在悔罪時，係同時就殺人罪及強盜罪而為之，而監獄在教化時，亦同時就殺人罪及強盜罪而為之，亦即被告之同時悛悔加之監獄之同時教化，共同促成被告之再社會化。因此，就有期徒刑而言，定其執行刑即有刑罰理論之根據。以往，司法實務基於罪刑相當之觀點，習慣上僅減少一點刑期，未曾減得太多。在95年7 月1 日連續犯刪除後，因數罪宣告刑之總和往往數十年乃至百餘年，法官不得不在定執行時，予以刪減調和，此時會減少很多。其最終量刑結果，在連續犯刪除之前後，相差不大。
㈢、就拘役而言所謂拘役，顧名思義，是指抓來勞役，屬於強制工作，具有保安處分之性質，是故監獄行刑法第2 條第2 項規定「處拘役者應與處徒刑者分別監禁」。在刑罰種類中，拘役一項並無教化功能，乃不具實益之刑罰種類，立法上以廢除為宜，以資符合自由刑單一化之要求；6 月以下之短期自由刑，既難有教化作用，又易使受刑人感染惡習，除非被告有受其執行之特殊必要，否則尚無宣告之必要；如其宣告，應以緩刑或易科罰金而調和之，何況是拘役！因此，若要留存拘役，亦以改為保安處分為宜。然則，我國立法上不但保留拘役，而且比照有期徒刑之規定，應定執行刑，實無必要。觀之94年2 月2 日修正公布而於95年7 月1 日施行之刑法，其51條第10款增但書「應執行者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與拘役者，不執行拘役」，可見立法者業已明白有期徒刑與拘役之不同，已經執行一定期間之有期徒刑者，即無執行拘役之必要。
㈣、就罰金而言罰金雖為列為主刑之一，惟其本質類似行政罰鍰，又不發生監獄教化之問題，併為執行即可，原無定其執行刑之必要。然則，我國立法卻比照有期徒刑之規定，應定其執行刑，實無必要。
九、沒收修正
㈠、適用新法被告行為後，刑法關於沒收之規定，業於104 年12月30日修正公布，並自105 年7月1日起施。其中之第2條第2項修正為：「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考其立法理由略謂：「本次沒收修正經參考外國立法例，以切合沒收之法律本質，認沒收為本法所定刑罰及保安處分以外之法律效果，具有獨立性，而非刑罰（從刑），為明確規範修法後有關沒收之法律適用，爰明定適用裁判時法。」因此，關於沒收之法律適用，尚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於新法施行後，應一律適用新法之相關規定。
㈡、後法優於前法因本次刑法修正將沒收列為專章，具有獨立之法律效果，為使其他法律有關沒收原則上仍適用刑法沒收規定，故刑法第11條修正為「本法總則於其他法律有刑罰、保安處分或沒收之規定者，亦適用之。但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不在此限」，亦即有關本次刑法修正後與其他法律間之適用關係，依此次增訂中華民國刑法施行法第10條之3第2項「施行日前之其他法律關於沒收、追徵、追繳、抵償之規定，不再適用」之規定，就沒收適用之法律競合，明白揭示「後法優於前法」之原則，優先適用刑法。至於沒收施行後，其他法律另有特別規定者，仍維持「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原則（本條之修正立法理由參照）。
㈢、擴大沒收範圍再參酌本次刑法修正，關於「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之沒收，增訂第38條第4 項規定，「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關於「犯罪所得」之沒收，則新增第38條之1：「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第1項）。犯罪行為人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因下列情形之一取得犯罪所得者，亦同：一、明知他人違法行為而取得。二、因他人違法行為而無償或以顯不相當之對價取得。三、犯罪行為人為他人實行違法行為，他人因而取得（第2 項）。前二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第3 項）。第一項及第二項之犯罪所得，包括違法行為所得、其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及其孳息（第4 項）。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第5 項）。」除擴大沒收之主體範圍（除沒收犯罪行為人取得之犯罪所得外，第三人若非出於善意之情形取得犯罪所得者，亦均得沒收之）外，亦明定犯罪所得之範圍（不限於司法院院字第2140號解釋，犯罪所得之物，係指因犯罪「直接」取得者，而擴及於「其變得之物、財產上利益及其孳息」；另參酌本條立法理由略謂：「依實務多數見解，基於徹底剝奪犯罪所得，以根絕犯罪誘因之意旨，不問成本、利潤，均應沒收」等旨，故犯罪所得亦包括成本在內），並於犯罪所得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以「追徵價額」替代之。
㈣、沒收比例原則另為符合比例原則，兼顧訴訟經濟，並考量義務沒收對於被沒收人之最低限度生活之影響，增訂第38條之2第2項之過苛調節條款，於宣告第38條、第38條之1 之沒收或追徵在個案運用「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刑法第38條之2 乃規定為：「前條犯罪所得及追徵之範圍與價額，認定顯有困難時，得以估算認定之；第38條之追徵，亦同（第1 項）。宣告前二條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第2 項）。」
㈤、併合執行本次刑法修正將沒收列為專章，具獨立之法律效果，已如前述，故宣告多數沒收情形，並非數罪併罰，乃配合刪除第51條第9 款，而增訂第40條之2第1項「宣告多數沒收者，併執行之」規定。
肆、違憲審查
一、憲法原則
㈠、人性尊嚴原則其次，德國基本法第一條第一項規定：「人性尊嚴不可侵犯。尊重及保護人性尊嚴，乃所有國家權力機構之義務。」依據國民主權原理，國民是國家主人，其人性尊嚴不可侵犯。在法律限度內，所有人類應有之尊嚴，皆應受到尊重，不得排斥或輕視之。尊重及保護其人性尊嚴，實係行政、立法、司法機關之義務，並非其等機關之裁量權。就刑事立法而言，若無法益侵害或法益危險之行為而予以犯罪化，或較輕責任之行為而賦予重刑罰之處罰，即是違背人性尊嚴原則，而為違憲之立法。申言之，不應犯罪化而予以犯罪化，不應重刑化而賦予重刑罰，即是違背人性尊嚴原則。一言以蔽之，前者乃不應罰而罰之，後者乃不應重而重之，使得國民受到不應處罰之處罰，或是受到過重之處罰，皆是不合人性尊嚴原則。
㈡、比例原則按一般認為比例原則之內涵，係適當性原則、必要性原則及比例性原則三項。事實上，比例原則可分為二層次，其一須「適當」，其次須「相當」。就刑法而言，所謂適當，是指其犯罪化而處以刑罰為適當。所謂相當即不過量，所謂不過量乃指侵害最小，是指犯罪化後所賦予之刑罰種類為相當，為不過量，為侵害最小。因此，若要簡而言之，比例原則之必要性原則及比例性原則，可以合而為一，姑且名之曰相當性原則。若其犯罪化而犯以刑罰之立法並不適當，即是不合適當性原則，進而違背比例原則。若其犯罪化之立法適當，而其刑罰種類之賦予並不相當，即是不合相當性原則，進而無論其為過重或過輕，皆是違背比例原則之立法。申言之，罪得其刑，而刑當其罪，始得謂之符合比例原則。
㈢、法益原則據比例原則中之適當性原則之要求，國家刑罰權之行使，應限於必要之干預；能以其他手段而達成目的時，則應放棄刑罰。此謂之刑罰之「最後手段性」，亦即刑罰謙抑原則之表現。欲知其犯罪化之立法是否合乎適當性原則適當，必須求諸於法益原則。因此，比例原則中之「適當性原則」，可以導出刑事立法上之「法益原則」。申言之，刑事立法上之「法益原則」要求任何行為要加以犯罪化，必因其法益受到侵害或危險。蓋刑事立法之核心，在於其所保護之法益。刑法之任務，在於法益之保護。無法益保護，無刑法可言；亦即無法益受到侵害或危險，則無施以刑罰之必要。行為如未造成「法益侵害」或「法益危險」，則無將之犯罪化之必要。
在法益侵害，為「實害犯」；在法益危險，為「危險犯」。再者，法益本身依其價值評價之強度，而呈現法益位階。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五者，按其順序，而高低位階化。生命法益最高，其次身體法益，其次自由法益，其次名譽法益，而財產法益最低。此五種傳統法益，稱之為「個人法益」。在個人法益以外之法益，即「超個人法益」或「一般法益」、「團體法益」、「整體法益」，亦必須其與個人法益具有關連性者，始得為刑法所保護之一般法益。所謂危險犯，亦即行為人之行為造成法益危險，尚未至法益侵害，亦立法予以犯罪化。以最高位階之生命法益言之，刑法之有預備殺人罪、預備放火罪、預備強盜罪、預備擄人勒贖罪，均因其行為已造成生命法益之危險；否則，各該罪即無設預備犯之必要。如係單純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法益危險行為，則未曾設預備犯而加以犯罪化。
㈣、罪刑相當原則在犯罪化之立法之後，其刑罰種類之賦予是否合乎行為之罪責，亦即是否罪刑相當，乃刑罰相當性之問題。申言之，欲知其犯罪化之立法是否合乎適當性原則適當，必須求於罪刑相當原則。因此，比例原則中之「適當性原則」，可以導出刑事立法上之「罪刑相當原則」。如前所述，就刑法而言，所謂相當即不過量，所謂不過量乃指侵害最小，是指犯罪化後所賦予之刑罰種類為相當，為不過量，為侵害最小。因此，法定刑之刑罰種類及自由刑之刑度輕重，必須與其行為責任之輕重相當，亦即在具有相當性時，始得為該種刑罰之賦予或該級刑度之訂定。如此，其刑罰之賦予始為合乎「罪責原則」，使其罪責與刑罰得以相適應而具有相當性，亦即立法上之「罪刑相當原則」。若其犯罪化之立法適當，而其刑罰種類之賦予並不相當，即是違背「罪刑相當原則」，自然不合相當性原則，進而無論其為過重或過輕，皆是違背比例原則之立法。
二、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㈠、罪之審查經查：偽造私文書進而行使之罪，並非侵害個人法益之罪名。傳統法益論者認為偽造私文書進而行使，一如偽造及變造私文書之各罪，均係為侵害社會法益；惟新法益論者認為國家法益及社會法益均抽象而難以理解，故依一般法益之觀點加以審查，以察其與個人法益有何關連性，通常認為國家法益與社會法益係許多個人法益之組合，或稱個人法益之量化。因為量化，故在立法上，由實害犯擴張至危險犯。申言之，基於整體法益之考量，刑法之防衛線由生命法益之危險犯，擴張至身體、自由、名譽及財產法益之危險犯。因此，所有傳統國家法益及社會法益之犯罪，依個人法益之觀點，皆為危險犯。例如刑法第168條規定：「於執行審判職務之公署審判時或於檢察官偵查時，證人、鑑定人、通譯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供前或供後具結，而為虛偽陳述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蓋法官係民事、刑事及行政案件之審判主體，而檢察官係刑事案件之偵查主體。刑事案件之偵查及審判，關係他人之生命、身體、自由、名譽及財產法益。其中，若是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證人之作證、鑑定人之鑑定及通譯之通譯內容，足以左右判決之結果，既足以影響司法權之公信力，亦足以影響他人之生命、身體、自由、名譽及財產法益，屬於生命、身體、自由、名譽及財產法益之危險犯，並非實害犯。因此，如前所述，在整體法益之考量，刑法之防衛線由生命法益之危險犯，擴張至身體、自由、名譽及財產法益之危險犯。申言之，此一犯罪類型屬於刑罰之前置化立法，自有其立法理由，符合人性尊嚴原則，亦符合比例原則之適當性原則，更不違背法益原則，屬於合憲之立法，本院予以尊重。然則，在單純偽造或變造文書，不過危險犯之預備行為，並不足以對個人法益造成任何侵害，亦即單純偽造或變造之行為並無法益危險存在。例如偽造之公文書或私文書如不行使，尚不足以造成任何法益侵害。因此，單純偽造或變造文書之行為，而予以犯罪化，欠缺合理性，並不足取，是以偽造私文書罪並無犯罪化之必要。其次，偽造或變造私文書之後進而行使之行為，特別在公文書，或認可能造成侵害他人之生命、身體、自由、名譽或財產之危險，亦為危險犯。如前所述，因為量化，故在立法上，由實害犯擴張至危險犯。將「行使」偽造文書之行為犯罪化，其立法尚可接受。
㈡、刑之審查本院既認單純偽造或變造而未「行使」之行為，其犯罪化之立法不合比例原則，違背法益原則，並非合憲，則無論其刑罰種類如何，皆不得謂符合罪刑相當原則。然則，若偽造及變造文書進而「行使」之行為，其犯罪化之立法既不違憲，而其各罪之法定刑皆為有期徒刑，屬於一定期間之自由刑剝奪，符合人性尊嚴原則，亦符合比例原則之必要性原則及比例性原則，更不違背罪刑相當原則，屬於合憲之立法，本院依然予以尊重。其次，由於時空背景不同，民國24年施行之現行刑法，其33 條 將有期徒刑之上限定為15年，係以當時「人生平均年齡不過四十一、二齡」為其立法理由；刑法各罪名之有期徒刑上下限，刑法各該侵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或財產罪之刑度安排，亦均以此為其立法理由。然則，80餘年後之今日已然不同，平均人壽大約80歲左右，已近立法當時1倍；而目前更由當時之農業社會進展至電腦科技時代，惟刑法並未配合修正刑度，歷年來只知制訂並修正罰金罰鍰提高標準條例，不知制訂「有期徒刑提高標準條例」，造成司法實務普遍性重罪輕判之必然結果。例如在偽造文書、一般詐欺取財罪及一般竊盜罪，無論被告觸犯幾件，在修正前之連續犯加重結果，刑度止於7年半，豈是合理？如此，造成法官無從為罪刑相當之量刑。因此，本院認為可以考慮制訂「有期徒刑提高標準條例」，加倍提高刑法分則各罪有期徒刑之上下限，若財產犯罪得提高刑度1倍，與日本刑法竊盜罪相同，為10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官才有妥適之量刑空間。
三、詐欺取財之罪
㈠、罪之審查詐欺取財行為，係侵害他人之財產法益，屬於財產法益之實害犯。其立法加以犯罪化，自有其必要，符合比例原則、法益原則，並不違背人性尊嚴原則，應為合憲之立法。然則，財產犯罪而無暴力行為時，是否必須列為公訴罪（非告訴乃論之罪固包括自訴罪，惟自訴者少之又少），非無商榷之餘地。其次，增訂之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之加重詐欺取財罪，係規定：「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乃因詐騙集團橫行台灣十年所為增訂之立法，自有其必要，符合比例原則、法益原則，並不違背人性尊嚴原則，應為合憲之立法。
㈡、刑之審查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乃詐欺取財各罪之基本罪，其法定刑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1000元以下罰金。增訂之刑法第339條之2之特別詐欺取財罪，其法定刑為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以上罰金。增訂之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之加重詐欺取財罪，其法定刑為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百萬元以下罰金。以上均符合立法上之罪刑相當原則，自不違背比例原則，而且其最高刑度止於一定期間之自由刑，亦不違背人性尊嚴原則，應為合憲之立法。然則，由於時空背景不同，民國24年施行之現行刑法，其33條將有期徒刑之上限定為15年，係以當時「人生平均年齡不過四十一、二齡」為其立法理由；刑法各罪名之有期徒刑上下限，刑法各該侵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或財產罪之刑度安排，亦均以此為其立法理由。然則，80餘年後之今日已然不同，平均人壽將近80歲，已近立法當時1倍；而目前更由當時之農業社會進展至電腦網路之科技時代，惟刑法並未配合修正刑度，歷年來只知制訂並修正罰金罰鍰提高標準條例，不知制訂「有期徒刑提高標準條例」，造成司法實務普遍性重罪輕判之必然結果。例如在竊盜及詐欺取財罪，無論被告觸犯幾件，在有連續犯規定之年代，以一罪論而加重其刑至2分之1結果，刑度止於7年半，豈是合理？如此，造成法官無從為罪刑相當之量刑。在95年7月1日廢除連續犯之後，在單一犯罪，其量刑至最高度之情況，根本不可能；而在數罪併罰之情形，法官可以選擇最後執行刑之刑度，總算可以調和前此之不合理。然則，本院仍認為可以考慮制訂「有期徒刑提高標準條例」，加倍提高刑法分則各罪有期徒刑之上下限，使每罪都能罪刑相當，才是根本之計；例如若財產犯罪得提高刑度一倍，與日本刑法之竊盜罪相同，為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官才有妥適之量刑空間。何況，詐騙集團橫行臺灣已有十年，立法所加重其刑只有一年以上七年以下，猶有不足，立法者實應注意及之。
伍、刑罰裁量
一、罪刑相當原則
㈠、自刑罰理論觀之就刑罰之報應理論言之，刑罰係以其具有痛苦性之本質，來均衡具有不法本質之犯罪，藉以衡平行為人之罪責，使行為人得因責任抵償而贖罪，而社會正義得以實現義，是故強調「刑罰之輕重應與罪責之輕重成比例」，是為司法上之罪刑相當原則。其報應之內容即為自由之剝奪，亦即有期徒刑之相加，而監獄即為執行報應之場所。再就特別預防理論言之，受刑人之犯罪係社會化過程之障礙，應使其在監執行，以接受再教育而求其再社會化。復就一般預防理論觀之，以對受刑人之施以刑罰，作為威嚇他人之手段，不過刑罰之附帶作用，並非其主要目的。關於刑罰之目的，通常採取綜合理論，各國皆然；既有報應罪責，又有預防再犯，並有嚇阻他人犯罪之功能；惟報應理論所強調之「刑罰之輕重應與罪責之輕重成比例」，仍為刑罰裁量之基本原則；在死刑及真正無期徒刑，惟有在侵害生命法益之犯罪，單純依報應理論，其罪責已夠深重，不期待其再社會化時，始得於審判上宣告之；在死刑，更必須於「求其生而不得」時，始得為之；被告縱然侵害他人之生命法益，如求其生而可得時，亦不得宣告死刑，蓋死刑既稱之為極刑，如非極度之罪責，自不必處以極度之死刑。目前，我國係採取無期徒刑得適用假釋之制度，執行十五年後，即有假釋之機會，本質上類似長期徒刑，並非真正無期徒刑。若被告接受自由刑之執行，以進行責任抵償，而在執行時能因己身之悛悔加之監獄之教化，仍有再社會化之可能，並無永久隔離於社會之必要，即不適合量處無期徒刑。
㈡、自憲法原則觀之依據前述人性尊嚴原則，「人性尊嚴不可侵犯。尊重及保護人性尊嚴，乃所有國家權力機構之義務。」在法律限度內，所有人類應有之尊嚴，皆應受到尊重，不得排斥或輕視之。尊重及保護其人性尊嚴，實係行政、立法、司法機關之義務，並非其等機關之裁量權，已如前述。在被告之行為責任確定後，其刑罰種類之賦予或自由刑之量定，均應相當而不可過量，否則即是違背比例原則中之相當性原則，自然不合司法上之「罪刑相當原則」。因此，刑事司法上之「罪刑相當原則」要求法官在量刑時，應依法益之位階，重所當重，輕所當輕，必使罪得其刑而刑當其罪；不得重罪而輕判，或輕罪而重判；期使責任與刑罰得以相適應，而具有相當性。申言之，重犯罪賦予重刑罰，輕犯罪賦予輕刑罰，當重則重，當輕則輕，不應重其輕，亦不應輕其重，始得謂之符合罪刑相當原則。地藏十輪經（第三卷）云：「若犯重罪，應重治罰；若犯中罪，應中治罰；若犯輕罪，應輕治罰；令其慚愧，懺悔所犯。」其此之謂也！
二、刑罰裁量
㈠、主刑裁量按刑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為科刑輕重之標準：一、犯罪之動機、目的。二、犯罪時所受之刺激。三、犯罪之手段。四、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五、犯罪行為人之品行。六、犯罪行為人之智識程度。七、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八、犯罪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九、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十、犯罪後之態度。」為此，本院基於被告之責任：１、審酌被告之品行、生活狀況、智識程度、犯罪之動機、目的、犯罪所生之危害、犯後之態度等一切情狀之後，
２、再斟酌拘役並無教化功能，乃不具實益之刑罰種類，立法上以廢除為宜，以資符合自由刑單一化之要求；六月以下之短期自由刑，既難有教化作用，又易使受刑人感染惡習，除非被告有受其執行之特殊必要，否則尚無宣告之必要；如其宣告，應以緩刑或易科罰金而調和之；例如搶奪罪之法定刑為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惟有量處6 月有期徒刑，被告才有易科罰金之機會等情；３、復考慮被告是否應施予刑罰並使之入監獄執行，應依刑罰理論及刑事政策而加以考量，斟酌重點在於被告有無執行剝奪其自由，並施以監獄之教化，以使其再社會化之必要性，並非以其是否已經和解而為主要之判斷標準等情；４、復考量被告坦承犯行，其在犯罪後之態度尚佳等情；５、最後衡量刑罰之裁量，應考慮立法之精神。一般而言，立法所賦予之最重刑罰種類，例如殺人罪之死刑或竊盜罪之有期徒刑5年，乃準備給予未來此類型犯罪人之中之責任最高者使用；惟此種責任最高之情況，百不及一，並非常見；一般此類之犯罪，依統計學之數字，其分布類似金字塔型，責任輕者多，而責任重者少，是以在量刑統計上，低度量刑之情形甚為普遍。因此，就自由刑而言，除非是重大案件，否則，在一般案件，中度量刑已屬重判。就竊盜而言，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之中度量刑為2年6月。就竊盜之加重其刑而言，在加重之後，處斷刑擴大為7年半以下之有期徒刑，中度量刑變為3年9月。然則，若在非真正之犯罪，或並非重大案件，本院認為在量刑時，即便在加重其刑之情形，仍應以原來5年以下有期徒刑作為基準，加重部分僅在量定其刑時選擇適當之加重刑度即可，並不必以其7年6月之處斷刑作為量刑之基準。申言之，就5年以下有期徒刑而言，5至4年為「高高度刑」，4至3年為「高度刑」，3年至2年為「中度刑」，2年至1年為「中低度刑」，1年以下為「低度刑」。就3年以下有期徒刑而言，3至2年半為「高高度刑」，2年半至2年為「高中度刑」，2年至1年半為「中高度刑」，1年半至1年為「中低度刑」，1年至6月為「低高度刑」；6月以下為「低低度刑」。
㈡、裁量結果本院綜合上情，認為本案就行為人之罪責而言，在量定其刑之際，適合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足以使其罪刑相當，並使其量刑趨近合理化，爰宣告之，並分別諭知易服勞役及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再就有期徒刑部分定其執行刑，以期待被告之能知自新。
陸、沒收裁量
一、犯罪所得
㈠、法律規定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宣告前二條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第5項、第38條之2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㈡、本案情形
１、SIM卡經查：未扣案之0000000000門號及0000000000門號之SIM卡各1枚，雖為被告之犯罪所得，然未據扣案，且是否存在尚有未明，而SIM卡僅係電信公司提供各項電信服務之媒介載體，本身價值不高，本案既經報警後衡情應已斷訊停用而失去功用，客觀財產價值實屬低微，倘予沒收或追徵，除另使刑事執行程序開啟之外，對於被告犯罪行為之不法、罪責評價並無影響，對於沒收制度所欲達成或附隨之社會防衛亦無任何助益，顯然欠缺刑法上重要性，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均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
２、其餘物品至被告侵佔所得之楊繼彰之身份證及健保卡各1張，均已由被害人楊繼彰領回，此有遺失物認領保管單1紙在卷可考，揆諸前揭規定，被告之犯罪所得因已實際發還被害人，自無庸再行宣告沒收或追徵。
二、署押
㈠、法律見解按偽造他人之印文及署押，雖為偽造私文書行為之一部，不另論以刑法第217條第1項之罪，但所偽造之此項印文、署押，則應依同法第219條予以沒收（最高法院47年台上字第883號判例意旨可資參照）。又刑法第219 條規定，偽造之印章、印文或署押，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係採義務沒收主義，凡偽造之印章、印文或署押，不論是否屬於犯人所有，苟不能證明業已滅失，均應依法宣告沒收（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1310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㈡、本案情形經查：被告偽造之0000000000門號及0000000000門號之行動寬頻業務服務申請書，雖均屬偽造之私文書，惟業經被告提出行使並寄交予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則該等文書已非屬被告所有，本院無從宣告沒收；惟被告於上開申請書偽造之「楊繼彰」署名共5枚，均係偽造之署押，不問屬於被告所有與否，均應依刑法第219條之規定沒收之。
柒、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戶籍法第75條第3項後段，刑法第11條、第337條、第216條、第210條、第220條第2項、第339條第1項、第47條第1項、第55條、第42條第3項前段、第41條第1項前段、第219條、第51條第5款，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唐道發提起公訴，檢察官李彥霖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5 月 29 日
刑事第四庭法 官 陳 志 祥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並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6 月 1 日
書 記 官 劉 珍 珍附錄：
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
刑法第220條：
在紙上或物品上之文字、符號、圖畫、照像，依習慣或特約，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關於本章及本章以外各罪，以文書論。
錄音、錄影或電磁紀錄，藉機器或電腦之處理所顯示之聲音、影像或符號，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亦同。
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戶籍法第75條第1項：
意圖供冒用身分使用，而偽造、變造國民身分證，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行使前項偽造、變造之國民身分證者，亦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