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民事判決114年度婚字第106號原 告 Ａ０１訴訟代理人 蘇聰榮律師
黃鼎軒律師林冠樺律師林意祥律師被 告 Ａ０２ 原住同上
（女，大陸地區人民，西元0000年0月00日生）訴訟代理人 柯秉志律師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2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准原告與被告離婚。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理 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略以：被告為大陸地區人民，兩造於民國112年10月9日結婚、113年1月3日辦理結婚登記，並約定以原告之住所為兩造之共同住所。然被告於來台未久即經常在外或不知去向，兩造聚少離多，相處方式與原告追求的婚姻價值不符，原告便向被告表示已經厭倦一直等待的生活，請被告同意簽字離婚，被告遂於113年7月21日傳送「你幫我打包吧、好了通知我、離婚辦理等我兩天好不好、你又不差這兩天」等語，直至113年8月2日，被告將其置於兩造共同住處的物品帶離，迄今無夫妻共同生活之事實，期間兩造雖曾於113年10月11日及12日於高雄某旅館有親密關係，但僅為一時激情，隨後被告於113年10月14日為取得臺灣之延期居留證，在WeChat通訊軟體中傳送同意離婚之切結書，卻拖延不辦理離婚程序，爾後雙方於WeChat通訊軟體中持續爭吵、討論離婚，兩造自113年8月2日分居迄今，互信基礎已蕩然無存，現僅存夫妻之名，而無夫妻之實，已構成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且被告對於婚姻出現難以維持之重大事由，應負全部之責，爰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請求離婚，並聲明：如主文所示。
二、被告答辯略以：被告離家均經原告同意(例如至嬸嬸家看球賽、宜蘭工作)，且被告係因原告情緒控管不佳、誣告、騷擾被告大陸家人的方式進行威脅，致心生畏懼不敢同居。尤以原告在婚姻存續期間與其他女性交往甚密、相親，甚至討論未來結婚生子情事，違反婚姻忠誠義務。另兩造曾於113年10月間於旅館有親密行為，原告更於114年2月4日以WeChat通訊請求被告回來一起搬出去住，兩造實仍有感情，客觀上並未達於任何人均喪失維持婚姻之意欲，亦無難以回復之情形，縱兩造婚姻已構成破綻，原告亦是唯一可歸責之一方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協議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㈢第275頁、277頁)
(一)被告為大陸地區人士，兩造於112年10月9日結婚、113年1月3日辦理結婚登記，並約定以原告之住所（高雄市○○區○○路000 號）為兩造之共同住處。
(二)原告曾對被告提起詐欺取財之刑事告訴，嗣經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4年度偵字第00000號為不起訴處分(卷㈡第309頁至311頁)。
(三)被告已於113年8月2日將其置於兩造共同住處的物品帶離，並於該日後迄今未再回至兩造共同住處（期間僅於113年10月11日及12日於高雄某旅館居住）
四、爭點：(見本院卷㈢第277頁)原告主張兩造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被告經常在外不回家，且同意離婚，但卻拖延不辦理，僅欲利用原告取得延期居留證在臺灣工作），依民法第1052條第2 項之規定請求離婚，是否有理？
五、本院之判斷：
(一)按有民法第1052條第1項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婚，但其事由應由夫妻之一方負責者，僅他方得請求離婚，此觀同條第2項規定自明。揆其文義，夫妻就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皆須負責時，均屬有責配偶，均得依上開規定，請求與他方離婚，不以雙方有責程度輕重比較為要件（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612號判決意旨參照）。所謂有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係以婚姻是否已生破綻而無回復之希望為其判斷之標準，即應依客觀之標準，審認是否已達於倘處於同一境況，任何人均將喪失維持婚姻之意願而定。而夫妻分居，無論係協議或單方意思形成，衡諸一般社會經驗，可供判斷其婚姻是否已生破綻。因此，在積極破綻主義下，分居期間久暫，非不得作為婚姻破綻之證明方法（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71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原告主張兩造約定婚後同住原告之住所，然被告來台未久即經常在外或不知去向，兩造聚少離多，被告亦同意離婚，卻拖延不辦理，僅欲利用婚姻取得延期居留證在臺灣工作，原告並對被告提出詐欺取財之刑事告訴等情。業據原告提出下列事證：
1.內政部移民署高雄市專勤隊受理外來人口行方不明案件登記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湖內分局通知書(詐欺案)、被告入出境紀錄、113年10月12日被告同意離婚錄音檔譯文、113年10月14日雙方切結同意書、兩造之WeChat對話紀錄及光碟在卷可佐(見本院卷㈠第125頁、卷㈠第127頁、卷㈠第425頁、卷㈡第473頁、卷㈠第151頁、卷㈠第261至421頁及卷㈡第347至517頁)，被告並不爭執上開證物形式上之真正。
2.揆諸上開WeChat對話，被告於113年9月21日稱：「拍一下就好，我自己去申請居留證延期，然後跟你簽字離婚，這樣我可以待在那邊一段時間再回。」(見本院卷㈡第373頁)、113年10月14日被告復傳送「雙方切結同意書」記載：「一、女方提出由男方協助辦理居留證在臺延期，男方須配合辦理至審核通過，並由女方親自正式取得完成。二、女方延期居留證到期之前，男方若有尋得結婚對象、須同意男方另娶，並與男方辦理協議離婚完成。三、女方於取得延期居留證後若與男方未能離婚，須同意回歸男方家中同住，與男方正式夫妻共同生活，且乖巧文靜聽從男方，不再出外使男方擔心。」等內容(見本院卷㈠第151頁)。可知原告原係為求和平離婚，被告則係為求合法延期，雙方對話之核心已不再是愛。
3.證人即原告之胞姐甲○○證稱：被告剛嫁過來時在原告之家族事業工作2、3個月，後來被告於113年6、7月時向其表示要至嬸嬸家從事足球之賭盤工作，之後即未再見過被告等語(見本院卷㈡第21頁至25頁)。另被告亦不爭執其已於113年8月2日將其置於兩造共同住處的物品帶離，迄今未再回至兩造共同住處，堪認兩造分居已久之事實。
4.被告到庭陳稱：「因為我們二人經常吵架。我不回去的原因是因為我在高雄看球賽時，看球賽是我的工作，就是別人有買入及賣出，算是球賽賭博的一種。另外，原告有找嬸嬸的麻煩，所以我才沒有告訴原告我住的地址。」(卷㈡第15頁)、「我沒有告訴原告我在宜蘭的實際地址，我也沒有接到警局或移民署的電話。我的電話在113年10月已經變更了，是因為原告把我的手機停了，所以我自己有辦了一支手機號碼，原告不知道我的手機號碼，我們是透過微信在聯絡的。」(卷㈡第21頁)、「我們有同意要照切結同意書之內容做」(見卷㈢第265頁)、「我有回去大陸，原告並不知道」(卷㈢第271頁)、「後來我打電話問移民署才知道不需要原告同意，所以我就(於114年1月間)自己去辦了(指居留證延期)，我以為需要原告同意，才會跟原告商量並出具這份雙方切結同意書給原告一個承諾。」(卷㈢第261頁及第263頁)、「因為我大陸的東西已經全都放棄了，所有的東西都已經拿到臺灣了，我從結婚到現在從來沒有想過會以離婚收場，所以我大陸的工作、房子及車子都放棄了，什麼都沒有。我回大陸沒有辦法生活，所以我不甘願。我雖然有答應原告離婚，但我離婚後我什麼都沒有了，至少我留在臺灣可以養活我自己。」等語(見卷㈢第269頁)。
5.由上開事證相互勾稽以觀，原告主張被告來台未久即經常在外工作或去向不明，隱匿工作地點，兩造曾論及離婚，被告以辦理居留證延期作為同意離婚的對價，卻拖延未辦理離婚，其實質動機係將原告作為維持在臺工作身分之工具等情，尚非虛妄。再被告嗣知悉辦理居留證延期無需取得原告同意，即逕自於114年1月間換領延期居留證(見本院卷㈢第263頁)，復未依上開「雙方切結同意書」第3條之約定為離婚或履行同居，且兩造自113年8月2日分居迄今已逾1年半等情，顯見，兩造間之互信基礎已蕩然無存。佐以被告到庭自承：「離婚後我什麼都沒有了，至少我留在臺灣可以養活我自己」，足認被告維持婚姻的主觀意願，並非基於對原告之愛戀，而是基於「留臺生存之必要」，兩造之婚姻實已達破綻之程度。
(三)至被告抗辯兩造於113年10月11、12日於旅館尚有親密行為，兩造婚姻關係先前縱有產生裂痕亦已回復，原告更於114年2月4日以WeChat通訊請求被告回來並一起搬出去住等語，兩造實仍有維持婚姻關係共同生活之意欲，未構成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云云，固據其提出WeChat對話紀錄為證(見本院卷㈢第226頁)，原告則以其與被告婚姻關係反反覆覆，113年10月12日僅為一時激情，且其後被告迴避不處理離婚，始於114年2月4日發送上開訊息，欲騙其回來至戶政辦理離婚等語置辯。查，原告雖不爭執113年10月12日於高雄某旅館與被告有親密行為，然觀被告當日亦同意離婚、祝原告幸福等語，業據原告錄音在卷可佐(見本院卷㈡第473頁)，且被告旋於113年10月14日WeChat傳送以辦理居留證延期並同意原告再娶、被告同意離婚之「雙方切結同意書」，是原告抗辯該113年10月12日之親密行為僅為一時激情，並非無據。
另114年2月4日原告雖向被告傳送求和之訊息，然隨後對話迅速轉回指責(見本院卷㈢第226至第230頁)，翌日即114年2月5日即向本院遞出離婚起訴狀，兼衡被告亦自113年8月2日迄今未再回兩造共同住處等情，足認，114年2月4日之對話通訊，未能啟動任何實質的修復機制，上開短暫親密生理互動行為及求和等二次事件，均未能治癒雙方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及長期分居狀態，尚難認兩造之感情已回復，被告此節所辯，尚不足採信。
(四)被告再抗辯本件縱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亦係因婚姻關係存續期間原告情緒控管不佳，且有逾越異性朋友往來之社交分際，違反婚姻忠誠義務，被告有拒絕履行同居之正當理由，且原告是唯一可歸責之一方云云，並據其提出WeChat對話紀錄及光碟為證(見本院卷㈢第37頁至第250頁)，原告固不爭執對話紀錄及光碟內容，惟否認有該行為。經查：
1.被告抗辯原告有逾越異性朋友往來之社交分際云云，固由上開對話紀錄得見原告於113年11月3日稱：「她一直要我快點離婚」、「她想跟我生孩子」、「這個越南的女生說暫時不跟我聯繫了，除非我們把關係弄清楚，真的離婚了」等語，惟被告同日回稱：「你們先懷孕」、「我會離，你可以保留信息」等語(見本院卷㈡第253頁、255頁)，佐以兩造之「雙方切結同意書」第2條之約定「男方若有尋得結婚對象、須同意男方另娶」等語，可知原告應是在被告事前同意下之相親或社交行為，尚難認被告得作為拒絕履行同居之正當理由。縱認原告確有精神上外遇，適正反映出兩造長期缺乏情感存款，導致原告向外發展「替代性依附」，被告抗辯原告為兩造婚姻破綻之唯一可歸責一方，尚不足採。
2.至被告抗辯原告情緒管控不佳等情，固亦得自上開對話紀錄得見端倪，諸如「你知道我一急起來，會做瘋狂的事情」、「我知道你爸媽的電話，也知道他們的住址」、「你這樣我會把妳全家鬧到雞犬不寧」等語(見本院卷㈢第210頁、215頁)，然原告因感受不到信任，轉而為過激之言語，此種攻擊性溝通雖源於受挫，卻也徹底摧毀了兩造間的安全感，應認原告就兩造婚姻關係破綻之加深，亦有可歸責之處。
六、婚姻關係建立之基礎，在於雙方互愛、互信、互相扶持與尊重。婚姻關係之核心，係為維護及經營共同生活，在精神與物質上相互協助依存，讓雙方人格得以實現發展(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4號判決理由參照)。本件綜觀上情，兩造婚後聚少離多，陷入「離與不離」反覆折磨之惡性循環，遲自113年8月2日分居迄今已逾1年半，情感耗竭，已生破綻。期間被告忽略婚姻關係之核心價值，係為維護及經營共同生活，在精神與物質上相互協助依存，其面對原告提離婚乙節，則以辦理居留證延期作為同意離婚的對價，卻又拖延未辦離婚，縱已於114年1月間自行換領延期居留證，復未依上開「雙方切結同意書」第3條之約定為離婚或履行同居，原告因而對被告提出詐欺取財之刑事告訴，雖經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4年度偵字第00000號為不起訴處分，然兩造間互信基礎早已蕩然無存。另原告因感受不到信任，轉而為過激之言語，也摧毀了兩造間的安全感，被告面對溝通採取離家或迴避，屬對婚姻關係之築牆，直至最後言詞辯論期日被告到庭自承：不甘願離婚係因「回大陸沒辦法生活」、「至少留在臺灣可以養活自己」等語，足徵被告維持婚姻之主觀意願，係基於個人經濟生存之利害關係，而非對原告之情感依附。雙方對婚姻之期待不一，即便歷經訴訟過程，仍認為問題出在對方，主觀上均無重建婚姻之意思，兩造婚姻之誠摯相愛基礎已然瓦解，婚姻徒具形式外觀而無實質內涵，依一般人之生活經驗，顯然難期修復，達於倘處於同一境況，任何人均將喪失維持婚姻意欲之程度，應認兩造間存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原告主張兩造婚姻已生破綻，無法修復，即屬可採。而婚姻發生破綻之原因，依前述，難謂原告是唯一可歸責之一方。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本文規定，請求裁判離婚，即屬有據。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爰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0 日
家事第一庭 法 官 林麗芬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0 日
書記官 王鵬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