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1年度訴緝字第51號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張忠迪指定辯護人 鄭國安律師上列被告因偽造有價證券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86年度偵字第385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張忠迪被訴偽造有價證券部分無罪。
其餘被訴部分免訴。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張忠迪平日以「張嘉偉」之名自居，意圖為自已不法之所有，於民國85年3 月間某日，在被害人張尹瀞（原名張淑美）位於前高雄縣鳳山市（現改制為高雄市鳳山區，以下均稱改制後之地名）國光里國光路91巷2 弄4之4 號（起訴書誤載為國光路92弄44號）住處，向被害人佯稱欲調借紙每紙新臺幣（下同）2 萬元之支票2 紙週轉，竟趁被害人接聽電話，支票未及簽填時，竊取其桌上之空白支票1 本（計有支票號碼FA0000000 號至FA0000000 號、FA0000000 號至FA0000000 號共20紙），及印鑑章1 枚，得手後，未得被害人之同意，乃基於概括之犯意，分別於第FA0000
000 號、FA0000000 號支票上偽填發票日期（85年6 月5 日、85年11月13日）及金額（5 萬元、193,000 元），並盜蓋印鑑於其上後行使，嗣經不知情之持票人黃志堅、吳明娟提示後，始為警查獲等情，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01 條第1 項、第2 項偽造有價證券罪、行使偽造有價證券罪、第320 條第1 項竊盜罪嫌等語。
二、證據能力部分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
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包括證人、鑑定人、告訴人、被害人及共同被告等）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與審判中不符時，其先前之陳述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第1 項、第159 條之2 分別定有明文。是被告以外之人於司法警察（官）調查中所為之陳述，依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第1 項規定，係屬傳聞證據，原則上無證據能力，惟如該陳述與審判中不符時，其先前之陳述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依同法第159 條之2 規定（即刑事訴訟法第15
9 條第1 項所指之「除法律有規定者外」），始例外認為有證據能力。如該陳述與審判中相符時，因該陳述並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2 有關傳聞例外之規定，故不得作為認定本案犯罪事實有無之證據。此時，當以證人於審判中之陳述作為證據。查證人張尹瀞於警詢中之陳述部分，因均屬審判外之陳述，為傳聞證據，依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第1 項之規定，原則上應無證據能力。關於被告究有無於85年3 月間，未經張尹瀞之同意，竊取張尹瀞申請之上開支票，並行使偽造之支票之事實，證人張尹瀞於警詢中之陳述（詳臺南市警卷第1 頁背面第3 至6 行、臺北市警卷第1 頁背面第3至5 行）；核與證人張尹瀞於本院審理時證述：85年3 月份，被告趁其聽電話時，將支票簿及印章騙走等語不符（詳本院101 年訴緝卷第48頁背面倒數第8 行以下）。本院審酌上開證人張尹瀞警詢之陳述，係於案發後以被害人身分前往警局報案，其當時指認被告之記憶較為深刻，且其陳述係出於任意性，並無違法取證之瑕疵，而其當時對於案情敘述受外力、人情干擾程度較低，該筆錄內容亦經其親自閱覽確認無誤後簽名，依其警詢陳述當時之原因、過程、內容及功能等各項外在附隨環境或條件觀察，足認證人張尹瀞於警詢之陳述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被告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依前揭規定，該等陳述自應均具有證據能力。
㈡本判決所引用之其餘證據資料（詳後引證據），其中傳聞證
據部分，縱無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 至第159 條之4 或其他規定之傳聞證據例外情形，亦因被告、辯護人及檢察官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見本院101 年訴緝卷第40頁第14至17行），依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5 第2 項之規定，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之情況，認為適當，均應得為證據。
三、無罪部分（即偽造有價證券部分）㈠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
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
4 條第2 項、第301 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而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再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致無從為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為無罪之判決。且刑事訴訟法第161 條第1 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 號、40年台上字第8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92年台上字第128 號判例意旨參照）。而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300號判例意旨參照）。又「刑法上之偽造有價證券，以無權簽發之人冒用他人名義簽發為要件，如果行為人基於本人之授權，或其他原因有權簽發者，則與無權之偽造行為不同。其授權行為之方式，固不論是書面或口頭，明示或默示為之，均無不可」（最高法院87年台上字第2830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公訴意旨認被告張忠迪涉犯偽造有價證券罪嫌，無非係以被
害人張尹瀞之指述、證人即執票人黃志堅、吳明娟之證述，支票2 張及退票理由單為其主要論據。訊據被告堅決否認有何偽造有價證券之犯行，辯稱：84年底認識被害人後，85年過年前即與被害人發展為男女朋友，並同居於高雄市○○區○○路○○巷○弄4之4號5樓被害人住處，直到85年3、4月份。
因於80年間，信用已不佳，支票亦拒絕往來，所以才帶被害人前往前高雄縣鳳山市農會（99年縣市合併後，更名為高雄市鳳山區農會，下稱鳳山區農會），以被害人名義申設甲存戶頭，係經被害人同意而使用上開支票，並保管空白支票簿及印鑑章，票款亦係其負責，無偽造有價證券之犯行等語。
經查：
⒈被害人張尹瀞以所申設之鳳山區農會支票號碼FA0000000 號
至FA0000000 號、FA0000000 號至FA0000000 號等空白支票20張，於85年3 月29日在高雄市○○區○○路○○巷○ 弄4 之
4 號自宅遺失為由，乃於85年5 月22日填具遺失票據申報書，向鳳山區農會辦理掛失止付。又被告以被害人名義，分別簽發支票號碼FA0000000 號、FA0000000 號（發票日各為85年6 月5 日、85年11月13日，票面金額分別為5 萬元、193,
000 元）之支票，交予吳坤霖、吳燦霖，經輾轉流通，嗣由黃志堅、吳明娟先後於85年6 月25日、85年11月16日提示上開FA0000000 號、FA0000000 號支票，均經鳳山區農會退票之事實，業據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自承在卷（見本院審訴緝字卷第39頁第1 至9 行）。核與證人張尹瀞、吳坤霖、歐明輝、黃至堅、林澤東、吳燦霖於警詢、偵查或本院審理時證述之情節相符（見臺南地檢卷第8 頁背面第4 行以下至第9頁第6 行、臺南市警卷第4 頁倒數第1 行以下至第4 頁背面倒數第2 行、第7 頁倒數第1 行以下至第第7 頁背面第8 行、第8 頁倒數第4 行以下至第8 頁背面第4 行、臺北市警卷第3 頁倒數第2 行以下至第3 頁背面第7 行、第4 頁倒數第
2 行以下至第2 頁背面第11行、第5 頁倒數第2 行以下至第
5 頁背面第5 行）。此外，復有高雄市票據交換所85年11月25日函檢附遺失票據申請書、票號FA0000000 號、FA000000
0 號支票正反面影本、退票理由單、掛失止付票據提示人資料查報表在卷可稽（臺南市警卷第15至17頁、臺北市警卷第
8 至11行）。是此部分事實，足堪認定。⒉上開支票究係如何脫離證人張尹瀞持有之事實，證人張尹瀞
先於85年5 月22日以支票業於85年3 月29日在家中遺失為由，至鳳山區農會掛失止付，有上開遺失票據申請書在卷可稽（見本院101 年訴緝卷第15頁）。嗣證人張尹瀞於警詢時則供稱：被告於85年3 月29日在其住處趁其與友人通電話時，將整本支票簿及印章1 枚竊走等語（臺南市警卷第1 頁背面第3 至6 行、臺北市警卷第1 頁背面第3 至5 行）。復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應該不算是偷竊，正確來說應該是騙等語（見本院101 年訴緝卷第48頁背面倒數第8 行以下）。證人張尹瀞先後證述不一，是否可採，已非無疑。又上開已兌現支票之票款，係何人支付之事實，證人張尹瀞於本院86年8 月
1 日審理時證稱：該本支票只開立1 張，該張票是給被告的，錢是被告匯入，另FA0000000 號、FA0000000 號2 張票據之票款也不是其匯入等語（見本院訴字卷第86頁背面第5 至
8 行）；嗣於本院101 年7 月3 日審理時則改證稱：印象中去農會補票款是自己的錢，被告從來沒有給錢付票款，FA0000000 號、FA0000000 號支票款是不是其匯入，忘記了等語（見本院101 年訴緝卷第49頁背面第7 至20行、第50頁背面
第7至17行）。證人張尹瀞先後之證述亦不一致，是否可採，亦非無疑。
⒊公訴意旨認雖認被告未經證人張尹瀞同意，偽造被害人為發
票人之票號FA0000000 號、FA0000000 號支票。惟本院審酌：證人張尹瀞於本院審理時雖證稱：上開支票簿及印鑑章，均由其保管，並未同意被告簽發上開支票以支付相關款項。被告於85年3 月底至其家中，向其借2 張2 萬元支票，其同意欲開票時，因電話鈴響而接電話，被告即將支票簿及印章拿走，嗣於85年5 月時，被告曾將印章返還，但未返還支票簿等語（見本院101 年訴緝卷第48頁背面第1 至4 行、第10至11行、第50頁倒數第3 行以下、第50頁背面倒數第1 行以下至第51頁第5 行）。惟亦證稱：被告與其談及要從事二手車買賣，要其去申請支票簿使用。不曾陪同被告向二手車車商買車，並當場開票。該本支票只曾簽發FA0000000 號1 張票據，該張票是給被告使用，FA0000000 號、FA0000000 號兩張票並非其簽發，亦不會跳號簽發票據。發現被告拿走支票簿及印章時，沒有馬上聯絡被告，也沒有馬上掛失，農會通知補票款時，即會前往補款等語（本院101 年訴緝卷第48頁背面第8 至9 行、15至17行、第49頁第13至28行、第50頁第15至17行、第51頁背面第1 至17行）。關於被害人向鳳山區農會申請上開支票簿之目的，證人張尹瀞之證述，核與被告所辯相符，足見上開支票係被告欲從事二手車買賣，始請證人張尹瀞至農會申請供其使用之事實，堪以認定。因二手車買賣主要由被告經營，且買賣二手車並非定點交易，如需要使用票據，當係隨身攜帶，確定價額後隨即簽發，如被告需再返回高雄向證人張尹瀞要求簽發，費時費力，因此被告隨身攜帶上開票據談生意，較符合常情。且如證人張尹瀞已同意借票予被告，且準備開票，僅因接電話而延宕開票時間，被告僅需稍微等待證人張尹瀞通話完畢，完成簽發票據行為，應無庸趁證人張尹瀞接電話時，竊取支票及印章，並偽造票據。再參以證人張尹瀞上開鳳山區農會支票之使用情形，證人張尹瀞85年5 月22日申請掛失止付前，已有票號FA0000000 號、FA0000000 號、FA0000000 號等支票，分別於85年4 月5 日、4 月29日、5 月6 日兌現，及FA0000000 號票據於85年4 月26日退票，有上開鳳山區農會交易明細表在卷可稽（見本院訴緝卷第11頁）。衡情，如被告未經證人張尹瀞同意，即將支票竊走，證人張尹瀞應馬上掛失止付，並報警處理。本件證人張尹瀞於85年3 月29日即知悉被告擅自取走支票簿及印章，且上開支票於85年4 月26日已發生退票，證人張尹瀞更可明瞭上開票據有遭偽造使用之風險，仍未掛失止付。反而於85年4 月29日、5 月6 日，各讓上開FA0000
000 號、FA0000000 號等支票兌現。證人張尹瀞如遭被告竊取支票，掛失止付，追究被告責任已有不及，應不至於在明知遭人偽造支票下，仍匯款兌現支票。如證人張尹瀞證述：農會通知補票款時，即會前往補款等語，係屬真實，則適足以佐證該支票應非遭人竊取，否則證人張尹瀞豈會承擔票據責任。況如該支票非證人張尹瀞匯款兌現，被告既持有該支票，則票款應係被告匯款兌現，被告如竊取該支票，本意應係為造支票使用，使證人張尹瀞負擔責任，又豈會匯款讓支票兌現，亦足證該支票應非被告竊取。再依證人張尹瀞所述，被告於5 月初有將印章歸還，但未將支票歸還等語。如被告僅將印章歸還，不返還支票，更顯現不欲歸還之意，更應即時掛失。惟證人張尹瀞竟遲至85年5 月22日始以票據遺失為由，向鳳山區農會為掛失止付，顯與常情不符。因證人張尹瀞證陳：被告係趁其接聽電話時，取走整本支票簿等語。然因該支票簿內部分支票，並無證據證明係遭被告竊取或偽造，已如前述，則整本支票簿是否係被告竊取；該支票簿內FA0000000 號、FA0000000 號之支票，是否遭被告竊取並偽造，均有可疑，尚難為被告不利之認定。
⒋綜上，本件證人張尹瀞本係因被告經營二手車生意之需，向
鳳山區農會申請上開支票簿使用，則被告自己簽發上開票據，是否確未經證人張尹瀞同意，尚屬有疑。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證明被告有上開犯行，不能證明被告此部分犯罪，依法應為無罪判決之諭知。
四、免訴部分（即竊盜、行使偽造有價證券部分）㈠按案件時效已完成者，應諭知免訴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0
2 條第2 款定有明文。又牽連犯追訴時效，在各個犯罪間各自獨立，不相干連，應分別計算（最高法院69年台上字第4917號判例意旨可資參照）。是本件起訴意旨雖認被告所涉偽造有價證券罪、行使偽造有價證券罪、竊盜罪嫌間，有方法、結果之牽連關係或吸收關係，惟依前揭說明，就各罪之追訴時效，仍應各別計算之，合先敘明。
㈡經查：
⒈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
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95年7 月
1 日修正施行之刑法第2 條第1 項亦有明文。查修正後刑法第80條第1 項及修正前刑法第80條第1 項，關於追訴權時效期間之規定不同，修正後刑法所定時效期間較長，表示行為人被追訴之期限較久，自屬對行為人不利，比較結果自以修正前刑法第80條較有利於行為人。本件關於追效權時效，自應適用修正前刑法第80條之規定。則關於追訴權時效之停止進行，及其期間、計算，亦應一體適用修正前刑法第83條之規定。刑法第320 條第1 項、第201 條第2 項之罪法定最高本刑各為有期徒刑為5 年、7 年，追訴權時效期間，依修正前刑法第80條第1 項第2 款規定，均為10年；但因被告逃匿，經本院通緝，致審判不能進行，應一併計算該項追訴期間
4 分之1 ，合計各為12年6 月。⒉本件被告被訴竊盜、行使偽造有價證券等罪嫌之追訴權時效
部分，自85年12月24日開始實施偵查日（即臺南市警察局第一分局報告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檢察署收案日，嗣經分案由該署檢察官以86年度偵字第437 號實施偵查）起，至本院審理第一次通緝發佈日（即86年5 月23日）止，計4 月29日（原為6 月，但須扣除86年2 月21日起訴後至86年3 月24日法院繫屬期間計1 月1 日）、第一次通緝到案（86年6 月1 日）至第二次通緝發佈日（86年10月17日）止，計4 月16日、第二次通緝到案（98年2 月5 日）至第三次通緝發佈日（98年
4 月24日）止，計1 月17日，不能繼續停止其進行，此經過之期間，亦一併計算，合計為13年5 月又2 日。而被告所涉竊盜、行使偽造有價證券行為終了時，各為85年3 月29日、85年11月11日，本件被告所涉竊盜、行使偽造有價證券罪，追訴權時效應各於98年9 月1 日、99年4 月3 日業已完成（計算式詳如附表所示）。
㈣揆諸前揭說明，本件被告被訴竊盜、行使偽造有價證券等罪
部分，追訴權時效均完成，依照前開說明，應為免訴之諭知。而與之相牽連之前揭偽造有價證券罪部分，又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則與被訴竊盜、行使偽造有價證券罪嫌部分，已不生裁判上一罪或實質上一罪關係，揆諸前揭說明，自應就被訴竊盜、行使偽造有價證券部分，另均為免訴之判決，爰判決如主文後段所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 條第1 項前段、第302 條第2款，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秉志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01 年 7 月 27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方百正
法 官 葉文博法 官 謝文嵐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惠芳中 華 民 國 101 年 7 月 27 日附件：追訴權時效完成日計算表┌───────────┬─────────┬─────────┐│ │日 期 │期間（始日不算 ││ │ │入） │├───────────┼─────────┼─────────┤│㈠犯罪行為終了日 │竊盜：85年3 月29日│85年3 月29日 ││ │行使：85年11月11日│85年11月11日 │├───────────┼─────────┼─────────┤│㈡追訴權時效期間 │12年6 月（舊法） │12年6 月 │├───────────┼─────────┼─────────┤│㈢開始實施偵查日 │85年12月24日 │ ││至 │ │ 6 月 ││發布通緝日 │86年5 月23日 │ │├───────────┼─────────┼─────────┤│㈣提起公訴日 │86年2 月21日 │ ││至 │至 │ 1 月1 日 ││法院繫屬日 │86年3 月24日 │ │├───────────┼─────────┼─────────┤│㈤第一次通緝到案日 │86年6 月1 日 │ ││至 │至 │ 4 月16日 ││第二次發布通緝日 │86年10月17日 │ │├───────────┼─────────┼─────────┤│㈥第二次通緝到案日 │98年2 月5 日 │ ││至 │至 │ 1 月17日 ││第三次發布通緝日 │98年4 月24日 │ │├───────────┼─────────┼─────────┤│第三次通緝到案日 │101 年3 月9 日 │ │├───────────┼─────────┼─────────┤│追訴權時效完成日 │ │竊盜：98年9 月1 日││計算式： │ │行使：99年4 月13日││㈠＋㈡＋㈢＋㈤＋㈥－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