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94年度花易字第57號公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甲○○
號3樓之6選任辯護人 陳正忠律師上列被告因重利案件，經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94年度偵字第2852號），本院認為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改以通常程序審理，茲判決如下：
主 文甲○○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甲○○於民國91年10月間（原犯罪事實記載91年4 月，經檢察官當庭更正），在花蓮縣竟某地，借支新台幣（下同）20萬元予需款孔急之告訴人乙○○，竟為取得重利，不惟須由乙○○開立本票，並將乙○○提供坐落於花蓮縣○○鄉○○段 ○○○○○號地號土地設定予被告之子李永勝，並向乙○○預扣3個月利息共18000元。至代辦抵押權之丙○○代書所需代書費3875元及不詳姓名之人所謂之「介紹費」等雜費，均由乙○○負擔預扣，乙○○除實拿16萬 4千元，並需每3月為1期，負擔 18000元利息。若乙○○有遲延未付，則按日再另賠償 300元之重利。乙○○之女兒己○○曾為乙○○代償約8 期之利息。嗣因乙○○不堪負擔，乃報警處理，因認被告涉嫌刑法第344條重利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刑事訴訟法上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該項證據自須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始得採為斷罪資料；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最高法院29年上字第3105、40年台上字第86號分別著有判例可資參照。
三、訊據被告甲○○固坦承有借錢給乙○○20萬元，並約定收取
3 分利，預扣3個月利息共18000元，然堅決否認有重利犯行，辯稱：我是在91年10月間借錢給乙○○，乙○○於偵查中提出之本票不是我叫她開立的，仲介說她跟別人借錢是月息
3 分，我也這樣算，借期為3個月，介紹人說先扣3個月利息，所以我給乙○○18萬2 千元，之後我就走了。我不知道介紹費、代書費的事情。乙○○3 個月借期到時，要我繼續借她，她就說每日算300元違約金，不要催她還本金， 土地設定的事也是代書說的等語。
四、公訴人認被告涉有重利罪嫌，係以告訴人乙○○之指述及證人己○○、丙○○之證詞為據，另有本件土地之他項權利證明書、告訴人乙○○於91年4月26日簽發之面額20 萬元本票、切結書正本各一份及借據一張，被告出具之收取利息收條
3 張、丙○○之服務收費明細表等證據，認為被告有收取重利之犯行，然查：
（一）原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記載被告係於91年4月間出借20 萬元予告訴人乙○○，而告訴人乙○○於本院雖亦證稱：確實於91年4 月間向被告借得20萬元云云，然此經證人即乙○○之女己○○於本院中證稱：借錢的時間是在91年10月，我媽媽提出告訴時所附之本票並非本件借錢時所簽之本票，是我媽媽弄錯了，91年4 月是我弟弟向丁○○借錢，已經還錢等語，此核與證人丙○○所稱：本件借貸應係91年10月，因為之前先辦抵押權設定，辦完設定後才撥款，不可能係91 年4月借款等語，並與證人即本件借款之介紹人鐘玉珍所稱約為91年10月間介紹借款等語均一致，故檢察官遂於審理中當庭更正本件借款時間應為91年10月間（見本院卷第78頁），且聲請簡易處刑書所載之本票正本 1紙（見警卷第19頁）應與本案無關，即非本件之證據，應屬發票日為91年10月14日之本票始為乙○○借款時所簽發之本票（見偵卷第28頁），核先說明。
（二）又證人丙○○於本院中證稱：被告委託我辦設定抵押權，設定抵押權人是李永勝，債務人是乙○○，抵押設定借款是被告和乙○○談好，利息為3分利，借期3 個月，1次繳3個月利息，在借款當時就先扣除3個月利息 18000元，辦完抵押權設定後，被告撥款給乙○○，另外6000元是給戊○○小姐的介紹費，我收取3875元代書費用，另有預收10000元 是事後辦理地上物權狀、追加登記所需之規費及代書費用， 所以我核算出的20000元是指介紹費6000元加上我的代書費用3875元，加上10000元，總共將近20000萬元，所以才在服務收費明細表上記載總計扣20000 元，本來要辦追加登記部分沒有辦成，規費無法退，但是我有將追加登記的代書費退給乙○○的女兒。辦理抵押時有跟乙○○說明，因為她需要提供印鑑證明及權狀，當時有她的媳婦及女兒陪同，我也有解釋給她們2 人聽等語（見本院卷第58、59、63頁），故堪認被告所稱雙方約定之利息為 3分應屬實在。又一般民間借貸本來即會收取一定之利息，且為擔保債權，均會請借款人提供不動產為抵押權設定或簽發本票，故本件既然設定抵押權之過程均經證人丙○○告知予乙○○或其家屬，則除約定利息外，再為抵押權之設定及簽發本票，應尚無任何不當之處。至於乙○○雖於撥款當天僅拿到16萬4 千元，然本件既然委託代書辦理抵押權設定，本需一定之代書費用，遇有介紹人亦需給付介紹費，此項費用應係由何方負擔，此經參酌證人鐘玉珍於本院中所稱：介紹費一般都由借款人負擔等語（見本院卷第65頁），及證人丙○○於本院中證稱：預扣將近 20000元究竟應由何人負擔之事，均係被告和乙○○及他家人談好的事等詞（見本院卷第63頁），堪認被告確實與乙○○或其家人約定好上述費用應如何負擔後，始直接於被告出借現金，並於當天將上開款項予以扣除。且當本件土地抵押權設定辦妥後，被告依約撥款予乙○○，則其扣除3 個月利息共18000 元後，剩餘之款項即屬乙○○所運用，然因當時雙方尚在丙○○代書事務所處，丙○○為早日取得代書費、鐘玉珍之仲介費或其於追加登記等相關費用，其於被告及乙○○之雙方同意後，遂將乙○○所負擔之費用一一記明在丙○○所開立之服務收費明細表上，並交由乙○○收執。故聲請簡易處刑書記載乙○○僅實拿16萬4 千元等語，經扣除之36000元中，僅18000元為利息，剩餘之1800 0元應屬應支付予丙○○之代書費及辦理追加登記之規費等，另有鐘玉珍所收取之仲介費用6000元，並非全然為被告所收取之利息。
（三）本件借貸之期限為3個月，即乙○○本應於92年1月14日還款，然當時乙○○無力可償還，始向被告要求展延借期，嗣後因利息未如期支付予被告，證人己○○即支付違約金每日300元予被告，此據證人己○○證述在卷， 雖證人己○○證稱之後又付了利息7、8次，被告每次都會開立收據，是因其他收據找不到了， 所以才提出卷內的3張收條。
而被告甲○○對此則辯稱：己○○所稱之7、8次是他陸續地2、3千元給我，我到92年11月18日才將它加總計算好等語。經查，因債務人給付任何款項予債權人後，債權人所開立之收據均為重要之憑據，依理應會妥善保管，實不可能隨意放置以致遺失，故乙○○於偵查中僅提出被告開立之3張收條，故至多僅能證明被告有向乙○○或己○○ 收取收條上之金額。況且證人己○○對於前後支付給被告多錢，亦支吾其詞，毫無定數， 故證人己○○雖稱共給付7、8次利息給被告等語，是否實在，亦屬可疑。 次依證人乙○○於偵查中所提出之3張收條之金額截至 92年11月18日，共收取3次利息分別為2次各收取18000元及1次僅收取13000元，違約金分別為6000元及6500元，違約金共計125000元，若以92年1月14日至同年11月18日計算實際日數共
309 日予以核算，堪認違約金部分並非實際以1日300元之金額收取，而為每日約199元。 況且所謂利息係原本債權之收益，依原本數額及債權人不能使用原本之期間，按一定比率計算之金錢或其他代替物；而所謂違約金係指當事人為確保債務之履行，約定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時，應支付之金錢或其他給付，兩者本質即有不同，若乙○○認前述約定之違約金過高，尚可依法向法院聲請酌減。利息與違約金固可同為金錢，惟兩者之性質殊異，於法尚不得執兩者同為金錢一節，而遽謂不論名目為何既係本金之孳息即係利息，更非可謂過高之違約金即屬刑法第344 條所謂之重利，否則民事法律何庸分別兩者而異其效力？故公訴人前述推論於法顯非有據。
五、綜上所述，本件被告向乙○○收取之利息，應為月息3 分，核與社會上一般民間借貸之利率尚無重大差距，且尚無充分之積極證據，足認告訴人於借款時，確有急迫、輕率或無經驗之情事，揆諸前揭說明，被告所為應與刑法第344 條重利罪之構成要件有間。此外，本院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認被告確有起訴之重利犯行，不能證明被告犯罪，依法應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立中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94 年 12 月 30 日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官 鄭 培 麗
法官 張 嘉 芬法官 楊 仲 農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對本判決不服，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抄附繕本）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中 華 民 國 94 年 12 月 30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