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判決112年度上易字第8號上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YUNI SETYORINI(印尼國籍)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竊盜案件，不服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1年度易緝字第6號中華民國112年1月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08年度偵緝字第25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法律依據：
(一)按提起上訴，應以上訴書狀提出於原審法院為之；不服地方法院之第一審判決而上訴者，應向管轄第二審之高等法院為之；上訴書狀應敘述具體理由；刑事訴訟法(下稱刑訴法)第350條第1項、第361條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此為第二審上訴必備之程式(刑訴法第361條立法理由)。次按第二審法院認為上訴書狀未敘述理由或上訴有第362條前段之情形者，應以判決駁回，刑訴法第367條前段亦有明文規定。再第二審上訴書狀未敘述上訴理由，又已逾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仍未補提理由書者，固應由第一審法院依刑訴法第361條第3項規定，定期間先命補正；如第一審法院未命補正，則由第二審法院審判長依同法第367條但書規定，定期間先命補正。然倘上訴書狀已敘述理由，無論所提上訴理由是否具體，仍屬已敘述上訴理由，第一審法院或第二審法院審判長均毋庸命補正(最高法院109年度臺上字第367號判決參照)。又上訴書狀已敘述上訴理由，僅所述理由不「具體」者，並非「上訴書狀未敘述理由」一語涵攝之範圍；然既不符合「上訴書狀應敘述『具體』理由」之規定，仍屬上訴「不合法律上之程式」，而法院為司法機關，為達成法律所賦予定紛止爭之功能，審判職權之行使，自須獨立於控、辯雙方之外，守住中立之角色與立場，是此類不合法，應不在得命補正之列，法院自毋庸命補正，而由第二審法院逕認其上訴不合法，以判決駁回(最高法院109年度臺上字第2142號判決參照)。申言之，理由之具體與否，屬第二審法院審查範圍，不在第一審法院命補正之列，上訴書狀如已敘述理由，無論其具體與否，仍屬已敘述上訴理由，第一審法院或第二審法院審判長均毋庸命補正，此與上訴書狀全未敘述上訴理由者，第一審法院依刑訴法第361條第3項之規定，應定期間先命補正之情形，尚屬有別；倘若上訴書狀已敘述理由，但所敘述者，在客觀上非屬具體之理由者，即屬不符上訴之法定程式，由第二審法院以上訴不合法律上之程式，判決予以駁回，毋庸再定期間命補正具體理由。
(二)另所謂不服第一審判決之具體理由，必係依據卷內既有訴訟資料或提出新事證，指摘或表明第一審判決有何採證認事用法或量刑等足以影響判決本旨之不當或違法，而構成應予撤銷之具體事由，始克當之；倘僅泛言原判決認定事實錯誤、違背法令或量刑失入，而未依上揭意旨指出具體事由，或形式上雖已指出具體事由，該事由縱使屬實亦不足以認為原判決有何不當或違法者，皆難謂係具體理由，俾與第二審上訴制度旨在請求第二審法院撤銷、變更第一審不當或違法之判決，以實現個案救濟之立法目的相契合(最高法院109年度臺上字第4651號判決參照)。
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刑法第320條第1項竊盜罪之最重法定本刑為有期徒刑5年，原審對被告本案竊盜犯行，僅量處有期徒刑4月，顯有過輕；又被告YUNI SETYORINI濫用其雇主即告訴人楊于靚對其信賴，一再竊取告訴人財物，犯罪手段實屬惡劣，迄未與告訴人尋求和解之道，犯後態度難認良好；原判決認事用法未洽，請撤銷原判決，更為適法判決等語。
三、經查：
(一)原審認定被告自民國103年2月13日起，受僱在告訴人住處，擔任告訴人母親之家庭看護，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上開日期起至106年1月25日間某日時許，徒手竊取告訴人置於住處2樓房間內之金項鍊2條及金戒指1只(下稱本案金飾)得手，並分別於106年1月25日、26日中午至○○銀樓典當本案金飾等事實，除據被告於原審審理時自白外，並有證人即告訴人、證人即○○銀樓負責人王俊雄分別於警詢及偵查時之證述、花蓮縣警察局玉里分局三民派出所職務報告、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本案住處平面圖及照片、○○銀樓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圖、尚未贖回金飾照片、○○銀樓金飾買入登記簿翻拍照片、連邑人力資源有限公司提供之被告受僱資料、個別查詢及列印資料、內政部移民署106年5月1日函暨所附被告居停留資料等，並比較新舊法後，認被告所為係犯修正前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量處有期徒刑4月，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復就其犯罪所得新臺幣（下同）19,263元宣告沒收及追徵價額。核其已詳敘所憑證據及認定理由，從形式上觀察，並無認定事實錯誤或違背法令之情形，量刑、沒收(追徵其價額)亦無違法不當之處。
(二)按刑罰之量定，事實審法院本有自由裁量之權，倘量刑時係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情狀，而所量定之刑既未逾法定刑範圍(即裁量權行使之外部界限)，復無違反比例、公平及罪刑相當原則者(即裁量權行使之內部界限)，自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最高法院111年度臺上字第1615號、103年度臺上字第1776號判決參照)。又在同一犯罪事實與情節，如別無其他加重或減輕之原因，下級審量定之刑，亦無過重或失輕之不當情形，則上級審法院對下級審法院之職權行使，原則上應予尊重(最高法院109年度臺上字第3982號判決參照)。查：
1、原審審酌被告之犯罪動機及目的(因遭朋友欺騙借款而典當護照，需用錢贖回護照)、犯罪之手段、犯罪所生之危害(本案金飾之物品數量及價值)、違反義務程度、品行(前無任何前科之素行)、與被害人之關係(與告訴人為僱傭關係)、智識程度(小學畢業)、犯罪後之態度(先否認犯行，於原審審理程序中方坦承犯行，然迄未能歸還或實際賠償告訴人所受損害，難認犯後態度良好。告訴人對本案表示略以：被告擔任我母親看護期間時常偷竊、說謊，本案犯後態度不佳，希望判處被告重刑，並賠償我的損失等語，並於原審審理程序中當庭提出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生活狀況(曾從事清潔工作、工地臨時工、收入不穩定、約每日800元、需扶養未成年子女1名、家庭經濟狀況困難)等一切情狀之刑法第57條各款所定事由，所為量刑，除未逾越法定刑度外，客觀上難認有違反比例、公平、罪責相當等原則，難認有過輕等違法失當之處。
2、又上訴意旨所指被告與告訴人間僱傭關係、犯罪之手段、犯罪後態度等量刑因子，俱存於卷內，而為原審量刑時予以審酌，並無漏未審酌、評價錯誤或不當之違誤。且查：
(1)況就「本案起訴事實」而言，審酌被告竊取本案金飾經變賣後約為2萬元許(見原審卷第117頁)，損害尚難認為過鉅，又被告固接續竊取本案金飾，但手段尚稱平和，無積極證據足認係以暴力等方式竊取，至被告固尚未償還告訴人損失，然此乃「一般情狀因子」，該因子既非「犯情因子」，對於量刑作用力尚難給予過高評價。
(2)再者，有賠償資力之行為人，未努力回復損害時，或許得將此情往不利方向考量，但因行為人本應負擔全部損害，單純不作為並不致使損害擴大，又對於資力不佳或甚困難因而無法賠償之被告而言(見原審卷第117頁)，如單以未和解或賠償損害為由，加重其刑，實與以被告無資力為由加重其刑無異，顯與行為責任主義難認無間，故檢察官以本案未和解(或賠償)為由，請求加重其刑，應尚難認為有理由。
四、綜上所述，上訴意旨未依據卷內既有訴訟資料或提出新事證，指摘或表明原判決量刑有何足以影響判決本旨之不當或違法，而構成應予撤銷之具體事由，僅泛稱「原審判決刑度對比上述法定刑而言，恐有過輕」、「原判決認事用法未洽」，而無實際論述內容，已難謂其上訴書已經敘述具體理由。依前揭規定及說明，其所為上訴，即不符合上訴之法定程式，應予駁回，且不經言詞辯論為之。
據上論斷，應依刑訴法第367條前段、第372條，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2 年 2 月 13 日
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林信旭
法 官 張健河法 官 顏維助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2 月 13 日
書記官 秦巧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