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判決 109年度交上易字第16號上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姚仁德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過失傷害案件，不服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09年度花交易字第12號中華民國109年10月28日第一審判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09 年度調偵字第8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按不服地方法院之第一審判決而上訴者，須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為上訴必備之程式。倘其上訴書狀已敘述理由，但所敘述者非屬具體理由，仍屬不符上訴之法定程式，由第二審法院以其上訴不合法律上程式，判決駁回，不生定期命補正之問題。此觀刑事訴訟法第350條第1項、第361條、第362條前段及第367 條前段之規定自明。而所謂不服第一審判決之具體理由，係指就不服之理由為具體之敘述，而非空泛之指摘。倘僅泛言原判決認定事實錯誤、違背法令、量刑失之過重或輕縱，而未指出具體事由及其所憑，皆難謂係具體理由，據此所提起上訴，顯與第二審上訴制度旨在請求第二審法院撤銷、變更第一審不當或違法之判決，以實現個案救濟之立法目的不相契合，自難准許(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3502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也就是說倘上訴人之上訴書狀，雖敘述上訴理由，惟未具體敘述第一審判決有何違法、不當情形，而泛言原判決認事錯誤、用法不當、量刑失衡，而無實際之論述內容或僅泛詞陳述其主觀之期待，即與未敘述具體理由無異，所為上訴，仍不符合上訴之法定要件，應由第二審法院以上訴不合法律上程式，予以駁回（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31 號、108年度台上字第3382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被告於偵查及原審準備程序均否認犯行，直至原審法院多次解說卷證、構成要件及犯後態度可能影響量刑，方予認罪，惟實際上和解時均表示：收入不高，無力賠償，致本案未能達成和解，難認態度良好。又告訴人因本案車禍受傷嚴重，身心遭受重大折磨與不便。原審未審酌上情，遽認被告犯後態度良好，僅判處40日拘役，顯然過輕等語。
三、經查：
(一)本件原判決以被告所犯並非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其於原審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原審法官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公訴人及被告之意見後，經裁定改行簡式審判程序，並以被告於原審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之自白及起訴書所列證據方法，而認被告犯刑法第284 條前段過失傷害罪，量處拘役40日，併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核其已詳敘所憑證據及認定理由，從形式上觀察，並無認定事實錯誤或違背法令之情形，量刑亦甚妥適。
(二)按量刑輕重，係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不得遽指為違法；刑罰之量定，固屬法院自由裁量之職權行使，但仍應審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由及一切情狀，為酌量輕重之標準，並非漫無限制。在同一犯罪事實與情節，如別無其他加重或減輕之原因，下級審法院量定之刑，亦無過重或失輕之不當情形，則上級審法院對下級審法院之職權行使，原則上應予尊重 (最高法院72年台上字第6696號、85年度台上字第2446號刑事判決要旨參照)。
(三)查，原審量刑已說明：審酌被告違反義務之情狀與程度，告訴人傷勢非輕，然被告在場自首且於原審審理中坦承犯行，犯後態度尚稱良好，但未能與告訴人達成調解，亦尚未賠償告訴人之損害；並考量告訴人表示本件車禍之後需女兒幫忙洗澡，還要麻煩子女陪同開庭，希望被告能承認他是錯的等語，及告訴代理人即告訴人之女張蓮盈表示並沒有要把責任推給被告，但告訴人整個過程都很痛苦，半邊臉碎掉，現在聽到開刀都會害怕，精神也很緊繃，我們知道告訴人也有責任，但也希望被告要負責等語之意見，兼衡被告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拘役40日，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等旨。經核，原審量刑顯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包括上訴意旨所稱各節，且於法定刑度範圍內，詳予考量而科刑，並未逾越公平正義之精神，客觀上亦不生量刑畸重畸輕之裁量權之濫用，從形式上觀之，核無濫用量刑權限，亦無判決理由不備，或其他輕重相差懸殊等量刑有所失出或失入之違法或失當之處。
(四)刑法第57條第10款所稱犯罪後之態度，本屬主觀事項，包括行為人犯罪後，有無悔悟等情形，尤足以測知其人刑罰適應性之強弱。被告在緘默權保障下所為之任意陳述，坦承犯行，不惟可節省訴訟勞費，使明案速判，更屬其人格更生之表徵，自可予以科刑上減輕之審酌。至於被告保持緘默或否認犯罪，應屬基於防禦權而自由陳述（消極不陳述與積極陳述）或其辯明權、辯解權之行使，如若以此作為被告犯罪後毫無悔意、態度不良之評價，並資為量刑畸重標準之一，而明顯有裁量權濫用之情形者，乃法所不許 (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5827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查，被告對於本件車禍經過之客觀事實，始終承認，其於偵查及原審準備程序否認過失，主要係因認為是告訴人騎車追撞其所駕貨車，故自認無過失，而此「誰撞誰，誰就有過失」之迷思，尚普遍深植於現今駕駛人觀念。經原審曉以過失傷害要件，被告明瞭法律規定後，即坦承認罪，則其先前否認，饒是不解法律要件所致，尚難遽為被告犯後態度不佳而課予較重之刑罰評價。是原審未以此作為量刑加重因子，並無違誤。參以，由於被告的自白，不僅使得偵查、公判程序得以迅速進展，國家也可以把寶貴的司法資源(包含偵查、審判)有效的投入到其他的案件上面，而且，對於犯罪被害人或社會一般人來說，也可以實現儘早解決案件的安心感。所以，至少從一般預防或刑事政策上加以考量，對於有表示自白的被告，在量刑上將自白列為有利量刑因子，應是有理由的。此外，從被告自白行為來看，也可一定程序投射出，被告有反省悔悟之心，從特別預防觀點來看，也可以將自白列為量刑有利因子。所以原審綜觀偵查、公判整體訴訟活動，認被告坦承犯行，犯後態度尚稱良好，並將此節列為有利量刑因子，應是符合量刑的基本原則，上訴書提到被告否認過失，直到原審審理時才自白犯行，犯後態度不佳乙節，應尚難認為有理由。
(五)其次，能否達成和解，常繫於和解金額、條件及被告經濟能力。查：
1.本件經原審安排調解，被告遵期到場，被告供承因經濟狀況不佳，方未能與告訴人達成調解，有原審法院報到單、民事事件調解結果報告書及民國109年8月5日準備程序筆錄可參(原審卷第33、35、42頁) ，足認被告並非無賠償之意願。告訴人於原審準備程序請求新臺幣(下同)120 萬元損害賠償，被告因經濟能力不佳而不敢冒然同意給付條件致調解未成，情有可原，無從評價其犯罪態度不佳而加重刑罰，否則，無疑使被告因自身經濟困窘招致較重懲罰，顯與行為責任主義有間。
2.參以，和解賠償於量刑上固得作為有利因子加以審酌，反面來說，沒有和解賠償時，相較於有和解賠償該類型，相對來說，於量刑上確會呈現較不利的結果，但超越上開有利、不利的操作結果，單獨以加害人沒有和解賠償為由，於量刑上以此特別列為不利加重因子，從「行為責任」角度來看，是有疑義的。
3.從比較法的觀點來看，德國刑法第46a條規定：行為人：⑴在實現與被害人的和解努力中，業已回復犯行全部或大部分的損害，或真摯致力於損害賠償，⑵為了回復損害，須要提出極大的給付或付出巨大的犧牲，才能完全或大部分實現對於被害人的賠償時，法院得依刑法第49條第1項規定，減輕其刑。可見，德國刑法固係將和解賠償列為量刑減輕因子，但並沒有提到說如果沒有和解賠償，就可以直接將這樣的事實情況定調評價為量刑加重因子。從而，從比較法的觀點來看，單獨以加害人沒有和解賠償為由，於量刑上就直接評價列為不利加重因子，似難認沒有疑義。
4.另告訴人關於刑度之意見，係表示希望被告承認犯錯 (原審卷第42)；檢察官於原審就被告量刑僅表示「請依法量刑」(原審卷第94頁) ，原審量刑時也均予審酌。是以，於原審判決後，檢察官泛以被告未和解賠償，犯後態度不佳、原審量刑過輕等語提起上訴，難認有理。
四、綜上所述，檢察官上訴意旨未具體表示原判決有何採證認事、用法或量刑等顯然影響判決本旨之不當或違法，而構成應予撤銷之具體事由，僅就原判決已說明部分徒言再為爭執，難認合於上訴應敘述具體理由之合法程式。從而，本件上訴不合法定上訴程式，且無從命補正，爰不經言詞辯論，逕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7條前段、第372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12 月 24 日
刑事庭審判長法 官 林信旭
法 官 劉雪惠法 官 廖曉萍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12 月 24 日
書記官 廖子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