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裁定 110年度聲字第66號聲 請 人即受判決人 曾盛浩代 理 人 梁丹妮律師
羅士翔律師邱德儒律師上列聲請人即受判決人因殺人等案件(本院97年度重上更㈢字第21號)，聲請拷貝祕密證人A1偵訊錄音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
(一)國外司法研究指出獄中線人是造成冤案之重要成因，當政府對曾參與犯罪，或宣稱參與犯罪之證人，提供刑責減免之好處以換取證詞或認罪時，將會使檢察官涉入倫理及法律上之難題，認罪協商給予證人(或共犯)編織證詞之強烈動機，只為迎合檢方，同時亦讓參與犯罪者能更快且更容易從麻煩之法律中脫身。
(二)本案案發於民國85年間，案件曾停擺5年，直至90年始經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下稱花蓮地檢署)檢察官指揮，並由偵查隊再度展開偵查，多位證人不利於聲請人之供述均於90年始出現，是否有偵查單位迫於破案壓力而影響證人陳述之情，即為本次聲請拷貝影音資料之目的，然卷內未見有何保護證人身分必要之說明，員警率以代號A1為筆錄之製作，實有意圖脫免檢證、彈劾之疑。
(三)秘密證人A1先後於90年3月28日及90年4月2日在花蓮縣警察局刑警隊及花蓮地檢署製作筆錄，供稱其於86年間在花蓮監獄服刑時與李文益同房，並聽聞李文益敘述「張秀惠命案」之經過，內容略為聲請人、秦啟貴與李文益等3人與被害人在聲請人位於花蓮縣○○市○○○○○街之○○日式宿舍內共同施打毒品，後因被害人打翻毒品吸食器，聲請人當場揮拳毆打被害人云云，然此部分陳述與李文益90年3月間警詢及偵訊中供稱其僅在上開宿舍見過被害人、其在該宿舍外僅係叫聲請人出來等語不符，祕密證人A1之陳述與李文益證詞有所齟齬，更與本院97年度重上更三字第21號判決(下稱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顯不相同，何以祕密證人A1對聲請人之不利陳述顯與其他證人供述矛盾，實有詳查之必要。
(四)為此，請准予自費拷貝祕密證人A1於90年4月2日偵訊錄音帶等語。
二、按辯護人於審判中得檢閱卷宗及證物並得抄錄、重製或攝影。被告於審判中得預納費用請求付與卷宗及證物之影本。但卷宗及證物之內容與被告被訴事實無關或足以妨害另案之偵查，或涉及當事人或第三人之隱私或業務秘密者，法院得限制之，刑事訴訟法第33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至於判決確定後，聲請再審無論基於何種事由，接觸並瞭解相關卷證資料，與聲請再審是否有理由，以及能否開啟再審程序，至關重要。乃於109年1月8日增訂刑事訴訟法第429條之1第3項規定：(同法)第33條之規定，於聲請再審之情形，準用之。
俾被告或其代理人得以聲請再審為理由以及在聲請再審程序中，準用上開同法第33條之規定，向法院聲請獲知卷證資訊。司法院並於109年1月8日依司法院釋字第762號解釋意旨修正公布「法院辦理刑事被告聲請付與卷宗證物影本及檢閱卷宗證物作業要點」(原名稱：法院辦理刑事被告聲請付與卷宗證物影本作業要點)，於000年0月00日生效施行，該要點已明文賦予審判中被告及再審聲請人(該要點第21點第1目再審聲請人準用該要點)請求付與全部卷證影本之權利。是參照前述上開規定，為保障被告訴訟防禦權之有效行使及獲悉卷內資訊之權利，於審酌無刑事訴訟法第33條第2項但書之情形下，自宜付與被告相關之卷宗及證物影本。另為保護刑事案件之證人，使其勇於出面作證，以利犯罪之偵查、審判，或流氓之認定、審理，並維護被告或被移送人之權益，證人保護法第11條第1至4項特別規定：「有保密身分必要之證人，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其真實姓名及身分資料，公務員於製作筆錄或文書時，應以代號為之，不得記載證人之年籍、住居所、身分證統一編號或護照號碼及其他足資識別其身分之資料。該證人之簽名以按指印代之。載有保密證人真實身分資料之筆錄或文書原本，應另行製作卷面封存之。其他文書足以顯示應保密證人之身分者，亦同。前項封存之筆錄、文書，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不得供閱覽或提供偵查、審判機關以外之其他機關、團體或個人。對依本法有保密身分必要之證人，於偵查或審理中為訊問時，應以蒙面、變聲、變像、視訊傳送或其他適當隔離方式為之。於其依法接受對質或詰問時，亦同。」以避免秘密證人身分之曝光致有害於其性命人身安全，及日後犯罪之偵查以及審判。
三、經查：
(一)聲請人前因殺人、遺棄屍體案件，經本院以97年度重上更三字第21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15年(褫奪公權5年)、7月，應執行有期徒刑15年6月，嗣經最高法院以97年度臺上字第3864號判決駁回其上訴而確定。聲請人以提起再審聲請為由，向本院聲請拷貝本案卷內錄音帶等(見本院卷第5至9、79至81)，本院依聲請人之聲請，函請花蓮地檢署檢送本案全部卷證(含錄音【影】帶等)到院，除就證人A1之錄音帶外，其餘聲請均准予拷貝(見本院卷)，聲請人旋傳真向本院聲請拷貝證人A1於90年4月2日偵訊錄音帶(下稱系爭錄音帶，見本院卷第155至157頁)，合先敘明。
(二)查依聲請人所述及證人A1之證述內容，從形式上觀之，係屬不利於聲請人之證據，且細繹起訴書及原確定判決內容，均未斟酌援引證人A1之警詢及偵訊筆錄作為認定聲請人犯罪事實之證據，可見證人A1偵訊內容並未作為原確定判決證據構造之一體，至多僅係以證人A1之警詢、偵訊供述作為發動偵查之端緒而已，則縱拷貝證人A1之偵訊錄音帶，並發現證人A1陳述有非出於自由意志之情，亦無從推翻原確定判決，則聲請人以提起再審聲請為由，聲請拷貝證人A1偵訊錄音帶，難認有其必要性。且查：
1、刑事訴訟法第33條第3項但書立法理由略為：判斷檢閱卷證是否屬被告有效行使防禦權所必要時，法院宜審酌其充分防禦之需要、案件涉及之內容、有無替代程序、司法資源之有效運用等因素，綜合認定之。查證人A1之警詢、偵訊供述並未作為原確定判決證據構造之一環，至多僅係偵查機關作為發動偵查之端緒，與原確定判決並無關連性，而證人A1之供述內容係屬不利於聲請人之證述，加以聲請人業已閱得證人A1之警詢、偵訊筆錄(見本院卷第203至212頁)，則從原確定判決之證據構造、證人A1供述之作用、機能，及有足以取代系爭錄音帶之供述筆錄以觀，系爭錄音帶是否屬聲請人有效行使防禦權所必要，應尚難認為無疑。
2、從比較法之觀點，日本刑事訴訟法第316條之15第1項規定，為判斷(檢視)檢察官聲請調查證據之證明力，針對類型證據(檢察官聲請調查以外之其他證據)，經審酌類型證據之重要性程度、被告準備防禦必要性及因開示可能產生之弊害內容、程度，認為相當時，被告或辯護人得請求開示類型證據。其中：
(1)關於重要性部分：關連性係屬判斷重要性之1項要素。查證人A1之警詢、偵訊供述並未作為原確定判決證據構造之一環，至多僅係偵查機關作為發動偵查之端緒，與原確定判決並無關連性，且聲請人業已閱得證人A1之警詢、偵訊供述筆錄(見本院卷第203至212頁)，是系爭錄音帶是否具有重要性，實難認為無疑。
(2)關於必要性部分：重要性固係擔保必要性之重要要素，然並非單憑此點加以判斷，仍應審酌個案內容、檢察官主張之待證事實內容，在證明待證事實層面上，聲請開示之類型證據究有如何重要性等諸因子加以決定。查本案確定判決主要係依據秦啟貴、陳婉茹等2人之供述內容認定犯罪事實(見97年度執字第1872號卷第9頁反面)，是縱認證人A1之供述與李文益有些許不一致，考量本案待證事實、證據構造及聲請人業已閱得證人A1之警詢、偵訊筆錄(見本院卷第203至212頁)之前提下，是否仍有揭示系爭錄音帶之必要性，實難認為無疑。
(3)關於弊害性部分：考量證人A1與聲請人前有互動之情(見本院卷第205頁)，及聲請人因本案被合併判處有期徒15年6月之重刑(見97年度執字第1872號卷第6頁正面)，如將系爭錄音帶交與聲請人拷貝，恐生「聽聲辨人」之明顯弊害，將造成有保密身分必要之證人A1身分之洩漏，更有威迫、報復證人A1之虞，因此，衡量交付系爭錄音帶之弊害性，及有足以取代系爭錄音帶之供述筆錄，弊害性顯然逾越交付之必要性。
3、綜上，交付系爭錄音帶顯有洩漏證人A1之隱私，衍生威迫、報復A1之虞，亦非聲請人有效行使防禦權所必要，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3條第2項但書、第3項但書等規定而限制之。
四、綜上所述，聲請人以提起再審聲請為由，聲請自費拷貝系爭錄音帶，依前說明，難以准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9 月 1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林信旭
法 官 廖曉萍法 官 顏維助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5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抗告書狀，並應敘述抗告之理由。
如因疫情而遲誤不變期間，得向法院聲請回復原狀。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9 月 1 日
書記官 秦巧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