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九十一年度上訴字第二三號 Ａ
上 訴 人即 被 告 戊 ○ ○上 訴 人即 被 告 甲 ○ ○共 同選任辯護人 戴 森 雄右上訴人因偽造文書等案件，不服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八十九年度訴字第六五號中華民國九十年十月三十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八年度偵續字第二五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左：
主 文上訴駁回。
事 實
一、戊○○前因偽造文書案件，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四月，於民國八十二年二月十二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爰蔡鑫湖與乙○○○為夫妻，生有子女蔡淑珍、丙○○、蔡春梅、蔡春櫻、蔡淑貞。蔡鑫湖另與王彩鸞（涉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部分應由檢察官另行偵辦）生有一子戊○○（詳如附表二）。蔡鑫湖、乙○○○、蔡淑珍、王彩鸞等人，同住於蔡鑫湖所有之雲林縣○○鎮○○段○○○號建號建物（下稱：三八一建號，門牌號碼：雲林縣○○鎮○○○街○號）。該建物坐落之土地即雲林縣○○鎮○○段○○○號（下稱：三六０地號），則登記於王彩鸞名下。於八十年八月三日，蔡鑫湖擔任借款人，向雲林縣斗南鎮農會借款新台幣（下同）五百萬元給與戊○○投資購買不動產，由王彩鸞、及王彩鸞之姐夫沈政宏任連帶保證人，蔡鑫湖、王彩鸞並提供上開房地作擔保，設定抵押權給斗南鎮農會。蔡鑫湖、乙○○○、王彩鸞三人約明該五百萬元借款由蔡鑫湖先行繳交利息，日後該借款應由戊○○負責清償（借款償還期係八十五年八月三日）。
二、八十六年九月二日，蔡鑫湖因病前往台北市國泰醫院住院治療，於八十七年一月七日，因胃潰瘍術後傷口裂開、肺炎、痛風關節炎、冠心症等症狀，轉院至嘉義縣華濟醫院繼續住院治療，由王彩鸞、戊○○照料。八十七年一月底、二月間，蔡鑫湖身體狀況已呈虛弱嗜睡，意識狀況已不清楚。於該時間，戊○○明知上開五百萬元債務須由其負擔，且明知該債務之利息，至八十六年八月份起，已無人繳納，王彩鸞名下唯一之不動產即上開土地恐將遭斗南鎮農會查封拍賣，王彩鸞之姐夫沈政宏亦因連帶保證人之關係，恐將為斗南鎮農會追償該連帶保證債務。
戊○○心有不甘，又為保全其母親王彩鸞名下唯一的不動產，即與其好友甲○○謀議製造假債權，彼等二人均明知蔡鑫湖並無向甲○○借款五百萬元之真意，卻思以甲○○之名義任貸予人借款五百萬元給蔡鑫湖，實際上該五百萬元債務連同利息共五百二十萬一千二百九十五元，則由戊○○負責籌措攤還，甲○○並未出資借貸，一方面清償斗南鎮農會之貸款並塗銷上開抵押登記，另方面則將上開蔡鑫湖之建物虛偽設定抵押權給甲○○，以便日後以甲○○之名義向蔡鑫湖或蔡鑫湖之其餘繼承人求償該五百萬元債務，追償不成，即可聲請法院裁定拍賣上開建物（詳如附表一）。
三、戊○○為取得蔡鑫湖之印鑑證明，以利辦理上開房地之抵押權設定，於八十七年二月五日上午，戊○○二次至上開東光二街三號乙○○○住處，以塗銷上開房地抵押權登記之虛詞，向乙○○○要取蔡鑫湖之印鑑章，乙○○○懷疑戊○○心懷不軌，並塗銷抵押權登記本不須蔡鑫湖之印鑑章，即由蔡淑珍二次拿取蔡鑫湖之另一顆印章給戊○○，戊○○二次至斗南鎮戶政事務所申請蔡鑫湖之印鑑證明均遭承辦人員劉錦燕以印鑑不符為由拒絕，要求蔡鑫湖本人前來辦理，戊○○向戶政事務所人員表示蔡鑫湖在醫院，戶政事務所主任即要劉錦燕與吳錫然前往查證蔡鑫湖之真意。同日約近中午，劉錦燕、吳錫然前往華濟醫院訪視蔡鑫湖，蔡鑫湖當時臥病在床，意識不清又無法言語，惟劉錦燕、吳錫然因不知蔡鑫湖病情，未探尋醫師意見，亦未詢問蔡鑫湖為何要變更印鑑章，以求證蔡鑫湖真正的意思，而在不當之詢問方式下，僅靠蔡鑫湖只有點頭之動作，即誤認蔡鑫湖同意辦理變更印鑑章，又誤認蔡鑫湖同意申請變更後印鑑章之印鑑證明，蔡鑫湖手臂無力無法寫字，在場之王彩鸞、戊○○、吳錫然、劉錦燕其中一人，即扶著蔡鑫湖之手蓋指印於空白之「印鑑證明申請書」上，劉錦燕、吳錫然二人即攜戊○○提供之上開印章及上開申請書等物回戶政事務所，由戊○○在戶政事務所填載上開申請書之當事人姓名年籍各欄，並填載蔡鑫湖之印鑑條，劉錦燕、吳錫然其中一人則在「印鑑變更登記書申請書」、「印鑑登記證明申請書」上蓋用上開蔡鑫湖印章，辦理變更印鑑登記作業，並核發變更印鑑後之蔡鑫湖印鑑證明四份給戊○○。
四、戊○○於取得甲○○寄達之身分證件後，與甲○○本於犯意之聯絡，復基於概括之犯意，於八十七年二月九日，推由戊○○委請楊國明代書辦理上開房地抵押權設定事宜。其二人即利用不知情之楊國明，在雲林縣○○鎮○○里○○街○○號楊國明住處，填載土地（建物）登記申請書、土地建築改良物抵押權設定契約書，並由楊國明蓋印蔡鑫湖之上開印鑑章於上開二份文件上，而盜用蔡鑫湖印章，表示蔡鑫湖同意設定上開東光二街三號房屋之抵押權給甲○○，而偽造私文書，復由不知情之楊國明於同日提出上開登記申請書、抵押權設定契約書等文件給雲林縣斗南地政事務所，主張蔡鑫湖同意辦理抵押權設定登記，致使地政事務所之承辦人員，於同年二月十日，將該不實之抵押權設定登記事項，登載於其職務上所掌之建築改良物登記簿之公文書上，均足生損害於蔡鑫湖之權益，及地政機關管理不動產登記之正確性。
五、八十七年二月九日抵押權設定登記申請後，楊國明填載「款項借用證」，載明向甲○○無息借款五百萬元之旨，及蔡鑫湖之住址並借款日期各欄後，將該「款項借用證」交給戊○○。戊○○、甲○○為取得借款證明，即與某不詳姓名年籍之成年人本於犯意聯絡（甲○○部分屬間接之聯絡），由該不詳姓名年籍之成年人，在「款項借用證」上「借主」欄下方，簽寫蔡鑫湖署押一枚，並由戊○○盜用其持有之上開蔡鑫湖印章於上開偽造蔡鑫湖署押下方，表示蔡鑫湖向甲○○無息借用五百萬元之意，而均偽造私文書，足生損害於蔡鑫湖及其可能繼承人（戊○○除外）之權益。八十七年三月七日，蔡鑫湖因消化性潰瘍術後傷口裂傷、痛風性關節炎、肺炎、敗血性休克、心肺衰竭死亡。其後，戊○○與甲○○又本於上開概括之犯意，於八十七年八月底、九月初左右，由戊○○持「款項借用證」影本，及蔡鑫湖繼承人之戶籍謄本，委請不知情之鍾文魁代書，以甲○○為債權人，對蔡鑫湖之繼承人申請發支付命令，請求清償上開五百萬元。同年九月十五日，鍾文魁代書製作支付命令五份完畢後，戊○○、甲○○即利用不知情之鍾文魁代書將上開「款項借用證」影本附著於支付命令之後，依繼承人即債務人丙○○、蔡春梅、戊○○、乙○○○、蔡振發、蔡淑珍、蔡春櫻、蔡淑貞之住所地，於同年九月十六日左右，連續提出「款項借用證」影本於台灣板橋地方法院（債務人丙○○）、台灣台北地方法院（債務人蔡春梅）、台灣高雄地方法院（債務人戊○○）、本院（債務人乙○○○、蔡振發、蔡淑珍）、台灣士林地方法院（債務人蔡春櫻、蔡淑貞），主張「款項借用證」之真正，而連續行使偽造私文書，致上開各法院承辦法官將該不實之債務登載於其職務上所掌之支付命令公文書上，均足生損害於乙○○○、蔡振發、蔡淑珍、丙○○、蔡春梅、蔡春櫻、蔡淑貞之權益，及上開各法院裁判之正確性。嗣本院以八十七年度促字第九０一０號支付命令命債務人乙○○○、蔡振發、蔡淑珍向債權人甲○○連帶清償五百萬元，乙○○○、蔡振發、蔡淑珍三人對該支付命令聲明異議。八十七年十二月一日，甲○○復利用不知情之訴訟代理人林俊欽律師，將「款項借用證」附於民事訴訟起訴書狀之後，提出於本院民事庭，對乙○○○、蔡振發、丙○○提起民事訴訟，請求給付上開五百萬元債務及其利息，而主張「款項借用證」之真正，又行使偽造私文書，足生損害於乙○○○、蔡振發、蔡淑珍之權益，並本院民事庭裁判之正確性。
六、蔡鑫湖所有之上開建物虛偽設定抵押權登記給甲○○後，戊○○、甲○○、王彩鸞三人，為使該建物得以順利拍賣，取得更高之拍賣價金，即謀議製造假債權，並將上開建物坐落之王彩鸞名下土地虛偽設定抵押權登記給甲○○，以便該房地日後得以合併聲請查封拍賣。其三人本於犯意之聯絡，戊○○、甲○○並基於上開概括犯意，明知甲○○並未借貸王彩鸞八百萬元，卻於八十七年二月十六日，由戊○○攜甲○○之證件、印章等物，與王彩鸞至楊國明代書上開住處，利用不知情之楊國明代書，填載土地（建物）登記申請書、抵押權設定契約書，其內載明王彩鸞向甲○○借款八百萬元之假債權，於當日由楊國明代書提出於斗南鎮地政事務所申請上開土地之抵押權設定登記給甲○○，致地政事務所承辦人員，於八十七年二月十七日，將該不實之抵押權設定登記事項，登載於土地登記簿之公文書上，足生損害於王彩鸞之債權人余月珍，及地政事務所管理土地登記之正確性。
七、案經乙○○○、丙○○訴請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被告戊○○對蔡鑫湖給與上開五百萬元供其在高雄市楠梓區購買不動產，其並委託楊國明代書設定上開房地抵押權登記給被告甲○○等情坦承不諱，被告甲○○對設定上開房地抵押權登記之情亦供承不虛，惟彼等二人均矢口否認有何犯行，均辯稱：「蔡鑫湖於生前意識清楚，因斗南鎮農會五百萬元之貸款壓力迫在眉睫，而向被告甲○○借款五百萬元清償，並答應提供上開房屋設定抵押權登記給被告甲○○以作擔保等情，被告戊○○另辯稱：「設定抵押權登記給被告甲○○都是蔡鑫湖交代伊去辦理；王彩鸞土地設定抵押權給甲○○之事伊不清楚，伊只載王彩鸞至楊國明代書事務所後就走了等情，被告甲○○另辯稱：「貸款給蔡鑫湖之五百萬元，其中一百萬元是伊自有資金，其餘四百萬元是伊分別向戊○○之妻黃淑秋、黃淑秋之姊黃淑貞、戊○○之岳母鄭玉燕商借」、「因伊資金運轉靈活，所以王彩鸞向伊貸借八百萬元」等情。經查：右揭犯罪事實，業據告訴人乙○○○、丙○○、告訴代理人蔡淑珍指訴綦詳，並為證人楊國明證述代辦申請上開房地抵押權設定登記，代為書寫款項借用證（蔡鑫湖簽名蓋章除外），證人鍾文魁證述代辦申請發支付命令等情屬實，復有斗南鎮戶政事務所函文所附之印鑑條四紙、印鑑證明申請書、印鑑變更登記申請書、印鑑登記證明申請書（見偵查卷宗第五五頁以下，原本均置於卷外證物袋）、蔡鑫湖、王彩鸞上開房地設定抵押權予被告甲○○之土地建物登記申請書、抵押權設定契約書（見偵查卷宗第四七頁以下、原本置於卷外證物袋，原審卷宗二第五頁以下）、土地登記簿謄本、建築改良物登記簿謄本（見偵續卷宗第八頁以下）、款項借用證（見偵查卷宗第六頁、原本置於卷外證物袋）、台灣高等法院台南分院八十八年上字第三三六號卷宗（內有原審法院八十七年度促字第九０一０號卷宗之支付命令聲請狀、本院八十七年度訴字第五一五號卷宗之被告甲○○起訴書）、被告甲○○之支付命令聲請狀五份（見原審卷宗三第一五二頁以下）附卷可稽。茲有爭議者在於：
一、上開五百萬元是否為蔡鑫湖生前給與給戊○○，蔡鑫湖並主張該五百萬元借款先由其支付利息，日後應由被告戊○○負責清償。二、蔡鑫湖生前是否同意向被告甲○○借款五百萬元，並以上開東光二街三號建物設定抵押權給被告甲○○，此涉及蔡鑫湖當時的意識狀況是否清楚，而有同意能力，並得以委託被告戊○○辦理抵押權設定登記，又可簽發上開「款項借用證」給被告甲○○。三、被告甲○○是否真有出資五百萬元貸與蔡鑫湖以清償斗南鎮農會五百萬元貸款。四、事後該五百萬元如何催討。五、被告甲○○是否有借貸八百萬元給王彩鸞，而由王彩鸞提供上開中天段三六０號土地設定抵押權供作借款擔保。五、戊○○籌款償還斗南鎮農會之五百萬元貸款，對其有何利益？爰就上開爭點依序審究如下：
一、（五百萬元應由何人清償）
（一）（五百萬元借給何人）八十年八月三日，蔡鑫湖向雲林縣斗南鎮農會借款五百萬元，由王彩鸞、及王彩鸞之姐夫沈政宏任連帶保證人，蔡鑫湖、王彩鸞分別提供上開房地設定抵押權登記給斗南鎮農會，該五百萬元乃蔡鑫湖給與被告戊○○購買不動產，並於借款之同日即由斗南鎮農會匯入被告戊○○設於高雄市農會帳戶等事實，除據告訴人、告訴代理人指訴甚詳外，並為被告戊○○供明在卷（見原審卷宗一第一一三頁、第一四六頁、第一四七頁、原審卷宗二第三八頁背面、第三九頁、第二六０頁），蔡鑫湖貸款一事，亦為證人王彩鸞、沈政宏證稱無訛，此外，復有斗南鎮農會之擔保放款借據、地政事務所之建築改良物登記簿謄本、土地登記簿謄本（見偵續卷宗第三四頁至四十五頁）、高雄市農會函文及所附劃付單（見原審卷宗一第八九頁、九十頁）、斗南鎮農會授信約定書（見原審卷宗二第七五頁、第一０四頁，原本置於卷外證物袋）在卷可稽。被告戊○○於偵查中及原審法院初訊中辯稱未拿該五百萬元等情，及證人王彩鸞證述被告戊○○未取得該五百萬元等情，均不足採，此也可以看出被告戊○○及其母王彩鸞因對上開五百萬元債務及係爭房地有利害關係，供述及證述有所不實。
（二）（被告戊○○願意負擔該五百萬元債務）貸借五百萬元之時，該五百萬元利息本應由被告戊○○負擔，因王彩鸞稱被告戊○○仍有負債無法繳息，「而由蔡鑫湖先行繳息」，日後該筆債務於蔡鑫湖分配財產時再一併計算之情，為告訴人及告訴代理人指稱甚明（原審卷宗二第二六０頁、卷宗三第五二頁、第一四八頁），卷附之八十七年三月二十一日簽訂蔡鑫湖遺產分配「協議書」第六條更明示：「於高雄楠梓由進榮持有之建物土地有負擔五百萬元整之債物，【由其本人自己負擔償還】」（見偵續卷宗第四六頁），「協議書」上均有蔡鑫湖子女等各繼承人之簽名，表明同意協議內容，蔡鑫湖之繼承人為何，亦有繼承系統表一份附卷足參（見偵查卷宗第十八頁以下）。證人李坤峰即代筆寫下該協議書之人亦於原審法院到庭證稱：「（協議書第六點為何？）戊○○拿蔡鑫湖的土地建物去設定抵押五百萬元債務，【要由戊○○自己清償】，（當時）沒有人說是蔡鑫湖同意給與戊○○，因為抵押人是蔡鑫湖，所以利息由蔡鑫湖付，就是因為要借錢出來給戊○○，所以王彩鸞才出面作共同借款人等語（見原審卷宗一第二五五頁），核與告訴人、告訴代理人所稱情節相當，被告戊○○並供稱：「協議書內容有草簽，再請李坤峰代筆，簽名前我有看過內容」等語（見原審卷宗三第一九一頁）。參諸該「協議書」首段即載明：「今我兄弟姐妹等七人，【於父親靈相前跪拜協議，我蔡家產業分配如下】」，核與告訴人丙○○陳稱情形一致（見原審卷宗三第一九０頁），可見「協議書」第六點之內容是在處理蔡鑫湖之債務，非在處理被告戊○○之債務，雖協議書第六點之用字並非以斗南鎮農會貸款五百萬元之債務等字句代之，但蔡鑫湖既借資五百萬元給與被告戊○○，被告戊○○又持該五百萬元購買高雄市楠梓區不動產，前已敘明，可見該協議內容即在確認蔡鑫湖前開貸款之五百萬元債務，【應由被告戊○○負責清償】無訛。雖然被告戊○○於立協議書前之八十七年二月十六日，已清償該五百萬元本息債務完畢（詳後述），惟書立協議書當時，並無任何人提到蔡鑫湖有積欠被告甲○○五百萬元之事實，為證人李坤峰證陳無誤（見原審卷宗一第二五五頁背面），告訴人及告訴代理人亦均表明不知有還款的事實，則蔡鑫湖之其餘繼承人，將蔡鑫湖之上開債務列入分配協議，乃當然之事。而該五百萬元債務，既已提出於遺產分配討論中並作成決定，信繼承人間均早已知道蔡鑫湖借貸之上開五百萬元，應由被告戊○○負責清償，蔡鑫湖只是代被告戊○○繳交利息而已，並非因蔡鑫湖之給與，而認該債務於蔡鑫湖去世後，即應由繼承人全部連帶負責，否則毋庸特別書明如上，而繼承人間之所以會在蔡鑫湖靈前提出討論，可知此乃蔡鑫湖於借款給與被告戊○○時所為之主張，而為乙○○○、王彩鸞二人，及蔡鑫湖之子女所共知之事，應無疑義。被告戊○○、王彩鸞若對上開債務有所異議，應當即提出說明，並拒絕簽字，惟被告戊○○仍然同意負擔上開債務，其與王彩鸞於當時均未提出任何異議，顯然彼等二人早知當初給與該五百萬元之條件，即日後該筆債務應由被告戊○○清償甚明。是本件蔡鑫湖向斗南鎮農會所借之五百萬元，由被告戊○○使用，且所有關係人亦均確認此筆五百萬元債務，應由被告戊○○償還等情，既是事實，則對蔡鑫湖之繼承人乙○○○等人而言，此筆五百萬元款項是被告戊○○所向蔡鑫湖借得，於蔡鑫湖去世後，由被告戊○○負責償還斗南鎮農會，應無疑義。應注意本件蔡鑫湖向斗南鎮農會所借得之五百萬元，係以蔡鑫湖所有之三八一建號房屋及王彩鸞所有之三六０地號基地設定抵押權，王彩鸞為其子戊○○設定三六０基地之土地抵押權本是當然之理，蔡鑫湖所有之三八一號房屋為其子戊○○設定抵押權，也符合情理，實際上等於以蔡鑫湖之三八一建號房屋之價值，借出三百五十萬元給戊○○（王彩鸞之三六０地號土地部分，與乙○○○方面無關，如附表三①），所以，當蔡鑫湖去世後，三八一建號房屋將由乙○○○方面繼承（五百萬元債務依法由乙○○○方面繼承，王彩鸞及沈政宏本是連帶債務人，就五百萬元債務部分，對雙方面均不利），若任由斗南鎮農會查封派賣上開房地，不但對王彩鸞之土地不利，對乙○○○等繼承之房屋也不利，不過，斗南鎮農會取回拍賣款項之五百萬元，等於由王彩鸞之三六０地號土地之價款償還五百萬元債務，將使被告蔡進發之前所得之五百萬成空，形同將五百萬元還予斗南鎮農會，而對原先是蔡鑫湖所有之三八一號房屋毫無權利（如附表三之②、③），因此，被告戊○○若任由斗南鎮農會查封拍賣該房地，對戊○○及其母王彩鸞非常不利，若戊○○籌款償還五百萬元債務，直接塗銷斗南鎮農會之抵押權，對其母王彩鸞之三六０地號土地有利，但是，等於被告戊○○償還五百萬元債務，毫無所得，對戊○○不利，反而，乙○○○方面可以繼承取得蔡鑫湖之三八一號房屋所有權，對乙○○○有利，因此，被告戊○○一定要償還斗南鎮農會之五百萬元債務，並設法保存對三八一建號房屋之權利，才能真正保有其所得之五百萬元利益，由下列論述，可以知道為何被告戊○○要籌款償還五百萬元債務，並同時對上開房地設定抵押權之原因（如附表三④）。
（三）（保證債務之不可信）被告戊○○雖辯稱：「因於八十四年伊在高雄的儀器設備要擴充，要借錢想找蔡鑫湖當保證人，事後伊未去借，蔡鑫湖亦未任保證人
，告訴人擔心蔡鑫湖仍有保證債務，所以寫第六條」云云，不僅為告訴人及告訴代理人所堅決否認，被告戊○○所辯之「儀器設備擴充」、「保證債務」，亦均與上開協議書第六點所示文義顯不相符，況且，被告戊○○自承：「協議書簽名前我有看過內容，發現我母親的土地被列入，我要求刪除」等語（見原審卷宗三第一九一頁），證人王彩鸞並證稱：「戊○○當時並沒有說他在高雄的地沒有借錢」等語（見原審卷宗三第二五０頁），顯然被告戊○○於協議書簽寫時，對上開債務之負擔並未爭執，則被告戊○○既對協議書第三點「土地」二字猶仍錙銖必較，若第六點所寫之內容，是如其所言的空話，被告戊○○不可能如證人王彩鸞所言而不提出說明，要求刪除。至於證人王彩鸞對此先係證稱：「（協議書第六點是何意思）我不知道」云云，又改稱：「戊○○如果在高雄的地有借錢，由戊○○負責，戊○○之前有要借錢，他爸爸說要當保證人」云云，顯在附和被告戊○○之「保證債務」說法，惟其內容，又係指因為土地而借錢，而與被告戊○○所稱之「儀器設備擴充」云云，另有出入，亦不足信。
（四）（遺產分配協議中未提出蔡鑫湖向被告甲○○借款五百萬元）依據被告戊○○、證人王彩鸞之供證，該五百萬元借款應由蔡鑫湖清償，且蔡鑫湖向被告甲○○借款五百萬元以清償該貸款之事實為其二人親身經歷（詳後述），證人王彩鸞又證述上開協議書內所載沈政宏、李萬正之債務是伊提出來的等語（見原審卷宗三第二四九頁），並據告訴人、告訴代理人陳明該情在卷，則彼等二人何以未如上開經驗，將蔡鑫湖向被告甲○○借款五百萬元之債務一併提出列明清償責任，尤其是「被告戊○○為被告甲○○之好友」，借款日期與協議書書立日期相隔不久（僅約一個月，見附表一），被告戊○○亦為蔡鑫湖上開債務之繼承人，竟然對上開債務於「遺產分配協議」上隻字未提，其與證人王彩鸞對此均以忘記了等語回應（見原審卷宗二第二六二頁、卷宗三第二四九頁），意在掩飾，甚為明顯，此益足徵被告戊○○明知上開債務應由其負擔，而其不願負擔，若於分產協議時提出討論，將遭其餘繼承人列明要求被告戊○○自己對被告甲○○負責清償該五百萬元借款，故其與王彩鸞均故意不提出，以期日後由被告甲○○出面向蔡鑫湖之其餘繼承人求償，堪可推斷。
（五）（五百萬元利息之繳交）告訴人丙○○及告訴代理人蔡淑珍陳明繳息繳了五、六年至八十六年一月間就無能力再繳，蔡鑫湖亦知沒有繳息房子會被拍賣，其後由王彩鸞出面向沈政宏、余月珍借款各三十萬元、二十五萬元繳交利息等語（見原審卷宗二第二六０頁、第二六三頁），並舉出上開「協議書」第二條載明欠沈政宏、李萬正（余月珍之公公）之三十萬元、二十五萬元由姊弟七人共同負擔之旨為證，復有斗南鎮農會函文及所附之放款分戶帳卡在卷足憑（見偵查卷宗第七二頁以下）。證人沈政宏亦證稱：「八十五年八月三日是蔡鑫湖向我借三十萬元支付五百萬元利息，是王彩鸞跟我講的，是王彩鸞說蔡鑫湖要借三十萬元，如不繳納我保證人也會有事」等語（見原審卷宗三第五一頁），核與證人王彩鸞證述相符（見同卷宗第五二頁），證人余月珍、李萬正並均證稱八十六年七月二十九日，蔡鑫湖、王彩鸞出面借錢償還上開農會貸款利息，並由王彩鸞出面任該借款之連帶保證人等情明確（見原審卷宗三第一九一頁、第一九五頁），核與證人王彩鸞所述情形一致（見原審卷宗三第二四七頁），另有蔡鑫湖簽立之款項借用證二紙（見原審卷宗三第一六八頁、第二０三頁）在卷可參。被告戊○○復供承八十七年二月五日、八十七年二月七日二次的利息債務都是伊所繳納等語（見原審卷宗二第二六０頁），核與上開放款分戶帳卡所示情節相符。綜上可知，在告訴人未繳交利息之後，放款分戶帳卡所示之八十六年六月二十一日繳息三萬九千一百七十一元、八十六年七月二十九日繳息二十二萬七千五百元、八十七年二月五日繳息三萬七千九百十七元、八十七年二月七日繳息十八萬九千五百八十五元，均係由王彩鸞介紹其親友借款給蔡鑫湖繳交利息，或由被告戊○○本身花錢繳交利息，被告戊○○並自承：「自八十七年二月七日開始匯款至債務全部清償止，總共匯進蔡鑫湖帳戶有五百二十萬一千二百九十五元，多餘的二十萬一千二百九十五元是由其個人負擔」等語（見原審卷宗三第三一頁、第三二頁），這些還款項目，告訴人乙○○○及其子女，並未介入，是被告戊○○以五百萬元利息均是告訴人乙○○○繳納，而辯稱該五百萬元應即由告訴人乙○○○以蔡鑫湖之財產清償，非由被告戊○○負責清償云云，即不可採。被告戊○○又辯稱：伊之所以繳交上開利息係聽從蔡鑫湖的指示云云，然被告戊○○於庭訊中已供明五百萬元借款利息本是由告訴人乙○○○繳納之情，並於答辯狀中敘明蔡鑫湖之財產均由告訴人乙○○○掌控管理，及其從小以來，如何受告訴人乙○○○的惡意排擠之意，則以被告戊○○與告訴人乙○○○之互動關係，被告戊○○根本不可能自掏腰包為告訴人乙○○○繳交該貸款利息。蔡鑫湖當時若意識清楚，而真有指示被告戊○○前去繳交利息，信被告戊○○早就向蔡鑫湖反映上開利息應由告訴人乙○○○繳納，而拒絕繳息，甚或直接向告訴人乙○○○表明蔡鑫湖要其繳交利息之意，然被告戊○○於庭訊中，對該疑問又表明其未詢問蔡鑫湖上開利息應由告訴人乙○○○繳納（見原審卷宗二第二六一頁），是其辯稱是蔡鑫湖指示云云，並不足信。其另辯稱：是想要讓蔡鑫湖病趕快好起來云云，然蔡鑫湖當時並不知房屋將被查封拍賣之事（詳後述），是蔡鑫湖之病況是否好轉，與被告戊○○是否清償上開債務，並無關聯。再者，上開債務未清償，斗南鎮農會所追償者，是上開抵押物，及債務人蔡鑫湖、連帶保證人王彩鸞及沈政宏，就債務本身，根本與被告戊○○個人無涉（實際上有重大影響），告訴人及告訴代理人並被告戊○○亦均表明此意（見原審卷宗二第二五九頁）。又告訴人乙○○○、告訴代理人蔡淑珍等本身住在上開抵押建物內之人，若房屋被拍賣，其等將遷離該處，就房屋本身而言，此亦均與被告戊○○無關（與王彩鸞有關，實際上與被告戊○○有關）。唯一直接受有影響而與被告戊○○相關者，即王彩鸞名下之上開設定抵押權土地。【該土地乃王彩鸞唯一不動產】，王彩鸞並無其他財產，為證人王彩鸞證述明確（見原審卷宗一第二九二頁）。而蔡鑫湖身前擁有多筆不動產，財力甚豐，有蔡鑫湖之遺產稅核定通知書一份在卷可憑（見偵續卷宗第九三頁以下），是若蔡鑫湖之本意真係該筆借款單純要給與被告戊○○，日後不用由被告戊○○負擔清償之責，則以其財力豐厚，及其當時不顧告訴人乙○○○之反對，而將上開房屋設定抵押權之當家意志，「信其早已持其他不動產變現，用以清償上開貸款完畢」，不須持續六年損失貸款利息，更不須被告戊○○前去繳交利息，王彩鸞亦毋庸介紹其親友借款給蔡鑫湖繳交利息。又若斗南鎮農會向蔡鑫湖追償該筆貸款，而查封拍賣蔡鑫湖之其他財產，亦毫無困難，根本不須被告戊○○出面處理。是被告戊○○一反常態出面繳交利息，王彩鸞又不要求蔡鑫湖將財產變現清償貸款，反而願負擔連帶保證人之債務，介紹蔡鑫湖向他人借款繳交利息，此均足彰顯被告戊○○明知該筆借款應由其負責清償而前去繳息，另方面即在避免日後登記於王彩鸞名下之上開土地遭查封拍賣，及避免連帶保證人沈政宏之財產受追償，堪可認定。至於辯護人林俊欽律師於原審質疑何以協議書第六條未將五百萬元債務之利息一併載明，然蔡鑫湖生前既已表明利息由其負擔，而由告訴人乙○○○先行繳納，業敘明如前，是該利息未一併列明由被告戊○○負擔，不足為奇，尚不足因此推論該債務應由告訴人繼續繳清，附此敘明。
二、（蔡鑫湖是否向被告甲○○借款並設定抵押權）
（一）（蔡鑫湖的住院與蔡鑫湖為何要向被告甲○○借錢）蔡鑫湖於八十六年九月二日，因上消化道出血至台北市國泰醫院住院施行胃部分切除，手術後一直到傷口感染，引起敗血症，後因病況仍未改善，且礙於國泰醫院之住院規定，於八十七年一月七日，因胃潰瘍術後傷口裂開、肺炎、痛風關節炎、冠心症轉院至華濟醫院繼續住院治療，於八十七年三月七日，蔡鑫湖因上開疾病導致敗血性休克、心肺衰竭而死亡等情，為被告戊○○、告訴人、告訴代理人所供陳一致，並有華濟醫院出具之蔡鑫湖診斷證明書（八十七年偵字第五八七一號卷宗第四頁）、死亡證明書（同卷宗第五頁）、華濟醫院回覆地檢署函文及護理紀錄單（載明蔡鑫湖住院時間及當時病況，同卷宗第一一九頁以下）、華濟醫院回覆本院之病歷影本（見本院卷宗一第二０六頁）、國泰醫院診斷證明書（見本院卷宗二第一五四頁）在卷可參。而蔡鑫湖並未向被告甲○○借款五百萬元及設定抵押權給甲○○一節，為告訴人及告訴人代理人堅指在卷。被告雖無自證無罪之義務，但借款事實是否存在，又有不利被告之事證存在，被告二人既然主張為真實，且又在場親身經歷，彼等二人若繼續保持緘默，對其不利，自應對此積極事實提出合理之說明，甚至依案情發展，也應提出反證，被告不自證無罪，得保持緘默，是其「權利」，不能僅因其緘默，就認為被告默認犯罪，不過當事證已明，對被告不利時，積極辯護提出合理懷疑存在，甚至提出反證，與被告緘默權無關，而是辯護策略問題。首先，被告甲○○辯稱：「蔡鑫湖於國泰醫院時即向伊借錢，伊於八十七年二月三日在華濟醫院同意借錢給蔡鑫湖，並要求設定抵押權，蔡鑫湖說好，要交代別人辦好抵押權」云云，然被告甲○○於原審法院庭訊中首次提及與蔡鑫湖之接觸，即供明：「我是在八十六年十一、二月到國泰醫院看蔡鑫湖三次，華濟醫院我沒有去看過他」等語（見原審卷宗一第六二頁），顯見「八十七年二月三日」被告甲○○沒有出現在華濟醫院，更遑論同意借款給蔡鑫湖。雖然被告甲○○改稱：「伊有到華濟醫院看過蔡鑫湖一次」云云，然國泰醫院、華濟醫院乃台北、嘉義之遙，被告甲○○有無遠從台北至嘉義華濟醫院探視其友人蔡鑫湖，並於該唯一探視中即同意借款蔡鑫湖五百萬元無息，並要求設定抵押權擔保，記憶上實不可能出差錯，語意上亦不可能在「有與沒有」間有不清楚之處，是被告甲○○事後始改稱有到華濟醫院一次云云，實在令人起疑，並不具說服力，不足採信。另外，蔡鑫湖為何「要」借錢，被告甲○○辯稱：「是因為蔡鑫湖提及房屋在近期內要被拍賣，貸款迫在眼前有壓力」云云，然證人沈國銅即斗南鎮農會當時承辦催收人員證稱：「當時因為未繳息所以發支付命令，於八十七年二月三日前一星期，我們發函給蔡鑫湖表明二月三日要申請法院查封（抵押物），是寄到東光街三號（即東光二街三號）；我們是預備要去查封，但後來二月五日有來繳息；我們沒有親自告訴蔡鑫湖房子查封之事」等語（見原審卷宗一第一四七頁、第一四八頁），並提出斗南鎮農會信函一份（見同卷宗一第一五四頁）為證，其上載明日期為「八十七年一月二十二日」。則該信函寄達蔡鑫湖住所時，蔡鑫湖人還在台北國泰醫院住院治療中，原審法院於庭訊時提示該信函給告訴人、被告二人、及證人王彩鸞辨識，其等均一致陳稱：「沒有看過」等語（見原審卷宗一第一四八頁），顯然蔡鑫湖根本沒有管道得知房子於近期內要被查封拍賣，被告戊○○並供稱：「（借款）當時伊與蔡鑫湖並未談到查封之事」（見原審卷宗一第一四九頁），更足徵上情為真，是被告甲○○、戊○○二人所辯：「蔡鑫湖提起貸款壓力迫在眉睫」云云，顯然誇張不實，應是被告戊○○覺得查封壓力已近。再者，蔡鑫湖為何要向「被告甲○○」借錢一節，被告甲○○稱伊不知道等語（見原審卷宗一第二九五頁），並供稱：「蔡鑫湖很富有，之前沒有與伊有過金錢往來，伊與蔡鑫湖認識十幾年」等語，又辯稱：「在國泰醫院蔡鑫湖有向我借款，但我沒有現金所以沒有答應他，事後是鄭玉燕願意借錢給我，我才答應借錢給蔡鑫湖」云云（見原審卷宗一第一四九頁），復辯稱：「（蔡鑫湖向你商借五百萬元有人在場）王彩鸞」云云（見偵查卷宗第六八頁），王彩鸞則於偵查中證稱：蔡鑫湖於國泰醫院及華濟醫院均向甲○○提及貸款清償、房屋拍賣云云（見偵查卷宗第三七頁），核與被告戊○○於偵查中所辯相符（見偵查卷宗第三六頁），則若證人王彩鸞、被告戊○○上開所言為真，被告甲○○在國泰醫院已表明無法借款五百萬元，且上開房屋係蔡鑫湖老家，其親朋故友均在斗南，倘蔡鑫湖若意識清楚且明知房屋即將被查封拍賣，以其資力與信用，在被告甲○○拒絕借款後，早就另尋他途借款，或託人處理其他不動產變現清償該貸款，以免老家被拍賣，信用名譽受損，何以蔡鑫湖均未處理，而在時隔數月後，仍執意一定要向被告甲○○借款五百萬元清償，實難以理解，亦可明被告甲○○上開借款並設定抵押權過程之辯詞，並不可信。
（二）（蔡鑫湖的意識能力）華濟醫院函文地檢署內容指出：「蔡鑫湖住院當時意識呈現虛弱嗜睡狀態，但可以講話」等情，有上開醫院函文在卷可詳（見偵查卷宗第一一九頁）。證人丁○○即蔡鑫湖在華濟醫院之主治醫師到庭證稱：「蔡鑫湖轉院來時人體很虛弱，有插胃管，意識清楚，到二月下旬人精神就不是很清楚；蔡鑫湖沒辦法自己行動，須人攙扶或坐輪椅，大部分的時間都躺在病床上」等語（見原審卷宗一第二三一頁、第二三二頁）。惟華濟醫院提供之上開卷附病歷影本，自八十七年一月二十六日起，即在首行記載「ＣＯＮＦＵＳＥＤ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中譯文「意識混亂」），一月二十七日、二月四日、二月七日、二月二十二日、二月二十六日、二月二十八日均有相同記載，經原審法院詢以證人丁○○何以如此，證人丁○○即證稱：「ＣＯＮＦＵＳＥＤ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表示講話有時會錯誤，神智不算清楚；是指在外觀看起來與平常人一樣，但經醫師檢查就會發現意識不清楚，一直到蔡鑫湖過世前都未昏迷，因為他不是腦部問題，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護理人員都記載清醒的原因，二月五日、六日雖無記載他的精神狀況，但依病歷整體記載推斷，他還是「ＣＯＮＦＵＳＥＤ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ＤＲＯＷＳＹ」（ＤＲＯＷＳＹ中譯文「嗜睡」）等語（見原審卷宗二第一三二頁），從而證人丁○○所證蔡鑫湖住院當時意識清楚一事，乃依據昏迷指數十五分之護理紀錄記載，並非根據醫師診察後記載之病歷，且證人丁○○已說明護理紀錄何以記載清醒之原因，自當以醫師診察後認定蔡鑫湖意識不清之證據為可採。從而，蔡鑫湖自八十七年一月二十六日起，在華濟醫院之住院期間，意識狀態是屬不清且呈嗜睡狀態無疑。是蔡鑫湖不可能在此意識情況下，猶有能力同意向被告甲○○借款五百萬元無息，並同意設定上開抵押權登記給被告甲○○，復交代被告戊○○前去辦妥此事。此狀況與蔡鑫湖於八十七年二月五日「同意」變更印鑑，至其於同年三月七日死亡，相距不過約一個月而已之事實，也無矛盾。蔡鑫湖並非一般老弱死亡而是因病長期住院死亡（八十六年九月二日就住院長達半年之九，如附表一所示），就蔡鑫湖的身心狀況，其病歷記載及證人主治醫師丁○○上開證言合於事實，自屬可採。是被告二人及證人王彩鸞供證蔡鑫湖在華濟醫院時意識清楚，於八十七年二月三日同意借款並交代戊○○辦理抵押權設定云云，顯非實情。
（三）（被告戊○○取得蔡鑫湖印章與告訴人是否知悉設定抵押權之事）八十七年二月五日上午，被告戊○○○○○鎮○○○街○號向告訴人乙○○○要取蔡鑫湖印鑑，告訴人乙○○○、告訴代理人蔡淑珍二人因懷疑被告戊○○心圖不軌，而由告訴代理人蔡淑珍二次拿取非蔡鑫湖印鑑章之印章給被告戊○○等情，為告訴人乙○○○、告訴代理人即證人蔡淑珍指證甚明（見原審卷宗一第一四五頁以下、原審卷宗二第六九頁以下、卷宗四第五五頁、第六０頁），核與被告戊○○所供二次拿取印章到斗南鎮戶政事務所辦理印鑑證明遭拒等情形相符（見原審卷宗二第三九頁背面）。被告戊○○雖辯稱：伊於拿取印章時即已告知乙○○○蔡鑫湖要借款辦理抵押權設定云云，然此不惟告訴人乙○○○、告訴代理人蔡淑珍所否認，彼等二人並均指稱：「戊○○當時是說要塗銷抵押權設定登記，伊等認為塗銷不須印鑑章，所以拿個便章給戊○○等語」無誤，再者，以告訴人乙○○○與被告戊○○之互動關係，告訴人乙○○○若經被告戊○○告知蔡鑫湖要借款清償貸款並設定抵押權，告訴人乙○○○不可能不到華濟醫院求證蔡鑫湖之真意，甚或直接拒絕拿印章給被告戊○○，而非只是隨便拿個便章給被告戊○○。又若被告戊○○上開辯詞為真，被告戊○○於二次均拿到錯誤的印鑑章申辦印鑑證明遭拒後，應已明知告訴人乙○○○不相信借款設定抵押權之事，蔡鑫湖若真是意識清楚，且一定要被告戊○○辦妥此事，則被告戊○○當可以蔡鑫湖之意志為後盾，要求告訴人乙○○○同至不遠之華濟醫院向蔡鑫湖說明清楚，惟被告戊○○卻未如此處理，亦均無法提出合理之說明（見原審卷宗二第四０頁以下），另外，被告戊○○辯稱：蔡鑫湖當時可以寫字云云，然其亦供明：「當時蔡鑫湖並未書寫委託書給伊辦理印鑑證明」等語（見上開筆錄），被告戊○○甚至供稱：「自乙○○○處拿取印章至戶政人員到醫院為止，伊均沒有回醫院向蔡鑫湖報告乙○○○不給印鑑章」等語（見原審卷宗四第五六頁），何以不要求蔡鑫湖以言語或書面對告訴人乙○○○有個明確的交代，被告戊○○又無法說明（見上開筆錄），凡此，均足明被告戊○○辯述告訴人乙○○○知情之不可信。
（四）（戶政人員的誤判）八十七年二月五日近中午，斗南鎮戶政事務所無法受理戊○○拿取錯誤印章申請蔡鑫湖之印鑑證明，事務所主任得知蔡鑫湖在醫院，為了便民要求承辦人員劉錦燕、吳錫然前往華濟醫院查詢蔡鑫湖真意等情，為被告戊○○、證人劉錦燕、吳錫然二人供證無誤。證人吳錫然證稱：「我們有核對蔡鑫湖本人無誤後，問蔡鑫湖是否要辦理印鑑證明，【他有點頭】，我們有說印鑑不符是否要辦理印鑑章變更，【他點頭】，有同意的意思，都沒有說話，我們沒有跟他說辦理這要何用，當時蔡鑫湖神智清楚」等語（見原審卷宗一第四十頁），又證稱：「蔡鑫湖是否戴著氧氣罩我不記得，我們是靠著他點頭及舉手就表示要辦」等語（見原審卷宗二第十八頁背面），證人劉錦燕則證稱：「我們先核對蔡鑫湖的身分，再問他一些事，測試他意思是否清楚，蔡鑫湖【沒有說話，只有點頭、搖頭而已】，我有問他是否要申請印鑑證明，蔡鑫湖點頭，我告訴他如果要辦理要拿原來的印章，如果無法拿出原來的印章，要變更印鑑卡，蔡鑫湖有點頭，表示說好，當時有我、吳錫然、戊○○、及一位自稱他太太（即王彩鸞）在場，變更印鑑卡的印章是戊○○拿去的，我們有問蔡鑫湖是否要以此顆印章為新的印鑑章，蔡鑫湖點頭，表示說好，用途我們都沒有問」等語（見原審卷宗一第五九頁、第六十頁），又證稱：「我們問蔡鑫湖是否要辦印鑑證明，他點頭表示要辦，眼神正常看著我們，手可以動，都沒有講話，【靠點頭】，當時我們跟他說你印鑑不符，要辦理印鑑證明，就先要辦理變更印鑑章，我為了確認他有沒有聽到，就會請他搖頭或點頭，他當時點頭要辦理變更印鑑證明，其間他都沒有問為何要變更印鑑證明，都沒有講話，也沒有要講話的樣子；印鑑證明申請書是戊○○寫的，印鑑章是我們蓋的，我們有提示該印鑑給他看，問他是否確定要用此印鑑，當時是空白表格尚未寫字，他確定之後，人躺在床上以手蓋指印，我當時就把表格拿回戶政事務所，戊○○再到戶政事務所來寫；（當時要變更印鑑證明你們在問他時，蔡鑫湖有沒有遲疑或停頓）沒有，如果有疑問我們就不辦了；（為何印鑑登變更登記申請書寫遺失）因為辦理變更有二種情形，一種是遺失、一種是破損，我問他舊的印鑑如果拿不出來就要辦遺失，他就點頭；（印鑑證明申請書的印章是誰交給你蓋的）是戊○○，我有將印章及申請書提示給蔡鑫湖確認，印章與申請書我們一同拿回戶政事務所辦好之後再拿給戊○○，蔡鑫湖無法自己簽名，所以我們沒有叫他簽名，我有問他有沒有辦法簽名，他就把手伸出來都沒有力，所以我們認為他無法簽名；（現場有無人扶著蔡鑫湖的手去蓋手印）當時蔡鑫湖躺著，應該有人扶著他的手去蓋」等語（見原審卷宗二第一八頁以下），復證稱：「印鑑變更登記申請書、印鑑登記證明申請書的蔡鑫湖印章是我與吳錫然其中一人蓋的」等語（見原審卷宗四第五二頁）。由其二人之證詞可證：第一點，卷附之印鑑證明申請書、印鑑變更登記申請書、印鑑登記證明申請書、印鑑條等文件，文字部分是由被告戊○○書寫（此並為被告戊○○坦承，見原審卷宗四第五二頁），印章蓋印部分，是由證人劉錦燕或吳錫然其中一人蓋印，蔡鑫湖根本沒有接觸碰取上開文件，或該變更後之印鑑，印鑑證明申請書上之指印，是在場四人之其中一人扶著蔡鑫湖之手捺印。第二點，蔡鑫湖人躺著，手沒力無法寫字，從頭到尾，蔡鑫湖對劉錦燕、吳錫然的問題沒有搖頭，只有點頭，沒有疑問，沒有遲疑，沒有停頓，沒有講話，也沒有要講話的樣子。第三點，劉錦燕、吳錫然不知蔡鑫湖上開病情，未詢問醫師意見，亦未詢問蔡鑫湖為何要申請印鑑證明或變更印鑑登記。第四點，劉錦燕、吳錫然的詢問方式只是要蔡鑫湖趕快決定「是否要辦」，沒有以相反方式詢問蔡鑫湖「是否不辦」的意見。由上開第一點內容可明，上述之文件，並無從認定有偽造文書之事實。就上開第二點內容，徵諸前述證人丁○○之證詞，可明蔡鑫湖當時之意識狀況確屬不清楚，否則不會有此外觀反應，蓋如辯護人林俊欽律師所言，申請印鑑證明、變更印鑑登記等是何等重大之事，若蔡鑫湖意識清楚，何以在得知要辦理印鑑證明、原印鑑章遺失要變更印鑑登記等情事，會沒有遲疑，沒有疑問，沒有要講話的樣子一直點頭下去，更何況被告戊○○亦供明其在與戶政人員回
醫院前，並沒有到醫院看視蔡鑫湖，前已敘明，則蔡鑫湖根本無從在戶政人員到達醫院前，即已知悉有人要來詢問申請印鑑證明或變更印鑑登記等事，證人王彩鸞並證稱：當時沒有人向蔡鑫湖說為何要變換印鑑證明等語（見原審卷宗第二九四頁），此均徵顯證人丁○○所證：蔡鑫湖昏迷指數是十五分，代表清醒，【嗜睡是醫師查房之結果】，護理紀錄是護士觀察之結果，病歷紀錄是醫師觀察之結果等語為真，亦即，蔡鑫湖外觀上看起來是清醒，【但經醫師檢查就會發現意識不清楚】。由上開第三點及第四點之內容，可以推斷證人劉錦燕、吳錫然顯然不明瞭蔡鑫湖之意識狀況，【只因蔡鑫湖之點頭】，而誤判蔡鑫湖之真意。查無其他證據可認有何人利用蔡鑫湖意識不清之點頭，而申請蔡鑫湖之印鑑證明、變更印鑑登記，就此部分，尚無法論斷罪責，惟必須交代，證人劉錦燕、吳錫然之上開證述蔡鑫湖意識清楚，願意申請印鑑證明，變更印鑑登記等證詞，乃係劉、吳二人之錯誤判斷，無法採用，不足為被告二人有利之認定。至於王彩鸞於原審法院庭訊中證述蔡鑫湖當時可以講話，有說是，並親口說我要變更印鑑證明云云，其後又改稱蔡鑫湖點頭說是云云，前後不一，亦與證人劉、吳二人所證不符，委不足採。另被告戊○○辯稱：其中一位戶政人員說如果是的話你（蔡鑫湖）就用力握我的手，結果蔡鑫湖就用力握他的手云云，經證人劉、吳二人到庭均否認有此事實，並證稱其等無法確定有無與戊○○一起進病房等語（見原審卷宗二第一八頁背面），則被告戊○○之上開辯詞，又不可信。
（五）（款項借用證署押之偽造與印章之盜用）至於被告二人用以證明蔡鑫湖向被告甲○○借款之上開「款項借用證」原本，經辯護人聲請原審法院向斗南鎮公所兵役單位調取蔡鑫湖指印鑑定其上指印，及調取印鑑證明鑑定其上印鑑，並聲請調查其上簽名是否為蔡鑫湖所簽，經原審院函調蔡鑫湖指紋卡後連同款項借用證送請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指紋是否同一，該單位回覆稱：送鑑借據上蔡鑫湖捺印之【指紋因紋線不清】，無法比對，有該單位函文一份在卷可參（見原審卷宗一第一八九頁，此部份是因指紋線不清而無法鑑定，自無再送請鑑定之必要）。而其上印文，經法院比對卷附之蔡鑫湖印鑑證明，認屬同一印文，毋庸再送鑑定。至於借用證上蔡鑫湖之署押一枚，經原審院向台灣高等法院台南高分院函調之蔡鑫湖於八十年八月一日、八十五年九月五日親筆簽名之印鑑變更登記申請書、印鑑登記證明申請書、印鑑登記申請書等書證原本共四紙（函文見原審卷宗二第六六頁），並由原審法院向斗南鎮農會函調蔡鑫湖親筆簽名之上開五百萬元借款授信約定書原本一份（函文見原審卷宗二第七五頁），連同檢方原已存卷蔡鑫湖親筆簽名之上開日期印鑑條原本（以上原本均置於卷外證物袋，影本附於卷宗二第一００頁至第一０五頁），相互比對，認「借用證上蔡鑫湖之簽名筆跡」與上開文件上之蔡鑫湖簽名筆跡【不同】，經送請刑事警察局鑑定之結果，亦認款項借用證上蔡鑫湖簽名筆跡與上開文件蔡鑫湖簽名筆跡【不相符】，有該單位鑑驗通知書一份附卷可徵（見原審卷宗二第一二三頁），此與本院將八十七年二月九日款項借用證上「蔡鑫湖」簽名筆跡，送請憲兵學校鑑定結果一致（本院卷一第二二０頁），況且，款項借用證原本上蔡鑫湖之簽名署押，筆尾均有停頓顯有力道，蔡鑫湖三字直列整齊，筆法使力每字均屬相似，顯係同一人於同一時間直接連貫寫下。以蔡鑫湖上述虛弱體力、意識不清、手雖可動但無力，且躺臥病床之身軀，實無法書寫上開字跡。上開署押應屬他人偽造無訛。再者，款項借用證原本上蔡鑫湖之印文，亦屬清晰完整，顯係經人一次用力蓋印完成，以蔡鑫湖當時之身體狀況，亦難認其有蓋印上開印文之能力，該印文當為他人盜用蔡鑫湖印章之結果。
（六）（被告參與偽造署押盜用印章）被告甲○○於偵查中供稱：「（八十七年）二月十六日戊○○給我借據（即款項借用證），當時均已寫好」等語（見偵查卷宗第六七頁），被告戊○○則於偵查中供稱：「（借據何人寫的）內容代書寫的，簽章部分是我父親自簽的，印章、指印是我父親自己蓋的，我未看見，當時我不在場」云云（見偵查卷宗第六八頁背面），於原審法院庭訊中，被告戊○○又辯稱：「借用證上蔡鑫湖的名字是我父親簽的；當時只有我母親王彩鸞與我在病房，我父親要我去借印泥，我回來名字就簽好（見原審卷宗一第六０頁）；我父親看過借據後就叫我去拿印泥，叫我母親拿筆給他，我拿回來之後，名字已經簽好了，他（蔡鑫湖）就蓋章、印手印，印章是蔡鑫湖拿出來蓋的，他就交代我將借據帶著，等甲○○錢給清以後，再將借據給甲○○」云云（見原審卷宗一第二九四頁）。然查：被告戊○○先係辯稱其未在場目睹蔡鑫湖蓋章捺印經過，後又改稱其在場目睹，供詞前後矛盾，況且，蔡鑫湖若於上開期日可以親自簽名蓋印，何以上開八十七年二月五日之印鑑證明申請書等文件均非由蔡鑫湖自己簽名蓋印，實在可疑。對此，被告戊○○雖辯稱：因當時戶政人員看我父親在打針云云（見原審卷宗一第二九五頁背面），惟證人劉錦燕證述：「蔡鑫湖手可以動，伊不記得蔡鑫湖手上有無插著注射管」等語，是被告戊○○之上開辯詞，亦難採信。另外，證人王彩鸞證述：「蔡鑫湖當時可以看，我告訴他那一張是借據，他就叫戊○○去拿印泥，他當時人不是很舒服，他坐著頭低低的簽，他有特別交代戊○○錢要等甲○○給以後再將借據給甲○○，其他話都沒有說」云云，旋又改稱：「戊○○拿印泥來以後他就走了，我是事後將簽好名的借據交給戊○○，蔡鑫湖蓋指印與印章時戊○○並不在場」云云（見原審卷宗一第二九二頁背面），又證稱：「（八十九年二月九日簽借用證時現場有多少人）只有我與蔡鑫湖在場，蔡鑫湖坐著，借用證下面墊著棉被及一本書才簽名，他自己看自己簽，他都瞭解內容，印章也是他蓋的，印泥是我拿給蔡鑫湖，戊○○沒有進來，戊○○後來也沒有進來，我將借用證拿給他（戊○○）」云云，又即改稱：「戊○○隔多久進來我記不得」云云（見原審卷宗四第二四頁）。以證人王彩鸞證詞之閃爍不清，不僅無從證明被告戊○○當時有無拿印泥並目睹蔡鑫湖蓋章捺印，亦無法證明其目睹蔡鑫湖親自簽寫姓名。再者，被告戊○○一再主張上開借用證簽名蓋印皆由蔡鑫湖完成，被告甲○○並主張該借用證是被告戊○○所交付，而非蔡鑫湖所交付，彼等二人並提出該借用證主張為真正，而上開簽名係屬偽造，印章係為盜用，蔡鑫湖根本沒有向甲○○借款五百萬元等情，復已敘明如上，可見被告戊○○、甲○○二人均有參與偽造蔡鑫湖署押、盜用蔡鑫湖印章而捏造借用證之意思聯絡。經原審法院請被告二人提出筆跡供鑑定後，雖認借用證上蔡鑫湖之簽名筆跡與被告二人之筆跡不相符，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驗通知書在卷可明（見原審卷宗二第一七七頁），復經提供王彩鸞、黃淑秋、楊國明三人之筆跡送請鑑定，亦認其三人平日所寫，與款項借用證上蔡鑫湖簽名無類同之筆跡可資比對，而無法認定，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函文一份附卷足憑（見原審卷宗二第二一一頁），顯然，蔡鑫湖之上開署押，係由被告戊○○交由不詳姓名年籍之第三人（成年人）所偽造無疑。參諸證人楊國明證明上開借用證各欄已均由其書寫妥當，始交由被告戊○○攜回一節，核與被告戊○○供述情形相符，則在借用證上均已載明借款五百萬元之意，連蔡鑫湖之住址亦已書寫清楚，可見該偽造署押之第三人，亦已明知簽名代表蔡鑫湖借款五百萬元之意思，其未得蔡鑫湖之授權而仍簽寫蔡鑫湖姓名，顯與被告戊○○有偽造署押，偽造私文書之犯意聯絡，該第三人與被告甲○○間，有間接之犯意聯絡（最高法院七十七年台上字第二一三五號判例要旨參照）。至於被告戊○○雖於庭訊中供稱：（上開蔡鑫湖變更後之印鑑）目前在哪裡伊也不知道，因為蔡鑫湖過世後一片混亂，沒有再留意等語（見原審卷宗四第六一頁），惟被告戊○○於八十七年二月五日持有蔡鑫湖上開印鑑章，前已論述，亦無證據顯示戊○○有將該印鑑章交給任何人，以蔡鑫湖之身體狀況，更不可能還有能力管領該印鑑之重要物品，足認八十七年二月九日時，上開印鑑章仍在被告戊○○之支配管領中，參諸被告戊○○於庭訊中供稱：我沒有謀奪家產，因為我沒有偽造遺囑，或作更過分的事等語（見原審卷宗二第二二五頁），則被告戊○○有何本事可得偽造遺囑，或作更過分的事，若非其仍持有上開蔡鑫湖印鑑章，可有其他。從而借用證上蔡鑫湖之印文，當係被告戊○○盜用蔡鑫湖印章所致，被告戊○○因而又偽造蔡鑫湖借款意思之私文書，堪可斷定。又被告戊○○、王彩鸞一致供證借用證內容是在八十七年二月九日完成，從而上開借用證上偽造署押、盜用印章之時間，亦為八十七年二月九日無疑。被告二人偽造上開私文書，均足生損害於蔡鑫湖，及其繼承人（被告戊○○除外）之權益，亦足認定。
三、（被告甲○○是否真有出資清償該五百萬元）
（一）（五百萬元本金利息債務是由被告戊○○清償）蔡鑫湖上開斗南鎮農會之五百萬元債務連同利息，其清償之方法，據被告戊○○供述，乃其於八十七年二月五日先至農會詢問利息負擔，農會告知利息有二十幾萬元，其當日先支付現金連同違約金共五萬七千二百三十九元，其又詢問農會本金利息如何還，農會告知至八十七年二月七日止，利息總共十八萬九千五百八十五元，其於八十七年二月七日，於高雄銀行後勁分行，以現金匯款四十八萬九千五百八十五元，其中三十萬元繳交本金，剩餘本金四百七十萬元，其向農會詢問如果陸續還款的話，到最後還款時再一並計算利息，八十七年二月九日，其又自上開銀行匯款現金八十萬元，至八十七年二月十六日，其問農會本金利息還欠多少，農會告知還有一百七十六萬一千七百十元，故自其上開銀行帳戶內轉帳匯款上開數額清償債務完畢（見原審卷宗三第二五一頁、第二五二頁、原審卷宗四第二七頁至第二九頁）。另外，被告戊○○之岳母鄭玉燕於八十七年二月十一日，自其高雄市農會後勁分部帳戶內，以被告戊○○之名義轉帳匯入蔡鑫湖斗南鎮農會帳戶一百二十萬元清償本息，黃淑秋之姊黃淑貞，於八十七年二月十二日，自其台灣土地銀行新竹分行二個帳戶內，分別取款五十五萬三千元、三十九萬七千元，共九十五萬元，以黃淑貞、戊○○之名義，轉帳匯入蔡鑫湖上開帳戶清償本息等情，亦為證人鄭玉燕、黃淑貞二人證稱屬實（見原審卷宗一第四一頁、第四三頁、第二五四頁以下，見附表二），核均與附卷高雄銀行後勁分行函文並所附匯款申請書三紙、存款取款條一紙（見原審卷宗一第一七三頁至第一七六頁）、高雄市農會函文及所附匯款申請書、取款條、台灣土地銀行新竹分行函文其所附匯款單等（見原審卷宗一第一七七頁至一八０頁）、斗南鎮農會放款分戶帳卡、放款收入傳票、匯入匯款交易明細表（見原審卷宗一第一一七頁至第一二五頁）等書證所示情形相符。由上可證：第一點，對於上開債務之如何清償，及其清償方式，【被告甲○○並未經手，而是由被告戊○○前去瞭解，並由被告戊○○依農會之指示還款】。第二點，【上開匯款均係以被告戊○○之名義匯款清償】，並非以被告甲○○之名義清償。由此已可見，蔡鑫湖之上開五百萬元債務及利息，是由被告戊○○清償，被告甲○○辯稱上開款項係由伊借款給蔡鑫湖清償云云，並不可採。
（二）（被告甲○○沒有出資借錢）就被告甲○○出資之過程而言，被告甲○○於偵查中先辯稱：我於八十七年二月七日在高雄戊○○檢驗所交戊○○三十萬元，二月九日亦拿出現金三十萬元，黃淑秋拿出五十萬元共八十萬元在同址交給戊○○，二月十六日我攜帶現金四十萬元，黃淑秋拿出一百三十五萬元，在檢驗所交給戊○○云云（見偵查卷宗第六七頁），於原審法院、本院庭訊中，被告甲○○又辯稱：二月九日我拿三十萬元給黃淑秋，黃淑秋說她要與她的錢一起匯到斗南鎮農會，她說她要拿五十萬元與這三十萬元匯到斗南鎮農會，之後我就離開，當天有碰見戊○○但沒有聊天就走了，之後這三十萬元如何處理我不知道，當天並未看見黃淑秋拿這五十萬元出來，只是聽說而已云云（見原審卷宗四第三三頁）。其中就二月九日當天究竟是拿八十萬元給被告戊○○，還是只拿三十萬元給黃淑秋，被告甲○○之辯詞已前後不一，證人黃淑秋就交款之過程於偵查中又證稱：我答應借甲○○一百八十五萬元，分二次借，二月八日他（甲○○）來電說隔天要下來，我隔天亦第一次給他五十萬元，在檢驗所給他，另一次十六日他下來在檢驗所給他一百三十五萬元云云（見偵查卷宗第八九頁），又與被告甲○○所辯出資之過程不相吻合，被告戊○○又辯稱：是甲○○拿到我家給我八十萬元云云（見原審卷宗四第三十頁），亦與被告甲○○於本院庭訊中之上開辯詞不符。而上開款項數額甚鉅，被告甲○○又自稱向黃淑秋借錢，黃淑秋亦證稱借錢給被告甲○○，被告戊○○是接收該八十萬元之人，茍其所言全部屬實，何以其三人對借款取款之過程在供證上有如此之出入，就此，被告甲○○無法提出合理解釋（見原審卷宗四第三三頁）。其中三十萬元、三十萬元、四十萬元資金來源，被告甲○○於偵查中先係辯稱：有些是存款，有些是標會（見偵查卷宗第六七頁背面），又辯稱：有些是從戶頭領出來的，有些是我手邊自有的，我手邊隨時有一百萬元云云（見偵續卷宗第五三頁背面），而於本院庭訊中又辯稱：一百萬元其中四十萬元是現金放在家裡，六十萬元是標會及我的薪水云云，繼又稱：一百萬元是分三次給，二次三十萬元，一次四十萬元，第二次三十萬元是標會到期，第三次四十萬元是我借人家的還款云云（均見原審卷宗二第三八頁），所辯不論是資金名目，或資金數額，又係前後不一，不知何者為真。原審法院請被告甲○○提出資金來源證明，就第一次的三十萬元，被告甲○○辯稱：其個人有現金三十萬元放在家裡，乃做醫療器材之業務推廣費用，感謝客戶時請客戶吃飯，費用有時用刷卡，有時用現金，刷卡部分是有單據，大部分可向公司報領支出，用現金就不能報銷，公司給我的現金就是要讓我交際客人使用，一年會給我一百五十萬元，分幾次給，是從香港匯至我的戶頭，有時是主管帶美金現金給我，這些我有簽收，但沒有辦法提出證明，我們公司不允許這種交際云云（見原審卷宗二第三０三頁），是被告甲○○不僅無法提出家中現金之來源證明，復又指出公司不允許被告甲○○私下請客戶吃飯之交際，則公司主管怎還會提供每年一百五十萬元資金給被告甲○○從事該項事務，實令人無法理解。再者，就第二次交付之現金三十萬元而言，雖證人張永清出庭結證稱：甲○○有參加伊的互助會，八十七年二月五日有收會款共三十四萬元，至甲○○台北市住所交給甲○○等語（見原審卷宗三第二十頁），核與被告甲○○所供相符，然有收到互助會款是一回事，該互助會款是否交給被告戊○○又是另一回事，姑不論攜帶為數不少現金往來台北高雄之危險性，被告甲○○亦自承銀行匯款由公司秘書代勞（見原審卷宗二第二六五頁）；我答應借錢給蔡鑫湖的當天晚上，戊○○有打電話跟我講蔡鑫湖之帳戶（見原審卷宗四第三五頁）各等語，又自稱其資金運轉靈活，則被告甲○○本可請公司秘書以匯款交付上開資金，不論是匯至蔡鑫湖帳戶，亦或被告戊○○帳戶，然其捨此不為，卻不遲辛勞要二次攜帶現款三十萬元南下高雄，此如何證明其資金運轉靈活。且其何以攜現款南下高雄，一會辯稱業務需求往返台北高雄云云，一會又稱是專程拿現款南下云云（均見上開筆錄），實在不知所云。又果真資金運轉靈活，信被告甲○○早預期八十七年二月八日左近將有會款數十萬元到期可收，何以又須在收到會款前一日即八十七年二月七日，南下高雄攜帶現款交給被告戊○○，何以不能等到八十七年二月九日攜帶現款六十萬元一次南下拿給被告戊○○。對此，被告甲○○又無法提出令人信服，或自圓其說之個人經驗法則。另外，被告甲○○又辯稱八十六年年中時借款四十萬元給孟忠傳開餐廳，沒有算利息，沒有約定還款時間，他有錢才還，八十七年二月十五日孟忠傳在高雄還我四十萬元，我二月十六日拿給戊○○云云（見原審卷宗二第三０四頁），然證人孟忠傳到庭證稱：甲○○講的四十萬元是投資餐廳的股份，投資該店確實時間不記得，是在冬天十一月時間開幕，開幕完幾天他說要退股，隔了約半年他去找我要錢，我到阮綜合醫院收現金二十萬元，之後台東有人欠錢還我，收到錢隔二天我就拿錢給甲○○，我沒有辦法確定是在八十七年還甲○○錢，我固定是二十日向阮綜合醫院收錢，約隔半個月後我才還錢給甲○○；（甲○○說他是八十七年二月十五日去向你拿錢是否正確）日期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拿到錢半個月還他的各等語（見原審卷宗三第五三頁），是證人孟忠傳之證詞，並無法證實被告甲○○所辯收款日期為真，且每月二十日之隔半個月應為次月五日左右，根本不是十五日，是被告甲○○辯稱八十七年二月十六日的四十萬元，是同年二月十五日向孟忠傳所收取的借款云云，亦非實在。綜上已知，被告甲○○不僅無法提出資金證明，所辯亦是虛妄，其出資借款之事實，並不存在，此亦印證前述蔡鑫湖未向被告甲○○借款之事實為真。
（三）（鄭玉燕、黃淑貞沒有借款給被告甲○○）被告甲○○辯稱五百萬元借款其中四百萬元是向黃淑秋、黃淑貞、鄭玉燕借得一節，證人黃淑秋、黃淑貞、鄭玉燕雖於偵審中證稱各借被告甲○○一百八十五萬元、九十五萬元、一百二十萬元，均為無息，為期半年云云，並提出存摺明細等附卷為證。然查：證人黃淑秋等三人均證述其等明知上開金額係蔡鑫湖要借用，則姑不論黃淑秋、黃淑貞、鄭玉燕母女與蔡鑫湖之姻親關係如何，就現實考量，蔡鑫湖之財力遠豐厚於被告甲○○，為被告二人所自承，此點，黃淑秋等人亦明知無誤，則蔡鑫湖既已有難，老家將被查封拍賣，黃淑秋等三人若真有意相助，理應借款給蔡鑫湖，並請蔡鑫湖提供抵押權設定作借款擔保，絕非無息無擔保借給被告甲○○四百萬元。至於蔡鑫湖既開口向外人借款，已無所謂面子問題，黃淑秋身為蔡鑫湖之媳婦，不直接出手相助蔡鑫湖，反而捨近求遠借款給被告甲○○，再由被告戊○○匯款，或由鄭玉燕、黃淑貞以被告戊○○之名義匯款，而非直接交款給被告甲○○給付，已如前所述，均可明被告戊○○、證人黃淑秋、黃淑貞、鄭玉燕等人，只是要被告甲○○當名義貸款人而已，根本無實際借款之意，是證人鄭玉燕、黃淑秋、黃淑貞三人證稱：蔡鑫湖未向伊開口借錢，所以沒借錢給蔡鑫湖云云，實不可取。另外，就借款憑據而言，被告甲○○於偵查中供明：沒有憑據等語（見偵查卷宗第六七頁背面），其後鄭玉燕等三人於偵查中提出同意書一份作為借款憑據（見偵查卷宗第一０一頁），觀之該筆跡乃被告甲○○書寫，日期係八十七年一月三十一日，茍若早就存在，被告甲○○不可能供稱沒有憑據，顯見該憑據乃事後編撰，毫無可採。再者，證人鄭玉燕證稱：（匯款人為何是戊○○）我是拿戊○○身分證影本去匯款；（為何拿戊○○身分證影本去匯款）我不知道蔡鑫湖帳戶各云云（見原審卷宗一第二五四頁以下），事實上，鄭玉燕自其帳戶中轉匯款項，以其個人為匯款人即可，根本不須以被告戊○○名義匯款，亦不須被告戊○○身分證影本，惟鄭玉燕堅持以被告戊○○之名義匯款，可見該款項是鄭玉燕提供給被告戊○○無誤，並非借給被告甲○○無疑。對於黃淑貞以其與被告戊○○共同為匯款人，亦可得上開結論。證人黃淑貞雖證稱：（匯款人為何是戊○○）我借錢給人，越多人知道越好云云（見原審卷宗一第二五四頁背面），然其又證明匯款至蔡鑫湖帳戶時，已告知被告戊○○有關被告甲○○借款之事實，若真如此，實不必再於匯款單上填載被告戊○○姓名，多此一舉，是其上開證述，毫無意義。另證人鄭玉燕、黃淑貞均已證述上開款項是由其個人匯款，被告甲○○於偵查中辯稱上開款項是伊以鄭玉燕、黃淑貞之名義匯款云云（見偵續卷宗第五三頁），事後又辯稱：我們約定以他們（鄭玉燕、黃淑貞）之名義匯款云云，均可見其供詞之不實在，意在將自己設定為借款人，甚為明顯。從而被告甲○○事後提出還款給黃淑秋、黃淑貞、鄭玉燕之匯款紀錄（見原審卷宗三第二五六頁以下），不僅匯款時間之始點係於本案纏訟一年半以後（匯款始點八十九年六月三日，地檢署受理告訴時間八十七年十二月一日），已不符被告甲○○與證人黃淑貞等人所言明之半年還款約定，陸續還款至九十年三月十三日之還款數額共六十萬元，亦與四百萬元相距甚遠，況且，證人鄭玉燕證稱伊並未向被告甲○○催討借款云云，於本院九十年五月八日庭訊中，證人鄭玉燕還證稱伊尚未向被告甲○○算借款之利息云云（均見原審卷宗二第三０七頁、第三０八頁），若此情屬實，然被告甲○○所提出之上開匯款紀錄，卻已載明八十九年六月三十日，匯款二十萬元還鄭玉燕利息等字，而與證人鄭玉燕之證詞矛盾，復參諸前開說明，均可明上開匯款並不足為被告甲○○借款之認定。
（四）（黃淑秋自稱的一百八十五萬元是被告戊○○的出資）證人黃淑秋於偵審中辯稱：伊出資的五十萬元是八十九年二月九日從高雄市二信右昌分社定期存款解約後存入，第二次甲○○拿現金四十萬元存入我帳戶內，與我戶內錢交我夫匯款，一百三十四萬元是外幣買賣投資所得各云云（見偵查卷宗第八九頁、原審卷宗一第四二頁），並提出銀行存摺明細、右昌分社存摺明細、高雄市二信存單解約帳卡明細表為證（見原審卷宗一第四五頁以下、第九六頁以下）。惟查：上開被告甲○○出資之四十萬元已不可信，敘明如前，就右昌分社之五十萬元而言，該五十萬元乃黃淑秋名義之定期存單，於八十九年二月九日，由被告戊○○持以向右昌分社質借五十萬元存入黃淑秋設於該分社另一活期存款帳戶內，貸款利息為二千七百九十四元，而由被告戊○○自該分社提領該五十萬元現金，被告戊○○復另攜三十萬元現金共八十萬元，至其設有帳戶之高雄銀行
後勁分行，以現金八十萬元匯入蔡鑫湖斗南鎮農會之還款帳戶等情，為被告戊○○所自承（見原審卷宗三第二五一頁、第二九頁），復有高雄市第二信用合作社函文二份及所附放款收入傳票、定期存款單、授信約定書、及借據（均見原審卷宗二第一００頁以下、第一二五頁以下），高雄市銀行後勁分行函文其所附匯款申請書（見原審卷宗一第一七三頁、第一七五頁）等書證在卷足參。顯然整個質借取款匯款過程，均係被告戊○○所為，該五十萬元乃在被告戊○○的支配掌控之下，甚為明顯，否則，黃淑秋怎不會如黃淑貞般自己去匯款至蔡鑫湖帳戶即可，對此，被告戊○○又無法提出合理說明（見原審卷宗四第三十頁、第三一頁）。是被告戊○○辯稱該五十萬元是黃淑秋的私房錢所以不給他知道借款之事云云，證人黃淑秋又附和被告戊○○之說法，均不可採。又證人黃淑秋所證之一百三十五萬元，經本院請證人黃淑秋、被告戊○○提出外幣買賣之操作員與相關證明文件，其二人歷經一年六個月之審理期間，始終無法提出，經本院依據證人黃淑秋提出之存摺明細，查知存摺明細內於八十七年二月十六日轉帳存入之一百三十四萬三千二百二十一元，是由高雄銀行後勁分行戊○○帳戶要求收回國外信託基金，而自盧森堡匯入美金四十萬零九百二十二˙四五元，因後勁分行非外匯指定銀行，故透過高雄銀行楠梓分行解款，於八十七年二月十六日，依據匯率折合新台幣一百三十四萬三千八百九十三元，扣除手續費六百七十二元，餘額一百三十四萬三千二百二十一元匯入戊○○之上開帳戶，而於同日由被告戊○○自該帳戶轉匯一百七十六萬一千七百十元入蔡鑫湖斗南鎮農會帳戶還清債務，此不僅為被告戊○○所自認（見原審卷宗三第二五一頁、卷宗四第三十頁），復有高雄銀行後勁分行函文及開戶資料（見原審卷宗三第三一頁以下）、高雄銀行楠梓分行函文及所附結匯單等資料（見原審卷宗三第八六頁、原審卷宗四第三頁以下）存卷可參。可見整個過程，又係被告戊○○一手完成。被告戊○○又直辯不知道該款乃黃淑秋用以借貸甲○○之金錢，因那是黃淑秋的私房錢云云，然被告戊○○已表明黃淑秋的私房錢不會放在伊帳戶內，伊的帳戶是伊收入與生活費等語（見原審卷宗三第五四頁），則何以上開一百七十六萬餘元是放在被告戊○○帳戶內中，所辯私房錢云云，顯不足採。被告戊○○又於偵查中辯稱：是甲○○來拿借據時才知道還款資金來源云云（見偵查卷宗第九０頁），而據被告甲○○之辯詞，八十七年二月十六日當日戊○○給伊借據，此如屬實，則被告戊○○當在八十七年二月十六日才知道還款資金來源，惟證人鄭玉燕、黃淑貞均已證明其在八十七年二月十一日、二月十二日匯款給蔡鑫湖時，即已告知被告戊○○匯款清償蔡鑫湖債務之事（見原審卷宗一第二五四頁以下），被告戊○○上開說法，又無法採信。至於被告戊○○與其妻，與鄭玉燕、與黃淑貞之關係何等密切，已毋庸置言。
（五）綜上足明，法院雖然無法交代被告戊○○於八十七年二月七日清償斗南鎮農會四十八萬九千五百八十五元中之三十萬元現金，二月九日清償八十萬元中之四十萬元現金，究竟是何人出資，然觀之上開說明，已可推斷蔡鑫湖五百萬元連同利息之債務，於八十七年二月五日起至八十七年二月十六日止，均係被告戊○○籌措資金用以清償無疑，此又印證前述被告戊○○清償該筆款項之目的，被告甲○○只是出面充任借款名義人而已，其二人製造被告甲○○與蔡鑫湖間之假債權，復利用楊國明代書盜用蔡鑫湖印章而偽造私文書，進而提出土地（建物）登記申請書、抵押權設定契約書於地政機關，主張為真正，致使公務員登載該不實之抵押權登記於登記簿公文書上，均足生損害於蔡鑫湖及其可能繼承人（被告戊○○除外）之權益，並地政機關管理地政登記之正確性，當可斷言。
四、（五百萬元的催討）
（一）（被告戊○○委託鍾文魁代書聲請支付命令）被告甲○○於本院庭訊中，已供稱：並未看過卷附之蔡鑫湖之繼承系統表、亦未在其上簽名蓋章，也不知道蔡鑫湖之繼承人有幾位，蔡振發、蔡淑珍是誰伊也不認識，支付命令係伊叫戊○○幫伊處理，伊不知道為何沒有列戊○○的名字，不清楚是否有發支付命令給戊○○，不清楚支付命令這件事有無確定，戊○○也沒有跟伊提到過我有發支付命令給他各等語（見原審卷宗二第三０五頁、第三０六頁），被告戊○○當庭即稱：當時我有經手，我就請代書辦理，因為我那邊剛好有借用證影本，我有交給代書發支付命令，繼承系統表不是我製作的，是我提供戶口名簿影本給代書製作的等語（見上開卷宗二第三０六頁），並供述是找鍾文魁代書辦理等語，又當庭提出鍾文魁名片一張附卷（見原審卷宗三第四九頁）。證人鍾文魁到庭結稱：是戊○○先與我接觸，說他爸爸與甲○○有金錢關係，叫我幫他處理，叫我好好處理，我叫他把資料帶來給我等語（見原審卷宗三第九五頁）。由上可見，被告甲○○據以向蔡鑫湖繼承人催討該五百萬元債務之支付命令聲請，是由被告戊○○主導處理，被告甲○○只是充當貸款名義人即債權人而已，別無他事，此乃被告戊○○籌措清償該五百萬元債務後，其自繼續處理後續追償事宜之當然結果。而該等支付命令聲請狀共有五份，每份均附有上開「款項借用證」，於八十七年九月十五日，由鍾文魁代書一次向台灣板橋地方法院、台灣台北地方法院、台灣高雄地方法院、本院、台灣士林地方法院發送，本院於同年月十六日收受受理等情，亦為證人鍾文魁證稱無誤，並有支付命令聲請狀五份（見原審卷宗三第一五二頁至第一六一頁）、原審法院八十七年促字第九０一０號卷宗所附支付命令聲請狀、支付命令在卷可憑。其後，證人鍾文魁雖又結證被告甲○○攜帶借用證、印章等委託伊辦理發支付命令聲請狀，並於第一次見面即當場付清全部費用六千元云云，被告甲○○、戊○○又翻異前詞與證人鍾文魁互為唱合（見原審卷宗三第一四一頁以下），被告甲○○復於事後提出上開支付命令聲請狀，表明是鍾代書交給伊云云，然不惟在何以知悉繼承人有幾位，共須發幾份聲請狀而須費用六千元一節，證人鍾文魁、被告甲○○、戊○○均提不出合理說明（見原審卷宗三第一四四頁、第一四六頁、第一四七頁、第一八九頁），證人鍾文魁又證稱伊前開委託過程之說明是推測等語（見本院卷宗三第二四０頁），另被告甲○○當庭提出之印章，經本院核視用印比對後，發現無一與上開支付命令聲請狀上被告甲○○之印章相符（見原審卷宗三第二三八頁、第二三九頁、第二六０頁），更可徵被告甲○○沒有交印章給鍾文魁辦理上開事宜為真。而被告戊○○利用鍾文魁對上開法院發支付命令並提出其上有偽造文書之款項借用證影本，主張為真正，而行使偽造私文書，又致各該法院承辦法官，登載該不實債務於各該支付命令上，當然均足生損害於上述列名債務人之權益，及各該法院裁判之正確性。
（二）（被告甲○○委託林俊欽律師提出民事起訴書狀）被告甲○○委任林俊欽律師擔任本院八十七年訴字第五一五號給付借款事件之訴訟代理人，以乙○○○、蔡淑珍、蔡振發為被告，向其三人請求給付上開五百萬元及利息，林俊欽律師並於八十七年十二月一日本院民事庭庭訊中，提出起訴書附帶上開「款項借用證」影本於本院，主張為真正等情，為被告甲○○供明在卷，辯護人林俊欽律師並表明此情為真，復有林律師提出之陳報狀、委任狀、本院民事庭八十七年十二月一日言詞辯論筆錄、上開起訴書、款項借用證影本等在卷足詳（見併卷之台灣高等法院台南分院八十八年上字第三三六號卷宗）。是被告二人又再次提出款項借用證上偽造私文書主張真正，亦足生損害於乙○○○、蔡淑珍、蔡振發之權益，並本院裁判之正確性，當屬無疑。至於林俊欽律師又稱其於本院上開民事事件八十八年六月三日言詞辯論終結期日，及台灣高等法院台南分院上開民事事件中庭訊中，均有提出上開借用證原本供法院參辦，惟此與本院請林俊欽律師提出該借用證原本供本院調查之情形相同，乃皆因法官調查證據之需而依法官之命（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四條用語）所提出，就此部分，尚難認有主動提出而主張權利之處，與行使偽造私文書之構成要件行為尚屬有間，不能以之為犯罪事實。
五、（被告甲○○與王彩鸞間之假債權及抵押權之虛偽設定登記）
（一）（八百萬元債權及抵押權設定登記）八十七年二月十六日，被告戊○○攜帶被告甲○○之身分證件、印章等，與王彩鸞至楊國明代書處，被告戊○○、證人王彩鸞二人委託楊國明就王彩鸞名下之上開中天段三六０號土地辦理抵押權設定登記給被告甲○○，擔保債權額為八百萬元，債務清償日期為八十七年八月十五日，楊國明代書即製作土地（建物）登記申請書、抵押權設定契約書，並於同日提出相關證件資料於斗南地政事務所，致地政事務所承辦人員於八十七年二月十七日，將該事項登載於土地登記簿公文書上等事實，除有上開「壹、」中所列證據外，並為證人王彩鸞證稱屬實（見原審卷宗二第二十頁以下），被告甲○○並供稱：設定時是戊○○向我要證件去設定；（戊○○）他說王彩鸞要作投資，把土地先設定給我，再撥錢給她；我沒有去找楊代書辦這件事各等語（見本院卷宗二第二六五頁、本院卷宗三第二三八頁、本院卷宗四第五六頁），被告戊○○辯稱：是我帶我媽媽去辦，我打個招呼就走了云云，當無可信。至於抵押權設定之初及其後，王彩鸞始終未向被告甲○○借錢一事，為被告甲○○、證人王彩鸞所供證一致，八十九年三月十六日，被告甲○○復以債務清償為由，前往塗銷上開抵押權設定登記之情，亦為被告甲○○供稱為真，並有斗南地政事務所函文及所附登記聲請書等書證在卷足明（見原審卷宗二第一一四頁以下）。
（二）（借款八百萬元及設定抵押權之目的）被告甲○○辯稱：因為王彩鸞知道我資金週轉靈活，她短期間要用到錢可以週轉，她要投資股票云云（見原審卷宗一第六二頁），證人王彩鸞又證稱：幾年前有買過股票，是買電子股，公司名稱不知云云（見同卷宗第一一一頁），復證稱：當時我有向小孩說要借錢作投資，想投資土地或其他在等待時機，後來沒空就沒想到投資云云（見原審卷宗二第二０頁），其後，王彩鸞又證稱：（八十七年二月初時，蔡鑫湖在華濟醫院你有無在玩股票）沒有等語（見原審卷宗四第三六頁），由王彩鸞證詞之前後不一，亦不知借款何用，可見王彩鸞根本沒有要向被告甲○○借款之意，此從證人王彩鸞於原審初訊時證稱：（平時從事何事）我都做家內事，照顧蔡鑫湖，他生病華濟、國泰我照顧他約七、八個月，我都專心照顧他沒有做其他的事等語（見原審卷宗一第一一一頁），證人楊國明亦證稱：（為何不向上次借五百萬元時一樣，建議寫一張借據給甲○○）是有需要才寫等語（見原審卷宗二第二０頁），再觀諸被告甲○○並無資金運轉靈活之資力，已敘明如前，更足明借款八百萬元之事本是虛偽，該抵押權之設定，更屬不實。參諸上開抵押權設定登記之過程，證件等物均由被告戊○○提供給楊國明，可知製造該假債權並設定抵押權之主意，乃被告二人所謀議，再由王彩鸞配合無誤。其等於蔡鑫湖之上開房屋設定抵押權給被告甲○○後，數日內又即辦理該房屋坐落土地之抵押權設定登記，無非在便於將來追償時，房地之合併拍賣無疑。而王彩鸞既為蔡鑫湖向余月珍借款二十五萬元債務之連帶保證人，該不實之抵押權登記，已足生損害於債權人余月珍之權益，及地政機關管理地政登記之正確性無誤。另外，楊國明代書、鍾文魁代書、林俊欽律師乃受人委託代辦事務，本院查無證據可認其等知悉上開偽造文書等不法情事，附此敘明。
六、本件事證明確，被告二人所辯顯係卸責之詞，不足為信，彼等犯行均堪認定，自應依法論科。至於被告戊○○多次請求本院調查其家族財務，並不影響本案之認定，亦在此敘明。
貳、（核被告所為）
一、被告二人利用不知情之楊國明代書盜用蔡鑫湖印章於土地（建物）登記申請書、抵押權設定契約書上，其上蔡鑫湖之印文，係屬偽造私文書，其後又利用楊國明代書提出之地政事務所，致使承辦人員將該不實事項登載於土地登記簿之公文書上，核被告二人所為，係犯刑法第二百十六條、第二百十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同法第二百十四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被告盜用印章行為為偽造私文書之階段行為，偽造私文書之低度行為為行使偽造私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被告二人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其等利用不知情楊國明部分，係間接正犯。
二、被告二人與不詳姓名年籍之成年人於款項借用證偽造蔡鑫湖之署押，盜用蔡鑫湖之印章，其上蔡鑫湖之署押及印文，均屬偽造私文書，其進而提出該借用證，主張為真正，係屬行使偽造私文書，復致使法院登載不實債務於支付命令上，則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二百十六條、第二百十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同法第二百十四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其偽造署押、盜用印章之行為為偽造私文書之階段行為，其偽造私文書之低度行為為行使偽造私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被告二人與該不詳姓名年籍之成年人，就偽造簽名之私文書部分，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被告二人就偽造私文書進而行使偽造私文書部分，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其等利用不知情鍾文魁、林俊欽部分，為間接正犯。
三、被告二人利用不知情楊國明代書製作王彩鸞土地抵押權設定登記之土地（建物）登記申請書、抵押權設定契約書，提出於地政事務所，致使承辦人員將該不實事項登載於土地登記簿公文書上，核被告二人所為，係犯刑法第二百十四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其二人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其等利用不知情楊國明部分，為間接正犯。
四、被告二人先後多次犯行，時間緊接，分別觸犯犯罪構成要件相同之罪名，顯係基於概括犯意而為，均應依連續犯規定論以一罪，並加重其刑。被告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目的係在使公務員登載不實部分，所犯上開二罪係屬牽連犯，應從一重論以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五、公訴意旨就被告行使偽造私文書於法院並致法院登載不實部分，及就王彩鸞土地設定虛偽抵押權部分，漏未起訴，惟此與起訴事實有裁判上一罪之關係，為起訴效力所及，本院自應一併予以審究。
六、被告戊○○前因偽造文書案件，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四月，於八十二年二月十二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有台灣高等法院被告全國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詳，其於五年內再犯本案，為累犯，依法加重其刑。
七、原審因認上訴人即被告兩人觸犯上述各罪，適用刑法第二十八條、第五十六條、第二百十六條、第二百十條、第二百十四條、第五十五條、第四十七條、第二百十九條，罰金罰鍰提高標準條例第一條前段，並審酌被告犯後均矢口否認犯行，經法院一再提示相關事證，並就經驗法則提示辯論，被告二人均無法自圓其說，本期待被告二人面紅耳赤，幡然悔悟，了結家庭私務，然被告二人均仍辯詞不斷，揆其動機，乃被告戊○○與告訴人間宿怨甚深，心有不甘，其與被告甲○○均自認被告有說謊的權利，而一再濫用言論自由，又拒不與告訴人達成和解，而未取得告訴人之諒解，其內心態度均屬不佳，犯罪所得之價值不少，對被害人造成之危害亦屬不輕，惟念及其二人均有正當工作，及其家庭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被告戊○○有期徒刑一年六月（論以累犯），被告甲○○有期徒刑一年，並說明另扣案之「款項借用證」上偽造蔡鑫湖之署押一枚，依法宣告沒收之。其認事用法，核無不合，量刑亦屬允當，上訴人即被告兩人上訴意旨否認犯罪，指摘原判決不當，非有理由，均應予駁回。
八、至於辯護人林俊欽律師於原審法院結辯時質疑法院之公平性，認法官擔任追訴者之角色，超越應有之分際。然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三條第一項明文：「法院因發現真實之必要，應依職權調查證據」（現已修正為第一百六十三條第二項：法院為發現真實，得依職權調查證據。但於公平正義之維護或對被告之利益有重大關係事項，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亦即，法院之職權調查證據僅具「補充性」、「次位性」、「第二次性」，即以當事人「提出」證據為第一位，法院「職權」調查之證據為第二位（見陳樸生著刑事證據法第四三九頁），所謂發現真實之必要，即在當事人提出之證據對待證事實之證明力，猶仍無法使法官得心證時，法官為得心證之必要，有裁量權決定對證據之可信度，進行「補充性質之調查」，以決定證據之取捨，為事實有無之認定。本法採法官判決認定事實及適用法律的制度，判決書必須說明其認定之「理由」，也就是「論證」之過程，要符合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始為合法，由證據證明力及論證作用，已經達到相當接近有罪之心證時，也就是合理懷疑快要不能存在時，再進一步即有查明事實真相之可能，法院就可依斟酌各案情形，發動職權調查證據，本件法院所調查之證據，無非即在證明檢察官（含告訴人）、被告、辯護人所提出之證據，是否已達說服之義務，如此，始得以達成裁判正確性之目的。則法院既已對當事人雙方所提出而與案件相關之證據為補充性之調查，當無違反審判公平性之要求，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六十八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劉得鉦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九十三 年 三 月 二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官 蔡 崇 義
法官 董 武 全法官 宋 明 中右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敘述理由者並應於提出上訴狀後十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應附繕本)。
法院書記官 李 育 儒中 華 民 國 九十三 年 三 月 九 日附錄法條：
刑法第二百一十六條
(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行使第二百十條至第二百十五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刑法第二百一十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罪)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刑法第二百一十四條
(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