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115年度上訴字第575號上 訴 人即 被 告 蔡家翔上列上訴人因加重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嘉義地方法院114年度金訴字第1548號中華民國114年12月2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偵字第9593號、114年度少連偵字第10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審判範圍：按刑事訴訟法第348條規定：「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有關係之部分，視為亦已上訴。但有關係之部分為無罪、免訴或不受理者，不在此限。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經查，原審判決後，檢察官未提起上訴，僅被告提起上訴，其於上訴聲明狀中載明：本案僅針對原判決量刑部分提起上訴等語(見本院卷第11頁)，是依上開條文規定及尊重當事人程序處分權之法理，本案審判範圍僅及於原判決量刑部分，原判決關於被告之犯罪事實、引用之證據、論罪法條、罪數及沒收等部分之認定，均不在本件審理範圍內，此部分以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之事實、證據、論罪為審判基礎引用之不再贅載。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被告就犯罪事實於偵審中均坦承犯行，符合減刑規定之要件，且業與部分告訴人達成和解，犯後態度良好，原判決量刑實屬過重，請撤銷原判決，並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另宣告較輕之刑等語。
三、上訴駁回之理由：
(一)按量刑判斷當否之準據，應就判決之整體觀察為綜合考量，為求個案裁判之妥當性，法律賦予法院裁量之權，量刑輕重，係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如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並具妥當性及合目的性，符合罪刑相當原則，即不得遽指為違法。易言之，關於刑之量定，係實體法上賦予法院得為自由裁量之事項，倘其未有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或濫用其權限，即不得任意指摘為違法（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927號刑事裁判意旨參照）。又按刑法第59條於94年2月2日修正公布，95年7月1日施行，將原條文：「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修正為：「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得酌量減輕其刑」。立法說明指出：該條所謂「犯罪之情狀可憫恕」，本係指審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事項以及其他一切與犯罪有關之情狀之結果，認其犯罪足堪憫恕者而言。依實務上見解，必在客觀上顯然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縱予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為防止酌減其刑之濫用，自應嚴定其適用之要件，以免法定刑形同虛設，破壞罪刑法定原則，乃增列文字，將此適用條件予以明文化。有該條之立法說明可參（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6388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其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等等），以為判斷（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6157號判決意旨參照）。尤以此項酌減之規定，係推翻立法者之立法形成，就法定最低度刑再予減輕，為司法之特權，適用上自應謹慎，未可為常態，其所具特殊事由，應使一般人一望即知有可憫恕之處，非可恣意為之。
(二)原判決以被告蔡家翔如附表編號1至5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3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及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罪。上開各罪，被告與「阿庭」、少年徐○錠及其他不知名詐欺集團成員共同犯罪，彼此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為共同正犯。又被告所犯附表所示各次犯行均以一行為同時觸犯數罪名，均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均從一重之3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論處(共5罪)。再被告係成年人，被告於原審審理時供承明知徐○錠於案發時係未滿18歲之少年，是其與少年共同犯如附表編號1至5所示3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各罪，均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加重其刑。再者，被告於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加重詐欺取財之犯行，且無犯罪所得，爰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先加後減輕其刑；復敘明被告在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洗錢犯行，且無犯罪所得，依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規定原應減輕其刑，然因其所犯洗錢罪，為想像競合犯其中之輕罪，雖因想像競合犯之關係而從一重之3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斷，上開輕罪之減輕其刑事由未形成處斷刑之外部性界限，仍應於依刑法第57條之規定量刑時，審酌上開輕罪之減輕其刑事由，作為其量刑之有利因子。並以依卷內證據資料無從證明被告有參與犯罪組織之犯行，原應為無罪之諭知，惟公訴意旨認此部分與前開論罪者，有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爰審酌被告參與本案詐欺犯罪之實施，其擔任第二線車手，負責發放保管人頭帳戶提款卡及收取詐欺犯罪所得款項，危害財產交易安全與社會經濟秩序，及附表所示告訴人等所受財產損害之程度，及犯後於警詢、偵查及原審均坦承犯行，所犯洗錢部分，核與自白減刑規定相符，並與告訴人Ａ０２、告訴人嚴文龍之繼承人Ａ０７成立調解，及與告訴人Ａ０５庭外成立和解，其餘告訴人等則未到庭表示意見，有原審調解筆錄、報告單、和解書各1份（原審卷第111、112、79頁）在卷可考，暨自陳智識程度、職業、家庭生活及經濟狀況（見原審卷第97頁）等一切情狀，就被告所犯如附表編號1至5所示3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共5罪)分別量處有期徒刑11月、1年2月、1年3月、1年、11月。且以被告所犯本案各罪，雖為數罪併罰之案件，然本案尚未確定，且被告另涉他案，業經法院判決，參酌最高法院110年度台抗大字第489號裁定意旨，爰不於本案就被告所犯上開各罪合併定應執行刑等語。
(三)本院審酌，被告因圖個人不法利益，竟加入詐欺集團擔任第二線車手，負責發放保管人頭帳戶提款卡及收取詐欺犯罪所得款項，而與本案詐騙集團成員共犯本案犯行，雖無證據證明被告為詐欺集團之主謀或主要幹部，然其所為不僅與國家防制詐欺犯罪之誡命有違，且實質參與詐欺集團之詐欺犯罪，造成如原判決附表編號1至5所示告訴人Ａ０２等人遭詐欺集團成員欺騙而受有財產上之損失，破壞社會治安及國家法律秩序，法益之侵害情節實屬非輕，就其罪質及情節而言，可罰性非低，客觀上並無何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之情，況原審法院已衡酌被告符合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而予以減輕其刑，是其宣告刑與其犯行相較，更難認有何嚴峻之處或縱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而有情輕法重之情，從而，被告上訴請求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難認有據。
又被告與告訴人Ａ０２、告訴人嚴文龍之繼承人Ａ０７及告訴人Ａ０５等人先後成立調解部分(下稱告訴人Ａ０２等3人)，業據原判決斟酌在案，此外，於原審判決後被告未再與其他告訴人成立和解、調解或賠償渠等之損失，是難僅憑其與告訴人Ａ０２等3人成立調解乙節遽認業已變更其量刑基礎而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從而，本院參酌原判決係以被告責任為基礎，逐一檢視被告是否符合各項法定減刑事由，並審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項等一切情狀綜合判斷而為量刑，足使罰當其罪而符合罪刑相當原則，具妥當性而無違刑罰權之分配正義，客觀上要難謂有何濫用權限、輕重失衡或逾越法律所規定範圍之情事，足見其刑之量定尚稱允當，並未逾越法定刑度，被告所稱其餘抗辯，均已為原審審酌，亦難認原判決有何濫用裁量情事，足徵原判決量刑並無過重或其餘違誤不當之處。
(四)承上，原判決就被告本案所犯之罪量刑既無不當，且除上述成立調解外，即無其他更有利於被告之新量刑事由發生，從而，被告提起上訴以原判決量刑過重為由，指摘原判決不當，經核非有理由，應予駁回。
四、被告經本院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爰不待其陳述，逕為一造辯論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1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建強提起公訴，檢察官吳維仁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8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張瑛宗
法 官 李秋瑩法 官 張 震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李淑惠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8 日附錄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2條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
一、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
二、妨礙或危害國家對於特定犯罪所得之調查、發現、保全、沒收或追徵。
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
四、使用自己之特定犯罪所得與他人進行交易。洗錢防制法第19條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