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判決114年度上訴字第120號上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宋○○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家暴誣告案件，不服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158號中華民國114年6月2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317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判決對被告宋○○（下稱被告或其姓名）為無罪之諭知，核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如附件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證據及理由。
二、檢察官上訴意旨以：㈠刑法第169條之誣告罪，須行為人明知無此事實故意捏造而言
，此主觀故意可由被告行為方式、提告動機、時點及其供述内容推認。原審未充分審酌下列情狀：
⑴被告係於其被訴傷害案件（下稱前案）經第一審判處拘役50
日，被告不服上訴經第二審駁回其上訴之後，於民國113年1月29日在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下稱花蓮地檢署）第三偵查庭，提告「吳○○對宋○○提出傷害告訴行為涉犯誣告罪嫌」，被告此申告行為於客觀上已違反前案一、二審判決之既定事實，而無合理依據，被告再對吳○○提出本案之申告行為，欲推翻已經法院認定之實體事實，可見被告申告主張與客觀事實不符。
⑵被告係於前案二審判決後提出申告，而非雙方未釐清案情前
即互告，顯非可合理誤認之時期，且被告無足以推翻前案判決之事證，僅單純重複否認傷害事實，而前案法院判決即足以排除「吳○○係誣告」之事實。況被告於本案偵、審中自陳：「我不相信第一審及第二審判決，因為檢察官和法院被賄賂收買」、「因為不服判決内容，希望能找其他檢察官重新調查傷害案件」等語，顯示被告申告動機並非基於新事證或前案法律救濟，而是以對吳○○申告方式，意圖對抗、推翻既有之前案裁判，此舉並非合理訴訟權行使，違反程序正當性，具誣陷傾向及使告訴人受刑事處分意圖，至為明確。況被告關於前案之辯解，已有完整陳述機會，復經前案法院審理後明確否定，並判決被告犯傷害罪，在此情況下，被告仍主張吳○○是「誣告」，顯屬對抗事實之虛構陳述。
⑶被告申告「吳○○誣告其傷害」之邏輯前提需為「宋○○未傷害
吳○○」，然此前提與前案判決内容根本矛盾，且被告在知悉前案判決結果後，仍對吳○○申告，顯無誤認之可能。若僅以被告「主觀上仍堅信清白」即認為不構成誣告，則其他刑案中被判有罪之人，如皆聲稱「對方誣告我」、「我只是想請別的檢察官再查一次」即免於誣告罪責，將顯然有損判決制度形成之實體與程序秩序。
㈡依上，本案已非被告單純訴訟行使，而為告訴權濫用，具故
意誣陷傾向、效果為意圖使吳○○受刑事訴追處罰等節，從其本案供述、申告動機與内容可明確推知。原審未充分審酌上情，判決被告無罪，容有未洽。爰依法提起上訴，請將原判決撤銷，更為適法之判決等語。
三、上訴駁回之理由：㈠刑法第169條第1項之誣告罪，以意圖他人受刑事或懲戒處分
，向該管公務員誣告為構成要件，故該項犯罪，不特須指出其具體事實，足以使人受刑事或懲戒處分，且須「明知」其完全出於虛構，具有故意構陷之情形始能成立，若係出於誤會或懷疑有此事實而為申告，以致不能證明其所訴之事實為真實，或係所告尚非全然無因，衹因缺乏積極證明致被訴人不受訴追處罰者，縱被訴人不負刑責，而申訴人本缺乏誣告之故意，自難成立誣告罪名。是以，誣告罪以行為人主觀上有誣告之直接故意（即確定故意）為必要；若僅為間接故意（即不確定故意）或過失，尚不能以該罪相繩（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339號、114年度台上字第4587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被告與吳○○於前案即111年6月4日22時許，在吳○○住所，因故
發生口角及肢體衝突，嗣後2人均受傷，而互提傷害告訴，第一審於112年8月10日分別判處被告及吳○○拘役50日及40日，吳○○未上訴而告確定，被告不服提起上訴，經本院於112年12月29日駁回其上訴，被告不服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於113年5月15日以113年度台上字第1878號判決駁回其上訴而確定在案，此經本院查閱前案歷審卷宗屬實，並有前案歷審卷宗附卷可稽。
㈢被告於本案及前案均一再主張與吳○○發生衝突時，係遭吳○○
毆打，被毆過程中只有用手阻擋加以正當防衛，並未毆打吳○○，且吳○○提出之診斷書並非衝突當日結束後前往醫院驗傷，並無其他人可證明吳○○診斷書上所載之傷勢為其所為，此觀被告於本案及前案之歷次供述、所提書狀及前案歷審判決自明。
㈣被告係於OOO年O月OO日至花蓮地檢署對吳○○提出誣告之告訴
，有該詢問筆錄在卷可參（他卷第5-6頁）。而本院就前案判決駁回被告之上訴後，分別於113年1月25日及同年2月6日收受被告之刑事上訴聲明狀及刑事上訴理由狀，最高法院直至113年5月15日才判決駁回被告之上訴，有各該書狀及最高法院判決存卷可佐（前案最高法院卷第13、19-31、67-69頁）。由此可知，被告對吳○○提告時，前案尚未判決確定甚明。
㈤綜上，被告係以前案與吳○○發生衝突時，遭吳○○毆打，而非
互毆，只有在遭吳○○毆打時，有正當防衛行為而已，並無傷害行為，吳○○竟誣指遭被告毆打成傷，而對吳○○提告誣告，被告申告之事實並非完全出於憑空捏造，亦非全然無因，因其不具法律專業知識，主觀認定其對吳○○所為是屬正當防衛，不構成傷害罪，故在前案經第一、二審判決均認定其行為不符合正當防衛之要件，而構成傷害罪時，均不服判決結果而提起上訴，並於對第二審判決提出上訴後數日，即對吳○○提出誣告告訴，斯時前案既未確定，被告主觀仍堅認其與吳○○發生衝突時，未傷害吳○○，只有正當防衛之行為，遂認吳○○對其提出傷害告訴，係屬誣告，核其所為，尚與故意虛構事實之情形有別，自難逕以被告申告時，前案已經第一、二審判決有罪為由，遽為被告有誣告之直接故意之認定。
四、原審以被告犯罪不能證明，因而諭知被告無罪判決，核無違誤，檢察官提起上訴，以前詞指摘原判決不當，惟未能提出新事證，上訴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蕭百麟提起公訴，檢察官陳宗賢提起上訴，檢察官崔紀鎮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6 日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林慧英
法 官 顏維助法 官 黃鴻達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判決依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規定，限制以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違背司法院解釋及違背判例為由方得上訴。如上訴，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狀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6 日
書記官 徐文彬附錄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
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
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
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
三、判決違背判例。附件：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113年度訴字第158號公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宋○○上列被告因家暴誣告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317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宋○○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宋○○前因於民國111年6月4日22時許，在位於花蓮縣○○鄉（地址詳卷）之吳○○住處內毆打吳○○致傷（下稱前案）。嗣吳○○於111年10月13日向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下稱花蓮地檢署）檢察官對被告提出傷害告訴，而被告上開傷害行為業經本院112年度玉訴字第1號判決處被告拘役50日，嗣被告提起上訴，經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下稱高等法院花蓮分院）112年度上訴字第108號判決駁回上訴，上開判決分別於112年8月18日、113年1月8日補充送達於被告之受僱人。而後，被告於113年1月25日就上開傷害案件提起第三審上訴後（嗣經最高法院於113年5月15日以113年度台上字第1878號判決駁回上訴而告確定），竟意圖使吳○○受刑事處分，基於誣告之犯意，於113年1月29日17時17分許，在花蓮地檢署第三偵查庭，提告誣指吳○○對其提出傷害告訴行為涉犯誣告罪嫌，嗣吳○○經花蓮地檢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2725號案件為不起訴處分，被告聲請再議後，臺灣高等檢察署花蓮檢察分署（下稱高等檢察署花蓮分署）檢察長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246號處分書駁回再議確定。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169條第1項之誣告罪嫌等語。
二、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即難遽採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要旨參照）。再按誣告罪之成立以意圖他人受刑事處分或懲戒處分，而為虛偽之告訴、告發、報告者為要件。所謂虛偽係指明知無此事實故意捏造而言，若告訴人誤認有此事實或以為有此嫌疑，自不得指為虛偽，即難科以本罪；再誣告罪之成立，須其申告內容完全出於憑空捏造，若所告尚非全然無因，衹因缺乏積極證明致被誣告人不受訴追處罰者，尚難遽以誣告論罪；復告訴人所訴事實，不能證明其係實在，對於被訴人為不起訴處分確定者，是否構成誣告罪，尚應就其有無虛構誣告之故意以為斷，並非當然可以誣告罪相繩（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8號、43年台上字第251號、59年台上字第581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誣告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之供述、前案傷害案件之卷宗及不起訴處分書等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之被告否認有何誣告犯行，辯稱：我有去告吳○○誣告，是因為我覺得吳○○說謊話，我沒有打吳○○，她卻說我打她，害我被判傷害罪，吳○○所受傷勢並非我造成等語。經查：
㈠被告與吳○○於111年6月4日22時許，在吳○○住所，因照顧○○張
○○之分工發生口角及肢體衝突，嗣後2人均受傷，並互為提出傷害告訴，經本院112年度玉訴字第1號判決判處被告犯傷害罪，拘役50日，吳○○亦犯傷害罪，拘役40日，嗣被告就被訴部分提起上訴，經高等法院花蓮分院112年度上訴字第108號判決駁回上訴，被告並於113年1月25日就上開傷害案件提起第三審上訴後，於113年1月29日17時17分許，在花蓮地檢署第三偵查庭，針對吳○○先前對其提出傷害告訴部分提出誣告告訴，嗣吳○○經花蓮地檢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2725號案件為不起訴處分，被告聲請再議後，高等檢察署花蓮分署檢察長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246號處分書駁回再議確定等事實，業經本院核閱本院112年度玉訴字第1號、高等法院花蓮分院112年度上訴字第108號、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878號卷宗確認無訛，且有被告於113年1月29日在花蓮地檢署第三偵查庭所為之訊問筆錄、花蓮地檢署檢察官113年度偵字第2725號不起訴處分書、高等檢察署花蓮分署113年度上聲議字第246號處分書在卷可稽（見他字第194號卷第5至6頁，偵字第2725號卷第19至20頁，偵字第3174號卷第71至72頁），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被告於偵查中供稱：我要提告吳○○誣告，吳○○於111年6月4日
對我家暴及傷害，我被她打得很嚴重，我被她打傷9個地方，我有向花蓮地檢署提告吳○○傷害，在偵訊的時候，吳○○告訴檢察官（說）她也有受傷，但我沒有打她，也沒有讓她受傷，當時檢察官完全相信吳○○的話，未經詳細查證，檢察官起訴我傷害罪，法院判我拘役50天，易科罰金新臺幣5萬元，我對判決不服，有上訴，法院駁回我的上訴，維持一審判決，我認為她誣告我等語（見他字第194號卷第5頁），於偵查中更供稱：我不相信第一審及第二審判決，因為檢察官和法院被賄賂收買，我沒有打被害人（即吳○○），都是吳○○打我，我用手擋，我是正當防衛，吳○○誣告我，所以我在知悉第一審、第二審都判我有罪的情況下仍提出誣告告訴等語（見偵字第3174號卷第68至69頁），於本院準備程序中更明確供稱：我向地檢署申告吳○○誣告罪，是因為不服判決內容，希望能找其他檢察官重新調查傷害案件等語（見本院卷第53頁），是被告對吳○○提出誣告告訴之主觀目的，係認其在遭吳○○毆打之際，其所為「抓住吳○○之手」、「阻擋」等行為均非傷害行為，亦未導致吳○○受傷，而對於檢察官之起訴決定、法院之判決結果有所不服，則被告主觀上是否有刻意捏造不實事實而為申告，已有可疑。
㈢又被告確實與吳○○於上開時間，發生上開肢體衝突，2人互為
拉扯乙情，業經吳○○於前案警詢中坦認不諱（見前案警卷第7頁），經核與被告於前案警詢中所述相符（見前案警卷第14至15頁），可證被告於案發當時確實與吳○○間發生拉扯，是被告指訴其在衝突過程中出於防衛之舉止並未構成傷害，吳○○提告傷害應屬誣指之情節，並非空穴來風。況且，被告於本院審理中供稱：我覺得用手腳或物品去打他，對方有受傷，就是傷害罪，如果對方是被迫受傷的，就不是傷害，我會對吳○○提出誣告告訴，是因為認為吳○○的傷勢與我無關，我沒有打她，她卻說我打她，害我被判傷害罪等語（見本院卷第77頁），被告主觀上既就其是否有毆打吳○○乙節有其法律上之自我理解，自非「明知」反為真實，而故意捏造不實事實甚明，而與誣告罪之主觀犯意有間。此外，被告對吳○○所為誣告告訴之案件，雖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然此至多僅能推斷被告所指訴遭誣告之情節，經檢察官偵查後所得之證據，未達於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所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之起訴門檻，尚難憑此遽認被告有刻意捏造不實事實而為申告之主觀意思，附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本件檢察官起訴所憑之證據，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確有公訴意旨所指誣告犯行之程度，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認被告有何公訴意旨所指誣告犯行，揆諸首揭法條規定及判決要旨，本院自無從形成被告有罪之確信，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蕭百麟提起公訴，檢察官陳宗賢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5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吳明駿
法 官 韓茂山法 官 李珮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