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01年度上易字第24號上 訴 人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周媽福選任辯護人 楊啟志律師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妨害自由案件，不服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00 年度易字第1008號中華民國100 年11月1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100 年度偵字第515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周媽福與鄰居錢晴翌素來相處不睦，周媽福竟基於妨害自由之犯意，於民國97年某日起，在錢晴翌之屏東縣○○鎮○○路180 之2 號旁車庫前，以堆放大型雜物堵住該車庫唯一出入口，以阻擋車輛出入之強暴方式，妨害錢晴翌駕駛車牌號碼00-0000 號自小客車自由進出之權利，迄至98年12月底前始將雜物清除，共妨害他人通行權利1 年餘，因認周媽福涉犯刑法第304 條第1 項之強制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
4 條第2 項、第301 條第1 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40年臺上字第86號判例意旨參照）。且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76年臺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參照）。再刑事訴訟法第161 條第1 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臺上字第128 號判例意旨參照）。末以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最高法院著有52年臺上字第1300號判例意旨可參。
三、證據能力部分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 至之4 之規定，然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同法第159 條之5 第1 項定有明文。
本判決下列所引用之證據，屬被告以外之人在審判外陳述之傳聞證據部分，除依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 至第159 條之
4 規定得為證據者外，其餘業經被告及檢察官於本院審理中，就卷內各項證據（含傳聞證據、非傳聞證據及符合法定傳聞法則例外之證據），均明示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25頁），基於尊重當事人對於傳聞證據之處分權，及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現之理念，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情況，並無違法取證之瑕疵，且無顯不可信之情形，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自均有證據能力，而得採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證據。
四、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強制罪嫌，係以告訴人錢晴翌之指訴、錢晴翌向屏東縣東港鎮公所申請清潔隊清除雜物之申請書、證人潘美玉之證述、現場照片及檢察事務官於100 年1 月10日至現場勘驗之筆錄等為其主要論據。訊據被告周媽福否認上揭強制罪之犯行，辯稱：「我並未將雜物、木片等物放置告訴人前開車庫門前，並無犯強制罪之故意」等語。
五、經查：
㈠、按「刑法第304 條第1 項稱『強暴』者，乃以實力不法加諸他人之謂，惟不以直接施諸於他人為必要，即間接施之於物體而影響於他人者，亦屬之。查本件原確定判決，既已認定告訴人吳０忠等5 戶人家，就系爭之社區巷道有通行權，被告等不顧告訴人之勸阻，以吊車吊運貨櫃，強行設置大型路障之強暴方法，妨害他人通行權等情，自係認定被告等以強暴方法加諸告訴人。此與被告等於設置路障時，告訴人根本不在場而不足構成強暴事由之情形有別」，此有最高法院86年度台非字第122 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是倘行為人於行為被害人未在場，是否構成發生「強暴」、「脅迫」事由，即有疑義。再按刑法上之強制罪，係以行為人實施強暴或脅迫之行為為構成要件之一，即須其手段令人感受具有強暴性或脅迫性始足當之，而所謂強暴者，係指「使用有形之暴力」而言，至於脅迫之意，即指「以言詞或舉動，顯示加害他人之意思通知他人，使其產生畏懼，而得加以威脅或逼迫」，即所謂以強暴、脅迫妨害人行使權利情節之成立，須以加害或以加害之旨通知被害人而使被害人心生畏懼，以影響其意思決定之自由為其成立要件，若無以強暴脅迫妨害人行使權利之積極行為，僅對他人之請求事項，表示不予同意而未處理，即難逕以該罪相繩（最高法院71年度台非字第8 號判決參考）。末按刑法第12條明定「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罰。」、「過失行為之處罰，以有特別規定者，為限。」刑法關於犯罪之處罰，係以處罰故意犯為原則，過失犯之處罰則須以法律有特別明文規定者為限，同法第304 條之強制罪，係行為人「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為要件，該法條既無處罰過失犯之特別明文，自須以具備「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之故意者，始與本罪構成要件該當，此乃當然之解釋。
㈡、被告於上揭時間將雜物、木片等堆置在告訴人前開車庫門前之事實，業據證人即告訴人錢晴翌於檢察官偵查及原審審理中指證在卷，並經證人潘美玉於檢察官偵查中證述綦詳，並有告訴人提出之現場照片附卷可稽（見99年度偵字第9832號卷《下稱偵一卷》第22-24 頁），且被告於檢察官偵查及原審審理中亦坦認此部分事實，告訴人此部分證述堪信為真實，則被告嗣於本院審理中辯稱：「其並未將雜物、木片等物放置告訴人前開車庫門前」云云，即無可採。然被告之行為是否構成刑法之強制罪，仍需審酌被告有無對告訴人為「強暴」、「脅迫」之事由及被告有無犯罪之故意。而證人即告訴人錢晴翌於原審審理時證稱：「被告於置放物品於其車庫前時，其並未在場」等語（見原審卷第39頁），被告於上址堆置物品時，告訴人既未在場，則其堆置物品之行為是否該當刑法第304 條之強制罪，已有疑義。又告訴人復於原審審理中證稱：「上開堆置於其車庫前的東西，大約需要一個人花一、二個小時即可完全搬離」等語（見原審卷第39頁），核與被告於原審審理中供稱：「其堆置於告訴人車庫前的物品，均係其一人所搬」等語大致相符（見原審卷第43頁背面）。且稽之告訴人提出之其車庫前方之現場照片（見偵一卷第22-24 頁），顯示被告係將大部分之雜物集中堆置於其房屋前方，另有少部分物品放置在告訴人之車庫前方，依其堆放之方式觀之，被告似非專為妨礙告訴人之車輛進出，而刻意將其雜物堆置延伸至告訴人之車庫前方，就此而言，已難排除被告係為圖一己之便，而擅將部分物品放置在告訴人車庫前方之可能。參以被告所堆置之物品，均係如告訴人及被告等一般成年人男子以一己之力即可輕易排除，並非刻意擺設、堆放諸如貨櫃屋、巨大石塊或其他極為笨重且不易以一己之力排除之物體甚明，以被告上揭堆放之態樣觀之，被告堆置該等雜物，其主觀上有無妨害告訴人行使權利之故意，即非無疑。
㈢、告訴人雖於原審審理中另證稱：「被告以言詞威脅，故其不敢搬離」等語，然告訴人於檢察官偵查中提出其於97年4 月24日向屏東縣東港鎮公所申請清理車庫前雜物之申請書（見偵一卷第32頁），並於原審審理時證稱：「鎮公所確有派員清除」等語（見原審卷第39頁），則告訴人證稱：「因被告言詞威脅而不敢搬動其車庫前堆置之雜物」等情，已難遽採。又告訴人於原審審理中另證稱：「於97年間第2 次向鎮公所申請清理時，鎮公所並未派員前來清除」等語（見原審卷第39頁），惟此部分告訴人係向鎮公所申請清除之標的為「砍除…樹枝」，而非被告「堆置之雜物」，此有其申請書在卷可憑（見偵一卷第31頁）；而觀諸告訴人提出之上揭現場照片，可知告訴人所指之「樹木」枝葉茂盛、高大，且證人潘美玉於檢察官偵查中亦證述：「那棵樹是周媽福種的」等語（見偵一卷第18頁），足見被告於本院審理中供稱：「該棵樹木是我種的，已種植約二、三十年」等語，應屬真實而可採信。衡以被告種植之該棵樹木之時間已久，且又種植在其屋前，顯非專為防礙告訴人使用該車庫而特別種植；至於被告種植之樹木枝葉未適時修剪，可能影響到告訴人車庫前之景觀，然尚難據此即認被告有以「強暴」、「脅迫」之方式妨害告訴人行使權利之犯行。另告訴人以被告涉嫌於98年
8 月26日、30日及99年3 月5 日對其為恐嚇犯行，對被告提出刑法第305 條之恐嚇罪嫌部分，業經檢察官以98年偵字第8337號及99年度偵字第4331號不起訴處分確定（犯罪嫌疑不足），此有不起訴處分書附卷可稽（見偵一卷第2-3 頁），就此而言，亦難認被告有對告訴人為恐嚇之強暴、脅迫等犯行。
㈣、再者，告訴人於原審審理中證稱：「其所述被告對其脅迫等情，並無他人可以證明，且其與被告間之糾紛已有多年」等語（見原審卷第38頁正背面），依此判斷，可知告訴人上揭所證：「被告確有對其脅迫之事實」等語，並無其他證據可資補強，告訴人此部分陳述是否屬實，即有可疑。另證人周來進於偵查中雖證稱：「被告曾恐嚇告訴人錢晴翌」，惟其證述被告恐嚇之內容為：「（周媽福如何恐嚇錢晴翌？）周媽福叫錢晴翌不要住在南興路那邊，因為這邊是我們賣給錢晴翌的。」等語（見偵一卷第11頁），顯未對告訴人施加惡害之內容；至證人周來進證稱有關被告說過：「樹不得修剪，否則殺你」部分，證人周來進則補充證稱：「係其自鄰里傳聞，而非其親見親聞」等語（見偵一卷第11頁），且該部分內容亦非恐嚇告訴人「不得將堆置之雜物搬離」；基此，尚難逕認被告有以脅迫方式，恫嚇告訴人不得自行移除其堆置之物品。而證人潘美玉於檢察官偵查及原審審理中之證詞，其內容亦僅能證明「被告確有堆放東西在告訴人之車庫前及其有通知被告將物品遷離」等情，與被告有無對告訴人施加強暴、脅迫使其無法清除車庫前雜物等情無涉；況證人潘美玉於檢察官偵查中證稱：「我不知道周媽福是否有恐嚇過錢晴翌，我沒有聽到」等語（見偵一卷第18頁），且於原審審理中證稱：「…但車庫錢晴翌都沒有在使用，我曾經跟錢晴翌說過，車庫沒有在使用的話，借給被告堆放一下東西…」等語（見原審卷第40頁），依證人潘美玉之上揭證詞，並無法據以認定被告有對告訴人為強暴、脅迫等強制之犯行；再參以證人蕭崑池於原審審理中證稱：「…錢晴翌常常不在那邊」等語（見原審卷第42頁），此與證人潘美玉上揭證詞相互勾稽，自難排除告訴人有長時間未使用該車庫之情形，被告見狀，為圖一己之便，乃擅將雜物暫時堆置在其屋前並延伸至告訴人車前方無訛。
㈤、末查，本件被告上揭位於「屏東縣○○鎮○○路180 之3 號」住處與告訴人之「屏東縣○○鎮○○路180 之2 號」旁車庫，係屬於毗鄰之建物，且均座落在屏東縣○○鎮○○段○○○○○號之國有土地上之事實，業據告訴人及被告於本院審理中供述在卷（見本院卷第22頁），並經檢察官勘驗屬實，復有土地登記謄本及勘驗筆錄附卷可憑（見偵一卷第33、35頁）。而依上揭告訴人之建物及被告車庫所座落之相對位置，可知本件所爭執之被告堆放雜物及種植樹木之地點，係上揭二址建物前方夾角處（註：該二間建物前方略呈90度夾角處），該部分空地同時屬於告訴人之車庫及被告住處前方地區，二者互有交錯使用之情形，具體之使用範圍及界線本不易區分，容易存有爭執，而依卷附之現場照片所示，被告擅將雜物堆放延伸至告訴人之車庫前方，所為雖對告訴人之進出造成干擾及不便，惟其二人對此區域之使用既存有爭議，乃屬民事糾葛之範疇，宜另循民事程序解決，核與刑法第304條之強制罪構成要件有異，被告既無以強暴、脅迫妨害告訴人行使權利之積極行為，充其量僅對告訴人之請求事項，表示不予同意而未處理，揆諸上開說明，即難逕以該罪相繩。
㈥、綜上所述，本件依檢察官所舉及卷內之證據，顯尚未達到使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仍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自不得遽認被告有檢察官所指之強制罪之行為。此外，本院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以證明被告確有公訴意旨所指之犯行，被告被訴犯刑法第304 條之強制罪，自屬不能證明，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六、原審因而以不能證明被告犯強制罪，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核無違誤（原判決之論述，其理由或略嫌簡單，然此尚不影響全案之情節及判決之本旨，原判決仍予維持）；檢察官上訴意旨，猶執前詞，指摘原判決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 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茂松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01 年 3 月 6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蕭權閔
法 官 吳進寶法 官 唐照明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01 年 3 月 6 日
書記官 楊茱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