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九十年度訴字第二三八號
公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戊○○選任辯護人 吳美津被 告 乙○○
庚○○右列被告因妨害自由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九十年度偵字第一七四七號），本院判決如左：
主 文戊○○、乙○○、庚○○被訴傷害部分，均公訴不受理。
戊○○、乙○○、庚○○被訴恐嚇取財、妨害自由部分，均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戊○○夥同被告乙○○、庚○○等人於民國八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十六時許，在花蓮縣光復鄉大華村三一號檳榔園主丙○○（起訴書誤載為李春山）住處，將告訴人甲○○騙上車，藉口有事要談，駕車欲載甲○○至光復鄉大興山上，甲○○發覺有異，乃打電話向辛○○說明情形，被告戊○○等人見狀乃於大興隧道前迴車，把車開○○○鄉○○路○○○號金融汽車當舖，被告等三人即基於共同傷害之犯意，將甲○○推進金融汽車當舖內（下簡稱當鋪），拉下鐵門，隨即對告訴人拳打腳踢，並持疑似手槍之物敲打甲○○左後腦，致其血流滿面，再把甲○○載至丙○○家，欲向丙○○要回先前承包檳榔園新台幣（下同）十三萬元（起訴書誤載為十八萬元）之訂金，丙○○認為違約不給，戊○○等人即再毆打甲○○，其等邊打邊談共一、二個小時，直至丙○○害怕，始將十三萬元之訂金交予被告戊○○，被告等人得款後，又將告訴人押到金融汽車當舖，嗣辛○○於同日二十時許，到金融汽車當舖，見甲○○受傷，始將其送醫急救。因認被告三人共同犯有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條傷害、第三百零二條第一項妨害自由、第三百四十六條第一項恐嚇取財等罪嫌云云。
二、傷害罪嫌部分：
（一）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又告訴經撤回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三十八條第一項、第三百零三條第三款定有明文。
（二）查本件告訴人甲○○告訴被告戊○○、乙○○、庚○○有上開共同毆打犯行，致其受有頭皮線狀裂傷二公分、右前額抓傷三公分、臉部紅腫十乘以六公分等傷害，起訴書認係觸犯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條第一項之傷害罪，依同法第二百八十七條之規定，須告訴乃論。茲據告訴人當庭對被告三人撤回告訴，並有和解書一份附卷足參，依照首開說明，此部分諭知不受理之判決。
三、妨害自由、恐嚇取財罪嫌部分：
（一）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推定其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分別定有明文。再按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最高法院五十二年台上字第一三○○號判例參照）。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四十年台上字第八六號判例參照）。再者，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三十年上字第八一六號判例）；而所謂「積極證據足以為不利被告事實之認定」係指據為訴訟上證明之全盤證據資料，在客觀上已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確曾犯罪之程度，若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懷疑之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七十六年台上字第四九八六號判例）。
（二）訊據被告戊○○、乙○○、庚○○矢口否認有何妨害自由、恐嚇取財之犯行，被告戊○○辯稱：伊與告訴人間有合夥承租檳榔之關係，伊一人邀甲○○上車談退租事宜，所以載他至當鋪內，因談不攏雙方有互毆，乙○○與庚○○僅看車，未出手毆打，嗣後與甲○○至檳榔園主丙○○家，談了很久，想要回十三萬元定金，因事後打聽甲○○把價錢抬高，伊想協商把定金要回來，伊後來在丙○○住處協商了一、二個小時，並未限制甲○○行動，後來有要回十三萬元之定金等語。被告乙○○則辯稱：伊與庚○○至當舖看車，看到戊○○與甲○○打架，我們勸架，後來與庚○○至丙○○家，伊在車上休息，沒有下車。被告庚○○則辯稱：伊僅在當鋪內看車，未毆打甲○○，亦未進入丙○○住處等詞。
（三）按刑法第三百四十六條第一項之恐嚇取財罪，以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為其構成要件。經查，被告戊○○原與告訴人甲○○合夥共同向丙○○合夥承租檳榔園，此核與告訴人甲○○，證人丙○○、辛○○到庭所述情節相符（見本院卷第二六、四十、五十四頁），然因被告戊○○認告訴人哄抬價格，從中賺取利潤，遂不願承租，故向告訴人索討所繳定金十三萬元；然告訴人則認被告戊○○要求退租，已屬違約，應再賠償違約金十八萬元，惟被告戊○○不願意給付違約金，並欲索討所繳之定金，此經告訴人陳述在卷（見本院卷第二六頁），顯見雙方對此意見歧異，應有債務糾紛。被告戊○○既為達討回定金之目的，始毆打告訴人，堪認其索討財物係因與告訴人有上開債務糾紛所致，故即難認被告等人有何不法所有之意圖，尚非構成刑法第三百四十六條第一項之恐嚇取財罪，其行為應僅成立傷害罪，然傷害罪之部分業據告訴人撤回告訴，已如前所述，故未能論罪。又查，被告等人於丙○○住處與告訴人商討返還定金事宜時，雖據證人丙○○、其妻丁○○○證稱有聽到被告對告訴人大小聲等詞，然查，當時在丙○○住處尚有辛○○、己○○等人，而渠等均未提及告訴人在丙○○住處有遭被告等人恐嚇等情（見本院卷第五三、六四頁），故縱使被告等人對告訴人大小聲，應純屬爭吵，尚難認定被告等人有何恐嚇犯行，故被告三人此部分行為尚未能構成犯罪。
（四）次查，雖告訴人於警訊、偵查中大致陳稱：「我被三名年輕人叫到車子，然後押往大興村隧道中後．．．後載我至當鋪後又將我拉往店內拉下鐵門」（見偵查卷第六、第五十三頁反面）、「地主認為對方違約不給錢，他就打我給地主看，他在那裡和地主講了一、二個鐘頭，想到就打我．．後來地主將錢還他之後，又把我押到當鋪」（見偵查卷第五十四頁反面）等詞，然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改稱：「戊○○．．．希望要回來，就找我談，我就跟著上車」、「到李春山家時，乙○○、庚○○跟戊○○都有去，乙○○、庚○○怕我和戊○○又出事情起衝突，所以才跟著去，在李春山家，我和戊○○又談不攏，所以起衝突，但沒有被打。」、「戊○○開車過來說，有事找我去談，我就自願跟他上車．．．我打電話給辛○○說我在戊○○車上請他來接我」、「（法官問：被告三人在尚未拿到錢時，有無命你不可離開丙○○家？）沒有。（法官問：為何不先行就醫？）因為我想先把事情處理好，我就拜託丙○○將定金給戊○○。（法官問：戊○○拿到錢後，有無再將你載到當舖？）有，當時辛○○還未來。（法官問：為何還跟戊○○到當舖？）因為我沒有車，又下大雨，我就跟被告三人到當舖，再請辛○○載我就醫。原本辛○○已到丙○○家，但我們還在談，所以辛○○又先出去。（法官問：在丙○○家，有無被限制行動？）我沒有被迫坐在丙○○家談，因為丙○○他們都在。」等語（見本院卷第二六至二七頁、第四二至四四頁），是以告訴人就其究竟有無遭被告等人「強押」上車，在丙○○住處是否遭控制行動等節，前後所述迥異。又證人丙○○則在庭證稱：「（法官問：被告三人當時有無限制告訴人的行動，或不准他出外或將門鎖上，或將告訴人圍住？）沒有，當時我家大門是開的，被告戊○○和告訴人坐在一起談，另外兩名被告坐在旁邊藤椅泡茶。證人丁○○○則在庭證稱：「當時我家的門都沒有關」等語。況證人丙○○、丁○○○於警訊或偵查中所陳內容，亦未提及被告等人有限制告訴人行動自由之情節，故堪認證人丙○○、丁○○○於所證上述內容，應屬可採。又查，告訴人自承於戊○○車內欲往當鋪途中即撥打電話給辛○○，此核與證人辛○○於警訊、本院調查中陳述相符，並與起訴書所載一致。綜上所述，堪認告訴人在被告戊○○之車內皆可自由使用行動電話對外界聯絡，應無遭控制行動之虞，否則為何未乘機要求辛○○對外求援或報警處理，又證人丙○○住處大門未關閉，若告訴人遭被告等控制行動，為何於丙○○外出提款時，未報警處理，顯見告訴人於警訊、偵查中陳稱遭被告等人強押等語，應屬誇大不實之語，不可採信，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所言應屬實在。
（五）依前所述，本件尚查無積極證據，證明被告等人確有何恐嚇取財及妨害自由等犯行，揆諸首揭說明，既無積極證據足證被告等人犯罪，依法應諭知無罪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第三百零三條第三款，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毓靈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九十一 年 九 月 三十 日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庭
法 官 鄭 培 麗右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對本判決不服，應於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抄附繕本）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法院書記官中 華 民 國 九十一 年 十 月 三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