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八十七年度竹簡字第五五號
原 告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台南分行法定代理人 乙○○訴訟代理人 丁○○
戊○○己○○甲○○法定代理人 丙○○右當事人間請求給付票款事件，本院判決如左：
主 文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壹佰貳拾壹萬壹仟元，及其中新台幣陸拾貳萬參仟元自民國八十六年一月八日起，其中新台幣伍拾捌萬捌仟元自民國八十六年一月二十三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六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甲、原告主張：
一、其執有被告更名前之公司昆宏機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昆宏公司）所簽發如附表所示之支票二紙，分別於民國八十六年一月八日、同年一月二十三日提示後竟遭退票，為此爰依票據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票款及自提示日起之利息。
二、對被告抗辯所為之陳述：
（一）原告於八十五年十一月六日取得如附表所示之支票，係因訴外人立永豐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立永豐公司）向原告申請票據貼現貸款而取得，當時支票各項記載事項均已記載完成，原告當即查證付款銀行支票帳號發票人名稱無誤，且往來正常，始貸款予該公司，原告係善意取得系爭支票，況被告亦自承系爭支票發票欄所蓋之印文為真正，被告自應依票據所載之文義負責。又被告更名前為昆宏公司，於八十五年一月間更名後竟隱匿事實，遲至八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始前往系爭支票付款人玉山商業銀行新竹分行辦理存戶更換戶名及代表人手續，期間長達十個月，復於原告憑其簽發之支票辦理貼現貸款後，始行補辦上開手續，被告與立永豐公司間是否有通謀詐害行為，實啟人疑竇。
（二）又被告公司總經理陳德松聲稱伊於八十五年九月間攜帶昆宏公司、美僑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美僑公司）、僑億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僑億公司）等公司之支票簿及公司印章共計三本支票簿、六枚印鑑章，參觀訴外人立永豐公司之工廠，於黃阿清引導參觀工廠時，將裝有上開支票簿及印鑑章之牛皮紙放置於沙發椅上，而遭黃阿清竊取包括系爭支票在內之支票二十七紙，並在上盜蓋印章云云，有下列矛盾之處：
①陳德松知悉支票被竊係由竊取人黃阿清告知，依常理竊賊逃之惟恐不及豈有自
暴其短者？②又自其支票失竊至發現期間長達二個月餘，亦有違常情。
③支票簿及印鑑章係何等重要之物，被告公司總經理陳德松竟草率棄置於沙發上逕自離開參觀工廠，顯然不符常情。
④偽造者黃阿清竟能正確無誤使用不同三家公司之支票及印鑑？被告上開主張既
對其有利，自應依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七條規定，負責就其事實負舉證之責，而被告僅提出台灣台南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六年度偵字第一三七號偽造有價證券案件為佐證，且該案件之告訴人係僑億塑膠公司，而非被告公司，亦與本案無關。
（三）被告公司法定代理人丙○○抗辯稱：於八十六年四月間承購被告公司時對於系爭支票不知情，然證人柳碧玉、溫陳招治於本院九十一年五月十六日言詞辯論時均證稱：是丙○○請伊等當掛名負責人，公司實際業務皆由陳德松、丙○○負責等語，由此可證被告原法定代理人柳碧玉、溫陳招治為負責人時期，丙○○即實際參與公司業務之經營。況丙○○亦陳稱，系爭支票係伊接任該公司負責人前所簽發並退票，故要求陳德松負責處理追回系爭支票，由上可證丙○○辯稱對於簽發系爭支票乙事不知情云云，應不足採信。
（四）原告於八十五年十月間善意合法取得系爭支票，且丙○○並非承購美僑公司，被告係以變更公司名義方式向主管機關辦理登記，顯然被告變更公司名義時依法即概括承受原有公司之權利義務，被告自應給付系爭票款等語。
三、聲明：如主文所示。
乙、被告則以：
一、程序上之事項：被告之訴訟代理人陳德松及其委任之律師林思銘、鄭勵堅均未經合法代理，查系爭支票原發票人為昆宏公司柳碧玉，其後於八十五年一月更名為美僑公司，負責人為溫陳招治，再於八十七年九月間更名為南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南豐公司），負責人為丙○○，丙○○於八十四年間與陳德松交惡，斷絕同居關係後，均不知陳德松所經營之美孚、昆宏（美僑）、僑億等公司發生何事，迨至八十六年四月十六日，丙○○邀同友人斥資一千七百萬元向陳德松承購美僑公司後，陳德松即完全退出美僑公司之一切事務，無任何股份。八十六年四月十六日丙○○承購美僑公司時，陳德松將昆宏及美僑公司之空白支票及已開出未到期之支票移交給丙○○，其中並無陳德松所謊稱遺失之支票，當時陳德松並未告知系爭支票如何使用出去，否則丙○○於價購美僑公司時絕無視若無睹之理。系爭支票及其餘多張支票經執票人提示不獲付款而退票時，丙○○早已退出公司而不知，亦不知執票人聲請支付命令，陳德松自行聲明異議，進而自任訴訟代理人並先後委任林思銘、鄭勵堅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過程。況美僑公司早於八十七年間更名為南豐公司，陳德松竟仍以美僑公司名義進行訴訟，足認陳德松及其委任之訴訟代理人林思銘、鄭勵堅係擅自以美僑公司之名義應訴，並未經法定代理人丙○○之合法委任，其所為之訴訟行為對被告不生效力。
二、若本院認上開陳德松等訴訟代理人之委任合法，被告亦否認陳德松及其委任之代理人於訴訟上所為與被告答辯不相容之陳述。系爭支票係陳德松盜用昆宏公司負責人柳碧玉之印章所偽造，陳德松雖陳稱於八十五年九月間攜帶昆宏、美僑、僑億等公司之空白支票及印章至立永豐公司，遭黃阿清竊取支票盜開云云，惟各空白支票應使用不同之公司名義及不同之負責人印章，黃阿清若非神通廣大即係與陳德松勾串，否則在四本空白支票上，如何知悉應用正確之大、小章？昆宏公司原負責人為柳碧玉，陳德松於八十五年初，將昆宏公司改名為美僑公司時，亦將負責人柳碧玉撤換，由其妹溫陳招治擔任負責人，但系爭支票於八十五年九月間簽發時，竟仍使用早已離任之負責人柳碧玉之印章，柳碧玉或溫陳招治既不可能同意陳德松簽發系爭支票交付黃阿清而未為公司取得相當代價，顯見系爭支票係陳德松盜用柳碧玉之印章所偽造。系爭支票既為陳德松盜用印章所偽造者，依法昆宏公司不負發票人責任，則公司名稱更迭後之被告，自亦無給付票款之責任。
三、陳德松於八十四年底與黃秀卿結婚後，丙○○即無條件退出美僑公司，並於八十五年五月二十八日再退出美孚公司，因此系爭支票遭陳德松竊開時，丙○○完全不知情。觀美孚公司八十五年五月二十八日之會議紀錄顯示，丙○○於會議當日退出美孚公司，並收取退股金一千萬元之支票十二張，退股後應辦之手續於八十五年七月三十一日辦理完成，其會議紀錄第四項載明「丙○○所入股之美僑公司、僑億公司，願無條件退股」等字樣，足證丙○○早於八十四年底即無條件離開美僑公司，其離開後，仍斷斷續續前往公司，實係美孚公司之退股條件尚未談妥，與美僑公司無關，又丙○○對於美孚公司應辦之退股手續既已於八十五年七月三十一日前完成，則陳德松於八十五年九月間擅自盜開系爭支票乙節，丙○○如何知情。再陳德松於八十六年四月十五日將美僑公司讓渡給丙○○時，其點交給被告之支票中，並未提及陳德松所誑稱遺失之系爭支票，丙○○又如何能知陳德松有簽發系爭支票？且本院八十七年度易字第一一五三號刑事判決，亦認定陳德松自行簽發二十七張支票，並利用不知情之丙○○辦理掛失止付（關於僑億公司部分）手續，亦足證丙○○對於八十五年九月間所簽發之系爭支票完全不知情，丙○○係遲至八十八年間接獲本院開庭通知時，始知被訴給付票款質問陳德松後，始要求陳德松自行負付款之責。
四、訴外人柳碧玉卸任美僑公司負責人後，既無權可授，陳德松使用柳碧玉之名章簽發支票，即係偽造，柳碧玉自八十三年間開始擔任昆宏公司之負責人，公司更名為美僑公司後繼續擔任負責人至八十五年一月間遭陳德松撤換，改由溫陳招治為負責人，柳碧玉於八十五年一月間遭撤換而卸任負責人後，既非美僑公司之負責人，依法已無權可授，其未及向陳德松取回印鑑章及向銀行辦理負責人變更係出於不知情，應無繼續授權之意思，否則與新任負責人之權限勢必衝突，況柳碧玉若知陳德松簽發系爭支票交給訴外人黃阿清而未取得相當對價，對美僑公司無益，當無同意授權之理。陳德松於八十五年九月間在不可能取得柳碧玉授權之情況下，乘保管柳碧玉印章之便，在柳碧玉不知情之情況下，簽發系爭支票，即屬支票之偽造，被告公司可以對抗任何執票人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丙、本院之判斷：
一、按於能力、法定代理權或訴訟所必要之允許有欠缺之人所為之訴訟行為，經取得能力之本人，取得法定代理權或允許權之人，法定代理人或允許權人之承認，溯及於行為時發生效力，民事訴訟法第四十八條定有明文。其目的在避免已施行之訴訟程序歸於徒勞。該承認不論為明示或默示，均溯及於行為時發生效力（最高法院八十三年台上字第七七三號判決參照）。本件被告雖抗辯稱：其原訴訟代理人陳德松、陳德松所委任之律師林思銘、鄭勵堅均未經被告公司之法定代理人丙○○授權無訴訟代理權等語，然查：被告公司原名稱為昆宏公司，負責人為柳碧玉，嗣於八十三年六月十五日公司名稱變更為美僑公司，有台灣省政府建設廳函可參（台灣新竹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六年度偵字第四二二九號卷第四十六頁），八十五年一月二十日負責人變更為溫陳招治，復於八十六年五月間公司負責人變更為丙○○，再於八十九年七月間公司名稱變更為南豐公司，負責人丙○○，有公司變更登記事項卡三份、經濟部公司執照一份在卷可憑（本院八十六年度促字第一二七三一號卷第八頁至九頁、本院卷第六十五頁、一六三頁），是本件原告雖名稱、負責人均有變更，其主體均同一，堪以認定。而本件原告係於八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聲請本院對被告發支付命令，當時被告公司之法定代理人為丙○○，合先敘明。本件被告之訴訟代理人原為陳德松，陳德松另以被告公司名義委任林思銘律師、鄭勵堅律師為訴訟代理人，有委任狀可憑（本院卷第十頁、第三十八頁、九十六頁），而陳德松於本院訊問時陳稱：本件支付命令異議狀是公司授權伊寫的，當時丙○○要求伊就支票遺失之事情全權處理，當時遺失時有跟丙○○報告，他（即丙○○）去辦理掛失後全權授權伊處理支票遺失之事情，本件民事委任狀是丙○○親自蓋的等語（本院卷第一七一頁），而被告公司法定代理人丙○○自認有於八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以僑億公司負責人名義就與系爭支票一同遺失之僑億公司支票辦理掛失止付手續，且有掛失止付通知書在卷可憑（本院卷第十九頁），且被告公司當時之負責人溫陳招治於台灣新竹地方法院檢察署九十一年度偵緝字第三號刑事案件為證人時證稱：系爭支票有聽陳德松說到台南時支票遭竊，由丙○○帶伊至銀行辦理掛失止付手續，伊在掛失止付申請書上簽名等語，有該案件不起訴處分書附卷足佐（本院卷第一七七頁反面），是丙○○當時應已知悉系爭支票遺失辦理掛失止付之事，再佐以簽發系爭支票時被告公司之實際負責人為陳德松，丙○○已辦理退股手續不辦理公司業務（詳如下述），且系爭支票又係陳德松攜至立永豐公司時誆稱遺失，則丙○○於八十六年四月間擔任被告公司負責人時，自有可能要求並授權陳德松自行處理系爭支票之訴訟事件，陳德松上開證詞，應非子虛。況縱認丙○○並未授權陳德松為本件訴訟代理人，然丙○○亦自承：「八十八間我收到（法院）通知書才知道法院有案，當時陳德松說這事情應該由他負責所以我就沒有處理，我想應該由他負責所以我就同意他負責」、（本院問：是否叫陳德松處理支票及訴訟所有事情？）丙○○答：「當時陳德松跟我說他已經有在出庭，那時我想是他的事情就讓他處理」等語（本院卷第一七三頁）。佐以，丙○○於八十八年十月六日、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分別收受本院言詞辯論通知書，有本院送達證書在卷可憑（本院卷第四一頁、第七十二之一頁），是丙○○上開所陳，堪可採信。從而，縱認丙○○自始並未授權陳德松為本件訴訟行為，然其於八十八年十月間收受本院言詞辯論通知書知悉本件訴訟後，既同意由陳德松處理系爭支票之訴訟及一切事件，揆諸首開說明意旨，應認丙○○已追認陳德松及陳德松委任之林思銘律師、鄭勵堅律師等所為之訴訟行為，並溯及於其等為訴訟行為時起發生效力。被告抗辯本件陳德松、律師林思銘、鄭勵堅之訴訟行為未經合法授權而無效云云，即無足採。另陳德松於本院八十八年度簡上字第一四三號給付票款事件準備程序訊問時雖陳稱：在本件原審訴訟程序中（即本院八十七年度竹簡字第二五號事件），並未經丙○○授權即為訴訟行為等語（本院卷第一八六頁反面），然其上開所陳係指在本院八十七年度竹簡字第二五號事件中未經丙○○授權，與本件無關，自不能依此即推認本件其亦未經授與訴訟代理權甚明，附此敘明。
二、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六條定有明文。本件被告於起訴時原抗辯稱：系爭支票係由黃阿清盜用被告公司及負責人印章所偽造，嗣於九十一年三月一日言詞辯論時被告訴訟代理人更正抗辯稱：系爭支票係陳德松盜用公司支票所偽造者。核其性質屬於更正事實上之陳述，依法並無不合，合先為敘明。
三、按支票為無因證券，執票人行使票據上權利，就支票之取得，有無正當原因，或有無對價關係，自不負證明之責。又發票人欄之印章如為真正，即應推定該支票亦屬真正。申言之，得據以判斷該支票係為發票人作成。倘主張其印章係被盜用時，則被盜用之事實，按諸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應由為此主張者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七十年度台上字第四三三九號著有判決。本件原告主張其執有被告簽發如附表所示之系爭支票二紙，而被告雖不否認系爭支票上之印章為真正，但抗辯系爭支票既非伊所簽發，亦未授權訴外人陳德松簽發，系爭支票上之印文，實係訴外人陳德松所盜用等語，是以被告既自認系爭支票上之印文為真正，則依民事訴訟法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當由被告對於其印章係遭訴外人陳德松盜用之事實負舉證之責任。是本件被告應就系爭支票係陳德松所簽發，且陳德松並無權簽發系爭支票應負舉證之責。
四、被告辯稱：系爭支票二紙為陳德松所簽發，業據其提出本院刑事庭八十七年度易字第一一五三號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八十八年度上易字第四七四五號判決為證，且為原告所不爭執，況查：陳德松雖陳稱系爭支票（包括昆宏公司負責人柳碧玉、美僑公司負責人溫陳招治、僑億公司負責人丙○○之支票共二十七紙，參本院卷第十六頁、十七頁、十八頁票據掛失止付通知書）係其於八十五年九月間至立永豐公司欲購買機器時遺失在該處，於八十五年十一月中旬立永豐公司黃阿清打電話告知有拾得上開二十七紙支票，伊始申報遺失云云，然查：陳德松於上開刑事案件偵查時自始即自承為被告公司之實際負責人（台灣新竹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六年度偵字第四二二九號卷第十九頁反面），且經證人溫陳招治、柳碧玉二人分別證述在卷（本院卷第二二六頁、二二九頁、上開偵查卷第八十五頁反面），且陳德松自承經營上開公司多年，其從事商業經營已有多年以上之經驗，竟任令支票及印鑑章等在民間交易中咸認係重要之「支付」工具，隨意置放在立永豐公司二樓沙發上，而不注意保管？已有違情理。況依陳德松自承上舉支票係於八十五年九月初即失竊，則其何以未能發現而立即申報遺失並報警究辦，卻於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時隔二月餘後，其所遺失之支票第一張可得提示期日（八十五年十一月三十日）屆至前，始申報遺失之事實，有票據掛失止付通知書（本院卷第五十八頁）及右述刑事判決可佐（本院卷第二○七頁），此與常情亦相違背，其陳述顯有瑕疵。且縱如陳德松所述，黃阿清係利用佯稱去打電話之機會，盜取其完全空白之前述支票二十七張，並盜蓋其公司大小印鑑章云云，然查，前述支票之付款銀行各為不同之三家銀行，發票公司均為不同名義，負責人亦各不相同，陳德松自承當日係受黃阿清之邀請至其公司參觀購買機器，黃阿清自己要正確蓋用相關印文，己非屬易事，即便如陳德松所言，黃阿清曾於八十三間年向被告購買過機器，亦收受過相同於前述之支票，惟時隔二年餘，除非黃阿清於二年餘前早已想要趁機盜用被告所有之前述支票而刻意留存相關印文，否則，實非短時間內所能完成盜用手續。從而，陳德松上開說詞顯有瑕疵而無足採，上開二十七紙支票（包括本件支票二紙），應均為陳德松自己所蓋用再交予黃阿清調現無誤，此一事實並經上開本院八十七年度易字第一一五三號、台灣高等法院八十八年度上易字第四七四五號刑事確定判決所是認，是被告上開抗辯應堪以採信。
五、被告又抗辯稱：陳德松於簽發系爭支票時，公司名稱已改為美僑公司，負責人亦變更為溫陳招治，陳德松竟仍以昆宏公司，及已離任之負責人柳碧玉之名義簽發系爭支票，柳碧玉或溫陳招治既不可能同意陳德松簽發系爭支票交付黃阿清而未為公司取得相當之對價，且柳碧玉已非負責人依法已無權可授與陳德松簽發支票云云。惟查：
（一）系爭二紙支票之發票日分別為八十六年一月八日、同年一月二十三日，有支票二紙在卷可佐（本院八十六年度促字第一二七三一號卷第七頁、第八頁），而被告公司原名稱為昆宏公司，負責人為柳碧玉，嗣於八十三年六月十五日公司名稱變更為美僑公司，又於八十五年一月二十日負責人變更為溫陳招治，復於八十六年五月間公司負責人變更為丙○○，已如前述，是陳德松於簽發系爭支票時，被告公司之登記負責人為溫陳招治，應堪以認定。而如前所述，陳德松係被告公司之實際負責人，且溫陳招治係陳德松之妹妹，其亦到庭證稱：丙○○要陳德松告訴伊請伊幫忙當負責人，伊將名義借他使用；公司係由陳德松及丙○○二人共同負責，陳德松管理外務，丙○○管理內部事務等語（本院卷第二二九頁），則溫陳招治僅係名義上之公司負責人，公司實際負責人為陳德松及丙○○，應堪認定。則陳德松既為被告公司實際負責人，且又可將公司支票、印鑑章攜至立永豐公司以供被告公司購買機器之用，則其自有權簽發系爭支票無訛。況丙○○於九十一年五月十六日答辯狀中亦自承自八十四年間起與陳德松交惡斷絕同居關係後，均不知陳德松所經營之被告公司發生何事，迨至八十六年四月間丙○○始向陳德松以一千七百萬元購買被告公司（本院卷第二三七頁），另參以陳德松於告知溫陳招治系爭支票遺失後，溫陳招治復親自到銀行辦理掛失止付手續一節，已如前述，是於系爭支票簽發日被告公司之實際負責人為陳德松，而溫陳招治僅係被告公司之名義負責人，原與陳德松共同負責被告公司事務之丙○○當時又不在被告公司執行業務，益徵陳德松有權簽發系爭支票無疑。
（二）按公司已為名稱變更登記完成後，仍以舊名稱為票據行為，而該舊名稱依一般交易觀念，足認為係該新公司之通稱，亦即足以表明簽名者本人之文字記載，亦應由公司負票據上責任；另法人之票據行為，須有其代表人簽名蓋章，至於法人代表更換，倘新代表人仍以前代表人之名義為票據行為，對銀行來往或其他關係，得認為由於法人明示或默示之承認，該法人不得執為該票據行為時，前代表人已非代表人為理由，而主張免責，此為票據為文義證券，目的在保護善意之執票人以助長票據之流通之當然解釋。查本件昆宏公司負責人柳碧玉於八十三年六月三日向系爭支票付款人玉山商業銀行商業銀行新竹分行開立甲存帳戶，雖昆宏公司於同年月十五日更名為美僑公司，惟該甲存帳戶之戶名並未變更，八十五年一月二十日美僑公司變更負責人為溫陳招治，仍未變更戶名，至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始更改戶名為美僑公司負責人柳碧玉一節，有玉山商業銀行八十八年十二月十六日玉新竹字第八八○九六四號函及所附之資料（本院卷第五十七頁至六十八頁）、該銀行八十六年六月十一日玉新竹字第八六○○五九四號函及所附資料附上開偵查卷可參（八十六年度偵字第四二二九號卷第八十八頁），而立永豐公司係於八十五年十一月六日將系爭支票二紙交付原告質押借款，原告並向付款人玉山銀行查詢「昆宏公司」之信用狀況，有原告銀行票據明細表在卷足考（本院卷第八十八頁），是原告於取得系爭支票時，被告公司上開銀行帳戶之戶名仍沿用舊戶名即「昆宏公司」、代表人「柳碧玉」，堪以認定。則依首開說明意旨，本件原告於取得系爭支票時，依客觀之外在情形（即公司在銀行帳戶之戶名），被告公司仍沿用舊名稱昆宏公司，並以前代表人柳碧玉之名義簽發支票，且自八十三年六月十五日更名為美僑公司起至八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變更戶名止，均使用舊名稱「昆宏公司」、代表人「柳碧玉」，已援用舊名稱及前代表人二年餘，則於一般社會交易習慣及觀念上，應堪認舊名稱為該公司之通稱，且公司亦承認新代表人溫陳招治得以前代表人柳碧玉之名義為票據行為無訛。而溫陳招治又有授權公司實際負責人陳德松簽發公司支票，已如前述，則被告公司自須就系爭支票之文義負票據上之責任，此顯與柳碧玉有無授權或有無權利得授與陳德松簽發支票無涉，被告執此抗辯應免除票據上之責任，洵屬無據。
六、被告另抗辯：被告之法定代理人丙○○於八十五年五月二十八日自美僑公司退股，對於陳德松於八十五年九月間盜開支票一節完全不知情，且陳德松於八十六年四月十五日將美僑公司讓渡予丙○○時，其點交予被告之支票並不包括系爭支票云云，惟按公司之權利能力，始於向中央主管機關登記並發給執照，終於解散清算。亦即公司成立後，其人格權之消滅因解散登記辦理清算後始告消滅，而公司之董事為公司之代表及執行機關，公司若實際上負責人變更及公司名稱變更，但所營業務事項仍未向主管機關辦理原公司之解散登記及清算程序而重新設立新公司時，其原公司之權利能力並未消滅，而僅屬不影響公司同一性之名稱變更或機關更改而已，此猶如自然人之變更姓名。經查被告南豐公司原名為昆宏公司、美僑公司，原董事長原為柳碧玉，嗣變更為溫陳招治再變更為丙○○，已如前述，依其登記事項觀之，僅屬公司名稱及董事長之變更，並非原昆宏公司先為解散登記辦理清算程序後，再成立南豐公司，依首開說明意旨，其公司人格仍為同一，從而原昆宏公司之權利義務仍存在於南豐公司，洵無疑義，被告之法定代理人丙○○對於簽發系爭支票一事是否知情，與被告公司須否負票據上之責任無涉，其上開抗辯即乏所據。
七、按支票發票人應照支票文義擔保支票之支付，票據法第一百二十六條定有明文。綜右所陳，系爭支票之印章既為真正，而被告復未能舉證證明其原實際負責人陳德松並無簽發系爭支票之權，參以被告公司名稱、負責人之變更不影響公司之同一性，被告公司自應按系爭支票之文義擔保支票之支付，其所辯系爭支票係遭陳德松盜用，被告法定代理人丙○○當時並不知情云云，尚不足採。從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系爭票款及自附表所示提示日起之法定利息，即為正當，應予准許。
八、因本案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均毋庸再予審酌，附此敘明。
九、本件係命清償票據上債務之判決，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十、結論：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七十八條，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九十一 年 七 月 十二 日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新竹簡易庭~B法 官 滕治平右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廿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B書 記 官 洪儷蓉中 華 民 國 九十一 年 七 月 十二 日附表：
┌───┬─────┬────┬───┬─────┬────┬────┬──┐│ 編號 │發票人 │ 發票日 │付款人│票面金額 │提示日 │支票號碼│備註│ ││ │ │ │ │（新臺幣）│ │ │ │├───┼─────┼────┼───┼─────┼────┼────┼──┤│ 一 │昆宏機械股│八十六年│玉山商│六十二萬三│八十六年│ＡＡ七二│ ││ │份有限公司│一月八日│業銀行│千元 │一月八日│四一六○│ ││ │ │ │新竹分│ │ │五 │ ││ │ │ │行 │ │ │ │ ││ │ │ │ │ │ │ │ │├───┼─────┼────┼───┼─────┼────┼────┼──┤│ 二 │同 右│八十六年│同 右│五十八萬八│八十六年│ＡＡ七二│ ││ │ │一月二十│ │千元 │一月二十│四一六○│ ││ │ │三日 │ │ │三日 │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