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板橋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95年度訴緝字第129號公 訴 人 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丙○○選任辯護人 袁岳衡 律師上列被告因偽造有價證券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88年度偵字第26379 號），及移送併辦（89年度偵緝字第388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丙○○共同意圖供行使之用，而偽造有價證券，處有期徒刑伍年。偽造之發票人「陸國泰」、付款人臺灣省合作金庫板橋支庫、帳號八一九五二一號、支票號碼ＯＷ0000000號、受款人甲○、發票日八十八年九月八日、面額壹仟陸佰萬元支票壹紙，暨偽造之收據上偽造之「林建榮」署押壹枚，及偽造之股票運作協議合約書上偽造之「陸國泰」署押、印文各壹枚、偽造之「林建榮」署押、印文各壹枚，沒收之。
事 實
一、丙○○於民國85年間因詐欺案件，經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於87年7 月30日以87年度上易字第1395號判處拘役30日確定，又於87年間因偽造文書案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於87年12月10日以87年度北簡字第615 號判處有期徒刑4 月確定，於88年9 月28日入監，於89年2 月10日執行完畢。
二、丙○○與乙○○（乙○○部分另案由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審理中）、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年人數人，共同基於意圖供行使之用而偽造支票，及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而詐取他人財物等犯意聯絡，由乙○○冒名「陸國泰」、丙○○冒名「林建榮」，分別佯稱係臺北縣板橋市○○路○○○ 號14樓之2 「群健銀髮村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群健公司）」、「群將量販店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群將公司）」、「全民福資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全民福公司）」之董事長、總經理，於88年7 月9日（起訴書誤載為同年6 月間某日），由不知情之陳伯源、王財源偕同，至臺北縣汐止市○○街○○○ 巷○○號9 樓「巨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巨科公司）」，以合作增資為幌，向巨科公司負責人甲○詐稱，欲購買渠所有之巨科公司股票1,000 張，約定以新臺幣（下同）1,500 萬元成交，第1 期款於同年7 月13日支付400 萬元，第2 期至第4 期即同年7月23日、同年7 月30日、同年8 月6 日、同年8 月13日，分別交付400 萬元、400 萬元、300 萬元，旋由乙○○命隨行中同夥之人，在巨科公司內（起訴書誤載為乙○○之前開公司內），簽發發票人陸國泰、付款人臺灣省合作金庫板橋支庫（起訴書漏載板橋支庫部分）、帳號819521號、支票號碼OW0000000 號、受款人甲○、發票日同年9 月8 日、面額1,
600 萬元之偽造支票1 紙，交予陳伯源當場轉交甲○而行使之，以佯為保證之用，約定於同年8 月13日付清股票票款後，由甲○返還「陸國泰」，旋即離去，甲○因之陷於錯誤，乃於同日某時，至乙○○指示之臺北市○○路某處，由伊交付前述股票予丙○○（起訴書贅載乙○○），丙○○、乙○○等復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之概括犯意聯絡，由丙○○偽造「林建榮」署押1 枚，以偽造收據乙紙，交予甲○而行使之，足生損害於甲○。嗣同年7 月13日，乙○○、丙○○未依約付款，甲○即與陳伯源、王財源至乙○○之前址公司，向其等催討，然乙○○、丙○○仍拒不付款，同年7 月17日（起訴書誤載為同月13日），甲○復與陳伯源、王財源再至該址公司，丙○○、乙○○等承前揭行使偽造私文書之概括犯意，丙○○提出載有由乙○○偽造「陸國泰」署押、印文各
1 枚之股票運作協議合約書，並由丙○○於其上偽造「林建榮」署押及印文各1 枚後，交予甲○，而行使之，亦足生損害於甲○。迄前開支票發票日屆期前1 日即同年9 月7 日，乙○○且去電甲○，要求勿承兌上述支票，甲○乃要求丙○○、乙○○返還前揭股票，遭丙○○、乙○○拒絕，甲○始知受騙。
三、案經甲○訴由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理 由
一、訊據被告丙○○固坦承其使用林建榮名義，曾至巨科公司，並遞交使用印有群健公司、群將公司、全民福公司總經理名義之名片予告訴人甲○，及收受告訴人交付之股票等情，惟矢口否認犯罪，並辯稱：林建榮乃其外號，告訴人公司之員工亦知此情，其至乙○○之公司任職時，乙○○即自稱陸國泰，其於乙○○之公司僅任職2 個月，尚未領得薪資，而本件股票交易，其係與陳伯源、王財源接洽，亦屬介紹人，故須陪同陸國泰至巨科公司，然其使用之名片係陸國泰要求配合渠談生意，故由陸國泰印製予其使用，且於巨科公司時，未在場觀看股票交易，而係由巨科公司陪同參觀該公司產品，系爭支票係由其公司之會計人員所簽發，其後受陸國泰之命，向告訴人收取股票，股票運作協議合約書雖係其簽名，但蓋印係由公司內職員為之，該協議書交付時，其並不在場等語。
二、經查：㈠被告使用群健公司、群將公司、全民福公司總經理名義「林
建榮」之名片乙節，迭經其坦承在卷，並有該名片附卷可證（參見88年度他字第1566號偵查卷第7 頁）；又乙○○因受通緝，在臺北市○○路附近購得陸國泰之假國民身分證，以掩飾身分，渠並以「陸國泰」作為前開3 家公司董事長名義印製名片等情，亦經證人乙○○於95年10月13日本院審理時證述屬實（參見本院卷第88頁、第91頁），復有渠使用之名片存卷得憑（參見同上偵查卷第7 頁）。
㈡證人即告訴人甲○於本院審理時證稱：乙○○自稱陸國泰，
係公司之董事長，而被告自稱林建榮，為前開公司之總經理，經陳伯源、王財源介紹，至巨科公司，表示計畫合作增資，欲向伊購買伊所有之巨科公司股票1,000 張，約定以1,50
0 萬元成交，第1 期款於同年7 月13日支付400 萬元，第2期至第4 期，分別交付400 萬元、400 萬元、300 萬元，並由乙○○命隨行之人，在巨科公司內，簽發發票人陸國泰、付款人臺灣省合作金庫板橋支庫、帳號819521號、支票號碼OW0000000 號、受款人甲○、發票日88年9 月8 日、面額1,
600 萬元之支票，由陳伯源當場轉交予伊後離去，嗣於同日某時，經陳伯源與乙○○確認後，約定於臺北市○○路某處，由渠將股票交予被告，被告則簽具收據，嗣因被告與乙○○未依約付款，伊至被告公司，被告即交付載有「陸國泰」署押、印文之股票運作協議合約書，並於其上簽具「林建榮」署押及印文，且要求伊簽名，伊藉口須持回與巨科公司其餘股東商量，而取走該合約書，伊事後一直委請陳伯源向乙○○、丙○○請求付款，但渠等均未付款，伊亦於支票屆期前至銀行查詢，經銀行覆稱帳戶內存款無多，且該帳戶並無大額款項往來，伊甚感擔心，而被告復於支票屆期前1 日，於電話中要求伊勿將該支票承兌，其後，被告仍未給付款項，且音訊全杳，伊祗得提起民事訴訟，但被告亦未到庭，故經一造辯論而為判決等語（參見本院卷第107 頁至第113 頁），並有證人提出之巨科公司執照、便條、系爭支票、收據、股票運作協議合約書等在卷足佐，是可證證人甲○所證非虛。
㈢又被告固辯稱：其方至群健公司、群將公司、全民福公司上
班2 個月，不知「陸國泰」之本名為何云云。惟誠如證人乙○○於本院中所證述，渠認識被告已10年，最初係在渠經營之堅若磐石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堅若磐石公司）聘用被告（參見本院卷第87頁、第90頁），以此推算，被告應早於85年間即與乙○○相識，且必於受僱年度，於申報所得稅前，均得收訖該公司之所得稅扣繳憑單等憑據，該憑單上，必有該公司負責人乙○○之真實姓名。基此，被告嗣於88年間再至群健公司、群將公司、全民福公司受僱於乙○○，當能知悉所謂董事長「陸國泰」乃乙○○所偽冒。尤以，董事長及總經理乃分屬公司之負責人及最高職務之經理人，總經理依法乃由董事長所選任，是以，其等彼此間乃有一定之信賴關係。本件被告願受乙○○之命，佯膺以群健公司、群將公司、全民福公司總經理之職，且曾有主僱關係，被告自難諉稱不知「陸國泰」係遭冒用之名義。
㈣被告復辯稱：其認為使用「林建榮」名義較為吉利，故以此
為名云云。按我國社會固不乏有人為自己擇取筆名、字號或藝名，此或出於雅興，或為潤飾個人形象，然均不涉他人利害；此等人士倘非眾所皆知之名人，果與他人涉有經濟利益，亦無不以真實身分以對。查被告並非公知之人，其遽難以隱姓更名之「林建榮」，得自謂與其交易之對象均能知悉其真實身分，何況告訴人係首次與被告、乙○○等有商業往來，秉此，不難查悉被告以「林建榮」身分自稱，其乃為隱蔽真實身分，以逃避最終債務之追索，此為其實施之詐術無誤。
㈤次查，群健公司、群將公司、全民福公司均屬未合法登記之
公司，乃證人乙○○證實在卷（參見本院卷第90頁），則被告與乙○○均應知其等不可能分別任職該公司之總經理與董事長各職，被告為配合乙○○向告訴人購買股票，乃同意乙○○印製並使用前述3 公司總經理職務之名片，其有以此對外矇騙告訴人之意圖，已甚明確。另被告雖辯稱，其至上述
3 公司乃任職業務員，且系爭買賣其僅係仲介云云，則復足見其應知益不得以總經理一職，對外自稱，而其若係該交易之仲介，亦職在磋商交易價格或條件，不當然有具備公司高階主管地位之必要，本件其佯裝身分，信係為求增益告訴人對群健公司、群將公司、全民福公司經營團隊之信任，而達成交易，其為詐欺手段，至為灼然。
㈥按股票係表彰股東權之要式有價證券，又公司股份之轉讓，
雖記名股票須背書讓轉，而無記名股票交付股票即可，然祇須當事人間具備要約與承諾之意思表示，即為已足，此觀諸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2643號判例意旨即明。是本件被告、乙○○以詐術取得告訴人股票，所詐得之物，自非無價值之物。辯護人為被告辯稱，巨科公司並非上市或上櫃公司，故系爭股票並無任何價值，又該股票未經告訴人背書轉讓，則該股票僅是對巨科公司權利之象徵，從而，被告、乙○○等未給付股票買賣價金，祗係民事之債務不履行云云，顯不足取。
㈦被告、乙○○分別偽冒「林建榮」、「陸國泰」身分，故其
等由乙○○命同夥之人以「陸國泰」名義簽發支票而行使之、被告冒用「林建榮」名義簽具前述收據、被告暨乙○○各以「林建榮」、「陸國泰」名義簽具上開股票運作協議合約書，分別為偽造有價證券及行使偽造私文書，至屬明確。
㈧綜上所見，本件事證業臻明確，被告犯行堪為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按刑法施行法業於95年6 月14日增訂第1 條之1 ，並自同年
7 月1 日施行，將刑法分則編所定罰金之貨幣單位均改為新臺幣，並將罰金數額分別提高為30倍或3 倍。而刑法亦於94年2 月2 日大幅修正，並自95年7 月1 日施行。新修正刑法第2 條第1 項規定：「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改採從舊從輕原則。針對前揭修正，應就有利或不利被告之一切情狀，綜其全部罪刑而為比較，以定其應適用之法律，且須整體適用之，除法有明文外，不得任意割裂適用。茲將比較法結果，分述如下：
㈠刑法分則編各罪所定罰金之貨幣單位原為銀元，依修正前刑
法第33條第5 款規定，罰金刑為銀元1 元以上，而有關罰金與罰金倍數之調整及銀元與新臺幣之折算標準，另有罰金罰鍰提高標準條例、現行法規所定貨幣單位折算新臺幣條例規定之，除罰金以1 銀元折算3 元新臺幣外，並將72年6 月26日以前修正之刑法部分條文罰金數額提高為10倍，其後修正者則不再提高倍數，亦即刑法分則各罪罰金數額視上開情形分別提高為30倍或3 倍。而新修正刑法第33條第5 款則將罰金刑提高為新臺幣1,000 元以上，並以百元計算之，且因修正後刑法第33條第5 款所定罰金貨幣單位已改為新臺幣，乃增訂刑法施行法第1 條之1 規定，將刑法分則編各罪所定罰金之貨幣單位亦配合修正為新臺幣，並為使刑法分則編各罪所定罰金之最高數額與修正前趨於一致，規定將罰金數額提高為30倍（但72年6 月26日至94年1 月7 日新增或修正之條文，就其所定數額提高為3 倍。就此部分，比較修正前後，以修正前規定，有利於被告。
㈡修正後刑法第28條關於成立共同正犯之標準，將原來共同正
犯之共同「實施」犯罪，改為共同「實行」犯罪，剔除完全未參與犯罪相關行為之「實行」的「陰謀共同正犯」及「預備共同正犯」，修正後之共同正犯之可罰性要件之範圍業已限縮，乃屬行為可罰性要件之變更，自應比較新舊法。然本件被告與其他同夥間，經核應互有犯意聯絡，並各有行為分擔，無論依刑法修正前後，均該當於共同正犯，上述修正對被告言之，並無重輕之別。
㈢另此次修正，刪除同法第55條、第56條連續犯規定，而牽連
犯及連續犯之廢除，雖非直接關乎犯罪構成要件之變更，然屬刑罰之重大更迭，詳言之，其對行為人之論罪科刑已有變易，並影響法院對行為人刑罰裁判之法律效果，故為法律變更之一種。又修正前之牽連犯及連續犯規定，依修正前通說見解乃行為人之行為該當於數個犯罪構成要件，僅於立法論上，採裁判上一罪主義，而依新修正刑法規定，通常情形應論以數罪而分論併罰，本件亦屬之，是以，由論罪科刑觀之，應以修正前規定，有利於被告。
㈣承上所述，本件被告之論罪科刑，以整體適用修正前之刑法規定，有利於被告。
四、核被告、乙○○等偽造支票，所為係犯刑法第201 條第1 項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偽造有價證券罪；又其等由被告偽造前述收據、股票運作協議合約書後，由被告行使之，所為係犯同法第216 條、第210 條（起訴書誤載為第220 條，業經到庭執行公訴檢察官當庭更正）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另其等因而詐得告訴人股票，所為係犯同法第339 條第1 項詐欺取財罪。其等於偽造之支票上，偽造「陸國泰」印文，乃偽造有價證券之前階段行為，又其等進而行使該偽造有價證券，該行使之低度行為，均應為其偽造之高度行為所吸收，皆不予另論，起訴書復論以偽造印文及行使偽造有價證券罪，於法未洽。另其等於上述偽造之私文書上，偽造署押、印文，此為其偽造私文書之前階段行為，又該偽造之低度行為，亦均應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併為論處，起訴書復論以偽造署押印文罪，尚有未洽。查其等實施上開犯行，彼此間顯有犯意聯絡，並互有行為分擔，故應依刑法修正前第28條規定，論以共同正犯。其等先後2 次行使偽造私文書，時間緊接，且係觸犯構成要件相同之罪，依刑法修正前之通說見解，乃認係基於概括犯意所為，是應依修正前同法第56條連續犯規定，論以一罪，並加重其刑。再者，其等無非欲以偽造之支票，使告訴人陷於錯誤，以詐取告訴人股票，並以行使偽造之私文書，繼續取信於告訴人，是被告所犯前揭各罪間，依刑法修正前通論，係認為具手段與目的間之牽連關係，故應依修正前同法第55條規定，從一情節較重之偽造有價證券罪處斷。本院審酌被告有前開其他犯罪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徵，可見其素行欠佳，又其本件與乙○○等多人共組集團，分飾不實身分，以偽造支票及行使私文書等不法行徑，詐得告訴人高額之股票，造成告訴人重大財物損失，並致告訴人無法繼續經營巨科公司，惡行可謂不輕，另盱衡其犯罪動機、目的、犯罪後態度、現罹患心臟疾病（有高雄榮民總醫院診斷證明書及臺灣臺北看守所95年
7 月12日北所衛字第0950008331號函暨所附就診病歷、心電圖檢查報告單等可參）等一切情狀，茲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資懲儆。末按，刑法第205條於90年6月20日修正公布前係規定：「偽造、變造之有價證券、郵票或印花稅票及前條之器械、原料，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修正後，固規定：「偽造、變造之有價證券、郵票、印花稅票、信用卡、金融卡、儲值卡或其他相類作為提款、簽帳、轉帳或支付工具之電磁紀錄物及前條之器械原料及電磁紀錄，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惟就偽造有價證券之沒收，尚無更迭，職此，前述之偽造支票及印文、署押，不問屬於被告與否，應分別依刑法第205條及第219條規定，沒收之。至起訴書併請沒收前揭收據乙節，經查，該收據乃被交予告訴人所有，故不得率然沒收之，併此敘明。
五、移送併辦意旨略以：被告與案外人曹元智共同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犯意聯絡，為詐取告訴人李淑珠之支票，以為告訴人李淑珠調兌現金為由，於82年10月13日，在乙○○、藍林月霞在臺北市○○○路○ 段○○號所開設之堅若磐石公司內，收取告訴人李淑珠所有面額計6,977,000 元之支票共7紙後，即逃逸無蹤，與本案起訴事實具裁判上一罪關係等語。查本件被告被訴之犯罪時間乃88年7 月9 日至同月17日，與併案事實相距已近6 年，無論依刑法修正前之任何學說及實務見解，均難謂有何裁判上一罪關係，是本院自不應遽予審究，爰檢還原承辦檢察官依法卓處。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 條第1 項前段，新修正刑法第
2 條第1 項前段、修正前第28條、修正前第56條、第201 條第1項、第216 條、第210 條、第339 條第1 項、修正前第55條、第
205 條、第219 條，罰金罰鍰提高標準條例第1 條前段，判決如
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馬凱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95 年 11 月 30 日
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林海祥
法 官 汪怡君法 官 朱敏賢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書記官 郭勝華中 華 民 國 95 年 11 月 30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刑法第201 條意圖供行使之用，而偽造、變造公債票、公司股票或其他有價證券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三千元以下罰金。
行使偽造、變造之公債票、公司股票或其他有價證券，或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收集或交付於人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三千元以下罰金。
刑法第216 條行使第二百十條至第二百十五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刑法第210 條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刑法第339 條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一千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