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6年度訴字第154號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許藝藝選任辯護人 張菊芳律師
朱宜君律師林宣佑律師上列被告因妨害家庭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5 年度偵續字第181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丁○○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丁○○（下稱被告）與其夫乙○○雖分居，但兩人所生紀○怡（民國00年0 月生，真實姓名詳卷）、紀○洋（00年0 月生，真實姓名詳卷），係由雙方共同行使親權，被告不滿乙○○未支付約定之生活費，竟基於使未滿16歲之紀○怡、紀○洋脫離有監督權人之犯意，未得乙○○同意，於104 年11月24日逕將紀○怡、紀○洋帶往香港地區居住，且未將其等行蹤及聯絡方式告知，將紀○怡、紀○洋置於自己實力支配之下，致乙○○遍尋無著而侵害其監護權；因認被告涉犯刑法241 條第3 項、第1 項準略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 項、第301 條第1 項定有明文。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積極證據，係指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認定之積極證據而言，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
三、查被告與乙○○所生子女紀○怡、紀○洋，均未滿16歲，確於104 年11月24日與被告自桃園機場出境而共同前往香港，有入出境資料個別查詢報表可稽（他字第4504號卷第86至88頁），固可認為真實。惟被告則否認有和誘之故意，於偵審中始終供稱：「乙○○從104 年5 月就很少在台灣，也沒聯絡，我跟小孩都不知道他在那裡；104 年9 月以前，每月給十幾萬生活費，104 年9 月後，每月給二萬生活費；本來由乙○○付房貸，104 年10月後，就沒付房貸；本來有台車讓我接送小孩，104 年9 月突然把車開走；回香港前一天，有打他大陸的手機，但他沒接；把小孩帶回香港後，第三天後，請我姊姊跟我公公聯絡；在香港時，台灣的社會局有電子郵件與我聯絡，我有回覆，該段時間，乙○○沒跟我說他想見小孩」（偵續卷㈠第49、50頁）；「10月被追貸款，有請銀行打電話給乙○○，但乙○○表示他不負責，房貸是我跟家人借錢支付；11月離開台灣前，一直請銀行跟乙○○聯絡，但銀行說乙○○不願付房貸」（偵續卷㈠第151 頁）、「乙○○不給生活費、車子開走、不繳房貸，我那時候沒錢，娘家在香港，機票是朋友幫忙出錢，走之前，我打電話，但乙○○都不接；到香港三天後，有請我姊姊告知乙○○我們在香港；覺得乙○○是要用經濟壓迫我，讓我放棄小孩，我不能失去孩子，孩子也不能失去我；乙○○原本給我生活費12萬或15萬，外加信用卡兩張，但104 年6 月就減為6 、7萬，104 年9 月變成2 萬」（偵續卷㈡第33頁）、「帶小孩到香港有跟乙○○講，他電話沒聯絡上；因為我沒錢，所以我暫時回娘家；小孩回香港三天立刻跟夫家聯絡，小孩也有跟乙○○聯絡」（審訴卷第36頁）、「有傳電子郵件給乙○○，內容是我們沒錢，只剩幾百塊，已經沒錢了，請他匯錢；11月23日有打乙○○臺灣跟大陸的電話，想跟他說我們沒錢了，房子可能會被拍賣，會沒地方住，希望他給我們錢，我可能要回香港請娘家暫時幫忙，但沒找到乙○○；沒向乙○○確認是否同意帶小孩回香港，是因為我找不到他，我是小孩主要照顧者，乙○○長期不在臺灣，小孩還小，我要保護小孩，回香港請娘家幫忙；以前連同兩張信用卡、生活費大概十幾萬，乙○○還會負擔每月五萬多的貸款，還有壹台接送小孩的車跟油卡。五月後，乙○○就縮減，之後把車開走，信用卡一張取消，一張叫我自己付，從10月就不付貸款，我一直收到銀行追討，壓力很大；乙○○去過或住過我香港娘家五到十次，知道住址；我壓力很大，需要平靜，但我希望乙○○知道小孩是安全的，透過姐姐讓乙○○跟小孩聯絡」（本院卷第33、35至38、142 、143 頁）。
四、關於乙○○經常不在臺灣，於104 年1 月至106 年1 月，其入出境多達43次，其中104 年5 月至同年11月亦有9 次，且各該次之天數各為6 、8 、18、17、16、11、7 、17、10，尤其是104 年11月16日出境至同年月27日始入境之事實，有乙○○之入出國日期證明書可稽（偵續卷㈡第109 頁）。被告與紀○怡、紀○洋於104 年11月24日共同前往香港後，乙○○於同年月26日委託練家雄律師及同年月28日返回臺灣提出告訴時，所稱：「104 年11月24日學校老師告知，紀○怡、紀○洋沒去上課，被告亦失蹤；撥打被告及紀○怡電話皆無回應」（他字第4504號卷第82頁）、「從24日聯絡不上小孩及被告，被告是香港人，今天（11月28日）上午我父親打電話給我住香港的岳父，但他不接；我從25日持續發訊息給被告姐姐，但沒回應；今天（11月28日）上午我父親留言給被告姐姐，她有回簡訊給我父親，說小孩目前與母親在一起，在何處他沒說」（他字第4504號卷第3 、4 頁），僅「聯絡不上小孩與被告」之說法，與被告所述「聯絡乙○○但未獲回應」之說法，顯有差異；但對被告之姐有告知小孩與被告在香港部分，則屬相同。足見被告與乙○○當時係處於無法相互誠懇、直接交換意見之狀態。參酌乙○○提告之初，僅稱「自99年即與被告分居、有向被告提出協議離婚、被告有憂鬱症、被告在臺灣沒有親屬、所有親屬都在香港」等項；並未提及被告當時生活及經濟情況是否已有變更（他字第4504號卷第4 頁）。迄在偵查中與被告同時開庭，因被告仍然延續生活及經濟情況已有重大變更、不得已纔回香港娘家之相同說法（偵續卷㈠第49、50、151 頁），乙○○遭檢察官質問，始坦言「房貸原來由其支付，104 年10月有遲繳，銀行有打電話要求付房貸；104 年9 月前，每月給生活費約
七、八萬，104 年9 月後，每月給二萬；有車供被告接送小孩，但104 年9 月去維修，維修後，開回自己住處」等情（偵續卷㈠第150 、151 頁）。按乙○○與被告自99年起分居，算至104 年11月24日被告帶紀○怡、紀○洋前往香港，分居期間長達5 年，而乙○○於104 年又經常不在臺灣，同年
5 月後之累計天數更達110 日，且乙○○在同年6 月5 日向被告提出協議離婚，並於104 年11月16日出境前，曾與被告至律師事務所對此有所討論（偵續卷㈡第4 頁；審訴卷第80頁），在此期間，乙○○復針對自己實力得完全支配之標的，以減少生活費、將車開走、不繳房貸等方式，顯著變更並影響被告及紀○怡、紀○洋之原有生活及經濟情況，堪信被告所言帶紀○怡、紀○洋返回香港娘家是要尋求援助，應屬實情而可採信。被告礙於與乙○○無法相互誠懇、直接交換意見之狀態未有改善，本人或紀○怡雖未立即回應乙○○之聯絡，但仍委請其姐丙○○與乙○○或乙○○之父聯絡，告知其與紀○怡、紀○洋均在香港，則為乙○○所不否認（他字第4504號卷第4 、76頁；本院卷第41頁），復據丙○○在本院具結證述明確（本院卷㈡第36頁）。至於被告與乙○○因婚姻關係破綻衍生爭執而提起多項訴訟（含本件準略誘罪），原先所有誤會，應已相互釐清，雙方願意為紀○怡、紀○洋最佳利益而努力化解，已在臺灣高等法院106 年重家上字第38號請求離婚等上訴事件中成立訴訟上和解，復據乙○○於偵審中先後具狀撤回告訴，有和解筆錄及撤回告訴狀可憑（偵字第3774號卷第6 頁；偵續卷㈡第46至57頁；本院卷㈡第27、79至89頁）。故尚難以被告帶紀○怡、紀○洋返回香港娘家後，未立即聯絡或僅委託他人聯絡，造成乙○○誤解，即推定被告當時係有和誘之故意及行為。
五、按未滿16歲子女之父母，一方對於子女，未施以強暴、脅迫、詐術等手段，必須有意使脫離他方親權之行使，長期阻隔他方探視及監護，並使子女無從獲得照顧扶養及身心正常發展，始應負刑法第241 條第3 項、第1 項規定之準略誘罪責。被告為香港人，並無親人在臺生活或工作，與乙○○之婚姻關係長期處於破綻，難謂和諧圓滿，自婚後又無工作，僅在家負責小孩之照顧與教育，其與紀○怡、紀○洋之生活及經濟情況，均始終仰賴乙○○提供資源而未曾中斷，則遇乙○○經常不在臺灣，除已提議離婚外，復大幅減降生活及經濟資源，被告與紀○怡、紀○洋因此陷入困境，實不言而可諭，被告或紀○怡縱曾嘗試索討生活費，亦未獲乙○○積極回應，如此情境，欲要求被告對於帶紀○怡、紀○洋返回香港娘家尋求援助，可能涉犯準略誘罪之刑事責任，顯無期待可能，難認被告具有犯罪故意，自應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 條第1 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甲○○提起公訴，檢察官呂永魁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7 月 20 日
刑事第六庭審判長法 官 雷雯華
法 官 李冠宜法 官 王伯文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張祐誠中 華 民 國 107 年 7 月 20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