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115年度易字第368號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陳芷妍上列被告因重利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3729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陳芷妍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陳芷妍明知李易霖因其祖母生病而急需借款籌措醫療費用，亦知悉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富鴻當舖」之營業人員黃彥碩（另移送併辦）所收取之借款利息，顯然高於當舖業所定之最高利率，竟仍貪圖介紹貸款之介紹費，基於幫助重利之犯意，介紹李易霖向黃彥碩辦理貸款。黃彥碩則基於乘他人急迫，貸以金錢而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重利之犯意，於民國113年3月間，在「富鴻當舖」內，乘李易霖因其祖母生病而急需借款籌措醫療費用之際，借貸新臺幣（下同）8萬元之款項予李易霖，且約定以每月收取1萬元1期750元之利息（相當於年利率90％，其計算式為750×12÷10,000×100％＝90％），並當場預先扣取第1期6,000元(『每1萬元每月利息750元』750元×8『萬』=6,000)之利息，實際僅交付7萬2,000元(第1期6,000元利息加車牌號碼0000-00號自小客車動產擔保抵押之設定費2,000元，即80,000-8,000=72,000)予李易霖；且李易霖尚需提供其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甲車）辦理動產擔保抵押設定並負擔設定費用2,000元，然因黃彥碩同意李易霖繼續使用甲車，故李易霖自始至終從未交付甲車予黃彥碩保管。黃彥碩即以上述方式，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而陳芷妍亦取得3,000元之報酬。嗣因李易霖認黃彥碩所收取之利息過高，造成其不堪負荷，遂於借款後支付10期利息予黃彥碩，嗣於114年1月間李易霖無力清償，「富鴻當舖」即將李易霖上開自小客車拖吊，李易霖發現甲車設定情況有異，而報警循線查知上情，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0條第1項、第344條第1項幫助犯重利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刑事訴訟法第161
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參照）。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陳芷妍涉犯刑法第30條第1項、第344條第1項幫助犯重利罪嫌，無非係以告訴人李易霖之指訴、告訴人李易霖向同案被告黃彥碩辦理借款並支付不相當利息、被告陳芷妍收取3,000元報酬、被告陳芷妍協助催討告訴人履行債務之LINE對話紀錄等事證，為其主要論據，據以主張被告陳芷妍有幫助犯重利罪之犯罪事實。
四、本院訊據被告陳芷妍堅詞否認幫助犯重利犯行，辯稱：介紹費是黃彥碩與「富鴻當舖」自己給我的，與李易霖之借款沒有任何關係，而且這3,000元數額是「富鴻當舖」決定的，我也不知道是如何計算，是在事後直接給我3,000元。有關借款過程所涉及的金額、利息、還款期限等事項，都是黃彥碩和李易霖他們自己洽談的，我並沒有介入，因為知道李易霖需要錢，才會介紹他說「富鴻當舖」可以借錢，剩下的就由他們自己去談等語（見本院卷第59至60頁）。
五、經查：㈠按刑法上之幫助犯，係指以幫助之意思，對於正犯資以助力
，使其犯罪易於達成而言，故幫助犯之成立，不僅須有幫助他人犯罪之行為，且須具備明知他人犯罪之違法認識而予以幫助之故意，始稱相當，如無此種故意，而基於其他原因，以助成他人犯罪之結果，自難以幫助犯論（最高法院70年度台上字第2886號、79年度台上字第2119號、85年度台上字第270號、86年度台上字第4824號判決意旨參照）。也因此，幫助犯之成立，須行為人基於幫助正犯犯罪之意思，予正犯以精神上或物質上之助力而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以助成正犯犯罪之實施為要件。雖在外形上可認為幫助，但對正犯之犯罪，並無違法之認識，欠缺幫助犯罪之故意，或係基於其他原因，即難論以幫助犯（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5848號判決意旨參照）。亦即幫助犯之成立，行為人之主觀上須認識所實施之行為係屬犯罪行為，而仍願意提供幫助行為始能成立，若並無犯罪行為之認識，尚難認定具有幫助之犯意。
㈡次按刑法上之幫助犯，必須與正犯有意思之聯絡，且須以幫
助之意思，而以言語或動作從旁助勢，以物質上或精神上之助力予正犯以實施犯罪之便利，於他人實施犯罪行為前或實施中予以助力，足以增加正犯犯罪之力量者，使其易於實施之積極或消極行為，始克當之（最高法院71年度台上字第5672號、76年度台上字第8191號、89年度台上字第1505號判決意旨參照）。助犯之成立，除須具有幫助他人犯罪之故意與行為外，仍須所為幫助行為與正犯所實行之犯罪間，具有直接之影響，亦即幫助犯之幫助行為，須與正犯之意思相一致，始足當之。倘行為人所為與正犯所實行之犯罪行為間，並無直接之影響，即難以幫助犯相繩（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6822號判決意旨參照）。若幫助行為就犯罪之實行，創造有利條件或降低阻礙，進而提升或促進結果發生之蓋然性而惹起結果，即堪認定其因果性貢獻之存在，進而可將法益侵害之結果，於客觀上歸責予提供犯罪助力之行為人，而成立幫助犯（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979號判決意旨參照）。
據此，行為人須基於幫助之意思，於犯罪實行前或進行中給予助力，使犯罪易於實行而促成其結果之發生，始能認定成立幫助犯。
㈢本件被告陳芷妍固自承因告訴人李易霖向其表示有借款之需
要，經其介紹向富鴻當鋪之同案被告黃彥碩借款之事實，然即便有介紹借款情事，與介紹他人實施重利之犯罪，並不當然畫上等號。尤其，依告訴人李易霖於偵查中指稱：陳芷妍是我朋友的女朋友，一直到我去借款時，我們還認識不到幾個月，我因為奶奶生病，當時急需用錢，問了陳芷妍說我急需用錢，她介紹我到這間當舗，因為我朋友說陳芷妍有認識當鋪，我才找陳芷妍幫忙。陳芷妍介紹我去富鴻當舖借款時，並不知道利息多少，利息是到富鴻當鋪借錢時黃彥碩說的，我也不清楚陳芷妍介紹我至富鴻當舗借款，可以獲得多少報酬等語（見偵卷第139頁）。顯然，被告陳芷妍固有幫忙介紹告訴人李易霖前往富鴻當鋪借款之事實，然就本件借款所涉及之借款數額、利息、還款方式等事項，均係由告訴人李易霖與同案被告黃彥碩直接進行洽商與決定，完全未透過被告陳芷妍，被告陳芷妍根本未涉入此部分攸關重利罪成立之行為。告訴人李易霖雖提出其與被告陳芷妍之LINE對話紀錄（見偵卷第83至105頁），用以證明被告陳芷妍曾協助催討還款之情事，然以本件借款原即係由被告陳芷妍所介紹，並已於113年3月間成立，在借款10個月後之113年12月間，發生告訴人李易霖無法按期還款情事，即便被告陳芷妍此刻有出面協助催討，然此等催討情事既發生於借貸關係發生之10個月後，即便認定涉及幫助行為，亦屬事後幫助之性質，而刑法第30條幫助犯並未規範事後幫助之型態，實難單以被告陳芷妍在事後協助催促告訴人李易霖按期還款情事，逕認被告陳芷妍成立幫助犯重利之罪。
㈣況當鋪係屬特許事業，本身為合法之營業機構，尚不能以被
告陳芷妍介紹告訴人李易霖前往「富鴻當鋪」借款，而認其當然有重利犯罪之違法性認識。再就被告陳芷妍雖收取同案被告黃彥碩3,000元報酬，然以是否給付此3,000元報酬，以及給付之實際數額，雙方事前並未約定，在本件借貸成立後始為給付，較似「包紅包」之習俗，實難逕自推論係屬介紹重利借款之對價。至於告訴人李易霖借款之原因，究竟是告訴人所稱因奶奶生病急需用錢，抑或是被告陳芷妍所認知之告訴人急需用錢，兩者間並無衝突，尚難以二人對於借款原因之說詞不一，用為不利被告陳芷妍之認定依據。
六、綜上所陳，本件被告陳芷妍雖有因介紹告訴人李易霖前往富鴻當鋪借款，事後收取同案被告黃彥碩3,000元報酬之事實，然以被告陳芷妍完全未涉入借款利息、還款事項之洽談與決定，何以認定被告陳芷妍有幫助重利之犯行。依公訴人所提出之本案卷證資料，尚無法達於使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陳芷妍具有幫助犯重利罪之犯意與犯行，自無足證明被告陳芷妍犯刑法第30條第1項、第344條第1項幫助犯重利罪。從而，公訴人所提出之各項證據及所闡明之證明方法，既無從說服本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因之，本案之積極證據既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即應認為被告之犯罪尚屬不能證明，爰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容珊提起公訴，檢察官蔡如琳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8 日
刑事第十四庭 法 官 彭國能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判決如有不服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者，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郭淑琪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