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113年度簡上字第50號上 訴 人即 被 告 彭煒強即千宏診所訴訟代理人 徐文宗律師複 代理人 林美津被 上訴人即 原 告 陳紫淵訴訟代理人 林三元律師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票款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6月14日本院苗栗簡易庭112年度苗簡字第925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4年4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判決書內應記載之事實，得引用第一審判決。判決書內應記載之理由，如第二審關於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見及法律上之意見與第一審判決相同者，得引用之；如有不同者，應另行記載。關於當事人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見，應併記載之，民事訴訟法第454條定有明文。上開規定於簡易訴訟程序之上訴，依同法第436條之1第3項規定亦準用之。本判決應記載之事實、理由及關於兩造攻擊、防禦方法之意見暨法律上之意見（除後開補充說明外），均與原判決相同，茲引用原判決所載之事實及理由。
二、被上訴人即原告（下稱被上訴人）之主張及陳述，除與原審判決記載相同者茲予引用外，並補稱：被上訴人執有發票人為上訴人即被告（下稱上訴人）、支票號碼ML0000000號、發票日民國112年9月8日、票面金額新臺幣（下同）206萬元、付款人為板信商業銀行苗栗分行（下稱板信商銀）之支票1紙（即如附表編號5所示支票，下稱系爭支票）；惟經被上訴人於112年9月8日屆期提示，竟因存款不足而遭退票，為此依票據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自屬有據。被上訴人取得系爭支票，係因訴外人吳昉諭與上訴人、鄭琮霖等3人共同經營千宏診所，因吳昉諭從事醫療藥品之買賣而有大額資金需求，自108年起即以簽發支票供作借款擔保之方式，透過渠與被上訴人共同友人即訴外人賴桂峰陸續向被上訴人借款，迄至110年12月間共已積欠被上訴人達1000萬元；嗣經被上訴人於112年4月間向吳昉諭催告返還欠款時，吳昉諭表示渠無力一次償還上開欠款，遂經被上訴人同意後，由吳昉諭交付如附表所示發票人均為上訴人，面額合計共1012萬元，包含系爭支票在內之支票5紙予被上訴人收執，用以分期償還渠上開欠款。被上訴人所述上情，業據提出系爭支票及其退票理由單等為證，且有板信商銀112年12月7日函附上訴人支票帳戶之領用簽單及收據等可參，又如附表編號1至3所示支票3紙前業經被上訴人提示而獲兌現等情，亦有被上訴人所有第一商銀沙鹿分行帳戶（下稱被上訴人一銀帳戶）之存摺封面及交易明細可參，是上訴人自應就系爭支票負票據責任。
（一）上訴人固另以吳昉諭所書立陳稱渠係在未經上訴人及鄭琮霖之授權下擅自簽發上訴人支票之聲明書1紙（下稱系爭聲明書）為據，主張吳昉諭係逾越權限簽發系爭支票，上訴人已對吳昉諭提起偽造有價證券之告訴，上訴人自無庸擔負票據責任云云；然按，票據上之簽名得由代理人為之，代理人任意記明本人之姓名蓋其印章，而成為本人名義之票據行為，祇需有代理權，即不能不認為代理之有效形式（最高法院73年台上字第3156號判決意旨參照）。而上訴人、吳昉諭及鄭琮霖為千宏診所之合夥人，共同經營千宏診所，為上訴人所不否認，且千宏診所之財務及診所大、小章均由吳昉諭負責及管理，而千宏診所之支票簿及印鑑章均係由上訴人請領後交付吳昉諭管理使用，且上訴人對於支票之簽發並未限制吳昉諭只能針對診所之營運，只需吳昉諭得以兌現票款，均不問用途，上訴人從頭至尾均未曾過問吳昉諭簽發支票之用途，係全面授權吳昉諭使用千宏診所之大小章簽發支票等情，既據吳昉諭於原審中證述詳實，則如附表所示包含系爭支票在內之支票當均屬吳昉諭在上訴人概括授權範圍內，蓋用千宏診所之大小章，並填寫票據金額及日期而開立後，交付予被上訴人，並無逾權簽發之情事。
（二）況吳昉諭自110年11月起即曾多次以上訴人名義為發票人開立支票對外調現，且先後於110年11月17日、111年1月25日、同年7月27日、同年9月23日及同年9月30日至11月9日止匯款至上訴人板信商行支票帳戶內，供渠所開立之支票付款兌現，亦據吳昉諭於原審中證述詳實，並與上訴人支票帳戶之交易明細互核相符，可見吳昉諭於簽發如附表所示支票予被上訴人作為渠欠款債務之擔保前，即常以上訴人名義簽發支票對外調現，並為上訴人所知悉且未曾過問吳昉諭簽發支票之用途，是上訴人確係完全授權吳昉諭以上訴人名義簽發使用支票無疑。蓋以，倘若吳昉諭未獲上訴人完全授權以上訴人名義簽發使用支票，則吳昉諭於長達數年並多次擅自冒用上訴人名義簽發支票並將票款存入上訴人支票帳戶內以供票據兌現之期間，上訴人豈有全然無所查悉而未予追究之可能，益見證人吳昉諭於原審所為證述內容，方符事實，即便上訴人對於吳昉諭每次簽發支票之細節如票面金額及到期日等未必詳知，然上訴人既未限制吳昉諭簽發支票之權限範圍，應認吳昉諭簽發爭支票係屬有權代理，上訴人應負票據責任。綜上，上訴人確有概括授權予吳昉諭簽發上訴人支票之行為外觀，已足使被上訴人相信吳昉諭確有開立系爭支票作為渠債務擔保之權限，依最高法院相關判決要旨，不問吳昉諭簽發上訴人支票調現或供作渠債務擔保之行為是否在渠職務範圍內，上訴人就系爭支票之簽發亦仍應依民法第169條規定負表見代理之授權人責任，是上訴人主張上情，並非可採，亦與本案無涉，且上訴人另請求調閱112年度醫字第1號鄭琮霖違反醫師法刑事案卷，欲證吳昉諭持千宏診所申領支票簿僅能用於支付千宏診所用藥之藥商貨款云云，當無必要。
（三）另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交付吳昉諭之借款，應係吳昉諭投資於渠開設之「佳諭健康整合行銷有限公司（下稱佳諭公司），被上訴人收受系爭支票未向上訴人求證，非惡意亦有重大過失，不可享有票據權利云云；然執票人僅需就票據之真實性負舉證責任，無庸就票據作成之原因為舉證，票據上權利之行使不以原因關係存在為前提，原因關係不存在或無效，執票人仍得行使權利；票據債務人主張執票人取得票據出於惡意或詐欺，乃應由債務人負舉證之責。又如附表編號4所示支票1紙，經被上訴人另案提起給付票款訴訟，亦經本院以113年度簡字第601號判決認定該支票1紙上發票人千宏診所之大小印鑑章均為真正，益見包含系爭支票在內如附表所示支票上發票人之大小章均屬真正，是被上訴人就票據給付請求權發生所須具備之要件，已盡舉證之責；而上訴人辯稱應由被上訴人就借貸關係之成立負舉證之責，或被上訴人取得系爭支票係出於重大過失或故意云云，當嫌無據。又上訴人請求本院向地檢署函查被上訴人是否曾以吳昉諭及江狄成以龐式騙局違反吸金而提告等情，亦顯無必要；蓋按，即便審認吳昉諭簽發系爭支票係出於渠私人債務而超出代理權限制範圍，然調取上開刑事卷證，既仍無法證明被上訴人對於吳昉諭簽發系爭支票超出代理限制範圍，有何明知或重大過失而不知之情事（即明知或重大過失而不知吳昉諭簽發票據僅限於處理千宏診所業務），或與被上訴人取得票據係出於惡意或詐欺有何關聯，自無調取之必要。綜上，上訴人仍空言陳稱被上訴人向吳昉諭收取支票並未向上訴人求證，縱非惡意亦有重大過失云云，均未曾提出確實之證明方法，當嫌無據。又上訴人雖另請求通知證人吳昉諭到庭為證云云；然證人吳昉諭於原審中既已證述明確，且於本院另案113年度苗簡字第718號給付票款事件（下稱另案票據訴訟）中亦以視訊證稱渠對於本件原審中所為證述內容有印象，渠回答均屬正確，上訴人及鄭琮霖並未約定限制渠使用支票之範圍等語詳實，則上訴人請求再行通知吳昉諭到庭為證，亦無必要。綜上，原審判決上訴人應擔負票據責任，給付被上訴人系爭支票票款206萬元及法定遲延利息，尚無違誤，請求維持原審判決等語。
三、上訴人之主張及陳述，除與原審判決記載相同者茲予引用外，並補陳：對於系爭支票係吳昉諭蓋用渠職務上所保管之千宏診所大小章所簽發，系爭支票上發票人即上訴人之印文形式上為真正等情，固不再事爭執；然仍爭執下列事項：
（一）依吳昉諭於113年3月4日書立之聲明書所載，可知吳昉諭簽發上訴人支票之行為係屬逾越權限之行為，而渠涉有偽造有價證券罪，業據上訴人對渠提起刑事告訴，現由苗栗地方檢察署（下稱苗栗地檢）以113年度偵字第8775號偵查中（下稱系爭偽造有價證券案件），則吳昉諭既屬無代理權而簽發上訴人支票，上訴人即不負票據責任，原審判決未審酌及此，顯有違誤。系爭聲明書既為吳昉諭親自書立，聲明內容又真正，原審判決捨此書證之憑信力，而以吳昉諭於原審所為不實證述為據，為上訴人不利之認定，當有採證違法之情事。吳昉諭雖為上訴人診所之財務人員，上訴人平日之支票簽發均由吳昉諭處理，然診所簽發支票均係作為診所相關下游廠商或藥商請求之貨款；而吳昉諭未經上訴人同意，即擅自簽發支票供渠自己私用，被上訴人又非上訴人之下游廠商或藥商，則系爭支票係屬吳昉諭逾權所簽發而交付，依最高法院相關判決要旨，上訴人即不必負票據責任。
（二）被上訴人支付吳昉諭之金錢，應係被上訴人投資吳昉諭所自行開設佳諭公司之投資款，非予上訴人千宏診所，故應命被上訴人提出其與吳昉諭間1000萬元資金之金流情況，可證兩造間並無任何關係，而被上訴人既係投資佳諭公司，竟收取上訴人之支票，卻未向上訴人求證，可證被上訴人收取系爭支票如非惡意，亦有重大過失，當不得享有票據權利。
（三）請求調取本院112年度醫字第1號鄭琮霖違反醫師法案件全部案卷（下稱系爭醫師法案件），因吳昉諭於該案中業已自承渠係上訴人千宏診所之財務，上訴人診所支票係為支付診所應予藥商之貨款而設，上訴人診所並未從事醫療藥品買賣，吳昉諭持有上訴人診所所申領之支票，僅能支付上訴人診所用藥之藥商貨款等語。另請求向臺中地檢署函查被上訴人是否曾以吳昉諭及江狄成以龐式騙局違反吸金而提告等情（下稱系爭銀行法案件），因被上訴人與吳昉諭間並非單純之借貸關係，而係違法吸金之投資人與被投資人關係，被上訴人交付之款項均入佳諭公司，與上訴人診所無涉，而被上訴人貪圖高報酬之投資，且原非執有上訴人之支票，係其後始執持上訴人之系爭支票等支票作為投資憑證，可見其取得系爭支票，如非惡意，亦有重大過失。又請求調取本院系爭另案票據訴訟並通知吳昉諭視訊為證，因吳昉諭於該案中證稱渠與被上訴人有票貼關係，且亦與渠為票貼之訴外人楊惠玲所收取之款項已逾楊惠玲所為匯款金額，故有通知吳昉諭以證被上訴人有無相同情事之必要。基上，原審判決顯有違誤，應予廢棄改判如伊上訴聲明所述等語。
四、原審法院判決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206萬元，及自112年9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6計算之利息。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上訴聲明：（一）原判決及假執行之宣告均予廢棄。（二）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三）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四）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查被上訴人起訴主張其執有如附表所示發票人為上訴人之支票5紙，其中如附表編號1至3所示支票3紙前經其屆期提示均已兌現，然如附表編號5所示系爭支票經其於112年9月8日屆期提示，竟因存款不足而遭退票；上訴人、吳昉諭、鄭琮霖3人共同經營登記為上訴人獨資設立之千宏診所，吳昉諭為上訴人診所之財務人員；因吳昉諭有大額資金需求，自108年間起以簽發支票供作借款擔保之方式陸續向其借款，至110年12月間吳昉諭積欠其1000萬元，吳昉諭與其之間具消費借貸契約關係；其於112年4月間向吳昉諭催討上述1000萬元借款時，吳昉諭告稱一次返還上述款項有困難，故交付其如附表所示支票5紙以分期償還渠上開欠款；系爭支票係吳昉諭蓋用渠職務上所保管之千宏診所大小章所簽發，系爭支票上發票人即上訴人之印文形式上為真正等情，業據被上訴人提出系爭支票及其退票理由單等為證（見支付命令卷第13至15頁），且有板信商銀112年12月7日函附上訴人支票帳戶之領用簽單及收據等附卷可參（見原審卷第57至61頁），又如附表編號1至3所示支票3紙前已經被上訴人提示而獲兌現等情，亦有被上訴人一銀帳戶之存摺封面及交易明細在卷可證（見原審卷第119至127頁），此等部分亦均為上訴人所不爭執（上訴人於原審歷次審理及上訴時原均未爭執為借款關係；其後始改稱為投資款關係，顯難為採信，另見後述），是堪先認定被上訴人上開部分之主張，洵屬真實可採。
（二）至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應負系爭支票之發票人票據責任等情，則仍為上訴人所否認，且猶以上情置辯。是本件爭點當為：（1）上訴人以吳昉諭所提系爭聲明書為據，辯稱吳昉諭係越權代理上訴人簽發系爭支票，上訴人自毋庸負票據責任，是否有據？此涉及吳昉諭於原審證稱渠係經上訴人概括授權簽發如附表所示支票，是否足取？（2）上訴人為票據原因關係之抗辯，有無理由？（3）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應負系爭支票之票據責任，為此請求上訴人給付系爭支票票款並加計法定遲延利息，有無理由？
（三）按在票據上簽名者，依票上所載文義負責；票據上之簽名，得以蓋章代之，票據法第5條第1項及第6條分別定有明文。票據債務人應依票據文義負責者，以該債務人在票據上簽名或蓋章為前提（最高法院65年度台上字第2030號判決參照）。又「按支票為無因證券，執票人行使票據上權利，就支票之取得，有無正當原因，或有無對價關係，自不負證明之責。又發票人欄之印文如為真正，即應推定該支票亦屬真正。亦即應推定該支票係為發票人所作成（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518號判決要旨參照）。乙既不爭執系爭支票發票人欄之印文與自己印章之印文相同，縱乙之上述抗辯屬實，乙亦係將代理權授予丁，至丁乘機擅自簽發系爭支票用以借款，亦屬乙與丁間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問題，倘乙無法證明甲取得系爭支票出於惡意或重大過失，即難以此事由，對抗善意第三人之甲，乙仍應負授權人之責任，依支票上文義負發票人之責任，以保障票據之流通與交易之安全。」（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96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11號研討結果）。又如票據上之印文係屬真正，雖由他人代為簽發，除有確切反證外，自應推定為發票人本人有授權簽發之行為（最高法院100年度台簡上字第44號裁判意旨參照）。查上訴人對於系爭支票及其上發票人印文之形式係屬真正，既已不為爭執（見本院卷第178頁），僅抗辯伊並未概括授權吳昉諭簽發系爭支票，吳昉諭係越權簽發如附表所示支票，且被上訴人亦明知或重大過失而不知吳昉諭為越權代理簽發票據，伊自毋庸擔負票據責任等情，則依上開說明，系爭支票為無記名支票，且系爭支票外觀上應記載之事項均已載明而完成發票行為，兩造間就系爭支票之真正已無爭執，則執票人即被上訴人就其基礎之原因關係確係有效存在，即無須先負舉證之責，而應由票據債務人即上訴人就伊抗辯事由之存在負舉證之責。從而，上訴人既抗辯被上訴人明知或重大過失而不知，仍自欠缺發票授權之行為人即吳昉諭處取得系爭支票，自應由發票人即上訴人就此欠缺授權或逾越授權之變態事實及被上訴人明知或重大過失而不知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四）按票據行為亦為法律行為之一種，民法上有關代理之法條亦適用之，票據上之簽名亦係意思表示，自可由代理人為之（最高法院80年度台上字第1426號判決參照）。又代理人任意記明本人之姓名蓋其印章，而成為本人名義之票據行為者，祇須有代理權，即不能不認為代理之有效形式（最高法院73年度台上字第3156號判決參照）。按票據係文義證券，在票據簽名者，依票上所載文義負責，票據法第10條第1項規定﹕「無代理權而以代理人名義簽名於票據者，應自負票據上之責任」即本此義，同條第2項所載，越權代理與上述無權代理規定於同一條文，當然仍係指代理人簽署自己之名義者而言，若本人將名章交與代理人，而代理人越權將本人名章蓋於票據者，自無本條之適用。如謂未露名之代理人須負票據之責任，必將失去票據之要旨，故票據僅蓋本人名義之圖章者，不能依票據法第10條命未露名義之代理人負票據之責任，至本人應否負責，應依本條以外之其他民事法規法理解決之。例如有票據法第14條，民法第107條情形者，應依各該條之規定處理（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1326號原判例要旨參照）。又票據法第10條第2項規定，係指代理人逾越權限以代理人名義簽名於票據之情形而言；如代理人未載明為本人代理之旨，逕以本人名義簽發票據，即無上開規定之適用，而應適用民法第107條之規定，本人不得以代理權之限制對抗善意無過失之執票人，而就代理人權限外之部分，仍須負票據責任（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901號、109年度台簡上字第61號判決參照）。再「民法第107條本文規定，代理權之限制及撤回，不得以之對抗善意第三人。本人將其名章及支票交予代理人，授與簽發支票之代理權，但限制其發票原因者，應屬代理權之限制，揆諸前揭規定，本人自不得以該限制對抗善意執票人。查被上訴人授權陳OO得以被上訴人名義簽發支票，但限制其使用於支付貨款及家用支出，既為原判決認定之事實，足見被上訴人係將『限制原因關係』之發票代理權授與陳OO，應有民法第107條規定之適用。乃原判決就該規定恝置未論，遽謂被上訴人就陳OO越權簽發之系爭支票，不負發票人責任，難謂無適用法規顯有錯誤情事。」，亦有最高法院106年度台簡上字第53號判決參照。
（1）而查，觀諸證人吳昉諭於113年4月11日原審中乃具結證稱：如附表各編號所示之支票均為渠蓋用上訴人大小章後交付予被上訴人，開立時已填寫票據金額及日期，係作為渠個人向被上訴人借貸使用。渠不確定上訴人是否授權渠開立如附表所示5紙支票；然渠當時有向上訴人表示渠會開立支票，並負責票款之兌現，上訴人不知渠將支票簽發交付予何人，渠、被告及鄭琮霖3人合夥經營千宏診所，各占30%，剩餘10%則做為福利；渠向被上訴人借貸之款項並非用於千宏診所業務，均係渠個人借貸用途。基本上票據均為渠簽發，因為渠等合夥診所，由渠負責財務，而千宏診所大小章均交給渠管理，上訴人並未限制僅可針對千宏診所營運才能簽發支票，僅須渠能兌現票款，上訴人即均不問渠用途。支票帳戶係渠個人使用，存摺、印章亦均由渠保管等語詳實（見原審卷第292至293頁、第295至296頁），佐以登記為上訴人獨資之千宏診所實係由上訴人、吳昉諭及鄭琮霖等3人共同經營，並由吳昉諭擔任千宏診所之財務人員，千宏診所所申領之支票簿、診所大小印鑑章等平日即均由吳昉諭保管使用等情，亦為上訴人所是認，已如前述，自堪認證人吳昉諭到庭證稱渠平日即負責保管使用千宏診所之支票簿及印鑑章而有權簽發上訴人千宏診所之支票等語，應屬可採；而上訴人主張吳昉諭乃係未經伊授權而簽發如附表所示包含系爭票據之支票云云，當屬有疑。
（2）再者，參諸自109年4月22日起至113年1月9日止，上訴人支票帳戶內之兌現款項，大多為兌現當日或前幾日所匯入等情，亦有板信商業銀行作業服務部113年2月23日板信作服字第1137402143號函暨存款憑條及支票帳戶交易明細在卷可參(見原審卷第209至214頁、第321至332頁），而與吳昉諭證稱渠曾告知上訴人稱渠會自行負責開立上訴人票據所應付之票款，僅須渠能兌現票款，上訴人均不會過問渠用途等情互核相符，是益徵證人吳昉諭證述上情，合乎真實，洵屬可採。蓋以，倘若吳昉諭並未獲上訴人完全授權以上訴人名義簽發使用支票，則吳昉諭於長達數年並多次擅自冒用上訴人名義簽發支票並將票款存入上訴人支票帳戶內以供票據兌現之期間，上訴人豈有全然無所查悉而未予追究之可能。綜上，上訴人確有將伊名章及支票交予代理人吳昉諭，並授與簽發千宏診所支票之代理權，且即便上訴人未必詳知吳昉諭具體開立票據之細節如票面金額、到期日等節，然上訴人既就吳昉諭簽發票據之事由不予過問，僅須吳昉諭得以兌現票款為已足，當屬未就吳昉諭簽發票據之權限範圍加以限制甚明，則依上開說明，當認吳昉諭以上訴人本人之名義簽發系爭支票，核屬有權代理行為，應由發票授權人本人即上訴人擔負發票人之票據責任無疑。
（3）至上訴人固仍以吳昉諭於113年3月4日所書立記載：「本人（下均指吳昉諭）於108年起擔任千宏診所財務人員，因職務之便保管上訴人及鄭琮霖之支票及大小章，以處理上開2人之財務，卻因圖方便而將上開2人交付之支票用於本人私用，並轉交訴外人江狄成借貸使用。本人多次在未獲上訴人或鄭琮霖授權下交由江狄成擅自開票交付本人債權人，用以擔保本人對債權人積欠之債務。本人未經授權擅自開立支票之行為，與上開2人無關，上開2人對本人擅自對外借貸及擅自開立支票等事均一無所悉。」等情之聲明書1紙（見原審卷第183頁），及上訴人已依此對吳昉諭提起系爭偽造有價證券案件為據，主張吳昉諭既已自認渠簽立系爭支票並未經上訴人之授權，上訴人自毋庸擔負票據責任云云。然而，系爭聲明書既具體記載未經授權之支票係轉交「江狄成借貸使用」、「交由江狄成擅自開票交付給本人（吳昉諭）之債權人」等語，核與如附表所示支票均係由吳昉諭自行交予被上訴人，以供渠個人借貸使用等情顯然不符，自難認系爭聲明書所述吳昉諭擅自開立之支票包含系爭支票。準此，上訴人徒以系爭聲明書為據，當無從作為有利於上訴人之認定，而上訴人請求本院另行調取系爭偽造有價證券之偵查案卷，當顯無必要。
（4）退步言，即便審認上訴人授權吳昉諭簽發千宏診所之支票時，確有限制發票原因僅限於處理千宏診所之業務，而吳昉諭簽發系爭支票則係出於渠私人債務，顯已超出代理權限制範圍，亦即上訴人係將『限制原因關係』之發票代理權授與吳昉諭，則依上開最高法院見解，應有民法第107條規定之適用，即上訴人仍不得以代理權之限制對抗善意無過失之執票人。而查，觀諸被上訴人主張吳昉諭所交付發票人為上訴人之如附表所示支票5紙，其中3紙支票前均經其提示兌現，又其僅知吳昉諭確與上訴人等人合夥經營千宏診所，惟就吳昉諭與上訴人等人間之內部營運或授權關係為何尚無從查悉，自無從知悉吳昉諭是否有欠缺授權或越權代理上訴人簽發系爭支票之情事等語，並提出其帳戶交易明細表為證（見本院卷第91至99頁），則被上訴人依其金融帳戶確有如附表編號1至3所示票款兌現之外觀紀錄，推認系爭支票亦應得正常兌現，無任何越權簽發之票據異常情事，當與常情無違。蓋以，縱認上訴人與吳昉諭間就簽發支票權限確有約定限制在千宏診所對於相關廠商之應付款項範圍內；然此亦僅屬上訴人與吳昉諭間之內部約定，而吳昉諭既向被上訴人表示渠為千宏診所之合夥人及財務人員等情，乃為上訴人所不爭執，則除千宏診所之經營者即上訴人、吳昉諭及鄭琮霖共3人外，其他外人本難窺知或查閱千宏診所經營者間之內部約定或支票授權範圍有無限制；且由吳昉諭已有相當期間使用上訴人支票帳戶簽發支票且兌現票款等外在表現，致外人理當相信吳昉諭對於上訴人千宏診所之票據具有高度之自主決定權限，亦屬合理，自難證明被上訴人有何故意或過失不知吳昉諭越權簽立支票之情事。又上訴人就此雖仍以吳昉諭出具之聲明書為據；惟細觀系爭聲明書之簽立日為113年3月4日，係於如附表編號1至3所示支票於112年5月8日至112年7月8日提示兌現及系爭支票經提示遭退票日112年9月8日之後，自不能以此等支票提示兌現或遭退票後吳昉諭另為上開意思表示，遽論被上訴人於事前得以明知或可得知悉。準此，上訴人既未能舉證被上訴人對於吳昉諭所交付如附表所示支票係屬吳昉諭超出渠發票代理權限制範圍所為，有何故意明知或過失而不知之情事，即被上訴人係屬明知或過失而不知吳昉諭所簽發之票據應僅限於處理千宏診所業務，揆諸首揭說明，當認上訴人本人尚不得以代理權之限制對抗善意無過失之執票人即被上訴人，而仍應就伊代理人吳昉諭權限外之部分即系爭支票之簽發負票據責任。基上，上訴人辯稱吳昉諭因越權簽發系爭支票，伊即毋庸就系爭支票負發票人之票據責任云云，當嫌無據，而上訴人另請求本院調取系爭醫師法案件之全部案卷，欲證因吳昉諭於該案中自承渠係上訴人千宏診所之財務，上訴人診所支票係為支付診所應予藥商之貨款而設，上訴人診所並未從事醫療藥品買賣，吳昉諭持有上訴人診所所申領之支票，僅能支付上訴人診所用藥之藥商貨款，是吳昉諭顯係越權簽發如附表所示包含系爭支票等支票等情，既仍無解於上訴人應負之發票人責任，已如前述，當屬無再行調查之必要，附此說明。
（五）另上訴人雖以系爭支票之原因關係為抗辯，並主張被上訴人係惡意或有重大過失取得票據，不得享有票據上之權利，因被上訴人與吳昉諭間並非單純之借貸關係，而係違法吸金之投資人與被投資人關係，被上訴人交付之款項均入佳諭公司，與上訴人診所無涉，而被上訴人貪圖高報酬之投資，且原非執有上訴人之支票，係其後始執上訴人之系爭支票等支票作為投資憑證，可見被上訴人取得系爭支票，如非惡意，亦有重大過失，此向臺中地檢署函查被上訴人是否曾向吳昉諭等人提起系爭銀行法案件之告訴可明等情；然此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以上情置辯。
（1）按票據債務人不得以自己與發票人或執票人之前手間所存抗辯之事由對抗執票人。但執票人取得票據出於惡意者，不在此限；以惡意或有重大過失取得票據者，不得享有票據上之權利，票據法第13條、第14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此項原因關係之抗辯，原則上僅存在於直接前後手間。又票據法第14條第1項所謂以惡意或有重大過失取得票據者，不得享有票據上之權利，係指明知或可得而知轉讓票據之人，就該票據無權處分而仍予取得者而言；如從有正當處分權人之手，受讓票據，係出於惡意時，亦僅生票據法第13條但書所規定，票據債務人得以自己與發票人或執票人之前手間所存人的抗辯之事由對抗執票人而已，尚不生執票人不得享有票據上權利之問題（最高法院67年台上字第1862號原判例意旨參照）。又按，票據法第14條第1項所謂以惡意或有重大過失取得票據者，不得享有票據上之權利，係指從無處分權人之手，受讓票據，於受讓當時明知或因重大過失而不知讓與人無權處分之情形而言（最高法院109年度台簡上字第47號判決、52年台上字第1987號原判例意旨參照）；則票據法第14條第1項之規範對象，係票據無處分權人（如占有票據係出於他人遺失或盜贓所得）所為之票據行為，倘票據係為票據行為者合法取得而占有，即無本條之適用（高等法院98年度上字第888號民事判決參照）。又按「票據乃文義證券及無因證券，票據上之權利義務，悉依票據上所載文義定之，與其基礎之原因關係各自獨立，票據上權利之行使，不以其原因關係存在為前提，是執票人行使票據上權利時，就其原因關係存在與否，本不負舉證責任。其原因關係不存在或無效時，執票人仍得依支票文義行使其權利。雖於直接前後手之際，票據債務人以自己與執票人間所存抗辯之事由對抗執票人，依票據法第13條規定觀之，尚非法所不許，惟仍應先由票據債務人就該抗辯事由負舉證之責任。必待為票據基礎之原因關係確立後，法院就此項原因關係進行實體審理時，當事人於該原因關係是否有效成立或已否消滅等事項有所爭執，始適用各該法律關係之舉證責任分配原則。…系爭支票已將應記載之事項載明，完成發票行為，被上訴人係系爭支票之執票人，即得行使票據上之權利，上訴人自應就阻礙被上訴人行使票據權利之事由，負舉證責任。」，此有最高法院49年度台上字第334號、102年度台簡上字第15號、101年度台簡上字第23號判決意旨參照。按票據行為，為不要因行為，執票人不負證明關於給付原因之責任，如票據債務人主張執票人取得票據出於惡意或詐欺時，則應由債務人負舉證之責（最高法院49年台上字第334號、64年台上字第1540號原判例意旨參照）。是以，票據上權利之行使，既不以其原因關係存在為前提，則執票人本於票據關係請求票據債務人給付票款，並提出真正有效之票據以為立證方法時，自應認執票人就票據給付請求權發生所須具備之特別要件，已負舉證之責；此時，票據債務人如認自己與執票人間存有票據法第13條、第14條之抗辯事由時，應由票據債務人就該抗辯事由存在之事實負舉證責任，且因執票人就票據原因之存在本不負舉證之責，自不得以其主張係由某種原因持有票據，該原因為票據債務人否認，即認應轉換舉證責任，而改由執票人就票據原因之存在負責舉證，否則，殊與舉證責任分擔之原則有違。承上，系爭支票既為文義證券及無因證券，被上訴人本無庸舉證原因關係，而應由票據債務人即上訴人就票據之原因關係抗辯事項即伊與被上訴人為票據直接前後手之主張等負舉證責任；且被上訴人乃係自有正當處分權人即吳昉諭之手受讓系爭支票等情，業據本院審認如前，則票據債務人即上訴人主張執票人即被上訴人取得系爭支票係出於惡意者，依上開說明，亦僅生票據法第13條但書所規定，票據債務人得以自己與發票人或執票人之前手間所存人的抗辯之事由對抗執票人而已，尚不生執票人不得享有票據上權利之問題。
（2）經查，吳昉諭為上訴人千宏診所之合夥人，並擔任上訴人千宏診所之財務，有以上訴人名義簽發支票之權限，而為有權簽發使用系爭支票之人，且上訴人應就吳昉諭以上訴人名義簽發系爭支票之行為，負授權人之責任，均如前述，依上開說明，被上訴人即非因惡意或有重大過失而取得系爭支票甚明，則上訴人猶仍依票據法第14條第1項規定，主張被上訴人不得享有票據上之權利云云，自屬無據。
（3）又按，發票行為及交付（含轉讓）行為之有無，通常與票據之基礎原因關係攸關，發票及交付之行為人為何既影響兩造是否為直接前後手，且影響發票人可否容許直接為人之抗辯（最高法院102年度台簡上字第6號民事判決參照）。「張ＯＯ持有系爭支票，係上訴人簽發、訴外人呂ＯＯ背書後，交予張ＯＯ持有，已如前述，則上訴人與張ＯＯ間顯非系爭支票之前後手。」（臺灣高等法院91年度重上更㈡字第15號民事判決參照）。「又持系爭支票向張ＯＯ調現者既為譚ＯＯ，而非被上訴人，其（指被上訴人）與張ＯＯ間即非直接前後手關係。惟原審一方面認定借貸關係存在於譚ＯＯ與張ＯＯ之間，另方面又謂上訴人主張兩造非直接前後手關係一節不足採取，亦有判決理由矛盾之違法。」（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201號民事判決）；「退步言，縱認上訴人與張ＯＯ間為票據之直接前後手（僅係假設），即譚ＯＯ代理上訴人簽發系爭支票向張ＯＯ直接借款，張ＯＯ亦已當場交付現金予『譚ＯＯ公司的職員』（此時不論該職員是否確屬上訴人公司員工，均僅能視譚ＯＯ之工具而已，法律上應係譚ＯＯ代理上訴人收受），而譚ＯＯ既為上訴人公司之負責人，有權代理上訴人簽發支票，自亦有權代理上訴人收受借款。至於譚ＯＯ是否有將借款轉交上訴人公司，均係譚ＯＯ與上訴人公司間之內部問題，與被上訴人無關。」（臺灣高等法院94年度上更字㈣第83號民事判決參照）。經查，上訴人既主張與系爭支票有關之消費借貸關係係存在於被上訴人與吳昉諭間，兩造間並無任何借款等關係，亦即吳昉諭僅係代理上訴人簽發完成系爭支票後，即另以渠個人名義交付轉讓予被上訴人收執，作為渠個人向被上訴人借款清償之擔保，尚非代理上訴人千宏診所收受被上訴人交付之借款並用以擔保上訴人千宏診所對被上訴人借款之清償，是依上開說明，系爭支票未載受款人，為無記名支票，已如前述，依票據法第144條準用同法第30條規定，無記名支票得僅依交付轉讓之，其轉讓即應生票據上效力，則堪認吳昉諭係基於有權代理上訴人名義而簽發系爭支票後，即為供渠私人向被上訴人借款之擔保，而將渠所取得已由渠代理上訴人完成發票行為之系爭支票，另基於償還渠個人借款債務之意思再行交付轉讓予被上訴人收執，自足認系爭支票之票據原因關係顯係擔保吳昉諭向被上訴人所為私人借款之返還，並未存在於兩造之間，亦即系爭支票既係吳昉諭代理以上訴人名義簽發、由吳昉諭以渠個人名義交付轉讓，交予被上訴人持有，而被上訴人係自吳昉諭受讓取得系爭支票，並非自上訴人取得，依上開實務見解，當認兩造間並非系爭支票之直接前後手，即上訴人尚無從以伊與被上訴人間並無借款原因關係等抗辯事由對抗被上訴人，而無票據原因關係抗辯之適用甚明。承上，除依票據法第13條但書規定，被上訴人為惡意取得系爭支票者外，上訴人依票據法第13條本文規定，亦尚不得以伊自己與執票人即被上訴人之前手吳昉諭間所存人的抗辯之事由對抗執票人即被上訴人；至吳昉諭是否有權將已完成發票行為之系爭支票用於擔保渠個人債務之清償，而非上訴人千宏診所債務之清償，則僅係吳昉諭與上訴人間之內部關係，與被上訴人無涉。
（4）按票據法第13條但書所謂惡意，係指執票人明知票據債務人對於發票人或執票人之前手間，有抗辯事由存在而言；又執票人有無惡意，應以其取得票據時為決定之標準（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2862號判決意旨參照）。而查，被上訴人於取得系爭支票時，對於上訴人與吳昉諭間究有無何內部約定或授權限制等抗辯事由之存在，顯然無可查悉，業如前述，又上訴人就此亦未曾提出相關證據以證其說，則上訴人空言主張被上訴人為惡意取得系爭支票，上訴人自得為票據原因抗辯云云，仍屬無據。
（5）另按，無對價或以不相當之對價取得票據者，不得享有優於其前手之權利，票據法第14條第2項固有明文。本條項之立法理由，係因票據法之票據於每一次轉手後，原因關係之抗辯均會切斷，目的係為促進票據流通，但執票人若是以無對價或顯不相當之對價取得票據權利，即無特別保護之必要，使其應繼受前手之瑕疵，學理上及實務上稱為「人的抗辯不中斷」，此為票據債務人得主張他人與執票人間之原因關係作為抗辯事由之唯一例外，且執票人僅係不得取得優於前手之票據權利，並非不能取得票據權利。復按，票據行為為不要因行為，執票人不負證明關於給付原因之責任，如票據債務人主張執票人取得票據係無對價或以不相當對價取得，應由該債務人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286號判決參照）。查被上訴人取得系爭支票，係因吳昉諭前積欠被上訴人借款債務1000萬元無力一次償還，遂經被上訴人同意後，簽發如附表所示包含系爭支票之支票5紙分期償還上開欠款，乃為兩造所不爭執；又上訴人僅係先後主張被上訴人取得系爭支票之對價1000萬元係用於出借吳昉諭私人所用或投資吳昉諭所經營之佳諭公司等情，詳如前述，則雖如附表所示支票合計金額為1012萬元，而略為超出上開欠款總額1000萬元，然依該等支票係為供分期清償已長達1年多之欠款，且僅係於後3期方各加計2萬元、4萬元及6萬元之利息，當堪稱合理，且上訴人亦未曾舉證被上訴人取得系爭支票係出自無對價或顯不相當之對價，自難謂被上訴人有何以無對價或顯不相當之對價取得系爭支票，則上訴人當亦無從主張被上訴人不得享有優於其前手吳昉諭之權利。
（六）又上訴人雖另請求調取本院系爭另案票據訴訟案卷，並通知吳昉諭視訊為證，因吳昉諭於該案中證稱渠與被上訴人有票貼關係，且另與渠為票貼之訴外人楊惠玲所收取之款項已逾楊惠玲所為匯款金額，故有通知吳昉諭以證被上訴人有無相同情事之必要。然按，當事人聲明之證據，法院應為調查；但就其聲明之證據中認為不必要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86條定有明文。查證人吳昉諭前於原審中既已到庭具結證稱渠確因自108年間起至110年12月間止共累計積欠被上訴人1000萬元借款債務未償，始交付如附表所示支票5紙擔保分期償還該欠款等情詳實，又系爭支票為吳昉諭所交付支票中最晚屆期之票據，被上訴人其後僅獲如附表編號1至3所示支票3紙兌現，至包含系爭支票之其餘支票2紙經被上訴人屆期提示後，則均遭以存款不足而退票，系爭支票現仍由被上訴人持有中等情，亦如前述，則堪認上訴人主張吳昉諭顯係執系爭支票向被上訴人為票貼，亦有已償還被上訴人欠款合計超出系爭支票等票款之可能，故有調卷及再行通知證人吳昉諭為證之必要云云，當顯無由，爰不予調查。
（七）末按，在票據上簽名者，依票上所載文義負責；發票人、承兌人、背書人及其他票據債務人，對於執票人連帶負責；執票人向支票債務人行使追索權時，得請求自為付款提示日起之利息，如無約定利率者，依年利6釐計算，票據法第5條、第144條準用第96條第1項、第13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被上訴人為系爭支票之執票人，系爭支票確係經發票人即上訴人授權伊代理權人吳昉諭所簽發而屬真正，業經本院審認如前，則發票人即上訴人自應依系爭支票文義擔保支付。又被上訴人於112年9月8日向付款人提示系爭支票，遭付款人以上訴人存款不足為由退票，經付款人作成退票理由單，記載拒絕文義及其年、月、日並簽名，與作成拒絕證書有同一效力，有系爭支票及退票理由單在卷可佐，已前所述，則被上訴人依票據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給付系爭支票票面金額206萬元，及自提示日即112年9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6%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票據法第126條、第133條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206萬元，及自付款提示日即112年9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6%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為被上訴人勝訴之判決，於法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一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7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顏苾涵
法 官 王筆毅法 官 許惠瑜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同時表明上訴理由，上訴理由須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且所涉及之法律見解具有原則上之重要性為限，經本院許可後提起第三審上訴。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7 日
書記官 劉碧雯附表：
編號 發票人 發票日 票面金額 支票號碼 備註 1 彭煒強即千宏診所 112年5月8日 200萬元 ML0000000 兌現 2 彭煒強即千宏診所 112年6月8日 200萬元 ML0000000 兌現 3 彭煒強即千宏診所 112年7月8日 202萬元 ML0000000 兌現 4 彭煒強即千宏診所 112年8月8日 204萬元 ML0000000 遭退票(另案票據訴訟） 5 彭煒強即千宏診所 112年9月8日 206萬元 ML0000000 遭退票即系爭支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