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94年度上易字第716號上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丙○○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詐欺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93年度易字第1325號中華民國94年9 月1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93年度偵字第12963 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同法第159 條之1至第159 條之4 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同法第159 條第1 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9條之5 亦已明揭其旨。告訴人乙○○及證人吳三傑於警詢之陳述及房屋租賃契約書2 份、存證信函1 份，雖均係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所為之言詞及書面陳述，均係傳聞證據，然檢察官及被告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且本院審酌告訴人乙○○及證人吳三傑於警詢所為陳述作成時之情況，及上開書面陳述其作成時之情況，均無何不適當之情形，是依上開規定均得作為證據，合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公訴意旨以：被告丙○○與簡至伶（通緝中）共同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之犯意聯絡，先由簡至伶於民國93年4 月13日，向欲出租房屋之吳三傑佯稱要承租其坐落位於高雄市○○區○○街○○號6 樓之5 之房屋，並至現場查看屋況，經合意後丙○○再出面以其名義與吳三傑簽訂房屋租賃契約，言明每月租金新台幣（下同）25,000元，押金5 萬元，並訂有不得轉租條款，丙○○乃先交付5 萬元，餘第1 期租金則約定於同年5 月5 日補齊，丙○○於租得該屋後，旋於同年月19日，以房東身分，在報紙上刊登出租房屋之廣告，嗣乙○○、甲○○看到廣告後，即以報上所留之行動電話號碼與丙○○取得聯絡，丙○○並委由簡至伶出面與乙○○、甲○○接洽，簡至伶即冒稱其為丙○○之祕書，代其處理房屋出租事宜，並隱瞞丙○○並非房屋所有人及該屋係向吳三傑承租而來，且不得轉租等事實，而將該屋出租予乙○○、甲○○
2 人，致乙○○、甲○○誤信為真，而於93年4 月19日，在高雄市○○區○○街○○號6 樓之5 ，與丙○○簽訂租賃契約，雙方約定每月租金為18,000元，並以3 個月之租金54,000元充當押金，乙○○、甲○○如數將錢交付予簡至伶，詎丙○○、簡至伶收得上開租金及押金共72,000元後，即逃匿無蹤，嗣吳三傑於同年5 月5 日至上址向丙○○收取未付之租金及押金時，乙○○、甲○○始知受騙，因認被告丙○○涉犯刑法第339 條第1 項之詐欺取財罪嫌云云。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
4 條第2 項、第301 條第1 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而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300號判例參照。再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參照。又詐欺取財罪名屬要式犯罪行為，係以行為人施行詐術，使他人陷於錯誤而交付財物，受有財產上損害，而各歷程間互有因果關係為其要件。
三、本件公訴意旨認被告丙○○涉犯詐欺取財罪嫌，無非以告訴人乙○○、甲○○之指訴，證人吳三傑之證詞及房屋租賃契約書2 份、存證信函1 份等為其主要論據。惟訊據被告堅決否認有詐欺取財之犯行，辯稱：伊係為台中安車房屋仲介公司開發房屋包租業務，公司要求以伊為承租人名義向房東吳三傑訂立上開房屋租約事宜，洽租中伊有向房東吳三傑言明所承租之上開房屋並非伊本人入住，且當日所繳付之租金、押金等費用亦均由公司提供，伊於領取報酬後，即未再聞問，伊未曾與告訴人乙○○、甲○○通過電話，亦未曾與告訴人乙○○、甲○○接觸洽談處理上開房屋之租約事宜，伊不知上開房屋有轉租之事情，行動電話0000000000並非伊申請使用等語。經查：
（一）被告偕同簡至伶於93年04月16日，就高雄市○○區○○路○○號6 樓之5 房屋，以被告為承租人，與出租人吳三傑締立房屋租賃契約，並約定未經出租人同意，不得轉租，租金每月2 萬5 千元，押金為2 個月租金5 萬元，締約後被告有交付5 萬元，剩餘款項約定同年5 月5 日再給付，嗣被告本人並未遷入賃居等事實，業據被告於原審審理時所承認，核與證人吳三傑於警詢及原審審理時所證述之情節相符（見警卷第4 頁、原審卷第160 頁至第162 頁），另證人吳三傑於原審審理時亦證稱：迨同年5 月5 日伊前往上開房屋欲向被告收取剩餘租金押金時，始發現上開房屋已經轉租予告訴人乙○○、甲○○等語（見原審卷第162頁），亦核與告訴人乙○○、甲○○於原審審理時所指訴之情節相符，復有93年4 月16日不動產租賃契約書及存證信函各1 紙在卷可稽。
（二）被告雖有與簡至伶一同向證人吳三傑承租上開房屋，並以其名義為承租人訂立租約，又約定未經出租人同意，不得轉租，惟告訴人乙○○、甲○○於警詢及原審審理時陳稱：於93年4 月間透過報紙廣告看到上址刊登出租廣告，甲○○就依廣告所留電話0000000000，於93年4 月19日去電聯絡，由一位戴先生接話，說會請助理與渠聯繫，並約定當晚去看房子。當晚確由一位助理簡小姐接待，簡小姐有拿1 份打字合約書，上面有被告丙○○的名字，証明房子是戴先生，並告知原來租金是2 萬5 千元，因為急欲出租，所以租1 萬8 千元，並要求渠等對外表明是戴先生的員工，洽談後，雙方即簽締書面租約，並渠即繳付租金1 個月及3 個月的保證金，共計7 萬2 千元，及預納3 個月管理費3 千6 百元，迄至93年5 月5 日管理員代吳三傑向渠收取租金，經多次撥打電話欲找戴先生、簡小姐無著，始知受騙等語（見警卷第1 頁至第3 頁、原審卷第115 頁至第120 頁）。是告訴人乙○○、甲○○於洽詢承租事宜時，雖與一位自稱戴先生之人通過1 次電話，惟嗣後看屋、簽締契約、交付租金、押金等費用之手續處理，均係由「簡小姐」出面接待辦理，則告訴人乙○○、甲○○等與「戴先生」並未接觸碰面，亦未洽談處理租約事宜，又門號0000000000號之行動電話，係簡至伶於93年3 月25日申請設立通話乙節，有通聯調閱查詢單1 紙附於警卷可稽；再參以被告前與證人吳三傑締立之租賃契約中僅留號碼（02）00000000之電話，亦未留下0000000000號電話等節，故尚難認與告訴人通話洽租事宜所自稱「戴先生」之人即係被告丙○○本人。再者，告訴人等所簽締租賃合約出租人雖名為「丙○○」，然於看房、簽約、收租等過程中，均由自稱「簡小姐」之人接待辦理，而「戴先生」之名係丙○○，亦係由簡小姐所告知，是亦難認將上開房屋轉租予告訴人乙○○、甲○○之情事，為被告知情或有參與，而與「簡小姐」有共同詐騙告訴人乙○○、甲○○之行為。綜上，告訴人乙○○、甲○○2 人之指訴情節尚無以認定被告與「簡至伶」有何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
（三）本件告訴人乙○○、甲○○受有上開財產之損害，實係因嗣後「簡至伶」出面與其洽租締約之「轉租」行為所致，而被告以其名義向證人吳三傑承租該屋時，即向證人吳三傑言明房子非自己居住使用，公司會安排他人入住等情，亦與證人吳三傑到庭陳述之詞相符，故事後上開房屋竟轉租與告訴人乙○○、甲○○，並無證據證明為被告所預見，即難遽認被告對告訴人乙○○、甲○○有何詐欺之故意。且告訴人乙○○、甲○○陷於錯誤而交付財物，並非直接基於被告與證人吳三傑締立租約之行為所致，而係由第
3 人「簡小姐」之詐欺行為介入，其間因果關係歷程即無連貫，是自難謂被告承租上開房屋行為與告訴人乙○○、甲○○交付財物及受有財產損害間，有相當因果關係存在。
（四）經本院向台中市政府及台中縣政府函查結果，雖均無被告所稱之安車房屋仲介公司，有台中市政府府經商字第0950001349號函及台中縣政府府建商字第09500010384 號函各
1 紙在卷可按；惟綜上所述，公訴人所舉之積極證據，並無法使本院就被告確有與簡至伶共同詐騙告訴人乙○○、甲○○之事實，到達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而仍存有合理之懷疑，故不得以被告之辯解有部分並非真實，即遽認其有共同詐欺之犯行。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認定被告確有前揭被訴之犯行，揆諸首揭法律規定與說明，被告之犯罪即屬不能證明。
四、原審以被告罪證不足，而為其無罪判決之諭知，並無不合，檢察官認原審未為有罪判決為不當，提起上訴，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之理由不到庭，爰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 條、第371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新慶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95 年 4 月 4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曾永宗
法 官 任森銓法 官 陳 箐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95 年 4 月 4 日
書記官 魏文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