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113年度上訴字第531號上 訴 人即 被 告 黃勇應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陳信凱上列上訴人因重傷害案件，不服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532號，中華民國113年4月12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509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撤銷。
黃勇應犯傷害致重傷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
事 實
一、黃勇應與蘇竑瑞分別因另案而於址設屏東縣○○鄉○○路000號之法務部○○○○○○○○○○○服刑。黃勇應於民國110年12月26日6時45分許，在上址廚房內與蘇竑瑞一同從事炊事工作之際，因認為其遭蘇竑瑞言語欺侮，乃心生不滿，客觀上可預見持熱粥潑灑他人身體，有可能造成他人受有大面積燙傷而發生重傷結果，竟疏未注意及此，基於傷害之犯意，手持熱粥潑灑蘇竑瑞之背部，造成蘇竑瑞受有約占體表面積15%之背部及雙上肢二度燙傷之重傷害。
二、案經蘇竑瑞訴由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理 由
壹、證據能力：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屬傳聞證據，原則上不得作為證據；惟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判決所引用屬於傳聞證據之部分，均已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且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黃勇應（下稱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明示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卷第101、223頁），基於尊重當事人對於傳聞證據之處分權，及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現之理念，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情況，並無違法取證之瑕疵，且無顯不可信之情形，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自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㈠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上開時、地，基於傷害之犯意，手持熱
粥潑灑告訴人蘇竑瑞（下稱告訴人）之背部，致告訴人受有約占體表面積15%之背部及雙上肢二度燙傷之事實，惟否認有何傷害致重傷犯行，辯稱：告訴人所受傷勢非屬重傷，我並不知自己的行為將造成告訴人受有何種程度之傷勢等語。辯護人則以：告訴人所受傷勢應只是普通傷害，沒有達到重傷害程度等語，為被告辯護。
㈡經查，被告與告訴人前分別因另案於址設屏東縣○○鄉○○路000
號之法務部○○○○○○○○○○○服刑，被告於110年12月26日6時45分許，在上址廚房內與告訴人一同從事炊事工作之際，因自認遭告訴人欺侮而心生不滿，基於傷害之犯意，手持熱粥潑灑告訴人之背部，致告訴人受有約占體表面積15%之背部及雙上肢二度燙傷等情，業據被告於警詢、偵查、原審及本院審理時供述在卷（他卷第87至89、193、194頁，原審卷第80、
128、250頁，本院卷第102、239、240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證人黃啟宏、許峻豪於警詢時指證之情節大致相符（他卷第91至100頁），並有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高雄長庚紀念醫院診斷證明書、告訴人所受傷勢照片及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在卷可稽（他卷第111至133頁，原審卷第
135、141、179頁），是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㈢被告及辯護人雖以前詞置辯，惟查：
⒈刑法第10條第4項關於重傷之定義，除其第1款至第5款所定，
毀敗或嚴重減損視能、聽能、嗅能、一肢以上機能或生殖之機能外，尚包括第6款之「其他於身體或健康，有重大不治或難治之傷害」；而人之頸部及四肢均裸露於外，難以遮掩，係供識別其人別、身分、地位所必需，關係甚鉅，如有因傷害導致嚴重受損、變形或功能異常，在客觀上難以復原，自屬上開規定所稱「其他於身體或健康，有重大不治或難治之傷害」。
⒉本案告訴人於110年12月26日至高雄長庚紀念醫院急診就醫，
並於同年月27日轉住院，診斷為頸部、背部、右上肢二度燙傷，約占體表面積百分之15，經治療後於111年1月10日出院，告訴人最近乙次回診追蹤日期為112年7月6日，經身體診察告訴人前述傷口已癒合，但頸部、背部及右上肢均留有疤痕，且告訴人主訴會有搔癢及感覺異常等症狀；依告訴人病情評估，疤痕處可能併有排汗功能異常，並減損皮膚保護功能，但不致於發生運動功能受限或關節活動受限之情形，有高雄長庚紀念醫院112年12月19日長庚院高字第1121250902號函及114年1月23日長庚院高字第1140151055號函在卷可稽（原審卷第155頁，本院卷第173頁）。復觀諸告訴人於113年2月19日所拍攝之傷勢照片，亦可見上開傷勢留有大面積之疤痕（原審卷第179頁）。綜核上情，告訴人所受傷勢造成大範圍皮膚之保護與感覺功能受損，使其日常生活飽受搔癢及感覺異常等症狀之困擾，且所殘留之疤痕面積甚大，範圍更及於通常裸露在外之頸部與上肢，嚴重減損皮膚之美觀功能，對其身體及心理健康影響甚鉅，在經相當診治後，仍然難以復原，揆諸上開規定及說明，自屬對於身體及健康有重大難治之重傷無訛。是以，被告及辯護人主張告訴人所受傷害並非重傷等語，尚非可採。
⒊被告客觀上可預見其基於傷害之犯意持熱粥潑灑告訴人，有可能會造成告訴人受有大面積燙傷而發生重傷結果：
⑴按刑法第277條第2項傷害致人於死、致重傷罪，係因犯傷害
罪致發生死亡或重傷結果之「加重結果犯」，依同法第17條之規定，以行為人能預見其結果之發生為其要件，所謂能預見，乃指客觀情形而言，與行為人主觀上有無預見之情形不同。若主觀上有預見，而結果之發生又不違背其本意時，則屬故意範圍。故傷害行為足以引起死亡或重傷之結果，如在通常觀念上無預見之可能，或客觀上不能預見，則行為人對於被害人因傷致死或重傷之加重結果，即不能負責。此所稱「客觀不能預見」，係指一般人於事後，以客觀第三人之立場，觀察行為人當時對於加重結果之發生不可能預見而言，惟既在法律上判斷行為人對加重結果之發生應否負加重之刑責，而非行為人主觀上有無預見之問題，自不限於行為人當時自己之視野，而應以事後第三人客觀立場，觀察行為前後客觀存在之一般情形(如傷害行為造成之傷勢及被害人之行為、身體狀況、他人之行為、當時環境及其他事故等外在條件)，基於法律規範保障法益，課以行為人加重刑責之宗旨，綜合判斷之。申言之，傷害行為對加重結果(死亡或重傷)造成之危險，如在具體個案上，基於自然科學之基礎，依一般生活經驗法則，其危險已達相當之程度，且與個別外在條件具有結合之必然性，客觀上已足以造成加重結果之發生，在刑法評價上有課以加重刑責之必要性，以充分保護人之身體、健康及生命法益。即傷害行為與該外在條件，事後以客觀立場一體觀察，對於加重結果之發生已具有相當性及必然性，而非偶發事故，須加以刑事處罰，始能落實法益之保障，則該加重結果之發生，客觀上自非無預見可能性(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029號判決意旨參照）。查，人體皮膚可保護身體內部的器官，免受病原或外部環境的影響，及避免人體過量水分流失，攸關人類生命維持與身體運作，倘直接接觸高溫而造成皮膚之傷害，一旦範圍過大，則易造成皮膚功能保護力喪失，進而發生脫水或遭受感染之風險，在傷口癒合後，更會形成疤痕造成外觀醜形及功能喪失等影響，此為依據一般生活經驗法則所得之認知，被告為智識成熟之成年人，對於其上揭傷害行為可能導致告訴人身體皮膚大範圍燙傷，進而影響皮膚正常功能之加重結果，在客觀上應有預見之可能，竟於憤怒情緒高漲之情境下，仍疏未注意，基於傷害犯意，以熱粥直接潑灑於告訴人之背部，造成告訴人身體大範圍燙傷之結果，自應負傷害致重傷害之加重結果責任。
⑵況據被告陳稱：在案發當時，告訴人是擔任廚房炊事組組長
，其則為該組組員，其因遭告訴人欺侮而心生不滿，因此持熱粥潑灑告訴人背部；至於其持以潑灑告訴人之熱粥，當時僅烹煮完畢約10餘分鐘，該熱粥可供10餘人食用等語（原審卷第80頁，本院卷第101、102頁）。被告為具有通常智識程度之成年人，以其在廚房工作之經驗，客觀上當可預見甫烹煮完畢之熱粥，溫度甚高，而人體皮膚則相對脆弱，縱其係基於傷害之犯意持該等熱粥直接潑灑告訴人之身體，仍有可能會造成告訴人之身體受有大面積燙傷，並致告訴人之皮膚受有不可恢復之嚴重傷害甚明。從而，被告基於傷害之犯意持熱粥潑灑告訴人之際，客觀上係可預見該等熱粥將有可能會造成告訴人受有大面積燙傷，因而發生之重傷害結果甚明。
㈣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所辯，洵非足採，其上開犯
行，堪予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及刑之減輕部分：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2項後段之傷害致重傷罪。
至公訴意旨雖認被告係犯刑法第278條第1項之重傷罪。惟按刑法上重傷罪與傷害罪之區別，應以行為人加害時有無重傷之故意為斷，關於被害人所受傷害之程度及部位、行為人使用之兇器，雖得作為審究故意與否之參考因素，惟不能資為區別重傷罪與傷害罪之絕對標準。經查，被告與告訴人僅係同監執行之受刑人，彼此間並非熟識，亦無深厚之仇怨可言，被告只因自認其遭告訴人言語欺侮之細故，一時情緒失控而為本案犯行，衡情應無重傷告訴人之動機，難認被告行為時有重傷之故意，自不能逕以重傷罪責相繩，公訴意旨此部分所指，容屬未洽，惟因基本之社會事實同一，且於審理時已當庭告知被告所涉刑法第277條第2項後段之傷害致重傷罪名，並無礙被告防禦權之行使，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規定，變更起訴法條。
㈡又公訴檢察官於原審審理時雖主張被告前因公共危險案件，
經原審法院以110年度交易字第201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9月確定，並於111年7月22日執行完畢，故被告就本案應構成累犯等情（原審卷第253頁）。惟查，被告就本案之犯罪時點是110年12月26日，顯係在上開前案執行完畢前為本案犯行，自非構成累犯，從而，原審公訴檢察官上述主張，容屬有誤，併此指明。㈢刑法第59條部分：⒈按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
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該條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裁判先例所稱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等等，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以為判斷(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513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刑法第277條第2項後段傷害致重傷罪之法定刑為「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刑責極為嚴峻，然同為違犯本罪之人，其原因動機不一，犯罪手段、目的及情節、行為時所受刺激、與被害人的關係等情，亦有不同，同致被害人重傷所造成之損害程度亦有差異，法律科處此類犯罪，所設之法定最低本刑卻同為「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且縱量處最低法定刑，仍無從依法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對犯情較輕或犯後已有悔意者，甚至無法宣告緩刑，不可謂不重。於此情形，倘依其情狀處以2年以下有期徒刑，即足以懲儆，並可達防衛社會之目的者，自非不可依客觀之犯行與主觀之惡性二者加以考量其情狀，是否有可憫恕之處，適用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量減輕其刑，期使個案裁判之量刑，能斟酌至當，符合比例原則。
⒉查被告係因一時情緒失控而犯本案，而告訴人所受燙傷部分
為頸部、背部及右上肢，雖約占體表面積百分之15，在傷口癒合後仍留有疤痕，可能併有排汗功能異常及減損皮膚保護功能之情狀，然並不致於因此影響告訴人之運動功能或關節活動之情形，此有前揭高雄長庚紀念醫院函文附卷可參，足見告訴人所受傷勢雖屬難治而無法完全痊癒，但仍能維持平常生活作息。再者，被告本件犯行雖無可取，惟考量告訴人遭被告傷害致重傷之結果，肇因於其與告訴人間之嫌隙，事出有因，並斟酌被告之主觀惡性及其與告訴人之關係，告訴人所受傷勢對爾後日常生活之影響程度，可見被告犯行惡性尚非重大，對告訴人之影響程度亦較同類案件為小。此外，被告於本案犯後，旋即於111年1月25日具狀表達其對告訴人致歉及和解之意（他卷第13至15頁），嗣於112年9月22日與告訴人成立訴訟上和解，有原審法院附帶民事訴訟和解筆錄在卷可參（原審卷第137、138頁），且被告對於本案之客觀犯罪事實並不爭執（本院卷第239頁），足見被告於犯後確有悔意，並願填補告訴人所受損害，而告訴人於原審亦表示：給被告一個教訓就好等語（原審卷第178頁），益徵告訴人並未請求對被告從重量刑。故綜核上開情狀以觀，本案就被告犯罪情節及所造成之損害程度，尚非不可原諒，倘就被告所為量處法定最低度刑有期徒刑3年，仍嫌過重，在客觀上應足以引起一般人之同情，確有情輕法重之情狀，堪認其犯罪情狀尚堪憫恕，是就被告本件所犯之罪，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
三、上訴論斷部分：㈠撤銷改判之理由：
原審認被告所涉犯行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因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正義，故法院對於有罪被告之科刑，應符合刑罰相當之原則，使輕重得宜，罰當其罪。本案被告犯罪情狀，得認有顯可憫恕之處，已說明如前，原審未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減其刑，尚有未合，原審針對被告所為量刑自有未洽。被告上訴主張其所為應僅論以傷害罪，雖無理由，然請求從輕量刑，即為有理由，原判決既有上揭可議之處，自是無可維持，應由本院予以撤銷改判。
㈡量刑：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因認其遭告訴人欺侮，即任意以上述不法手段傷害告訴人，並造成告訴人受有上開重傷害，顯然欠缺尊重他人身體法益之觀念，所為應予非難；復考量被告坦承本案客觀犯罪事實，已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惟因仍在監服刑之故，迄今僅賠償告訴人新臺幣8,500元之犯後態度（原審卷第137、138、242頁，本院卷第241頁）；並參酌被告前有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竊盜、公共危險等前案紀錄之素行，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兼衡被告自述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及經濟狀況（本院卷第242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施柏均提起公訴，檢察官呂幸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0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唐照明
法 官 蔡書瑜法 官 葉文博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0 日
書記官 梁美姿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277條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