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2年度訴字第1911號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洪尚勳選任辯護人 陳昭宜律師被 告 加倍潔環保綠化工程有限公司代 表 人 孫廖秀緞住同上被 告 趙彥侯
吳上彥上列被告等因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一０一年度偵字第一一六一六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洪尚勳犯對主管事務圖利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捌月，褫奪公權叁年。
加倍潔環保綠化工程有限公司、吳上彥、趙彥侯均無罪。
犯罪事實
一、洪尚勳於民國九十一年至九十九年七月間，擔任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下稱科博館）九二一地震教育園區（下稱九二一地震園區）駐衛警，負責擔任督導、考核及驗收該園區清潔工作之外包清潔公司清潔業務及員工出勤之情形，為依據法令服務於國家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權限之公務員。其明知加倍潔環保綠化工程有限公司（下稱加倍潔公司）自九十七年至九十八年間，因得標九二一地震園區庭園館舍清潔維護勞務採購工作後，應派員負責該園區九十七至九十八年間之庭園館舍清潔維護工作；且依館舍清潔保養工作細則及使用材料準則（視為契約之一部分）第三條第四款及第十款之規定，清潔工作人員必須全天（以八小時計）在園區內服務，且每日執行清潔維護工作之人力，按上開規定工作時間，必需各出勤清潔人力二十一人（斷層保存館與服務中心四人、影像館與行政中心五人、地震體驗區二人、重建紀錄館與未來防災教育館三人、地震工程教育館與毀損教室保存區三人、聯外橋樑、道路及停車場三人，包含領班一人）以上。而依洪尚勳平日觀察所見，加倍潔公司所雇用之清潔人力根本遠不足二十一人，且大部分清潔人員服務時間均未達八小時，不符合上揭合約規範所訂之清潔人力二十一人、清潔人員全天八小時在園區內服務之規定，加倍潔公司所提供之清潔人力明顯不足，且彭瑞菁、童梅珍、林秋燕、林秋良、唐譽萱、李月霞及陳秋妹等人均未實際在九二一地震園區擔任清潔人員。而洪尚勳於九十八年五月八日起至十二月十七日止如附表所示之時間，奉派對加倍潔公司清潔人員以拍照方式進行抽查及驗收時，其明知依照政府採購法第七十二條第一項前段規定，驗收結果與契約、圖說、貨樣規定不符者，應通知廠商限期改善、拆除、重作、退貨或換貨。詎洪尚勳竟基於對於主管之事務圖利及公務員登載不實事項於職務上所掌公文書之犯意，先將其即將拍照點名之事，通知加倍潔公司派駐在九二一地震園區之現場幹部彭瑞棻及陳秀橋二人，渠等二人旋即聯繫上揭住在九二一地震園區附近、但未在園區內擔任清潔人員之童梅珍、林秋燕、林秋良、唐譽萱、李月霞、陳秋妹及彭瑞菁等人，趕赴園區現場，供洪尚勳拍照存證，並在洪尚勳所製作之「九二一地震教育園區委外廠商抽查出勤紀錄表」上之簽到欄上簽名，洪尚勳再據此製作不實之簽到單及抽查出勤紀錄表（詳如附表所示。另彭瑞棻、陳秀橋、林秋燕、林秋良、陳秋妹等人涉案部分，均已由檢察官另為緩起訴處分確定）。洪尚勳將上揭不實之照片及抽查出勤紀錄表，按月檢附在其所製作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支出憑證黏存單後，佯以表示已驗收無誤等，向上呈核簽請核銷撥款予加倍潔公司，足以生損害於科博館對於清潔人力及履約管理之正確性，致科博館之各級主管均在不知情之情形下，誤以為加倍潔公司確已依約履行工程合約，無從援引「九二一地震教育園區庭園館舍清潔維護合約書」第五條之規定終止合約，使加倍潔公司得以繼續依約按月請領合約款項，而得不法之利益。
二、案經法務部調查局臺中市調查處移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甲、有罪部分：
壹、證據能力取捨之意見：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一至第一百五十九條之四之規定，然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第一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五定有明文。而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五立法意旨，在於確認當事人對於傳聞證據有處分權，得放棄反對詰問權，同意或擬制同意傳聞證據可作為證據，屬於證據傳聞性之解除行為，如法院認為適當，不論該傳聞證據是否具備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一至第一百五十九條之四所定情形，均容許作為證據，不以未具備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一至第一百五十九條之四所定情形為前提。此揆諸「若當事人於審判程序表明同意該等傳聞證據可作為證據，基於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見之理念，此時，法院自可承認該傳聞證據之證據能力」立法意旨，係採擴大適用之立場。蓋不論是否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一至第一百五十九條之四所定情形，抑當事人之同意，均係傳聞之例外，俱得為證據，僅因我國尚非採澈底之當事人進行主義，故而附加「適當性」之限制而已，可知其適用並不以「不符前四條之規定」為要件。惟如符合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一第一項規定之要件而已得為證據者，不宜贅依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五之規定認定有證據能力，最高法院一０四年度第三次刑事庭會議決議亦可資參照。本案下列所引用之被告洪尚勳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除前揭業經排除證據能力之警詢證詞外），並無符合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一第一項規定之情形，且被告洪尚勳於本院依法調查上開證據之過程中，均已明瞭其內容而足以判斷有無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第一項不得為證據之情事，惟被告洪尚勳及選任辯護人並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選任辯護人並於準備程序時就證據能力部分表示同意（詳參本院審理卷第一宗第43頁），本院審酌上開陳述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取證之瑕疵，認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揆諸上開規定，應具有證據能力。
二、而被告洪尚勳就本案犯罪事實於偵查中所為自白，或其他不利於己之陳述，經核並無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六條第一項出於強暴、脅迫、利誘、詐欺、疲勞訊問、違法羈押或其他不正方法之情事。上開自白調查結果，亦與卷內其他證據資料所呈現之犯罪事實相符，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六條第一項之規定，自得作為證據。
三、復按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至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五有關傳聞法則之規定，乃對於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所為之規範；至非供述證據之物證，或以科學、機械之方式，對於當時狀況所為忠實且正確之記錄，性質上並非供述證據，應無傳聞法則規定之適用，如該非供述證據非出於違法取得，並已依法踐行調查程序，即不能謂其無證據能力。本案下引之非供述證據，均與本案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公訴人、被告洪尚勳及選任辯護人皆不爭執其證據能力，且無證據證明有何偽造、變造或公務員違法取得之情事，復經本院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自得作為證據，而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認定之依據：
一、訊據被告洪尚勳對於其在九二一地震園區擔任駐衛警期間，確有遵奉吳德棋主任之口頭指示，負責以拍照方式清點加倍潔公司到場從事清潔工作人員之人數等情固坦承不諱，惟矢口否認有何圖利及登載不實事項於公文書之犯行，茲將被告洪尚勳與選任辯護人之辯解分述如下：
（一）被告洪尚勳辯稱：伊原本是科博館之駐衛警，於九十三年間，因九二一地震園區交由科博館負責管理，而該園區又有一些替代役男須由駐衛警協助照顧彼等之生活作息，伊才會被派到九二一地震園區，平日伊負責該園區主任交辦之事項，一般事項包括安全維護，九十八年間吳德棋主任臨時叫伊開始負責點名工作，但只有口頭告知，而未發布人事命令；伊與廠商家屬或並未實際擔任清潔工作之人員並無特別關係，也沒有收受任何好處，因為彭瑞棻、陳秀橋是現場幹部，而九二一地震園區範圍很大，所以伊才希望幹部陪伊去找人，伊是在要點名的時候才會跟幹部說，並且跟幹部邊走邊找人點名；伊承認在點名方面有疏失，但因當時主管交代伊處理清點清潔人力工作時，並未告知必須注意哪些事項，且伊對於該項工作並無專業知識，所以伊並不清楚事情會如此嚴重云云（詳參本院一０二年十月十八日準備程序筆錄，本院審理卷第一宗第39頁正、反面）。
（二）選任辯護人則為被告洪尚勳辯稱：依據證人吳德棋、賴麗仙、侯文忠於審理時所述，被告洪尚勳無論在九二一地震園區開館前、後，其工作範圍均非特定，只要是被告洪尚勳認為自己應該處理或主任交辦或無人處理之事務，被告洪尚勳均攬下來做，且從侯文忠、吳德棋前後二位主任時期，關於被告洪尚勳所負責工作之範圍、項目，均無明確之書面指示、派令或分層負責表可憑；另依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一０一年度訴字第一三八七號刑事判決意旨，系爭勞務採購合約為承攬契約，其目的在於為九二一地震園區完成清潔維護工作，供給勞務僅為其手段而已，故而認為加倍潔公司實際負責人趙彥侯主觀上並無不法所有意圖，而不成立刑法上之詐欺罪，本案公訴意旨卻認為被告洪尚勳係圖利加倍潔公司詐得不法財物，尚有未合；又公訴意旨所指之支出憑證黏存單，均係在職員吳育明黏貼製作完畢後，即會有人通知被告洪尚勳在「驗收單位」欄位內蓋章，被告洪尚勳只是因應主管之要求單純蓋章，對此從未生有疑慮，亦未檢視有何相關文件，是其對於點名、拍照之資料是否附於支出憑證黏存單乙節，並不知情；而被告洪尚勳從未持有系爭勞務採購合約書，更不明瞭該合約之內容，被告洪尚勳實無從知悉人數清點與科博館扣罰承攬費用一定比例之對應關聯，益徵被告洪尚勳並無圖利加倍潔公司之故意等語。
二、惟查：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洪尚勳於偵查中坦承不諱，並有加倍潔公司於九十七、九十八年間在九二一地震園區之清潔維護人員名冊及打卡紀錄、開標／議價／決標／流標／廢標紀錄、清潔維護工作價格分析表、九二一地震園區九十
七、九十八年度庭園館舍清潔維護勞務採購合約書、支出憑證黏存單、九二一地震園區委外廠商抽查出勤紀錄表及所附照片在卷可憑（詳參臺中地檢署100 年度偵字第6764號偵查卷第一宗第111 至367 頁、第二宗第94至137 頁，臺中地檢署101 年度偵字第11616 號偵查卷第169 至283 頁）。本案所應探究者，分別係被告洪尚勳是否為刑法第十條第二項所稱之公務員，及清點外包人數是否係被告洪尚勳所主管或監督之事務，及被告洪尚勳是否具備圖利之犯意及客觀事實，爰分別析述如下：
（一）被告洪尚勳是否為刑法第十條第二項所稱之公務員：
1.按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行政主體）為提供人民生活所需之資源或服務，如採設立另一獨立法律主體之私法人方式為之，屬於私法組織之公用事業或公營事業，並不包括於行政法上所謂之公營造物範圍，其利用關係為私法性質；倘係以制訂法規作為組織上之依據而設置特別機構為之，達其公共行政上之特定目的，與公眾或特定人發生法律上之利用關係者，其所設置之獨立組織體，即屬公營造物屬性之行政機關，其組織為公法之性質，惟其利用關係則視該營造物所選擇之利用規則（營造物規章）定其為公法關係或私法關係，如賦予營造物強制性之權力，並以實現一般公權力行政範疇之事務為目的者，其所發生之法律關係即屬公法性質，利用人應服從公營造物於法規許可範圍內所得行使之公權力。至營造物機關對所屬成員之指揮監督，則屬職務上之指示權限。修正刑法第十條第二項第一款前段所定「依法令服務於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人員，即學理上所稱之身分公務員。所稱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之「所屬機關」，通說認指行使公權力之國家或地方行政機關及其他獨立組織體。此類型之公務員，著重於其身分及所執行之職務，祇須具有法定職務權限，為公務員職務範圍內所應為或得為之事務，即應負有特別保護義務及服從義務，不論該項職務是否為涉及公權力行使之公共事務，均屬之。此與同條項第一款後段所謂之授權公務員、第二款所稱之委託公務員類型，其職務應以涉及有關公權力行使之事項為限，尚屬有別，最高法院九十六年度台上字第五八五三號刑事判決闡述至明。而營造物係行政主體（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或其機關）為特定目的而設置，既非由成員組成之團體，亦非單純供利用之物，與其他行政組織之不同，在於其係人與物之功能上結合，又有行政主體專為營造物所制定之法規，作為組織上之依據，其中博物館即屬文教性營造物之適例（詳細說明可參閱前司法院大法官吳庚所著「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第162 至164 頁，九十九年九月增訂十一版），合先敘明。
2.被告洪尚勳所服務之科博館係隸屬教育部，掌理自然科學標本與資料之蒐集、研究、典藏、展示及對大眾、各級學校自然科學教育之推廣、協助等有關事項，並下設動物學組、植物學組、地質學組、人類學組、典藏管理組、科學教育組、展示組、資訊組，以達成蒐集、研究、實驗、鑑定等目的，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組織條例第一條、第二條均規定甚詳。則科博館之設立，不僅有前揭獨立之組織法規，更有獨立之編制及預算，且有依印信條例製發大、小印信而可直接對外行文或為其他法律行為（詳見臺中地檢署100 年度偵字第6764號偵查卷第二宗第103 頁之合約書用印），核其性質並非僅止於內部單位，而屬中央部會即教育部轄下所設置之獨立組織體，應為國家設置之行政機關。至於科博館雖亦透過人員與設施在功能上之結合，提供科學教育及典藏展示等服務內容，乃具有文教性質之公營造物，惟科博館對所屬內部人員之指揮監督及指示權限，均與一般行政機關之對內關係無異，僅對外之營造物利用關係，因利用規則屬性之差異，而有定性為公法或私法關係之不同而已，仍無礙於科博館係國家所屬機關之性質。
3.又按修正後刑法第十條第二項第一款前段規定依法令服務於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著重在其服務於上開機關之身分，即學說上所謂身分公務員。其所謂「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除基於國家公權力作用，行使國家統治權之公務機關外，亦兼及於其他以公法組織設立，為達成照顧、服務、滿足民生需求等增進公共及社會成員利益之公共任務，而以公法型態之利用關係，提供人民給付、服務、救濟、照顧、教養、保護或輔助等單純統治行為之公務機關。又所稱「依法令」係指依法律與命令而言，此之命令又包括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條之法規命令與第一百五十九條之行政規則在內；故此類公務員之任用方式，或依考試、或經選舉、聘用、派用、僱用，均所不論；亦不論其係專職或兼職、長期性或臨時性、職位高低，只須有法令之任用依據即可。至所謂「法定」職務權限，自亦包含依法律與以行政命令所定之職務在內。依法律者，如組織條例、組織通則；以行政命令者，如組織規程、處務規程、業務管理規則、機關其他之內部行政規章等固無庸論，即機關長官基於內部事務分配而為之職務命令，亦屬之。再者，凡為公務員在其職務範圍內所應為或得為之事務均為其「法定職務權限」，並不以涉及公權力行使之事項為限，即無關公權力之公行政作用及其他私經濟行為，亦均包括在內，最高法院一０三年度台非字第三三八號刑事判決闡述至明。又政府採購法之制訂，旨在建立政府採購制度，依公平、公開之程序，提升採購效率與功能，以確保採購品質。依該法所編排之章節觀之，其於總則、招標、決標章之後，尚規定履約管理、驗收、爭議處理、罰則及附則，而構成整體採購程序法規。而政府採購程序之進行，係依招標、決標、履約管理、驗收及爭議處理等步驟，而完成全部採購程序，其中每一步驟，均足以影響政府採購目的之合法實現，而具有不可或缺之重要性。故政府採購法所規範之對象，自非僅限於參與發包、招標、審標、決標之採購人員，仍應包括完成採購後負責履約管理、驗收及爭議處理之執行人員。從而，所謂辦理政府採購法所規定事項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人員，亦不應僅限於參與發包、招標、審標、決標之採購人員，尚應包括完成採購後負責履約管理、驗收及爭議處理之執行人員，最高法院九十九年度台上字第五五三號刑事判決亦可資遵循。被告洪尚勳係科博館依據「各機關學校團體駐衛警察設置管理辦法」進用之駐衛警察，其職務為駐衛隊員，而依該設置管理辦法第二條之規定，駐衛警察之設置，係為維護機關、學校、團體之安全及秩序，其於九十三年五月至九十九年九月十六日期間曾派至九二一地震園區，該期間除駐衛隊員本職外，亦辦理長官臨時交辦事項及委外廠商抽查工作等，此有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一０二年七月二十六日館人字第一０二０００四四二０號函、一０三年十月八日館人字第一０三０００七二九八號函在卷可稽（詳參臺中地檢署101年度偵字第11616號偵查卷第371頁，本院審理卷第一宗第257至268頁）。則被告洪尚勳既係科博館依法進用之駐衛警察，並具有維護機關安全秩序及辦理長官臨時交辦事項之法定職務權限，不問其職務內容是否涉及公權力行使之公共事務，被告洪尚勳均負有特別保護義務及服從義務。且被告洪尚勳既經由主管長官指派對於外包人力進行拍照、點名之勞務採購合約驗收工作，揆諸前揭說明，被告洪尚勳應屬刑法第十條第二項第一款所稱之「身分公務員」。
（二）清點外包人員是否為被告洪尚勳之主管或監督事務：
1.按貪污治罪條例第六條第一項第四款對主管或監督事務直接或間接圖利罪，所謂主管之事務，係指公務員依據法令之規定，於職務範圍內，對於事務有主持或執行之權限者而言。此種主管之事務，不論為恒久抑暫時，全部或一部，主辦或兼辦，協辦或會辦，係出之於法令之直接授予或主管長官之事務分配，均在所不計，更不以有最終決定之權責為限；所稱監督之事務，係指公務員依據法令之規定，對於事務雖無主管之權限，但依其法定職權，有監管與督導之權責者而言，最高法院一０二年度台上字第九五八號刑事判決足資參照。而依政府採購法第七十一條第一、
二、三項之規定：「機關辦理工程、財物採購，應限期辦理驗收，並得辦理部分驗收。」、「驗收時應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指派適當人員主驗，通知接管單位或使用單位會驗。」、「機關承辦採購單位之人員不得為所辦採購之主驗人或樣品及材料之檢驗人。」，而前揭關於驗收之規定，於勞務採購亦有準用，此觀同條第四項之規定即明。至於驗收結果與契約、圖說、貨樣規定不符者，應通知廠商限期改善、拆除、重作、退貨或換貨，政府採購法第七十二條第一項前段亦定有明文。則機關首長於辦理勞務採購之驗收工作時，自得依據內部之事務分配，指派適當人員為之，且該驗收人員應遵循政府採購法之相關規定，當發現驗收結果與契約規定不符時，通知廠商限期改善或為其他必要之作為，以維護機關之合法權益。
2.本案關於九二一地震園區勞務採購案之採購招標程序，係由科博館承辦，惟因九二一地震園區屬於需求單位，故由該園區派員負責上開採購案之驗收事宜，此經證人即科博館事務科科長羅偉哲、證人即曾經承辦上開勞務採購案之科博館組員蕭聖芳於偵訊時說明綦詳（詳參臺中地檢署101年度偵字第11616號偵查卷第328至330頁）。是以本案加倍潔公司得標之勞務採購合約，雖係由科博館擬定招標文件並先後完成決標及簽約程序，然因九二一地震園區始為提出需求之業務單位，則得標廠商出線後之後續監督及驗收權責，即應由九二一地震園區派員執行。
3.而依證人即首任九二一地震園區主任侯文忠（任職期間九十三年間至九十七年一月）於接受調查人員詢問時證稱：「……洪尚勳我則要求他負責外包業務的執行管理與協調溝通工作，包括各類外包人員到園區工作的出勤狀況查核業務，以及外包人員遇有工作不力情形時之溝通協調工作等，此外也負責外包人員每月請領薪資時，要將相關請款查核資料備妥送交我複核，再由我轉交科博館……。」、「我兼任九二一園區主任期間，主要注重園區環境清潔品質，但我不會特別注意園區清潔人員的到勤狀況，我在九十四年七月間到任後，便將清潔工到勤查核工作委請駐衛警洪尚勳負責，督導方式則是由洪尚勳不定時至各清潔現場進行抽點，以確認清潔人員有無確實到勤。」等語（詳參臺中地檢署101年度偵字第11616號偵查卷第88頁、第90頁）。而證人即九二一地震園區主任吳德棋（任職期間自九十七年一月間起至案發時）於接受調查人員詢問時證稱：「我都是委託洪尚勳駐衛警在現場進行第一線控管，此外因為九十八年四月間在打卡處所加裝攝影機設備後，我覺得應該不會再發生代打卡情形，就沒有持續督導清潔工作之實際到勤狀況，而是完全相信廠商以及洪尚勳……。」等語（詳參臺中地檢署101年度偵字第11616號偵查卷第111頁反面）。均與證人賴麗仙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被告洪尚勳在園區之工作內容，完全依照主任之指示辦理等語（詳參本院審理卷第一宗第90頁正面）尚無二致。是以被告洪尚勳確係經由九二一地震園區先後二位主任侯文忠、吳德棋之口頭指示，負責擔任外包清潔人員之人數清點工作。
4.又被告洪尚勳原係科博館依法進用之駐衛警察，其於九十三年五月至九十九年九月十六日期間曾派至九二一地震園區，該期間除駐衛隊員本職外，亦辦理長官臨時交辦事項及委外廠商抽查工作等，已如前述。則依被告洪尚勳擔任駐衛隊員之職掌內容，主要任務在於維護需求機構即九二一地震園區之安全與秩序，固不包含系爭標案之驗收工作，惟其既已接受主管長官之事務分配及指派，實際上執行外包清潔人員之清點工作，揆諸前揭說明，被告洪尚勳就該項職務之執行，自屬其所主管之事務，不因其本職為駐衛隊員或兼有其他任務或職掌而異其認定。
5.而被告洪尚勳負責九二一地震園區之外包清潔人員點名業務期間，於九十八年一月間吳育明因特考錄取分發至該園區後，即由吳育明負責九二一地震園區之外包業務管理，而當時該園區主任吳德棋曾經告知吳育明必須負責點名，然吳育明初任該職較為繁忙，故而並未要求被告洪尚勳將點名業務移轉予吳育明等情，業經證人吳育明於九十九年九月十四日接受調查人員訊問時證述綦詳（詳參臺中地檢署101年度偵字第11616號偵查卷第81至85頁），核與證人即九二一地震園區專員賴麗仙於一００年一月十一日接受調查人員詢問時所稱：「……洪尚勳平日就負責委外清潔廠商的管理，包括清潔人員出勤狀況、園區清潔維護等，直到九十八年一月有組員吳育明後，才由組員吳育明負責委外清潔廠商的管理，但洪尚勳還是會從旁協助……。」等語（詳參臺中地檢署101年度偵字第11616號偵查卷第97頁），及證人吳德棋於同日接受調查人員詢問時證稱：「（問：你擔任主任職務，如何監督廠商有無每日指派二十一名員工到場？）現場到勤狀況之監督，在九十八年四月之前是由駐衛警洪尚勳負責，之後則是由九二一園區課員吳育明負責，吳育明在九十九年一、二月間離職後又改回洪尚勳兼任，……督導方式則是由前述人等不定時至各清潔現場進行抽點，以確認清潔人員有無確實到勤，九十八年一月間發生機電人員代打卡情形後，我就要求前述人員每週最少要不定期抽檢一次，並配合打卡機的現場攝影機制進行控管。」等語（詳參臺中地檢署101年度偵字第11616號偵查卷第110至111頁），互核相符。尤其被告洪尚勳於本院審理時亦供承：「（問：吳育明先生到九二一地震教育園區服務了以後，是否有改變你的工作內容？）還是一樣，因為吳育明他只是文書工作，現場清潔督導還是我在現場看的。」等語（詳參本院審理卷第二宗第106頁反面），而證人吳育明則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因為我是身心障礙特考考上的公務員，我有精神疾病，主任不相信我，因此很多事務主任就會交給別人做。」、「我有請問過吳德棋要如何清點，吳德棋回答我說該怎麼辦就怎麼辦，如果凡事要請示，也不需要我這個員工。吳德棋還說他之前有跟別人說過要怎麼清點，但我問他，他不跟我說，他說都已經交代下去。至於吳德棋如何跟洪尚勳交代，我不清楚。」等語（詳參本院審理卷第二宗第23頁反面）。準此，九二一地震園區關於外包清潔人員之點名工作，在特考錄取分發之課員吳育明到職後，由於吳德棋主任顧慮吳育明之工作能力及身體狀況，實際上仍由被告洪尚勳持續辦理，並未因此而移轉予吳育明接手。則被告洪尚勳在該段期間內仍係以清點外包人員為其主管事務，不因吳育明到職而變更其工作項目與內容。
6.又公務員主管或監督事務之賦予，或係出於法令之直接授權，或為主管長官之事務分配，並無規定必須以書面指示或製作分層負責表，作為授予特定職務權限之形式要件。換言之，現今行政機關為因應社會快速變遷及民眾個別需求，更加重視精簡人力及提升行政效能，而公務員除執行其職務上之經常性工作外，亦難免必須依照主管長官之機動調度或臨時指派，負責辦理固有職掌以外之其他事務。是以行政機關之內部事務分配，除以正式派令載明公務員職銜及生效期間，或以書面命令或公告表彰職務之升遷調動外，主管長官亦可藉由口頭之告知或曉諭，使公務員知悉其職務內容之擴張、縮減，以保持指派工作之機動性與靈活性。選任辯護人雖辯稱：被告洪尚勳所負責清點外包人員之工作，其範圍及項目均無明確之書面指示、派令或分層負責表可憑等語，然被告洪尚勳上開驗收職務既係源自於九二一地震園區主任之口頭事務分配，且被告洪尚勳於事實上亦已承擔辦理該工作項目，而執行外包人員之清點任務並持續相當期間，被告洪尚勳即應就其職務內容善盡謹慎勤篤之忠實義務，不得再藉口該項清點外包人員任務之賦予僅有上級口頭交代而無書面指示，或其個人專業能力不足或缺乏訓練，即可遽謂該項指派之工作項目非其主管事務。是以選任辯護人徒執前揭情詞置辯，恐有誤會，尚不能因此而為有利於被告洪尚勳之認定。
7.況且被告洪尚勳所執行之外包人員清點工作，只需依照自己客觀所見人員到班及勤惰情形詳實填載紀錄即可，並不以具備特定之專業知識或技能者始得為之。故而針對此種勞務採購合約之驗收工作，一般謹慎小心之人均可勝任，根本毋庸接受特別訓練與經驗，縱使被告洪尚勳先前並無擔任其他工程或勞務驗收之機會，亦對於其能否妥適執行清點人數之合理期待不生影響。再者，公務員接受驗收專業訓練與否，雖攸關其對於合約執行情形之觀察與注意能力，亦即專業知識之之缺乏，或有可能影響執行驗收職務之公務員疏於發現瑕疵，以致未能及時要求更正，則其對於一定結果之發生，恐因欠缺主觀之可預見性或迴避結果之可能性，足以阻卻其過失責任之成立；然就被告洪尚勳於本案之犯罪情節觀察，其係將即將清點人數之消息，刻意告知加倍潔公司現場幹部，使彼等幹部留有充裕時間電召人頭員工前來，被告洪尚勳明知部分員工根本並未在園區工作，仍為人頭員工拍照點名，使其形式上符合勞務採購合約之人數要求，此種故意犯罪之型態，本即與被告洪尚勳是否因欠缺專業知識以致無從注意之過失犯情節迥然有別，被告洪尚勳更不得以自己未受專業訓練為由，冀圖解免其故意圖利他人之罪責。
（三）被告洪尚勳是否具備圖利之犯意及客觀事實：
1.加倍潔公司與科博館所締結之「九二一地震教育園區庭園館舍清潔維護合約書」中，雖未直接規範加倍潔公司需派遣至該園區之人力數額多寡，惟依作為補充契約條款之「館舍清潔保養工作細則及使用材料準則」第三條第十款約明：「每日執行清潔維護工作人力，按上開規定工作時間，必需各出勤清潔人力二十一人（斷層保存館與服務中心四人、影像館與行政中心五人、地震體驗區二人、重建紀錄館與未來防災教育館三人、地震工程教育館與毀損教室保存區三人、聯外橋樑、道路及停車場三人，包含領班一人）以上。」（詳參臺中地檢署100 年度偵字第6764號偵查卷第二宗第115 頁反面）。顯見加倍潔公司每日需指派二十一人至九二一地震園區從事清潔維護工作，確係源自於契約文件之明文要求。再依卷附「九二一地震教育園區庭園館舍清潔維護合約書」第五條（一）1.之記載：「廠商於每月完成工作後開具發票向機關辦理請款手續。廠商請領費用時，並應提供當月清潔工作日報表，人數統計表，薪水清冊，人員工作安排表，刷卡記錄表等資料供機關查核，並將該月薪水發放名冊按月於請款時送交機關備查，該名冊應詳細列出員工姓名、地址及身分證字號，倘有虛列不實經機關查證屬實，廠商應負一切法律責任，機關並得終止本合約。」等語（詳參臺中地檢署100 年度偵字第6764號偵查卷第二宗第98頁正面、第109 頁正面）。則加倍潔公司之員工是否確實到場從事清潔維護工作，攸關該公司能否按月完成請款手續，且實際到場人數多寡及個別員工姓名等基本資料，更為加倍潔公司請款時所應一併詳細列載，不得虛列造假，否則一旦查證發現有偽，科博館即可援引前揭契約規定，逕予終止合約。從而，被告洪尚勳有無善盡其清點外包人員到班情形，對於加倍潔公司有無適切履行系爭勞務採購合約，及能否繼續保有合約履行利益而不致突遭終止，實具有關鍵性之影響力。
2.而證人即九二一地震園區主任吳德棋於接受調查人員詢問時證稱：「……外包清潔人員部分則是分成兩個區塊，其中關於人員到勤部分主要是由駐衛警洪尚勳負責點名以及現場人力控管，此部分在九十八年前不需要檢附任何到勤相關資料給我複核，但九十八年以後因為九二一園區電機外包工作人員發生代打卡詐領薪資情形，所以我才將園區打卡處集中，並於九十八年四、五月間在該處設立監視錄影機，此外我並要求洪尚勳要將點名情形予以照相存證，並作成相關報表，由洪尚勳在辦理後續核銷時擔任驗收人，並將前述資料送至賴麗仙專員處複核，最後再由我核章辦理報銷……。」等語（詳參臺中地檢署101年度偵字第11616號偵查卷第108頁），此與證人賴麗仙於接受調查人員詢問時所稱：「九二一園區內清潔人員有製作排班表、有設置打卡機，並且在打卡機上方處設置攝影機以監督清潔人員差勤，這些業務都由洪尚勳負責，至於洪尚勳如何進行不定期抽點清潔人員，我則不清楚，園區內因於九十八年間發生機電廠商有人頭員工的問題，主任吳德棋就規定抽點時要拍照存證，我並不清楚驗收的流程，但我知道每個月驗收時，清潔公司需檢附相關資料如排班表、打卡紀錄、工作日誌、抽點照片（九十八年六月起才有檢附）、發票等送給洪尚勳審核，再由洪尚勳製作支出憑證，貼好並核章後，上陳主任……。」等語（詳參臺中地檢署101年度偵字第11616號偵查卷第97至98頁），及證人賴麗仙於本院審理時證稱：九二一地震園區在發生機電人員代打卡事件後，被告洪尚勳才開始拍照，而拍照之目的可能是為了使抽查人力時較為明確等語（詳參本院審理卷第一宗第91至92頁），互核相符。由此觀之，九二一地震園區原先並無針對外包人員到班狀況，採取任何具體監督措施，直至九十八年間該園區發生機電人員代打卡事件後，吳德棋主任始特別要求被告洪尚勳必須落實勞務採購案之合約人數清點，並提出以現場拍照之方式達成此一目標。是以基於清點人數為目的之拍照行為，原本即係確保廠商平日均能依據合約提供充足人力，從而妥善執行環境清潔工作之重要手段。被告洪尚勳從事負責清點外包人員之工作歷時已久，先前更經歷九二一地震園區成立初期人力不足之草創階段，顯然深知前揭機電人員代打卡事件所衍生之履約流弊，對於吳德棋主任所採取拍照點名之因應對策，被告洪尚勳當無不知其防弊用意之理。是以被告洪尚勳負責執行外包清潔人員點名工作，倘其確能依照九二一地震園區主任吳德棋之指示，落實隨機拍照之清點人數任務，應可使科博館及時查知加倍潔公司並未遵照合約規定派駐人力，此一清潔人力短少之履約缺失，依據上開合約書第五條所定，已足以導致科博館提前終止合約，而使加倍潔公司蒙受經濟上之不利益。
3.又起訴書所載之彭瑞菁、童梅珍、林秋燕、林秋良、唐譽萱、李月霞、陳秋妹等人確實未在九二一地震園區擔任清潔工作等情，業據證人彭瑞棻於一０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偵訊時證稱：「（問：《提示一０一偵一一六一六洪尚勳抽查照片》哪幾個人是臨時找來的？）我的印象中是林秋燕、林秋良、童梅珍、陳秋妹臨時來的。」、「（問：彭瑞菁九十八年間有無在該處工作？）她都是來巡視，她是主管，不用固定來上班，如果洪尚勳要照相，趙彥侯就會通知她來。」、「唐譽萱是臨時叫來照相的，她都只有上半天班。」、「……我叫來的就是林秋良、林秋燕。其他的都忘了，唐譽萱也是我臨時叫來照相的，……李月霞跟唐譽萱是親戚，也是我叫來的。」等語（詳參臺中地檢署
101 年度偵字第11616 號偵查卷第351 頁）；證人陳秀橋亦於同日接受檢察官偵訊時證稱：「（問：對彭瑞棻所述有無意見？是否都是臨時要照相才找人來？）人都是彭瑞棻叫的，人我都不認識。」、「（問：《提示一０一偵一一六一六洪尚勳抽查照片》有多少人是彭瑞棻臨時找來拍照的？）我知道的就是童梅珍、林秋燕、林秋良、唐譽萱、李月霞、陳秋妹。」等語（詳參臺中地檢署101 年度偵字第11616 號偵查卷第353 頁）。再參諸前揭加倍潔公司人頭員工於調查局人員詢問時所言，證人彭瑞菁表示自己為人頭員工；證人林秋良則坦言其與妹妹林秋燕並未實際到九二一地震園區擔任清潔工，只是受彭瑞棻之指示，在固定時間前往該園區打卡等語；證人童梅珍、唐譽萱、李月霞、陳秋妹等人則指證加倍潔公司就渠等所申報支付工資情形並非均屬實情等語（詳參臺中地檢署99年度他字第1925號偵查卷第96、98、101 、112 、147 、161 頁），益徵前揭人頭員工並未在九二一地震園區依據合約每日提供八小時清潔勞務。
4.而被告洪尚勳於九十九年九月二十三日接受調查人員詢問時供稱：「（問：你如何進行抽點？）我是對清潔員工現場照相、簽名。」、「（問：抽點時有無發現人頭員工等異狀？）有的，我曾發現在點名時，有看過從來沒有見過的生面孔，我會告訴彭瑞棻，這樣我沒有接受，她就會叫休假的人再來加班。」、「（問：你是否明知加倍潔公司每日派至九二一園區之清潔員工不足二十一人？）知道。」等語（詳參臺中地檢署101 年度偵字第11616 號偵查卷第117 至123 頁）。另依被告洪尚勳於一０一年十一月六日偵訊時所述：「我去點人頭時，有些人我是沒有見過，彭瑞棻就跟我說那是新來的或是來代班的，我沒有拿任何好處。」、「……因為他們人不好找，有時臨時找人來，我去點時他們人也有在那邊。」、「我早上就會跟他們說我要點名，他們就會陪我去現場找人。」、「（問：圖利罪是否認罪？）我接受，是因為我一時心軟，只是因為現場幹部會來拜託。」等語（詳參臺中地檢署101 年度偵字第11616 號偵查卷第300 頁）；被告洪尚勳又於一０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偵訊時供承：「（問：驗收不實有無意見？）我點人頭不夠時，我知道彭瑞棻會從外面叫人進來，是有這個情形。」、「（問：驗收人員是否你親自蓋章？）是由我去點的沒錯。」、「（問：本案是否認罪？）我承認，我知道錯了，當時去九二一園區只有我跟主任二個人。」等語（詳參臺中地檢署101 年度偵字第11616 號偵查卷第333 頁）。則九二一地震園區先前曾經發生機電人員代打卡事件，吳德棋主任更因而要求被告洪尚勳必須落實勞務採購案之合約人數清點，並提出以現場拍照之方式達成此一目標。是以基於清點人數為目的之拍照行為，原本即係確保廠商平日均能依據合約提供充足人力，從而妥善執行環境清潔工作，驗收人員一旦事先通知所欲拍照點名之時間，無異使廠商派駐現場人員有足夠因應時間得以臨時召集非工作人力前來，並充作確有依約履行之表象，上開抽查或點名之防弊措施亦失其意義。被告洪尚勳處理勞務採購契約多時，並經歷九二一○○○區○○○段，顯然深知前揭機電人員代打卡事件所衍生之流弊，被告洪尚勳當無不知上開拍照點名應以隨機方式始能達成目的，自不得預先透露予廠商知悉。
5.詎被告洪尚勳捨此而不為，竟事先告知加倍潔公司現場幹部彭瑞棻、陳秀橋等人關於即將清點人數之事，使渠等加倍潔公司幹部得以臨時邀集人頭員工前來應付被告洪尚勳拍照，藉此達到形式上所約定之清潔人力，而不致遭到科博館終止合約，被告洪尚勳所為顯係使加倍潔公司圖得不法利益。而其職務上所製作之抽查出勤紀錄表等公文書亦屬登載不實，足以生損害於科博館對於清潔人力及履約管理之正確性。至於本件勞務採購合約雖係採用「總包價法」計價，亦即並非按照到場清潔員工人數多寡向科博館請領報酬，且係以完成九二一地震園區清潔工作為目的之承攬合約，然加倍潔公司有無指派充足人力前來履約，既足影響系爭勞務採購合約能否存續，已如前述，被告洪尚勳未能恪遵主管要求清點人數，已使加倍潔公司免於遭到終止合約而受有不正利益，自不因該合約計價方式或屬承攬合約性質，即可推翻被告洪尚勳圖利他人之客觀事實。
6.至於被告洪尚勳縱使未必詳細閱覽系爭勞務採購合約內容，惟其對於隨機拍照之目的，係在於確保廠商提供充足人力，從而滿足勞務採購合約需求一事，自無從諉稱不知。且被告洪尚勳果真認為到場清潔人數之多寡，與加倍潔公司是否依約履行不生關聯，則被告洪尚勳大可逕對在場清潔人員直接拍照，即已足以如實反映現場到班情形，何須將其即將拍照點名之事刻意告知加倍潔公司現場幹部，徒使渠等幹部得以聯繫人頭員工臨時前來充數？此觀證人彭瑞棻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被告洪尚勳對於伊所找來之人頭員工，根本未在園區從事打掃工作一事均已知悉等語，而證人陳秀橋亦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被告洪尚勳在點名前都會先告知，等人員到齊後才開始點名等語（詳參本院審理卷第一宗第244頁正面、第二宗第205頁正面），被告洪尚勳於偵查中更自承：伊認罪，伊點人數不夠時，知道彭瑞棻會從外面叫人進來等語（詳參臺中地檢署101年度偵字第11616號偵查卷第333頁），適足為證。益徵被告洪尚勳確知現場清潔人數不足，勢將影響加倍潔公司之合約履行狀況，且一旦遭科博館認定違約，亦足使加倍潔公司蒙受經濟上之不利益，而非如被告洪尚勳所辯稱不知後果之嚴重性云云。至於該違約情節是否重大？是否導致扣款或終止合約等後果，均有待於科博館依據被告洪尚勳所提供之人數清點資料以資判斷，此與被告洪尚勳有無圖利廠商之故意無涉。選任辯護人徒以被告洪尚勳並未持有系爭勞務採購合約，無從知悉清點人數是否導致扣罰加倍潔公司承攬報酬之對應關聯，辯稱被告洪尚勳並無圖利犯意等語，恐有誤解，自非允洽。
7.又按行政裁量權乃行政法中便宜原則之展現，係為因應行政事務多元化下之彈性需求，賦予公務員自由判斷餘地之空間。公務員於法令授權範圍內為裁量，因裁量不當或不符比例原則而未具違法性時，固僅須依其情節論究其行政責任，然若法令未授權公務員得裁量之權限，公務員即無任何行政裁量權可言，乃當然之理。故公務員明知違反執行職務所應遵守之法令，或濫用其裁量權，致影響裁量決定之公平性與正確性，圖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因而獲得利益，破壞國民對公務員廉潔及公正執行職務之信賴，行為該當於犯罪構成要件，即具有可罰性，最高法院九十九年度台上字第六一０三號刑事判決可資參照。又按行政事務複雜而多樣化，因人力、物力之侷限，何種行政事務應於何時、如何或優先執行，有時無法逐一以法令規章定之，而須授權由公務員自由判斷。公務員於授權範圍內為裁量，因裁量不當而未具違法性時，僅須依其情節論究其行政責任，然若故意濫用其裁量，圖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因而獲得利益，該裁量行為即該當於犯罪構成要件，具有可罰性。而所謂裁量之濫用，係指裁量之行使，抵觸授權之目的，或裁量時，為追求不當目的，或攙雜與事件無關之動機或因素，故應構成違法，最高法院一０一年度台上字第八七九號刑事判決亦著有明文。被告洪尚勳既係經由九二一地震園區主任之任務指派，命其擔任外包清潔人員之清點工作，並要求以隨機照相方式落實點名，則被告洪尚勳為顧及隨機抽查之目的，對於擇定何日進行人數清點雖具有裁量之權限，然其一旦選定日期後，針對必須按照實際到場清潔人數進行拍照一事，則無任何裁量空間可言。被告洪尚勳擅自決定事先告知加倍潔公司幹部，使該公司臨時覓得並未實際在場工作之人頭員工應付拍照，顯已牴觸九二一地震園區主任指示被告洪尚勳透過拍照方式落實點名工作之目的，被告洪尚勳自屬故意濫用其裁量權，以圖取私人之不法利益，而具有可罰性。
8.貪污治罪條例之公務員圖利罪，所謂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之不法利益，此「不法利益」，係指一切足以使其本人或其他第三人（含自然人與法人）之財產增加經濟價值者，包括現實財物及其他一切有形、無形、積極、消極之財產利益而言，最高法院九十九年度台上字第五九七號刑事判決亦闡述至明。被告洪尚勳明知加倍潔公司並未派足合約上所要求之人力，卻於驗收時並未落實隨機拍照之清點工作，使加倍潔公司免於遭到科博館認定違約並終止合約，則加倍潔公司因被告洪尚勳之圖利行為，所獲得之不法利益，應係指該合約得以存續之價值，而以合約總價為準。至於加倍潔公司就個別員工所支付之薪資，原本即非由科博館或九二一地震園區代為支付，縱使加倍潔公司於請款時必須依合約第五條之規定，檢附當月清潔工作日報表、人數統計表、薪水清冊、人員工作安排表、刷卡記錄表等資料以利請款，惟系爭勞務採購合約既採「總包價法」，亦係以完成一定工作為目的之承攬契約，上開資料無非僅係供九二一地震園區或科博館等行政機關查核派工是否實在之依據而已，尚非可憑加倍潔公司支付個別員工之薪資金額多寡，作為認定被告洪尚勳圖利加倍潔公司之金額。公訴意旨依附表所示員工之薪資，據以認定被告洪尚勳圖利之金額，恐非允洽，特予指明。
綜上所陳，被告洪尚勳與選任辯護人前揭所辯各節，均有未洽，不足為採。本案犯罪事實已臻明確，被告洪尚勳犯行洵堪認定。
叁、論罪科刑：
一、所犯罪名及犯罪參與：
（一）核被告洪尚勳所為，係犯貪污治罪條例第六條第一項第四款之公務員對於主管之事務圖利罪，及刑法第二百十三條之公務員明知不實事項而登載於公文書罪。又按刑法第二百十六條之行使第二百十三條之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罪，係以行為人本於該文書之內容有所主張為成立要件。公務員就所擬之公文為呈判或會簽，乃其職務上之層轉行為，並非自己持用該文書對於內容有何主張，尚與行使有別（最高法院九十八年度台上字第二八七八號、九十八年度台上字第三四九七號、九十七年度台上字第三七一九號刑事判決均同此見解）。被告洪尚勳就附表所示日期所製作之「九二一地震教育園區委外廠商抽查出勤紀錄表」，附具其所拍攝之員工照片，及以其名義製作之支出憑證黏存單，均屬其職務上所掌管之公文書，關於其中加倍潔公司清潔人員到班出勤狀況之登載顯有不實，雖其按月檢附上開資料向上呈核簽請核銷撥款，惟此一層轉行為僅係基於機關內部職務上之要求而來，揆諸前揭說明，尚不能認為被告洪尚勳就前揭職務上登載不實之公文書內容亦有何主張，自無從認有進一步行使之行為。
（二）又加倍潔公司僅為被告洪尚勳圖利之對象，並無證據證明該公司實際負責人趙彥侯或其他人員有與被告洪尚勳事先謀議犯罪，被告洪尚勳亦未從中分得任何報酬或對價，則就本案圖利及公務員登載不實事項於公文書行為以觀，應係被告洪尚勳單獨一人所為，並無與圖利對象或他人有何犯意聯絡之可言。
二、罪數之認定：
（一）被告洪尚勳於附表所示之時間，先後多次以同一犯罪模式圖利加倍潔公司，及登載不實事項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無非冀圖使該公司取得繼續承包該勞務採購合約，而不致遭受臨時終止之不利益，顯係基於同一圖利之犯意，在時間、空間均屬密接之情形下犯之，並侵害相同之國家法益，足徵先後各次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均屬接續犯。
（二）又按行為人基於一個意思決定，實行數個犯罪構成要件行為，彼此間具有行為不法之全部或一部重疊關係，得依個案情節評價為一行為，依刑法第五十五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從一重處斷，最高法院一００年度台上字第四二二八號刑事判決闡述至明。被告洪尚勳將加倍潔公司清潔人員不實出勤狀況登載於上開內部文件，亦屬對於主管事務圖利他人犯罪行為之一部，是其所為對於主管事務圖利罪與公務員明知不實事項而登載於公文書罪之間，具有時間及空間上之重疊關係，係以一行為侵害數個法益而犯前揭二罪，屬想像競合犯，依刑法第五十五條前段之規定，應從一重之公務員對於主管之事務圖利罪論處。
三、刑之減輕：
（一）按貪污治罪條例第八條第二項前段規定：「犯第四條至第六條之罪，在偵查中自白，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意指行為人犯該條例第四條至第六條之罪而有所得者，除在偵查中自白外，尚須具備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之要件，始能依該項規定減輕其刑。而若無犯罪所得，因其本無所得，自無應否具備該要件之問題，此時祇要在偵查中自白，即應認符合上開減刑寬典之規定，最高法院一０一年度台上字第三八九五號刑事判決可資參照。被告洪尚勳上開圖利加倍潔公司之行為，並未從中獲得實際財物或利益，已如前述，則被告洪尚勳雖犯貪污治罪條例第六條之圖利罪，但無任何所得，其既已於偵查中自白犯行，詳如前述，揆諸前揭說明，應依貪污治罪條例第八條第二項之規定，減輕其刑。
（二）又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四條至第六條之罪，情節輕微，而其所得或所圖得財物或不正利益在五萬元以下者，減輕其刑，同條例第十二條第一項定有明文。依此規定，必須所犯係同條例第四條至第六條之罪，而同時具備「情節輕微」暨「其所得或所圖得財物或不正利益在五萬元以下」二項條件者，始可依上述規定減輕其刑。所謂「所得財物」，係指實際所得之財物；而所謂「所圖得財物」，則係指意圖所得而尚未取得之財物而言。是倘所圖得財物在五萬元以下，而所得竟在五萬元以上時，固以實際所得之財物為準；但如所圖得財物在五萬元以上，而實際所得卻在五萬元以下時，則應以其所圖得之財物為準，而非以其實際所得為據，此時所犯之罪，縱屬情節輕微，亦不得依該條項規定減刑。至情節輕微與否，應依一般社會通念，審酌貪污舞弊之手段、型態、戕害吏治之程度及對社會秩序、風氣之影響等一切情節予以認定，最高法院九十八年度台上字第七五七八號刑事判決著有明文。又貪污治罪條例第六條第一項第四款之圖利罪，須以明知違背法令，直接或間接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因而獲得不法利益者，為其構成要件。所謂「不法利益」，係指合法利益以外之有形、無形之利益；此與「犯罪所得」之概念，並非相同，最高法院九十七年度台上字第五四六六號刑事判決足資遵循。加倍潔公司因被告洪尚勳之圖利行為，所獲得之不法利益，應係指該合約得以存續之價值，而以合約總價為準，已如前述。暫不論被告洪尚勳於本案中之犯罪情節是否重大或輕微，惟該合約之履行利益顯然超逾五萬元，被告洪尚勳即無貪污治罪條例第十二條第一項減刑規定之適用。
（三）又按刑法第五十九條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使予以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此所謂法定最低度刑，固包括法定最低本刑；惟遇有其他法定減輕之事由者，則應係指適用其他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之最低度刑而言。倘被告別有法定減輕事由者，應先適用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猶認其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即使科以該減輕後之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始得適用刑法第五十九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最高法院一００年度台上字第七四四號刑事判決闡述甚詳。又刑法第五十九條與第五十七條兩條適用上固有區別，惟其所謂「犯罪之情狀」與「一切情形」，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故適用第五十九條酌量減輕其刑時，並不排除第五十七條所列舉十款事由之審酌，而第五十九條與第五十七條之適用，同屬審判人員自由裁量之職權範圍，最高法院九十九年度台上字第六四二０號刑事判決亦足資參照。被告洪尚勳原係擔任科博館駐衛警察之工作，受派執行外包人員清點之驗收工作，其知悉九二一地震園區並非鄰近市區，且園區範圍甚大，加倍潔公司欲雇請充足且固定人力前來九二一地震園區工作恐屬不易，出於一時心軟或同情等因素，故而將其即將進行拍照清點人數之訊息，先行告知加倍潔公司現場幹部，並容許渠等幹部臨時招來人頭員工充數，被告洪尚勳所為固值非難，惟其在本案中並非受有實質利益，亦無任何利己動機可言，純粹過度考量個人情感因素，以致逾越法律分際；且被告洪尚勳年事已高，平日工作表現亦無不良情形，此次奉派執行清點外包人數工作，應係一時失慮致罹刑章，倘依其所犯對於主管之事務圖利罪之法定最低本刑，並經前揭規定予以減輕其刑後，至少仍需量處有期徒刑二年六月以上之刑，相較於被告在本案之犯罪情節，恐仍失其衡平，而有刑罰過苛之嫌。本院審酌及此，認為被告洪尚勳犯罪情狀顯可憫恕，縱處以經依法減輕其刑後之最低度刑，猶嫌過重，應依刑法第五十九條之規定酌減其刑，並遞減之。
四、量刑：爰審酌被告洪尚勳既擔任九二一地震園區外包清潔人員之清點工作，自應依據親眼所見人員出勤狀況，如實逐級向上反映，以求驗收結果符於真實，詎其竟因個人情感緣故而預將抽點人力訊息告知加倍潔公司幹部，並容許人頭員工到場充數接受拍照，而使加倍潔公司獲取不法利益，被告洪尚勳所為顯已違背官箴，自非足取；惟被告洪尚勳既無獲取任何經濟利益之意圖，僅係對於公務員依法適正執行職務與單純便民之界限未能詳加區分，清楚拿捏，其主觀惡性難謂重大；再參以被告洪尚勳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於偵查中自白認罪而於本院審理時否認犯行之態度、具有高中畢業學歷之智識程度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依貪污治罪條例第十七條之規定，諭知其褫奪公權三年，以示懲儆。
五、沒收部分：按刑罰之執行，係對於人身及財產之侵害，應止於犯罪行為人之一身為原則。而沒收為刑罰之一種，至法律有規定追繳、追徵或抵償者，係以法律之規定將犯罪所得，收歸國家所有，避免因該犯罪所得因不符刑法沒收之規定，致犯罪行為人仍得於判決確定後享受犯罪之成果，故有自犯罪行為人強制收回之必要。次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四條至第六條之罪者，其所得財物應予追繳，並依其情節分別沒收或發還被害人；如全部或一部無法追繳時，應追徵其價額，或以其財產抵償之，同條例第十條第一項、第三項定有明文。此乃指犯罪行為人犯上開法條規定之罪，所得之財物，俱應予追繳，不容其獲取不法利得，並將因犯貪污罪取得之財物，依被害人之有無而分別諭知發還被害人或沒收。是其應追繳者，應以犯罪行為人自己或其共犯所得財物或不法利益為限，如犯罪行為人自己或其共犯並未得利，即無沒收或追繳之可言，最高法院一０三年度台上字第二一０三號刑事判決可資參照。
被告洪尚勳於本案圖利犯行中並未獲利，已如前述，則其現已無犯罪所得可言，尚毋庸依貪污治罪條例第十條第一項諭知追繳犯罪所得及沒收或發還被害人之旨。
乙、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以：被告吳上彥原係被告加倍潔公司之實際負責人（原登記負責人為吳上彥之岳母孫廖秀緞），被告趙彥侯則係吳上彥之朋友。緣科博館於九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辦理「九二一地震教育園區九十六年度庭園館舍清潔維護」勞務採購案時，由展笙清潔有限公司（下稱展笙公司）以四百九十五萬元得標，負責提供勞務施作。嗣於九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及九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科博館再分別辦理「九二一地震教育園區九十七年度庭園館舍清潔維護」及「九二一地震教育園區九十八年度庭園館舍清潔維護」勞務採購案之公開招標時，被告趙彥侯想介入取得該工程採購案，然因自身所經營之保實潔工程有限公司（下稱保實潔公司）未曾有從事博物館清潔工作之實績經驗，加上保實潔公司前於九十二年間曾發生支票票信之問題，恐不利於參與採購之評選，被告趙彥侯竟基於意圖影響採購之結果，向本無投標意願之被告吳上彥借用被告加倍潔公司之營業登記牌照參與投標，而被告吳上彥基於朋友之關係，亦基於相同之犯意，容許被告趙彥侯借用加倍潔公司之名義，先後二次參與投標，並由被告趙彥侯負責製作投標企畫書、標單等資料，且出資購買押標金之支票後，各分別以五百四十五萬元及五百六十萬元之金額，取得九十七及九十八年度上揭九二一地震園區館舍清潔維護之勞務採購案。因認被告趙彥侯係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五項前段意圖影響採購結果而借用他人名義投標罪嫌，被告吳上彥係犯同條後段之意圖影響採購結果而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與投標罪，被告加倍潔公司則係違反同法第九十二條之規定，應科以同法第八十七條第五項前段之罰金刑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法院認為應諭知無罪之案件，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者，得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二項、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第三百零六條分別定有明文。而刑事訴訟法上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該項證據自須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始得採為斷罪資料，最高法院二十九年上字第三一０五號著有判例。又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無論係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復無其他調查途徑可尋，法院即應為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七十六年台上字第四九八六號判例足供參照。另按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一條已於九十一年二月八日修正公布，其第一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九十二年台上字第一二八號判例要旨亦闡述至明。而被告否認犯罪，並不負任何證明責任，僅於訴訟進行過程中，因檢察官之舉證，致被告將受不利益之判斷時，被告為主張犯罪構成要件事實不存在而提出某項有利於己之事實時，始需就其主張提出或聲請法院調查證據，然僅以證明該有利事實可能存在，而動搖法院因檢察官之舉證對被告所形成之不利心證為已足，並無說服使法院確信該有利事實存在之必要。此為被告於訴訟過程中所負僅提出證據以踐行立證負擔，而不負說服責任之形式舉證責任，要與檢察官所負兼具提出證據與說服責任之實質舉證責任有別。苟被告依其形式舉證責任所聲請調查或提出之證據，已證明該有利事實具存在可能性，即應由檢察官進一步舉證證明該有利事實確不存在，或由法院視個案具體狀況之需，裁量或基於義務依職權行補充、輔佐性之證據調查，查明該事實是否存在；否則，法院即應以檢察官之舉證，業因被告之立證，致尚未達於使人產生對被告不利判斷之確信，而逕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不得徒以被告所提出之證據，尚未達於確切證明該有利事實存在，遽為不利於被告之判決，最高法院一００年度台上字第六二九四號刑事判決更論述綦詳。
三、按有罪之判決書應於理由內記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十條第一款定有明文。而犯罪事實之認定，係據以確定具體的刑罰權之基礎，自須經嚴格之證明，故其所憑之證據不僅應具有證據能力，且須經合法之調查程序，否則即不得作為有罪認定之依據。倘法院審理之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無罪之諭知，即無前揭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二項所謂「應依證據認定」之犯罪事實之存在。因此，同法第三百零八條前段規定，無罪之判決書只須記載主文及理由。而其理由之論敘，僅須與卷存證據資料相符，且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即可，所使用之證據亦不以具有證據能力者為限，即使不具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亦非不得資為彈劾證據使用。故無罪之判決書，就傳聞證據是否例外具有證據能力，本無須於理由內論敘說明，最高法院一００年度台上字第二九八０號刑事判決闡述至明。是以本案就被告趙彥侯、吳上彥、加倍潔公司部分既為無罪判決，依據前揭最高法院所採見解，爰不就傳聞證據是否例外具有證據能力等程序事項，再於理由中逐一敘明。
四、公訴人認被告吳上彥、趙彥侯、加倍潔公司涉有前揭違反政府採購法之犯行，無非係以被告趙彥侯、吳上彥於接受調查站人員詢問及偵訊時所為之供述，並有科博館九二一地震園區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年度庭園館舍清潔維護合約及契約書影本、科博館開標／議價／決標／流標／廢標紀錄影本、中文限制性招標公告資料、公司登記資訊、科博館館舍清潔維護工作標價清單影本、九二一地震園區工作人員配置表、館舍清潔保養工作細則即使用材料準則、九二一地震園區館舍區域外清潔、衛生工作需之明細表、九二一地震園區人員資料表、考勤表影本等物在卷可憑，為其主要論據。訊據被告吳上彥、趙彥侯、加倍潔公司之代表人孫廖秀緞均堅決否認有何公訴人所指之前揭犯行，被告吳上彥辯稱：加倍潔公司係由伊與趙彥侯共同合夥經營，公司業務之接洽及會計事務均由趙彥侯負責，至於伊所負責之範圍，則是公司標得標案後之清潔準備工作及人員進駐，九二一地震園區環保清潔投標案伊並未參與亦不知情，而是由趙彥侯負責接洽，現場處理清潔事務人員也是趙彥侯找來，加倍潔公司資料亦為趙彥侯保管等語。被告趙彥侯辯稱：加倍潔公司原本就是伊與吳上彥共同經營，並無借用或出借加倍潔公司牌照參與投標之問題，由於伊所掛名經營之保實潔公司有債信問題，伊才會以自己與吳上彥共同經營之加倍潔公司名義投標，本件投標案是採最低標進行評選等語。被告加倍潔公司代表人孫廖秀緞辯稱：伊並未參與加倍潔公司之業務事項，只是掛名之負責人，吳上彥是伊之女婿，而趙彥侯則是吳上彥之朋友，就伊所知加倍潔公司之業務決策均由吳上彥與趙彥侯負責，外務也是由趙彥侯處理，九二一地震園區之標案伊係事後才知情等語（均見渠等一０三年二月二十一日準備程序筆錄，見本院審理卷第一宗第116 至118 頁）。
五、經查：
（一）依證人即曾為加倍潔公司內部職員之傅玉圓於一０四年一月十六日本院審理時證稱：伊在加倍潔公司任職期間，會稱呼被告趙彥侯、吳上彥為老闆，因為當時該公司職員均如此稱呼渠等二人，其中被告趙彥侯係負責處理對外承包業務，且關於員工薪資部分主要亦係由被告趙彥侯過目，但如果較為緊急之文件需要立刻處理，而被告趙彥侯又剛好不在，此時就會交給被告吳上彥處理等語（詳參本院審理卷第二宗第71至73頁）。另證人即曾為加倍潔公司行政人員之陳冠吟亦於一０四年三月九日本院審理時證稱：當初伊進入加倍潔公司就是由被告趙彥侯負責面試，而關於加倍潔公司之工程簽約或投標等事務，均由被告趙彥侯處理，平日均稱呼被告趙彥侯為「趙董」，至於公司費用之支出也是由被告趙彥侯決定，只有當被告趙彥侯剛好有事沒進公司，才會交給被告吳上彥批示，伊在加倍潔公司內部稱呼被告趙彥侯、吳上彥為「趙董」、「吳董」，伊認為渠等二人皆為公司之老闆，且渠等二人平日所領取之薪資均為每月六萬元等語（詳參本院審理卷第二宗第133 頁反面至134 頁反面）。是由證人傅玉圓、陳冠吟等加倍潔公司職員之上開證詞觀察，被告趙彥侯在加倍潔公司內部不僅具有決定費用支出之權限，且關於對外簽約、投標、承包業務等核心工作，亦均係由被告趙彥侯代表加倍潔公司為之，內部職員更直接以「趙董」相稱，僅於被告趙彥侯臨時有事不克處理公司事務時，始由被告吳上彥代勞，足徵被告趙彥侯辯稱自己為加倍潔公司實際負責人等語，應非子虛，堪可採信。
（二）再觀諸證人侯文忠、賴麗仙、吳德棋於接受調查人員詢問時，亦均表示加倍潔公司之實際負責人（即老闆）為被告趙彥侯（詳參臺中地檢署101年度偵字第11616號偵查卷第
89、99、110頁）。而證人吳德棋於一０三年八月二十九日本院審理時更證稱：印象中代表加倍潔公司之人就是被告趙彥侯，且當時也是被告趙彥侯前來與九二一地震園區接洽清潔事務，每隔三、五個月或一段時間，被告趙彥侯就會來九二一地震園區打個招呼，向伊詢問清潔管理事項是否妥善，伊對於被告吳上彥則不清楚有沒有見過等語（詳參本院審理卷第一宗第235頁反面至236頁正面）。證人侯文忠於一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本院審理時亦證稱：加倍潔公司與九二一地震園區接洽之人就是被告趙彥侯，被告趙彥侯先前在科博館就負責過清潔工作，而在一開始承包九二一地震園區清潔標案時，被告趙彥侯曾過來園區拜訪，並表明其代表加倍潔公司之身分等語（詳參本院審理卷第二宗第21頁反面）。是以加倍潔公司於九二一地震園區從事清潔工作，確係由被告趙彥侯出面負責加洽處理，拜會園區主管及討論合約事宜等業務事項，亦係被告趙彥侯代表加倍潔公司為之，而非被告吳上彥。
（三）又加倍潔公司當初辦理設立登記時，係由被告趙彥侯負責接洽會計師辦理，而該公司嗣後要解散時，亦係被告吳上彥、趙彥侯二人共同決定；而在加倍潔公司成立之前，被告趙彥侯、吳上彥與其他友人合資設立「立可白公司」，經營期間又另外成立加倍潔公司，所以加倍潔公司一開始之股東，都與被告趙彥侯、吳上彥為同事或同學之關係，出資除渠等二人外，還有殷啟宗、宋良智、蕭元生、黃兆君，最後等到立可白公司業務結束，前揭出資人就決定將加倍潔公司交給被告趙彥侯、吳上彥二人經營，渠等二人並同意先由被告吳上彥登記為負責人，其後再改為吳上彥之岳母孫廖秀緞，而被告趙彥侯在加倍潔公司主要負責業務及現場執行，被告吳上彥則為資料收集及後勤支援等情，業據證人即被告吳上彥、趙彥侯於本院審理時結證綦詳（詳參本院審理卷第二宗第137至144頁）。對照本院向經濟部中部辦公室所調取之加倍潔公司設立及變更登記案卷，業已載明該公司於八十九年七月間向經濟部申請設立登記時，股東分別為吳上彥、蕭元秀、黃慧珍、宋良仁、彭瑞菁、殷千珊等六人，其中蕭元秀為蕭元生之妹，黃慧珍為黃兆君之妻，宋良仁為宋良智之兄弟，殷千珊為殷啟宗之女，彭瑞菁則為被告趙彥侯之前妻，被告吳上彥係以本人名義登記為股東，核與被告吳上彥、趙彥侯前揭以證人身分證述之加倍潔公司出資者姓名亦屬相符。是以被告趙彥侯雖未掛名為加倍潔公司之登記負責人，惟就出資情形及業務執行狀況以觀，被告趙彥侯應為該公司實際負責人當無疑義。
（四）按九十一年二月六日增修公布之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五項係以工程界借牌陋習已久，九二一大地震後，部分建築物遭震毀之原因，源於不具有資格之工程師或營造業者，向他人或營造業者借牌、偷工減料或施工不符合施工規範所致，為規範借牌及合意出借牌照之人，以處罰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及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之行為人。是該項欲規範處罰的對象應是「無合格參標資格廠商」而借用有合格參標廠商之借牌參標行為，藉以確保採購程序之公平性，最高法院一０二年度台上字第二０六六號刑事判決可資參照。則被告趙彥侯既係加倍潔公司之實際負責人，並實際從事加倍潔公司之業務經營及會計管理等事務，對外具有代表加倍潔公司洽談合約、參與標案之權限，則被告趙彥侯以加倍潔公司名義參與系爭勞務採購合約之標案，應無公訴意旨所稱借用牌照圍標之情事，亦非「無合格參標資格廠商」而借用有合格參標廠商之借牌並參與標案。而被告吳上彥原本即與被告趙彥侯共同經營該公司，此部分標案之業務決策即已交由被告趙彥侯全權負責，被告吳上彥亦無出借加倍潔公司牌照與被告趙彥侯之可言。
（五）再按政府採購法之制訂目的，在建立公平、公開之政府採購程序，以提升採購效率與功能，確保採購品質，使政府採購程序回歸市場競爭機制，藉以節省國庫支出。因之，倘參與政府採購發包案之不同廠商，彼此間雖有公司法規範之關係企業關係，或上、下游廠商之垂直關係，為獲取最大商業利益，各自以自身名義參與投標，並各自決定投標價格，形成政府採購程序之公平市場競爭環境，要無施用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之行為；然倘參與投標之各該廠商，無論彼此間是否為關係企業，或各具獨立法人格，祇要該等廠商均係行為人能掌控、決策，並於投標時，實際決定以其中一家廠商投標金額略高於另一家廠商之方法，製造形式上價格競爭，而實質上不為競爭，致發包機關誤信所參與投標之廠商間確實有競爭關係存在，破壞招標程序之價格競爭功能，足使開標發生不正確之結果，即該當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三項規定詐欺圍標罪，最高法院一０三年度台上字第二七五四號刑事判決亦著有明文。依卷附「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開標／議價／決標／流標／廢標紀錄」所示，九二一地震園區館舍清潔工作之招標方式係「限制性公開評選」，且於九
十七、九十八年度均僅有加倍潔公司一家廠商參與投標（詳參臺中地檢署100年度偵字第6764號偵查卷第94頁、104頁），顯見該案係採「限制性招標」。而依政府採購法所規定採購之招標方式，分為公開招標、選擇性招標及限制性招標，其中所稱「限制性招標」，指不經公告程序，邀請二家以上廠商比價或僅邀請一家廠商議價，政府採購法第十八條第一項、第四項分別定有明文。由此觀之，系爭標案既非採用公開招標方式進行，當無三家以上廠商投標或競標之最低門檻，且只有被告趙彥侯所經營之加倍潔公司一家進行議價，而無相互比價或其他形式上競爭之可言。則被告趙彥侯乃加倍潔公司之實際負責人，其並非以其實際操控之多家公司參與競標，藉以滿足招標條件要求，不致製造形式上之價格競爭，而實質上不為競爭，或使發包機關誤認確有競爭關係存在之問題。是以被告趙彥侯使用加倍潔公司名義參與投標，亦無成立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三項詐術圍標罪之可言。
準此以言，本件公訴意旨率指被告趙彥侯、吳上彥、加倍潔公司有前揭違反政府採購法之犯行，已有未洽，難認可採。
此外，公訴人復未提出其他積極證據，足使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趙彥侯、吳上彥、加倍潔公司確有公訴意旨所指之犯行，依「罪疑唯輕」之刑事法原則，不能證明其犯罪，揆諸首揭法條及判例意旨，應諭知被告趙彥侯、吳上彥、加倍潔公司均無罪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九十九條第一項前段、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貪污治罪條例第六條第一項第四款、第八條第二項前段、第十七條，刑法第十一條前段、第二百十三條、第五十五條前段、第五十九條、第三十七條第二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桂芳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04 年 6 月 8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高文崇
法 官 黃司熒法 官 郭振杰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張美鶯中 華 民 國 104 年 6 月 11 日附錄論罪科刑法條貪污治罪條例第六條第一項：
有下列行為之一，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下罰金：
一、意圖得利，抑留不發職務上應發之財物者。
二、募集款項或徵用土地、財物，從中舞弊者。
三、竊取或侵占職務上持有之非公用私有器材、財物者。
四、對於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明知違背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職權命令、自治條例、自治規則、委辦規則或其他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直接或間接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因而獲得利益者。
五、對於非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明知違背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職權命令、自治條例、自治規則、委辦規則或其他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利用職權機會或身分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因而獲得利益者。
刑法第二百十三條：
公務員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附表：
┌──┬───┬───────┐│編號│人頭員│洪尚勳抽驗之時││ │工姓名│間 │├──┼───┼───────┤│ 1 │彭瑞菁│98年6月11日 ││ │ ├───────┤│ │ │98年6月18日 ││ │ ├───────┤│ │ │98年7月2日 ││ │ ├───────┤│ │ │98年7月9日 ││ │ ├───────┤│ │ │98年7月29日 ││ │ ├───────┤│ │ │98年8月12日 ││ │ ├───────┤│ │ │98年8月26日 ││ │ ├───────┤│ │ │98年9月2日 ││ │ ├───────┤│ │ │98年9月17日 ││ │ ├───────┤│ │ │98年9月24日 ││ │ ├───────┤│ │ │98年10月1日 ││ │ ├───────┤│ │ │98年10月8日 ││ │ ├───────┤│ │ │98年10月15日 ││ │ ├───────┤│ │ │98年10月22日 ││ │ ├───────┤│ │ │98年10月28日 ││ │ ├───────┤│ │ │98年11月12日 ││ │ ├───────┤│ │ │98年11月19日 ││ │ ├───────┤│ │ │98年11月26日 ││ │ ├───────┤│ │ │98年12月3日 ││ │ ├───────┤│ │ │98年12月9日 ││ │ ├───────┤│ │ │98年12月17日 │├──┼───┼───────┤│ 2 │童梅珍│98年5月8日 ││ │ ├───────┤│ │ │98年5月21日 ││ │ ├───────┤│ │ │98年6月11日 ││ │ ├───────┤│ │ │98年6月18日 ││ │ ├───────┤│ │ │98年7月2日 │├──┼───┼───────┤│ 3 │林秋燕│98年5月8日 ││ │ ├───────┤│ │ │98年5月21日 ││ │ ├───────┤│ │ │98年6月4日 ││ │ ├───────┤│ │ │98年6月11日 ││ │ ├───────┤│ │ │98年6月18日 ││ │ ├───────┤│ │ │98年7月2日 ││ │ ├───────┤│ │ │98年7月9日 ││ │ ├───────┤│ │ │98年7月29日 ││ │ ├───────┤│ │ │98年8月12日 ││ │ ├───────┤│ │ │98年8月19日 ││ │ ├───────┤│ │ │98年8月26日 ││ │ ├───────┤│ │ │98年9月2日 ││ │ ├───────┤│ │ │98年9月17日 ││ │ ├───────┤│ │ │98年9月24日 ││ │ ├───────┤│ │ │98年10月1日 ││ │ ├───────┤│ │ │98年10月8日 ││ │ ├───────┤│ │ │98年10月15日 ││ │ ├───────┤│ │ │98年10月22日 ││ │ ├───────┤│ │ │98年10月28日 ││ │ ├───────┤│ │ │98年11月5日 ││ │ ├───────┤│ │ │98年11月12日 ││ │ ├───────┤│ │ │98年11月19日 ││ │ ├───────┤│ │ │98年11月26日 ││ │ ├───────┤│ │ │98年12月3日 ││ │ ├───────┤│ │ │98年12月9日 ││ │ ├───────┤│ │ │98年12月17日 │├──┼───┼───────┤│ 4 │林秋良│98年5月8日 ││ │ ├───────┤│ │ │98年5月21日 ││ │ ├───────┤│ │ │98年6月4日 ││ │ ├───────┤│ │ │98年6月11日 ││ │ ├───────┤│ │ │98年6月18日 ││ │ ├───────┤│ │ │98年7月9日 ││ │ ├───────┤│ │ │98年7月29日 ││ │ ├───────┤│ │ │98年8月12日 ││ │ ├───────┤│ │ │98年8月19日 ││ │ ├───────┤│ │ │98年8月26日 ││ │ ├───────┤│ │ │98年9月2日 ││ │ ├───────┤│ │ │98年9月17日 ││ │ ├───────┤│ │ │98年9月24日 ││ │ ├───────┤│ │ │98年10月1日 ││ │ ├───────┤│ │ │98年10月28日 ││ │ ├───────┤│ │ │98年11月5日 ││ │ ├───────┤│ │ │98年11月12日 ││ │ ├───────┤│ │ │98年11月19日 ││ │ ├───────┤│ │ │98年11月26日 ││ │ ├───────┤│ │ │98年12月3日 ││ │ ├───────┤│ │ │98年12月9日 ││ │ ├───────┤│ │ │98年12月17日 │├──┼───┼───────┤│ 5 │唐譽瑄│98年7月9日 ││ │ ├───────┤│ │ │98年7月29日 ││ │ ├───────┤│ │ │98年8月12日 ││ │ ├───────┤│ │ │98年8月19日 ││ │ ├───────┤│ │ │98年8月26日 │├──┼───┼───────┤│ 6 │李月霞│98年6月18日 ││ │ ├───────┤│ │ │98年7月29日 ││ │ ├───────┤│ │ │98年8月12日 ││ │ ├───────┤│ │ │98年8月19日 ││ │ ├───────┤│ │ │98年8月26日 ││ │ ├───────┤│ │ │98年9月2日 ││ │ ├───────┤│ │ │98年9月17日 ││ │ ├───────┤│ │ │98年10月1日 ││ │ ├───────┤│ │ │98年10月8日 ││ │ ├───────┤│ │ │98年10月15日 ││ │ ├───────┤│ │ │98年10月22日 ││ │ ├───────┤│ │ │98年10月28日 ││ │ ├───────┤│ │ │98年11月5日 ││ │ ├───────┤│ │ │98年11月12日 ││ │ ├───────┤│ │ │98年11月19日 ││ │ ├───────┤│ │ │98年11月26日 ││ │ ├───────┤│ │ │98年12月3日 ││ │ ├───────┤│ │ │98年12月9日 │├──┼───┼───────┤│ 7 │陳秋妹│98年5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