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115年度訴字第3391號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楊奇勳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5年度偵字第2196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楊奇勳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陸月。
犯罪事實
一、楊奇勳雖預見某真實姓名、年籍資料不詳，Telegram暱稱「en」之人之背後，乃三人以上，以實施詐術為手段之具有持續性或牟利性之有結構性之詐欺集團犯罪組織，竟為獲得報酬，即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自民國115年4月18日起，加入該犯罪組織，擔任使用詐欺被害人被騙款項購買遊戲點數卡傳送予其他詐欺集團成員之工作，而參與該犯罪組織。
二、楊奇勳與「en」及其他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無證據證明有未滿18歲之人），共同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先由某不詳詐欺集團成員自115年4月18日起，在不詳地點，透過臉書及通訊軟體LINE向沈怡欣佯稱：欲購買商品，請開立「全家好賣+」賣場，並完成認證云云，致沈怡欣陷於錯誤，依指示提供「台灣PAY」行動支付QR碼（綁定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帳戶）。再由楊奇勳依「en」之指示，於115年4月18日19時51分許，在臺南市○○區○○00號「統一超商後壁門市」，以上開行動支付QR碼購得價值新臺幣（下同）2萬元之「GASH POINT」點數卡，並拍照傳送予「en」，進而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嗣經沈怡欣發覺遭騙報警處理，為警循線查悉上情。
三、案經沈怡欣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白河分局報告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12條第1項中段規定：「訊問證人之筆錄，以在檢察官或法官面前作成，並經踐行刑事訴訟法所定訊問證人之程序者為限，始得採為證據」，係以立法排除被告以外之人於警詢或檢察事務官調查中所為之陳述，得適用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第159條之3及第159條之5之規定，是證人於警詢時之陳述，於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案件，即絕對不具有證據能力，不得採為判決基礎（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3589號判決意旨參照），是卷內被告以外之人於警詢之陳述，於認定被告違反組織犯罪條例部分，不具有證據能力。
二、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同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經查，本件理由欄所引用之具有傳聞性質之證據資料，除上開已論述部分外，被告已知為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本院復查無違法不當取證或其他瑕疵，因認以之作為證據均屬適當，揆諸前揭規定與說明，均具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事項
一、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坦承不諱，核與被害人沈怡欣於警詢之陳述相符，復有對話紀錄截圖、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帳戶交易明細各1份、統一超商交易明細照片1張附卷可稽，足認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應可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可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一）按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乃因多人共同行使詐術手段，易使被害人陷於錯誤，其主觀惡性較單一個人行使詐術為重，有加重處罰之必要，爰仿照本法第222條第1項第1款之立法例，將「三人以上共同犯之」列為第2款之加重處罰事由，本款所謂「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不限於實施共同正犯，尚包含同謀共同正犯（詳見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立法理由）。又詐欺取財罪係以詐術使人陷於錯誤而交付財物，故受領被害人交付財物自屬詐欺取財罪之構成要件行為，而受領方式，當面向被害人收取固屬之，如被害人係以匯款方式交付金錢，前往提領款項者，亦包括在內（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042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行為人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而將特定犯罪所得直接消費處分，甚或交予其他共同正犯，而由共同正犯以虛假交易外觀掩飾不法金流移動，即難認單純犯罪後處分贓物之行為，應仍構成新法第2條第1款或2款之洗錢行為（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744號判決意旨參照）。核被告就犯罪事實一所為，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就犯罪事實二所為，係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罪。
（二）被告與「en」及其他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就犯罪事實二部分，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
（三）按行為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繼續中，先後加重詐欺數人財物，因行為人僅為一參與組織行為，侵害一社會法益，應僅就首次犯行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及加重詐欺罪之想像競合犯，而其後之犯行，乃為其參與組織之繼續行為，為避免重複評價，當無從將一參與犯罪組織行為割裂再另論一參與犯罪組織罪，而與其後所犯加重詐欺罪從一重論處之餘地（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066號、108年度台上字第416號、第783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所參與之犯罪組織即詐欺集團，其成員原本即係以犯詐欺取財罪為目的而組成，被告亦是為實施詐欺犯罪而加入該詐欺集團，是被告參與該犯罪組織之後，於行為繼續中之緊密時間隨即實行本案之詐欺取財犯行，雖參與犯罪組織之時地與實行詐欺取財之時地，在自然意義上並非完全一致，然二者仍有部分合致，且犯罪目的單一，依一般社會通念，認應評價為一罪方符合刑罰公平原則，如予以數罪併罰，反有過度處罰之虞，而與人民之法律感情未相契合，是於牽連犯廢除後，適度擴張一行為概念，認此情形為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方屬適當。從而，被告就犯罪事實一、二，乃以一行為同時觸犯參與犯罪組織罪、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洗錢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
（四）按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其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等等），以為判斷（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3880號、80年度台上字第3694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刑法第57條已明定法官量刑時應考量的各項事由，其中第10款規定「犯罪後之態度」為科刑輕重應審酌事項之一。其就犯罪行為人犯罪後悔悟的程度而言，包括：犯罪行為人行為後，有無與被害人和解、賠償損害，這並包括和解的努力在內；犯罪行為人在刑事訴訟程序中，於緘默權保障下所為的任意供述，是否坦承犯行或為認罪的陳述。前者，基於「修復式司法」理念，國家有責權衡犯罪行為人接受國家刑罰權執行的法益與確保被害人損害彌補的法益，使二者在法理上力求衡平，從而犯罪行為人積極填補損害的作為，當然得列為有利的科刑因素；後者，除非有證據證明被告的自白或認罪不是出於悔悟提出者，否則祇須犯罪行為人具體交代其犯行，應足以推認其主觀上是出於悔過的事實，如此不僅可節省訴訟勞費，使明案速判，也屬其人格更生的表徵，自可予以科刑上減輕的審酌（臺灣高等法院106年度侵上訴字第174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所為加重詐欺取財犯行，固為法所不容，惟審酌被告年紀尚輕，社會經驗尚有不足，一時思慮未周而為本案犯行，犯後復已深感後悔，願意賠償被害人於本案損失之金錢，而被害人於本案損失之金錢亦非鉅額。是綜觀該案客觀之犯罪情節、造成之損害與被告主觀惡性而論，被告既已反省其自身應負之刑責、願意填補被害人實質所受之損害，則就被告所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而言，若科以最低法定本刑有期徒刑1年，猶嫌過重，不無情輕法重之憾，客觀上尚有情堪憫恕之處，爰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減其刑。
（五）按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本質上係「刑之合併」。其所謂從一重處斷，乃將想像競合犯組成之評價上數罪，合併為科刑一罪，其所對應之刑罰，亦合併其評價上數罪之數法定刑，而為一個處斷刑。易言之，想像競合犯侵害數法益者皆成立犯罪，論罪時必須輕、重罪併舉論述，同時宣告所犯各罪名，包括各罪有無加重、減免其刑之情形，亦應說明論列，量刑時併衡酌輕罪部分量刑事由，評價始為充足，然後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處斷」，非謂對於其餘各罪可置而不論。因此，法院決定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做為裁量之準據，惟於裁量其輕重時，仍應將輕罪合併評價在內（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405號、第4408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經查，被告就本案所犯之參與犯罪組織罪、洗錢罪，於警詢（檢察官未訊問被告）及本院審理時皆自白不諱，亦無證據證明獲有犯罪所得，本應分別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後段、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規定，減輕其刑，惟因其所犯參與犯罪組織罪及洗錢罪，均屬想像競合犯中之輕罪，本院既以想像競合犯中之重罪即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之法定刑決定處斷刑，則上開減輕其刑事由僅作為量刑依據，併此敘明。
（六）爰審酌被告不從事正當工作，反而分工詐騙被害人，法治觀念顯有偏差，非但助長犯罪歪風，亦危害社會治安，擾亂金融秩序，顯不可取；兼衡被告之年紀、素行（前有因公共危險案件經論罪科刑及執行之紀錄，法院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佐）、參與程度與角色分工（非主要地位）、智識程度、職業及家庭經濟狀況（詳本院卷第30頁）、犯罪動機、目的及方法、與被害人無特殊關係、坦承犯行之態度、被害人於本案遭詐騙之金錢數額，以及被告雖願意賠償被害人於本案受騙之2萬元，然不為被害人接受（本院公務電話紀錄1份在卷可佐）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另本院整體評價被告所犯輕、重罪之法定刑並審酌被告侵害法益之類型與程度、被告之資力、因犯罪所保有之利益，以及對於刑罰之儆戒作用等情，認判處上開有期徒刑，已可充分評價被告行為之不法及罪責內涵，故無併科洗錢罪罰金刑之必要，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胡晟榮提起公訴，檢察官張雅婷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0 月 12 日
刑事第三庭 法 官 李俊彬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林彥丞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0 月 15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洗錢防制法第19條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犯第三百三十九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