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0年度簡上字第259號上 訴 人 廖壬國被上訴人 梁憶文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票款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00年8月10日本院臺中簡易庭99年度中簡字第2393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01年3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方面：上訴人之主張及陳述除與原審判決相同者予以引用外，並補稱：
(一)依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下稱臺中地檢署)民國(下同)99年度偵字第18090、26591號起訴書，及99年度偵字第19828號、100年度偵字第2548號起訴書之記載，可知訴外人張茵棋自98年12月中旬起即多次未經上訴人同意，偽造包括支票在內之文書，並非如原審判決認定張茵棋係遲至99年5月1日起始有偽造文書之犯行。又因上訴人確未經常使用支票，在訴外人張茵棋被訴刑事偽造文書案件，皆因執票人對上訴人提示支票追索後，上訴人始知有支票遭訴外人張茵棋偽造情事，並針對上開票據提出告訴，但不能因此反推99年度偵字第18090、26591號起訴書附表臚列票號以外之支票，均「視為」上訴人所簽發。尤其訴外人張茵棋曾於原審到庭證述系爭2紙支票均未經上訴人同意而偽造，原審判決置而不論，即有可議。
(二)訴外人張茵棋盜開系爭2紙支票之行為，固然未見於99年度偵字第18090、26591號起訴書內，但上訴人已於鈞院刑事庭100年度訴字第318號案件審理中請求就訴外人張茵棋盜開系爭2紙支票部分追加起訴、審理，此有上訴人100年9月9日刑事陳報狀可參。是系爭2紙支票確係訴外人張茵棋所偽造，依票據法第5條第1項規定，上訴人自不負票據責任，故被上訴人在原審之訴應予駁回。
(三)訴外人張茵棋是因賭博輸錢才會盜開上訴人之支票，金額高達新台幣(下同)200餘萬元，而且上訴人所有房屋亦遭訴外人張茵棋設定抵押貸款，使上訴人不僅背負貸款，且信用破產，上訴人應為最大受害者。
(四)上訴人原本經營文具店，因生意不佳，且支付現金會有百分之5至10之折扣，故均使用現金交易，支票很少使用，且因支票祇剩下幾張，上訴人考慮以後可能會再使用，所以沒有辦理繳回註銷。況上訴人認為支票放在家裡很安全，白天有訴外人張茵棋在樓下看家，應該不會遭竊，怎知訴外人張茵棋被債務逼到竊取上訴人之支票。另上訴人之支票及印章平時均放在房間床頭櫃內，上訴人白天上班後，訴外人張茵棋就到上訴人房間拿支票使用，事後再放回去，上訴人很難防範。
(五)上訴人在原審提出支票交易明細資料中，以綠色筆劃線之9筆是上訴人使用，其餘大額開票均是訴外人張茵棋開立，兌現支票之金額亦為訴外人張茵棋存入，而訴外人張茵棋使用上訴人支票係因簽賭六合彩積欠組頭賭債，必須先開立支票因應，事後再向他人借款兌付票款。
(六)上訴聲明：1、原判決廢棄。2、上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二、被上訴人方面：被上訴人之主張及陳述除與原審判決相同者予以引用外，並補稱：
(一)系爭2紙支票係上訴人之岳母張茵棋持向被上訴人借款，上訴人當時有在場，因為交付票據及借款時間均在晚上，上訴人並未上班，而張茵棋在家幫上訴人帶小孩，故上訴人確有在場。又張茵棋先後交付4紙上訴人名義支票，其中2紙有兌現，系爭2紙支票即跳票，為何上訴人會主張系爭2紙支票被盜開，其目的在規避系爭2紙支票之票據責任。
(二)上訴人在原審曾承認有10紙支票係上訴人自行簽發使用，但上訴人卻稱自己沒有使用支票，前後矛盾。尤其支票及印章均為相當重要之支付工具，上訴人怎可能不知道支票遭其岳母張茵棋盜用？先說相信岳母，又說是岳母張茵棋之偷竊行為，事後卻對岳母張茵棋之竊盜行為撤回刑事告訴，可見上訴人之說詞極不合理。
(三)答辯聲明：如主文所示。
三、被上訴人在原審主張其執有上訴人簽發如原審判決附表所示系爭2紙支票，屆期提示未獲付款之事實，已據其提出系爭2紙支票及退票理由單各2紙在卷為憑，核屬相符，而上訴人亦對系爭2紙支票之真正不爭執，是被上訴人此部分之主張自堪信為真正。
四、法院之判斷：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定有明文。又支票為無因證券，執票人行使票據上權利，就支票之取得，有無正當原因，或有無對價關係，自不負證明之責。又發票人欄之印章如為真正，即應推定該支票亦屬真正。申言之，得據以判斷該支票係為發票人作成。倘主張其印章係被盜用時，則被盜用之事實，按諸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轉應由為此主張者負舉證責任。亦即私人之印章，由自己使用為常態，被人盜用為變態，主張變態事實之當事人，自應就此印章被盜用之事實負舉證之責任(參見最高法院70年度台上字第4339號及86年度台上字第717號等判決意旨)。本件上訴人在原審及本院審理時既自承系爭2紙支票均為真正，其上蓋用之發票人印文亦屬真正，惟抗辯稱系爭2紙支票及印章係遭其岳母張茵棋竊取後，再盜蓋偽造使用云云。是依首揭法條規定及最高法院判決意旨，自應由上訴人就其抗辯事實之真正負舉證責任甚明。
經查：
(一)上訴人於原審100年5月23日言詞辯論期日雖聲請訊問證人即其岳母張茵棋，經到庭具結後證稱：「我曾拿1張或3張或4張票跟原告(即被上訴人，下同)借錢，之前都有兌現，後來才再借款。系爭2張支票也是我拿去跟原告借錢，4張支票是我偷開的，被告(即上訴人，下同)都在上班，我到樓上拿支票來開的，被告沒有拿給我。」等語(參見原審卷第54頁)。然上訴人在同上言詞辯論期日卻自承：「票是支付廠商的票，我會將金額算好，拿票給我岳母開。我拿蓋好印章未填寫金額的支票給岳母，讓她開支票支付廠商錢，但我岳母拿現金給廠商，卻拿支票跟原告借錢，我並沒有授權她向原告借錢。」等語(參見原審卷第53頁背面)。可見證人張茵棋持上訴人名義支票向被上訴人借款之支票取得過程，上訴人及證人張茵棋之說詞已有出入，若上訴人在原審之前開抗辯為真正，則證人張茵棋於98年10月15日持向被上訴人借款之支票應係上訴人親自簽發未記載票面金額之票據，交付證人張茵棋委由其轉交廠商，用以支付貨款，但證人張茵棋卻持支票向被上訴人借款，改以現金支付廠商貨款，故證人張茵棋持向被上訴人借款之支票既為上訴人所交付，在客觀上自不可能係證人張茵棋以不法手段竊取後再盜蓋上訴人印章偽造使用，是證人張茵棋前開證述內容即與事實不符，不足採信。況依被上訴人在原審提出證人張茵棋書寫留給其女兒之字條，其內容為：「婷，對不起以下有惠雅借一張15萬支票一張，六十小妹15萬一張，我自己有6-7張阿國票，房子三間抵押蕭200萬，你到法院告我偽造文書。地下錢莊有張太太30萬，有(有押權狀)3萬、5萬、5萬、5萬、8萬、3萬。你在周媽的會我上月已標全部推給我。」等語(參見原審卷第26頁)、及上訴人在原審自行提出證人張茵棋書寫之字條，其內容為：「舒婷：對不起，媽媽把你和阿國抵押190萬向蕭的借錢，還有偷開阿國的票向外借錢，還有二張票15萬的票是惠雅借的(一張是6月25日、日期是9月)請他還給你。你去法院告我好了，說我偽造文書，印章支票都是我偷用的，你都不知道。對不起，媽媽6/19。」等語(參見原審卷第67頁)，有該字條2紙在卷可憑，足認證人張茵棋當時即有扛起全部債務及退票責任之意思，並要求其女兒即上訴人之妻到法院提出刑事告訴，藉以脫免上訴人夫妻可能應負擔之票據等債務，則證人張茵棋在原審上揭證述內容，顯係刻意迴護上訴人之詞，其欲攬下全部債務責任之意圖至為明顯，故證人張茵棋在原審之證言應不可採。
(二)又上訴人固主張證人張茵棋涉嫌竊取其支票，及盜用印章等情業經臺中地檢署檢察官起訴，並提出臺中地檢署檢察官99年度偵字第18090、26591號起訴書為其依據，然證人張茵棋遭檢察官起訴竊取上訴人印鑑章及空白支票本之犯罪時間為99年5月1日上午11時許(起訴書附表1編號1、2關於犯罪時間之記載有誤，已經公訴檢察官在本院刑事庭100年度訴字第318號偽造有價證券案件於100年2月16日準備程序期日當庭以言詞更正)，且偽造上訴人名義之2紙支票號碼依序為PNA0000000、PNA0000000號(參見該起訴書附表5)，並非本件訴訟兩造爭執之系爭2紙支票各情，亦經原審及本院依職權調閱上開刑事卷宗查明無誤。是依臺中地檢署檢察官起訴書之認定，系爭2紙支票乃證人張茵棋於98年10月15日持交被上訴人，且系爭2紙支票之發票日分別為99年3月15日、99年4月15日，據此可知證人張茵棋被訴竊取上訴人之空白支票及印鑑章之時點，係在交付系爭2紙支票予被上訴人之後，尚難僅憑證人張茵棋已遭檢察官起訴為由，遽認系爭2紙支票係證人張茵棋竊取及盜用上訴人印鑑章而簽發者。至上訴人另於本院刑事庭100年度訴字第318號偽造有價證券案件審理中即100年8月17日提出刑事陳報狀，認為證人張茵棋尚涉嫌盜開票據號碼PNA0000000、PNA0000000、PNA0000000、PNA0000000等4紙支票(即包含系爭2紙支票在內，證人張茵棋交付被上訴人者)，聲請法院就證人張茵棋涉犯偽造有價證券罪嫌部分併案審理云云。然本院認為上訴人於100年8月17日具狀追究證人張茵棋上開4紙支票之偽造有價證券犯行，應係於100年8月16日接獲原審判決正本後(參見原審卷第85頁送達證書)，發現原審判決認定系爭2紙支票不在檢察官起訴範圍，即非遭證人張茵棋所偽造，認為上訴人應依票據文義負責，而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為求免除系爭2紙支票之票據債務責任，遂於提起本件第二審上訴前，先於100年8月17日具狀追究證人張茵棋之偽造有價證券犯行，並據此作為本件之上訴理由(參見上訴人100年9月27日上訴理由狀第3、4頁)，否則上訴人何不於99年間對證人張茵棋提出刑事竊盜、偽造文書及偽造有價證券等告訴時，即一併就系爭2紙支票提出刑事告訴？或是於99年7月30日接獲被上訴人聲請核發99年度司促字第28900號支付命令，於99年8月3日就該支付命令聲明異議時，即就系爭2紙支票部分提出刑事告訴？可見上訴人對證人張茵棋提出刑事告訴之範圍係具有選擇性，若非原審判決認定上訴人應就系爭2紙支票負票據責任，上訴人應不可能再於100年8月17日具狀表示追究證人張茵棋此部分行為之意思，此從上訴人亦於同一書狀對證人張茵棋涉犯竊盜罪部分撤回刑事告訴乙事可獲得印證。從而，上訴人以證人張茵棋涉犯偽造有價證券罪嫌部分已遭檢察官起訴，及已另行就證人張茵棋涉嫌偽造系爭2紙支票部分表示追究之意，逕認系爭2紙支票亦為證人張茵棋盜開偽造等抗辯，企圖藉此規避系爭2紙支票之票據債務至為明顯，故上訴人前開抗辯委無可取。
(三)另依上訴人在原審提出其所有台中商業銀行北屯分行第000-00-0000000支票帳戶自98年1月1日起至98年12月31日止之交易明細資料，可知在前開期間內上訴人名義之支票共兌付140紙(參見原審卷第64頁至第66頁)，而上訴人卻主張僅其上畫綠線部分之10紙支票為其簽發使用，其餘均係證人張茵棋盜用者(參見原審100年6月22日言詞辯論筆錄，及本院101年3月2日言詞辯論筆錄)，是上訴人此部分主張若為真正，則證人張茵棋盜用、偽造上訴人之支票張數高達130紙，且上訴人於100年6月15日即向台中商業銀行北屯分行申請取得上揭支票交易明細資料，並知悉上情(參見原審卷第63頁)，卻持相當保留態度而不願追究證人張茵棋偽造支票達130紙之犯行，甚至於100年8月17日具狀再為追究者，亦僅限於被上訴人持有之4紙支票部分，故從上訴人追究證人張茵棋竊盜及偽造有價證券犯行之遲疑態度，除上訴人自承簽發使用之10紙支票外，其餘130紙支票之簽發使用，上訴人是否確實毫無所知，在客觀上已有可疑？況空白支票多為整本及連號，且有支票票根可供紀錄發票日、金額等事項，此為眾所週知之事實，而依上訴人前揭支票帳戶交易明細資料，上訴人自承為其簽發使用之支票發票日分為98年1月14日、98年1月22日、98年2月13日、98年4月20日、98年4月22日、98年4月30日、98年5月20日、98年8月3日、98年8月28日及98年9月11日，迄至98年9月11日止，當年度上訴人前揭支票帳戶已簽發兌現之支票數量達87紙，故上訴人在簽發使用前揭各紙支票時，應不可能對其所有空白支票有遭他人使用之事實全然不知。此從支票等同現金，乃屬重要之支付工具，發票人應依票上所載文義負責，一般人在使用及保管上均甚為慎重，上訴人豈可能於簽發使用前揭支票時，對於空白支票數量減少(且減少數量達數十張)，甚至已經換領新支票本(依原審卷附台中商業銀行北屯分行領取支票登記簿所示，上訴人領用之空白支票每本25張，且上訴人簽發上開支票之號碼可以推知已經換領新支票本)之事實，毫無所悉？是上訴人此部分抗辯，顯然悖於常情，即非可採。
五、次按在票據上簽名者，依票上所載文義負責。又支票發票人應照支票文義擔保支票之支付。另執票人向支票債務人行使追索權時，得請求自為付款提示日起之利息，如無約定利率者，依年利6釐計算。票據法第5條第1項、第126條及第133條分別設有規定。本件被上訴人執有上訴人簽發如原審判決附表所示之2紙支票，屆期提示均未獲付款，而上訴人抗辯稱系爭2紙支票係證人張茵棋竊取後盜用印章而偽造簽發乙節尚不足採，上訴人自應依系爭2紙支票之票面文義負責。
從而，被上訴人依票據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給付票款20萬元，及自各該支票提示日起至清償日止，各按年息百分之6計算之利息，洵屬正當，應予准許。原審判決基於同一法律上理由，而為上訴人全部敗訴之判決，並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及依上訴人之聲請命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經核尚無違誤。上訴意旨指摘原審判決全部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舉證據資料，核與本件判決所得心證及結果均不生影響，毋庸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結論：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1 年 3 月 16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顏世傑
法 官 高英賓法 官 林金灶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01 年 3 月 16 日
書記官 蕭榮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