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8年度訴字第654號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張秀鑾選任辯護人 林金宗律師（法扶）上列被告因偽證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8年度偵字第561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張秀鑾犯誣告罪，處有期徒刑肆月。
事 實
一、張秀鑾明知於民國102年5月24日，在本院提存所辦理提存時，本院102年度存字第597號提存書上「張秀鑾」之印章（下稱系爭印章），為其刻印後交予余爵宏，為屬真正。因不滿余爵宏遲未償還前開提存而向其借款新臺幣（下同）109萬元，竟意圖使余爵宏受刑事處罰，基於誣告之犯意，於105年8月2日向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南地檢署）提出刑事告訴狀，偽稱：「張秀鑾未授權余爵宏代為刻印，竟私自盜刻張秀鑾印章」等語，而對余爵宏提起不實之偽造文書罪嫌之告訴。張秀鑾復基於偽證之犯意，於105年9月27日10時58分許，在臺南地檢署第九偵查庭內，就臺南地檢署偵辦之105年度他字第3727號案件，以證人身分，經檢察官告以具結之義務及偽證之處罰後，具結後對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虛偽證稱：「左邊那個是盜刻的」等語，足以影響檢察官判斷余爵宏是否有偽造文書之偵查結果。嗣余爵宏所涉偽造文書罪嫌，經臺南地檢署檢察官偵查後，以106年度偵字第827號、106年度偵續字第205號（包含105年度他字第3727號。下合稱前案）為不起訴處分確定。
二、案經余爵宏告訴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理 由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然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又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查，本案所引用之相關證據資料（詳後引證據），其中各項言詞或書面傳聞證據部分，縱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或其他規定之傳聞證據例外情形，業經本院審理時予以提示並告以要旨，且各經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表示意見，當事人已知上述證據乃屬傳聞證據，已明示同意作為本案之證據使用（審卷第49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認為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而具有證據能力。
二、訊據被告固坦認於105年8月2日向臺南地檢署對告訴人余爵宏提起偽造文書罪嫌之告訴，並於105年9月27日10時58分許，在臺南地檢署105年度他字第3727號案件作證時，證稱「左邊那個（即系爭印章）是盜刻的」等情不諱，惟矢口否認有何誣告、偽證之犯行，辯稱：因提存書上印章與伊交付余爵宏之中國信託銀行印章不符，且系爭印章已經檢察官扣押在案，無從鑑別比對，直覺認為系爭印章為余爵宏所盜刻，應屬合理懷疑。又，余爵宏因冒充律師，在其假律師事務所遭搜索出28顆不同印章，事後得知系爭印章在余爵宏手中，直覺被盜刻印章，亦非毫無憑據。伊具狀告訴之目的在請求檢察官調查扣押系爭印章，以查明是否有偽造文書之真相，並沒有誣告之故意云云。
三、以下列舉不爭執事項，及可資佐證之證據。㈠不爭執事項：
⒈告訴人於102年5月間，以需用款項提存在法院提存所，以避免房屋被法拍為由，向被告借款109萬元。
⒉於102年5月24日，被告、告訴人及翁孟秀等3人共同前來本
院提存所，辦理該109萬元之提存。又，該109萬元提存書上之簽名確為被告所親簽。
⒊被告所有中國信託銀行帳戶之印章，與系爭印章，為屬不同的印章。
⒋被告於105年8月2日，具狀向臺南地檢署提出告訴，稱：「
張秀鑾未授權余爵宏代為刻印，竟私自盜刻張秀鑾印章」等語，而對告訴人提起偽造文書罪嫌之告訴。嗣經臺南地檢署檢察官以106年度偵字第827號、106年度偵續字第205號（包含105年度他字第3727號）為不起訴處分確定。
㈡證據：
⒈被告於偵查、審理時（偵一卷第33、34頁、審卷第52、53頁）之供詞。
⒉證人即告訴人余爵宏於偵查時（偵一卷第107、108頁）之證詞。證人翁孟秀於審理時（審卷第96-103頁）之證詞。
⒊本院102年度存字第597號提存書（偵一卷第65-67頁）、告
訴人提出之臺南地檢署106年偵續字第205號不起訴處分書、本院102年度存字第597號國庫存款收款書、臺南地檢署106年度偵字第827號不起訴處分書等影本（偵一卷第3-16頁）、扣押物（即於103年3月11日在告訴人住處搜索扣押）照片影本共7張（偵一卷第52-55頁）、授權書影本（偵一卷第56頁）、被告之中國信託銀行申請個人信貸等資料1份（偵一卷第71-75）、提存支票1紙（偵一卷第86頁）、取回提存物聲請書（偵一卷第91頁）、被告於106年8月28日之刑事聲請再議狀（偵二卷第25-32頁）、中國信託銀行存摺留存印鑑與系爭印章所蓋印文之對照影本（偵二卷第49頁）等附卷可稽。且經調取本院102年度存字第597號全卷宗核對屬實。
㈢依上，前開不爭執事項部分，應堪信為真實。
四、誣告罪部分：㈠證人即告訴人余爵宏於偵查時證稱：系爭印章是被告自己去
刻、並交給我的，當時我、翁孟秀及被告等3人一起到提存所，在辦理提存時，被告有寫錯，是書記官劃掉，請被告自己在上面蓋章，其他地方也是被告自己蓋用系爭印章。又因為怕被告當時無法到提存所，所以蓋完授權書時，就連系爭印章一併交給我，但後來在提存的當天，被告有請假一起到提存所，並由我與被告辦理提存，翁孟秀則坐在後面的沙發（偵一卷第107、108頁）等語。又，證人翁孟秀於本院審理時證述：我與告訴人、被告等3人，一同前來法院辦理該102年度存字第597號提存，事後聽說提存的錢是告訴人向被告借的。該提存書上「102年度聲字第102號」及「同上」等字，看起來是告訴人的字。至於系爭印章我沒有見過，且是誰拿出系爭印章、誰蓋印的，我都沒有看到，因到提存所時，我就坐在後面的沙發，是被告及告訴人到櫃檯去辦理提存。辦理提存後，我也不知道是告訴人或被告拿走系爭印章（審卷第96-103頁）等語。
㈡綜據證人余爵宏、翁孟秀上開證詞，並前開不爭執事項「⒉
於102年5月24日，被告、余爵宏及翁孟秀等3人共同前來本院提存所，辦理該109萬元之提存。又，該109萬元提存書上之簽名確為被告所親簽」可得而知，被告既親自與告訴人、翁孟秀，共同前來辦理該109萬元之提存，且被告係與告訴人一同在提存所櫃檯辦理本件提存；是苟如被告所言，系爭印章為告訴人所偽刻，從未交付系爭印章給告訴人，則其與告訴人辦理提存時，焉不知並無交付或授權系爭印章，而向告訴人提出質疑為何有系爭印章之存在？又，「提存書上之簽名確為被告所親簽」，已如前述，是被告在該提存書上簽名時或之後，豈會不知有「張秀鑾」之系爭印章，在提存書上用印？再參以，在公務單位辦理相關手續時，通常會要求提供印章，以利辦理相關程序，或減少書寫之次數，並依國人之習慣，大多會攜帶、使用印章，以表慎重；本件提存事件之「提存人本人余振福」、「代理人張秀鑾」，有前開提存書（偵一卷第65-67頁）可證，且本院102年度存字第597號卷宗內，亦有被告親自簽名、及蓋用系爭印章之民事委任書、送達證書（本院102年度存字第597號卷第7、10頁）足憑；依此，被告理應清楚知道，於辦理提存事件時，有以自己（即代理人）之系爭印章，以供用印使用。依此等客觀情事可知，被告於辦理提存時，早已知道有系爭印章，並欲以系爭印章以為辦理相關提存程序。
㈢辯護人為被告辯稱：當時告訴人故意假冒律師，在外招搖撞
騙，被告先前有交付告訴人中國信託銀行的印章，以為償還借款之用，因而提存時以為提存書上之印章，就是中國信託銀行的印章，才會在提存書上簽名，後來在高院民事庭時才發現系爭印章並非中國信託銀行的印章，故被告僅單純懷疑是告訴人盜刻的，沒有誣告的犯意云云。又，被告於偵查時陳稱：中國信託銀行的印章是在辦信貸的時候交給告訴人，是要讓告訴人方便去繳納利息的（偵一卷第34頁）等語；並有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04年度上易字第271號給付借款事件105年2月4日言詞辯論筆錄1份【當庭比對中國信託銀行的印文、與系爭印章所蓋用之印文，兩者印文不同】（偵一卷第69、70頁）在卷可考。
㈣然查，證人即告訴人余爵宏於偵查時證稱：「（103年3月11
日本署在你住處執行搜索，現場扣得一些印章，而印章中有「張秀鑾」的印章，該印章何來？）是張秀鑾自己刻給我的，且還有授權書，授權書就像一般的委任狀，目的是要蓋109萬提存到提存處的章」、「（…依張秀鑾指稱，他授權給你的是中國信託存摺的印鑑章，至於紙上的另一扣案印章，是你偷刻的？）不是，中國信託的印鑑章我沒看過，扣案的印章是張秀鑾授權給我的，前案扣案有授權，是用A4紙寫的」（偵一卷第99、100頁）等語；且於偵查時結證述：「（授權書及提存書上的印章確實是張秀鑾自己去刻的嗎？）是張秀鑾自己去刻的」、「（張秀鑾是否有交給你中國信記的印章？）沒有」（偵一卷第108頁）等語。是依證人余爵宏之證詞，其從未見過、或自被告處拿取所謂『被告所有之中國信託銀行的印章』。
㈤又，被告於偵查時供稱：我只有給過告訴人我所有的一顆中
國信託銀行帳戶的印章，當時告訴人缺錢時，請我幫他借一筆信貸，所以由我向中國信託銀行申辦信用貸款50萬元，該中國信託銀行的印章是在辦信貸時交給告訴人，是要讓他方便去繳納利息，而系爭印章與中國信託銀行的印章不符，我懷疑他家還有另一顆我中國信託銀行的印章（偵一卷第34頁、偵二卷第36頁）等語；並有被告於101年3月13日向中國信託銀行信用貸款50萬元之中國信託銀行申請個人信貸等資料1份（偵一卷第71-75）。惟查，告訴人前於103年3月11日遭檢察官搜索時，就關於被告張秀鑾印章部分，僅扣得系爭印章，並無所謂『中國信託銀行的印章』存在；是依現存之相關證據，並無法證明告訴人曾持有過『中國信託銀行的印章』。復次，被告與告訴人就前開中國信託銀行信貸部分，於103年6月22日簽立「保管協議書」、『雙方協議：余爵宏於103年6月25日中午歸還張秀鑾在中信銀之信貸借款結清之金額清償，並提供台南市○○路○○巷○○弄○○號建物、土地所有權狀正本與張秀鑾保管，於清償後歸還余爵宏』等語，有該「保管協議書」1紙（偵一卷第85頁）存卷可查。又，被告於偵查陳稱：該中國信託銀行信貸已經還清，是於104年6月25日我與被告、翁孟秀一起到中國信託銀行還清，清償的錢是告訴人付的，因為錢是他借去的，當然是他付的（偵二卷第41頁）等語。據上而論，縱如被告所言，有將『中國信託銀行的印章』交給告訴人，惟雙方即因該信貸債務，簽立「保管協議書」，並係被告、告訴人及翁孟秀等3人，一同前往中國信託銀行清償完畢，則被告焉會不於清償完畢時，自告訴人處取回『中國信託銀行的印章』？依此，被告辯稱：我懷疑『中國信託銀行的印章』仍在告訴人那裡云云，應屬無據。再者，依金融機構作業流程，於存款或繳納貸款本金、利息時，僅須有存入或繳款之帳號，無庸使用該帳號印章，則被告焉須應由告訴人繳付信貸之本息，而交付『中國信託銀行的印章』予告訴人？顯與事理有違。
㈥總據上述，就關於『中國信託銀行的印章』交付告訴人部分
，僅有被告片面之陳述，不僅無其他證據可資佐證，亦與一般社會常情、事理不符；是尚無法以為認定被告有所謂交付『中國信託銀行的印章』予告訴人。依此，被告既未交付『中國信託銀行的印章』予告訴人，當亦無所謂誤認系爭印章為『中國信託銀行的印章』，始在提存書上簽名乙節，應堪認定。從而，辯護人為被告辯稱：被告主觀上誤認系爭印章為『中國信託銀行的印章』云云，與事實不符，要無足採。㈦綜合上述事證可知，被告明知系爭印章為其刻印後交予告訴
人，即於102年5月24日，在本院102年度存字第597號提存書上之印章係屬真正，卻仍故意虛捏系爭印章遭告訴人偽刻，而於105年8月2日，具狀向臺南地檢署提出告訴人偽造文書罪嫌之告訴，被告告訴之上開內容與事實不符、為虛偽之陳述，其目的是為讓告訴人受刑事追訴處罰，自有使告訴人受刑事處分之意圖及誣告之犯意甚明。從而，被告所辯上情，應屬事後卸責之詞，不足採信。本件事證明確，被告上開誣告犯行，應堪認定。
五、偽證罪部分：㈠觀之被告於105年9月27日10時58分許，在臺南地檢署第九偵
查庭內，就臺南地檢署偵辦之105年度他字第3727號案件出庭為證人時，其偵查筆錄：
⒈（本件你告余爵宏偽造文書，是指稱他偽造何文書？）余爵宏盜刻我的印章。
⒉【被告張秀鑾以證人身分，具結作證】⒊（你認識余爵宏多久？）約有10多年。
⒋（這段期間，你有無交任何印章給余爵宏？）有，是我名下
中國信託銀行的存簿和印章。在余爵宏缺錢時，有請我幫他借一筆信貸，因為余爵宏跟我說每月要繳利息，所以簿子放他那裡比較方便。原本余爵宏是把直接利息錢給我。
⒌（你的意思是當時的信貸是以你的名義跟中國信託借的？）是，借了50萬，借到50萬後是匯到我的中國信託的存摺。
⒍（你只交給余爵宏上開中國信託印章過？）是。
⒎（你有無授權余爵宏刻你的印章？）答：沒有，在地檢搜索
時扣到的印章，我本來以為是中國信託的那個印章，結果不是。
⒏（你怎麼知道不是？）因為簿子有原留印鑑，跟扣案印章不符。我懷疑他家還有另一個我中國信託的印章。
⒐（你提出的證據是否如你告訴狀所附印章比對圖樣？）是。
⒑（你的中國信託是那個？）答：是照片右邊那個，這是法院拍的。左邊那個盜刻的，因為跟我給他的印章是不一樣的。
⒒（還有何證據可提出？）答：沒有。
⒓（補充？）我原先有授權給余爵宏中國信託那個印章，我不知道他盜刻我的印章要做什麼。
此有臺南地檢署105年9月27日訊問筆錄1份及證人結文1紙（偵二卷第35-38頁）附卷可查。
㈡由上可知，被告於上開偵查庭時，雖於檢察官告以具結之義
務及偽證之處罰、並以證人身分具結之前，即稱：「余爵宏盜刻我的印章」等語，是此部分因尚未以證人身分具結，而與刑法第168條偽證罪之構成要件不符。然，被告於檢察官諭知以證人身分並具結後，以證人身分虛偽證稱：「左邊那個（即系爭印章）是盜刻的」（即前開⒑之內容）等語，足以使司法裁判權有陷於錯誤之虞。按刑法第168條偽證罪係以證人、鑑定人、通譯於執行審判職務之公署審判時或於檢察官偵查時，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事項，供前或供後具結，而為虛偽之陳述為構成要件；所謂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係指該事項之有無，足以影響於裁判之結果，有使裁判陷於錯誤之危險者而言（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6220號、94年度台上字第896號、96年度台上字第7239號判決意旨參照）。質言之，刑法上之偽證罪，為形式犯（或即成犯），不以結果之發生為要件，證人於供前或供後具結而就案情有重要關係事項，故為虛偽陳述，其犯罪即成立。而該罪所謂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則指該事項之有無，足以影響於裁判之結果者而言，無論當事人是否因而受有利或不利之判決，均不影響其犯罪之成立（最高法院71年台上字第8127號判例、84年度台上字第3949號判決要旨參照）。被告於前案偵查中供前具結後所為上開虛偽陳述內容，顯涉及告訴人是否成立偽造文書犯罪之重要事實，已足生影響該案裁判之結果，而為與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甚明。縱其所為虛偽證言未為承辦檢察官於該案偵查中所採信，然依前揭說明，仍無礙被告偽證犯罪之成立。從而，本件事證已臻明確，被告偽證犯行，亦堪認定，
六、論罪科刑部分：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69條第1項之誣告罪、第168條之
偽證罪。按，刑法上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其存在之目的，在於避免對於同一不法要素予以過度評價，則自然意義之數行為，得否評價為法律概念之一行為，應就客觀構成要件行為之重合情形、主觀意思活動之內容、所侵害之法益與行為間之關連性等要素，視個案情節依社會通念加以判斷。如具有行為局部之同一性，或其行為著手實行階段可認為同一者，得認與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要件相侔，而依想像競合犯論擬。故行為人意圖他人受刑事處分，向該管公務員誣告，並於檢察官偵查或法院審理該誣告案件時，同時以證人身分，就與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供前或供後具結，而為相同之虛偽陳述，因該偽證與誣告行為均係侵害國家司法權正確行使之法益，並俱以虛偽陳述為犯罪之主要內容，僅因陳述時之身分不同而異其處罰。且告訴人之指訴乃當事人以外之第三人，如就與待證事實有重要關係之親身知覺、體驗事實陳述時，即居於證人之地位，應依刑事訴訟法第186條第1項規定具結，其供述證據始具證據能力。足認誣告行為人所為偽證行為係為實現或維持其誣告犯行所必要，二罪間具有重要之關連性，從行為人主觀之意思及所為之客觀事實觀察，依社會通念，其偽證與誣告間自具有行為局部之同一性，法律評價應認屬一行為同時觸犯數罪名較為適當，而偽證既係在於實現或維持誣告犯罪所必要，自應依想像競合犯規定，從情節較重之誣告罪處斷（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2449號判決要旨參照）。是被告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偽證及誣告2個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從一重之誣告罪處斷。
㈡爰審酌被告僅因與告訴人間之民事債務糾紛，不滿告訴人遲
遲未予清償該109萬元之債務，即恣意誣告告訴人偽造文書罪嫌，並藐視證人到庭作證應據實陳述之義務，於偵查時任意虛捏情詞而為偽證，致生無謂之司法調查程序，影響司法威信，亦使告訴人有受刑事處罰之危險，並影響國家司法權之正確行使，造成司法資源浪費，行為自屬可議。被告犯後仍否認犯行，顯無悔意。惟念及被告虛構事實申告，終未獲檢察官採納，亦未造成錯誤裁判之結果，犯罪所生危害並未擴大；被告前無犯罪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前案紀錄表（審卷第15-18頁）在卷可查，素行尚可。兼衡被告自稱為國中畢業、從事工廠作業員、與父親同住、經濟狀況不佳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168條、第169條第1項、第55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徐書翰提起公訴；檢察官蔡佰達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8 月 15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洪榮家
法 官 陳世旻法 官 張郁昇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任婉筠中 華 民 國 108 年 8 月 16 日附錄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68條（偽證罪）於執行審判職務之公署審判時或於檢察官偵查時，證人、鑑定人、通譯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供前或供後具結，而為虛偽陳述者，處 7 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169條（誣告罪）意圖他人受刑事或懲戒處分，向該管公務員誣告者，處 7 年以下有期徒刑。
意圖他人受刑事或懲戒處分，而偽造、變造證據，或使用偽造、變造之證據者，亦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