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上 訴 人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上 訴 人即 被 告 甲○○選任辯護人 吳澄潔律師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偽造文書案件，不服臺灣屏東地方法院93年度訴字第745 號中華民國94年3 月3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檢察署93年度偵字第404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 實
一、甲○○於民國92年1 月間某日，在不詳處所取得不詳人士所交付由丁○○親筆簽名、葉鳳英書寫給郭美麗、王源堅而交付給郭美麗、王源堅等多人之「道德處分稟示文影本」各 1紙後，竟基於偽造私文書之犯意，於92年1 月30日上午8 時許在其之前位於屏東市○○里○○路○○○ 號住處，自行書內容為「本人 (意指丁○○）曾于91年2 月至4 月間向甲○○先生借款兩筆分別是第1 筆共120 萬元正，第2 筆亦共 120萬元正，總共240 萬元正，限一個月內還清借款，恐口說無憑，特立此據為證，交付當時，由立據人點清無誤，民國92年1 月30日」等字之借據1 紙，未經丁○○之同意，即擅自剪下上開道德處分稟示文影本上丁○○之簽名，盜用上開丁○○之署押2枚 ，將之貼在上開借據之立據人欄下，而偽造上開借據1 紙，並將該偽造之借據影印2 份（其中1 紙偵查中交予律師），足以生損害於丁○○。嗣甲○○復基於連續行使偽造私文書之概括犯意，先於93年2 月初，分別在其上開住處及張家華位於屏東市○○路之警安保全公司，將其中
1 份偽造之借據影本出示予丁○○之友人張家華及唐家和，並要求渠二人請丁○○出面處理，復於93年3 月1 日，在屏東市○○路出示上開偽造之借據影本予丁○○之友人莊天賜，並將該偽造之借據影本交予莊天賜，要求莊天賜代其向丁○○催討欠款，嗣因莊天賜於93年3 月2 日邀約丁○○見面商討清償問題，並出示上開借據予丁○○後，丁○○始知上情。
二、案經丁○○訴請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訊據上訴人即被告甲○○直承自書借據本文即「借據......本人 (意指丁○○）曾于91年2 月至4 月間向甲○○先生借款兩筆分別是第1 筆共120 萬元正，第2 筆亦共120 萬元正，總共240 萬元正，限一個月內還清借款，恐口說無憑，特立此據為證，交付當時，由立據人點清無誤，民國92年1 月30日」等字，惟否認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行，辯稱：「我沒有偽造借據，借據上的簽名是告訴人丁○○親筆所為；告訴人確實有向我借款新台幣 (下同）130 萬元，只還10萬元，尚欠120 萬元，另外告訴人積欠我6 個月的薪資，每月薪資
7 萬元，加上我替告訴人處理盧元貞債務糾紛的報酬，合計
120 萬元；我係於92年3 月11日才收到郭美麗的道德處分稟示文，而王源堅遭告訴人軟禁，直到92年3 月17日才能離開告訴人住處，是依上述時間點觀之，我如何剪貼郭美麗、王源堅之道德處分稟示文上告訴人之簽名以偽造借據，且借據上有2 枚告訴人簽名，係因告訴人表示要簽2 種筆跡比較可信，況倘我要盜用告訴人之簽名，只須剪貼道德處分稟示文中之1 份即可，何需大費周章剪貼2 份不同之簽名；再者，借據上告訴人的簽名與郭美麗、王源堅之道德處分稟示文上告訴人之簽名，兩者筆畫長短、間隔大小均完全不一致，顯見並非剪貼自郭美麗、王源堅之道德處分稟示文上告訴人之簽名；又告訴人係持影印之借據指控我涉有偽造文書犯行，惟影印之借據被動手腳之機會很多，自不可採為論罪科刑之根據」云云。
二、經查：㈠按將偽造證書複印或影印，與抄寫或打字不同，其於吾人實
際生活上可替代原本使用，被認為具有與原本相同之信用性。故在一般情況下可予以通用，應認其為與原本作成名義人直接所表示意思之文書無異，自非不得為犯刑法上偽造證書罪之客體，最高法院75年台上字第5498號判例著有明文。因此，倘將偽造之私文書影印，其影印本即與原本無異，自可為刑法偽造文書之客體，而得作為論罪科刑之根據。查上開借據影本係由被告自借據原本影印而來，與原本完全一樣之情，業據被告於原審法院審理時供承：「借據有影印，我影印了2 份，1 份給偵查中的委任律師，1 份我拿給莊天賜；我提示給莊天賜的借據影本與原本是一樣的，現在審判中的借據也是一樣的」等語明確（見原審卷第26頁）。是卷附之借據影本既未遭人竄寫改變，而與借據原本完全相同，則該借據如內容不實且係由無製作權人冒名製作者，即屬偽造之私文書，自得為論罪科刑之依據。
㈡又卷附借據影本上「丁○○」之署押2 枚固係告訴人之筆跡
，惟告訴人並未在借據上簽名，是被告盜用郭美麗、王源堅之道德處分稟示文上「丁○○」之署押而偽造而成之事實，迭據告訴人於偵、審時指訴綦詳，復有「道德處分稟示文影本」2 份在卷可證。觀之該2 份道德處分稟示文上「丁○○」之署押，與上開借據影本立據人欄「丁○○」之2 枚簽名，在字體結構、特徵、空間分配、筆順走勢、筆觸輕重及勾勒等方面，經肉眼觀察判斷，借據上方「丁○○」之署押顯與王源堅道德處分稟示文上告訴人之簽名相同，而借據下方「丁○○」之署押則與郭美麗之道德處分稟示文上告訴人之簽名如出一轍。而衡之常情，一般人即便在同一時間以相同的材料書寫自己的姓名多次，除在字體特徵、筆順走勢及勾勒方面會出現雷同外，尚不可能出現空間分配、筆觸輕重完全一模一樣，甚至連筆畫中斷之位置長短大小均一致之現象，況告訴人在測謊同意書及道德處分稟示文上之簽名明顯不同，亦可佐證告訴人無法簽署完全一模一樣的字體。再參以告訴人、被告經檢察官送法務部調查局測謊結果，就其陳稱「系爭借據上其未親自簽名」一節，經測試結果均無情緒波動反應，研判未說謊；及被告依期前來後，提出診斷證明並表明不願接受測謊等情，有法務部調查局93年5 月3 日調科南字第09300168370 號測謊報告書在卷可稽。本院依被告請求將台灣屏東地方法院檢察署92年度發查字第222 號卷㈠第
7 頁之借據影本及同卷第16、17頁之文書 (即郭美麗、王源堅「道德處分稟示文影本」）送法務部調查局鑑定結果「第
7 頁借據影本上方之『丁○○』簽名，與第16頁文書上之『丁○○』可重疊吻合；第7 頁借據影下方之『丁○○』簽名，與第17頁文書上之『丁○○』可重疊吻合；研判分別各自直接或間接『剪貼』自同一來源之簽名後，再重複『影印』而成。至於何者為剪貼後之複印品，則因本案送鑑證物均係影本無法詳確鑑定。」。有該局94年10月25日調科貳字第09400333490 號鑑定通知書可證。按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 4規定: 「除前三條之情形外，下列文書亦得為證據：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外，公務員職務上製作之紀錄文書、證明文書。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外，從事業務之人於業務上或通常業務過程所須製作之紀錄文書、證明文書。除前二款之情形外，其他於可信之特別情況下所製作之文書。」，本件調查局之鑑定文書，係公務員職務上製作之文書，經查亦無顯不可信之情況，上開文書應具有證據能力。綜合上開證據資料研析，郭美麗、王源堅2 人之道德處分稟示文既係由告訴人丁○○之配偶葉鳳英書寫，丁○○親筆在各該文件上簽名即可，何須大費週章以剪貼方式剪自被告所持有之文書，再就時序言之，郭美麗、王源堅2 人之道德處分稟示文之製作及簽名在前，製作之時，被告自書之借據，尚未製作，只能時序在後者彷冒先前現成之簽名，自無從時序在前者彷冒在後之作品，已足徵上開借據立據欄有關「丁○○」之署押
2 枚，確係剪貼自郭美麗、王源堅二人之道德處分稟示文上告訴人之簽名。
㈢被告雖辯稱：「游文境、盧元貞有看過上開借據原本（被告
、告訴人、證人均誤稱為正本）」云云。惟查，證人游文境於偵查中固曾證稱：「我有見過此借據之正本，是被告出示給我看的；借據是被告寫的，但簽名是告訴人簽的」等語，然訊之證人游文境有關該借據原本是否經過合成，其於偵查中及另案（92年度屏小字第165 號清償借款案件）中均明確證稱「我不清楚」等語（見發查卷㈠第108 頁），是證人游文境既無法判斷借據原本上「丁○○」之2 枚署押是否經過剪貼合成，則縱令其看過借據原本，仍不能為有利於被告之證明。再者，證人盧元貞看到的是借據影本，而非原本之情，業據證人盧元貞於偵查中證述明確（見發查卷㈠第49頁），證人盧元貞所見既為影本，自無從僅依被告之供述，即認定證人盧元貞看過借據原本，進而推論該借據原本並無剪貼合成之情事。
㈣被告另辯稱：「我係於92年3 月11日始收到郭美麗的道德處
稟示文，而王源堅亦於92年3 月17日方可自由行動，其時點均遲於我出示該借據之時間，是上開借據不可能剪貼自郭美麗、王源堅之道德處分稟示文」云云。雖據證人郭美麗於原審證稱：「我是在92年1 月十幾日收到道德處分稟示文，我只有收到我的道德處分稟示文1 件；收到後在3 月9 日寄給被告」等語（見原審卷第268 頁）及證人王源堅於原審證稱：「我在91年12月22日當天拿到自己的道德處分稟示文；我在91年 (筆錄誤載92年）11月底就不准出去了，如要外出需告訴人的太太葉鳳英陪同，不能單獨出去；於92年3 月17日
6 、7 時離開告訴人家，離開時身上有帶道德處分稟示文」等語（見原審卷第273-274 頁），雖意在證明被告並非直接自郭美麗、王源堅處取得該2 份道德處分稟示文。然查上開郭美麗、王源堅之道德處分稟示文影本非僅由郭美麗、王源堅本人持有，其他人亦有持有該2 份道德處分稟示文之情，已據證人葉鳳英於原審證稱：「郭美麗、王源堅的道德處分稟示文是我寫好內容後，再拿給告訴人簽名的；2 份道德處分稟示文上面的日期即是當天寫好的日期；我寫好之後影印，正本放在2 樓，拿1 份王源堅的道德處分稟示文影本給王源堅，郭美麗的部分是用寄的，包括郭美麗、王源堅的道德處分稟示文影本共2 份；不只郭美麗、王源堅有，在我們家修道的人都有該2 份道德處分稟示文；道德處分稟示文通通都有回收，正本比較早燒掉，影本回收之後才燒掉，因為郭美麗住台南沒辦法回收，所以只有郭美麗身上才有那2 份道德處分稟示文」等語（見原審卷第260-261 頁）；證人郭美香到庭證稱：「我知道葉鳳英在91年12月22日及92年1 月13日有開給郭美麗、王源堅道德處分稟示文，我們都有看到，我們每人有1 份影本，後來就回收燒掉了，正本也有看到；我們收到的都是影本，正本都在神桌上」等語（見原審卷第264-265 頁）；證人黃錦美到庭證稱：「我知道有2 份道德處分稟示文記載郭美麗、王源堅的事情，91年1 月22日我在公司2 樓看到正本，那是道德處分稟示文上面的日期，我拿到的是影本，是郭美麗，王源堅的，拿到的日期不清楚，第
2 次看到的是在92年6 月份的時候，郭美麗、涂瑞琪及王源堅去找我，拿了7 張文件，其中2 張就是道德處分稟示文，是影印的；2 份道德處分稟示文是先後收到的；葉鳳英在 1月下旬左右收回去，是2 份一起收回去」等語（見原審卷第269-270 頁）。上開各證人先後所為之證言，當事人及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已依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5 第1 項之規定明示同意其證據能力，本院審酌上開筆錄作成時，較無人情施壓或干擾，亦無不當取供之情形，認為以之作為本案之證據亦屬適當，是其證言自具有證據能力。另證人乙○○、丙○○於94年8 月29日本院審理時經檢辯雙方交互詰問各結證稱: 「信奉道教，同在告訴人處修道，尊稱丁○○為師父，王源堅、郭美麗的道德處分稟示文是由告訴人的太太葉鳳英書寫，告訴人簽名後，放在修道處之二樓神桌，大約放2 、
3 天，讓天公知道，其他同修道者發放影本，正本由告訴人的太太燒給天公，影本過幾天後就會收回去，也不能帶回去。惟葉鳳英在92年的時候拿這2 份影本，由我陪同去郵局，我書寫信封後將該2 份道德處分稟示文影本放在裡面，寄給郭美麗。見過此2 份道德稟示文者連同郭美麗共9 人，除郭美麗因回台南郵寄給她未回收外，其他的人都有收回影本。乙○○於91年12月至92年1 月間，居住在屏東市○○路 ○○○號 (修道處)， 週六、日回台南，丙○○住所屏東縣○○鄉○○路○○○ 巷○○號。信徒離開修道地點不會被搜身或限制自由。道德處分稟示文放在建豐路211 號看經書的地方，都沒有帶出去，因為我們都是在這裡看經書，但信徒非24小時都在一起，故無法證明別人有無外帶。」等語。綜觀證人上開證詞，堪認該2 份道德處分稟示文影本除郭美麗、王源堅持有外，尚有其他人持有之，且在葉鳳英將之回收燒燬後，該
2 份道德處分稟示文影本仍有在外流傳之情事，因此，被告縱非自郭美麗、王源堅處取得該2 份道德處分稟示文，然其非不能自其他人取得之，且係影本，自非不能再影印複製而流通，自不可因證人郭美麗、王源堅之上開證述，即認上開借據「丁○○」的署押並非剪貼自該2 份道德處分稟示文影本上告訴人之簽名。至被告雖又辯稱：「借據上有2 枚告訴人簽名，係因告訴人表示要簽2 種筆跡比較可信」云云，惟查本件告訴人之簽名，極其特殊，模仿不易，自無於借據上重複簽名之必要，且參以告訴人於其他文件上均未有簽名 2次之情事，足認係被告主觀上認為在借據上迭次簽署，其證據力較強，為構造較強之證據情境，而將所取得之2 份道德處分稟示文上告訴人之簽名，均剪貼在所偽造之借據立據人欄上。若依被告所辯同時重覆簽名二枚，則同一情境所為之簽名應較一致始合理，茲本件同一文件上之上下2 枚簽名不一，反而分別與其他2 份文書影本上之簽名完全重疊，足徵係剪貼其他2 份文書影本上之簽名而偽造之作品，是被告上開所辯，與常情有違，不足採信。
㈤再告訴人並無向被告借款，亦未請被告調解盧元貞之事，被
告也沒有在告訴人公司上班等情，迭據告訴人於偵、審時證訴綦詳，復據證人葉鳳英於原審證稱：「告訴人不可能跟被告借錢；被告不是我們公司的員工」等語（見原審卷第 262頁）、證人郭美香亦於原審證稱：「被告不是我們公司的員工」等語明確（見原審卷第264 頁），顯見，被告於借據上書寫之「曾于91年2 月至4 月間向甲○○先生借款兩筆分別是第1 筆共120 萬元正，第2 筆亦共120 萬元正，總共 240萬元正」等字，全屬被告一廂情願之事，內容與事實不合，亦屬虛偽不實。雖被告辯稱：「我向兄李國輝借130 萬元轉借予告訴人，告訴人還了10萬元，尚欠被告120 萬元，再加上被告積欠我6 個月之薪資，每月薪資為7 萬元，又加上調解盧元貞的糾紛，協議為120 萬元，總共有240 萬元」云云。然查證人李國輝於偵查中證稱：「在91年2 月到4月 間有借130 萬元給被告，91年2 月18日有拿現金20萬元，91年 2月19日也拿了現金20萬元，91年2 月22日拿了20萬元，91年
3 月1 日拿了40萬元，91年3 月8 日拿了10萬元，91 年4月
1 日拿了20萬元，共計130 萬元；我陸陸續續拿現金給被告，被告表示要借給告訴人」等語（見發查卷㈠第47-48 頁），並提出證人李國輝之第一商業銀行存簿影本為證（見原審卷第234-258 頁），然觀之上開第一商業銀行存簿之提款紀錄，全部金額相加並不足被告所稱之130 萬元，且縱令證人李國輝確實係交付130 萬元予被告，然亦無法據此即推論被告確有將該130 萬元借給告訴人。再參以被告在92年8 月27日，於原審法院92年度訴字第417 號清償借款事件中到庭具結證稱：「告訴人向我借款130 萬元，但均未開立借據」等語，為被告所不爭，依此，倘告訴人於91年1 月30日確有簽立上開借據，被告豈會於92年8 月27日作證時，仍為上開不利於己之證述，是被告所稱：「告訴人有向我借款130 萬元」云云，尚難採信。至有關被告指陳告訴人積欠薪資及調解費計120 萬元部分，除證人游文境曾於偵查中證稱：「當初被告有同我一起工作，他作公關工作，做了1 年多，他的薪水約5 、6 萬，我不知道告訴人有否給付給被告」等語外，其他證人均一致證稱被告並未在告訴人公司任職，且證人游文境就被告每月薪資之證述，亦與被告不一致，因此，證人游文境所為關於被告有在告訴人公司上班之證述，即無法遽採，況縱令證人游文境所證屬實，然依其上開「我不知道告訴人有否給付給被告」之證詞，亦難認定告訴人有積欠被告薪資之情；另觀之證人盧元貞於偵查中證述：「去年初我向告訴人借50萬元，後來他便將此筆錢入股我的砂石場，前後開票二百多萬元給我」等語（見發查卷㈠第50頁），並無法得知被告是否有替告訴人協調債務糾紛之情，更難推知告訴人與被告間就協調債務部分有何報酬約定。因此，自不能僅依被告片面之詞，即遽以認定告訴人有積欠被告上開款項。
被告所辯，無非卸責之詞，不足採信。
㈥另被告確曾將上開借據原本、影本提示予唐家和、張家華及
莊天賜等人之事實，業據被告於原審法院審理時供稱：「正本寫完之後隔幾天，我自己影印2 份；我只有拿影本給莊天賜看，莊天賜再拿給告訴人，另1 份影本拿給偵查中的委任律師」等語甚詳（見原審卷第278-279 頁），核與證人唐家和於偵查中證稱：「是過完年後，甲○○叫我去他家，說丁○○欠他錢，然後拿此借據給我看，並叫我去找丁○○」等語（見發查卷㈠第22頁）、證人張家華於偵查中證稱：「甲○○有拿這借據給我看，甲○○向我說丁○○向他借錢，隨即拿此借據給我看一下，是在過完年後，他是去我公司給我看此借據，後來我打電話給告訴人談此事」等語（見發查卷㈠第22頁）、證人莊天賜於偵查中證稱：「是甲○○拿借據影本給我看，我再拿給丁○○」等語（見發查卷㈠第49頁）大致相符。當事人及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已依刑事訴訟法第
159 條之5 第1 項之規定明示同意其證據能力，本院審酌上開筆錄作成時，較無人情施壓或干擾，亦無不當取供之情形，認為以之作為本案之證據亦屬適當，是其證言自具有證據能力。雖被告否認曾出示借據影本予唐家和、張家華云云，惟觀之證人唐家和、張家華就被告出示借據影本之時間、地點，均已為具體明確描述，衡情顯無誣指之可能，自可採信。
㈦綜上各情觀之，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
三、核被告盜用告訴人署押偽造借據並將之影印，再持偽造之借據影本向證人唐家和、張家華及莊天賜等人主張告訴人丁○○向其借款之行使行為，係犯刑法第216 條、第210 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被告盜用署押2 枚的行為，係偽造私文書之階段行為，不另論罪；又被告於偽造私文書後，復持以行使，偽造之低度行為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被告上開行使偽造私文書之行為，均時間緊接，機會同一，觸犯構成要件相同之罪名，顯係基於概括犯意反覆為之，為連續犯，應以一罪論，並依法加重其刑。又刑法上所謂行使偽造文書，必須行為人就所偽造文書之內容向他方有所主張，始足當之；若行為人雖已將該文書提出，而尚未達於他方可得瞭解之狀態者，則仍不得謂為行使之既遂，最高法年72年台上字第4709號判例可資參照。是以，證人游文境、盧元貞2 人雖見過該借據原本及影本，惟被告僅係提出該偽造之借據，並無證據證明被告有以之充作真正文書而加以使用之意；另被告雖將偽造之借據影本一紙提出予偵查中之律師，惟觀之被告提出該借據之用意，係為訴訟之用，依前開判例意旨，自均不構成刑法上之行使偽造文書罪，附此指明。
四、原審依刑法第56條、第216 條、第210 條、第41條第1 項前段、第38 條 第1 項第2 款，罰金罰鍰提高標準條例第2 條，並審酌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所生之危害及犯後猶飾詞圖卸，態度不佳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6 月，並依法諭知如易科罰金以300 元折算一日之折算標準。又被告偽造之借據原本1 紙及於偵查中交予律師之借據影本1 紙，係被告所有，供犯罪所用之物，均依刑法第38條第1 項第 2款規定，宣告沒收；復敘明另被告交由莊天賜持向告訴人行使之借據影本1 紙，業因交付告訴人而由告訴人取得，已非被告所有，自不得依刑法第38條第1 項第2 款宣告沒收，至其上「丁○○」之署押2 枚，係被告所盜用，係屬真正而非偽造，亦不得依刑法第219 條規定宣告沒收。認事用法尚無不合，量刑亦稱妥適，檢察官循告訴人之請求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量刑過輕，被告上訴意旨否認犯罪，指摘原判決不當，均無可取，上訴為無理由，均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彭南雄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94 年 9 月 6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林正雄
法 官 黃壽燕法 官 陳啟造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1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94 年 9 月 6 日
書記官 黃琳群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行使第210 條至第215 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偽造變造私文書罪)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 年以下有期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