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95年度易字第1785號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甲○○
2樓選任辯護人 黃東璧律師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95年度偵字第1421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甲○○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甲○○與王文風（另經檢察官通緝中）明知渠等財務陷於困窘，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共同基於詐欺之犯意，自民國94年2 月初起，陸續到告訴人乙○○開設位於高雄縣大樹鄉之羊肉店約4 、5 次，向告訴人佯稱：準備要開工廠，需要6 萬元周轉付材料費，惟因信用破產沒有支票，欲借用支票持以向他人調借現金等語，起初告訴人尚有所猶豫，惟王文風與被告一再請託，復佯以帶同告訴人至渠等所經營之林園工廠，履勘汽車零件加工業務，藉以取信告訴人，使告訴人不疑有他，陷於錯誤，遂於94年3 月底，出借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北鳳山分行、票號為EY0000000號之空白支票1 張，雙方約定由王文風自行填寫94年6 月20日之發票日及6 萬元之金額，且於支票到期日前，渠等須將
6 萬元存入戶頭，以免跳票。嗣於同年4 月間某日，王文風復撥打電話向告訴人佯稱上開支票金額欲填入175,900 元，並承諾屆期將如數存入帳戶內以供提領，王文風及被告即以此方式而詐欺財產上不法之利益。然王文風與被告於取得上開支票後，於94年6 月20日後之某日，即由王文風佯以在上開支票背書轉讓之形式，交予被告，由被告於94年6 月20日持往華南銀行小港分行提示，惟因存款不足遭退票，再推由被告於94年12月13日及同年月23日，帶同2 名姓名年籍不詳之人士到告訴人所經營之上開羊肉店，要求其支付該系爭支票票款175,900 元，告訴人始知上情等情。因認被告係犯刑法第339條第2 項之詐欺得利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 項及第301 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而刑事訴訟法上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積極證據，係指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之積極證據而言，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30年度上字第816 號、
29 年 度上字第3105號、40年度台上字第86號及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參照）。
三、證據能力部分：本判決所引用之證據資料（詳後引證據），其中傳聞證據部分，縱無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 至第159 條之4 或其他規定之傳聞證據例外情形，亦因被告、檢察官及辯護人或同意可作為證據使用，或未聲明異議，依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
5 第1 項、第2 項之規定，本院審酌該證據作成之情況，認為適當，應得為證據。
四、公訴人認被告涉犯詐欺得利罪嫌，無非係以被告與王文風明知經濟已陷絕境，竟佯以需給付材料款為由，共同向告訴人借票調現，而詐得財產上之不法利益。嗣王文風不僅未如期將款項存入告訴人支票帳戶內，且將該支票背書轉讓予被告，由被告持向銀行提示未果後，轉向告訴人要求兌現支票等情，已據告訴人、證人謝其詮及陳伊珊證陳明確，資為論罪依據。訊據被告堅決否認有何詐欺得利犯行，辯稱：伊未與王文風共同向告訴人借票，係王文風積欠其款項後，將該支票交予伊抵債，故才持票向告訴人要錢等語。經查：
㈠告訴人於94年3 月底某日，委由其妻陳伊珊在付款人為中國
信託商業銀行北鳳山分行，票號為EY0000000 號之空白支票上蓋用印章後，乃將該支票借予王文風，並授權王文風於該空白支票上填載發票日、支票金額。嗣王文風於上開支票上填載發票日為94年6 月20日、支票金額為175,900 元後不久，即將該支票背書轉讓予被告，由被告於94年6 月22日持向銀行提示付款，因存款不足而退票之事實，業據告訴人、證人陳伊珊於偵查中證明確【詳95年度他字第376 號偵查卷（下稱他字卷）第12頁至第13頁、95年度偵字第14216 號偵查卷（下稱偵查卷）第32頁第19行第23行】，並有支票及退票理由單為證（詳他字卷第4 頁），且為被告列為不爭執之事項（詳本院卷第27頁第11行以下）。是此部分之事實，應堪認定。
㈡關於票據交付之經過，告訴人已於偵查中證陳：係王文風與
被告一起來向其借票，借票時，被告均在場，並認同王文風之講法等語（詳偵字卷第11頁第1 行至第3 行）。固核與證人陳伊珊於偵查中證陳：被告與王文風一起來借票，借票之事，被告均知情等語（詳偵字卷第32頁倒數第10行至倒數第
9 行）；證人謝其詮於偵查中證述：該支票係王文風與被告向告訴人借得等語（詳偵字卷第57頁第13行至第14行）相符。惟本件係由被告、王文風共同向告訴人借票；或係由王文風向告訴人借票，當時被告僅單純陪同王文風在場，攸關被告是否成立詐欺得利犯行，實有審究之必要。因告訴人、證人陳伊珊復於偵查中均證陳：均係由王文風開口借票等語（詳偵查卷第10頁倒數第2 行）。且證人丙○○亦於本院審理中證稱：借票後翌日，王文風表示昨晚向告訴人借票，當時與被告一起前往；本件是以王文風名義借票，被告僅係在場等語（詳本院卷第44頁倒數第14行以下、第48頁第3 行至第
6 行）。是被告雖與王文風一同前往告訴人處，但期間均由王文風開口向告訴人借票，則在被告未明示表示與王文風共同借票下，自難僅以被告在場聽聞，瞭解借票之事，但未為反對之表示，即推認被告有共同借票之意思。因此，告訴人、證人陳伊珊以被告陪同王文風前來借票，應瞭解借票之事，且認同王文風之講法，即認被告係與王文風共同借票，尚嫌速斷。再者，證人謝其詮於偵查中，就被告與王文風共同借票所為之陳述，係經由王文風轉述而來，充其量僅能證明王文風曾為如此陳述，但不能證明被告係與王文風共同向告訴借票，無法為被告不利之認定。此外，被告與王文風係公司合夥者，亦係男女朋友關係，固據告訴人、證人謝其詮各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證陳明確（詳偵查卷第10頁倒數第3 行以下、本院卷第47頁第15行以下）。惟在被告與王文風關係密切下，2 人經常同進同出，亦非悖於常情，尚難僅因被告與王文風一起前往告訴人營業處，即認被告與王文風有共同向告訴人借票之意思。從而，被告前開所辯，尚非無據，本件並無證據證明前開支票係由被告與王文風共同向告訴人借得。
㈢又本件票據交付之原因，已據告訴人於偵查中證陳：王文風
表示其公司倒了，經濟困難，故向其借票，當時王文風財務狀況不好，伊基於朋友關係，知道王文風需錢周轉，故同意借票，並同意填載票據金額175,900 元等語（詳他字卷第13頁第12行至第25行、偵字卷第10頁倒數第1 行至第11頁第1行）。準此而論，王文風向告訴人借票時，已明確表示其公司倒閉，經濟困難，而告訴人亦明知告訴人財務已陷困境，竟無懼票據屆期無法提示付款時，須負擔票據發票人責任之風險，仍願借票予王文風使用，尚難認王文風對告訴人施用詐術，告訴人亦無陷於錯誤之情事。
㈣綜上，因王文風向告訴人借票當時，告訴人並無陷於錯誤之
情事；且本件亦無證據證明被告有參與共同借票之事實。是在形式上，王文風、被告存有債權債務關係下（詳本院卷第56頁之本票裁定），王文風向告訴人借票後，將支票背書轉讓予具有債權關係之被告，實與交易經驗無違，亦與王文風向告訴人借票週轉之目的相符，尚難認被告有詐欺得利之犯行。從而，檢察官認被告有詐欺得利之犯行，即有誤會。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有檢察官所指之犯行，不能證明被告犯罪，依法應為無罪判決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 條第1 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96 年 1 月 30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明富
法 官 陳宛榆法 官 方百正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
中 華 民 國 96 年 1 月 30 日
書記官 郭素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