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114年度易字第3100號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黃國信選任辯護人 謝文凱律師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1689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Ａ１０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Ａ１０於民國114年3月3日上午，接獲其子黃○睿（000年00月出生，真實姓名、年籍詳卷）所就讀之臺中市大里區大里國民小學（址設臺中市○里區○○路00號）班上導師電話通知，得知其子與告訴人Ａ０１之子即被害人Ａ0３（000年0月生，真實姓名、年籍詳卷）於該國小內發生肢體衝突受傷，被告為質問被害人Ａ0３，於同日12時10分許，前往該國小並進入被害人Ａ0３所就讀班上，基於公然侮辱及恐嚇危害安全之犯意，在班上多數學生可見聞之狀態，以臺語「幹你娘」辱罵被害人Ａ0３至少5次以上，足以貶抑被害人Ａ0３名譽及社會上評價，再拿起班內椅子作勢攻擊被害人Ａ0３，被害人Ａ0３見狀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其身體安全，經被害人Ａ0３導師曾正仁勸阻後，被告始將椅子放下。嗣於同日12時59分許，被告見告訴人Ａ０１駕駛汽車在該國小校門口準備將被害人Ａ0３載離該國小時，衝上前拍打該車副駕座車窗並試圖開啟車門未果，被告竟基於強制之犯意，立即又跑到該車左側，徒手強制拉開駕駛座車門以阻止告訴人Ａ０１關車門之方式，妨害告訴人Ａ０１行駛駕車自由離開之權利，於僵持1至2分鐘後，被告始鬆手讓告訴人Ａ０１關閉車門駕車離去，因認被告涉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成年人故意對兒童公然侮辱罪嫌、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305條之成年人故意對兒童恐嚇危害安全罪嫌、刑法第304條第1項之強制罪嫌等語。
二、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規定：「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推定其犯罪事實」；同法第301條第1項規定：
「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犯罪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被告犯罪時，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4250號判決意旨參照）。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482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刑事訴訟上證明之資料，無論其為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在刑事訴訟「罪疑唯輕」、「無罪推定」原則下，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3017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亦有明定。基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5155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成年人故意對兒童公然侮辱罪嫌、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305條之成年人故意對兒童恐嚇危害安全罪嫌、刑法第304條第1項之強制罪嫌，無非係以證人即告訴人Ａ０１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證人曾正仁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證人即被害人Ａ0３於偵查中之證述、員警職務報告書、臺中市政府警察局霧峰分局大里分駐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等為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堅詞否認有何成年人故意對兒童公然侮辱、成年人故意對兒童恐嚇危害安全、強制之犯行，辯稱：我沒有辱罵被害人Ａ0３，也沒有拿起椅子作勢要丟被害人Ａ0３，我是要離開教室的時候腳勾到椅子才用手去扶，在校門口的時候我有敲告訴人副駕駛座車窗要跟告訴人Ａ０１理論，當時告訴人Ａ０１駕駛座車門微開，我有請告訴人Ａ０１下來，並用手扶告訴人Ａ０１的駕駛座車窗，但我沒有阻止告訴人Ａ０１離開等語（見本院卷第65至69、343至344頁）。經查：
㈠成年人故意對兒童公然侮辱部分：
⒈就表意脈絡而言，語言文字等意見表達是否構成侮辱，不得
僅因該語言文字本身具有貶損他人名譽之意涵即認定之，而應就其表意脈絡整體觀察評價。如脫離表意脈絡，僅因言詞文字之用語負面、粗鄙，即一律處以公然侮辱罪，恐使系爭規定成為髒話罪。具體言之，除應參照其前後語言、文句情境及其文化脈絡予以理解外，亦應考量表意人之個人條件（如年齡、性別、教育、職業、社會地位等）、被害人之處境（如被害人是否屬於結構性弱勢群體之成員等）、表意人與被害人之關係及事件情狀（如無端謾罵、涉及私人恩怨之互罵或對公共事務之評論）等因素，而為綜合評價。例如被害人自行引發爭端或自願加入爭端，致表意人以負面語言予以回擊，尚屬一般人之常見反應，仍應從寬容忍此等回應言論。又如被害人係自願表意或參與活動而成為他人評論之對象（例如為尋求網路聲量而表意之自媒體或大眾媒體及其人員，或受邀參與媒體節目、活動者等），致遭受眾人之負面評價，可認係自招風險，而應自行承擔。反之，具言論市場優勢地位之網紅、自媒體經營者或公眾人物透過網路或傳媒，故意公開羞辱他人，由於此等言論對他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可能會造成更大影響，即應承擔較大之言論責任。次就故意公然貶損他人名譽而言，則應考量表意人是否有意直接針對他人名譽予以恣意攻擊，或只是在雙方衝突過程中因失言或衝動以致附帶、偶然傷及對方之名譽。按個人語言使用習慣及修養本有差異，有些人之日常言談確可能習慣性混雜某些粗鄙髒話（例如口頭禪、發語詞、感嘆詞等），或只是以此類粗話來表達一時之不滿情緒，縱使粗俗不得體，亦非必然蓄意貶抑他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尤其於衝突當場之短暫言語攻擊，如非反覆、持續出現之恣意謾罵，即難逕認表意人係故意貶損他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是就此等情形亦處以公然侮辱罪，實屬過苛。又就對他人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之影響，是否已逾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而言，按個人在日常人際關係中，難免會因自己言行而受到他人之月旦品評，此乃社會生活之常態。一人對他人之負面語言或文字評論，縱會造成他人之一時不悅，然如其冒犯及影響程度輕微，則尚難逕認已逾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3號判決意旨參照）。⒉被告有於114年3月3日12時10分許，在被害人Ａ0３所就讀之班
級教室，以臺語「幹你娘」辱罵被害人Ａ0３至少5次以上等事實，業據證人即被害人Ａ0３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指訴明確（見偵卷第120頁、本院卷第138至139頁），核與證人即被害人Ａ0３班級導師曾正仁於偵查中具結之證述情節相符，是此部分事實自堪認定，被告辯稱其未以臺語「幹你娘」辱罵被害人Ａ0３至少5次以上等語，尚非可採。惟由證人曾正仁於偵查中具結證稱：案發當日被告之子黃○睿與被害人Ａ0３因於盪鞦韆排隊過程發生口角，雙方互毆，所以學校在當日通知被告、告訴人Ａ０１到學務處，後來午餐時間被告突然衝進教室大喊「Ａ0３勒」，並怒瞪被害人Ａ0３、大聲指著被害人Ａ0３辱罵「幹你娘」至少5次以上等語（見偵卷第54、74至76頁），可知被告與被害人Ａ0３並不相識，亦無仇怨，係因案發當日被告之子黃○睿與被害人Ａ0３發生互毆行為，被告氣憤之下始對被害人Ａ0３口出惡言，實難認被告係為貶損被害人Ａ0３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而為前開言論，又被告對被害人Ａ0３為前開言論時，時間極短，冒犯程度非鉅，亦無累積性、擴散性之影響，應不致於撼動被害人Ａ0３在社會往來生活之平等主體地位，亦不致於使被害人Ａ0３產生自我否定之效果而損及其人格尊嚴，且未涉及結構性強勢對弱勢群體（例如針對種族、性別、性傾向、身心障礙等）身分或資格之貶抑，自難認有侵害被害人Ａ0３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而逾一般人可合理忍受範圍之情事。從而，被告因個人之修養、言語習慣，對被害人Ａ0３口出前開言論，固屬不該，然依檢察官所舉證據，尚無從證明被告所為與前開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3號判決合憲性限縮之公然侮辱罪要件相符，自無從以成年人故意對兒童公然侮辱之罪責相繩。㈡成年人故意對兒童恐嚇危害安全部分：
證人曾正仁固於偵查中證稱：被告走到教室找到被害人Ａ0３後就開始罵他，我有擋在被告跟被害人Ａ0３中間，接下來被告有將椅子抬起來作勢要朝被害人Ａ0３的方向丟，我立刻就護住被害人Ａ0３，轉身阻止被告丟椅子，並對被告說「爸爸不要」，後來被告有將椅子放下來等語（見偵卷第74頁），惟由證人曾正仁於警詢中證稱：被告突然衝進教室大喊「Ａ0３勒」，並怒瞪被害人Ａ0３、大聲指著被害人Ａ0３辱罵「幹你娘」，且觸碰椅子作勢要拿起來向被害人Ａ0３，但被我擋下來等語（見偵卷第55頁），及證人即被害人Ａ0３於本院審理中證稱：被告在教室除了罵我也有準備去拿椅子的動作，被告準備把椅子拿起來、準備移動的時候就被班導（按即曾正仁）制止了等語（見本院卷第139頁），可見被告觸碰椅子準備抬起移動時即為曾正仁所阻止，被告隨即將椅子放下，自難遽認被告確有抬起椅子作勢朝被害人Ａ0３丟擊之行為，又被告縱有抬起椅子之行為，其行為亦可能係欲摔椅子發洩情緒，非必然係欲朝被害人Ａ0３方向丟擊，亦難認被告前開所為已含有對被害人Ａ0３之生命、身體為惡害告知之意，自難遽以成年人故意對兒童恐嚇危害安全犯行相繩。
㈢強制部分：
⒈刑法第304條之強制罪，係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
妨害他人行使權利為構成要件，其保護之法益是意志形成及行動的自由，亦即保護人的意志形成，不受不當或過度的干擾。行為人之行為是否違法，必須以其「手段、目的關係的社會可非難性」為標準，而所謂「手段、目的關係」須以整體的考量，並非手段或目的其一合法，或其內在之關聯性合法，該行為即合法。必須強暴、脅迫等手段與強制目的，兩者間之關聯具可非難性，亦即就社會倫理之價值判斷上可責難者，始具違法性。倘綜合行為人之目的與手段關係，認行為人之強制行為甚為輕微，此強制行為仍不具社會倫理之可非難性，即不得逕以強制罪相繩（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695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證人即告訴人Ａ０１於警詢、偵查、本院審理中證稱：案發當日
中午我開車到校門口接我兒子，那時候車子剛進入校門口停在警衛室前面的時候，我兒子從副駕駛座開門直接上車並將副駕駛座車門反鎖，此時被告過來拉副駕駛座的門，發現被鎖住之後，他開始拍打車子，繞到駕駛座這邊，並將車門打開，對我說「你邱三小、你混哪裡的、下車來講」，我說了好幾次我要離開，但被告都沒有放手，我跟被告就僵持在那個地方，我也沒有試著去關車門，最後我回答他我要帶小孩去驗傷，被告的配偶走過來把被告抓住、安撫他，被告才把車門關上，我就直接開車離開等語（見偵卷第26、76頁、本院卷第147至155頁），由證人即告訴人Ａ０１前開證述內容，固可知悉證人即告訴人Ａ０１證稱被告有拉開告訴人Ａ０１之駕駛座車門且拒絕讓告訴人Ａ０１開車離開之行為，然為被告所否認，是本案僅憑告訴人Ａ０１之單一指訴，尚難遽認被告確有前開強制行為，仍應有其他補強證據補強告訴人Ａ０１前開證述之真實性，始得採為論罪科刑之依據。惟查，本案並無被告拉住告訴人Ａ０１所駕駛車輛車門之監視器錄影影像，且由證人即被害人Ａ0３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證稱：案發當日12時59分我坐上爸爸（按即告訴人Ａ０１）的車後，有再遇到被告，被告有試圖拉開副駕駛座車門，但因為我有鎖車門，他發現打不開，就走到駕駛座旁拉開駕駛座車門，並對我爸爸辱罵，持續約1、2分鐘，他將駕駛座車門拉開後，我只記得我爸爸對他說「你現在有情緒，我也有情緒」這句話，之後被告聽完後就將手鬆開，讓我爸爸將車門關上，我記不太清楚被告不讓我爸爸離開的情況如何等語（見本院卷第140至146頁），可知證人即被害人Ａ0３證稱被告聽完告訴人所稱「你現在有情緒，我也有情緒」這句話後即將手鬆開讓告訴人開車離去，且證人即被害人Ａ0３就告訴人有無對被告稱要離開現場、被告有無拉住車門阻止告訴人駛離現場等情節均不復記憶，是由證人即被害人Ａ0３前開證述，僅得證明被告有拉開告訴人駕駛車輛駕駛座車門與告訴人Ａ０１理論之舉，然不足以證明被告確有經告訴人Ａ０１表示欲離開現場仍持續拉住車門之行為。
⒊又被告雖有於前開時、地拉開告訴人Ａ０１所駕駛車輛之車門並
與其理論之行為，然被告為前開行為，其主觀上係為求與告訴人Ａ０１針對「黃○睿遭Ａ0３毆傷」一事進行理論，其行為並未對告訴人Ａ０１、被害人Ａ0３造成任何身體或財產上之危險，且被告拉住告訴人Ａ０１所駕駛車輛車門之時間僅約1、2分鐘，被告嗣後亦主動放手讓告訴人Ａ０１關上車門、駕車離去，其行為僅造成告訴人Ａ０１、被害人Ａ0３權利輕微之妨害，並未逾越社會生活上所能忍受之範圍，在社會倫理上尚不具有高度可非難性，依前開說明，尚無以強制罪相繩之必要。
五、綜上所述，本案依檢察官所舉證據，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無從使本院形成被告有成年人故意對兒童公然侮辱、成年人故意對兒童恐嚇危害安全、強制之心證，自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即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廖志祥提起公訴，檢察官林文亮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8 日
刑事第十八庭 法 官 鄭百易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陳卉欣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