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0年度軍訴字第1號公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顏銘漢上列被告因違反部屬職責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9 年度軍偵字第1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顏銘漢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顏銘漢係現役軍人，服役國軍花蓮總醫院精神科中校主治醫師，於民國108 年10月4 日9 時許，在址設花蓮縣○○鄉○里路○○○ 號國軍花蓮總醫院精神科辦公室，與告訴人即主管主任陳俁榮上校討論事務發生口角衝突，被告口出穢言辱罵、恐嚇告訴人，對其出口說: 「人渣、幹你娘、他媽的、幹、垃圾；你試試看，陳俁榮，你給我小心點」等語（公然侮辱部分已撤回告訴），致告訴人聽聞後心生畏懼，因認被告涉犯陸海空軍刑法第49條第1 項違反部屬職責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 項定有明文。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01 條第1 項亦定有明文。復查刑事訴訟法第161 條第1 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闡明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官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是若審判時，檢察官未能提出適合於證明犯罪事實之積極證據，並闡明其證據方法與待證事實之關係；法院對於卷內訴訟資料，復已逐一剖析，參互審酌，仍無從獲得有罪之心證，自應為諭知無罪之判決（參照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 號判決要旨參照）。
三、另按刑法第305 條之恐嚇罪，所稱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者，係指以使人心生畏懼為目的，而通知將加惡害之旨於被害人而言（最高法院52年度台上字第751 號判決意旨參照）。又被告之言語及舉止是否屬於惡害通知，需綜觀被告言語通知、行為舉止之全部內容為判斷，不得僅節錄隻字片語斷章取義，抑或僅憑被害人主觀認定是否心生畏懼，遽為認定，且被告所使用之文字、言語是否屬於「加惡害」之事，須該文字、言語及舉動在一般人客觀上均認為係足以使人心生畏懼，始足當之。
四、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上開罪嫌，僅以被告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之指證、證人吳季汾、施月英之證述為其依據。
五、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上開時間、地點向告訴人陳述上開話語，惟否認有何恐嚇或違反部屬職責之罪，辯稱：我和告訴人在討論值班的問題，雙方有口角衝突，告訴人提及我的家人，我請他講話小心一點，沒有恐嚇他的意思等語。經查：
㈠被告於108 年10月4 日為職業軍人，官階中校，任職於國軍
花蓮總醫院擔任身心醫學科主治醫師，告訴人亦為職業軍人，官階上校，任職於同醫院擔任身心醫學科主任，為被告之上級長官，另被告並於109 年10月12日退伍等情，為被告及告訴人分別陳述明確，並有2 人之個人電子兵籍資料、被告之個人戶籍資料在卷可參（本院卷第13頁、第223 頁至第
232 頁）；而被告於公訴意旨所指之時間、地點，向告訴人說「幹你娘，媽的，他媽的我你惹不起我告訴你」、「幹你娘你是他媽的想怎麼樣」、「他媽的你試試看，我跟你講你試試看。你怎樣？你怎樣？」、「他媽的垃圾你講什麼？」、「我告訴你我有權利表達我任何不滿，我不需要在這裡被你糟蹋，你給我小心一點陳俁榮。」等語，業據被告供承在卷，核與證人即告訴人、證人吳季汾於偵查、本院審理之證述大致相符，並有本院勘驗筆錄在卷可佐，是上開部分之事實，均堪認定。
㈡經本院在準備程序及審理時當庭勘驗被告與告訴人於108 年
10月4 日之對話錄音檔案，除可確認被告確有講過如公訴意旨所指之內容外，另可知被告與告訴人係在商討醫院值班之問題，時間長達40餘分鐘，雙方在談話過程中大多可以保持理性，至錄音檔最後3 分鐘，雙方因無法達成共識而產生衝突，告訴人先多次對被告說「你敢發誓嗎？」，並擬要被告以其家人之性命起誓，被告音量突然加大並回嗆告訴人，告訴人亦不甘示弱，雙方言語間有針鋒相對之情況等情，有本院勘驗筆錄可參（見本院卷第118 頁至第153 頁、第449 頁至第452 頁）。另證人即告訴人於偵查中證稱：我不清楚被告內心的意思等語（見偵卷二第41頁），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我們當下在吵架，我覺得很生氣、恐懼等語（見本院卷第
458 頁至第460 頁）；證人吳季汾於偵查中證稱：雙方當時在吵架，但被告講這些話的時候，告訴人已經離開他面前了，所以是2 人調頭就走了之後各自憤怒的話等語（見偵卷二第136 頁），於本院審理中證稱：他們當下在吵架，但被告講那些話應該只是生氣，不至於到恐嚇，我認為當天發生的事情只是小口角，我也沒有放在心上等語（見本院卷第453頁至第456 頁）；證人施月英於偵查中證稱：他們吵架期間我沒有全程在場，我不記得有沒有聽到對話內容，憲兵隊給我聽錄音檔的時候我才聽出被告的聲音等語（見偵卷二第
119 頁至第123 頁）。綜合上情，依當時之情境判斷，可知當時被告與告訴人確實因事起爭執，告訴人語氣雖然始終保持平和，卻有針對被告之意，最後不歡而散，則被告因無法忍受告訴人之言語刺激，一時情緒激動導致口出不雅之詞，實有可能只是為了阻止告訴人繼續針鋒相對而為之。再者，證人吳季汾於本院審理中亦證稱：案發後告訴人上班跟平常差不多等語（見本院卷第456 頁至第457 頁），且被告與告訴人於案發後隔週即108 年10月11日另有通話紀錄，再次提及值班的事情等情，核與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之證述大致相符（見本院卷第463 頁至第464 頁），並有該日之通話紀錄譯文可佐（見偵卷二第107 頁至第110 頁），堪認本案雙方發生衝突時，被告應無恐嚇告訴人之意，告訴人亦未因此而感到畏懼。是難以此驟認被告所為之言語，有威脅告訴人之人身安全之意，或告訴人有因而心生畏懼之情，即難認被告之行為有何恐嚇之情。
㈢至本院雖認被告之行為與刑法恐嚇罪之構成要件有間，然公
訴意旨係認被告涉犯「陸海空軍刑法第49條第1 項違反部屬職責罪」，被告於案發時雖具有軍人身分，惟其服務於國軍花蓮總醫院，並同時具有醫師之身分，為「軍醫官」，顯與一般駐守部隊之軍人有異，則軍醫官之觸法行為是否均屬於陸海空軍刑法所規範之處罰對象，實有疑問。
⒈按國防部軍醫局組織法第5 條前段規定: 「本局為執行國
軍醫務及衛生勤務事項，得設醫療機構及專業機構。」是國軍花蓮總醫院之範疇，在於執行國軍醫務及衛生勤務事項，換言之，該院所屬醫事及行政人員從事之勤務，恆須與國軍醫務及衛生勤務事項有關，方屬與軍事相關。又配合國家醫療政策及民眾診療業務作業所需，依「國軍生產及服務作業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及相關規定，開設國軍醫療機構附設民診處，即軍醫官民診處之醫師悉依該作業規定辦理，且遍查國防部軍醫局組織法，尚無規範軍醫官於軍事醫療機構附設民診處任用之規定。換言之，若軍醫局為一般民眾診療業務所需，而另設置民診處時，則該等民眾診療業務，難認屬於執行軍事任務。凡此，國軍花蓮總醫院軍醫官兼任該院民診處兼任醫師，其任用不僅無法律或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對一般民眾所執行之醫療行為，更與任職於國軍花蓮總醫院之軍事任務有別，故縱使具有軍醫官身分，既非執行軍事任務，則其身分應與一般醫師無異，職是，軍醫官於軍事醫療機構附設民診處對民眾從事之醫療行為，應與國軍醫務及衛生勤務無涉。⒉另由陸海空軍刑法之立法目的觀之，國家之所以必須在普
通刑法以外另行設置軍事刑法，主要目的在確保軍事單位的戰鬥機能與內部秩序，亦有維持軍紀之功能，軍事刑法之所以獨立於普通刑法而存在，有其任務性，藉由調整普通刑法的規定或在普通刑法之外另設處罰，可能達到維持軍隊戰鬥機能、軍隊紀律的功能。亦即並非是現役軍人犯罪，都應該以軍事刑法相繩，如果僅因此課以軍法，不但欠缺正當性，更顯然是以身分區別處罰程度，並非該法之宗旨。而軍醫官扣除其等現役軍人之身分，其等工作內容、職責、權掌均與一般醫師無異，且有別於常駐於軍隊之現役軍人，其等生活上並無受到軍事紀律、規定之嚴謹約束，亦無如同軍隊內長官部屬服從命令之絕對關係，則實難想像軍醫官以其醫師之身分，違反陸海空軍刑法之規定，有何需要以陸海空軍刑法加以處罰之必要。
⒊綜上，本案被告與告訴人均任職於國軍花蓮總醫院擔任主
治醫師，並均有負責民診處醫療業務，其等當時爭執之話題，係關於院內病人伙食、值班等民診處之業務，顯與軍事任務無涉，縱使被告具有現役軍人身分，其行為如以陸海空軍刑法相繩，顯不具有正當性，然此為立法技術之考量，應由立法者詳加審查陸海空軍刑法規範之妥適性，尚不宜由本院逕予認定軍醫官於從事民診業務實，是否亦屬陸海空軍刑法之處罰對象，然本院前已認定被告如公訴意旨所指之行為，與恐嚇之構成要件有間，則被告自無成立陸海空軍刑法第49條第1 項之罪的可能性。
六、至被告聲請本院傳喚5 位證人到庭，以證明告訴人事後並未因此感到畏懼之情等語，然本院基於目前證據，已認定被告之行為並無恐嚇告訴人之意，應無再行傳喚其他證人到庭作證的必要，故不予調查。
七、綜上所述，公訴人所提出之各項證據，尚不足證明被告有何構成公訴意旨所指之犯行，揆諸首開說明，自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 條第1 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戴瑞麒提起公訴，檢察官林敬展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4 月 29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 法 官 許芳瑜
法 官 粘柏富法 官 邱韻如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狀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4 月 29 日
書記官 呂姿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