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114年度易字第182號公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邱紹瑋選任辯護人 曾炳憲律師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648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Ａ０６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Ａ０６曾另案於法務部矯正署花蓮監獄（下稱花蓮監獄）執行中而為受刑人，因而知悉Ａ０１係任職於花蓮監獄之公務員。詎Ａ０６因不滿Ａ０１特別針對其在花蓮監獄執行之友人，竟基於恐嚇危害安全之犯意，於民國113年9月6日20時29分許，以其使用之行動電話撥打MESSENGER私訊及通話功能與Ａ０１之外甥女Ａ０２聯繫，要求Ａ０２協助關說Ａ０１未果，即以：「因為我有一些朋友關在你大舅工作的地方，你大舅有針對我這一群朋友，看你能不能幫我跟你大舅說一下，……，還是你能跟你大舅說我是你朋友，請他照顧一下我裡面的朋友，你也知道之前有一個什麼長的事情吧？我也不想要那麼難看」、「他（意指Ａ０１）老婆是王○○！她女兒是陳○○吼！（真實姓名詳卷）」等語恫嚇Ａ０１及其家人，並要求Ａ０２轉告Ａ０１，經Ａ０２轉告Ａ０１後，使Ａ０１及其家人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安全。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及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應依積極證據，倘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自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即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包括直接證據與間接證據。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可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可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疑唯輕、罪疑唯有利被告之原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40年台上字第8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復按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
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人認被告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之供述、證人即被害人Ａ０１、證人Ａ０２之證述、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11年4月13日新聞稿等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上開時點以MESSENGER私訊及通話功能與證人Ａ０２聯繫，並向Ａ０２稱：「因為我有一些朋友關在你大舅工作的地方，你大舅有針對我這一群朋友，看你能不能幫我跟你大舅說一下，……，還是你能跟你大舅說我是你朋友，請他照顧一下我裡面的朋友」、「他（意指Ａ０１）老婆是王○○、她女兒是陳○○。（真實姓名詳卷）」之事實，惟堅決否認有何恐嚇危害安全之犯行，辯稱：我的朋友認識Ａ０２，我當初透過朋友聯絡Ａ０２，我打給Ａ０２，跟Ａ０２說監獄裡的朋友受委屈，我想跟Ａ０２確認Ａ０１是Ａ０２的誰，Ａ０２告訴我Ａ０１是她舅舅，我跟Ａ０２聊天，問Ａ０１的為人，想說請Ａ０１出來吃飯聊天，照顧裡面的受刑人，但我沒有說「你也知道之前有一個什麼長的事情吧？我也不想要那麼難看」，我有跟Ａ０２講畢竟我自己有前科，身分比較敏感，如果透過她找Ａ０１出來吃飯，會不會有貪污、瀆職、洩密的問題，我有看過之前教育處長的新聞，這是在講教育處長貪污、瀆職、洩密的事情，我跟Ａ０２通話過程中，Ａ０２跟我說Ａ０１的為人不會這樣做，我看Ａ０１的臉書，有看到Ａ０１老婆、小孩的好友，我跟Ａ０２確認Ａ０１老婆、小孩的名字，我雖然有向Ａ０２稱：「他（意指Ａ０１）老婆是王○○、她女兒是陳○○。（真實姓名詳卷）」，但我沒有講「吼」，我只是看我們有沒有共同好友再轉達；我跟Ａ０２對談過程中，覺得Ａ０２無法跟Ａ０１講這些事情，我是麻煩Ａ０２看是否透過Ａ０１幫我照顧受刑人，並且約出來吃飯，不知道為什麼會造成這樣的誤會，變成我恐嚇他，但我真的沒有恐嚇的意思等語。辯護人則為被告辯稱：本案應該是Ａ０２在傳話的過程中有所誤會，導致Ａ０１誤解，被告並無恐嚇危害安全的犯意，因為被告是想要拜託Ａ０１之人，不至於會用強暴脅迫的手段去達成想要拜託的目的；被告係出於想要請託Ａ０２幫忙約Ａ０１出來吃飯之想法而聯繫Ａ０２並與其通話，過程中也未以恐嚇方式為之，無恐嚇危害安全之客觀犯行與主觀犯意，且被告並未要求或指示Ａ０２轉傳二人間的對話內容給Ａ０１，Ａ０２自行轉述對話內容之行為，已非被告所能控制或支配，故不可歸責於被告等語。
五、經查：㈠被告曾另案於花蓮監獄執行中而為受刑人，因而知悉Ａ０１係任
職於花蓮監獄之公務員；被告於113年9月6日20時29分許，以其使用之行動電話撥打MESSENGER通話功能與Ａ０１之外甥女Ａ０２聯繫，向Ａ０２稱：「因為我有一些朋友關在你大舅工作的地方，你大舅有針對我這一群朋友，看你能不能幫我跟你大舅說一下，……，還是你能跟你大舅說我是你朋友，請他照顧一下我裡面的朋友」、「他（意指Ａ０１）老婆是王○○、她女兒是陳○○。（真實姓名詳卷）」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核與證人即被害人Ａ０１於警詢、本院審理中之證述（見花蓮縣警察局花警刑字第1130024328號刑案偵查卷宗【下稱警卷】第7至9頁、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4年度易字第182號卷【下稱本院卷】第242至255頁）、證人Ａ０２於警詢、偵訊、本院審理中之證述（見警卷第11至13頁、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6480號偵查卷宗【下稱偵卷】第115至116頁、本院卷第145至164頁）大致相符，並有證人Ａ０２與「范睿橋」、「Ａ０６」之MESSENGER對話紀錄（見警卷第15至18頁）、花蓮縣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受（處）理案件證明單（見警卷第19頁）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㈡本案之爭點厥為被告是否係基於恐嚇危害安全之犯意，恫嚇Ａ
０１及其家人，並要求Ａ０２轉告Ａ０１，經Ａ０２轉告Ａ０１後，使Ａ０１及其家人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安全：
⒈按刑法第305條之恐嚇罪，所稱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
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者，係指以使人生畏怖心為目的，而通知將加惡害之旨於被害人而言。若僅在外揚言加害，並未對於被害人為惡害之通知，尚難構成本罪（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6197號判決意旨參照），通知之方式，雖有「直接」及「確定間接」之方式；亦即，由行為人對被害人為加害之通知及行為人將加害之旨通知第三人，並明示其轉知被害人。然而，如為「不確定間接」之方式，亦即行為人將加害之旨通知第三人，而未明示其轉知被害人，自與刑法第305條之要件未合。次按刑法第305條關於恐嚇罪之規定，係針對恐嚇個人之威脅行為，即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等事通知他人，使其心生畏懼，致危及其社會日常生活之安全感者，始足成立本罪，否則，他人並未因行為人告知加害之內容而受影響者，自無成立本罪之餘地，又危害之通知並非確定，而仍取決於其他不確定之條件，此種不確定之危害通知，尚不足構成恐嚇罪。另行為人對被害人之通知，是否該當於刑法上將來惡害通知之恐嚇範疇，則必須以行為人所述全部內容，綜合加以判斷，始能得知其言語之真意。
⒉再按證人就其得自第三人之傳聞事實，於審判中到庭作證而
為轉述者，乃傳聞供述（或稱傳聞陳述），為傳聞證據之一種。因所述非其本人親自聞見或經歷之事實，縱令於偵查或審判中對該傳聞證人訊問，或由被告對其詰問，仍無從擔保其陳述內容之真實性，是該傳聞供述應不具證據能力（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792號及101年度台上字第1680號判決意旨參照）。證人以聞自被害人本人在審判外之陳述作為內容所為之轉述，屬於傳聞供詞，縱然具備任意性，因仍屬被害人不利於被告陳述之範疇，亦不足作為被害人所述被害事實之補強證據（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5510號判決意旨參照）。
⒊被告與Ａ０２聯繫，並未提及「你也知道之前有一個什麼長的事
情吧？我也不想要那麼難看」，亦無以直接或確定間接之方式將通話內容通知被害人Ａ０１：
⑴證人Ａ０２於警詢時證稱：113年9月6日20時29分被告打語音通
話功能給我，通話時間約6分鐘，接通後被告先問「你認不認識Ａ０１？」，我說「認識」，被告問「Ａ０１是你的誰？」，我回「他是我大舅怎麼了？」，被告稱「因為我有一些朋友關在你大舅工作的地方，你大舅有針對我這一群朋友，看你能不能幫我跟你大舅說一下」，我回「因為我大舅是蠻嚴肅的人，不太接受關說」，被告說「你跟你大舅關係好嗎？還是你能跟你大舅說我是你朋友，請他照護一下我裡面的朋友」，我說「我大舅是一個比較規矩的人，我也不太敢這樣跟他說」，被告說「那有沒有辦法約你大舅出來吃個飯？」，我回「我大舅應該是不會去吃飯，還是我幫你跟他講講看？」，被告稱「你也知道之前有一個什麼長的事情吧？我也不想要那麼難看？」，我回「對，能和平解決比較好，我會再跟我大舅講」，被告說「好麻煩你」後突然說「他老婆是○○○！他女兒是○○○吼！」，我說「對，那我會再跟我大舅講，看怎麼樣我再跟你講」，後面就結束通話了；被告上面稱什麼長的事情，是他要舉例如果我大舅不這麼做的話，會發生事情，但是我不知道他說那個什麼長的事情是什麼，我認為被告是想透過我恐嚇Ａ０１，我不會因此感到害怕等語（見警卷第11至13頁）。復於偵訊時結證稱：被告在113年9月6日20時29分至同年月20時36分與我聯繫，被告打來問我Ａ０１是誰，我說是我大舅，被告說他小弟關在我大舅上班的地方，說我大舅有點針對被告小弟那群，問我可否約Ａ０１吃飯，我告知被告說Ａ０１不接受關說，被告就說「我也不想像處長那件事啦，你知道齁，我希望和平解決」，被告表示瞭解後就停頓數秒後突然說「他老婆叫○○○，他女兒叫○○○齁」，隔天Ａ０１備案後，我告知被告說Ａ０１有去備案，被告就說我知道Ａ０１住在○○（詳卷），我真的要動他我幹嘛告訴你；因為我知道被告為人，他也知道我來作證，我擔心我的家人安危；且我當時聽不懂被告所稱處長事情所指為何，被告說「你知道那個什麼長的事情齁」，被告有說職稱，因為我不知道發生何事所以沒聽清楚等語（見偵卷第115至117頁）。
⑵證人Ａ０２復於本院審理中到庭結證稱：之前在警詢筆錄中，我
有說「希望和平解決」，因為我害怕，我想說他怎麼會知道我大舅的家人，可是他電話裡的口氣不是那樣，是可能我有看過他的新聞，我自己先害怕，他口氣是正常的，只是我覺得我做不了這件事情，可能自己先覺得會發生什麼事，然後我就說希望可以和平解決，就是我先入為主很怕會發生什麼事；被告跟我通話當時，我聽到只有「長」一個字，可是我去警察局做筆錄時，我跟警察說，警察就跟我說叫我去查這個案件，是這個處長，是警察跟我講的，因為我做筆錄時是說我就只有聽到是什麼長，我搞不清楚；當時被告跟我講前述「什麼長」的事情時，我是不會感到害怕，因為我不知道他在說什麼，只是我記得有這件事，我去做筆錄而已；且處長應該是警察跟我講之後，我才覺得說那應該是吧，因為警察叫我去Google，是警察跟我講，我就說那應該就是啦，所以筆錄上後面就寫了處長，可是我當天沒有聽到，我是順著警方的提示而做的回答，而不是被告在電話中有跟我說處長這件事情；就我的認知，被告突然提到前述「什麼長」的事情時，又突然說他知道Ａ０１老婆、女兒的名字，我當時認為被告就是想請我跟大舅幫助他關在裡面的朋友吧，看我能不能跟他說，我的態度就是我做不了這件事情，最後通話結束是我就跟他說：「好，那就和平解決，先這樣」，他就說：「好，那就麻煩你，謝謝」，通話結束後我想說先把這件事情跟我大舅說好了，因為大舅那時候在值班，所以我是在跟被告掛完電話之後，就打電話跟他女兒說，請他女兒再傳達給大舅，我就跟他女兒說，有個人打電話來想要跟Ａ０１關說，他知道你跟你媽媽的名字，後來我有跟Ａ０１的女兒見面，後續好像是見面講的，因為電話裡面沒有講太多；Ａ０１得知後，他看起來很正常，我們一起去做筆錄，做筆錄前在車上，我好像有跟Ａ０１講到被告有提到什麼長的事情，因為我想說他應該知道，可是他也沒有特別回我，所以我也是到做筆錄時警察跟我講，我才知道那應該是，後來做筆錄時，警察說可能是那個案件，所以叫我Google，我沒有跟Ａ０１及他女兒提過被告有說：「我也不想要那麼難看」，這些比較瑣碎的我好像就沒有講，我有說被告有打電話給我，被告知道他老婆跟女兒的名字，我想說先跟Ａ０１說一下，我只有說這個，其他瑣碎的沒有特別講，就被告打電話這件事我也沒有跟我舅媽講，我也沒有叫我表妹要跟舅媽講，就叫他要跟大舅說而已，事後Ａ０１還叫我不要擔心，他說他沒事，我們只是來做筆錄，我跟他感情很好，我個人擔心他，他看起來很正常；而我在聽到被告說Ａ０１老婆跟女兒的名字的時候很震驚，想說怎麼會知道，聽到這個之後才決定至少要先跟我表妹講一下，因為我舅媽跟表妹是很正常的人，且因為我們感情很好，突然有一個人說出他們的名字，我覺得蠻震驚的，然後聯絡不到我大舅，我想說先跟我表妹說，備案之後，我有跟被告說我大舅有去備案，因為第一通電話結束後，我有跟被告說看怎樣再跟他聯絡，我就告知被告說我大舅有去備案了，就告知他一下；又被告打電話給我的時候，沒有要求我一定要把他跟我說的話轉達給Ａ０１，他是說希望我可以講，被告除了想約Ａ０１吃飯外，沒有再跟我說其他什麼事情，被告當時也沒有用不愉悅的語氣兇我，也沒有用比較嚴厲的口吻嚇我，被告的語氣從頭到尾都是平和的，就我所知被告打電話給我的目的，沒有要對我不利，我之所以會感到有點震驚或害怕，是因為自己聯想或連結，且被告也沒有要求我要將與被告的對話內容轉達給Ａ０１老婆及女兒；我在警詢筆錄沒有說有人恐嚇我，警詢筆錄上記載我陳述「是想透過我恐嚇Ａ０１」，我想不起來，可是這不是我想要表達的意思，我從頭到尾都沒有感覺到被告想要透過我恐嚇Ａ０１，我當下就是很震驚，因為被告會打給我，想說趕快跟我表妹講，可是因為被告的口氣也沒有不好，後面備案後就覺得那也沒什麼事了，因為我大舅也很正常等語（見本院卷第145至166頁）。
⑶證人即被害人Ａ０１於警詢時指述：113年9月6日晚上，我姪女Ａ
０２收到MESSENGER暱稱「范寶橋」之人聯繫，范寶橋表示被告有事要找我，之後被告就用臉書帳號「Ａ０６」加我姪女臉書，後續使用對話功能聯繫我姪女，被告告訴我姪女「Ａ０１你認識嗎？」，我姪女說「認識啊，他是我大舅」，被告又問「你大舅是不是在花蓮監獄上班？」，我姪女回稱「是」，隨後被告又說「你大舅好像刻意針對我們那一群在監執行的兄弟，你跟你大舅約時間，告訴他我要約他出來吃飯」，我姪女就說「我大舅不接受關說，我也不方便幫你轉達這樣的訊息」，被告說「你確定嗎？」，我姪女說「對，我不方便幫你們轉達這樣的訊息」，被告說「我也不希望發生像科長那樣的事情，那你舅媽是不是叫○○○？她女兒是不是叫○○○？」，我姪女嚇到後回稱「我真的沒有辦法幫你轉達」就馬上掛掉電話，當天晚上就把這件事告訴我老婆，被告向Ａ０２稱「我也不希望發生像科長那樣的事情」，是要表示前1至2年前花蓮監獄自強外獄監戒護科長在路上被幫派分子毆打的事情，被告當時就是涉案人員之一，我及Ａ０２都因被告前揭言論感覺人身安全受到威脅，都會害怕等語（見警卷第7至9頁）。嗣於本院審理中證稱：在113年9月6日晚上8點多到隔天1點多去備案做筆錄這中間得知被告有對Ａ０２為上開對話內容，是我姪女跟我說的，當初是Ａ０２先告訴我老婆，之後我有跟Ａ０２通電話，確定這個事情正確與否，還有細節，但細節上坦白講，我沒有記得很清楚，在我的感受來講，被告的背景我相當了解，其實他就是在說這樣的事情，確實對我，覺得我家人跟我人身受到威脅，我是在聽家人轉述時，認知理解到被告是在講周姓科長那件事情，而這一件事情在我們體系算是重大案件，當初就會宣導各機關要留意這樣的訊息，也希望我們自己要注意自己的安全，金虎佛堂他們這些人都是一夥的，當初他給我這樣的訊息，就是讓我遭受到威脅；我聽到被告向Ａ０２請託關說我照顧監所的朋友，約我吃飯，被Ａ０２拒絕後，被告就突然講到周姓科長的事情，說他也不想要那麼難看，又突然說出我老婆跟女兒的名字，我認為他當時是要恐嚇的意思，恐嚇我和我的家人；本案我不記得是誰第一個告訴我，一年多的事情我沒有記得那麼詳細等語（見本院卷第241至255頁）。
⑷細繹上開證人Ａ０２於警詢、偵查、本院審理中之證述，可明證
人Ａ０２於警詢、偵查筆錄中確答以被告與其通話時，有表示：「你也知道之前有一個什麼長的事情吧？我也不想要那麼難看？」、「他老婆是○○○、他女兒是○○○吼。」等語；然證人Ａ０２於本院審理中經交互詰問後，明確證稱：處長應該是警察跟我講之後，我才覺得說那應該是吧，因為警察叫我去Google，是警察跟我講，我就說那應該就是啦，所以筆錄上後面就寫了處長，可是我當天沒有聽到，我是順著警方的提示而做的回答，而不是被告在電話中有跟我說處長這件事情等語。可明被告並未在與證人Ａ０２為上開對話中向證人Ａ０２提到「有一個什麼長的事情吧」、「我也不想要那麼難看」等節，而證人Ａ０２之所以為前開陳述，係因其僅記得被告有在上開對話中提到「長」，然證人Ａ０２並不知悉所謂何事，而係至警局備案製作筆錄後，經警方請其去Google並告知，證人Ａ０２才表示應該就是啦，所以警詢筆錄才因而寫了處長，而不是被告有在對話中提到處長這件事情，故證人Ａ０２係於警詢中經警轉知後，始於警詢筆錄中稱被告有提及「有一個什麼長的事情吧」，是觀諸證人Ａ０２歷次陳述，可明被告並未向Ａ０２稱：「你也知道之前有一個什麼長的事情吧？我也不想要那麼難看」。此外，遍觀證人Ａ０２之證述，並未見被告有指示證人Ａ０２將上開對話內容轉告給被害人Ａ０１或Ａ０１之家人知悉等情明確，證人Ａ０２亦已明確證述其僅將上開對話內容轉告被害人Ａ０１之女兒，被告並無要求其將上開對話內容轉告給被害人Ａ０１知悉等情明確，是被告與Ａ０２為前開對話時，並無以直接或確定間接之方式將通話內容通知被害人Ａ０１，而被告客觀上並無以直接或確定間接之方式將上開對話內容「通知」被害人Ａ０１之行為，主觀上亦無從知悉或預見被害人Ａ０１或Ａ０１之家人有聽聞被告與證人Ａ０２之上開對話內容，是被告辯稱上開對話內容，並非對被害人Ａ０１及Ａ０１之家人所為之惡害通知，尚非無據。
⑸另觀之證人即被害人Ａ０１於警詢及本院之證述，其表示知悉上
開對話內容係因證人Ａ０２轉述予其之配偶知悉，且其不記得一年多事情之細節；然證人Ａ０２已明確證述並未將上開對話內容告知被害人Ａ０１之配偶，而僅告知被害人Ａ０１之女兒，且既被害人Ａ０１知悉上開對話內容係因他人轉述，在在足徵被告客觀上並無以直接或確定間接之方式將上開對話內容「通知」被害人Ａ０１之行為，主觀上亦無從知悉或預見被害人Ａ０１或其家人有聽聞被告與證人Ａ０２之上開對話內容。甚者，觀之證人即被害人Ａ０１上開證述內容，係事後聽聞他人轉述，證人Ａ０１未於被告為上開對話內容時在場見聞，可見證人Ａ０１之證述屬於傳聞陳述，依上開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5510號判決意旨說明，自無法以證人Ａ０１之證述補強證人Ａ０２於警詢及偵查中所指被告有為本案之恐嚇危害安全犯行。
⑹且證人即被害人Ａ０１亦證稱係因其自身知道被告之背景，及周
姓科長之事件，且既被告並未對證人Ａ０２陳稱「你也知道之前有一個什麼長的事情吧？我也不想要那麼難看？」，而被害人Ａ０１僅係因他人之轉述，而臆測聯想被告所言為恐嚇危害之行為，是被告前開所辯主觀上並無恐嚇犯意，即非無憑，堪以採信，尚難僅憑被害人主觀認定是否心生畏怖，即遽認被告構成恐嚇犯行。再者，此種不確定之危害通知，尚不足構成恐嚇罪，且行為人對被害人之通知，是否該當於刑法上將來惡害通知之恐嚇範疇，則必須以行為所述全部內容，綜合加以判斷，本案既被告係請證人Ａ０２協助關說請託被害人Ａ０１照顧被告在花蓮監獄中服刑之友人，且欲約被害人Ａ０１吃飯，而非對被害人為何惡害通知，依前揭說明，自難逕以刑法第305條恐嚇危害安全罪相繩。
⑺再按基於刑法之客觀可歸責思維，欲對行為人繩以刑章，必
須其行為所產生之侵害法益結果，在構成要件效力所涵蓋之範圍內，始可歸由行為人負擔刑事責任，俾符合行為與法益侵害間之連鎖性要求。申言之，基於「行止一身」、「罪止一身」之個人責任主義，行為人只須在自己應負責範圍內，負其刑事責任（按共同正犯及轉嫁罰等之歸責原理，法律另有規定），無須對非其所製造之風險承擔罪責。是以，倘具體個案中侵害法益之結果，係相對人或第三人參與其中且自作主張決定加以處分，並非行為人所能控制或支配，則結果之侵害即不應歸責於行為人（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4239號判決意旨參照）。本案被告為上開對話之對象為證人Ａ０２，且證人Ａ０２自認被告傳遞之上開對話內容與被害人Ａ０１有關，證人Ａ０２遂自行將上開對話內容轉傳給被害人Ａ０１知悉，業據證人Ａ０２於本院審理時證述無訛，業如上述，益徵被告並未指示證人Ａ０２將上開對話內容轉傳給被害人Ａ０１。既然被告並未指示證人Ａ０２將上開對話內容傳送給被害人Ａ０１，係證人Ａ０２自行轉知給被害人Ａ０１，自不能對被告課責。
六、綜上所述，公訴人前揭所舉之各項證據方法，尚不足以使本院形成被告有公訴人所指犯行之確信心證。從而，揆諸前開規定及說明，被告犯罪既屬不能證明，自應為被告有利之認定，而應對被告為無罪判決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Ａ０４提起公訴，檢察官王凱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4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呂秉炎
法 官 邱正裕法 官 陸榆珺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本件被告不得上訴，檢察官得上訴。
辯護人依據刑事訴訟法第346條、公設辯護人條例第17條及律師法第43條2項、第46條等規定之意旨，尚負有提供法律知識、協助被告之義務（含得為被告之利益提起上訴，但不得與被告明示之意思相反）。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4 日
書記官 何俞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