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八十九年度易字第五六五號
公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乙○○選任辯護人 林武順右列被告因背信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八十八年度偵字第三八六六號），本院判決如左：
主 文乙○○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乙○○係胡炎卿（起訴書誤載為胡炎輝）之配偶，甲○○係胡炎卿之養女，胡炎卿於民國七十四年六月九日死亡，因胡炎卿係退伍軍人，生前在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下稱退輔會）花蓮農場之土地上從事耕作，符合放領資格，花蓮農場遂於八十一年五月四日，將坐落於花蓮縣○○鄉○○段三八三八─一、三八五五─一、三八五五─二、三八五五─三、三八六０─二及三八八三─三地號等六筆土地放領予被告，登記為被告所有，而甲○○就上開屬胡炎卿之遺產亦享有二分之一之應繼分，被告明知甲○○就上開土地之應有部分係信託登記為其所有，其係為甲○○處理事務之人，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利益，於八十四年一月間，將上開三八三八─一、三八五五─一、三八五五─二、三八五五─三、三八六０─二地號等五筆土地出賣予康永順，使甲○○之財產受有損害，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條第一項之背信罪嫌云云。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推定其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為無罪之諭知，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分別定有明文。再按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條之背信罪，須以為他人處理事務為前提，所謂為他人云者，係指受他人委任，而為其處理事務而言，最高法院四十九年臺上字第一五三０號著有判例可參。公訴人認被告乙○○涉有右揭背信罪嫌，無非以告訴人甲○○之指述及土地登記簿謄本為論據。訊之被告堅決否認右揭犯行，辯稱：上開土地均為國有土地，伊夫胡炎卿過世後，花蓮農場通知伊辦理土地放領，伊申請獲准放領，嗣將土地出賣予康永順等語。經查，依卷附退輔會開發農地放領辦法第六條規定：「依本辦法申請放領者，以經輔導會安置之現耕場員，進墾滿十年且志願繼續從事農業生產者為限。其原為共號分耕者，應於辦理分割後分別放領之。前項現耕場員，係指一般場員、自力農墾員、個別農墾員、義民及經核定有案之繼耕人。」；另卷附退輔會各農場有眷場員就醫、就養或死亡開缺後房舍土地處理要點第三點第三款亦規定：「各農場有眷場員其本人死亡殮葬後，由輔導人員詳詢其眷屬，如願意繼續耕種原配土地，且亦有耕作能力時，得依其自願辦理，但必須完成保證切結手續，留存場部備查。」。質之證人即退輔會花蓮農場組長葉清吉證稱：上開六筆土地原為退輔會花蓮農場配耕予場員胡炎卿耕作，胡某去世後，農場通知其妻即被告乙○○申請繼耕，被告獲准繼耕，並於該地實際耕作，八十一年間，被告申請放領，亦經核准，而取得土地所有權，依規定須獲准繼耕後始可申請放領，本件僅被告申請繼耕，依農場作業慣例，繼耕順序以配偶為優先，之後方為子女，故農場僅通知被告申請繼耕，未通知其他遺眷等語。又配耕及繼耕之土地所有權均屬國有，場員與遺眷繼耕人對於配耕、繼耕土地之關係，屬於民法使用借貸關係，而被告係胡炎卿眷屬，間接安置（即繼耕
安置）花蓮農場，並經放領而取得上開六筆土地所有權等情，此有退輔會八十九年十一月三日（八九）輔肆字第一六０八號函文在卷可參。綜上各情，胡炎卿對於上開六筆土地係依使用借貸關係而取得使用權，並無所有權，被告係於胡炎卿死亡後，因具遺眷身分，經由花蓮農場通知而先申請繼耕，獲准後再依放領手續取得上開土地所有權，其取得權源均符合法令規定，並非因繼承而直接取得土地所有權甚明，公訴人認上開六筆土地為胡炎卿之遺產，告訴人亦具有二分之一應繼分云云，容有誤會。被告依法令單獨取得土地所有權，而告訴人既未申請繼耕、放領，更未進一步取得該土地所有權，對該地即無何權源，自更不生信託法第一條所稱「將財產權（上開土地所有權）移轉，使受託人（即被告）依信託本旨，為受益人之利益或為特定之目的，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之信託關係，公訴人認告訴人之應有部分係信託登記於被告名下云云，亦有誤指。再告訴人於本院調查時稱：伊原先不知放領土地之事，八十二、三年間，伊生父告訴伊榮民可放領土地，問伊有無取得土地，伊說不知道，被告未通知伊，嗣伊至花蓮農場查詢，始知土地已放領於被告名下等語，足證被告始終未受告訴人之委任而處理本件土地繼耕、放領之申請事宜，而被告為上開土地所有權人，與告訴人間復無上述之信託關係，自得將之出賣予他人，不生致生損害於告訴人之情事，揆諸前揭判例意旨，被告所為與背信罪之構成要件尚屬有間，自不得以該罪相繩。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之事證足以證明被告有公訴人所指背信犯行，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自應為其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子春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九十 年 一 月 十九 日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庭
法 官如對本判決不服，應於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抄附繕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