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八十九年度上訴字第五一號
上 訴 人 台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甲○○
丙○○右 一 人選任辯護人 吳建勛律師
吳賢明李偉如右上訴人因被告偽造文書等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八十八年度訴字第一０一九號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九月十三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八年度偵字第三三二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左：
主 文上訴駁回。
事 實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丙○○與甲○○合夥經營修車廠，被告甲○○明知姓名及年籍不詳綽號「小林」之成年男子所駕駛車號00—五六一二號自用小客車（乙○○所有，於民國八十六年六月二十八日下午七時許，在高雄市○○區○○○路後火車站前停車場失竊）係來路不明之贓物，竟仍於八十六年七月二日下午七時三十分許，在高雄市○○區○○○路附近，以新台幣（下同）二十萬元之代價買受上開車輛，該名綽號「小林」之成年男子並交付其偽造乙○○印文、署押之買賣合約書、授權書、汽車過戶登記書、偽造之「乙○○」身分證影本各一紙及「鄭金鍾」身分證影本、汽車新領牌照登記書、汽車車籍資料各一紙等資料，嗣翌日即八十六年七月三日，甲○○持上開偽造之文書，向監理機關行使辦理過戶手續，惟因上開車輛已報失竊致無法辦理，甲○○乃將上開贓車開回修車廠與丙○○共同收受，並與丙○○一同拆下上開贓車之車牌0面後，將之停放於高雄市○○區○○路渠等二人所合夥經營之修車廠旁空地上，經警於八十六年十月三日在上址尋獲。迄八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晚上十一時三十分許，丙○○攜帶上開車牌0面、偽造「乙○○」印文、署押之買賣合約書、授權書、汽車過戶登記書、偽造之「乙○○」身分證影本各一紙及「鄭金鐘」身分證影本、汽車新領牌照登記書、汽車車籍資料各一紙等資料，行經高雄縣鳳山市○○○路立國加油站前，為警臨檢時始查獲上情。因認被告甲○○涉有刑法第三百四十九條第二項之故買贓物、同法第二百十六條、第二百十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及同法第二百十六條、第二百十二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等罪嫌；被告丙○○涉有同法第三百四十九條第一項之收受贓物罪嫌云云。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推定其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刑事訴訟法上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該項證據自須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始得採為斷罪資料，最高法院二十九年上字第三一Ｏ五號判例可資參照。
三、訊據被告甲○○及丙○○均不否認於八十六年七月二日與綽號「小林」之男子約定以二十萬元代價買受上開車輛，並已支付訂金三萬元後取得偽簽乙○○署押之授權書二紙及偽造之「乙○○」身分證影本、「鄭金鍾」身分證影本各一紙，並由被告甲○○持以辦理汽車過戶登記等情不諱，然堅決否認有故買、收受贓物及偽造文書等犯行，均辯稱：綽號「小林」之人開車到車廠修理後，「小林」說要賣車子，並拿車主身分證影本及授權書，因認為二十萬元之價格合理才買下，當日支付之訂金三萬元是當日車廠盈餘，買受時不知道車子是贓車，也沒有偽造文書，被警查獲之二面車牌，是為辦理重新領牌，於向監理處申請過戶登記前已卸下，並非辦理過戶不成才卸下等語。經查：
㈠、綽號「小林」之男子持二紙「授權書」及偽造之「乙○○」國民身分證影本，以車主乙○○名義將上開車輛賣予被告二人，並於買賣合約書上自為「乙○○」之簽名及署押，由被告甲○○與綽號「小林」之男子訂立買賣合約書，被告等二人認過戶之必要證件資料已完備，而由甲○○持上開買賣合約書及授權書向高雄市監理處申請過戶登記等事實，業經被告二人供承在卷，核相符合，並有偽簽乙○○署押之授權書二紙、偽簽之買賣合約書一紙及偽造之「乙○○」身分證影本、「鄭金鍾」身分證影本各一紙附卷可按，上述授權書二紙及賣賣合約書上之「乙○○」指紋送法務部調查局及內政部刑事警察局鑑定比對，該授權書及汽車買賣合約書上「乙○○」之指紋為同一手所捺，但與被告甲○○及被告丙○○之紋線均不相符，經輸入電腦比對結果，未發現有與內政部刑事警察局存檔指紋相符者，其餘指紋均因紋線不清或特徵點不足，無法比對，此有法務部調查局鑑定通知書及內政部刑事警察局八十八年六月二十二日（八八）刑紋字第五六五七九號函各一份附卷可稽，堪認上開合約書及授權書上之「乙○○」署押並非被告甲○○或丙○○所親自偽造，則被告二人所稱尚有一自稱「小林」之人出面與伊等接洽買賣事宜即非全然虛言。
㈡、衡諸一般常情，若謂被告等向「小林」購入車輛時即然知情「小林」所交付之上開書件係屬偽造，因於本件交易方式，係被告僅取得書類文件，並由被告之買方自行負責過戶，則此後被告為順利取得汽車權利，除須負故買贓物刑責外，尚須擔負行使偽造文書之刑責，被告等豈有付出價金之餘猶自願擔負此一非輕刑責風險之理，且一旦發現過戶手續無法順利辦理，其後又發生車輛遺失，其餘書件之留存即無意義，理應即時加以廢棄，然查本件案發，係因警方於八十七年十二月廿二日，臨檢時偶然自被告丙○○所駕駛之自小客車後車廂中查扣系爭汽車號牌0面、汽車買賣合約書、授權書、汽車過戶登記書、汽車新領牌照登記書、身份證影本、汽車車籍資料等物品，當時已距系爭汽車失竊時間（即八十六年六月廿八日）及被告等買入（八十六年七月二日）並辦理過戶（八十六年七月十八日）之時間，均已相距達一年半有餘，其間該系爭自小客車並實際已於八十六年十月三日為警在高雄市保安大隊發現後發還被害人乙○○，有乙○○警訊筆錄可按，顯見為警查獲之上開物品，於查獲當時係被告丙○○無特定目的情況下置放於車內，且被告等辦理過戶失敗後，並未有證據足認曾另持上開偽造之書件用以他途使用，其等竟捨不得丟棄而仍予留存，衡情應與其對各該物品是否有偽造之情認知程度有關，對照被告甲○○始終供述其於辦理過戶失敗後即因與丙○○間有扞挌自行拂袖而去，並未有當面告知丙○○（按其係稱託他人轉知，然對託何人？受託者是否確然轉知？均稱不知），且整個買賣交易過程均係由甲○○全權負責接洽，丙○○縱因事後知情無法辦理過戶，甚而知情系爭汽車為失竊之贓車，其對甲○○不告而離去時所留下之上開汽車過戶相關證件之真實性，應猶然僅止於存疑程度，此一心態應與被告丙○○前開留存對己不利之上開諸項書件之做法有關，況其既曾因此受有付出部分價金之損害，其後購入之車輛又遺失，主觀上難免有所不甘，其證件之保存未加丟棄與日後尋得實際上對伊行詐之「小林」，該等證件仍非無持以追究之用途，此與自始即知情偽造，一旦目的未達即行失其證件效用之情（蓋既係知情，即無所追究「小林」責任之問題），尚屬有間，是被告等辯陳伊等非自始即知情上開「小林」所交付之相關證件係偽造一節，亦非全然不可信。
㈢、被告甲○○辯稱：卷附偽造之「乙○○」及「鄭金鐘」身分證影本二紙原係黏成一紙，是事後發覺有異撕開後才發現有另一紙「鄭金鐘」身分證影本等語，經依肉眼判斷，雖該二紙身分證影本正面之照片雖均相同，然姓名有異，果該綽號「小林」之人交付上開國民身分證影本予被告甲○○時即係分開之二紙，依常情判斷，即然易引發該車輛來源可疑之疑慮，況依事後辦理過戶程序中，相關申請程序中均與「鄭金鐘」無涉，若被告等知情身份證影本外，尚有「鄭金鐘」身份證影本，被告等豈會與「乙○○」身份證一併提出供為申辦過戶之用，況本件申請係提出身份證影本，與須提出身份證正本之規定不合（相關規定詳如後述），顯係利用監理作業實務上例外之處理方式（依證人何麗娜證稱透過車行或公會證明書方式，例外可允以身份證影本充代），本件觀諸卷附「乙○○」身份證影本上確然在週邊蓋有車行大、小印文，而「鄭金鐘」之身份證影本則無，是被告辯稱「乙○○」及「鄭金鐘」身分證影本二紙原係黏成一張之語，應非純然虛言；又卷附「乙○○」之身份證影本之內容包括身份證字號、出生年月日、住所、父母欄、配偶欄、出生地欄，無一相合，如若被告等係汽車買賣行家，實難想像其犯罪手法如此粗糙，面對對身份證證件嚴格要求之監理機關行政程序，被告甲○○若知情，實難想像會將此一明顯可疑資料持向監理處申請辦理過戶，且依一般常情，被告甲○○倘有偽造國民身分證以辦理過戶之行為，亦應偽造符合真實車主身分資料之國民身分證，以通過監理處之審查而辦理登記，始符合常理，是被告甲○○所為原僅有一張「乙○○」之國民身分證影本之辯解，即屬可採，其應係受綽號「小林」之人之欺瞞，誤信該偽造之「乙○○」國民身分證影本及授權書為真正而買受該贓車。
㈣、為避免車輛被竊遭他人使用而產生責任之困擾，車主於車輛遭竊後多即報警處理，車輛失竊資料亦應於報竊後連線而輸入監理機關之電腦檔案中，此由卷附「車輛竊盜詳細資料畫面」所示，上開車輛之失竊時間為八十六年六月二十八日十九時，報案時間為同年七月七日九時及被告甲○○向高雄市監理處辦理過戶申請登記時，監理處所列印之汽車新領牌照登記書內牌照號碼有「ＴＭ—五六一二車輛失竊註銷」之註記可證，本件被告二人於同年七月二日買受上開車輛後，為辦理過戶手續，先向高雄市監理處查明該車之牌照稅及燃料稅尚未繳清，隨即開單繳納，由被告甲○○於同年七月十八日及十九日在高雄銀行楠梓分行繳納，繳納後於同年月十九日向高雄市監理處辦理汽車新領牌照登記申請，此有高雄市監理處八十八年七月二十七日八十八高市監四字第一八一二九號函、高雄市監理處辦理汽車新領牌照登記書內審核章戳及汽（機）車過戶登記書內稅費流水號之記載在卷可佐，被告依正常過戶申請程序辦理上開車輛之所有權移轉登記，倘被告二人明知渠等二人所買受之上開車輛為贓車，於車主報竊後仍向監理機關辦理過戶手續，依現在監理單位電腦連線作業之發達，於車主未繳驗領回車輛之證明以辦理重行申領牌照前，申請過戶登記必遭發現。本件被告丙○○係經營「德發汽車修護廠」，而被告甲○○則係受僱於丙○○，負責中古汽車買賣事宜（以上事實業據被告二人一致供述在卷），依其行業特性所生之認知敏感度，若有知贓故買之情，其目的常見係基於供解體或變造車體再行轉售目的（以免被發現贓車事實）；縱或其目的單純僅係轉售賺取差價，徵諸買賣之車輛既是贓物，因於汽車係屬監理機關嚴格行政管制之動產，其名義人之過戶均受一定行政程序之限制，已如上述，若以本人名義為買賣之一方，必然易遭追償、追訴，是一旦知贓故買後，常見僅是尋得買主後逕行辦理過戶，令己得以置身於前後手過戶程序之外，以免留下紀錄而遭追訴，然徵諸本件被告二人於取得系爭贓車之後，竟然由其被告甲○○直接以買方身份辦理買賣契約，並實際辦理汽車過戶，有上開買賣契約書及汽車過戶登記書扣案可證，而辨理過戶程序中被告甲○○甚而取出本人之身份證供監理機關核對，有卷附「汽車過戶登記書」上載有「（南縣）八十、七、五（按被告甲○○供述係伊身份證補發日期），錫鴻（甲○○供述係其父親之名）」等與甲○○身份證內容相合字樣之註記可證，足見被告甲○○辦理過戶之過程中完全無逕以己之名為買方有遭原車主追訴之疑慮，基於此一客觀上行為所生主觀心態之觀察，實與上開所述一般所見知贓故買者所常見之處理方式有所差異；又本件購買自小客車過程中，被告等並未取得原車主之身份證正本、行車執照及汽車新領牌照登記書等最重要之過戶識別證件，核與車輛過戶應備證件：買賣雙方國民身份證正本、行車執照、汽車新領牌照登記書車主聯及強制汽車保險保險證（參酌本院卷第九十八頁所附高雄市監理處八十九高市監二字第五四五五號函），無一相合（其中被告等所買車時所執有之買賣合約書、授權書則均與過戶所需使用之證件無關），且行車執照於辦理過戶後必須收回，故屬過戶時所必要之證件一節，亦據證人即原監理處承辦人何麗娜到庭結證甚詳，被告二人僅持與原車主年籍資料均不合之身份證影本，若謂被告等明知其間與法不合之情，豈會仍實際向監理機關辦理汽車過戶之理，其情應係基於對過戶手續不熟悉所致較符實情。且因上開被告執有之汽車買賣合約書、授權書等物，係屬與汽車過戶所需使用之證件完全無關之證件，客觀上其等又無一旦被警查獲後可供持以供己辯解之期待，自根本無自行偽造該買賣合約書、授權書之必要，更無要求賣方給予該等證件之必要，其事隔多時為警查獲時竟仍執有該物，其等供陳係因購買時受交付，
應屬可信，若被告等知有偽造之情，其等受交付與過戶所需證件無關之證件，並仍簽立買賣合約書及受交付授權書，實無任何意義，據此足認被告等應係在不知偽造之情情形下收受賣方所交付之證件，嗣又因對汽車過戶手續不熟悉而異想天開欲辦過戶，一旦發覺無法過戶，即然將汽車任意擺置路邊，證件則任意擺放座車置物箱內較符實情。綜上所述，被告二人於買受上開車輛時，並不知該車輛為失竊贓車，且受交付之證件有偽造之情，亦非其等所明知等辯解應可採信。至系爭贓車雖於甲○○向監理處申請辦理過戶登記後，即知該車為失竊贓車，然其等於辦理過戶失敗後，亦未再對該車為任何處理，被告甲○○更因而全然放棄持有行為，而被告丙○○之持有狀態純係原買進受交付後持有狀態之繼續，買受後中途始知為贓物，其間並未有「再收受」之舉，依罪刑法定原則，仍與刑法收受贓物之構成要件有間。另被告甲○○辦理汽車過戶事宜，固因手中未有汽車新領牌照登記書，而於事前有向監理處申請補發之舉，監理處更因而發予載有「車輛失竊註銷」之汽車新領牌照登記書，然徵諸汽車新領牌照登記書之申請補發程序，重點在於審核車主之證件是否齊全，且經列印出汽車新領牌照登記書時如發現有失竊註記時，亦會補發（依證人何麗娜證稱：因為有可能是原車主欲以此牌照書，向警方領回失竊車輛），是該汽車新領牌照登記書之補發程序有其審核程序，並非一有申請動作即然如其所請發給，是一旦申請人所持供審核證件有虛偽之情，其得否順利取得汽車新領牌照登記書，仍然受監理機關審核程序管制，若該權責機關審核不嚴所生不實登載結果，即難課以該申請人應負刑法使公員登載不實罪責，況被告等對於其所持有之相關證件係屬虛偽一節並無證據足認知情於先，其縱持以行使，亦無使公務員不實登載之犯罪故意。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事證，足認被告等二人有何公訴人所指之犯行，揆之首揭規定，不能證明被告犯罪，原審法院據以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於法即無不合，原審檢察官猶執陳詞認被告等有罪，即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六十八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炎昇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八十九 年 六 月 二十一 日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官 郭雅美
法官 莊飛宗法官 洪兆隆右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敍述理由者並應於提出上訴狀後十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應附繕本)。
書記官 葉淑華中 華 民 國 八十九 年 六 月 二十三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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