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八十九年度上訴字第八五四號 Ａ
上 訴 人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上 訴 人即 被 告 Ｚ ○ ○上 訴 人即 被 告 庚 ○ ○上 訴 人即 被 告 Ｄ ○ ○右 一 人選任辯護人 黃 勝 昭上 訴 人即 被 告 亥 ○ ○上 訴 人即 被 告 ｂ ○ ○上 訴 人即 被 告 申 ○ ○上 訴 人即 被 告 Ｅ ○ ○上 訴 人即 被 告 宙 ○ ○上 訴 人即 被 告 Ｈ ○ ○上 訴 人即 被 告 Ｗ ○ ○上 訴 人即 被 告 玄 ○上 訴 人即 被 告 Ｉ ○ ○上 訴 人即 被 告 Ｊ ○ ○上 訴 人即 被 告 Ｍ ○ ○右 一 人選任辯護人 蔡 碧 仲 律師上 訴 人即 被 告 Ｑ ○ ○上 訴 人即 被 告 酉 ○ ○上 訴 人即 被 告 Ｐ ○ ○上 訴 人即 被 告 Ｙ ○ ○右上訴人等因被告妨害自由等案件，不服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八十八年度訴字第七七六號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六月二十八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八年度偵緝字第二四三、二四五號，八十八年度偵緝字第二四六號，八十八年度偵字第七六四三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左：
主 文原判決關於Ｚ○○背信罪部分暨執行刑部分均撤銷。
Ｚ○○共同連續為他人處理事務，意圖為自己及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為違背其任務之行為，致生損害於本人之財產，處有期徒刑貳年捌月。
其他上訴（檢察官就Ｚ○○恐嚇取財、恐嚇危害安全、剝奪他人行動自由上訴部分及Ｚ○○暨其他上訴人庚○○等十七人違反農會法部分）均駁回。
Ｚ○○撤銷改判部分，所處有期徒刑貳年捌月；與駁回上訴部分，所處有期徒刑陸月；應執行有期徒刑貳年拾月。
事 實
一、違反農會法部分：Ｚ○○於民國（下同）八十二年二月間時任嘉義縣議會副議長，與時任嘉義縣議會議員之庚○○、嘉義縣太保市農會（以下簡稱太保農會）第十一屆理事長官評西（已死亡）、總幹事戴水茶（已死亡），因官評西與戴水茶將分自太保農會理事長與總幹事之職位退休，不再續任，為幫助前省議員黃文峰之小舅子Ｄ○○當選太保農會理事長，便計劃先讓已登記為太保農會第十二屆理事選舉候選人之Ｄ○○、亥○○、ｂ○○、申○○、Ｅ○○、宙○○、Ｈ○○、Ｗ○○八人，能全數當選為理事，掌握法定九席理事中之絕對過半數之席數，進而互選Ｄ○○為理事長，聘任Ｇ○○為總幹事。Ｚ○○、庚○○、戴水茶、官評西乃與登記為太保農會第十二屆理事候選人之Ｄ○○、亥○○、ｂ○○、申○○、Ｅ○○、宙○○、Ｈ○○、Ｗ○○八人，共同基於對太保農會有理事選舉權之該農會代表，交付不正利益，約定其等為選舉權之一定行使之犯意聯絡，由戴水茶出面，以其要退休及慶賀第十二屆農會代表當選之名義，邀約新當選太保農會第十二屆農會代表總共六十一人中之王世男、呂茂陽、呂亞樹、地○、黃秋靖、蔡振豐、蔡順清、王木通、向有財、吳蟳池、林通、龔得金、徐新福、玄○、黃文籐、Ｉ○○、Ｊ○○、Ｍ○○、Ｑ○○、王其財、吳清松、酉○○、黃明欽、葉金源、Ｌ○○、Ｐ○○、葉賢德、Ｙ○○、戊○○、呂水和、陳同意、陳煌星、Ｘ○○、蔡倉田、侯嘉靖、黃金城、Ｎ○○、余金順、林朝宗、龔百福、葉江海（已死亡）、陳土柱（已死亡）、Ｈ○○、Ｗ○○（其中Ｈ○○、Ｗ○○另登記為理事候選人）等四十四人及另不詳姓名之新當選代表九人共計五十三人（起訴書誤載為另八位不詳姓名之新當選農會代表共五十二位），於八十二年二月二十二日上午八時許，分別在太保農會及該農會南新分會前，免費乘坐Ｚ○○代僱之二輛遊覽車至臺南縣白河鎮關仔嶺五六號之景大山莊內，由戴水茶出資招待其等住宿二天一夜而交付不正利益，並約定到該山莊之五十三位代表（起訴書載為五十二位），於八十二年二月二十三日選舉理、監事時，將票複選投給Ｄ○○、亥○○、ｂ○○、申○○、Ｅ○○、宙○○、Ｈ○○、Ｗ○○及不知情之陳秀坤九位理事候選人。
Ｚ○○並於八十二年二月二十二日晚上用餐時間，出面致詞，強調該次選舉要團結，暗示該次太保農會選舉須投票給其所支持之人選，而官評西、戴水茶與庚○○亦出面要求新當選之代表要團結，並於選票上做記號，以免跑票。為確保該五十三位代表均能按照Ｚ○○指示將票投給其所支持之人選，防止跑票，Ｚ○○乃於該山莊之會議室內主持模擬投票之作業，分配該五十三位代表於理事選票上之不同候選人之登記號碼或姓名欄內之姓名第一字或第二字或第三字多圈蓋一個或二個或三個圈選章作暗記，且五十三位代表被分配在選票上所作暗記之位置均不相同，該五十三位新當選有選舉權之農會代表接受招待免費食宿二天一夜之不正利益後，便基於收受不正利益，而許以為選舉權一定行使之犯意聯絡，共同在該山莊內多次反覆演練假投票，直至每張選票均依指定圈選候選人並作暗記而無一錯誤為止。於八十二年二月二十三日上午十時許，再乘坐二輛原遊覽車返回太保農會，於該日上午十一時起，該五十三位代表均按照事前演練而投票並作暗記，嗣於該日下午三時法定投票時間結束時隨即開票，Ｚ○○等人要求上開到景大山莊之五十三位代表複選理事之結果，Ｄ○○以四十九票、亥○○以五十七票、ｂ○○以四十九票、申○○以四十九票、Ｅ○○以五十一票、宙○○以四十七票、Ｈ○○以五十三票、Ｗ○○以四十六票及陳秀坤以五十一票，九位候選人全數高票當選，完全擊敗欲問鼎理事長之候選人呂龍雄（僅得八票）及其同派系之候選人葉賢俊、徐雄源、林明興及陳文雅（因掌握五席理事即可互選一人為理事長並進而聘任總幹事），並進而互選Ｄ○○為理事長，再聘任Ｇ○○為總幹事。
二、大埔鄉農會貸款背信部分：Ｚ○○於八十三年十月間時任嘉義縣議會議長，丙○○為Ｒ○○○○鄉農會（以下簡稱大埔農會）總幹事，乙○○○為丙○○之配偶，且為該農會之會計股長兼代理信用部主任，寅○○為該農會之信用部主任，Ｕ○○與戌○○均為該農會之職員，承辦擔保品徵信、估價及貸款對保之業務，均係受大埔農會委任，為大埔農會處理事務。緣八十三年十月間，Ｚ○○因其與Ａ○○、林傳國（已於八十四年十月二十八日死亡）合資購買嘉義縣太保市○○段○○○鄉○○段之土地，需用資金，Ｚ○○為籌措資金而擬向大埔農會貸款，又依規定非農會會員不得向農會貸款，且辦理放款時，如事先知悉會員充當其他非會員之貸款人頭時，縱使有提供足額之擔保品，亦不得放款，且每名會員貸款額度不得超過一千萬元，以分散貸款風險。乃丙○○等人均明知實際貸款之人為Ｚ○○一人，所有出名辦理貸款者均係Ｚ○○之人頭，因礙於Ｚ○○本人未具備農民身分不得貸款之限制，經Ｚ○○、Ａ○○與大埔農會總幹事丙○○於八十三年十月間，在Ｚ○○位於嘉義縣太保市之服務處商量後，決定以土地設定抵押權作擔保向大埔農會貸款。Ｚ○○、Ａ○○、林傳國、丙○○、乙○○○、寅○○、Ｕ○○、戌○○（除Ｚ○○、林傳國外，均已另案起訴，由原審另案審理中）共同意圖為自己及第三人不法之利益並損害大埔農會之利益之概括犯意，由Ｚ○○、Ａ○○提供其等與林傳國共同出資新臺幣（下同）一千一百萬元，於八十三年六月間以每平方公尺約一千六百三十六元之價格向盧啟佑購買，均登記為具有自耕能力之Ａ○○名義所有之嘉義縣太保市○○段（下簡稱南新段）二四八、二四九、五四二、七一二、八
七八、八七九號六筆土地；又於八十三年二月間共同出資約一千四百萬元，以每坪約八千七百六十六元之價格，購買登記於具有自耕農身分之Ａ○○不知情之配偶葉玉鳳名下之南新段九二三號土地一筆；復於八十四年七、八月間共同出資二百萬元，以每平方公尺約一千八百元之價格購買，而登記於具有自耕能力之Ａ○○與不知情之黃振河名下之坐落Ｔ○○○○鄉○○段（下簡稱沙坑段）六二九之
一、二二一、二二二號三筆土地，合計十筆土地設定抵押權作為擔保，向大埔農會貸款。惟礙於非大埔農會會員不得貸款及每位會員貸款限額最高為一千萬元之規定，Ｚ○○遂透過其人脈，尋找知悉將作為Ｚ○○等人向大埔農會貸款人頭，但與Ｚ○○等人無共同犯意聯絡之辛○○、Ｖ○○、黃○○、莊振庸（已於八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死亡）、宇○○、Ｂ○○、Ｃ○○作為貸款人頭，並由Ａ○○於八十三年至八十四年間，自辛○○、Ｖ○○、黃○○、莊振庸、宇○○、Ｂ○○取得身分證、印章或獲得其等之允許代刻印章；而林傳國亦於八十三年至八十四年間，以佯稱有人欲以增加俗稱幽靈會員之方法競選大埔農會代表之方式，騙得不知將被充當貸款人頭之林傳旺、黃耿亮、游崇智三人之戶籍資料及印章。
Ｚ○○與林傳國取得辛○○、Ｖ○○、黃○○、莊振庸、宇○○、Ｂ○○、林傳旺、黃耿亮、游崇智九人之身分證、印章或戶籍資料後，便將該些資料交予Ａ○○，由Ａ○○出面代辦向大埔農會貸款之事宜。嗣因辛○○、Ｖ○○、黃○○、莊振庸、宇○○、Ｂ○○、林傳旺、黃耿亮、游崇智九人均未設籍於Ｒ○○○○鄉，無法成為大埔農會會員，進而向大埔農會申請貸款，Ｚ○○、林傳國、Ａ○○與丙○○等人，乃計劃將上開辛○○等九名貸款人頭戶之戶籍遷入Ｒ○○○○鄉，透過丙○○之安排，由Ａ○○於八十四年一月十九日持丙○○出具之戶長同意書，將黃○○、辛○○、林傳旺及Ｖ○○四人之戶籍資料遷入Ｒ○○○○鄉大埔二五二號丙○○住所內；由Ａ○○於八十四年三月九日持與Ｚ○○、丙○○等人有犯意聯絡之戌○○所出具之戶長同意書，將Ｂ○○、黃耿亮、游崇智之戶籍資料遷入Ｒ○○○○鄉大埔二八九號戌○○住所內；另Ｚ○○以要協助何憲二競選Ｒ○○○○鄉鄉民代表為由，要求不知情之何憲二同意宇○○及莊振庸將戶籍遷入何憲二位於Ｒ○○○○鄉大埔一七八號之住所，並由莊振庸出面要求何憲二出具戶長同意書，後由何憲二自行辦妥戶長同意書後，由丙○○將戶長同意書交由Ａ○○於八十四年三月九日將莊振庸、宇○○之戶籍遷入何憲二位於上址之住所。辛○○、Ｖ○○、黃○○、莊振庸、宇○○、Ｂ○○、林傳旺、黃耿亮、游崇智九人戶籍遷入Ｒ○○○○鄉後，隨即先後申請加入成為大埔鄉農會之贊助會員，取得該農會之贊助會員資格，並由丙○○於八十三年至八十四年間，持辛○○、Ｖ○○、黃○○、莊振庸、宇○○、Ｂ○○、林傳旺、黃耿亮、游崇智九位貸款人頭之貸款資料，向大埔農會申請貸款，並指示相關承辦人員Ｕ○○、戌○○、寅○○在每位會員貸款不能超過一千萬元之限度內，每人申貸九百萬元，合計八千一百萬元。而丙○○為使辛○○等九位貸款人頭均能貸得九百萬元，乃指示該農會之徵信估價業務承辦人Ｕ○○於辦理上開九筆貸款之擔保品估價時，須依前揭九位人頭每人貸款九百萬元之額度推算出每平方公尺之估價。Ｕ○○遂依丙○○之指示，明知大埔農會受理不動產抵押及不動產估價辦法第三條第一款第三目規定：「擔保放款值最高以時價扣除增值稅後之百分之九十貸放為準。」，竟違背任務，違反上開估價辦法之規定，未以上開十筆供擔保之土地時價作為估價之標準，反以每一貸款人頭戶均須貸款九百萬元，每戶須設定一千零八十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作為估價標準，反推估算，估算之結果：
１作為黃○○貸款擔保之南新段二四八、二四九、五四二、七一二號四筆土地，該
四筆土地之公告現值每平方公尺依序為一千三百八十元、一千三百八十元、二千二百元及五百六十元，且該四筆土地於八十三年六月間之實際交易價格平均為每平方公尺約一千六百三十六元，乘以該四筆土地之總面積八０三‧五五平方公尺後，實際總交易價格約為一百三十一萬四千六百零八元，Ｕ○○竟於八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估價時，均將該四筆土地估價為每平方公尺三萬元，分別提高約為公告現值之十四倍至五十三倍不等，約為實際交易價格之十八倍。
２分別作為林傳旺貸款擔保之南新段八七八號及作為Ｖ○○、辛○○二人貸款擔保
之南新段八七九號二筆土地，公告現值均為每平方公尺五百六十元，於八十三年六月間之實際交易價格為每平方公尺一千六百三十六元，乘以南新段八七八號土地之面積一０一一‧三七平方公尺及南新段八七九號土地之面積四一八一‧０五平方公尺後，實際交易價格依序為一百六十五萬四千六百零壹元及六百八十四萬零壹百九十八元，Ｕ○○於八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估價時，均將該二筆土地高估為每平方公尺三萬元，為公告現值之五十三倍，為實際交易價格之十八倍。
３作為莊振庸、黃耿亮、游崇智與宇○○四人借款共同擔保之南新段九二三號土地
，於八十四年三月一日係以每平方公尺約為二千六百五十二元（約合每坪八千七百六十六元），總價約一千四百萬之交易價格購買，Ｕ○○於八十四年三月二十二日估價時，將該筆土地高估為每平方公尺一萬九千元即每坪五萬八千元，提高約為該筆土地每平方公尺八百四十元之公告現值之二十三倍，約為實際交易價格之七倍。
４作為Ｂ○○貸款擔保之沙坑段二二一、二二二、六二九之一號三筆土地，公告現
值為每平方公尺三百五十元，於八十三年十一月間之實際交易價格每平方公尺一千八百元，乘以該三筆土地總面積一０八一二平方公尺後，實際總交易價格約為一千九百四十六萬一千六百元，Ｕ○○竟於八十四年九月十四日估價時，將之高估為每平方公尺二千五百元，提高約公告現值之七倍，為實際交易價格之一‧五倍。
並以上開高估之結果製作九份不動產調查表，對辛○○、Ｖ○○、黃○○、莊振
庸、宇○○、Ｂ○○、林傳旺、黃耿亮、游崇智九人，每人均核貸九百萬元，將辛○○、Ｖ○○、林傳旺三人之申請貸款案及不動產調查表呈交該農會會計股長兼代理信用部主任乙○○○審核，其為大埔農會處理事務，亦違背其任務，予以核章；將黃○○、莊振庸、宇○○、Ｂ○○、黃耿亮、游崇智六人之申請貸款案及不動產調查表呈交該農會信用部主任之寅○○審核，其為大埔農會處理事務，亦違背其任務，予以核章，最後由該農會總幹事丙○○，其為大埔農會處理事務，亦違背其任務，核定對辛○○、Ｖ○○、黃○○、莊振庸、宇○○、Ｂ○○、林傳旺、黃耿亮、游崇智九人各放款九百萬元，使辛○○、Ｖ○○、林傳旺、黃○○於八十四年二月二十三日各貸得九百萬元，莊振庸、黃耿亮於八十四年三月二十五日各貸得九百萬元，游崇智、宇○○於八十四年三月三十日各貸得九百萬元，Ｂ○○於八十四年九月十五日貸得九百萬元，並將每筆各為九百萬元之貸款分別撥入辛○○等上開九位人頭帳戶內，再由Ａ○○將此共八千一百萬元之貸款自上揭九位人頭帳戶內提出，並匯至Ａ○○設在臺灣省合作金庫嘉義支庫第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Ｚ○○如需資金，則由Ａ○○自該帳戶領出，以供Ｚ○○資金週轉之用。又上開九筆貸款之借期僅為一年，到期時當時放款之承辦人戌○○通知Ａ○○續約，Ａ○○提出申請後，丙○○則指示戌○○需同意各筆貸款換約。其中作為貸款人頭之黃耿亮於八十四年十二月四日將戶籍遷出Ｒ○○○○鄉，喪失大埔農會贊助會員資格，無法再繼續作為Ｚ○○等人向大埔農會貸款之人頭，遂由Ｚ○○與Ａ○○再找到願充當貸款人頭，但與Ｚ○○、Ａ○○、丙○○、戌○○無共同犯意聯絡之Ｃ○○，接替黃耿亮而為九百萬元之人頭貸款人，並透過丙○○之介紹，由Ａ○○於八十五年四月二十三日，持戌○○出具之戶長同意書，將Ｃ○○之戶籍遷入Ｒ○○○○鄉大埔二八九號戌○○住所內，並申請加入大埔農會贊助會員，取得向該農會之貸款資格，進而於八十五年六月二十五日向大埔農會申請貸款九百萬元，丙○○則指示該農會放款之承辦人戌○○不須再辦理徵信、估價等手續，直接由Ｃ○○承受黃耿亮之上開九百萬元借款。戌○○為大埔農會處理事務，亦違背其任務，將Ｕ○○先前對黃耿亮所作高估不實之不動產調查表之借戶姓名直接更改為Ｃ○○，並呈經寅○○與丙○○違背其等任務予以許可後，於Ｃ○○申請貸款當日，即完成放款程序，將黃耿亮先前所貸之九百萬元之債務移轉至Ｃ○○為借款人名義之帳內，使Ｃ○○於八十五年六月二十五日貸得九百萬元，貸出之金額則用以結清黃耿亮之借款。Ｚ○○、林傳國、Ａ○○向大埔農會所貸之上開九筆各九百萬元貸款，計八千一百萬元，自八十六年一月間起至同年九月間止，本金及利息即分文未還，之後，雖陸續由Ａ○○設在大埔農會之帳戶內之存款扣繳少部分之利息，然迄八十九年四月二十八日除未付之利息外，仍有八千零九十七萬元之本金未還，而其等所提供作為擔保之土地，實際交易價值僅約四千三百二十七萬一千零七元，顯然不足以清償上揭之鉅額貸款及所積欠之大筆利息，致生損害於大埔農會之財產。
三、水上鄉農會貸款背信罪部分：Ｚ○○於八十二年六月間某日與擔任Ｓ○○○○鄉農會（下簡稱水上農會）總幹事丑○○，信用部主任林永陣（已於八十八年八月三日死亡）、放款業務承辦人甲○○、ａ○○、卯○○（以上五人均已另行起訴，由原審另案審理中）共同基於概括之犯意聯絡，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損害該農會之利益。因Ｚ○○為籌措資金而擬向水上農會貸款，又依規定非農會會員不得向農會貸款，且辦理放款時，如事先知悉會員充當其他非會員之貸款人頭時，縱使有提供足額之擔保品，亦不得放款。乃丑○○等人均明知於此，因礙於Ｚ○○本人未具備農民身分不得貸款之限制，Ｚ○○乃與丑○○商議利用Ｚ○○父親蕭金海及友人之土地，尋找具有水上農會會員資格之人充當貸款人頭，並由知情之林永陣、甲○○、ａ○○及卯○○，於辦理放款手續時，從中加以掩護。而連續於（一）八十二年六月間某日，Ｚ○○因與辰○○（已另行起訴，由原審另案審理）合買Ｓ○○○○鄉○○○段（下簡稱崎子頭段）一六四及一七二號之土地（登記在辰○○之親戚案外人傅春和名下），Ｚ○○需出資約四千萬元，因無資金，乃協議以該二筆土地供擔保，由辰○○尋得水上農會會員丁○○與子○○二人充當貸款人頭（丁○○、子○○二人均已另行起訴，由原審另案審理中），計以丁○○之名義申請貸款二千萬元，後水上農會核准貸與一千九百五十萬元，以子○○之名義申請貸款二千萬元，後水上農會核准貸得一千八百五十萬元，共計三千八百萬元，由辰○○取得充當係Ｚ○○購買土地之出資額，並約定該貸款本息應由Ｚ○○支付，迄今尚積欠本金三千七百二十萬元未還。（二）於八十二年七月間某日，Ｚ○○利用其父蕭金海名義所購買而登記在案外人黃良昌名下之雲林縣○○鄉○○段（下簡稱頂寮段）一二七О、一二七一、一二七一之一、一二七二、一二七三、一二七五、一二七六、一二七七、一二七八、一五二七、一五二八及一五二九號之土地十二筆及坐落頂寮段建號十六號之建物供擔保（起訴書漏載頂寮段一二七
五、一二七六、一二七七、一五二七、一五二八號五筆土地及頂寮段建號十六號建物一棟），由Ｚ○○本人或託人尋得水上農會會員葉萬順、龔銘世、羅錦稻、呂清溪（業已於八十八年八月十一日死亡）、吳順益及李民（以上六人均已另行起訴，由原審另案審理）為貸款人頭，向水上農會申辦貸款，計以葉萬順名義貸得一千九百萬元，龔銘世名義貸得二千零五十萬元，羅錦稻名義貸得二千零五十萬元，呂清溪名義貸得二千萬元、吳順益名義貸得二千萬元、李民名義貸得二千萬元，總計貸得一億二千萬元，均由Ｚ○○領取使用，並繳納利息，迄今尚積欠本金一億一千八百六十萬元未還。（三）於八十四年六月間某日，Ｚ○○利用登記於案外人葉玉鳳名下坐落Ｔ○○○○鄉○○段（下簡稱沙坑段）一七八、一七
九、二二О、二二三、二二四、二二五、二二六、二二七、二二九、六三０、六三０之一、六三一、六三三之二、六三三之三、六三三之六、六二八號○○鄉○○○段（下簡稱覆鼎金段）一一七五之四號十七筆土地（起訴書漏載沙坑段六三
０、六三０之一、六三一號及覆鼎金段一一七五之四號四筆土地）供擔保，由其尋得水上農會會員黃三倧與曾文淋為貸款人頭，並委由知情且同有犯意聯絡之代書汪姿秀負責向水上農會申辦貸款（黃三倧、曾文淋、汪姿秀三人均已另行起訴），計以黃三倧名義貸得二千九百萬元，曾文淋名義貸得二千三百萬元（申請貸款額為三千萬元），而貸得之款項由證人Ａ○○與汪姿秀領取，部分償還Ｚ○○所積欠汪姿秀之欠款，迄今尚積欠本金五千一百二十七萬一千一百七十元未還，致生損害於水上農會。
四、竹崎鄉農會貸款背信部分：Ｚ○○再以尋找人頭作為貸款戶之方式，以知情且有犯意聯絡之Ｔ○○○○鄉農會（下簡稱竹崎農會）會員未○○（起訴書誤載為未○○，下同，已另行起訴，由原審另案審理中）為貸款人頭，並由事先知情之竹崎農會放款組組長午○○（已另行起訴，由原審另案審理中）代辦相關手續，午○○明知依規定非農會會員不得向農會貸款，且辦理放款時，如事先知悉會員充當其他非會員之貸款人頭時，縱使有提供足額之擔保品，亦不得放款，竟於徵信中加以護航，於八十二年四月三十日，利用證人蕭金海所有坐落嘉義縣○○鄉○○○段（下簡稱枋樹腳段）一九五之三號之土地供擔保，向竹崎農會申請貸款八百萬元，後經竹崎農會核准貸款五百萬元；於八十四年八月九日，以證人葉玉鳳所有坐落Ｔ○○○○鄉○○段（下簡稱沙坑段）二００號及六三三之七號土地供擔保，向竹崎農會申請貸款二百二十萬元，經竹崎農會全數核准；另於同日即八十四年八月九日，以葉玉鳳所有坐落Ｔ○○○○鄉○○○段（下簡稱覆鼎金段）一二００之一號及一二００之十號之土地應有部分（持分）三分之一供擔保，向竹崎農會申請貸款六百三十萬元，並於八十五年八月申請展期一年，總計以未○○人頭向竹崎農會貸得一千三百五十萬元供Ｚ○○使用，而迄今尚積欠本金三百九十二萬四千二百五十一元未還，足以生損害於竹崎農會。
五、案經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暨法務部調查局嘉義縣調查站移送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甲、有罪部分：
壹、關於違反農會法部分：
一、訊據上訴人即被告Ｚ○○、庚○○、Ｄ○○、亥○○、ｂ○○、申○○、Ｅ○○、宙○○、Ｈ○○、Ｗ○○、玄○、Ｉ○○、Ｊ○○、Ｍ○○、Ｑ○○、酉○○、Ｐ○○、Ｙ○○等，對於右揭事實一所示之違反農會法事實，雖均坦承於八十二年二月二十二日至關仔嶺景大山莊集體出遊或出席該次餐會之事實，惟均矢口否認有教導如何在選票上作記號、要求須將票投給特定人選，及在選票上作暗記以防跑票，而違反農會法第四十七條之一第一款、第二款之交付或收受不正利益犯行；被告Ｚ○○辯稱：其未主導該次太保農會理事選舉，且其僅是因案外人省議員黃文峰之小舅子即被告Ｄ○○要選理事，故受案外人黃文峰之託至關仔嶺景大山莊會場致詞，其與被告Ｄ○○在地方上為不同派系，不可能參與規劃被告Ｄ○○為太保農會之理事長，且其未向太保農會借款，反而另向水上農會及大埔農會貸款，足見其並未介入太保農會經營權云云；被告庚○○辯稱：其僅是應案外人戴水茶之邀，到場致意，依案外人戴水茶之行事作風，不可能讓其介入太保農會理事選舉云云；被告Ｄ○○辯稱：其當天係自己開車上去關仔嶺，案外人戴水茶邀請其順便去拜票，其當天晚上吃完飯後，便開車離開，其未出錢招待，其係自己登記參加太保農會理事選舉，不知道會被規劃，且理事是無給職之職位，並無必要爭取，被告Ｚ○○只去現場致詞，不久便離開，且若被告Ｚ○○介入太保農會經營權，無須另向水上農會與大埔農會貸款，大可逕向太保農會貸款云云；被告亥○○辯稱：係案外人戴水茶邀請其去關仔嶺向代表拜票，其不知亦未問那些代表為何會去關仔嶺，當天其坐遊覽車上去，隔日再坐遊覽車下來，其未出錢，亦不知係由何人負責開支，且其所得之票數為五十七票，作記號之選票僅五十三張，可見並未有作票之情形云云；被告ｂ○○辯稱：是案外人戴水茶邀請其去關仔嶺，其是坐朋友車子前去拜票，隔天亦是坐朋友之車子離開，但忘記朋友為何人，其並未支出費用，被告Ｚ○○在吃飯中途有到現場講話，一下子便離開，其不知被告Ｚ○○到現場係為何事云云；被告申○○辯稱：當天是案外人戴水茶邀請其去向代表拜票，其是自己開車去，其拜託完後便離開，其不認識被告Ｚ○○，其在場時並未有人前往致詞，而其是第一次出來競選，該次競選並不激烈云云；被告Ｅ○○辯稱：當天是案外人戴水茶邀請其去關仔嶺向代表拜票，當天是其兒子載其前往，當天拜完票後，其便離開，被告Ｚ○○是否有去，其不知情，其並未支出費用云云；被告宙○○辯稱：當天是案外人戴水茶邀請其去關仔嶺向代表拜票，其不知那些代表為何要去，其因是第一次參選理事，未認識很多代表，只向一、二位認識之代表拜票，隔天坐遊覽車下來，當天被告Ｚ○○有去，但人很多，不知被告Ｚ○○說些什麼，被告Ｚ○○不久後便離開，其不知開銷為何人支付，亦未支出費用云云；被告Ｈ○○辯稱：其係第一次參加競選，當天是案外人戴水茶邀請其去遊覽，當時沒說要去那裏，其係在約定之時間地點上車，至現場時，其才知道是卸任之人要感謝代表之支持，其並未支出費用，被告Ｚ○○有到現場致詞，是中途吃飯時才到，講一下話後便離開，其未聽清楚被告Ｚ○○說些什麼，且到景大山莊之代表僅四十餘人，而作記號之選票有五十三張，顯見並未作票云云；被告Ｗ○○辯稱：是案外人戴水茶邀請其前往關仔嶺參加代表之自強活動，其因第一次自己出來參選理事，多數代表不認識，才前去拜票，其係坐遊覽車前去，當天晚上十點多吃完飯，其便僱車回去，被告Ｚ○○是在吃飯時上去致詞，約說十分鐘後便離開，是去關心祝福一下而已，祝其當選理事，但其不知被告Ｚ○○為何知道其要參選理事，並沒有人教代表如何投票云云；而被告玄○、Ｉ○○、Ｊ○○、Ｍ○○、Ｑ○○、酉○○、Ｐ○○、Ｙ○○均辯稱：因案外人戴水茶要卸任，故招待代表去關仔嶺吃飯，其並未出錢，在關仔嶺沒人教其如何投票或投給何人，其選票係蓋在空格內，並未作暗記云云；
二、然查：
（一）案外人戴水茶於太保市農會理事選舉之前一日即八十二年二月二十二日以其要退休之名義，邀請被告Ｈ○○等四十二位新當選且具理事選舉投票權之新當選代表，集體搭乘遊覽車前往關仔嶺景大山莊，免費招待食、宿，隔日又原車由關仔嶺直接回太保農會投票所投完票後始回家之事實，業據被告亥○○、申○○、Ｅ○○、宙○○、Ｈ○○、Ｗ○○、王世男、呂茂陽、呂亞樹、地○、黃秋靖、蔡振豐、蔡順清、王木通、向有財、吳蟳池、龔得金、玄○、黃文籐、Ｉ○○、Ｊ○○、Ｍ○○、Ｑ○○、吳清松、酉○○、黃明欽、葉金源、Ｌ○○、Ｐ○○、葉賢德、Ｙ○○、戊○○、呂水和、陳同意、陳煌星、Ｘ○○、蔡倉田、侯嘉靖、黃金城、Ｎ○○、余金順、林朝宗、龔百福於原審審理時供承不諱。查案外人戴水茶於太保農會理事選舉之前一日邀請具有理事選舉權之新當選之太保農會第十二屆代表搭乘遊覽車集體至關仔嶺景大山莊，免費招待食宿，隔日又原車集體返回太保農會投票後始離開，所邀請之人主要均係太保農會之新當選代表，衡諸常情，該次集體出遊雖以歡送案外人戴水茶退休為名義，惟其實際目的係為隔日太保農會理事選舉之綁樁與防止跑票，至為灼然。
（二）被告Ｚ○○雖辯稱：其未主導該次太保農會理事選舉，其僅是因案外人省議員黃文峰之小舅子即被告Ｄ○○要選理事，故受案外人黃文峰之託至關仔嶺景大山莊會場致詞而已，其與被告Ｄ○○在地方上為不同派系，不可能參與規劃被告Ｄ○○為太保農會之理事長，且其亦未向太保農會借款，足見其並未介入掌握太保農會之經營權云云；被告庚○○雖辯稱：其僅是應案外人戴水茶之邀，到場致意，依案外人戴水茶行事作風，不可能讓其介入云云。惟據被告Ｎ○○（已判刑確定）於八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偵查中以證人身分證稱：「（問：當時在關仔嶺有看到Ｚ○○嗎？）有看到Ｚ○○，Ｚ○○在會議室主持模擬投票的作業。」、「一個人可投九票，我照我的意思投一票給呂龍雄，另外投票是照Ｚ○○指示去投票給某人，Ｚ○○當時有帶細漢兄弟（台音）在場，當時Ｚ○○做議會副議長。」「是坐Ｚ○○僱用的遊覽車去的」、「（問：你回來投票時，Ｚ○○在場嗎？）Ｚ○○在場觀禮台看」等語（見八十五年度偵字第七五二六號卷一第一二六頁）；被告Ｌ○○（已判刑確定）於八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偵查中以證人身分證稱：「是Ｚ○○叫我們去的，叫人來叫我們去，是Ｚ○○的細漢兄弟（台音）來說Ｚ○○叫你去，沒有說要去何處」、「對方口氣並不兇，對我說他大哥叫我去」、「中午去到關仔嶺，看到農會代表陸陸續續來到關仔嶺，第二天Ｚ○○出面說農會選理、監事要聽他的安排，說給他安排可以嗎？：：：」、「我原來要選給呂龍雄，後來Ｚ○○要我選給他安排的人選，我不敢違背他的指示。」、「在假投票當中有幾個人沒照Ｚ○○的意思投票，被叫到旁邊，是否有被修理，我沒有看到，假投票演練二次。」、「Ｚ○○有一份內有名單，要我們按他指示投票，並在選票上做暗號，蓋圈選章。」、「在關仔嶺回來時，他說誰漏一票他都知道，叫我們要按他意思投票。」等語（見八十五年度偵字第七五二六號卷一第一三二頁起至第一三三頁止）；被告戊○○（已判刑確定）於八十八年十月五日偵查中以證人身分證稱：「Ｚ○○有去吃飯致詞，且有人教導我們投票時要做記號：：：」、「當時是一堆人，有前任總幹事及前任理事長及前任縣議員庚○○，叫我們要團結，選票要做記號」等語（見八十八年度偵緝字第二四六號卷一第二三六頁背面至二三七頁）；被告Ｘ○○（已判刑確定）於八十八年十月五日偵查中以證人身分證稱：「：：：當時是前任總幹事、前任理事長及前縣議員庚○○要求我們要團結，並於選票上做記號，免得跑票」等語（見八十八年度偵緝字第二四六號卷一第二四三頁）；而被告王木通、向有財、玄○、黃文籐、Ｍ○○、酉○○、葉金源、Ｌ○○、Ｐ○○、Ｙ○○等人，於八十八年十月五日偵查中及被告林朝宗、余金順於八十八年十月二十八日偵查中均以證人身分證稱：晚上Ｚ○○有到飯店來跟我們說大家要有地方合作性，明天選舉理事要團結一點，不可有事情等語（見八十八年度偵緝字卷一第一七七頁背面、第一七九頁背面、第二０一頁背面、第二０三頁背面、第二０九頁背面、第二一九頁背面、第二二三頁背面、第二二五頁背面、第二二七頁背面、第二三０頁背面；卷二第五三七頁背面、第五四一頁）。綜合上述證言，足認被告Ｚ○○、庚○○與已死亡之官評西、戴水茶確有主導本件集體出遊，對於有選舉權之新當選農會代表即被告Ｈ○○、Ｗ○○、王世男、呂茂陽、呂亞樹、地○、黃秋靖、蔡振豐、蔡順清、王木通、向有財、吳蟳池、林通、龔得金、徐新福、玄○、黃文籐、Ｉ○○、Ｊ○○、Ｍ○○、Ｑ○○、王其財、吳清松、酉○○、黃明欽、葉金源、Ｌ○○、Ｐ○○、葉賢德、Ｙ○○、戊○○、呂水和、陳同意、陳煌星、Ｘ○○、蔡倉田、侯嘉靖、黃金城、Ｎ○○、余金順、林朝宗、龔百福等四十二人及已死亡之葉江海、陳土柱與九位不詳姓名之成年新當選之太保農會代表，交付不正利益，而約定其等選舉權為之一定行使，並演練在選票上做暗記之假投票進而在投票時集體舞弊之犯行，堪予認定。雖被告Ｎ○○、Ｌ○○、戊○○、Ｘ○○、王木通、向有財、玄○、黃文籐、Ｍ○○、酉○○、葉金源、Ｐ○○、Ｙ○○、林朝宗及余金順等人，嗣於偵查中以被告身分接受偵訊時及原審審理時均翻異其等前所為之證詞，改稱：在關仔嶺時並未被要求投給特定人選，亦無人教其等在選票上作暗記以防跑票，被告Ｚ○○只是去致詞一下便離開，隔日投票時亦未在選票上作暗記云云，惟其等上開供述，因其等已被列為被告，供詞難免避重就輕，尚難採信。
（三）次查，被告Ｄ○○雖於偵查中、原審及本院審理時亦供稱：其與被告Ｚ○○不同派系，被告Ｚ○○與本案無關云云，惟案外人戴水茶擔任太保農會總幹事多年，其地方人脈當十分充沛，歡送其退休之聚餐，理應會有相當多之地方民代與官員人士出席，而案外人戴水茶卻於太保農會第十二屆理事選舉之前一日，在以具有選舉權之新當選之太保農會代表為主之餐會場合，僅邀請時任嘉義縣議會副議長之被告Ｚ○○、與時任嘉義縣議會議員之被告庚○○出席，其欲透過被告Ｚ○○與被告庚○○在地方上之政治勢力，而鞏固選票，防止跑票，進而影響該次理事選舉之意圖至為明顯。被告Ｚ○○與被告庚○○以其等從政之經歷，對此應無諉為不知之理，而被告Ｚ○○於原審及本院審理時亦自承：因被告Ｄ○○為案外人即前省議員黃文峰之小舅子，因被告Ｄ○○要競選太保農會理事長，故其受案外人黃文峰之託，前去關仔嶺景大山莊，顯見被告Ｚ○○確有幫助被告Ｄ○○競選太保農會理事長之意思，被告Ｄ○○上開供詞屬迴護被告Ｚ○○之詞，難以採信。又按在臺灣之選舉運作中，農會為地方之重要樁腳，尤其在農業縣市之地方性選舉中，農會之地位舉足輕重。查嘉義縣為以農業為主之傳統農業縣，被告Ｚ○○與被告庚○○均為嘉義縣之民意代表，依常理判斷，其對於掌握農會之人脈與介入農會選舉，擴大自己政治影響力之機會，應無拒絕之理，是不能僅以被告Ｚ○○於八十二年後未曾向太保農會借款即認其並未介入太保農會理事選舉。且地方派系雖會造成不同派系掌握不同之政治資源，惟此並非絕對，基於利益考量，政治資源之重組亦非不可能，因此，被告Ｚ○○、庚○○與被告Ｄ○○之黨派與派系雖不相同，惟此並不足以作為被告Ｚ○○、庚○○不介入太保農會理事選舉之依據。被告Ｚ○○、庚○○前開所辯應屬事後卸責之詞，不足採信。
（四）太保農會該屆理事選舉，有二十二人參選，應選出九席理事，此有該屆選舉之選票六十一張及會員代表大會選票封扣案可稽，其競爭難謂不激烈。被告Ｄ○○於原審審理時供稱：其不知案外人戴水茶有否規劃理事人選，去關仔嶺只是去拜票，其自行開車前往，吃完飯便回家，其對選票作記號之事並不知情，且理事為無給職，並無競爭之必要云云（見原審卷卷一第二二四頁背面至第二二五頁、卷三第六八三頁、卷四第九四四、九九九頁）；被告亥○○於原審供稱：其係自行登記參選，去關仔嶺只是去拜票，其對選票作記號之事並不知情，且其得票為五十七票，與作記號選票為五十三張不符，顯見並未作票云云（見原審卷卷一第二二五頁背面、卷三第六七九頁、卷四第九四五頁）；被告申○○於原審審理時供稱：其係為服務農民始自行參選，去關仔嶺只是去拜票，其自行開車前往，吃完飯便回家，其對選票作記號之事並不知情，該次選舉並不激烈云云（見原審卷卷一第二二七頁背面、卷三第六八一頁、卷四第九四七頁）；被告ｂ○○於原審審理時供稱：其係因案外人戴水茶之邀請去關仔嶺，其在關仔嶺有拜票，其吃完飯便回家，其對選票作記號之事並不知情，而太保農會理事，慣例上每個村莊均會有規劃之人選云云（見原審卷卷一第二二六頁背面至第二二七頁、卷三第六八０頁、卷四第九四六頁背面）；被告Ｅ○○於原審審理時供稱：其係因案外人戴水茶之邀請而去關仔嶺，其在關仔嶺有拜票，其兒子開車載其前往，吃完飯便回家，其對選票作記號之事並不知情云云（見原審卷卷一第二二八頁、卷三第六八一頁、卷四第九四七頁背面）；被告宙○○於原審審理時供稱：其係因案外人戴水茶邀請去關仔嶺去拜票，其對選票作
記號之事並不知情，且太保農會理事選舉，每個較大之村莊均會推出人選云云（見原審卷卷一第二二四頁背面至第二二五頁、卷三第六八二頁背面至六八三頁、卷四第九四九頁）；被告Ｈ○○於原審供稱：其係因案外人戴水茶之邀請，始去關仔嶺，其在關仔嶺有拜票，其對選票作記號之事並不知情，且作記號之選票為五十三張，上去關仔嶺之代表只有四十餘人，顯然與作票無關云云（見原審卷卷一第二二六頁、卷三第六七九頁背面、卷四第九四五頁背面）；被告Ｗ○○於原審審理時供稱：其係自行參選，其受案外人戴水茶之邀坐遊覽車去關仔嶺聚餐並拜票，當晚便回來，其對選票作記號之事並不知情，且理事選舉並無競爭云云（見原審卷卷一第二二八頁背面、卷三第六八二頁、卷四第九四八頁）；惟被告Ｄ○○於偵查中供稱：「是二十二位候選人登記完後，就由戴水茶運作協調我們這九位當選為理事，以便能順利聘任Ｇ○○為總幹事，除了陳秀坤因與競爭對手呂龍雄為同村庄，礙於情面而沒有到景大山莊外，其餘我們八人都有到景大山莊去拜票，但沒有安排演練他們在選票上作記號，因當時呂龍雄要競選為理事長：：：」等語（見八十八年度偵緝字第二四六號卷二第七一八頁背面至第七一九頁）；被告亥○○於偵查中供稱：「是戴水茶來叫我們（理事）候選人到關仔嶺景大山莊去拜票，但我不知道他們有演練在選票上作暗記。」、「是戴水茶運作協調我們九人當選理事，以便順利聘請Ｇ○○為總幹事。」等語（見八十八年度偵緝字第二四六號卷二第七一八頁背面至第七一九頁）；被告申○○於偵查中供稱：「是戴水茶協調運作我們九位候選人當選理事，以便順利聘請Ｇ○○為總幹事，而且也是由戴水茶安排我們到景大山莊去拜票，除了陳秀坤以外，其餘八人都有到景大山莊去拜票，我不知道選票會作暗記。」等語（見八十八年度偵緝字第二四六號卷二第七二七頁背面至第七二八頁）；被告ｂ○○於偵查中供稱：「是戴水茶協調運作我們九位候選人當選理事，是戴水茶通知我們到景大山莊去拜票的，但不知他們會在選票上作暗記。」等語（見八十八年度偵緝字第二四六號卷二第七二五頁背面至第七二六頁）；被告Ｅ○○於偵查中供稱：「是戴水茶運作協調我們這九位候選人去景大山莊向代表拜票，我不知道選票會作記號。」、「除了陳秀坤以外，我們其餘八位都有去景大山莊拜票。」等語（見八十八年度偵緝字第二四六號卷二第七二九頁背面至第七三０頁）；被告宙○○於偵查中供稱：「是戴水茶叫我們九位候選人到景大山莊拜票，所以我有去景大山莊拜票。我不知道選票會作暗記。」等語（見八十八年度偵緝字第二四六號卷二第七三五頁背面至第七三六頁）；被告Ｈ○○於偵查中供稱：「是戴水茶運作協調我們這九位候選人當選理事，以便順利Ｇ○○當選為總幹事。我不知道選票會作暗記及排練。」、「是戴水茶安排我們一定要到景大山莊向五十二（五十三）位代表拜票，所以只有陳秀坤因與呂龍雄為同村莊外沒有去，其他八位都有去拜票。」等語（見八十八年度偵緝字第二四六號卷二第七二三頁背面至第七二四頁）；被告Ｗ○○於偵查中供稱：「是戴水茶運作協調我們這九位候選人當選理事，以便順利聘任Ｇ○○為總幹事。而且戴水茶叫我們九位候選人到景大山莊去拜票，除了陳秀坤以外，我們其於八位都有到景大山莊去拜票。」、「我不知道為何會作暗記」等語（見八十八年度偵緝字第二四六號卷二第七三三頁背面至第七三四頁）。被告Ｄ○○、亥○○、申○○、ｂ○○、Ｅ○○、宙○○、Ｈ○○及Ｗ○○於偵查中與原審審理時之供述前後顯有不同，惟參酌上開被告Ｄ○○等八人於偵查中之供詞與證人即理事候選人陳秀坤於偵查中亦證稱：其當時因證人呂龍雄要競選太保農會理事長，而其與證人呂龍雄同村莊，因此才沒有去景大山莊向代表們拜票等語（見八十八年度偵字第二四六號卷二第七三二頁），足見案外人戴水茶以其要退休為由，邀請太保農會新當選之代表王世男等人至關仔嶺景大山莊招待食宿，主要目的係為固票及讓其所規劃之理事候選人即被告Ｄ○○、亥○○、申○○、ｂ○○、Ｅ○○、宙○○、Ｈ○○及Ｗ○○與證人陳秀坤九人從事相關之競選活動。又農會理事雖為無給職，惟其能決定農會經營方針，且可互選理事長、聘任農會總幹事，故掌握理事之席次，等於實質掌握農會經營權，甚至會影響農會在選舉時之政治走向，自難僅因理事非有給職，即謂理事選舉無競爭之必要。另農會理事選舉為地方封閉性之選舉，投票人投票之意向多繫於與候選人之私誼，故人際關係較廣之候選人，其當選較為容易。且該次太保農會選舉係採無記名連記法，每一位投票人可在選票上圈選九位理事候選人，依常理判斷，此種投票方法將造成投票人圈選同一位候選人之機率降低，若未經事先規劃、運作，當選與落選之候選人間，票數應不致相差過於懸殊。被告Ｄ○○、Ｈ○○、申○○、Ｗ○○係第一次參加太保農會理事之選舉，此業據被告Ｄ○○、Ｈ○○、申○○、Ｗ○○於原審審理時供承在卷（見原審卷一第三二五頁、第二二六頁背面、第二二七頁背面、第二二九頁），其等既係第一次參選，人際關係不廣，於二十二位候選人選出九位理事之激烈選舉中獲勝，本屬不易。而被告Ｄ○○、Ｈ○○、申○○與Ｗ○○不僅第一次參選即當選理事，且當選之票數依序為四十九票、五十三票、四十九票與四十六票，超出當選候補理事之侯清郎（二十九票）、黃啟讀（十六票）、傅振銘（十票）及呂龍雄（八票）甚多，有會員代表大會選票封一份扣案可稽，衡諸常情，此若非背後有地方派系之大力支持及精細之協調運作，實難以致之。再參以案外人戴水茶於二十二位理事候選人中，僅安排被告Ｄ○○、亥○○、申○○、ｂ○○、Ｅ○○、宙○○、Ｈ○○、Ｗ○○及證人陳秀坤九位理事候選人前往關仔嶺景大山莊向代表拜票（其中證人陳秀坤因故未前往），而該九人之得票數依序為四十九票、五十七票、四十九票、四十九票、五十一票、四十七票、五十三票、四十六票及五十一票，均以極高之票數當選，超出競爭對手甚多，顯見該九人確實係案外人戴水茶所規劃之理事人選。從上述各情相互參證，被告Ｄ○○、亥○○、申○○、ｂ○○、Ｅ○○、宙○○、Ｈ○○、Ｗ○○及證人陳秀坤九人應為被告Ｚ○○、庚○○、官評西與案外人戴水茶所規劃、支持之候選人。被告Ｄ○○、亥○○、ｂ○○、申○○、Ｅ○○、宙○○、Ｈ○○、Ｗ○○八人既係被告Ｚ○○、庚○○、官評西與案外人戴水茶所安排欲求全數當選之理事候選人，且亦參加太保農會新當選代表之關仔嶺為隔日理事選舉之固票所策劃之集體出遊活動，並實際在該演練做暗記之假投票場合向每位有選舉權之人拜票，而選舉之結果，其等亦因被告Ｈ○○、Ｗ○○、王世男、呂茂陽、呂亞樹、地○、黃秋靖、蔡振豐、蔡順清、王木通、向有財、吳蟳池、林通、龔得金、徐新福、玄○、黃文籐、Ｉ○○、Ｊ○○、Ｍ○○、Ｑ○○、王其財、吳清松、酉○○、黃明欽、葉金源、Ｌ○○、Ｐ○○、葉賢德、Ｙ○○、戊○○、呂水和、陳同意、陳煌星、Ｘ○○、蔡倉田、侯嘉靖、黃金城、Ｎ○○、余金順、林朝宗、龔百福等四十二人，依指示在選票上做暗記，得以擊敗對方派系而全數高票當選，足見被告Ｄ○○、亥○○、ｂ○○、申○○、Ｅ○○、宙○○、Ｈ○○、Ｗ○○與被告Ｚ○○、庚○○、官評西及戴水茶在主導本件集體出遊、演練在選票上做暗記之假投票進而在投票時集體舞弊之犯行，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被告Ｄ○○、亥○○、ｂ○○、申○○、Ｅ○○、宙○○、Ｈ○○、Ｗ○○八人前開所為於偵查中及原審審理時所為其等不知該次理事選舉有作票情形之供詞，要難採信。
（五）再觀之太保農會第十二屆理、監事選舉之選票，經原審勘驗之結果，六十一張理事選票中，以選舉章蓋在理事候選人Ｄ○○處作為暗記之選票共有五張，其中蓋在Ｄ○○姓名第一、三字處各一張，蓋在姓名第一及第二字處與第一、二、三字處之選票各一張，蓋在號碼欄處之選票一張；選舉章蓋在理事候選人亥○○處作為暗記之選票共有三張，其中蓋在亥○○姓名第二字處之選票一張，姓名三字處全蓋之選票一張，蓋在號碼欄處之選票一張；選舉章蓋在理事候選人Ｈ○○處作為暗記之選票共有四張，其中蓋在Ｈ○○姓名第一、二、三字處之選票各一張，蓋在號碼欄處之選票一張；選舉章蓋在理事候選人ｂ○○處作為暗記之選票共有四張，其中蓋在ｂ○○姓名第二、三字處之選票各一張，蓋在ｂ○○姓名第一及第二字處之選票一張，蓋在號碼欄處之選票一張；選舉章蓋在理事候選人申○○處作為暗記之選票共有四張，其中有三張分別蓋在申○○姓名第一、二、三字處，一張在申○○姓名三字上均蓋選舉章；選舉章蓋在理事候選人Ｅ○○處作為暗記之選票共有四張，其中蓋在Ｅ○○姓名第一、二、三字處之選票各一張，蓋在號碼欄處之選票一張；選舉章蓋在理事候選人Ｗ○○處作為暗記之選票共有四張，分別蓋在Ｗ○○姓名第一、二、三字及號碼欄處；選舉章蓋在理事候選人宙○○處作為暗記之選票共有六張，其中蓋在宙○○姓名第一、二、三字處之選票各一張，蓋在姓名第一及第二字處與姓名三字處全蓋之選票各一張，蓋在號碼欄處之選票一張；選舉章蓋在理事候選人陳秀坤處作為暗記之選票共有四張，其中蓋在陳秀坤姓名第一、二、三字處之選票各一張，蓋在號碼欄處之選票一張；選舉章蓋在理事候選人侯清郎處作為暗記之選票共有七張，其中蓋在侯清郎姓名第一、二、三字處之選票各一張，蓋在侯清郎姓名第一及第二字處、第一及第三字處之選票及姓名三字處全蓋之選票各一張，蓋在號碼欄處之選票一張；選舉章蓋在理事候選人黃啟讀處作為暗記之選票共有八張，其中蓋在黃啟讀姓名第一、二、三字處之選票各一張，蓋在黃啟讀姓名第一及第二字處、第一及第三字處之選票及姓名三字處全蓋之選票各一張，蓋在號碼欄處之選票一張，另有一張蓋在黃啟讀姓名第一字處與候選人侯清郎之號碼欄處。由上開五十三張理事選票所作暗記具有規律性之記載方式，且有五十三種組合，無一重複之情形觀之，難認上開暗記係投票人無特定目的錯蓋選舉章之行為，而該次同時選舉之監事之六十一張選票，均未出現在規定之圈選格子外的其他地方多蓋圈選章之暗記，有勘驗筆錄一份附於原審卷可稽（見卷三第六五二至六五四頁），並有太保農會第十二屆監事選舉選票六十一張扣案可憑，益徵太保農會該屆理事選舉確有以於理事選票作暗記之方法而約定為其等選舉權為一定行使之情事存在。參以被告Ｈ○○、Ｗ○○、王世男、呂茂陽、呂亞樹、地○、黃秋靖、蔡振豐、蔡順清、王木通、向有財、吳蟳池、林通、龔得金、徐新福、玄○、黃文籐、Ｉ○○、Ｊ○○、Ｍ○○、Ｑ○○、王其財、吳清松、酉○○、黃明欽、葉金源、Ｌ○○、Ｐ○○、葉賢德、Ｙ○○、戊○○、呂水和、陳同意、陳煌星、Ｘ○○、蔡倉田、侯嘉靖、黃金城、Ｎ○○、余金順、林朝宗、龔百福四十二人均自承於投票前一日均參加關仔嶺之集體旅遊，由戴水茶出資免費招待食、宿，隔日又集體前往太保農會投票，投票之後始離開之情，被告Ｈ○○等四十二人應確有收受不正利益而許以其等選舉權為一定行使之行為，其等所為未將選票蓋在姓名或號碼欄內之辯解，應屬空言否認之詞，尚難採信。又太保農會該次理監事選舉係採無記名連記法，每一位投票人可圈選九位候選人，被告亥○○所得之票數為五十七張，超過作暗記之選票五十三張，此僅可說明尚有四張未作記號選票之投票人亦圈選被告亥○○，不足以據此推論該次理事選舉之選票未作記號。再者作暗記之選票有五十三張，而經公訴人認有至關仔嶺景大山莊遭起訴之太保農會新當選代表，雖總計僅為四十二人，與作暗記之票數不符，惟此僅足以證明尚除曾至關仔嶺而已死亡之葉江海、陳土柱二人外，尚有九位參與作票行為之新當選代表未經查出，並無法據此推論該五十三張選票之暗記非被告Ｈ○○等四十二人所為，是被告亥○○、Ｈ○○前開所辯，並無法推論上開五十三張理事選票上之記號並非暗記，且亦不足以推論該作記號之五十三張選票與被告Ｈ○○等四十二人無關，是被告亥○○、Ｈ○○前開辯解尚非可採。另公訴人於偵查中雖對上開理事與監事選票進行勘驗，並制有勘驗筆錄一份、拍攝之照片一冊及勘驗時之錄影帶一捲附於偵查卷可查（見八十八年偵緝字第二四六號卷一第八七至八八頁）；惟公訴人所制作勘驗筆錄之勘驗結果欄（三）③記載：「六號申○○三張（多蓋一處二張，多蓋三處一張）」有誤；原審勘驗之結果蓋在六號申○○之姓名與號碼欄內作為暗記之選票應有四張，多蓋一處三張，多蓋三處一張，附此敘明。
（六）綜上所述，被告Ｚ○○、庚○○、Ｄ○○、亥○○、ｂ○○、申○○、Ｅ○○、宙○○、Ｈ○○、Ｗ○○、玄○、Ｉ○○、Ｊ○○、Ｍ○○、Ｑ○○、酉○○、Ｐ○○、Ｙ○○等所辯，顯係事後卸責之詞，不足採信。本件事證明確，其等違反農會法之犯行均堪認定。
三、核被告Ｚ○○所為，係犯農會法第四十七條之一第一項第二款之對於有選舉權之人，交付不正利益而約其選舉權為一定行使罪，被告庚○○、Ｄ○○、亥○○、ｂ○○、申○○、Ｅ○○、宙○○所為，均係犯農會法第四十七條之一第一項第二款之對於有選舉權之人交付不正利益而約其選舉權為一定行使罪；被告Ｈ○○、Ｗ○○身為農會代表兼理事候選人，其二人所為，均係犯農會法第四十七條第一項第二款之對於有選舉權之人交付不正利益而約其選舉權為一定行使罪與同條項第一款之有選舉權人收受不正利益而許以其選舉權為一定行使罪，公訴人就被告Ｈ○○、Ｗ○○違反農會法第四十七條之一第一項第一款之犯行部分，雖未引用起訴法條，惟公訴人就該部分於犯罪事實已敘明，業已起訴，本院自得一併加以審判，附此敘明；被告玄○、Ｉ○○、Ｊ○○、Ｍ○○、Ｑ○○、酉○○、Ｐ○○、Ｙ○○等所為，均係犯農會法第四十七條第一項第一款之有選舉權人收受不正利益而許以其選舉權為一定行使罪。被告Ｚ○○與被告庚○○、Ｄ○○、亥○○、ｂ○○、申○○、Ｅ○○、宙○○、Ｈ○○、Ｗ○○及已歿之官評西與戴水茶間，就違反農會法第四十七條第一項第二款之犯行部分，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皆為共同正犯。被告玄○、Ｉ○○、Ｊ○○、Ｍ○○、Ｑ○○、酉○○、Ｐ○○、Ｙ○○與判刑確定之同案被告王世男、呂茂陽、呂亞樹、地○、黃秋靖、蔡振豐、蔡順清、王木通、向有財、吳蟳池、林通、龔得金、徐新福、黃文籐、王其財、吳清松、黃明欽、葉金源、Ｌ○○、葉賢德、戊○○、呂水和、陳同意、陳煌星、Ｘ○○、蔡倉田、侯嘉靖、黃金城、Ｎ○○、余金順、林朝宗、龔百福、Ｈ○○、Ｗ○○等人間，就違反農會法第四十七條之一第一項第一款之犯行部分，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亦皆為共同正犯。被告Ｈ○○、Ｗ○○所犯之共同違反農會法第四十七條第一項第二款與同條項第一款二罪間，因被告Ｈ○○、Ｗ○○同時具有太保農會理事候選人及有選舉權之該農會代表，其等均係按照其等與被告Ｚ○○、庚○○、Ｄ○○、亥○○、ｂ○○、申○○、Ｅ○○、宙○○及已歿之官評西、案外人戴水茶所為之規劃與所教導之作暗記方式，而為選舉權之一定行使，故應認係一行為觸犯構成要件不相同之罪名，為想像競合犯，因該二罪之法定刑相同，應從犯罪情節較重之農會法第四十七條之一第一項第二款之對於有選舉權人交付不正利益約其選舉權為一定行使罪處斷。
四、原審就被告Ｚ○○違反農會法部分，及被告庚○○、Ｄ○○、亥○○、ｂ○○、申○○、Ｅ○○、宙○○、Ｈ○○、Ｗ○○、玄○、Ｉ○○、Ｊ○○、Ｍ○○、Ｑ○○、酉○○、Ｐ○○、Ｙ○○等部分，分別適用農會法第四十七條之一第一項第二款及農會法第四十七條之一第一項第一款，並審酌被告Ｚ○○等人犯罪之動機、目的、其擔任地方民意機關之幹部，竟不思守法盡責，為地方謀福利，反運用其影響力，介入地方農會選舉，惡性非輕，智識程度，犯罪所生之危害及其犯罪後態度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被告Ｚ○○有期徒刑陸月，被告庚○○、Ｄ○○各量處有期徒刑陸月，亥○○、ｂ○○、申○○、Ｅ○○、宙○○各量處有期徒刑肆月，Ｈ○○、Ｗ○○各量處有期徒刑肆月，玄○、Ｉ○○、Ｊ○○、Ｍ○○、Ｑ○○、酉○○、Ｐ○○、Ｙ○○各量處有期徒刑參月，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另查被告玄○、Ｉ○○、Ｊ○○、Ｍ○○、Ｑ○○、酉○○、Ｐ○○、Ｙ○○等前未曾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檢察署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及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全國前案記錄表附卷可稽，爰審酌其等均非主動介入規劃農會理事選舉，且平常品行均稱良好，經此刑之宣告，當知所警惕，信無再犯之虞，因認為其等所宣告之刑，均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均併諭知緩刑貳年，以啟自新。認事用法，核無違誤，量刑亦稱妥適，被告等上訴意旨，仍執前詞否認此部分犯行，均非有理由，應予駁回。
貳、關於Ｚ○○背信部分；
（壹）、大埔農會超貸背信部分：
一、訊據上訴人即被告Ｚ○○對於右揭事實二所示之大埔農會超貸背信之事實，固坦承因其與另案被告Ａ○○、案外人林傳國購買沙坑段土地需要資金，於八十三年十月間，在其服務處曾對另案被告丙○○表示，另案被告Ａ○○要以上開南新段土地向大埔農會貸款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共同背信之犯行，並辯稱：向大埔農會貸款係由另案被告Ａ○○及案外人林傳國（已死亡）處理，其只負責繳利息，其對以人頭貸款並不知情，且另案被告丙○○與另案被告Ａ○○本即認識，其未告知另案被告丙○○要貸多少，且用以貸款之土地已列入重劃區，土地已漲價，其未超貸，所有貸款均依規定辦理云云。
二、經查：
（一）被告Ｚ○○與另案被告Ａ○○透過大埔農會總幹事丙○○之安排與協助，提供上開十筆土地為擔保，由被告Ｚ○○與案外人林傳國尋找辛○○、Ｖ○○、黃○○、莊振庸、宇○○、Ｂ○○、林傳旺、黃耿亮、游崇智九位人頭，再由丙○○協助上開九位人頭取得其與戌○○、證人何憲二所出具之戶長同意書，將上開九位貸款人頭之戶籍分別遷入Ｒ○○○○鄉右開住所，並向大埔農會申請貸款，嗣丙○○則指示Ｕ○○以每戶需貸九百萬元，再以「反推」方式估算供擔保土地之估價，貸得八千一百萬元。後因案外人黃耿亮將戶口遷出Ｒ○○○○鄉，被告Ｚ○○與Ａ○○遂再找尋人頭戶Ｃ○○，由丙○○指示戌○○出具戶長同意書，將Ｃ○○之戶籍遷入Ｒ○○○○鄉右開住所，並指示戌○○引用原先估價不實之案外人黃耿亮不動產估價調查報告表，直接將借戶姓名欄所載之「黃耿亮」更改為「Ｃ○○」，亦借款九百萬元，承受原案外人黃耿亮之借款九百萬元。所貸得之八千一百萬元均轉入Ａ○○設於大埔農會之帳戶，再轉入其設於臺灣省合作金庫嘉義支庫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後，再由其自上開合作金庫嘉義支庫帳戶領出供被告Ｚ○○等人投資週轉用之事實，業據Ｕ○○、戌○○另案於嘉義縣調查站訊問時、偵查中及原審審理時，及寅○○於嘉義縣調查站訊問時，供承不諱，核與Ａ○○另案於嘉義縣調查站訊問時、偵查中與原審審理時所供述之情節大致相符，復有臺灣省合作金庫嘉義支庫八十七年九月九日合金嘉營字第三七三四號函一份及所附臺灣省合作金庫各類存款分戶交易明細表、匯款單取款憑條、支出與收入傳票、現金支出傳票及一次提領現鈔新臺幣壹百萬元以上客戶名單備查簿影本計四十一份附於原審卷（見八十七年訴字第三三二號第一八九頁至二三一頁）可稽。且丙○○於原審另案審理時亦自承：被告Ｚ○○之貸款人頭黃○○、辛○○、林傳旺、及Ｖ○○四人之戶籍，係持其所出具之戶長同意書始能遷入其位於Ｒ○○○○鄉大埔一五二號住所，進而取得大埔農會會員資格，向大埔農會申請貸款；其有向證人何憲二取得戶長同意書，將被告Ｚ○○之貸款人頭戶宇○○及莊振庸遷入何憲二位於Ｒ○○○○鄉大埔二八九號之住所內等語（見原審八十七年度訴字第三三二號卷一第一四九頁背面至一五０頁），而戌○○亦於原審另案審理時供稱：貸款人頭戶Ｂ○○、黃耿亮、游崇智及Ｃ○○四人均係丙○○拿上開四人之印章、身分證要其將上開四人之戶籍遷至其位於Ｒ○○○○鄉大埔二八九號之住處等語（見同上卷一第一四三頁、第二三八頁背面），並有戶籍謄本影本十份附於偵查卷足資佐證（見八十七年度偵字第九六五號偵查卷第一八至二七頁）。雖證人何憲二於原審另案審理時證稱：其未出具戶長同意書予丙○○，案外人莊振庸找其出具戶長同意書，其認為太麻煩，故自己去辦，先辦案外人莊振庸部分，再辦宇○○部分，遷入係其去辦理云云，惟由卷附之案外人莊振庸、宇○○之戶籍謄本記載觀之，該二人之戶籍均係於八十四年三月九日遷入證人何憲二之住所，顯與證人何憲二供稱：其係先辦案外人莊振庸部分，再辦宇○○部分之情形有間，故證人何憲二之證言尚非全可採信，且宇○○與案外人莊振庸二人係透過丙○○向證人何憲二取得戶長同意書後，由Ａ○○持以辦理遷戶籍事宜等情，業據丙○○、Ａ○○於原審另案審理時供承在卷（見原審八十七年度訴字第三三二號卷三第一五０頁、第一四七頁、第二五五頁背面），故案外人莊振庸與宇○○均係Ａ○○透過丙○○之協助，向證人何憲二取得戶長同意書後，將二人之戶籍遷入證人何憲二位於Ｒ○○○○鄉右開住所。而Ａ○○於原審另案審理時供稱：係丙○○對其說明要辦貸款需先遷戶口成為會員，且丙○○出具戶長同意書給其，目的即是在辦貸款等語，顯見丙○○於本案大埔農會之超貸案係基於主導之地位。是被告Ｚ○○、Ａ○○與丙○○主導本案大埔農會之貸款案，彼此間顯有犯意聯絡，洵堪認定。
（二）按農會信用部業務管理辦法第十條、第十二條之規定，一般人須申請加入為農會會員、贊助會員後，農會信用部始得辦理放款，故對非屬農會會員或贊助會員之人擬利用農會之會員或贊助會員充當貸款人頭向農會貸款時，農會信用部
之放款承辦人員，如事先知悉該事實，依法均不得同意放款，否則即係違法放款。又依規定非農會會員不得向農會貸款，且辦理放款時，如事先知悉會員充當其他非會員之貸款人頭時，縱使有提供足額之擔保品，亦不得放款，且每名會員貸款額度不得超過一千萬元，以分散貸款風險，乃丙○○、乙○○○、寅○○、Ｕ○○、戌○○等人均明知於此，竟於辦理辛○○、Ｖ○○、黃○○、莊振庸、宇○○、Ｂ○○、林傳旺、黃耿亮、游崇智等九人各放款九百萬元時，事先均明知其等均係非大埔農會會員之被告Ｚ○○之貸款人頭，竟仍故意同意核准貸款給辛○○等人，並均交由被告Ｚ○○一人運用。致迄八十九年四月二十八日，被告所貸款之金額尚有八千零九十七萬元之本金未還，其等所為已違背其任務，致生損害於大埔鄉農會，應足認定。
（三）依大埔農會受理不動產抵押及不動產估價辦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三款之規定，擔保放款值最高以時價扣除增值稅後之百分之九十貸放為準，此有大埔農會受理不動產抵押及不動產估價辦法一份附於偵查卷可憑（見八十六年度偵字第七七三四號偵查卷第九九頁）。查另案被告Ａ○○於嘉義縣調查站訊問時先則供稱：被告Ｚ○○與我合夥（我僅占十分之一）於八十三年十一月以每坪約一萬元價格買得南新段二四八、二四九、五四二、七一二、八七八、八七九及九二三號土地云云；惟其後於嘉義縣調查站訊問時又供稱：南新段二四八、二四九、
五四二、七一二號四筆土地，八十三年公告現值依序為每平方公尺一千三百八十元、一千三百八十元、二千二百元及五百六十元不等，實際交易價格約為每平方公尺一萬五千元左右；南新段八七八、八七九號土地，八十三年公告現值均為每平方公尺五百六十元，實際交易價格約為每平方公尺三千元左右；沙坑段二二一、二二二、六二九之一號土地，八十三年公告現值均為每平方公尺三百五十元，實際交易價格約為每平方公尺一千八百元左右；南新段九二三號農地，係於八十四年三月一日底完成買賣登記，面積為五千二百七十九點八九平方公尺約合一千五百六十坪，成交價約一千四百餘萬元等情（見八十六年度他字第三五六號偵卷第二十二頁背面、第二十三頁、第六十二頁背面至第六十三頁）。而證人即出售上開供擔保之南新段二四八、二四九、五四二、七一二、
八七八、八七九號六筆土地及未供擔保之南新段七一五、七一八號二筆土地，合計八筆土地予被告Ｚ○○、Ａ○○、案外人林傳國之案外人盧啟祐之胞兄盧啟煌到庭證稱：其係利用案外人其弟盧啟祐之名字向糖廠標得上開八筆南新段土地，之後又將該八筆土地以一千一百萬元之價格賣給另案被告Ａ○○，價格係以總坪數計算，並未計算每坪之價格等語（見八十七年度訴字第三三二號卷卷三第七０六頁背面），並有買賣契約書影本一份、土地登記簿謄本八份附於原審八十七年度訴字第三三二號卷可稽（見卷三第七０八頁、第七一二至七二九頁）。依該買賣契約書與土地登記簿謄本之內容所示，上開八筆土地之總買賣價格為一千一百萬元，總面積為六千七百二十三平方公尺，換算後，平均每平方公尺之交易價格約為一千六百三十六元，即本案供擔保之南新段二四八、
二四九、五四二、七一二、八七八、八七九號六筆土地平均之買賣價格為每平方公尺一千六百三十六元，而Ａ○○上述所供，南新段二四八、二四九、五四
二、七一二號四筆土地，實際交易價格初則供稱每坪約一萬元，亦即每平方公尺約三千零二十五元，後又改稱：每平方公尺約一萬五千元左右，南新段八七
八、八七九號二筆土地，實際交易價格約為每平方公尺三千元左右，足見Ａ○○上開有關南新段二四八、二四九、五四二、、七一二、八七八、八七九號六筆土地之買賣價格之供述明顯偏高，尚難採信，應以證人盧啟煌之證言為可採，故上開南新段二四八、二四九、五四二、七一二、八七八、八七九號六筆土地，其實際之交易價格每平方公尺僅約為一千六百三十六元。被告Ｚ○○與Ａ○○等人合資購買供擔保之上開南新段二四八、二四九、五四二、七一二、八
七八、八七九及九二三號七筆土地與沙坑段六二九之一、二二一、二二二號三筆土地，合計十筆土地，總面積為三萬一千六百三十二平方公尺，有上開十筆土地之土地登記簿謄本十份附於偵查卷可按（見八十六年度偵字第七七三四號偵查卷第三四、四三、四０、三七、七二、二七、四九、一七、二一、二０頁），其中南新段二四八、二四九、五四二、七一二、八七八、八七九號六筆土地，以證人盧啟煌實際交易價格每平方公尺一千六百三十六元計算，乘以該六筆土地總面積五九九五‧九七平方公尺，實際總交易價格約為九百八十萬九千四百零七元；其中南新段九二三號一筆土地，以Ａ○○所供實際交易價格約為一千四百萬元計算，其中沙坑段六二九之一、二二一、二二二號三筆土地，以Ａ○○所供實際交易價格約為每平方公尺一千八百元，乘以該三筆土地總面積一萬零八百一十二平方公尺，實際總交易價格約為一千九百四十六萬一千六百元，故上開十筆土地實際買賣總價金應僅四千三百二十七萬一千零七元左右，且被告Ｚ○○等人購買上開十筆土地之時間，均約在八十三年六月至八十四年間，與其等利用辛○○、Ｖ○○、黃○○、莊振庸、宇○○、Ｂ○○、林傳旺、黃耿亮、游崇智九名人頭向大埔農會申請貸款之時間相隔甚近，顯見當時上開十筆土地之時價約在四千三百二十七萬一千零七元左右。本案另案被告丙○○、寅○○、乙○○○、Ｕ○○與戌○○未依該農會上開估價辦法之規定，以擔保品之時價扣除土地增值稅核貸九成作為放款之最高限額，反而對被告Ｚ○○所提供之辛○○、Ｖ○○、黃○○、莊振庸、宇○○、Ｂ○○、林傳旺、黃耿亮、游崇智九名人頭戶，每戶均核貸九百萬元，合計貸出八千一百萬元，與上開供擔保之十筆土地購買之總價格差距三千七百七十二萬八千九百九十三元，其違法估價超貸之情形至為明顯。又Ｕ○○因遵照丙○○之指示，為使辛○○、Ｖ○○、黃○○、莊振庸、宇○○、Ｂ○○、林傳旺、黃耿亮、游崇智九名人頭戶，每戶均能貸款九百萬元，故以「反推」之方法估定上開十筆供擔保土地之價格之事實，業據Ｕ○○於嘉義縣調查站訊問時、偵查中及原審另案審理時供承甚詳，復有不動產調查表影本九份附於偵查卷可稽（見八十六年度偵字第七七三四號偵查卷第六、十一、二四、三一、四六、五四、六二、六九、七六頁）。依上開九份不動產調查報告表之內容所示，南新段二四八、二四九、五四二、七一二號四筆土地，係供作人頭戶另案被告黃○○借款九百萬元之擔保，設定一千零八十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大埔農會，Ｕ○○將該四筆土均核估為每平方公尺三萬元，分別提高為當時公告現值之十四至五十三倍不等，約為實際交易價格之十八倍；南新段八七八、八七九號土地，其中南新段八七八號土地作為證人即人頭戶林傳旺借款九百萬之擔保，設定一千零八十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大埔農會，南新段八七九號土地，分別供作另案被告即人頭戶Ｖ○○、辛○○各借款九百萬元之擔保，設定第一及第二順位之最高限額抵押權各一千零八十萬元予大埔農會，Ｕ○○將該二筆土地核估為每平方公尺三萬元，為公告現值之五十三倍，約為實際交易價格之十八倍；南新段九二三號土地，係供作人頭戶莊振庸、黃耿亮、游崇智、宇○○各借款九百萬之擔保，並分別設定第一、二、三、四順位各一千零八十萬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大埔農會，Ｕ○○將該筆土地核估為每平方公尺一萬九千元，約為當時公告現值八百四十元之二十三倍，約為實際交易價格之七倍；沙坑段二二一、二二二、六二九之一號三筆土地，係供作人頭戶Ｂ○○借款九百萬之擔保，設定一千零八十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大埔農會，Ｕ○○將該三筆土地均核估為每平方公尺二千五百元，為公告現值之七倍，實際交易價格之一‧四倍。由上開說明，可明顯看出同係南新段之土地，Ｕ○○將南新段九二三號土地估為每平方公尺一萬九千元，而將其餘同段二四八、二四九、五四二、七一二、八七八、八七九號之土地則均估為每平方公尺三萬元，每平方公尺相差一萬一千元，同一地段之土地估價竟有如此巨大之差異，Ｕ○○以反推方式估價之情形十分明顯。參以上開十筆土地經原審函請嘉義縣政府鑑定八十四年間土地之現值之結果，上開南新段七筆土地之價格每平方公尺僅在一千四百元至二千八百元之間，遠低於Ｕ○○所估之一萬九千元至三萬元之間；上開沙坑段三筆土地之價格每平方公尺僅在四百至五百元之間，遠低於Ｕ○○所估之二千五百元，此有臺灣省嘉義縣政府八十七年十一月四日八七府地價字第一三六三七二號函一份及所附土地價格鑑定書附於原審卷可佐（見八十七年訴字第三三二號卷二第四七二至四七四頁），是丙○○與Ｕ○○為使被告Ｚ○○等人所提供之九位人頭貸款戶均能各貸款九百萬元，以反推之方法計算擔保不動產之價格，違背其任務高估違法核准超貸之事實，至為灼然。
（四）至戌○○雖受丙○○指示，出具戶長同意書將上開貸款人頭戶即Ｂ○○、黃耿亮、游崇智之戶籍遷入其位於Ｒ○○○○鄉之右開住所，惟其於原審另案審理時供稱：其當時係於大埔農會公教部服務，並不知上開辛○○、Ｖ○○、黃○○、莊振庸、宇○○、Ｂ○○、林傳旺、黃耿亮、游崇智九位貸款人頭貸款之事，其並未對該九位貸款人頭戶對保等語（見原審八十七年度訴字第三三二號卷三第七００頁），而Ｕ○○於原審另案審理時復供稱：該九戶貸款資料均是總幹事丙○○直接拿給其，丙○○將擔保借款借據拿去之前，有叫其將須蓋章之部分以鉛筆標出，丙○○拿回來時，擔保借據均已蓋好等語，顯見戌○○對於上開辛○○、Ｖ○○、黃○○、莊振庸、宇○○、Ｂ○○、林傳旺、黃耿亮、游崇智等九位貸款人頭貸款，Ｕ○○以「反推」之方式進行估價，違反大埔農會作業規定違法超貸之事應不知情，亦未參與。其雖曾遵照丙○○之指示，將Ｂ○○、林傳旺、游崇智三人之戶籍遷入其位於Ｒ○○○○鄉之右開住所，惟此尚非背信之構成要件行為，故戌○○就上開辛○○、Ｖ○○、黃○○、莊振庸、宇○○、Ｂ○○、林傳旺、黃耿亮、游崇智等九筆貸款之辦理過程之高估擔保品部分，與被告Ｚ○○及另案被告丙○○、Ａ○○、乙○○○、寅○○、Ｕ○○間應無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
（五）至於戌○○於案外人即上開貸款人頭戶之一黃耿亮將戶籍遷出Ｒ○○○○鄉後，丙○○乃指示戌○○出具戶長同意書，將被告Ｚ○○與Ａ○○另尋之貸款人頭即Ｃ○○遷至戌○○右開住所，嗣即向大埔農會申請貸款，並由丙○○具體指示戌○○，將黃耿亮之名字改掉，沿用以往黃耿亮貸款之徵信資料，無須再為徵信，故Ｃ○○亦自大埔農會貸得九百萬元之事實，業據戌○○另案於嘉義縣調查站偵訊時、偵查中及原審審理時供承不諱，復有僅更改借款戶姓名之不動產調查表影本一份附於偵查卷足憑（見八十六年度偵字第七七三四號偵查卷第七頁），此部分戌○○違反大埔農會不動產估價規定，違背其任務，違法超貸之事實，則甚為明顯。
（六）另案被告丙○○雖於原審另案審理時供稱：其未具體指示主辦人要貸多少錢，其要主辦人去徵信，遷戶口後被告Ｚ○○與Ａ○○才告訴其要用這些人頭貸款云云；另案被告即大埔農會信用部主任寅○○於原審另案審理時供稱：貸款最後核判權是總幹事，其不知擔保品之價值，其僅依一般放款處理，其不知上開貸款是總幹事交辦，亦不知人頭是何人找的云云；另案被告乙○○○於原審另案審理時則供稱：其僅是代理，其不清楚程序，其信任資深承辦人意見才蓋章云云。惟查丙○○具體指示大埔農會辦理放款估價職員即另案被告Ｕ○○及戌○○二人對被告Ｚ○○等人所提供之人頭戶各貸款九百萬元之事實，業據Ｕ○○、戌○○另案於嘉義縣調查站訊問時、偵查中及原審審理時供述甚詳，又寅○○於嘉義縣調查站偵訊時供稱：其知道林傳旺等九人之貸款係由該農會總幹事丙○○先預設貸放額度後，再指示承辦人Ｕ○○平均計算每平方公尺之評估單價，並無按一般放款程序土地市價，其因不敢違抗總幹事丙○○之意思，故未對承辦人Ｕ○○不動產調查表簽註意見，即在核章後轉呈總幹事丙○○批示等語（見八十六年度他字第三五六號偵查卷），顯見丙○○於本案大埔農會超貸係居於主導之地位，而寅○○對Ｕ○○遵照丙○○指示，未依規定估價，違法超貸之事實應係知情。至另案被告乙○○○平常雖非負責放款業務，僅係寅○○之代理人，然其係本案九筆貸款之主導者即丙○○之妻，並同在大埔農會任職，且其代理信用部主任寅○○所核准之Ｖ○○、辛○○與林傳旺之貸款，其等之戶籍均係由丙○○出具戶長同意書後始得以遷入其位於Ｒ○○○○鄉之住所，而其另案於嘉義縣調查站偵訊時亦自承：其確知辛○○、Ｖ○○、黃○○與林傳旺四人將戶籍遷入其住所，並見過辛○○及Ｖ○○二人等語（見八十六年度他字卷第五０頁），可見其對於被告Ｚ○○、Ａ○○與丙○○利用Ｖ○○、辛○○與黃○○為向大埔農會貸款之事，應當知情。且Ｕ○○及戌○○於原審審理時復均供稱：徵信之結果，信用部主任有退件之權利等語，足見寅○○與乙○○○對於擔保放款之估價結果有實質審查之權，並非僅有形式上為金額正確與否之審核權。參以Ｕ○○對供擔保不動產所估之價格高達公告現值之七倍到五十三倍，不僅其中相同地段（南新段）不同地號之土地，每平方公尺之估價相差一萬一千元，且南新段九二三號土地，竟以設定第一、二、三、四順位抵押權之方式分別為案外人莊振庸、另案被告黃耿亮、游崇智、宇○○之貸款擔保，迥異於一般放款之設定擔保方式，寅○○時任信用部主任，對此不合理之放款情形應顯而易見，而乙○○○當時雖僅係兼代理信用部主任，惟其既另案於嘉義縣調查站偵訊中自承：其自五十二年間即任職於大埔農會分別曾任職於供銷部、信用部、會計股等部門，七十年間開始擔任會計股長，八十六年元月底又兼任大埔農會信用部主任迄今等語（見八十六年度他字第三五六號偵查卷第五０頁背面），以其長期在農會信用部工作之經歷，其對於該農會擔保放款之估價業務與規定應非全然不知，且依照其所核准之Ｖ○○、辛○○與林傳旺三人貸款之不動產調查報告表所載，作為貸款擔保之南新段八七八、八七九號二筆土地，公告現值均為每平方公尺五百六十元，Ｕ○○將該二筆土地之價格高估為每平方公尺三萬元，為公告現值之五十三倍，其高估之情形十分明顯，其自難以其僅係代理該農會信用部主任而諉為不知。寅○○於審查上開黃○○、Ｂ○○、宇○○、莊振庸、黃耿亮、游崇智、Ｃ○○七筆貸款與乙○○○於審查辛○○、Ｖ○○、林傳旺三筆貸款時，對上開十筆貸款之不合理情形既顯而易見，而其等竟未依權責加以退件或加註意見，反予以核章，其違背任務之情應堪認定。且寅○○、乙○○○事先知悉被告Ｚ○○與Ａ○○先後利用辛○○、Ｖ○○、黃○○、莊振庸、宇○○、Ｂ○○、林傳旺、黃耿亮、游崇智及Ｃ○○十名人頭戶向大埔農會貸款，事後又違背其等任務，對於Ｕ○○、戌○○所製作高估不實之不動產調查報告未予以退件或加註意見，反予以核章，顯見其等與被告Ｚ○○、丙○○、Ａ○○、Ｕ○○、戌○○就本案超貸案，彼此間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又辛○○、Ｖ○○、黃○○、莊振庸、宇○○、Ｂ○○、林傳旺、黃耿亮（黃耿亮之貸款後由Ｃ○○承接）、游崇智九名人頭戶，先後向大埔農會借款合計八千一百萬元後，自八十六年一月起即未正常繳付本息，迄八十九年四月二十八日止，尚有八千零九十七萬之本金未受清償，此有大埔農會借款人貸款、催收相關資料明細表及放款分戶卡各九份附於原審卷可稽（見八十七年訴字第三三二號卷三第六一三頁至第六八四頁），大埔農會顯然受有重大之損害。是另案被告丙○○、乙○○○、寅○○、Ｕ○○、戌○○共同違背任務，致大埔農會之財產受有損害，應足認定。
（七）被告Ｚ○○雖辯稱：向大埔農會貸款係由另案被告Ａ○○及案外人林傳國處理，其只負責繳利息，其對以人頭貸款並不知情，且另案被告丙○○與Ａ○○本即認識，其未告知丙○○要貸多少，且用以貸款之土地已列入重劃區，土地已漲價，其未超貸，所有貸款均依規定辦理云云。惟查上開南新段與沙坑段供擔保之十筆土地，其實際買賣價格約為四千三百二十七萬一千零七元，遠低於所擔保之八千一百萬元借款，且Ｕ○○係以每一名貸款戶須貸款九百萬元之反估方式對上開十筆土地進行估價，已如前述，超貸之情形十分明顯。另案被告Ａ○○於本院及原審另案審理時一再供稱：大埔農會之九筆貸款係被告Ｚ○○要借，因其與被告Ｚ○○、案外人林傳國等人要貸款去竹崎買土地，丙○○在服務處當天，被告Ｚ○○便提到要用土地去大埔農會貸款。因向農會貸款必須有會員資格，被告Ｚ○○便要其去向辛○○、Ｖ○○、黃○○、莊振庸、宇○○、Ｂ○○、林傳旺、黃耿亮、游崇智九名人頭戶拿身分證、印章，其中林傳旺、黃耿亮、游崇智三人係由案外人林傳國所找，該三人之貸款資料係由案外人林傳國交給其，上開九名人頭戶均知道錢是被告Ｚ○○要借，且其等均是因被告Ｚ○○之關係才願意當人頭等語；丙○○亦供稱：被告Ｚ○○與Ａ○○有告訴其要用人頭戶向農會貸款等語；寅○○亦於嘉義縣調查站訊問時供稱：林傳旺等九位貸款戶皆是人頭貸款戶，其幕後實際貸款人是嘉義縣議會議長即被告Ｚ○○，足見被告Ｚ○○對於利用人頭向大埔農會貸款不僅知情，且亦居於主導之地位。另案被告辛○○、Ｖ○○、宇○○、Ｂ○○、Ｃ○○雖於嘉義縣調查站偵訊時均供稱：係Ａ○○利用其等為人頭向大埔農會貸款，不知被告Ｚ○○是否為實際貸款人云云（見八十六年度他字第三五六號偵查卷）；另案被告辛○○、Ｖ○○、黃○○、宇○○、Ｂ○○、Ｃ○○於偵查中雖亦均稱：係另案被告Ａ○○要貸款，以其等當人頭云云；於原審另案審理時，辛○○、Ｖ○○、宇○○、Ｂ○○、Ｃ○○雖亦均稱：係Ａ○○要向大埔農會貸款，故向其等要身分證、印章等相關資料，以加入成為大埔農會之會員云云。惟由辛○○另案於嘉義縣調查站偵訊時自承：約十年前被告Ｚ○○尚未從政，在嘉義市○○路開設茶行，其即與被告Ｚ○○熟識等語；宇○○另案於嘉義縣調查站偵訊時自承：係被告Ｚ○○介紹其進入縣議會當掃地等雜役之工友等語；Ｂ○○另案於嘉義縣調查站偵訊時供稱：其丈夫侯瑞煌為被告Ｚ○○選民服務處總幹事，被告Ｚ○○與其及其丈夫有不錯之交情等語（見八十六年度他字第三六八號卷第二五頁、第三四頁背面、第三０頁背面）；及被告Ｚ○○自承已死亡之貸款人頭戶莊振庸（綽號賢龍）曾為其座車司機等情形觀之，本案大埔農會貸款人頭戶與被告Ｚ○○多有一定之交情，故Ａ○○所稱：本案貸款人頭戶均係因被告Ｚ○○之故才願意充當人頭等語，應足採信。反之，辛○○、Ｖ○○、黃○○、宇○○、Ｂ○○、Ｃ○○另案於嘉義縣調查站偵訊時所稱：係Ａ○○要向大埔農會借錢，始要其等當貸款人頭云云，均屬迴護被告Ｚ○○之詞，不足採信。又被告Ｚ○○與丙○○於原審審理時均供稱：被告Ｚ○○並未要求要貸多少錢云云。然查被告Ｚ○○既係負責繳納上開大埔農會八千一百萬元借款之利息，且該九筆借款係作為其投資竹崎鄉土地之資金調度用，其對於借款金額當知之甚詳，而提供作為上開大埔農會上開九筆貸款擔保之十筆土地，又係其與Ａ○○、林傳國合資購買，則其對於該九筆貸款之貸款金額與擔保品之價值是否相當，是否有高估超貸之情事，應係知情。另依一般金融機構之作業習慣，通常係貸款人先提出其所欲借貸之金額後，金融機構方會就其申貸金額加以審酌。本件被告Ｚ○○所用以申貸之九戶人頭戶，每戶均申貸九百萬元，接近大埔農會會員可申貸最高額度一千萬元，且每筆貸款均係由總幹事丙○○指示Ｕ○○以反推之方式對擔保品加以估價，務必讓該九筆申貸案，每筆均核貸九百萬元，若非被告Ｚ○○以其時任嘉義縣縣議會議長之身分要求丙○○每一貸款人頭戶均須核貸大埔農會之最高貸款額度每戶九百萬元，丙○○與Ｕ○○豈有甘冒受法律制裁及貸款無法受償之風險，而自願以該農會最高額度貸放，並高估擔保品價值之理？雖丙○○於原審另案審理時供稱：其與Ａ○○很早便認識等語，惟此並不足以證明本案九筆貸款案均由Ａ○○主導，與被告Ｚ○○無關，且Ａ○○之職業為麵包店老闆，其在地方上之政治、經濟地位並未具份量，與被告Ｚ○○相比差距甚大，衡諸常理，丙○○應不致因其與Ａ○○為朋友之故，即甘冒法律制裁與貸款無法回收之風險，指示Ｕ○○以反估之方法高估擔保品，對Ａ○○貸出八千一百萬元之鉅款，是被告Ｚ○○與丙○○商定以九位人頭戶向大埔農會貸款，每戶均申貸最高額度九百萬元，由Ａ○○出面辦理，再由丙○○指示Ｕ○○、戌○○高估擔保品之價值，製作不實之不動產調查表，由寅○○、乙○○○與丙○○核准後，違法超貸八千一百萬元，迄八十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尚有八千零九十七萬元之本金未受清償，致大埔農會受有重大損害之事實，應至為明顯。被告Ｚ○○與Ａ○○、丙○○、乙○○○、寅○○、Ｕ○○、戌○○就本案以辛○○、Ｖ○○、黃○○、莊振庸、宇○○、Ｂ○○、林傳旺、黃耿亮、游崇智及Ｃ○○為人頭戶向大埔農會違法超貸案，彼此間應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洵堪認定。
（貳）水上農會超貸背信部分：
一、訊據被告Ｚ○○對於右揭事實三所示之水上農會超貸背信之事實，固坦承因其並未具備農民身分，無法向農會申請貸款，故託請辰○○、侯錦明或由其本人尋找丁○○、子○○、葉萬順、龔銘世、羅錦稻、呂清溪、吳順益、李民、黃三倧、曾文淋、汪姿秀為貸款人頭，向水上農會貸款之事實不諱，惟矢口否認有何背信之犯行，並辯稱：貸款之手續均依規定辦理，其已提供足夠之擔保品，並無犯法之意圖等語。
二、經查：
（一）被告Ｚ○○對其因與另案被告辰○○合買崎子頭段一六四及一七二號之土地，為籌措其出資約四千萬元，乃於八十三年六月間，以上開二筆土地為擔保，並尋得水上農會會員即另案被告丁○○與子○○二人充當貸款人頭，由水上農會核准貸與丁○○一千九百五十萬元、核准貸與子○○一千八百五十萬元，共計三千八百萬元；於八十二年七月間某日，其利用以其父即案外人蕭金海名義所購買而登記在證人黃良昌名下之頂寮段一二七О、一二七一、一二七一之一、一二七二、一二七三、一二七五、一二七六、一二七七、一二七八、一五二七、一五二八及一五二九號土地十二筆及坐落頂寮段建號十六號之建物供擔保，由被告Ｚ○○本人或託人尋得另案被告即水上農會會員即另案被告葉萬順、龔銘世、羅錦稻、呂清溪、吳順益及李民六人為貸款人頭，向水上農會申辦貸款，計以葉萬順名義貸得一千九百萬元，龔銘世名義貸得二千零五十萬元，羅錦稻名義貸得二千零五十萬元，呂清溪名義貸得二千萬元、吳順益名義貸得二千萬元、李民名義貸得二千萬元，總計貸得一億二千萬元，均由被告Ｚ○○領取使用，並繳納利息；於八十四年六月間某日，其利用登記於案外人葉玉鳳名下坐落沙坑段一七八、一七九、二二О、二二三、二二四、二二五、二二六、二
二七、二二九、六三０、六三０之一、六三一、六三三之二、六三三之三、六三三之六、六二八號及覆鼎金段一一七五之四號十七筆土地供擔保，由其尋得另案被告即水上農會會員黃三倧與曾文淋為貸款人頭，向水上農會以黃三倧名義貸得二千九百萬元，曾文淋名義貸得二千三百萬元，而貸得之款項部分償還其所積欠另案被告汪姿秀之借款之事實，供承不諱。核與作為貸款人頭之丁○○於原審另案審理時供稱：因其係水上農會會員，案外人即子○○之子李永村對其表示辰○○要借二千萬元，須以其名義向農會貸款，其便將身分證、印章交給案外人李永村，農會職員有找其對保等語（見原審八十八年訴字第三六八號卷（一）第六十二頁背面、第六十三頁）；作為貸款人頭之子○○於原審另案審理時供稱：因其姪子之子辰○○、案外人林啟明對其表示要向水上農會貸款，但受限於未具備農會會員身分，故須用其名義向農會貸款，其便將存摺、身分證、印章交給他們去貸二千萬元，借款申請書與授信契約書均是由其親自簽立等語（見原審八十八年訴字第三六八號卷（一）第六十二頁背面至六十三頁）；作為貸款人頭之葉萬順於原審另案審理時供稱：當時是案外人侯景銘打呼叫器叫其至被告Ｚ○○服務處，到服務處後，案外人侯景銘對其說要以其名義向水上農會貸款，其原本不答應，但因對方苦苦哀求，故其後來答應，事後，案外人侯景銘有拿一張單子給我簽名，我有簽借款申請書，未簽授信契約書，我沒有對保，亦未與農會之人員接洽過等語（見原審八十八年訴字第三六八號卷（一）第六十三頁背面、第六十四頁背面、第六十五頁）；作為貸款人頭之羅錦稻於原審另案審理時供稱：是案外人侯景銘叫其至Ｚ○○服務處，當時案外人侯景銘告訴其被告Ｚ○○要借錢，請其當人頭，當場水上農會職員ａ○○便拿借款申請書讓其簽名，其有將印章、身分證影本交給ａ○○，借款申請書與授信契約書上之姓名均為其所簽等語（見原審八十八年訴字第三六八號卷
（一）第六十四頁及該頁背面）；作為貸款人頭之吳順益於原審另案審理時供稱：是案外人侯景銘告訴其他要向水上農會貸款，而他不是會員，要借其名義貸款，而其當場在被告Ｚ○○服務處便將其身分證、印章交給外人侯景銘，借款申請書與授信契約書均為其所自簽等語（見原審八十八年訴字第三六八號卷
（一）第六十四頁及該頁背面）；作為貸款人頭之李民於原審另案審理時供稱：當初是案外人侯景銘在被告Ｚ○○服務處告訴其要以其名義作保，其曾至該農會簽一張貸款申請書，而借款申請書與授信契約書均為其所自簽等語（見原審八十八年訴字第三六八號卷（一）第六十四頁及該頁背面）；作為貸款人頭之黃三倧於原審另案審理時供稱：因案外人侯景銘不是農會會員，故要借用其名義向水上農會貸款，其便將印章與身分證交給水上農會職員卯○○辦理貸款，借款申請書與授信契約書均為其所自簽等語（見原審八十八年訴字第三六八號卷（一）第六十六頁及該頁背面）；作為貸款人頭之曾文淋於原審另案審理時供稱：其去被告Ｚ○○服務處時，被告Ｚ○○向其表示，因被告Ｚ○○並非農會會員，故須借用其名義向水上農會貸款，其事後有至水上農會辦理貸款事宜，借款申請書與授信契約書均為其所自簽等語（見原審八十八年訴字第三六八號卷（一）第六十六頁及該頁背面、第六十三頁）等情大致相符。復有授信約定書影本、不動產調查表影本各十份附於原審卷可稽（見原審八十八年訴字第三六八號另附之證物卷），被告Ｚ○○以上開土地為擔保，利用貸款人頭戶丁○○、子○○、葉萬順、龔銘世、羅錦稻、呂清溪、吳順益、李民、黃三倧、曾文淋計十人向水上農會貸款，堪認為真實。
（二）雖另案被告丑○○、林永陣、甲○○、ａ○○及卯○○等人，均否認有何犯行，均辯稱：伊等均係事後才知道丁○○、子○○、葉萬順、龔銘世、羅錦稻、呂清溪、吳順益、李民、黃三倧與曾文淋等人係Ｚ○○之貸款人頭云云。然查：（1）另案被告丑○○於調查局八十六年一月十一日調查時供稱：八十二年間Ｚ○○曾向伊表示要以其父蕭金海土地為擔保品向農會貸款。其後李民、丁○○、子○○、葉萬順、龔銘世、羅錦稻、呂清溪、吳順益、黃三倧與曾文淋等人，先後有來農會辦理貸款，伊於書面審查時有發現供擔保之土地係Ｚ○○之父蕭金海或其親戚所有，便得知這些人是Ｚ○○的貸款人頭，但因土地價值符合規定，故伊准予貸款等語。（2）另案被告林永陣於調查局八十六年一月十一調查時供稱：有關李民等會員於八十二年及八十四年間之貸款，係由Ｚ○○先找總幹事即丑○○洽談辦理，而李民等借款戶所借之款項，最後均由Ｚ○○運用，且農會職員ａ○○曾數度至Ｚ○○處收取前述借款之利息，而李民等人來申請貸款時，丑○○均會向伊表示係Ｚ○○欲向農會貸款，故伊知悉李民等人都是Ｚ○○找來的等語。（3）另案被告甲○○於八十六年四月八日調查局調查時供稱：有關農會會員葉萬順、龔銘世、羅錦稻、呂清溪、吳順益及李民等六人於八十二年間貸款手續，係由伊主辦，然依當初僅作書面審核，葉萬順等六人之資料有無備妥，伊並未與葉萬順等人碰面，相關之徵信業務由信用部主任林永陣及承辦人ａ○○與卯○○三人處理，對保業務則由ａ○○負責，伊由書面資料觀之，整個借款手續均齊備，伊於受理葉萬順等六人之貸款時，有聽ａ○○說該六人是Ｚ○○的貸款人頭，因依規定會員貸款最高二千萬元，Ｚ○○要貸一億多元，才找人充當人頭貸款等語。又其於檢察官八十六年十月十五日偵查時供稱：伊受理貸款案件時，有聽ａ○○說吳順益等人是Ｚ○○提供的貸款人頭，且因Ｚ○○一人無法貸得一億多元，伊明知Ｚ○○用人頭貸款，仍同意辦理該貸款等語。（4 ）另案被告黃三倧於檢察官八十八年二月二十四日及四月二十二日偵查時供稱：當時Ｚ○○有打電話給伊要求借伊之名義去借錢，伊有把身分證及印章交給水上農會之承辦人卯○○去辦理手續，借款申請書是卯○○拿到伊之住處給伊簽名，錢貸出後由Ｚ○○派人來向伊拿存摺去領用，利息由Ｚ○○負責繳納等語。另案被告羅錦稻於檢察官八十八年二月二十四日偵查時供稱：當時由侯景明與伊聯絡當貸款人頭，伊到侯景明家簽借款申請書，當時Ｚ○○有在場，一名農會職員ａ○○在那邊辦手續，當時有說要貸二千萬元，貸得的錢及利息均由Ｚ○○處理等語。同案被李民亦供稱：當時係侯景明至伊住處拿身分證及印章，伊原先不知要做什麼，後來伊有到水上農會去簽名，由李坤泰拿一張空白借款申請書給伊簽名，錢如何貸出，伊不清楚等語。（5 ）綜上所述，可知有關Ｚ○○利用人頭向水上農會貸款使用一事，另案被告丑○○、林永陣、甲○○、ａ○○及卯○○等人，事先均已知之甚詳，其等事後諉稱不知情云云，顯係畏罪卸責之詞。
（三）按農會信用部業務管理辦法第十條、第十二條之規定，一般人須申請加入為農會會員、贊助會員後，農會信用部始得辦理放款，故對非屬農會會員或贊助會員之人擬利用農會之會員或贊助會員充當貸款人頭向農會貸款時，農會信用部之放款承辦人員，如事先知悉該事實，依法均不得同意放款，否則即係違法放款。又依規定非農會會員不得向農會貸款，且辦理放款時，如事先知悉會員充當其他非會員之貸款人頭時，縱使有提供足額之擔保品，亦不得放款，且每名會員貸款額度亦有一定限度，以分散貸款風險，對此立論亦為另案被告丑○○於八十八年五月四日之偵查中所肯認。而本件另案被告丑○○、林永陣、甲○○、ａ○○及卯○○等人於辦理丁○○、子○○、葉萬順、龔銘世、羅錦稻、呂清溪、吳順益、李民、黃三倧、曾文淋之貸款時，事先均明知其等均係非水上農會會員之被告Ｚ○○之貸款人頭，竟仍故意同意核准貸款給丁○○等人，並均交由被告Ｚ○○一人運用。致迄八十九年十一月十日止，被告所貸款之金額尚有二億零七百零七萬一千一百七十元未還，此有水上農會八九水農信字第二七七六號函一紙在卷可按，其等所為已違背其任務，致生損害於水上農會，應足認定。
（四）末查另案被告丑○○、林永陣、甲○○、ａ○○及卯○○等人，雖另辯稱被告Ｚ○○已提供足夠之擔保品，其貸款之手續並無違法等語。惟查本件乃因被告Ｚ○○並非農會會員，而以人頭向農會貸款，所有貸得款項集中其一人運用，因而增加農會集中鉅額放款之風險，從而，農會辦理放款時，如事先明知會員充當其他非農會會員之貸款人頭時，縱使有足額之擔保品，亦不得放款，此為農會信用部業務管理辦法第十條、第十二條所明定，已如上述。是被告Ｚ○○縱令已提供足額之擔保品，依據上開規定，水上農會仍不得貸放與非農會會員之貸款人頭。何況，本件水上農會貸放之結果，迄今已造成二億多元之呆帳尚未清償，益證另案被告丑○○、林永陣、甲○○、ａ○○及卯○○等人所為已違背其任務，致生損害於水上農會，亦堪認定，彼等前開辯解洵無可採。
（參）竹崎農會超貸背信部分：
一、訊據被告Ｚ○○固坦承因其並未具備農民身分，無法向竹崎農會申請貸款，故由證人蕭文傳尋找未○○為貸款人頭，向竹崎農會貸款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背信之犯行，並辯稱：貸款之手續均依規定辦理，其已提供足夠之擔保品，並無犯法之意圖等語。
二、經查：
（一）被告Ｚ○○對其因籌措資金之故，由證人蕭文傳出面尋找竹崎農會會員即證人蕭文傳之岳父未○○作為貸款人頭，經未○○同意後，分於八十二年四月間與八十四年七月間以枋樹腳段一九五之三號及沙坑段二００與六三三之七號土地、覆鼎金段一二００之一、一二００之十號土地供擔保，總計向竹崎農會貸得一千三百五十萬元之事實供承不諱，核與證人蕭文傳於原審另案審理時所證稱：被告Ｚ○○至竹崎買土地，後來錢不夠，要辦貸款，故其找未○○，以其名義向竹崎農會申請貸款等語（見原審八十八年度訴字第三六八號卷三第四九五頁與該頁背面）及未○○於原審另案審理時供稱：其女婿即證人蕭文傳對其說要借用其名義向竹崎農會貸款，其將身分證、印章交給證人蕭文傳去辦貸款等語大致相符（見原審八十八年度訴字第三六八號卷二第三四六頁背面至第三四七頁背面）。復有借款申請書影本四份、借據影本三份、不動產調查表三份、他項權利證明書影本三份、不動產設定契約書影本三份、徵信報告表三份、竹崎農會轉帳收入支出傳票影本三份、取款憑條影本三份附於偵查卷可資佐證（見八十六年偵字第四二六九號卷第一二一至一五五頁）。至未○○雖於原審另案審理時供稱：貸款都是證人蕭文傳拿去辦的，其不知貸款之原因，證人蕭文傳亦未告訴其為何要向竹崎農會貸款云云，而證人蕭文傳亦於原審另案審理時證稱：未○○不知為何要貸款云云（見八十八年度訴字第三六八號卷三第四九五頁背面），惟證人蕭文傳係未○○之女婿，其證詞不免迴護，尚難遽信。且未○○業於嘉義縣調查站八十六年一月十一日調查時供稱：上開三筆貸款均非其本人向竹崎農會辦理，而是被告Ｚ○○借用其名義向竹崎農會辦理，貸款所得款項均由被告Ｚ○○取走，利息亦由被告Ｚ○○繳納等語（見八十六年度偵字第四二六九號偵卷第三四頁背面至三五頁），供詞前後不一，本諸案重初供之原則，未○○嗣後於原審另案審理時所為其不知被告Ｚ○○係利用其為貸款人頭向竹崎農會貸款之辯解，應係事後卸責之詞，不足採信。是被告Ｚ○○以上開土地供擔保，託由證人蕭文傳尋得知情之未○○為貸款人頭，經未○○同意後，以其名義向竹崎農會申請貸款之事實，應足認定。
（二）雖竹崎農會放款組組長午○○於檢察官偵查中，否認有何犯行，辯稱：伊辦理貸款時，並不知到未○○係Ｚ○○之人頭云云。然查；午○○於調查局八十六年四月八日調查時供稱：伊擔任竹崎農會之放款組組長，未○○有於八十二年四月、八十四年七月及八十五年八月，向竹崎農會申請貸款共一千三百五十萬元，伊擔任放款組長，負責申請書、不動產查估表、徵信調查表等資料之審核工作，於未○○申請貸款時，伊即已知悉他是Ｚ○○之人頭等語。又未○○於調查局八十六年一月十一日之調查中供稱：於八十二年及八十四年間，Ｚ○○有借用伊之名義向竹崎農會辦理貸款，貸款所得款項均由Ｚ○○取走，至於金額多少伊不清楚，利息均由Ｚ○○負責繳納，而前述貸款係由竹崎農會放款承辦人午○○持相關貸款文件給伊蓋章及辦手續，故午○○應知道伊係Ｚ○○之貸款人頭等語。足證午○○所稱辦理貸款時，不知道未○○係Ｚ○○之人頭云云，無非係事後卸責之辭，不足採信。
（三）被告Ｚ○○以上開土地提供擔保，並以未○○名義向竹崎農會共貸得一千三百五十萬元，惟迄八十九年十一月十三日止，尚積欠該農會三百九十二萬四千二百五十一元，有竹崎農會八九竹信字第三四○九號函一份附卷可稽，參酌前揭有關農會信用部業務管理辦法第十條、第十二條之規定之說明，午○○明知Ｚ○○並非該農會之會員，又事先已知悉Ｚ○○借用未○○之名義向竹崎農會辦理貸款，已如上述，從而被告Ｚ○○與未○○及午○○間共同涉犯背信罪嫌，亦堪予認定。
（肆）綜上所述，被告Ｚ○○就本案背信罪部分所辯純屬卸責之詞，不足採信，本件罪證明確，被告Ｚ○○背信犯行至堪認定。核其所為，係犯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條第一項之罪，按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條之背信罪，其犯罪之主體限於為他人處理事務之人，為因身分成立之罪，其共同實施或教唆幫助者，雖無此項身分，依同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規定，仍以共犯論，最高法院二十八年上字第三０六七號判例要旨參照。查被告Ｚ○○雖並非為大埔農會、水上農會及竹崎農會處理事務之人，惟其分別與Ａ○○、及為大埔農會處理事物之丙○○、乙○○○、寅○○、Ｕ○○、戌○○就本案以辛○○、Ｖ○○、黃○○、莊振庸（已死亡）、宇○○、Ｂ○○、林傳旺、游崇智及Ｃ○○為人頭戶，向大埔農會違法超貸案，彼此間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又與辰○○及為水上農會處理事務之丑○○、林永陣、甲○○、ａ○○及卯○○等人，就本案以丁○○、子○○、葉萬順、龔銘世、羅錦稻、呂清溪、吳順益、李民、黃三倧與曾文淋等人為人頭戶，向水上農會違法貸款案，彼此間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另與為竹崎農會處理事務之午○○及充當被告Ｚ○○貸款人頭之未○○間亦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為共同正犯。被告Ｚ○○先後多次共同背信行為，時間緊接，方法相同，犯罪構成要件相同，顯係基於概括犯意為之，應依連續犯之規定論以共同連續背信一罪，並依法加重其刑。又被告Ｚ○○所犯上開共同違反農會法與共同連續背信二罪間，犯意各別，行為互殊，犯罪構成要件不同，應分論併罰。
（伍）原審就被告Ｚ○○涉犯背信罪部，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查被告Ｚ○○對於水上農會及竹崎農會貸款部分，亦涉犯背信罪責，原判決就該部分，認為被告並沒有超貸，而另為無罪之諭知，認事用法，尚有未洽，被告Ｚ○○就此部分上訴否認犯罪，雖無足取，惟檢察官上訴意旨，指摘原審此部分判決不當，則為有理由，應就此部分予以撤銷改判，爰審酌被告Ｚ○○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所得利益，違法超貸，影響金融秩序甚巨，惡性非輕及犯罪後態度等一切情狀，予以量處有期徒刑貳年捌月，並與上開違反農會法上訴駁回，所量處之有期徒刑陸月，並定其應執行有期徒刑貳年拾月，以示懲儆。
（陸）至於公訴意旨另略以：
（一）被告Ｚ○○與另案被告丙○○、Ａ○○、寅○○及Ｕ○○，共同於八十四年二月二十三日、三月二十五日及三月三十日先後偽造不知情之證人即人頭戶林傳旺、黃耿亮、游崇智三人各為九百萬元貸款債務人之擔保放款借據各一份，並進而行使，該三份偽造之擔保放款借據交付大埔農會收執作為放款憑證，足以生損害於證人林傳旺、黃耿亮、游崇智及大埔農會之權益。其等又共同承繼上開同一概括犯意，於八十五年三月六日、四月一日、四月一日先後偽造證人即不知情之人頭戶林傳旺、黃耿亮、游崇智三人各為九百萬元貸款債務人之擔保放款借據各一份，並進而行使該三份偽造之擔保放款借據交付大埔農會收執為放款憑證，使該三份之人頭借款契約均能繼續有效存在，足以生損害於於證人林傳旺、黃耿亮、游崇智及大埔農會之權益，此部分公訴人雖未引用起訴法條刑法第二百一十六條、第二百一十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惟因認被告Ｚ○○與另案被告丙○○、Ａ○○、寅○○及Ｕ○○另涉有共同連續偽造私文書罪部分，於犯罪事實已敘明，業已起訴，本院自得一併加以審判，合此敘明。
（二）查證人林傳旺、黃耿亮、游崇智三人係因案外人林傳國以佯稱要增加幽靈人口，以便其競選大埔農會代表為由，始將其等之身分證或戶籍資料交給案外人林傳國，並不知要貸款之事實，業據證人林傳旺、黃耿亮及游崇智在嘉義縣調查站偵訊時、偵查中及原審法院審理時證述屬實。而另案被告Ａ○○於原審法院另案審理時亦供稱：證人林傳旺、黃耿亮及游崇智三人之資料係由案外人林傳國交給其等語，顯見證人林傳旺、黃耿亮及游崇智並非被告Ｚ○○所找來之貸款人頭戶，加以本案貸款案相關之戶口遷移及申請貸款事宜，均係由被告Ｚ○○委由另案被告Ａ○○辦理，並非被告Ｚ○○親自為之，衡諸常理，被告Ｚ○○對於證人林傳旺、黃耿亮及游崇智將作為貸款人頭之事應不知情，公訴人僅因證人林傳旺、黃耿亮及游崇智係充作被告Ｚ○○之貸款人頭戶，即遽認被告Ｚ○○與另案被告丙○○、Ａ○○、寅○○及Ｕ○○共犯連續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罪，尚有未恰。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Ｚ○○確有公訴人所指之共同連續行使偽造私文書犯行。惟被告Ｚ○○此部分共同連續行使偽造私文書犯行如成立犯罪與前揭論罪科刑之共同連續背信罪間有方法結果之牽連犯關係，屬裁判上一罪，爰不另為無罪判決之諭知，併此敘明。
乙、無罪部分：
壹、恐嚇取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Ｚ○○於七十九年四月間某日，得知證人巳○○即綽號「水電源仔」之男子與被害人即建築商人Ｆ○○間，曾因土地介紹買賣及約定共同投資建築生意事宜發生紛爭，證人巳○○要求被害人Ｆ○○補償其損失遭拒後，因忍不住受此委曲，乃求助於案外人即當時之地方角頭翁登川（於八十四年六月二十六日遭槍擊死亡）出面找被害人Ｆ○○洩忿，被告Ｚ○○與案外人翁登川認為可藉此理由向被害人Ｆ○○勒索鉅款，二人乃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先由案外人翁登川教唆其數位不詳姓名之手下，先後至嘉義市○○路被害人Ｆ○○所推出之「雙星堡大樓」預售案工地及嘉義市○○街之「順利公園城」預售案工地，連續砸毀預售屋內之設備，並對該預售屋接待所開槍打破玻璃恐嚇，且常常向售屋小姐藉口欲找被害人Ｆ○○，致被害人Ｆ○○心生畏懼而開始躲藏，嗣經被告Ｚ○○查出被害人Ｆ○○躲藏在證人即其胞兄己○○坐落嘉義市○○街之住處時，被告Ｚ○○乃打電話至該住處向被害人Ｆ○○佯稱欲向其購買「順利公園城」之房屋，相約二十分鐘後在該處之預售屋接待所見面，俟被害人Ｆ○○趕到時，見被告Ｚ○○已先到並坐著與售屋小姐聊天，數秒鐘後即闖進五、六位不詳姓名之男子令被害人Ｆ○○跟其到其大哥處，此時證人己○○亦隨後趕到，被告Ｚ○○便站起來喝令該五、六位不詳姓名之男子說：「Ｆ○○的事就是我的事，有事情到我家講」等語，並提議至其坐落嘉義市西區竹村里住處處理，被害人Ｆ○○與證人己○○坐上被告Ｚ○○之車子，而該五、六位不詳姓名之男子則另行開車跟隨在後，當大夥兒到被告Ｚ○○家時，見案外人翁登川已在屋內等候，證人即被害人Ｆ○○之合夥人壬○○亦不久即至，案外人翁登川即向被害人Ｆ○○提起證人即「水電源仔」巳○○之事情而向被害人Ｆ○○開口要六千萬元，經被告Ｚ○○居間折衝約有二、三小時之久，終於以一千萬元解決，被告Ｚ○○便叫被害人Ｆ○○簽發十張票載發票日均為七十九年七月三十一日、面額各為一百萬元之支票給付案外人翁登川，被告Ｚ○○自其中分得三張面額各一百萬元之支票，嗣案外人翁登川於七十九年七月十日因此件恐嚇取財之流氓行為，而被嘉義市警察局移送臺灣嘉義地方院治安法庭裁定留置，並以七十九年度感裁字第二七號裁定交付感訓處分，再經法本院治安法庭以七十九年度感抗字第一三六號裁定駁回案外人翁登川之抗告而確定並執行，直至八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始經臺灣嘉義地方院治安法庭以八十三年度感聲字第一二號裁定免予繼續執行感訓處分而釋放。
被告Ｚ○○知道案外人翁登川出事後，旋於趕在票載發票日七十九年七月三十一日前數日之七十九年七月中旬某日，拿著三張面額各一百萬元之支票趕往被害人Ｆ○○公司，對被害人Ｆ○○恫稱：「翁登川現在出事了，到時如果法院有傳你去作證那一千萬元的事，你千萬不能扯到我，你要說翁登川只有跟你拿七百萬元而已，而那七百萬元是介紹你買賣土地的佣金，如果你不照這樣說，你會死得很難看，你所有的工地、工程就準備停工吧」等語。語畢，即拿出該三張面額各一百萬元之支票給被害人Ｆ○○，要求除抵付案外人即被告Ｚ○○姐夫張進財向被害人Ｆ○○購屋之部分價款八十萬元外，餘二百二十萬元改為現金給付，以免日後被查獲此與案外人翁登川共同恐嚇取財之犯行，被害人Ｆ○○受此恐嚇而心生畏懼而允諾之，被告Ｚ○○便於七十九年七月三十一日票載發票日當天，由不知情之證人即其司機林靜園載其前來取款，被害人Ｆ○○乃叫證人即被害人Ｆ○○公司會計莊玉梅坐證人林靜園所開的車子與被告Ｚ○○三人一同去銀行領出一百三十萬元現金，將其中之一百萬元交付被告Ｚ○○，並於當天抵付案外人張進財購屋之部分價款八十萬元，於七十九年九月十日被告Ｚ○○叫不知情之證人即其秘書蕭淑麗至被害人Ｆ○○之建築工地向被害人Ｆ○○拿取四十萬元之現金，於七十九年十月十五日又叫證人林靜園前來向被害人Ｆ○○索取其餘之八十萬元，被害人Ｆ○○因身上無現金，遂叫證人莊玉梅簽發其設在第一商業銀行嘉義新西分行第三八三九─０號帳戶、支票號碼0000000號、票載發票日七十九年十月十五日（當天）、面額八十萬元之支票給證人林靜園帶回轉交被告Ｚ○○去兌現，至此，被害人Ｆ○○始付完Ｚ○○所分得之三百萬元勒索款項，因認被告Ｚ○○共同涉有刑法第三百四十六條第一項之恐嚇取財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推定其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定有明文，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仍應為無罪之諭知。又按被害人之陳述如無瑕疵，且就其他方面調查又與事實相符，固足採為科刑之基礎，倘其陳述尚有瑕疵，在未究明之前，不得遽採為論罪科刑之根據。再按共同正犯之成立，除共同實施犯罪行為者外，其就他人之行為負共犯之責者，以有意思聯絡為要件，若事前並未合謀，實施犯罪行為之際，又係出於行為者獨立之意思，即不負共犯之責。此最高法院七十六年臺上字第四九八六號，六十一年臺上字第三０九九號，十九年上字第三七五判著有判例可資參照。
三、公訴人認被告Ｚ○○共同涉有恐嚇取財罪，無非係以右揭事實，業據被害人Ｆ○○於警訊時及偵查中指述歷歷，並經證人己○○、壬○○於偵查中及莊玉梅於警訊時、偵查中證述明確，且被告Ｚ○○持三張一百萬元支票向被害人Ｆ○○兌換現款之時間均在案外人翁登川遭治安法庭留置並執行管訓中，無所謂需款孔急之情形，而案外人翁登川若須兌換現金，自可逕向被害人Ｆ○○兌換，無須再透過被告Ｚ○○，及被告Ｚ○○趕在票載發票日前向被害人Ｆ○○分期兌換現金與部分抵付屋款係為避免其恐嚇取財犯行被發現為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Ｚ○○固坦承收受案外人翁登川所交付之由被害人Ｆ○○簽發之一百萬元支票三張，惟矢口否認有何恐嚇取財犯行，並辯稱：係被害人Ｆ○○於七十九年四、五月間某日偕證人即其合夥人壬○○至嘉義市○○路當時之嘉義縣議會會址請其出面調解案外人翁登川與被害人Ｆ○○間之土地糾紛，其於當日約案外人翁登川、被害人Ｆ○○與證人壬○○等人在嘉義市竹村里其祖厝會面，並未約被害人Ｆ○○至順利公園城工地見面，而經其協調後，被害人Ｆ○○、證人壬○○與案外人翁登川同意以一千萬元和解，隔日被害人Ｆ○○即持面額各為一百萬元遠期支票十張交付予案外人翁登川。嗣案外人翁登川於上開支票到期日前需款花用，欲持票向被害人Ｆ○○兌換現金，因認為其與被害人Ｆ○○較熟，乃持其中三張面額各一百萬元之支票，託其向被害人Ｆ○○兌換現款，而其因案外人翁登川給其面子，解決本件糾紛，故先籌足三百萬元之現金交給案外人翁登川後，再持案外人翁登川所交付之三張面額各一百萬元支票向被害人Ｆ○○兌換現金云云。
五、經查：
（一）案外人翁登川於七十九年七月十日因其向被害人Ｆ○○恐嚇取財七百萬元之流氓行為，由嘉義市警察局移送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治安法庭裁定留置並以七十九年度感裁字第二七號裁定交付感訓處分，再經本院治安法庭以七十九年度感抗字第一三六號裁定駁回案外人翁登川之抗告確定，此有上開二份裁定書影本附於偵查卷可稽（見八十八年度偵緝字第二四六號卷一第三六八至三七三頁），足見案外人翁登川確曾向被害人Ｆ○○恐嚇取財。
（二）被害人Ｆ○○與案外人翁登川於七十九年五月間某日，在被告Ｚ○○位於嘉義市竹村里老家，由被告Ｚ○○居中協調，以一千萬元之代價，解決案外人翁登川與被害人Ｆ○○間之糾紛，並由被害人Ｆ○○簽發以其自己為發票人、發票日均為七十九年七月三十一日，面額均為一百萬元之支票七張，證人壬○○簽發以其弟案外人李昭寬為發票人，發票日均為七十九年七月三十一日，面額均為一百萬元之支票三張，計十張面額均為一百萬元之支票，由被害人Ｆ○○交付案外人翁登川之事實，業據被告Ｚ○○於偵查中及歷審審理時供承在卷，核與被害人Ｆ○○於警訊時、偵查中（見警卷第九頁、八十五年度偵字第七五二六號卷一第一九八頁）及原審審理時（見原審卷二第二九六至三００頁）之指訴，證人壬○○於原審審理時（見原審卷二第三七０頁背面）、證人己○○於偵查中及原審審理時（見八十五年度偵字第七五二六號卷一第二一八頁、原審卷卷二第四二二頁）與證人莊玉梅於警訊時、偵查中及原審審理時（見警卷第二二頁背面至二三頁、八十五年度偵字第七五二六號卷一第二二二頁背面、原審卷卷二第三七二頁及該頁背面）證述之情節相符。足見被告Ｚ○○確實介入調解被害人Ｆ○○與案外人翁登川間之糾紛，而被害人Ｆ○○確有將十張面額各一百萬元支票交予案外人翁登川。
（三）被告Ｚ○○於原審及本院審理時辯稱：其係受被害人Ｆ○○與證人壬○○至嘉義縣議會舊址，請其出面協調被害人Ｆ○○與案外人翁登川間因被害人Ｆ○○與證人即綽號「水電源仔」之巳○○因土地買賣而起之糾紛等語。查證人即被告Ｚ○○之秘書蕭淑麗於偵查中證稱：「七十九年間Ｆ○○曾帶一位朋友至嘉義市○○路嘉義縣議會舊址找當時之副議長Ｚ○○幫忙協調某一紛爭，但我不知是何紛爭。」等語（見八十八年偵緝字第二四六號偵查卷卷二第七一四頁背面）；而證人即被害人Ｆ○○之合夥人壬○○於偵查中雖僅證稱：「：：：是翁登川藉著『水電源』曾經說投資嘉工後面之土地，但卻沒有拿出股金，所以，後來漲價後，『水電源』卻要求要獲得利益，Ｆ○○與我二個合夥人當然不給，『水電源』便去跟翁登川說這件事，翁登川便以這個理由向Ｆ○○要求好幾千萬：：：」等語（見八十八年偵緝字第二四六號偵查卷二第五六０頁），並未說明證人即綽號「水電源仔」之巳○○與被害人Ｆ○○間是否確有因土地投資產生糾紛及被告Ｚ○○是否係受其與被害人Ｆ○○之託出面調解被害人Ｆ○○與案外人翁登川間糾紛等情；惟在原審審理時，證人壬○○則結證稱：「水電源仔」與被害人Ｆ○○於七十九年間確實因嘉工後面之土地投資事宜發生糾紛，「水電源」當介紹人後，欲參加股東，但又拿不出股金，其與被害人Ｆ○○因而不讓「水電源仔」入股，然因該土地前景看好，故產生糾紛，後案外人翁登川即藉此向被害人Ｆ○○要錢，為解決此糾紛，其與被害人Ｆ○○便至縣議會找被告Ｚ○○託其出面解決等語（見原審卷二第三七０頁）。被害人Ｆ○○雖一再指稱：其未曾與「水電源仔」發生土地糾紛，其亦未曾找被告Ｚ○○出面介入調解其與案外人翁登川間之糾紛云云，而證人巳○○即綽號「水電源仔」之男子於原審審理時證稱：其綽號為「水電源仔」，其不認識案外人翁登川，七十九年間與被害人Ｆ○○間就嘉工後方土地並未發生糾紛，案外人翁登川係先去工地向被害人Ｆ○○要錢，被害人Ｆ○○因其係股東故要其支付部分，因被害人Ｆ○○所報之數額過大，故其不願支付云云。惟查證人壬○○不僅係被害人Ｆ○○之合夥人，與被害人Ｆ○○之關係密切，且其亦曾簽發三張面額各一百萬元之支票交給案外人翁登川，本身亦為被害人，其證詞當無袒護被告Ｚ○○之理，故其證言應屬可採。至證人巳○○之證言，依被害人Ｆ○○之指述，證人壬○○、己○○之證述及被告Ｚ○○之供述，均指其所出面調解者係被害人Ｆ○○與案外人翁登川間就被害人Ｆ○○與證人即綽號「水電源仔」之巳○○因土地投資而起之糾紛，故證人巳○○為免受到案外人翁登川之牽連，其證詞不免避重就輕，難以採信。被告Ｚ○○前開其係因受被害人Ｆ○○與證人壬○○之託，出面解決被害人Ｆ○○與案外人翁登川間，因證人即綽號「水電源仔」之巳○○與被害人Ｆ○○間土地投資而起之糾紛之辯解，應足採信。
（四）被告Ｚ○○於七十九年四、五月間，打電話至證人即被害人Ｆ○○之胞兄己○○住處，約被害人Ｆ○○前往順利公園城工地，被害人Ｆ○○到達後不久，案外人翁登川之手下亦前去該工地要被害人Ｆ○○一同去見案外人翁登川，經被告Ｚ○○出面，雙方乃一同至被告Ｚ○○老家，與案外人翁登川進行談判等事實，業據被害人Ｆ○○於警訊時、偵查中及原審審理時指述綦詳，復為證人己○○於偵查中與原審審理時結證屬實。且證人壬○○於原審審理時證稱：係被害人Ｆ○○至被告Ｚ○○住處後才打電話叫其前往等語（見原審卷二第三七０頁），依常理判斷，若被告Ｚ○○係於被害人Ｆ○○與證人壬○○至嘉義縣議會舊址找其出面協調時，即約定當日晚上至其老家協調、談判，證人壬○○何須至被害人Ｆ○○以電話通知後始到場，故被告Ｚ○○辯稱：其係於被害人Ｆ○○及證人壬○○至嘉義縣議會舊址找其出面協調之時，即約定於當日晚上至其位於嘉義市竹村里之老家談判，其並未約被害人Ｆ○○至順利公園城工地見面云云，固非可採，惟被告Ｚ○○確實有出面在其位於嘉義市竹村里之老家調解被害人Ｆ○○與案外人翁登川間就被害人Ｆ○○與證人即綽號「水電源仔」之巳○○因土地投資而起之糾紛，並以一千萬元解決。苟被告Ｚ○○與案外人翁登川就向被害人Ｆ○○之恐嚇取財，有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犯意聯絡，衡情被害人Ｆ○○及證人壬○○應不會請被告Ｚ○○出面解決，且被告Ｚ○○亦不會出面協調，並將案外人翁登川所要求之六千萬元降為一千萬元解決。
（五）被告Ｚ○○持被害人Ｆ○○所簽發面額各一百萬元之三張支票，於票載發票日七十九年七月三十一日前，向被害人Ｆ○○要求兌換現金之事實，業經被告Ｚ○○於偵查中及原審審理時供承在卷，核與被害人Ｆ○○於警訊時、偵查中及原審審理時之指訴、證人莊玉梅於警訊時、偵查中及原審審理時證述之情節相符。而對於上開三張面額各一百萬支票之來源，被告Ｚ○○辯稱：該三張面額各一百萬元支票，係其於被害人Ｆ○○交付支票予案外人翁登川後約二日，因案外人翁登川需用現金，故想用被害人Ｆ○○所簽發之三張面額各一百萬元支票向被害人Ｆ○○兌換現金，但因與被害人Ｆ○○不熟，故託其出面代為向被害人Ｆ○○兌換，其為答謝案外人翁登川給其面子解決該項糾紛，故先將三百萬現金交給案外人翁登川，然後再持案外人翁登川交給其之三張面額各一百萬元支票，向被害人Ｆ○○兌換現金云云。查被害人Ｆ○○係因受案外人翁登川恐嚇取財，託被告Ｚ○○出面調解糾紛後，始與證人壬○○簽發上開十張面額各一百萬元之支票交給案外人翁登川，故其與案外人翁登川並非完全不相識，且衡諸常情，上開三張支票既係案外人翁登川對被害人Ｆ○○恐嚇取財之所得，案外人翁登川為有份量之地方角頭，其若真需現金，其持該三張支票向被害人Ｆ○○兌換現金，被害人Ｆ○○懾於其淫威，斷不敢拒絕，何須透過被告Ｚ○○？參以被告Ｚ○○於原審詢及其如何將三百萬交予案外人翁登川時，其供稱係以現金三百萬支付，其遊覽車公司每日均有三、四百萬現金周轉云云（見原審卷二第三九七頁背面），此顯與一般公司內非有必要不堆存大量現金之常情不符。雖證人林靜園於偵查中證稱：其確實有看見案外人翁登川拿三張面額各一百萬元支票向被告Ｚ○○換現金云云（見八十八年偵緝字第二四六號卷二第五五九至五六０頁），惟因證人林靜園係被告Ｚ○○之司機，證詞不免偏頗迴護。而證人即被告Ｚ○○胞兄蕭登旺之司機江德義雖於偵查中證稱：其有一天因被告Ｚ○○之兄蕭登旺叫其開車拿東西至嘉義市竹村里被告Ｚ○○老家，看到案外人翁登川拿支票給被告Ｚ○○要兌換現金，被告Ｚ○○收下支票後，當場給案外人翁登川二、三疊千元大鈔等語（見八十八年偵緝字第二四六號偵卷卷一第七十八頁背面至七十九頁），惟此亦僅能證明案外人翁登川曾向被告Ｚ○○以支票兌換現金，並不足以證明被告上述辯解為真實。是被告上述辯解顯與常情不符，不足採信。被告Ｚ○○所持有之被害人Ｆ○○簽發予翁登川之三張面額各一百萬元支票，當非案外人翁登川委託其向被害人Ｆ○○兌換現金所交付，而應係其介入調解案外人翁登川與被害人Ｆ○○之糾紛，由案外人翁登川處所得之酬金。按刑法第三百四十六條第一項恐嚇取財罪之成立，係以恐嚇使人生畏怖心而交付財物為要件，是若行為人並無恐嚇之行為，自難以恐嚇取財罪相繩。被告Ｚ○○取得前開面額各一百萬元之支票三張，既係案外人翁登川所交付之酬金，而非被告Ｚ○○向被害人Ｆ○○恐嚇而由被害人Ｆ○○所交付之贓款，被告Ｚ○○雖取得該三張支票，揆諸前開說明，尚難據此即認定被告Ｚ○○與案外人翁登川有恐嚇取財之犯意聯絡，而令其共同負恐嚇取財之罪責。
（六）被害人Ｆ○○於原審審理時指稱：被告Ｚ○○於票載發票日七月三十一日前，持其所簽發之上開支票中之三張要求兌現，因其並無那麼多現金，故被告Ｚ○○才提議部分抵房款或分次付現等語（見原審卷二第二九九頁）；證人即被害人Ｆ○○公司之會計莊玉梅於偵查中證稱：被告Ｚ○○在上開三張支票發票日七十九年七月三十一日前幾天，持該三張支票向被害人Ｆ○○兌換之三百萬元現金，除抵付其姐夫張進財向被害人Ｆ○○購屋之部分價款八十萬元外，餘二百二十萬元為現金給付。於七十九年七月三十一日票載發票日當天，由證人即不知情之被告Ｚ○○之司機林靜園載其去第一商業銀行嘉義新西分行領出一百三十萬元現金，將其中之一百萬元交付被告Ｚ○○，於七十九年九月十日又由被告Ｚ○○手下拿走四十萬元，於同年十月十五日又簽發八十萬元支票交給被告Ｚ○○手下「阿園」（即證人林靜園）拿走等語（見八十五年偵字第七五二六號偵卷卷一第二二二至二二三頁），並有被告Ｚ○○委託其司機林靜園取走八十萬元之第一商業銀行存根影本一份、被害人Ｆ○○第一商業銀行嘉義新西分行存摺影本一份及第一商業銀行嘉義新西分行第三八三九─０號帳戶、支票號碼0000000號、票載發票日七十九年十月十五日、面額八十萬元之支票影本一張附於偵查卷可稽（見八十五年偵字第七五二六號偵查卷卷一第四十四頁及該頁背面；八十八年偵緝字第二四六號偵卷二第八００頁）。且證人莊玉梅於原審審理時證稱：被害人Ｆ○○說票是被告Ｚ○○拿回來的，且說可以慢慢給他，不用一次給，沒有說什麼原因等語，顯見被告Ｚ○○同意被害人Ｆ○○上開三百萬元可部分抵付房屋價款，部分分期給付，無須一次全部付清，係因被害人Ｆ○○沒有足夠之現金支付，並非公訴人所指係為化整為零洗錢脫罪，亦難以此認定被告Ｚ○○與案外人翁登川有恐嚇取財之犯意聯絡。
（七）被害人Ｆ○○雖於警訊時指稱：「：：：其原本以為此事與Ｚ○○無關，直到翁登川被他人控訴恐嚇勒贖，被告Ｚ○○才緊張的來找我，並拿著三張當時我開給翁登川之支票（共計三百萬）說現在出事了，他說：『到時候如果法院有傳你去作證那一千萬的事，你千萬不能扯到我，你要說翁登川只有向你拿七百萬而已，而那七百萬是介紹你買賣土地的佣金，如果你不照這樣說，你會死得很難看，你所有的工程就準備停工吧！』語畢就拿出那三張支票，除一部分要兌換現金外，剩下的則抵償其姊夫張進財向我購屋之價款，我均有登錄。我至當時才知原來他們是早有預謀共同串通，由Ｚ○○假意出面協調，並分得三百萬元：：：。」等語（見警卷第九頁背面）；然其嗣後於偵查中則改指稱：七十九年六月底、七月初左右，被告Ｚ○○拿其開給案外人翁登川之其中三張支票至北鎮工地，對其說三張支票是案外人翁登川給案外人蕭登獅，案外人蕭登獅欠錢，但不希望提示支票，故將票歸還他，在支票到期日即七十九年七月三十一日，被告Ｚ○○與證人即被告Ｚ○○之司機林靜園至北鎮工地，會計莊玉梅依照被害人Ｆ○○之指示，去第一商業銀行嘉義新西分行領出一百三十萬元現金，將其中之一百萬元交付被告Ｚ○○，另八十萬元折抵被告Ｚ○○姊夫張進財所欠之價款，又於七十九年九月十日由被告Ｚ○○手下拿走四十萬元現金，於同年十月十五日又簽發八十萬元支票交給被告Ｚ○○手下「阿園」（即證人林靜園）拿走；被告Ｚ○○表面上跟其說是案外人翁登川給案外人蕭登獅吃紅，事後其想是被告Ｚ○○與案外人翁登川設局來向其恐嚇取財等語，並未主動提及被告Ｚ○○曾向其說：「到時候如果法院有傳你去作證那一千萬的事，你千萬不能扯到我，你要說案外人翁登川只有向你拿七百萬而已，而那七百萬是介紹你買賣土地的佣金，如果你不照這樣說，你會死得很難看，你所有的工程就準備停工吧！」，係公訴人主動提起，被害人Ｆ○○始指稱其確實說過（見八十五年偵字第七五二六號偵查卷一第一九八頁背面至一九九頁背面）；而於原審審理時，被害人Ｆ○○則又改指稱：被告Ｚ○○拿三百萬元之支票要向其兌現，並未告訴其支票如何取得，其告訴被告Ｚ○○沒那麼多現金，被告Ｚ○○乃提議要抵房款或分次兌現等語，而對於原審訊問有關被告Ｚ○○曾否於拿支票向其兌現時，向其恐嚇說：「法院傳你時，要說翁登川只向你拿七百萬元，不然你工地準備停工」之情事時，其答稱：忘記了等語（見原審卷二第二九八頁背面至第二九九頁），其前後指訴之情節未盡一致，是被告Ｚ○○於持三張面額各一百萬元支票向被害人Ｆ○○兌換現金時，是否確有如被害人Ｆ○○於警訊時所指述曾出言恐嚇，已非無疑。且證人壬○○與己○○均於原審審理時到庭證稱：不知被告Ｚ○○所持之三張面額各一百萬元支票係如何取得，亦不知被告Ｚ○○是否曾於持票向被害人Ｆ○○兌現時出言恐嚇等語（見原審卷二第三七一頁、第四二二頁背面）；證人莊玉梅則於原審審理時證稱：「（問：另外三張票是何時、何人拿來向Ｆ○○兌換現金？）那三張票是Ｆ○○拿給我，票拿回來之後，我將支票號碼剪下來，拿去銀行註銷，支票後面我看到有寫被告Ｚ○○背書，但該三張支票是於七月三十一日前拿回來」、「（問：當時被害人Ｆ○○有無說該三張支票為何拿回來？）他說是阿標（指被告Ｚ○○）拿回來給他，且說可以慢慢給他，不用一次給，沒說什麼原因。」、「（問：Ｚ○○有否向Ｆ○○說：翁登川出事了，如法院傳你時要說翁登川只有跟你拿七百萬，如果不照說，你所有工地準備停工吧）是Ｆ○○之妻有告訴我說為什麼我們給人家一千萬元，為何出庭要說七百萬元，但該話是何人說的我不知道。」、「（問：是否曾聽過如不說七百萬，會讓其工地停工？）我沒有聽過」等語（見原審卷二第三七二頁至三七三頁），故證人莊玉梅於警訊時所證述之有關被告Ｚ○○如何將三張面額各一百萬元支票交給被害人Ｆ○○之細節，應非其親身見聞之事實，尚難以之為不利於被告Ｚ○○之證據。
（八）公訴人雖認台灣嘉義地方法院治安法庭七十九年度感裁字第二七號、本院治安法庭七十九年度感抗字第一三六號二份裁定書所載之案外人翁登川之流氓行為之一即係其與被告Ｚ○○共犯本案恐嚇取財之犯罪事實。惟經本院細繹上開二份裁定書之內容，二份裁定書所認定之該流氓事實係七十九年四月下旬，因嘉義市某市民為購買土地事，與嘉義市某建商發生爭執，該市民明知如依正常民事訴訟程序無法勝訴，乃委由被移送人（即案外人翁登川）出面要索該建商必須交付一億元，嗣經該建商委由民意代表（即被告Ｚ○○）出面交涉，始由一億元減為五千萬元、一千萬元，最後終以七百萬元成交，並未認定被告Ｚ○○亦是該恐嚇取財案之共犯，此有上開二份裁定書附於偵卷可稽（見八十八年度偵緝字第二四六號卷一第三六八頁起至三七三頁）。參以被告Ｚ○○於地方上之份量，應該不會比案外人翁登川差，且本案係經被告Ｚ○○協調始以一千萬元解決，若被告Ｚ○○與案外人翁登川確有恐嚇取財之犯意聯絡，衡諸常理，被告Ｚ○○所分得之恐嚇取財贓款應不致較案外人翁登川為少，而本案被告Ｚ○○僅取得三百萬元，案外人翁登川則取得七百萬元，若認被告Ｚ○○與案外人翁登川間有恐嚇取財之犯意聯絡，應與常理有違。亦證案外人翁登川交給被告Ｚ○○面額各一百萬元之支票三張，應係酬金，而非被告Ｚ○○與案外人翁登川共同恐嚇取財所分得之贓款，堪予認定，是公訴人據上開二份裁定書之內容即認定被告Ｚ○○與案外人翁登川共犯本案恐嚇取財罪，尚嫌速斷。
（九）綜上所述，被告Ｚ○○雖確實曾應被害人Ｆ○○與證人壬○○之託，出面調解被害人Ｆ○○與案外人翁登川間之糾紛，以一千萬元解決，並由其中獲得案外
人翁登川所交付之三百萬元酬金，惟除被害人Ｆ○○於警訊時及偵查中之指訴外，並無直接證據可資證明被告Ｚ○○有公訴人所指之與案外人翁登川共犯恐嚇取財罪之犯行，雖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不以直接證據為限，惟本案綜合其他間接證據，亦無從本於推理之作用，認定被告Ｚ○○與案外人翁登川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而共犯恐嚇取財罪，自難僅以臆測之方式，認定被告Ｚ○○有共犯恐嚇取財之罪責，被告Ｚ○○之否認，非無可採。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Ｚ○○有公訴人所指之恐嚇取財犯行，應認被告Ｚ○○此部分之犯罪，尚屬不能證明。
六、至於被告Ｚ○○收受案外人翁登川交付之酬金即前開面額各一百萬元支票三張，是否涉犯收受贓物罪嫌，因公訴人就此部分未經起訴，該部分與本案起訴有罪部分亦無裁判上一罪關係，本院自不得加以審判，附此敘明。
貳、恐嚇危害安全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Ｚ○○得知案外人翁登川被移送管訓後，於七十九年七月三十一日票載發票日前數日即同年七月中旬某日，即持案外人翁登川所交付之三張面額各一百萬元之上開支票至Ｆ○○公司，對被害人Ｆ○○恫稱：「翁登川現在出事了，到時如果法院有傳你去作證那一千萬元的事，你千萬不能扯到我，你要說翁登川只有跟你拿七百萬元而已，而那七百萬元是介紹你買賣土地的佣金，如果你不照這樣說，你會死得很難看，你所有的工地、工程就準備停工吧」等語，此部分公訴人雖未引用起訴法條刑法第三百零五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惟被告Ｚ○○以加害生命、財產之事恐嚇被害人Ｆ○○於起訴書犯罪事實已敘明，是應業已起訴，本院自應予一併審判。
二、按被害人之陳述如無瑕疵，且就其他方面調查又與事實相符，固足採為科刑之基礎，倘其陳述尚有瑕疵，在未究明之前，不得遽採為論罪科刑之根據，最高法院六十一年臺上字第三０九九號判例要旨參照。訊據被告Ｚ○○堅決否認曾對被害人Ｆ○○恫嚇稱：「翁登川現在出事了，到時如果法院有傳你去作證那一千萬元的事，你千萬不能扯到我，你要說翁登川只有跟你拿七百萬元而已，而那七百萬元是介紹你買賣土地的佣金，如果你不照這樣說，你會死得很難看，你所有的工地、工程就準備停工吧」等語。經查，被害人Ｆ○○雖於警訊時指稱：「：：：
其原本以為此事與Ｚ○○無關，直到翁登川被他人控訴恐嚇勒贖，Ｚ○○才緊張的來找我，並拿著三張當時我開給翁登川之支票（共計三百萬）說現在出事了，他說：『到時候如果法院有傳你去作證那一千萬的事，你千萬不能扯到我，你要說翁登川只有向你拿七百萬而已，而那七百萬是介紹你買賣土地的佣金，如果你不照這樣說，你會死得很難看，你所有的工程就準備停工吧！』語畢就拿出那三張支票，除一部分要兌換現金外，剩下的則抵償其姊夫張進財向我購屋之價款，我均有登錄。我至當時才知原來他們是早有預謀共同串通，由Ｚ○○假意出面協調，並分得三百萬元。：：：」等語（見警卷第九頁背面）；然其嗣後於偵查中則改指稱：被告Ｚ○○拿其開給案外人翁登川之其中三張支票至北鎮工地，對其說三張支票是案外人翁登川給案外人蕭登獅，案外人蕭登獅欠錢，但不希望提示支票，故將票歸還，其在支票到期日即七十九年七月三十一日後，因被告Ｚ○○要求，其以部分現金、部分開票、部分抵房價之方式交付被告Ｚ○○三百萬元；被告Ｚ○○表面上跟其說是案外人翁登川給案外人蕭登獅吃紅，事後其想是被告Ｚ○○與案外人翁登川設局來向其恐嚇取財等語，並未主動提及被告Ｚ○○曾向其說：「到時候如果法院有傳你去作證那一千萬元的事，你千萬不能扯到我，你要說翁登川只有向你拿七百萬元而已，而那七百萬元是介紹你買賣土地的佣金，如果你不照這樣說，你會死得很難看，你所有的工程就準備停工吧！」等語，係公訴人主動提起，被害人Ｆ○○始指稱其確實說過（見八十五年偵字第七五二六號偵查卷一第一九八頁背面至一九九頁背面）；而於原審審理時，被害人Ｆ○○則又改指稱：被告Ｚ○○拿三百萬元之支票要向其兌現，並未告訴其支票如何取得，其告訴被告Ｚ○○沒那麼多現金，被告Ｚ○○乃提議要抵房款或分次兌現等語，而對於原審及本院訊問有關被告Ｚ○○曾否於拿支票向其兌現時，向其恐嚇稱：「法院傳你時，要說翁登川只向你拿七百萬元，不然你工地準備停工」之情事時，其答稱：忘記了，不記得了等語（見原審卷二第二九八頁背面至第二九九頁、本院八十九年十月九日訊問筆錄），前後指述之情節未盡一致，是被告Ｚ○○是否確有如被害人Ｆ○○於警訊中所指述曾出言恐嚇，已非無疑。而證人莊玉梅於原審審理時固證稱：「（問：Ｚ○○有否向Ｆ○○說：翁登川出事了，如法院傳你時要說翁登川只有跟你拿七百萬，如果不照說，你所有工地準備停工吧？）是Ｆ○○之妻有告訴我說為什麼我們給人家一千萬元，為何出庭要說七百萬元，但該話是何人說的我不知道。」、「（問：是否曾聽過如不說七百萬，會讓其工地停工？）我沒有聽過」等語（見原審卷二第三七二頁至三七三頁），惟其上開有關「為何出庭要說七百萬元」之證詞並非其親身見聞之事實，而其復未親自聽聞被告Ｚ○○曾對被害人Ｆ○○出言恐嚇危害安全。是本案有關被告Ｚ○○曾對被害人Ｆ○○出言恐嚇之事實，除被害人Ｆ○○前後未盡一致之指述外，尚乏其他證據加以支持，揆諸前開判例要旨，自難以被害人Ｆ○○有瑕疵之指述，遽認被告Ｚ○○對被害人Ｆ○○有上開恐嚇危害安全之犯行。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Ｚ○○有公訴人所指之恐嚇危害安全犯行，被告Ｚ○○此部分之犯罪亦屬不能證明。
參、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部分
一、起訴書公訴意旨略以：被告Ｚ○○於八十二年五月間某日，得知嘉義縣太保市市民代表會（下簡稱太保市代會）欲開會討論、表決坐落嘉義縣太保市太保里電力公司對面之一筆市有土地是否出售之提案。因被告Ｚ○○與其同派系之地方人士基於某種派系利益而主張不賣，而被害人即太保市市民代表癸○等人則贊同出售。被告Ｚ○○為使該次會議之出席代表未達法定之開會人數而流會，乃與其手下綽號「賢隆」之莊振庸（已於八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死亡）及多位不詳姓名之男子共同基於犯意之聯絡，於八十二年五月間某日上午九時四十分許，由被告Ｚ○○親自坐鎮太保市代會會場內指揮，而其手下則在場外阻止代表進入會場開會，旋見證人Ｋ○○開車載被害人癸○及證人即被害人癸○之朋友天○○自花蓮回到會場正門前停車，證人天○○先行下車而進入隔壁之太保市公所民政課內，案外人即綽號「賢隆」之莊振庸見狀，便跟隨證人天○○進入民政課內搥打證人天○○之胸部（傷害部分未經告訴且已逾告訴期間），並怒斥：「你與被害人癸○去花蓮做什麼？」等語。證人天○○答稱：去花蓮買大理石等語。案外人莊振庸便未再進一步追問。被害人癸○及證人Ｋ○○見到被告Ｚ○○之手下多人等候在門前而不敢下車自正門入內開會，乃由證人Ｋ○○將車開到會場後門準備自後門進入開會，然當被害人癸○甫下車之際，仍被隨後趕到之被告Ｚ○○之二位手下挾持兩腋而架走數步後而抓進由另一位手下所駕駛並在場接應之車子裡面，致去向不明而剝奪被害人癸○之行動自由，並使被害人癸○無法進入會場開會而妨害其行使市民代表參與會議討論、表決之權利，且致該次會議因未達法定之出席人數而流會，被告Ｚ○○等人於造成流會之目的得逞後，才將被害人癸○釋放，被害人癸○至此才恢復行動自由，因認被告Ｚ○○共同涉有刑法第三百零二條第一項之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嫌云云。
二、公訴人認被告Ｚ○○共犯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無非係以證人Ｋ○○於偵查中證稱：「我們在開會十點前之九點四十分回來，看到代表會門前有很多車，我從後門去，我開車載癸○，癸○下車，就被二人架走，我走在癸○後面有看到」、「我車窗搖下就聽到有人說癸○來了，癸○下車就被二人架走，癸○問他有事用講的，癸○被二人架上一輛車，載離現場，載去那裡我不知道」、「我曾看到那二人常跟在Ｚ○○旁邊」、「當時Ｚ○○在代表會泡茶地方泡茶」、「後來沒有開會，因癸○被架走而流會」、「會場外有一部雷諾車被人砸毀」、「（問：他們架走癸○做什麼？）主要是讓代表會開不成」、「架走癸○那二個人是Ｚ○○的跟班兄弟，我看見那二個人常常跟在Ｚ○○身邊」等情（見八十五年度偵字第七五二六號卷宗第一四二頁起至第一四三頁止）；及證人天○○於偵查中證稱：「代表會內在亂，我不願進入，到民政課泡茶，『賢隆』過來搥我胸部、問我，很兇問我和癸○去花蓮做什麼，我回答說去買大理石，此外，就沒有對我兇悍言語了」、「之後，我有回到代表會，代表會流會，沒發生事情。綽號『賢隆』是Ｚ○○的司機」等語（見八十五年度偵字第七五二六號卷宗第一四五頁）為主要論據。訊據被告Ｚ○○矢口否認有何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犯行，辯稱：其當時係路過太保市代會，順便進入代表會內泡個茶，停留約十分鐘就離開，太保市代會當日為何開會並未叫手下阻止代表開會，亦未強押被害人即代表癸○離開會場等語。
三、經查：
（一）八十二年五月間，太保市公所因案外人徐源福等四人陳情欲標購坐落太保市電力公司對面之嘉義縣太保市○○段○○○號（原同市○○段○○○號）之市有土地一筆，故於八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向太保市代會定期會提案審議該筆土地之標售案之事實，業據證人即當時提案之太保市市長侯天龍、證人即當時太保市代會主席呂龍雄、證人即太保市公所財政課承辦員王弘毅於原審審理時結證屬實（見原審卷卷三第七０六頁背面、第七０七頁、第七三二頁背面，第七零五頁背面至第七０六頁，第七三三頁背面），並有Ｓ○○○○地政事務所八十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八九嘉上地二字第三五五八號函及所附之土地登記簿謄本與地籍圖影本各一份附於原審卷可佐（見原審卷卷三第七四四至七四六頁），顯見八十二年五月間，太保市公所確實曾提案出售太保市電力公司對面之市有土地一筆，並提交太保市代會審議。
（二）上開太保市○○段○○○號之太保市市有土地標售提案，業經太保市代會第一屆第四次定期會第九次會議於八十二年五月十一日審議後通過，同意出售，嗣後並由太保市公所報請嘉義縣政府核准後辦理標售，惟無人應買，故迄今仍未售出之事實，業據證人侯天龍、呂龍雄、王弘毅於原審審理庭結證無誤（見原審卷卷三第七三二頁背面及第七三三頁、第七０五頁背面及第七０六頁、第七三三頁背面），並有太保市代會八十九年五月十一日八九嘉太市代總字第二五三號函及所附該代表會第一屆第四次定期大會定期會第九次會議決案、代表簽到簿、會議記錄影本各一份，太保市公所八十九年五月十六日八九嘉太字財字第四六二五號函及所附太保市代會八十二年四月十七日嘉太市代總字第０七０號函、徐元福等四人陳情書、嘉義縣太保鄉調解委員會調解書、太保市公所八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嘉太市財字第二七八一號函稿、太保市代會議決書、太保市公所擬標售市有土地清冊、嘉義縣政府八十二年六月九日八二府財產字第五二四七八號函、太保市公所八十三年六月四日嘉太市財字第八三００四七八０號函稿、太保市公所公告及剪報影本各一份附於原審卷可稽（見原審卷卷二第三八六至三八九頁、第五一一至五二七頁），依該次會議記錄及代表簽到簿之記載，被害人癸○及證人Ｋ○○均於代表簽到簿簽名，出席開會，而該次會議亦決議通過太保市公所之提案，同意出售上開太保市○○段○○○○號之市有土地。此外，證人即太保市代會組員顏居能於原審審理時證稱：八十二年五月太保市代會只開這次定期會等語，而太保市代會八十二至八十三年間所召開之會議，除八十二年五月十一日曾議決是否同意出售上開太保市○○段○○○號土地之提案外，並未見任何有關出售市有土地之提案，此有太保市代會八十二至八十三年召開大會明細表一份、大會代表簽到簿影本三十三份、太保市代會議決書影本二十八份附於原審卷足憑（見原審卷卷二第四四四至五一０頁），可見於八十二年至八十三年間，太保市公所除於八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曾提案太保市代會審議出售位於太保市電力公司對面太保市○○段○○○號之市有地，並由太保市代會於八十二年五月十一日第一屆第四次定期大會定期會第九次會議加以議決外，並無任何出售市有土地之提案提交太保市代會議決，而太保市代會對於太保市公所上開出售太保市○○段第四七八號市有土地之提案，於八十二年五月十一日議決通過，同意出售，並未流會，且被害人癸○、證人Ｋ○○均出席該次會議，是證人Ｋ○○上開於偵查中所為之證言顯與太保市代會八十二年五月間實際之開會情形不符。至證人天○○上開於偵查中之證詞雖未具體陳明發生之時間，惟其於偵查中除證述上開證言外，並證稱：「Ｋ○○開車到代表會正門我先下車，Ｋ○○又載癸○繞到後門之事，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也沒有看見，我下車係去民政局（課）坐。」等語（見八十五年偵字第七五二六號卷一第一四五頁背面），故證人天○○並未看見被害人癸○是否遭被告Ｚ○○手下挾持，證人天○○上開證言亦僅能證明案外人即被告Ｚ○○之手下莊振庸曾至太保市公所民政課找其問其與被害人癸○去花蓮係為何事，然不足以證明被告Ｚ○○唆使手下將被害人癸○押走。
（三）上開太保市○○段○○○號之土地係畸零地，面積僅二二三‧八三平方公尺（約六七‧七坪），價值顯然非巨，此業經原審二次至現場勘驗屬實，並有勘驗筆錄及現場圖各二份、土地登記簿謄本一份、地籍圖影本一份、現場照片五張（編號①至⑤）附於原審卷可資佐證（見原審卷卷三第七三一頁、第七三八頁、第七四七至七五一頁、卷四第九一四至九一六頁，卷二第七四五至第七四九頁）。又該項出售市有土地之提案，係因案外人徐源福等四人向太保市代會陳情，太保市代會將陳情書轉交太保市公所處理，太保市公所乃於八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向太保市代會提案出售，並送請審議，此有太保市代會八十二年四月十七日嘉太市代總字第０七０號函、徐源福等四人陳情書、嘉義縣太保鄉調解委員會調解書、太保市公所八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嘉太市財字第二七八一號函等影本附於原審卷可參（見原審卷卷二第五一三至五一六頁），其間並無涉及派系利益，且係基於市民之陳情而來，衡諸常理，應不致有所爭議。且證人侯天龍、張振隆、官麗玲、林美那亦均於原審審理時證稱：八十二年五月間有關上開太保市○○段○○○號之市有土地出售提案，在市代會審議時並無爭議，市代會後來表決通過等語（見原審卷卷三第七０七頁、第七三五頁、第七七八頁背面、第七七九頁），顯見於八十二年五月間，太保市代會審議出售太保市○○段○○○號之市有土地時，並無爭議發生，衡諸常理，被告Ｚ○○並無基於派系利益而介入之必要。
（四）綜上所述，本案公訴人據以認定被告Ｚ○○於八十二年五月間對被害人癸○涉有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行之證人Ｋ○○與天○○之證言，因證人Ｋ○○之證言與八十二年五月間太保市代會實際之開會情形不符，而證人天○○之證言復未能證明被告Ｚ○○唆使手下將被害人癸○自太保市代會押走，自難以此作為認定被告Ｚ○○共犯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之證據。而本案綜合其他間接證據，亦無從本於推理之作用，認定被告Ｚ○○於八十二年五月間有公訴人所指基於派系利益，唆使手下對被害人癸○為剝奪他人行動自由之犯行，自難僅以臆測之方式，論定被告Ｚ○○剝奪他人行動自由之罪責。此外，復查無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Ｚ○○有公訴人所指之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犯行，應認被告Ｚ○○此部分犯罪尚屬不能證明。
（五）至於八十二年五月之前，太保市公所亦曾於八十年間為充裕市公所財政而提出標售市有土地之提案，送交太保市代會審議，欲出售之市有地計有位於太保市電力公司對面之太保市○○段○○○號（重劃前為太保市○○段六八八之一號）及上開太保市○○段○○○號（重劃前為太保市○○段○○○號）二筆土地及位於太保市水利會後方之太保市○○段○○○號（重劃前為太保市○○段六六七之二一號）、太保市○○段○○○號（重劃前為太保市○○段六六七之三三號）二筆土地，太保市代會於八十年九月十二日第一屆第一次臨時會審議該提案後，決議擱置該提案，被害人癸○，證人Ｋ○○、Ｏ○○三人並未出席該會議，此有太保市代會第一屆第一次臨時大會代表簽到簿影本及該次臨時大會議決書影本與所附土地清冊影本各一份附於原審卷可按（見原審卷卷三第七九七頁背面、第八一三至八一四頁），而證人侯天龍於原審審理時復證稱：太保市○○段○○○號土地之標售，在代表會有所爭議，當時贊成五人，反對六人，其曾去拜託被害人癸○，被害人癸○口頭上答應加以支持，如此則贊成之人便占多數，但開會當日被害人癸○聽說被家人帶回去等語（見原審卷卷三第七三二頁背面、第七三四頁）。從上述以觀，太保市電力公司對面之太保市市有土地有二筆，經原審勘驗審認之結果，一筆是本案議決通過之上開太保市○○段○○○號土地，面積較小，且為畸零地，另一筆是同段四七六號土地，該筆土地面積較大，價值亦較高，有前開勘驗筆錄附於原審卷可考（見原審卷卷三第九一四至九一六頁），該筆土地經太保市公所向太保市代會提案標售時，因代表會有所爭議，經該會於八十年九月十二日決議擱置，而該提案議決時，被害人癸○並未在場，此部分被告Ｚ○○是否基於派系利益介入，而共同涉有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嫌，因此部分未經公訴人起訴，而公訴人起訴之本案被告Ｚ○○共犯剝奪他人行動自由部分，既經判決無罪，則未起訴之此部分即與本案起訴部分無連續犯關係，非裁判上一罪，本院自不得加以審判。公訴人雖於原審八十九年六月十四日言詞辯論時、及公訴人提起上訴之意旨雖均稱：被告Ｚ○○妨害自由部分之犯罪時間應係八十年九月十二日，起訴書誤寫等語（見原審卷卷四第九九八頁，公訴人之上訴書）。惟按檢察官係依證人Ｋ○○、天○○之證言與被害人癸○之供述，認定八十二年五月間被告有剝奪癸○之行動自由，使癸○不能參加開會，而造成該次太保市代表會流會，始對被起訴，案件之犯罪事實應以起訴書記載之事實為準，法院不得就未經起訴之犯罪審判，此為刑事訴訟法第二六八條所明定，本院遍查偵查卷，對被告Ｚ○○剝奪他人行動自由部分，除證人Ｋ○○、天○○之證言與被害人癸○之供述外，並無其他相關事證，而證人Ｋ○○所證稱被告Ｚ○○之犯罪時間亦係在八十二年五月間，且起訴書並未具體指明太保市電力公司對面市有土地之明確地號與坐落位置，故公訴人起訴之犯罪時間應係於八十二年五月間，起訴書所載之犯罪時間應非誤載，故公訴人起訴之範圍當不及於八十年九月十二日所發生之事實，本院自不得加以審判。何況，八十年九月十二日太保市代表會有完成開會決議，決議結果係將太保市公所提出出售土地之提案擱置，並非流會，顯與檢察官起訴之事實不同一，自非用更正方式可以解決，并此敘明。
肆、綜上所述，原審認為被告Ｚ○○涉犯恐嚇取財、恐嚇危害安全、剝奪他人行動自由、行使偽造私文書等罪部分犯罪均屬不能證明，而為無罪之諭知，核無不合，檢察官就被告Ｚ○○涉犯恐嚇取財、恐嚇危害安全、剝奪他人行動自由部分上訴意旨，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不當，非有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六十八條、第三百六十九條第一項前段、第三百六十四條、第二百九十九條第一項前段，刑法第二十八條、第五十六條、第三百四十二條第一項、第五十一條第五款，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忠賢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八十九 年 十二 月 二十九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官 陳 義 仲
法官 蔡 崇 義法官 徐 財 福右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檢察官就妨害自由罪部分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敘述理由者並應於提出上訴狀後十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應附繕本)。
其餘不得上訴。
法院書記官 王 全 龍中 華 民 國 九十 年一 月 四 日附錄法條：
農會法第四十七條之一第一項農會之選舉有左列行為之一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三萬元以下罰金：
第一款 有選舉權之人，要求、期約或收受財物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以不行使其選舉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
第二款 對於有選舉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財物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選舉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
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條第一項為他人處理事務，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本人之利益，而為違背其任務之行為，致生損害於本人之財產或其他利益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一千元以下罰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