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114年度易字第1347號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羅文政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1058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羅文政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羅文政與告訴人胡宜華間因址設臺中市○里區○○○路00號檳榔攤間之租賃問題而有糾紛，被告基於強制之犯意，於民國113年10月15日，在上址檳榔攤，未經告訴人同意，強行將裝設在檳榔攤外之冷氣室外機拆除，並將連結電錶之電線剪斷，以此方式妨害告訴人使用檳榔攤之權利，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04條第1項之強制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
4 條第2 項、同法第301 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認定不利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而所謂「積極證據足以為不利被告事實之認定」，係指據為訴訟上證明之全盤證據資料，在客觀上已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確曾犯罪之程度，若未達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懷疑之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76年臺上字4986號分別著有判例可資參照。再者，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仍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28號判例參照）。次按刑法第304條第1項之強制罪，係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為其構成要件，本罪被列於妨害自由罪章，其保護之法益係個人意思決定自由與意思實現自由。基此，自保護法益之觀點，所謂「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行為人施以強暴、脅迫之對象，自須以「人」為要件，單純對「物」則不包括在內。而所稱強暴，雖不以直接施諸於他人為限，並包括間接施之於物體而影響於他人之情形，然仍以當場致被害人產生物理上或心理上之壓制力為必要，如行為人對物施以強制力當時，被害人未在現場，自無從感受行為人對其實施之強暴手段，亦無從妨害其意思決定自由與意思實現自由，要與強制罪之構成要件不符（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978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強制罪嫌，依起訴書「證據清單」的記載，無非以被告之供述、告訴人之指訴、證人蘇裕雄之證述、告訴人與被告各自提出之租賃契約書、被告與告訴人間的LINE對話紀錄、現場照片，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不否認曾將臺中市○里區○○○路00號「檳榔攤」出租予告訴人使用，事後其並曾將裝設於該處的冷氣室外機拆除的事實，惟堅詞否認有何被訴強制之犯行，辯稱：因我已與地主解除合約，且告訴人繳納租金經常遲延，113年9月間，我就跟告訴人說不租了，因為冷氣的室外機是我的，所以我就將它拆走，我拆走有經過告訴人的同意。另外，我沒有剪斷任何電線，冷氣室外機只要把電源線拔除就可以了，不需要剪斷電線等語。經查：
㈠被告曾於113年10月間，將原架設在上開檳榔攤鐵皮圍牆外的
冷氣室外機拆除一節，業據被告供承在卷，核與告訴人指證內容相符，並有冷氣室外機遭拆除前、後照片各1張可資參照（他卷第49頁左上方照片可觀察到冷氣室外機、同卷第51頁右上方照片可觀察到供擺放冷氣室外機的支撐鐵架仍在，但冷氣室外機已不存在），固堪認定。
㈡因被告主張冷氣室外機為其所有（本院卷第43頁），告訴人
亦表示該冷氣室外機非其所有等語（偵卷第27頁），則被告搬走屬於自己的冷氣室外機，應屬對自己所有物品的權利行使，難認係屬對告訴人施以強暴或脅迫，亦難認有何妨害告訴人權利行使之可言。另告訴人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陳稱被告搬走冷氣室外機時，其當時在檳榔攤上班等語（他卷第85頁、本院卷第49頁），堪認告訴人於案發當時係在檳榔攤內，因冷氣室外裝是裝放在檳榔攤的外面，被告從檳榔攤外搬走冷氣室外機時，告訴人既然在檳榔攤內，而不在搬動冷氣室外機的現場，參照前揭最高法院判決意旨，難認被告搬走檳榔攤外的冷氣室外機，係屬對在檳榔攤內的告訴人施以強暴、脅迫，而與強制罪之構成要件不符。
㈢依被告與告訴人簽訂之店屋租賃契約書（他卷第7頁至第15頁
），並未規範被告出租檳榔攤予告訴人使用，是否同時負有提供冷氣機的附隨義務，故被告拆除自己所有的冷氣室外機，難認被告構成違約。更何況，被告早於113年9月間，即已向告訴人為終止租約之意思表示，除經被告於偵查中供稱：我記得9 月十幾號，我告知胡宜華終止租約等語（他卷第84頁），核與告訴人證稱：113年9月18日被告打電話給我，我叫他隔天來，被告就直接跟我說不租了等語（他卷第84頁），大致相符，且有告訴人於113年9月18日向被告表示：「羅先生，已經超過當月14日了，請明日晚上6點來收房租」，被告則表示終止租約之意而稱：「不用收了，我已經把全部地方還給房東了」之LINE對話紀錄1份在卷可憑（他卷第49頁、本院卷第57頁），足認被告與告訴人間之租賃關係，已因被告於113年9月18日表示終止而結束，則被告於其與告訴人間之租約關係消滅後，前往檳榔攤取回自己的物品，要屬合法的權利行使，自無妨害告訴人之自由或權利可言。
㈣檢察官雖主張：依被告與告訴人簽訂之店屋租賃契約書第8條
第2款規定，被告於租賃期限屆至前，欲終止租約，應於一個月前通知告訴人，而主張被告違法終止，應不生終止的效力等語，然依店屋租賃契約書第8條第2款規定「甲乙雙方提前終止租賃契約前壹個月通知他方，任一方未依約定而終止租約，應賠償他方一個月租金額之違約金」（他卷第13頁），顯示甲方即被告與乙方即告訴人，欲終止租約，固均負有提前1個月通知之義務，然違反該義務的效果，並非終止的意思表示無效，而僅是違反義務者，需負擔賠償對方相當於一個月租金數額的違約金責任。換言之，被告未提前一個月通知所為終止租約之意思表示，是否如檢察官所主張屬終止無效，並非毫無爭議，然此究屬民事上有無違約或債務不履行之情事，與判斷被告之行為，是否構成刑法第304條第1項之強制罪，並無必然的關係。被告於案發當日，既然並未妨害告訴人使用檳榔攤，僅將裝置在檳榔攤外的冷氣室外機取走，縱使造成告訴人不便，因未對告訴人施以任何強暴或脅迫，且難認告訴人有排除被告而支配使用該冷氣室外機的權利，被告取走冷氣室外機的行為，自不該當強制罪。更何況，依上述被告與告訴人間的LINE對話紀錄，被告於113年9月18日向告訴人表示終止租約之意思表示後，告訴人於翌日（即113年9月19日）向被告表示：「麻煩通知房東」，被告回以：「我有跟房東說了」、「我要通知他什麼」，告訴人表示：「謝謝你通知他，我等他通知我，你就可以來載你冷氣」等語（本院卷第57頁），顯示告訴人事先已知悉被告將到現場拆除冷氣室外機，亦無反對被告拆除冷氣室外機的意思表示，只是要求被告協助轉達地主與告訴人進行聯繫而已，故被告主觀上認知告訴人業已同意其前往拆除冷氣室外機，難認與常情有違，故被告前揭辯稱：我拆除冷氣室外機，是有經過告訴人的同意等語，尚非無據。從而，被告拆除冷氣室外機的行為，乃屬取回自己所有物品的行為，且告訴人事先早已知悉，更未妨害告訴人使用檳榔攤之情形，而無由成立刑法第304條第1項強制罪之餘地，至為灼然。
㈤依告訴人提供的現場照片，顯示連結電錶的電線確有遭剪斷
的情形（他卷第25頁至第27頁），然被告始終否認有剪斷電線的行為，且除告訴人與證人蘇裕雄的片面的指證外，客觀上並無任何證據顯示被告有持任何器械拆除或剪斷電線的行為。又觀諸卷內所附擷圖與翻拍照片（他卷第33頁、第49頁、第51頁），顯示冷氣室外機是裝置在靠近人行道的檳榔攤的鐵皮圍牆外，與電錶裝設的位置（他卷第25頁至第29頁、第53頁），顯屬不同區域，難認被告被告拆除冷氣室外機的行為，與剪斷連結電錶的電線行為間，有何關連性。且家電設備的電力來源，通常經由連結建築物電力插座的電源線，而非直接與電錶連結，被告並無需為拆除冷氣室外機而剪斷電錶的電線。
㈥告訴人雖與證人蘇裕雄均指稱被告剪斷電線，然為被告所否
認，被告並指告訴人與證人蘇裕雄間為同居的親密關係，證人蘇裕雄之證詞顯屬偏頗。本院審酌告訴人於114年2月4日偵查中明確證稱：被告破壞檳榔攤的行為，就只有剪斷電線及搬冷氣等語（他卷第85頁），證人蘇裕雄於114年3月11日則證稱：被告先砸玻璃，砸完玻璃後才將冷氣搬走，且被告下車時拿了老虎鉗及斧頭，先剪分電錶的電線，再剪冷氣的電線等語（偵卷第28頁），主張被告除搬冷氣、剪電線外，尚有砸玻璃的行為，而與告訴人前揭證述被告只有剪斷電線與搬冷氣的行為，並不一致，凸顯證人蘇裕雄立場偏頗，且有誇大其詞之嫌。
㈦本院勘驗告訴人所提出並主張證人蘇裕雄拍攝的影片光碟（
偵卷第33頁至第35頁），顯示案發當日有人持手機進行錄影，但該手機錄影內容，僅可看到被告在空手在案發現場，未見被告持有任何器具，此經本院勘驗該光碟與擷取畫面翻拍照片在卷可佐（本院卷第44頁、第51頁至第55頁），而完全不能佐證告訴人或證人蘇裕雄證述內容為真。證人蘇裕雄於偵查中表示其目睹被告持老虎鉗及斧頭，怕遭攻擊，所以看被告剪完之後，我才開始錄影及質問他等語（偵卷第28頁），然蘇裕雄果真擔心遭受攻擊，又豈敢在現場當面對被告進行質問？且單純開啟手機錄影功能，尾隨在被告身後進行蒐證，並不會驚擾到被告，相較於當面質問被告，危險性更小，豈有不敢持手機錄影蒐證，卻敢當面質問被告之理，足認證人蘇裕雄前揭證述內容，顯與常情不符，而不可採。審酌被告案發當日果真有持器具剪斷電線，則不論是被告搬遷冷氣室外機的過程，或是被告持器具剪斷電線的過程，均需耗費時間，應能輕易為證人蘇裕雄持手機錄影蒐證，證人蘇裕雄持手機拍攝內容，既然完全沒有被告手持器具，或進行剪斷電線過程的畫面，且證人蘇裕雄之證詞，又有前述瑕疵可指，本院自無從單憑告訴人與蘇裕雄毫無憑據的指證，遽為被告不利之認定。
㈧因本院勘驗上述光碟內容，可明顯觀察到用以攝錄案發現場
狀況的手機，一開始並非由證人蘇裕雄所持，故經本院質問告訴人：案發當天是否告訴人持手機拍攝？經告訴人回以：一開始是我拿手機拍攝，所以手機畫面一開始出現的穿藍色上衣黑色長褲的男子就是蘇裕雄（參閱本院卷第51頁擷取畫面），我拿手機拍，所以拍到蘇裕雄的背景，後來蘇裕雄接手我的手機，就拍到被告等語（本院卷第45頁），足認持手機進行蒐證的發動者為告訴人，並非蘇裕雄，若非蘇裕雄與告訴人關係親密，蘇裕雄豈可能無須任何言語，即可瞭解告訴人的用意，而當場接手進行告訴人啟動的蒐證行為。由此可見，蘇裕雄持手機攝錄的內容，並無任何有關被告持器具下車與剪電線的過程，根本不是蘇裕雄於偵查中所證稱擔心遭受來自被告攻擊所致，單純是因為發起手機攝錄蒐證的人，一開始就不是蘇裕雄，而是告訴人，蘇裕雄為誤導檢察官的辦案方向，而謊稱其擔心受怕，故不敢立即開啟手機錄影功能，刻意掩飾以手機蒐證的主意，是出自告訴人，根本不是他自己的事實，凸顯蘇裕雄的證詞，明顯偏頗告訴人而不實。
㈨告訴人因與被告關係對立衝突，而不得單憑告訴人片面指證
，而為被告不利之認定；蘇裕雄雖非告訴人，但其與告訴人關係親密，立場一致，已如前述，依本院勘驗光碟結果，告訴人在現場與被告對話過程，幾乎以嗆聲方式為之，蘇裕雄的關係與被告間，亦顯然尖銳對立，而不可能立於中立客觀的立場而為證述，參以，蘇裕雄之證詞有前揭諸多瑕疵，在無其他任何比較客觀的證據情況下，本院自無從單憑與被告關係惡劣的告訴人、蘇裕雄的片面指證，遽為被告不利之認定。
五、綜上所述，公訴意旨所舉的證據，並不能證明被告拆除冷氣室外機，係屬對告訴人為強暴、脅迫之行為，且有妨害告訴人行使權利之情形，而無由成立刑法第304條第1項之強制罪；而有關被告遭控剪斷電線部分，除與被告關係緊張對立的告訴人、蘇裕雄的指訴外，即無其他證據可資補強，難認已達毫無合理懷疑之程度，基於證據裁判主義及罪疑有利原則，本院因而為被告無罪諭知。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廖志國提起公訴，檢察官張凱傑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5 日
刑事第四庭 法 官 高增泓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黃聖心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5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