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裁定 107年度聲字第225號聲 請 人 臺灣高等檢察署花蓮檢察分署檢察官受 刑 人 吳進標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107年度執聲字第133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吳進標因犯如附表所示之罪所處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貳年捌月。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受刑人吳進標（下稱受刑人）因違反貪汙治罪條例等數罪，先後經判決確定如附表，應依刑法第53條、第51條第5款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聲請裁定等語。
二、數罪併罰定應執行刑之法律解析：
（一）關於多數有期徒刑數罪併罰定應執行刑之法律依據：按「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一、得易科罰金之罪與不得易科罰金之罪。二、得易科罰金之罪與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三、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與不得易科罰金之罪。四、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與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前項但書情形，受刑人請求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者，依第五十一條規定定之。」刑法第50條定有明文。又按數罪併罰，分別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刑期以下，定其刑期，但不得逾30年，刑法51條第5款定有明文。
（二）數罪併罰之制度設計：
1、制度設計目的：刑法總則編第7章有關數罪併罰之規定，係立法者基於刑事政策之考量，避免數罪累計而處罰過嚴，罪責失衡，藉此將受刑人所犯數罪合併之刑度得以重新裁量，防止刑罰過苛，以保障人權（最高法院103年度臺上字第2167號、102年度臺上字第4237號判決、102年度臺抗字第711號裁定意旨參照）。亦即數罪併罰合併定應執行刑，旨在綜合斟酌犯罪行為之不法與罪責程度，及對犯罪行為人施以矯正之必要性，而決定所犯數罪最終具體應實現之刑罰，以符罪責相當之要求，屬恤刑制度之設計（最高法院105年度臺非字第27號、104年度臺非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參照）。詳言之，數罪併罰，分別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刑期，但不得逾30年，刑法第51條第5款定有明文。乃因刑罰之科處，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考量人之生命有限，刑罰對被告造成之痛苦程度，係以刑度增加而生加乘效果，而非等比方式增加，如以實質累加方式執行，刑責恐將偏重過苛，不符現代刑事政策及刑罰之社會功能，故透過定應執行刑程序，採限制加重原則，授權法官綜合斟酌被告犯罪行為之不法與罪責程度、各罪彼此間之關聯性（例如數罪犯罪時間、空間、各行為所侵害法益之專屬性或同一性、數罪對法益侵害之加重效應等）、數罪所反應被告人格特性與傾向、對被告施以矯正之必要性等，妥適裁量最終具體應實現之刑罰，以符罪責相當之要求。因此，法院於酌定執行刑時，應體察法律恤刑之目的，為妥適之裁量，俾符合實質平等原則，否則有悖於公平正義，即有裁量權行使不當之違失（最高法院106年度臺抗字第177號裁定意旨參照）。
2、一種「特別的量刑過程」：數罪併罰之定其應執行之刑，本係基於刑罰經濟與責罰相當之考量，所為一新刑罰之宣告，並非給予受刑人不當利益（最高法院106年度臺抗字第49號、104年度臺抗字第693號、第326號裁定意旨參照）。亦即數罪併罰之定應執行刑，其目的在將各罪及其宣告刑合併斟酌，予以適度評價，而決定所犯數罪最終具體實現之刑罰，透過重新裁量之刑罰填補受到侵害的社會規範秩序，而非絕對執行累計宣告刑，以免處罰過苛，俾符罪責相當之要求，為一種特別的量刑過程（最高法院106年度臺抗字第191號裁定意旨參照）。相較於刑法第57條所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事項係對一般犯罪行為之裁量，定應執行刑之宣告，乃對犯罪行為人本身及所犯各罪之總檢視，除應考量行為人所犯數罪反應出之人格特性，並應權衡審酌行為人之責任與整體刑法目的及相關刑事政策（最高法院103年度臺上字第4207號、100年度臺上字第21號判決、106年度臺抗字第690號、105年度臺抗字第985號、第237號、104年度臺抗字第206號裁定意旨參照）。詳言之，應執行之併合刑，屬一種「特別的量刑過程」，故其考量結果，並非單純表示數罪刑度之總和，而是出於同一行為人人格之流露，所以學理上可謂是一種總體概念，而有其獨立之意義。合併刑之宣告，則屬一種就犯罪人本身及所犯之各種犯罪之綜合判斷；法制上德國刑法第54條第1項乃明文定：「定併合刑時，應就犯罪人本身及各個犯罪綜合審酌之」，我國法制上雖無此明文，但處理上亦得參照。申言之，應執行刑之宣告，並非在法定範圍之內任由法官自由裁量，法官在考量時應注意行為人從其犯數罪所反映之人格特性，及考量刑法目的相關之刑事政策，妥為宣告。又刑法第50條數罪併罰所規定之定執行刑模式，是保證充分評價與不過度評價之方法，若一律以數宣告刑總和定執行刑是否即可顯現充分評價，從第50條各款之規定觀之，可知無期徒刑不能變成死刑，有期徒刑不能形同無期徒刑，以有期徒刑為例，如果有期徒刑執行過長，即與無期徒刑無異，自屬過度評價。再者，國家使用刑罰懲罰或矯治犯罪，必須考慮手段之效益，使用過度之刑罰，會使邊際效益遞減，未必能達到目的，卻造成犯罪管理之過度花費，這正是所謂刑罰經濟之思考。在上述雙重意義之下，數罪合併定執行刑之制度，不是技術問題，內部功能是依據罪責相當原則，進行充分而不過度評價，外部功能則是實現刑罰經濟之功能（最高法院106年度臺抗字第177號裁定意旨參照）。至於數罪併罰是否有過度處罰之虞，法院除應依「檢察官舉證原則」、「嚴格證據主義」、「罪證有疑，利於被告」及「無罪推定原則」以認定犯罪事實外，於各罪量刑及合併定應執行刑時，自可衡酌社會通念及個案情節，依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為適當之裁量，以資調和（最高法院105年台上字第1396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刑法第50條第1項但書之適用：102年1月23日修正公布之刑法第50條修正為：「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一、得易科罰金之罪與不得易科罰金之罪。二、得易科罰金之罪與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三、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與不得易科罰金之罪。四、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與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前項但書情形，受刑人請求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者，依第五十一條規定定之。」而刑法第2條第1項規定：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考刑法第50條修正增訂第1項但書之立法目的，即係基於保障人民自由權之考量，經宣告得易科罰金或得易服社會勞動之刑，原則上不因複數犯罪併合處罰，而失其得易刑處分之利益，否則有違數罪併罰限制刑罰加重之恤刑本旨。故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而有修正後刑法第50條第1項但書之情形，除受刑人於判決確定後請求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者外，不適用併合處罰之規定，賦予受刑人選擇權，以符合其實際受刑利益（最高法院103年度臺抗字第559號裁定意旨參照）。經比較新舊法，受刑人就得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之罪，得選擇是否與不得易科罰金或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定應執行刑，自以新法對受刑人較為有利（最高法院104年度臺抗字第291號裁定意旨參照）。是自該條修正施行之日起，關於得易科罰金之罪與不得易科罰金之罪，自應由受刑人請求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法院始得依刑法第51條規定定之（最高法院104年度臺抗字第180號裁定意旨參照）。換言之，於前揭規定生效後，檢察官就刑法第50條第1項但書所列案件，聲請定應執行刑時，須經受刑人之請求始為合法（最高法院106年度臺抗字第491號裁定、103年度臺抗字第514號裁定意旨參照）。亦即關於得易科罰金之罪與不得易科罰金之罪，繫乎受刑人之請求與否，作為定執行刑之準則（最高法院104年度臺抗字第224號裁定意旨參照）。而法院為裁定時，關於聲請合法與否之要件，應依職權調查、審認（最高法院103年度臺抗字第692號裁定意旨參照）。
申言之，刑法總則編第7章有關數罪併罰之規定，係立法者基於刑事政策之考量，避免數罪累計而處罰過嚴，罪責失衡，藉此將受刑人所犯數罪合併之刑度得以重新裁量，防止刑罰過苛，以保障人權，惟如受刑人所犯之數罪中有原得易科罰金之罪者，將因合併定執行刑之他罪而產生不同之結果，於數罪中兼有不得易科罰金之刑時，經定其應執行刑，原可易科罰金之刑，亦不得易科罰金，於受刑人是否有利，仍應依個別情狀斟酌之。依修正後之規定，於裁判確定前所犯數罪兼有得易科罰金之罪與不得易科罰金之罪時，是否依刑法第51條定應執行之刑，繫乎受刑人之請求與否，以作為定執行刑之準則，而非不問受刑人之利益與意願，一律併合處罰之（最高法院103年度臺抗字第280號、102年度臺抗字第711號、第501號裁定意旨參照）。故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而有刑法第50條第1項但書之情形，除受刑人於判決確定後請求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者外，不適用併合處罰之規定，賦予受刑人選擇權，以符合其實際受刑利益。是受刑人就得易科罰金（或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之罪與不得易科罰金（或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有權請求檢察官聲請法院合併定執行刑（最高法院107年度臺抗字第150號裁定意旨參照）。亦即併合處罰之數罪本屬各自獨立之罪，其罪責分別存在，僅係處罰上發生合併之關係。倘併罰數罪之宣告刑，其中得易刑處分者與不得易刑處分者併合處罰結果，而不得易刑，造成受刑人之不利益，有違限制刑罰加重之恤刑目的（最高法院104年度臺抗字第561號裁定意旨參照）。
（四）數罪併罰定應執行之刑之外部性界限及內部性界限：再按法律上屬於自由裁量之事項，有其外部性界限及內部性界限，並非概無拘束。依據法律之具體規定，法院應在其範圍選擇為適當之裁判者，為外部性界限；而法院為裁判時，應考量所適用之法規之目的及法律秩序之理念所在者，為內部性界限。法院為裁判時，二者均不得有所逾越。在數罪併罰，有2裁判以上，定其應執行之刑之案件，法院所為刑之酌定，固屬自由裁量之事項，然仍應受前揭外部性界限及內部性界限之拘束（最高法院80年臺非字第473號判例、101年度臺非字第68號判決、103年度臺抗字第716號裁定意旨參照）。刑法第51條第5款規定係採限制加重主義，就俱發各罪中，以最重之宣告刑為基礎，由法院參酌他罪之宣告刑，裁量加重定之，上揭不得逾法定之30年最高限制（修正前則為20年最高限制），即法理上所稱之外部性界限（最高法院106年度臺抗字第21號裁定、106年度臺上字第2374號判決意旨參照）。就內部性界限而言，法律上屬於自由裁量之事項，雖非概無法律性之拘束，以法院就宣告刑自由裁量權之行使而言，應受比例原則、公平正義原則之規範，並謹守法律秩序之理念，體察法律之規範目的，使其結果實質正當，俾與立法本旨相契合，亦即合於裁量之內部性界限（最高法院105年度臺抗字第267號裁定、106年度臺上字第2374號判決意旨參照）。從而執行刑之量定，固係事實審法院自由裁量之職權，然必須其所酌定之執行刑，未違背刑法第51條各款所定之方法或範圍（即法律之外部性界限），亦無明顯違背公平、比例原則或整體法律秩序之理念（即法律之內部性界限）者，始得認為適法（最高法院106年度臺抗字第814號裁定意旨參照）。詳言之，在量刑權之法律拘束性原則下，依刑法第51條第5款之規定，採限制加重原則，以宣告各刑中之最長期為下限，各刑合併之刑期為上限，但最長不得逾30年（修正前則為20年），資為量刑自由裁量權之外部界限，並應受法秩序理念規範之比例原則、平等原則、責罰相當原則、重複評價禁止原則等自由裁量權之內部抽象價值要求界限之支配，使以輕重得宜，罰當其責，俾符合法律授與裁量權之目的，以區別數罪併罰與單純數罪之不同，兼顧刑罰衡平原則（最高法院105年度臺上字第428號、103年度臺上字第4021號判決、104年度臺抗字第560號裁定意旨參照）。反面言之，倘事實審法院所酌定之執行刑，並未違背刑法第51條各款所定之方法或範圍（即法律之外部性界限），亦無明顯違背公平、比例原則或整體法律秩序之理念（即法律之內部性界限）者，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或不當（最高法院105年度臺抗字第785號、105年度臺抗字第294號、104年度臺抗字第30號、103年度臺上字第2599號判決、101年度臺抗字第1076號裁定意旨參照）。換言之，法院於審酌個案具體情節，裁量定應執行之刑時，除應嚴格遵守刑法第51條所定方法為法律規範量刑之外部性界限外，其所定之執行刑，祇須在不逸脫外部性界限範圍內為衡酌，而無全然喪失權衡意義或其裁量行使顯然有違比例原則之裁量權濫用之例外情形，並不悖於定應執行刑之恤刑目的者，即無違裁量權之內部性界限（最高法院104年度臺抗字第326號、第15號、103年度臺抗字第298號裁定、103年度臺上字第291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經查：受刑人前因違反貪汙治罪條例等案件，經法院判決如附表所示之刑，並已確定在案，經核符合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定應執行之刑之要件。且本院為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有各該判決書及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而如附表編號2所示得易科罰金之罪與附表編號1、3所示不得易科罰金之罪雖屬刑法第50條第1項但書規定之情形，本不得併合處罰，惟受刑人前已請求檢察官聲請定其應執行刑，有受刑人聲請書在卷可稽（見臺灣高等檢察署花蓮檢察分署107年度執聲字第133號卷第2、3頁），亦未經其撤回定執行刑之請求，自符合刑法第50條第2項之要件。茲據檢察官聲請就上開案件定其應執行之刑，本院審核認聲請為有理由，爰以受刑人責任為基礎，在外部性及內部性界限範圍內，定其應執行之刑，以符合罪刑相當之原則。至於受刑人所犯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罪雖得易科罰金，但因與如附表編號1所示不得易科罰金之罪併合處罰之結果，本院於定其應執行刑時，不得諭知易科罰金，自亦無庸為易科罰金折算標準之記載。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第50條第1項前段、第53條、第51條第5款，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10 月 22 日
刑事庭審判長法 官 劉雪惠
法 官 廖曉萍法 官 張宏節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5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抗告書狀，並應敘述抗告之理由。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10 月 22 日
書記官 蔣若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