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判決 105年度原交上訴字第7號上 訴 人即 被 告 王春木選任辯護人 林士雄律師(法扶律師)上列上訴人因公共危險案件，不服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05年度原交訴字第5號中華民國105年8月3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檢察署105年度偵緝字第10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 實
一、王春木於民國102年9月23日晚間8時35分許，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加害車輛），沿臺9線（花蓮縣新城鄉轄）由南往北方向行駛，行經前揭路段194.3公里處時，由左後方超越同方向由陳玉花所騎乘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被害車輛），本應注意車前狀況，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而依當時夜間雖無照明，然天候晴、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無障礙物及無號誌，並無不能注意之情形，竟疏未注意及此，不慎擦撞及以其所著雨衣勾扯被害車輛，致陳玉花人車倒地，因而受有左腳踝擦傷併表皮缺損之傷勢（過失傷害部分未據告訴）。王春木見狀，明知機車駕駛人騎乘車輛肇事致人受傷，應即採取救護或其他必要措施，並向警察機關報告，不得駛離現場，竟未前往探視陳玉花所受傷勢並給予必要之救護及報警處理，反萌生逃逸之犯意，隨即騎乘肇事車輛逃離現場。員警嗣依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之目擊者，提供之肇事車輛車牌號碼得知車主為黃榮妹後，始循線查悉當日騎乘肇事車輛者為王春木，而查獲上情。
二、案經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報請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一、上訴人即被告王春木（下稱被告）前就本案犯罪事實所為之自白，經核並無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1項出於強暴、脅迫、利誘、詐欺、疲勞訊問、違法羈押或其他不正方法之情事，且經調查結果，亦與卷內其他證據資料所示之犯罪事實相符（均詳後述），依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1項之規定，自得作為證據。
二、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件判決以下所引用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雖屬傳聞證據，然被告表示無意見（本院卷第49頁），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聲明異議，其辯護人並於本院審理中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卷第49頁），本院復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因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認前揭供述證據有證據能力。
三、本件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與本案事實具有關連性，且無實施刑事訴訟程序公務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證據之情形，應具證據能力。
四、按照相機拍攝之照片，係依機器之功能，攝錄實物形貌而形成之圖像，除其係以人之言詞或書面陳述為攝取內容，並以該內容為證據外，照片所呈現之圖像，並非屬人類意思表達之言詞或書面陳述，當非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之範圍內，其有無證據能力，自應與一般物證相同，端視其取得證據之合法性及已否依法踐行證據之調查程序，以資認定（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3854號判決要旨參照）。查卷附之肇事現場照片，係處理員警事後以電子科技設備運作所留存之影像紀錄，性質上並非供述證據，不受傳聞法則之限制，亦無證據可認上開照片有經偽造、變造之情形，且無事證足認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並與本案待證事實具有自然之關連性，揆諸前揭說明，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證據及理由
（一）訊之被告王春木固坦承於上揭時地，與陳玉花騎乘機車發生車禍後自行離去，然矢口否認有何肇事逃逸犯行，並辯稱：伊與對方相撞倒地後爬起來，伊問被害人有無關係，被害人說沒關係，伊才騎車離開，對方有無受傷並不清楚；其辯護人並為被告辯稱：就被告所述，如於主觀上認知被害人並未受傷尚能站起，其事端當不致擴大，亦無需採取救護之必要，被害人又說沒關係，顯然沒有逃逸，且被告僅國中學歷，法治教育尚屬缺乏，欠缺不法意識，有刑法第16條減輕（其刑）之適用云云。
（二）經查：
1.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王春木於檢察官偵查及原審法院行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坦承不諱（偵緝卷第28頁至第29頁、原審卷第33頁背面至第34頁、第57頁背面至第58頁、第153頁背面至第154頁背面及第160頁背面至第160背面），核與證人即被害人陳玉花警詢時，就車禍發生之經過、被告未等待員警到場旋駕車逃逸現場及被害人所受傷勢等情之證述情節相符（警卷第3頁至第5頁），復有司法警察之職務報告、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一）、（二）、國軍花蓮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診斷證明書、證號查詢機車駕駛人資料列印畫面、車號查詢重型機車車籍資料列印畫面及肇事現場照片24張附卷可稽（警卷第1頁至第2頁、第8頁至第22頁、第32頁至第34頁），是被告其前之任意性自白，已有前揭補強證據得以確認，核與事實相符。
2.被害人即證人陳玉花於警詢時供證稱：發生車禍後，對方自行爬起來沒留下姓名及報案，就騎著機車迅速逃離現場等語（警卷第4頁）；被告於檢察官偵查中自承：發生車禍後就直接騎機車離開現場。檢察官問：以一般常識而言，知道跟對方發生車禍，你跟對方雙方都可能受傷？被告答稱：知道。檢察官再問：當時有無停下來協助報警叫救護車，或經對方陳玉花同意才離開現場？被告答稱：沒有等詞（偵緝卷第28頁）；於原審法院審理中經審判長訊以：犯罪動機、目的？被告答稱：因為本身通緝在案，所以就先離開等語（原審卷第160頁反面）。此外，復參諸被告斯時確因案遭通緝中，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按。準此，被告本已意識陳玉花因車禍受傷，因另案通緝中，為恐遭警查獲，乃未經陳玉花同意逕行離去現場，其主觀上有肇事致人受傷而逃逸之故意至為灼然。其翻異翔實之初供而為上開辯解，核屬事後卸責之詞，殊無足採。
3.關於刑法第16條減輕其刑部分
（1）刑法第十六條規定：「除有正當理由而無法避免者外，不得因不知法律而免除刑事責任。但按其情節，得減輕其刑。」惟究有無該條所定情形而合於得免除或減輕其刑者，係以行為人欠缺違法性之認識為前提。而該條所規定之違法性錯誤之情形，採責任理論，亦即依違法性錯誤之情節，區分為有正當理由而無法避免者，應免除其刑事責任，而阻卻犯罪之成立，至非屬無法避免者，則不能阻卻犯罪成立，僅得按其情節減輕其刑之不同法律效果。然法律頒布，人民即有知法守法義務；是否可以避免，行為人有類如民法上之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不可擅自判斷，任作主張（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3090號判決要旨參照）。又，是否有「正當理由」，係依一般觀念，通常人不免有此誤認而信為正當始足當之。
（2）有關發生車禍肇事後，駕駛者應留置現場採取必要救護措施或報警前來處理，否則觸犯刑法第185條之4肇事逃逸罪等情，屢經大眾媒體報導，是依一般觀念，社會大眾已有「駕駛車輛發生車禍肇事後，不可逕行離去」之認知，通常人對此不致有所誤認，被告即使為國中畢業，亦難諉為不知；且被告如前述，迭於檢察官偵查及原審法院審理中坦承肇事逃逸，尤以前述於原審法院審理時供稱：係因通緝在案而逃逸等詞，顯見被告並非對於刑法處罰「肇事致人受傷而逃逸」有所誤認，更無任何正當理由擅自判斷，任作主張其行為為正當，是被告顯無欠缺違法性認識可言，揆諸上揭說明，與刑法第16條之情形自屬有間。被告之辯護人以被告欠缺不法意識為辯，不足採取。
4.綜上所述，被告之騎乘機車肇事致人受傷後逃逸，其事證甚為明確，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法律之適用
（一）論罪
1.按刑法第185條之4肇事逃逸罪，係以行為人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致人死傷而逃逸，為其要件。其立法理由係為維護交通安全，加強救護，減少被害人之死傷，促使駕駛人於肇事後能對被害人即時加以救護，而增設本條處罰規定。可見該條規定之目的，在對於肇事後未於現場即時救護被害人而逃逸之行為加以處罰，以維護交通安全及被害人之利益。故祇要行為人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致人死傷而逃逸，即構成上開罪名，至於行為人是否自認有肇事原因，以及實際上有無過失責任，則屬另一問題，並不影響上述罪名之成立（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4917號判決要旨參照）。
2.查被告於上揭時地，騎乘機車肇事致陳玉花受傷後逃逸，核其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之4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致人受傷而逃逸罪。
（二）關於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之問題
1.刑法第59條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使予以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899號判例要旨參照）。該項規定係立法者賦予審判者之自由裁量權，俾就具體之個案情節，於宣告刑之擇定上能妥適、調和，以濟立法之窮。是刑法第59條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刑法第57條所謂「一切情狀」云云，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審酌是否酌減其刑時，本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刑法第57條所列舉之事項），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以為判斷，故適用刑法第59條酌量減輕其刑時，並不排除刑法第57條所列舉事由之審酌。是否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被告之刑，亦係實體法上賦予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2621號判決要旨參照）。
2.經查被告於本案之前，曾犯詐欺、竊盜等罪，均經判處罪刑確定，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存卷可參，雖未構成累犯但尚非初犯，竟不知守法自持再犯本案，且逃亡多年始緝獲到案，因被害人陳玉花已死亡，而與其○○和解，願於出監後賠償新台幣（下同）2萬元，有和解書附卷可參（原審卷第163頁），然被告已於105年11月13日出監，迄本院105年11月29日審理時尚未給付分文，為其所自承，亦有本院於105年11月28日與陳玉花家屬查證之電話紀錄表存卷足憑，被告於審理中尚稱要想知道被害人丈夫住所，想要去道歉云云（本院卷第50頁），卻對和解書上已記載和解雙方住居所均不知情，未見有何履行和解之誠意，益見並無情輕法重而有可憫恕之事由，亦即在客觀上並無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使予以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之情，揆諸上揭說明，自不得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合併說明。
三、駁回上訴理由
（一）原審法院判決以被告罪證明確而予依法論科，適用刑法第185條之4規定，並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騎乘加害車輛與被害車輛發生擦撞後，未親自或委託他人報警處理，復未對被害人施以必要之救護措施或採取其他適當措置，即逕行駕車離去實有不該，且其未停留現場監控殘破不堪交通環境之行為，復有引發後續其他事故之可能，對道路交通安全秩序之維持形成相當之威脅，復暗藏使被害人的民事求償權功能難以圓滿行使之危險，亦值非難；考量加害車輛肇事後事故現場並無碎裂零件遍佈路面、電線桿傾倒或汽機油滲出等情，業據被告於供稱:當天有下雨，路面的黑漬是下雨潮濕，不是油漬，兩車擦撞後，也沒有零件凌亂散佈地面，也沒有擦撞到電線桿或其他車輛等語，顯見本案招致後續交通事故之危險性尚非深刻；復衡酌被告坦認犯行無訛，犯後態度尚佳，特別預防之需求已有減低；再參諸被告犯後雖與被害人之○○吳永光達成以金錢損害賠償為內容之和解方案，然觀其內容為被告願於出獄後給付2萬元，足見被告雖有尋求和解之真摯努力及賠償意願，然終究未能以金錢方式彌補被害人家屬所受之（非）財產上損失，何況被告現在監服刑中，出監後是否能即時履行前揭和解內容，均屬未定之天，從而本案至多僅得自修復式司法之立場，認被告確有回復損害之真摯努力而微調被告之刑；另參酌被害人之○○為被害人之近親，理因被害人之實際受害而承有相當之精神痛苦，此亦為刑事訴訟法第233條第1項規定被害人之○○具獨立告訴權，及同法第271條第2項之規定被害人之家屬有於審判期日出庭陳述意見之權利之實質理由之一，加以肇事逃逸罪雖為超個人法益之犯罪類型，然尚不得謂其絲毫無侵害個人法益之面向，是被害人為本罪之行為客體即有對其被害感情予以相當考量之必要。是以，被害人之○○既為與被害人感同身受者，而同為本案之被害人，其自有於本案審理中表達其被害感情之適格性。承此，被害人之○○既已藉由和解契約表明其宥恕被告之意並同意法院減輕被告之刑，即非不得基於特別預防之考量，認被告已藉由深切之反省邀得被害人（家屬）之原諒，抑或自刑事政策之立場，肯認珍視被害者意思亦為我國刑事司法目的之一等理由，減輕被告之刑；併兼衡被告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離婚，有同居人，未育有子女，雙親已逝去，入監前以廚師為業，每月平均收入為4萬元，須扶養因車禍罹患足部麻痺症狀致欠缺工作能力之同居人之生活狀況、因己身遭通緝始肇事逃逸之犯罪動機、目的、前有詐欺取財、竊盜、侵占、妨害秩序、搶奪及偽造文書等前案犯罪紀錄之品行、勉持之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在行為責任之幅度內，考量刑事政策、刑罰目的、犯後反省與否等一切量刑因子，對被告量處有期徒刑1年示懲。
（二）經核原審法院判決之採證、認事用法均無違誤，量刑亦稱妥適。被告仍泛執上揭陳詞，以被害人陳玉花當時說沒關係，其並非肇事逃逸，且其欠缺不法意識，復有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之適用等情提起上訴，指摘原審法院判決不當，然均經本院逐一剖析及說明指駁如上，是本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5 年 12 月 29 日
刑事庭審判長法 官 王紋瑩
法 官 劉雪惠法 官 邱志平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狀後1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05 年 12 月 29 日
書記官 徐文彬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4: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致人死傷而逃逸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