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3年度簡上字第242號上 訴 人即 被 告 林福川選任辯護人 蘇辰雨律師
洪士宏律師上列被告因誣告案件，不服本院高雄簡易庭103年度簡字第181號所為第一審判決（偵查案號：102年度偵字第13753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 實
一、緣林福川為取得世國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世國飯店）之經營權，與陳Ｏ正共同於民國97年3月13日至同年4月10日間，就附表所示6張原由世國飯店當時實際負責人黃Ｏ弘交與該飯店總務王Ｏ宏、嗣由該飯店經理趙Ｏ裕取得之票據（下合稱系爭票據），為如附表「票據經變造、偽造後之發票日欄」及「票據經變造、偽造後之背書人欄」所示之變造、偽造，並進而持以行使，致遭原發票人即黃Ｏ弘、黃Ｏ恕於98年10月1日提出告訴，嗣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下稱高雄地檢署）檢察官偵查後對林福川等人提起公訴（98年度偵字第18248、29787號、99年度偵字第4716、4717、4718、10783號），林福川並經本院於100年5月25日，以99年度訴字1267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年10月在案；其提起上訴後，再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於100年9月16日，以100年度上訴字第1058號判決上訴駁回在案（嗣於102年4月25日經最高法院以102年度台上字第1664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並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駁回其再審聲請在案，下稱前案）。詎林福川明知黃Ｏ弘前開所提出之告訴係屬事實而非誣告，竟意圖使黃Ｏ弘受刑事處分，基於誣告之犯意，於前案上訴最高法院期間之100年12月14日，具狀向高雄地檢署對黃Ｏ弘提起誣告之告訴，指稱前案之偽造有價證券犯行係趙Ｏ裕、詹Ｏ良、陳Ｏ正所共同參與，與其無關，黃Ｏ弘前開所提告訴係屬捏造事實云云，而對黃Ｏ弘提出誣告告訴，足以生損害於黃Ｏ弘及國家司法權之正確行使。
二、案經黃Ｏ弘訴由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中向法官所為陳述，得為證據，同法第159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查本件證人即前案共同被告王Ｏ宏、陳Ｏ正、證人趙Ｏ裕、石Ｏ良、孫Ｏ宗、蔡Ｏ貴、林Ｏ科各於本院99年度訴字第1267號、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0年度上訴字第1058號偽造有價證券案件中審理時為證述，屬審判中向法官所為陳述，且與本案具有關連性，應具有證據能力，合先敘明。
二、又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定有明文。偵查中對被告以外之人所為之偵查筆錄，或被告以外之人向檢察官所提之書面陳述，性質上均屬傳聞證據。惟現階段刑事訴訟法規定檢察官代表國家偵查犯罪、實施公訴，依法其有訊問被告、證人及鑑定人之權，證人、鑑定人且須具結，而實務運作時，檢察官偵查中向被告以外之人所取得之陳述，原則上均能遵守法律規定，不致違法取供，其可信度極高，自得為證據。本件證人即前案共同被告王Ｏ宏、陳Ｏ正、證人黃Ｏ恕、黃Ｏ弘、許Ｏ輝、羅Ｏ邁、趙Ｏ裕、詹Ｏ良於檢察官偵查中具結所為之證述，性質上雖屬傳聞證據，惟係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並經具結，且無顯不可信之情況，自具有證據能力。
三、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合同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但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查本判決下列所引用之其他供述證據之證據能力，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均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簡上卷第31頁正反面），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等言詞陳述及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並無不宜作為證據之情事，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之規定，自得作為證據，合先敘明。
貳、實體上之認定：訊據被告林福川固坦承對告訴人黃Ｏ弘提出告訴等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誣告犯行，辯稱：伊沒有偽造、變造票據之情事，因為陳Ｏ正寫自白書承認是趙Ｏ裕要他去偽刻印章，之後他們共同與詹Ｏ良謀議後續偽造、變造行為，皆與伊無關，系爭票據是在97年3至4月間偽造，但伊是在97年5月受王Ｏ宏之託，去跟趙Ｏ裕討回票據，伊在97年5月間已經取得世國飯店的經營權，根本不需要為了爭奪世國飯店經營權去偽造票據，黃Ｏ弘卻說伊是為了爭奪世國飯店經營全才偽造系爭票據，伊認為黃Ｏ弘是因伊告他業務侵占，始挾怨對伊提告，誣指伊有偽造有價證券之犯行，故伊對黃Ｏ弘提出誣告之告訴，並非無據，不應認為伊有誣告之故意云云。辯護意旨亦為被告辯稱：黃Ｏ弘若認為被告跟伊有經營權糾紛而偽造票據，應該一開始提起偽造有價證券告訴時，就將被告一起告進來，但黃Ｏ弘卻直至98年11月偵查中，才向檢察官表示因為被告曾經持有系爭票據，故認為被告有參與偽造有價證券犯行，但黃博Ｏ也知道趙Ｏ裕、詹Ｏ良曾經持有票據，為何只針對被告提出告訴，此即有疑點，且黃Ｏ弘自述以許Ｏ輝及羅Ｏ邁的名義持有三分之一股權，但被告的三分之二股權是從蔡Ｏ貴及孫Ｏ宗那裡移轉過去的，與黃Ｏ弘無關，何來爭奪經營權之說，被告認黃Ｏ弘係因被告業務侵占方提出告訴，並非無因，應無誣告之故意云云。經查：
一、系爭票據之原發票人黃Ｏ弘、黃Ｏ恕於98年10月1日對被告提出偽造有價證券之告訴，經高雄地檢署檢察官偵查後認被告為上開偽造、變造有價證券及私文書之共犯，對被告林福川及王Ｏ宏、陳Ｏ正等人提起公訴（98年度偵字第18248、29787號、99年度偵字第4716、4717、4718、10783號），被告林福川並經本院於100年5月25日，以99年度訴字1267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年10月在案；其提起上訴後，再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於100年9月16日，以100年度上訴字第1058號判決上訴駁回在案（嗣於102年4月25日經最高法院以102年度台上字第1664號判決上訴駁回確定，並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駁回其再審聲請在案）；被告林福川於前案上訴最高法院期間之100年12月14日，具狀向高雄地檢署對黃Ｏ弘提起誣告之告訴，指稱前案之偽造有價證券犯行係趙Ｏ裕、詹Ｏ良、陳Ｏ正所共同參與，與其無關，黃Ｏ弘前開所提告訴係屬捏造事實，而對黃Ｏ弘提出誣告告訴等節，業經被告坦認無訛（本院簡上卷第29頁反面至30頁反面），並有前揭本院99年度訴字1267號、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0年度上訴字第1058號、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664號之前案判決暨全卷、被告100年12月14日之刑事告訴狀（101年度他字第16號卷第1至7頁）等附卷可查，上情堪以認定。
二、又被告林福川及辯護意旨既均以：被告林福川確非偽造、變造系爭票據之共犯，其自認無辜，方認告訴人黃Ｏ弘所提告訴為誣告等詞置辯，則本案首應審究者，即被告林福川是否確與前案被告王Ｏ宏、陳Ｏ正共同偽造、變造系爭票據。經查：
(一)告訴人黃Ｏ弘與前案被告王Ｏ宏有債務往來關係，並經黃Ｏ恕同意，以黃Ｏ恕名義簽發如附表編號1、2所示支票，另以自己名義背書，及以自己名義簽發如附表編號3至6所示本票供王Ｏ宏作擔保，惟因告訴人黃Ｏ弘並未清償全部債務，而未能將如附表編號1至6所示之系爭票據取回，王Ｏ宏遂於96年1月8日前委託當時世國飯店經理趙Ｏ裕向告訴人黃Ｏ弘催討債務，並於97年3月13日與趙Ｏ裕訂立債權讓與契約，王Ｏ宏即於該債權讓與契約經法院公證後，交付系爭票據予趙Ｏ裕等節，經證人王Ｏ宏、趙Ｏ裕、黃Ｏ弘、黃Ｏ恕於前案偵查中均證述明確（98年度偵字第18248號影卷第7、第99至100頁、第220頁、第260頁），並有系爭票據影本（98年度偵字第18248號影卷第54至56頁）在卷可稽。
(二)系爭票據嗣有如附表「票據經變造、偽造後之發票日欄」及「票據經變造、偽造後之背書人欄」所示之變造支票、偽造本票及偽造背書等客觀事實，亦經證人黃Ｏ恕、羅Ｏ邁、許Ｏ輝分別於前案偵查中結證屬實（見98年度偵字第18248號卷第219至220頁、第221頁），且對照前案被告王Ｏ宏與證人趙Ｏ裕於97年3月13日為債權讓與，並於同日經本院以97年度雄院認字第000000000號債權讓與契約認證書（見前案影偵卷第54至56頁）認證時，系爭票據俱無前述之偽造、變造情形已明。又因系爭票據最初經發現已遭變造、偽造之情形如下：①附表編號1所示支票，於97年3月31日經陳Ｏ正持以提示，遭以存款不足為由退票（見98年度偵字第18248號卷第298頁）；②附表編號2所示支票，於97年4月1日經陳Ｏ正持以提示，遭以存款不足為由退票（見98年度偵字第18248號卷第297頁背面）；③附表編號1、2所示支票2張，經陳Ｏ正於97年4月10日，持以具狀向本院聲請對黃Ｏ恕、羅Ｏ邁、許Ｏ輝、黃Ｏ弘核發支付命令（見98年度偵字第18248號第296至298頁）；④附表編號3至6所示本票4張，經陳Ｏ正於97年4月10日，持以具狀並載明背書人均為羅Ｏ邁、許Ｏ輝，向本院聲請對告訴人黃Ｏ弘核發准予本票強制執行（見本院97年度票字第4198號卷第1至5頁）。故系爭票據遭變造、偽造之日期如下：①附表編號1所示支票遭變造之日期，應為97年3月13日債權讓與認證後至97年3月31日陳Ｏ正提示前之某時；②附表編號2所示支票遭變造之日期，應為97年3月13日債權讓與認證後至97年4月1日陳Ｏ正提示前之某時；③附表編號1、2所示支票遭偽造背書（私文書）之日期，應為97年3月13日債權讓與認證後至97年4月10日陳Ｏ正持以向本院具狀聲請核發支付命令前之某時；④附表編號3至6所示本票遭偽造及偽造背書（私文書）之日期，應為97年3月13日債權讓與認證後至97年4月10日陳Ｏ正持以向本院具狀聲請核發准予強制執行裁定前之某時。
(三)又趙Ｏ裕係於97年3月下旬，為利被告林福川取得世國飯店經營權，而將系爭票據交予被告林福川，被告林福川嗣又將系爭票據交予陳Ｏ正：
1.系爭票據於97年3月13日債權讓與時，係證人趙Ｏ裕所持有，嗣證人趙Ｏ裕即於97年3月下旬將系爭票據交付予被告林福川乙節，業經證人趙Ｏ裕於偵訊、前案本院審理中、高分院審理中迭次證稱：伊有把系爭票據交給林福川，伊因當時經營的高宜公司周轉不靈，都有向林福川調錢，後來林福川來向伊催討債款，且他表示要接手經營世國飯店，他之前也有調查世國的狀況，他知道黃Ｏ弘有欠王Ｏ宏的錢且有簽發票據，也知道這六張票在伊這，所以他就叫伊把這六張票據給他，詳細時間伊忘記了，不過應該是王Ｏ宏在97年3月13日簽債權讓與契約給伊之後才交付的，伊交付給林福川時，這六張票據內容都未更動過，應該是97年3月下旬，公證完後1、2個禮拜交付，當時詹Ｏ良也有在場，陳Ｏ正跟林福川、詹Ｏ良他們是一夥的，陳Ｏ正、詹Ｏ良專門幫林福川在外處理事情，陳、詹2人都是聽林福川的指示在做事（98年度偵字第18248號第261至264頁）；97年3月13日公證時系爭票據正本就在伊手上，在伊交給林福川之前，系爭票據都在伊手上，將系爭票據轉讓給林福川之原因，是因為林福川說要買世國飯店，也說要處理飯店的債務，到時候他要補償伊裝潢地下室卡拉OK的錢，當時他也有寫一張承諾書給伊，伊把承諾書放在世國飯店的辦公室，但後來他們逼伊離開世國飯店，把伊的私人物品拿走，所以伊找不到那張承諾書，伊有把系爭票據交給林福川的事告知王Ｏ宏，當時林福川要買下世國飯店，他說黃Ｏ弘的錢由他處理比較快，因為買下飯店要付錢時，可以把錢扣下來，伊考量後由林福川處理最恰當，就把王Ｏ宏的票據債權交給林福川（99年度訴字1267號院卷第70至72頁）；97年3月13日公證結束之後、到伊將票據交給林福川的這段期間，系爭票據都在伊手上，至於時間多久伊記不清楚，但後來伊把全部的票據都交給林福川等語明確（見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0年度上訴字第1058號卷第146至147頁）。證人趙Ｏ裕前揭所述核與本案被告林福川於前案偵查、審理中自承：趙Ｏ裕交6張票據給伊時，有簽協議書，該內容表示伊有拿到這6張票據交還給王Ｏ宏，若王Ｏ宏事後有將票款要回來，王Ｏ宏要給趙Ｏ裕100萬的酬金，趙Ｏ裕要伊加註給他100萬元酬金的部分，要伊保證並寫協議書，才願意將系爭票據交給伊；保證書內容是如果要到錢要給趙Ｏ裕100萬，如果王Ｏ宏沒有給，伊要負責等語（98年度偵字第18248號卷第281頁，99年訴字第1267號第120至121頁），及在場見證之證人陳Ｏ正證稱：趙Ｏ裕將系爭票據正本交給林福川時，伊全程在場，當時有出具1份伊寫的承諾書給趙Ｏ裕等語（見99年度訴字1267號卷第163至164頁），互核相符，應堪採信。
2.被告林福川雖稱：伊是單純受王Ｏ宏之託，方於97年5月間，向趙Ｏ裕取回系爭票據轉交王Ｏ宏云云，而就取得系爭票據之時點及目的，均與證人趙Ｏ裕所述不同，但查：
(1)被告林福川若僅純粹受託向趙Ｏ裕索討系爭票據，於趙Ｏ裕不願交付系爭票據時，被告林福川大可交由王Ｏ宏自行處理即可，但其卻反願為王Ｏ宏擔保給付酬金，甚至代為出具承諾書，可見被告林福川就取得系爭票據一事，應有利點，而足證證人趙Ｏ裕前揭證稱：伊係因林福川說要購買世國飯店並處理世國飯店債務，才交付系爭票據予林福川等語，係屬真實。本案證人趙Ｏ裕確非基於交還票據予前案被告王Ｏ宏之意思始交付，而係意在便利被告林福川買下世國飯店股權等節甚明。參以被告林福川向蔡Ｏ貴、孫Ｏ宗協商購買世國飯店股權之時間係97年3至4月間，於97年5月1日時，被告林福川已成功取得世國飯店經營權等節，經被告林福川於本院審理中自承在卷（本院簡上卷第121頁），更可見被告林福川最初向趙Ｏ裕取得系爭票據之日期，應確為證人趙Ｏ裕所述之97年3月下旬無訛，蓋當時被告林福川方有取得系爭票據以利購買世國飯店之需要。
(2)證人陳Ｏ正、詹Ｏ良雖證稱：伊等於97年5月間在場親見趙Ｏ裕在世國飯店拿系爭6張票據予被告林福川，且當時被告林福川有出具承諾書予趙Ｏ裕云云（99年訴字第1267號卷第97至99頁，98年度偵字第18248號第277至278頁）。但本案衡諸當時情形，以證人趙Ｏ裕所述：伊於97年3月間為利被告取得世國飯店經營權而交付系爭票據等語，較為可採，已如前述；況被告林福川於前案偵查中陳稱：當天趙Ｏ裕拿給伊時，伊就將這6張票據交給王Ｏ宏，因王Ｏ宏當時也在櫃臺等語（98年度偵字第18248號卷第281頁），本案若果如被告林福川及證人陳Ｏ正、詹Ｏ良所稱，被告林福川係於97年5月時方出具承諾書並向趙Ｏ裕取回系爭票據，且立刻至世國飯店櫃臺交予王Ｏ宏，衡情王Ｏ宏方為系爭票據之原主，當時何以不由王Ｏ宏親自出具承諾書，並由趙Ｏ裕直接交予王Ｏ宏即可？益見渠等所述與常情不符，而難採信。
(3)至證人王Ｏ宏、林Ｏ科、石Ｏ良雖亦證稱：於97年5月時，曾見被告林福川在世國飯店櫃臺拿票據予王Ｏ宏等語，證人王Ｏ宏、石Ｏ良並另證稱：當時趙Ｏ裕則在世國飯店後的餐廳等語（97年度他字第6420號卷第167頁，本院簡上卷第76頁反面至77頁；100年度上訴字第1058號卷第151至152頁；本院簡上卷第117頁），惟證人王Ｏ宏、林Ｏ科與石Ｏ良既未親見趙Ｏ裕確於當日交付系爭票據予被告林福川，自難以此認定系爭票據於97年5月時又為趙Ｏ裕所持有，本件僅可認定被告林福川於97年5月時，又曾將系爭票據拿還予王Ｏ宏甚明，但此反更證系爭票據於97年3、4月間確在被告林福川之實力支配下，其方可於97年5月再交予王Ｏ宏，並由王Ｏ宏向高雄地檢署提出黃Ｏ弘詐欺之告訴（見王Ｏ宏97年5月12日之刑事告訴狀，97年度他字第3645號卷第1至2頁）。
3.再參以系爭票據係由陳Ｏ正持以於97年3月31日、97年4月1日及97年4月10日為上揭行使行為，且證人陳Ｏ正於前案偵查中證稱：伊認識林福川4、5年，王Ｏ宏是97年2、3月間認識的等語（見98年度偵字第18248號第225至226頁），陳Ｏ正既於97年2、3月間始認識王Ｏ宏，在王Ｏ宏原已委託證人趙Ｏ裕久催未獲系爭票據的情形下，應無可能於相識之初，對陳Ｏ正背景、能力及處理事情之手段未有相當認識的狀況，即將系爭票據於97年3月下旬交予陳Ｏ正，並委以催討債務之任務，更堪認證人趙Ｏ裕所述：係於97年3月13日至97年3月31日間某日交付系爭票據予被告林福川等證述為真。
質言之，系爭票據遭變造、偽造期間之持有人，係前案被告陳Ｏ正與本案被告林福川，且係由被告林福川交由陳Ｏ正持以行使，洵可認定。
(四)惟前案就偽造、變造系爭票據有重大利害關係者，係當時正與黃Ｏ弘爭奪世國飯店經營權之被告林福川，且系爭票據最終亦係由被告林福川於97年5月間交予王Ｏ宏：
1.趙Ｏ裕係為便利被告林福川買下世國飯店股權，方於97年3月下旬交付系爭票據予被告林福川等節，業如前述；酌以證人孫Ｏ宗於前案本院審理中證稱：林福川有在97年3月間，持伊開出的4張支票（總金額150萬元）向伊催討，那是伊公司的趙Ｏ裕開公司票向林福川借貸，林福川向趙Ｏ裕要錢要不到，就找伊（公司負責人），世國飯店伊有六分之一股份，伊就把股份讓給林福川當作清償，在97年3、4月間正式過戶，當時是林福川提議將伊的股份轉讓以代清償等語（本院99年度訴字第1267號卷第25頁反面至26頁），更可見被告林福川於系爭票據遭偽造、變造之97年3至4月間，確實正積極爭取世國飯店之經營權。
2.被告林福川雖辯稱：於97年3、4月間，伊已取得蔡Ｏ貴、孫Ｏ宗合計三分之二之股份，無須與黃Ｏ弘爭奪世國飯店經營權並偽造系爭票據云云。但查，告訴人黃Ｏ弘於前案偵查中證稱：伊自94年起擔任世國飯店之董事長，許Ｏ輝、羅Ｏ邁是登記持有世國飯店三分之一股份之股東，伊則是許Ｏ輝、羅Ｏ邁2人的股東代表等語（高雄地檢署97年度他字第6420號影卷第109頁、98年度偵字第18248號影卷第7頁）；惟告訴人黃Ｏ弘所謂許Ｏ輝、羅Ｏ邁持有該飯店三分之一股權，實係告訴人黃Ｏ弘藉由許Ｏ輝、羅Ｏ邁之名義所持有，且其所佔之股權雖少，於97年當時卻實際握有世國飯店經營權等節，亦經證人蔡Ｏ貴於前案本院審理中證稱：公司文件上股東都是人頭，真正股東是伊占二分之一、黃Ｏ弘占三分之一、孫Ｏ宗占六分之一，實際負責經營的董事長是黃Ｏ弘等語（本院99年度訴字第1267號卷第30頁）；證人王Ｏ宏於本院審理中證稱：伊是世國飯店的會計，在被告林福川經營世國飯店之前，伊收的帳款都交給黃Ｏ弘，他很霸氣，說所有每天發生的事情、現金都一定要交給他指定的會計等語明確（本院簡上卷第77頁反面至78頁）。而衡諸系爭票據遭偽造、變造之情形，除發票日期遭塗改、增添外，另均增添許Ｏ輝、羅Ｏ邁為背書人，但許Ｏ輝、羅Ｏ邁僅認識告訴人黃Ｏ弘，與曾持有系爭票據之王Ｏ宏、趙Ｏ裕、林福川、詹Ｏ良、陳Ｏ正等人均素不相識乙節，業經證人許Ｏ輝、羅Ｏ邁於前案偵查中均證述在卷（98年度偵字第18248號卷第221頁），許Ｏ輝、羅Ｏ邁與前案一干人等之接點，實僅告訴人黃Ｏ弘借用其等名義持有世國飯店股權乙節而已，乃竟均遭偽造背書於系爭6張票據上；再系爭票據遭偽造並行使之期間，與被告林福川對證人趙Ｏ裕表示有意取得世國飯店經營權之時間點十分密接，被告林福川本係為取得世國飯店經營權，方向趙Ｏ裕取得系爭票據，則透過偽造、變造系爭票據進而行使，進而對同為世國飯店實際股東黃Ｏ弘、名義股東許Ｏ輝、羅Ｏ邁取得執行名義，實對於被告林福川取得股權、經營世國飯店乙事，存有重大利害關係；反之，陳Ｏ正與系爭票據並無直接之利害關係，應乏足以驅使其為系爭票據之偽造、變造行為之動機。
3.而被告林福川於97年5月時，曾再將系爭票據拿還予王Ｏ宏，並由王Ｏ宏向高雄地檢署提出黃Ｏ弘詐欺之告訴等節，復經認定如前。綜合上情，系爭票據遭偽造、變造期間之流向，係於97年3月下旬自趙Ｏ裕流至被告林福川，於97年3月下旬至4月上旬間，經遭偽造、變造後，又由陳Ｏ正持以行使，最終被告林福川再於97年5月將系爭票據交由王Ｏ宏對告訴人黃Ｏ弘提出告訴，本案足認系爭6張票據遭變造、偽造期間之持有人，係被告林福川與陳Ｏ正；參以系爭票據遭偽造、變造並行使之期間，與被告林福川對趙Ｏ裕表示有意取得世國飯店經營權之時間點十分密接，而透過行使系爭偽造、變造有價證券、進而對黃Ｏ弘、許Ｏ輝與羅Ｏ邁等人取得執行名義，實對於被告林福川取得世國飯店經營權乙事，存有重大利害關係；但陳Ｏ正並非與世國飯店經營權相關之當事人，應乏自身利害關係足以驅使其為系爭票據之偽造、變造行為；本案堪認系爭票據應係由被告林福川交由陳Ｏ正偽造、變造後加以行使，被告林福川就系爭票據前述偽造、變造行為與行使行為，應與陳Ｏ正等人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至明。
(五)再被告林福川雖於本院審理中另聲請傳喚證人陳Ｏ正、孫Ｏ宗，並辯稱：證人陳Ｏ正有出示自白書，說系爭票據是其與詹Ｏ良、趙Ｏ裕共同偽造、變造，證人孫Ｏ宗則給伊一卷錄音，可以證明系爭票據於97年4月間還在趙Ｏ裕手上云云。
惟證人陳Ｏ正於本院審理中仍稱：伊沒有寫自白書給被告林福川，也沒有參與系爭票據之偽造、變造及行使等語（本院簡上卷第71至72頁）；證人孫Ｏ宗則證稱：證人趙Ｏ裕說向黃Ｏ弘討這筆500多萬，但伊要看那六張票，趙Ｏ裕都沒有拿出來，不給伊看等語（本院簡上卷第73頁反面至75頁），是上開證人之證述，顯不足以證明被告所辯為真。至證人石Ｏ良雖於本院審理中另稱：當初詹Ｏ良叫伊去帶王Ｏ宏來簽委託書時（即97年間），伊送王Ｏ宏回去後，又回詹Ｏ良那裡，曾見詹Ｏ良叫陳Ｏ正去刻印章並更改票據年份云云（本院簡上卷第115至119頁），但證人石Ｏ良於前案99年10月20日本院審理中作證時，就曾見詹Ｏ良指示陳Ｏ正偽造、變造系爭票據等節，隻字未提（99年訴字第1267號卷第19至23頁），其於本案審理中雖稱：伊在前案出庭為王Ｏ宏作證時，沒有提到此事，因為伊跟王Ｏ宏說，若要讓伊到法庭說是詹Ｏ良改造的，伊怕詹Ｏ良會對伊報復，因為詹Ｏ良蠻陰險的，現在是因為詹Ｏ良已經死了才敢講，但後面這段伊有跟王Ｏ宏說云云（本院簡上卷第118頁正反面、第119頁），惟前案事隔已久，證人石Ｏ良何以能就於己並無關係之事項指證歷歷，已非無疑，且其直至相關人等俱人事已非，而無從經由與其他證人（如詹Ｏ良、趙Ｏ裕等）對質之方式檢驗其證詞可信度後，方為上開證述，其所述又無其他佐證，更難遽採，況偽造有價證券之罪刑甚重，衡情若證人石Ｏ良果於99年當時，即將上情明白告知前案被告王Ｏ宏，王Ｏ宏豈有於前案歷次審理中均不為主張，而未再次聲請傳喚證人石Ｏ良到庭證述上情之理？其所述顯與常情有違，而難採信。
(六)綜上，本案被告林福川及辯護意旨雖辯稱：被告林福川確無參與偽造、變造系爭票據之犯行，前案告訴人黃Ｏ弘對被告林福川提出偽造有價證券告訴之時間，係在被告林福川提訴侵占之後，被告林福川合理懷疑懷疑黃Ｏ弘是因此藉機報復，才捏造被告林福川與黃Ｏ弘間有爭奪世國飯店經營權之情事進而參與前案云云。但被告林福川與告訴人黃Ｏ弘間，確有世國飯店經營權之爭，被告林福川並因而參與系爭票據之偽造、變造及行使行為，以利其取得世國飯店之經營權等節，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告訴人黃Ｏ弘對其提出偽造有價證券之告訴，本屬有據；而被告林福川明知此情，卻仍意圖使告訴人黃Ｏ弘受刑事處分，對告訴人黃Ｏ弘提出誣告告訴，其顯有誣告之故意甚明。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誣告犯行，洵堪認定。
參、論罪科刑：
一、按刑法第169條之誣告罪，於告訴人所訴事實不能證明其係屬實，在對於被訴人為不起訴處分確定者，固不能謂告訴人因此即應負誣告罪責，然此必以告訴人有出於誤會或懷疑被訴人有此事實，或對其事實張大其詞而為申告之情形，始足以當之，若告訴人以自己親歷被害事實，堅指被訴人有犯罪行為，指名向該管公務員告訴，經不起訴處分，認被訴人無此犯罪事實者，即不能謂告訴人不應負誣告罪責；上訴人以自己所為之事實，反指為被告犯罪行為，顯非出於誤會或懷疑，自不能謂其不應負誣告罪責（最高法院32年上字第184號、47年台上字第160號判例意旨參照）。查本案被告林福川於其為變造、偽造系爭票據之行為人情況下，故意虛構告訴人知悉其非犯罪行為人而提告之情節，向高雄地檢署具狀對告訴人提出誣告告訴，則揆諸上開說明，核其所為，自係犯刑法第169條第1項之誣告罪。
二、原審以被告林福川事證明確，因而依刑法第169條第1項規定，並審酌被告憑空虛捏不實事項以誣告告訴人，自足以生損害於告訴人，另亦妨礙國家司法權之正確行使、耗費司法資源，被告犯後非僅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復一再飾詞狡辯否認犯行，足徵其毫無悔意，自無由輕恕，兼衡被告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6月，並因被告所犯並非最重本刑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之罪，而未諭知易科罰金之標準，其認事用法並無錯誤，量刑亦屬妥適，被告上訴意旨仍執前詞否認犯罪，而指摘原判決不當，自無理由。辯護意旨雖又以：適用簡易判決處刑之案件以所科之刑為宣告緩刑、得易科罰金或得易服社會勞動之有期徒刑或拘役或罰金為限，原審判決並未宣告緩刑，誣告罪亦無適用刑法第41條所定得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之規定，原審適用簡易程序顯有違誤云云。惟按犯最重本刑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之罪，而受6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者，得以新臺幣1000元、2000元或3000元折算一日，易科罰金；依前項規定得易科罰金而未聲請易科罰金者，得以提供社會勞動6小時折算1日，易服社會勞動；受6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不符第一項易科罰金之規定者，得依前項折算規定，易服社會勞動，刑法第41條第1至3項定有明文。本案被告所犯之誣告罪為7年以下有期徒刑之罪，固不符合刑法第41條第1項之規定，而為不得易科罰金之罪，但原審量處有期徒刑6月，依同法第41條第3項規定，仍得易服社會勞動，辯護意旨指摘原審適用簡易程序為不當，顯然有誤。本案被告上訴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家芳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03 年 8 月 27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蔡廣昇
法 官 賴寶合法 官 洪韻婷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03 年 8 月 27 日
書記官 陳褘翎附表：被告林福川前案共同偽、變造之票據一覽表
┌─┬───┬─────┬────┬───┬───────┬──────┬──────┬────┬────┐│編│票據 │票據號碼 │票據金額│發票人│黃博弘將票據交│票據原發票日│票據遭變造後│票據原有│票據變造││號│種類 │ │ │ │付王Ｏ宏之時間│ │ 之發票日 │ 背書人 │後背書人││ │ │ │ │ │ │ │ │ │ │├─┼───┼─────┼────┼───┼───────┼──────┼──────┼────┼────┤│ │ │MA0000000 │ │ │ │ │ │ │ 黃Ｏ弘 ││ 1│支票 │ │ 80萬元 │黃Ｏ恕│ 89年9月間 │89年11月10日│96年11月10日│ 黃Ｏ弘 │ 許Ｏ輝 ││ │ │ │ │ │ │ │ │ │ 羅Ｏ邁 │├─┼───┼─────┼────┼───┼───────┼──────┼──────┼────┼────┤│ │ │MA0000000 │ │ │ │ │ │ │ 黃Ｏ弘 ││ 2│支票 │ │100萬元 │黃Ｏ恕│ 89年9月間 │ 89年9月22日│ 96年9月22日│ 黃Ｏ弘 │ 許Ｏ輝 ││ │ │ │ │ │ │ │ │ │ 羅Ｏ邁 │├─┼───┼─────┼────┼───┼───────┼──────┼──────┼────┼────┤│ 3│本票 │390537 │ 64萬元 │黃Ｏ弘│ 89年9月之後 │ 空白 │ 92年4月15日│ 無 │ 許Ｏ輝 ││ │ │ │ │ │ │ │ │ │ 羅Ｏ邁 │├─┼───┼─────┼────┼───┼───────┼──────┼──────┼────┼────┤│ 4│本票 │390542 │ 70萬元 │黃Ｏ弘│ 89年9月之後 │ 空白 │ 92年4月15日│ 無 │ 許Ｏ輝 ││ │ │ │ │ │ │ │ │ │ 羅Ｏ邁 │├─┼───┼─────┼────┼───┼───────┼──────┼──────┼────┼────┤│ 5│本票 │177266 │150萬元 │黃Ｏ弘│ 92年4月10日 │ 92年4月10日│ 92年4月10日│ 無 │ 許Ｏ輝 ││ │ │ │ │ │ │ │ │ │ 羅Ｏ邁 │├─┼───┼─────┼────┼───┼───────┼──────┼──────┼────┼────┤│ 6│本票 │106053 │ 50萬元 │黃Ｏ弘│ 93年4月20日 │ 93年4月20日│ 93年4月20日│ 無 │ 許Ｏ輝 ││ │ │ │ │ │ │ │ │ │ 羅Ｏ邁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69條（誣告罪）意圖他人受刑事或懲戒處分，向該管公務員誣告者，處 7 年以下有期徒刑。
意圖他人受刑事或懲戒處分，而偽造、變造證據，或使用偽造、變造之證據者，亦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