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1年度保險字第38號原 告 李昭儀訴訟代理人 陳怡成律師複 代理人 周家年律師被 告 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理人 鄭本源訴訟代理人 劉瑩玲律師上列當事人間確認保險契約效力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102年8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民事訴訟法第24條定有明文。查被告公司與原告間乃約定就附件所示保險契約涉訟時，以要保人住所所在地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此有附件所示保險契約Ａ1之約款第28條、保險契約Ａ2之約款第36條及保險契約Ｂ1之約款第29條存卷可參（詳見本院101年度中簡字第2396號案卷第31頁、第53頁及第83頁），故原告住所所在地之本院就本件訴訟自有管轄權無疑。又查，美商美國安泰人壽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下稱美商安泰人壽）業於民國95年3月間以分割新設方式改制為安泰人壽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安泰人壽），並將全部營業移轉於安泰人壽；而安泰人壽於98年6月間再與（舊）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以存續合併方式改制為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富邦人壽），其權利義務均由富邦人壽概括承受，有原告提出之被告公司100度年報可參（詳見本院101年度中簡字第2396號案卷第11至12頁），則原告與美商安泰人壽間如附件所示保險契約，應由富邦人壽繼受保險人之地位，故富邦人壽係附件所示系爭保險契約之保險人，而原告就本件確認系爭契約等效力存在之訴訟，以富邦人壽為被告，具當事人適格，先予敘明。
二、原告主張：緣原告於85年7月1日，經由訴外人美商安泰人壽之保險業務員林政隆與美商安泰人壽訂定以原告自己為被保險人，保單號碼Z000000000-00號之保險契約（下稱系爭契約Ａ1）；再於93年11月30日，經由訴外人即同為美商安泰人壽保險業務員之胡頌奇與美商安泰人壽訂定以原告自己為被保險人，保單號碼Z000000000-00號之保險契約（下稱系爭契約Ａ2）；另於90年7月5日，再經由胡頌奇與美商安泰人壽訂定以原告之子朱海靖為被保險人，保單號碼Z000000000-00號之保險契約（下稱系爭契約Ｂ1）。原告乃於98年間與配偶辦理協議離婚，嗣為整理、釐清彼此財務關係，電詢被告關於系爭保單等之繳費狀況、受益人等事項時，方經被告知系爭契約等效力均已停止；原告遂向被告申訴上開情事，被告旋函覆原告略以：「因原告所指定之繳費帳戶不足扣繳，依保險法第116條規定，分別於94年7月4日、95年2月7日、95年11月21日，以掛號郵件方式催告原告繳納保險費，送達地址為『臺中市○區○○路○○○號4樓之3』。催告後，原告仍不繳納保險費，是系爭保險契約Ａ1、Ａ2、Ｂ1分別於94年8月9日、95年3月7日、95年12月21日效力停止。」等語；然94、95年間，上開「臺中市○區○○路○○○號4樓之3」係原告所經營事業之辦公室地址，據悉上開所為催告郵件寄送至前開地址時，係由大樓管理員代收；惟大樓管理員流動率高，新舊任管理員皆未將催告郵件轉交於原告，致使原告對於保險費欠繳遭催告一節，毫不知情，而原告唯恐已繳交之保險費共計新台幣（下同）347,066元付諸流水，亦恐將來保險事故發生時，不能依約受領保險金，爰依法提起本訴訟，確認保險契約效力存在。
（一）原告係請求就其與其子朱海靖於將來保險事故發生時，保險受益人得否向被告請求給付保險金之系爭保險契約效力存在與否予以確認，而被告就此為爭執，本件對於系爭契約等效力是否存在之爭議，得透過確認訴訟除去，故原告提起本件訴訟具有訴之利益。查被告所為催告有下列不合法之處，自無從起算保險法第116條第1項之30日寬限期限，故系爭契約Ａ1、Ａ2、Ｂ1並無效力停止之情事，自應認其效力均仍繼續有效。
（1）被告就系爭契約Ａ1之催告，因送達地址有誤，送達不合法：按保險法第116條第1項：「人壽保險之保險費到期未交付者，除契約另有訂定外，經催告到達後屆30日仍不交付時，保險契約之效力停止。」，是於要保人未交付保險費時，保險人應負有催告之義務以維持保險契約有效，其立法目的一方面在保障要保人權益，另一方面則為貫徹大數法則。次按保險法第116條第2項：「催告應送達於要保人，或負有交付保險費義務之人之最後住所或居所。」；查系爭契約Ａ1之要保書，分別列有住所與收費地址兩欄位，該住所欄載明：「南投縣○○鄉○○村○○路○○○號1樓」，而收費地址則同被保險人住所；嗣原告於88年12月10日通知被告變更收費地址為：「臺中市○區○○路○○○號4樓之3」，住所係指要保人經營生活之中心，而收費地址僅係當事人間就給付保險費所約定之清償地，概念顯然有間，是被告公司之催告依法應送達於原告之住所，只送達於約定之收費地址，該催告之送達顯不合法。
（2）被告就系爭契約Ａ1、Ａ2、Ｂ1之催告，因郵件內容未告知欠繳保險費之意旨，不生催告之效力：按「郵件內容為何、有無表明催繳保費意旨、郵務機關是否已向該址送達等重要事項，上開執據聯均無從顯示…」，有臺灣高等法院99年度保險上字第31號判決可參。催告係要保人欠繳保險費之通知，其內容應表明催繳保險費意旨，俾使要保人能知悉欠繳保險費之後果，而判斷是否繼續交付保險費；然被告僅於原告申訴時，提供催告郵件之大宗掛號函件存根2紙，未能顯示催告內容、或有無表明催繳保險費意旨，是縱退認被告之催告郵件有合法送達於原告，該催告仍不合法。又保險契約效力停止，係保險契約效力之變更，是主張保險契約停效者，自應就保險法第106條之構成要件事實，負舉證責任，是郵件內容是否載有催繳保險費意旨，係保險契約停效之特別要件，應由被告負舉證責任；至原告實際上未自大樓管理員取得被告公司寄發之信件，本無從得知欠繳一節，更無刻意隱匿函件一事；被告所寄發信件究有無記載催告意旨，依最高法院裁判意旨，本應由被告公司負舉證責任，非由原告負舉證責任。
（3）系爭契約Ａ1、Ａ2、Ｂ1之催告，僅以郵寄方式為之，而未以電話通知或派人到府通知，違反誠信原則，不生催告效力：保險契約具有繼續性，當事人於持續履約過程中，因彼此交涉、接觸而生信賴關係，故當事人基於信賴關係，亦有產生未明文記載於契約條款之附隨義務之情；又按「郵件與電話係被上訴人通知保戶繳交保費之必要方式，是以保險契約上所記載之保戶住所縱然有誤，或保戶住所變更而未以書面通知被上訴人，被上訴人以郵件通知保戶繳交保費無著後，仍應以電話通知保戶。否則保險契約上另外記載保戶之電話號碼，即失其意義。」，有臺灣高等法院94年度保險上字第46號判決可參；而保險契約締結時，保險公司多會要求保戶一併書明電話號碼、地址等聯絡方式，適足提供保戶期待保險公司，於保險契約履行過程，遇有大小事務，能依電話聯絡之信賴基礎，亦即在要保書上通常有記載要保人之聯絡電話，依一般社會通念，得合理期待保險人在要保人欠繳保險費時，以電話通知其欠繳保險費之情事，蓋因電話通知，相對於郵寄方式而言，顯係方便而直接、有效之催繳手段。再者，保險公司於締約後，常以保戶所留電話號碼與保戶進行接觸，如保險公司以電話方式對舊保戶推銷新保單，或逢年過節，對舊保戶致電以表道賀之意，或保險期間將屆，先以電話方式詢問舊保戶有無續約意願等，均堪認保險公司對保戶有「各種事務能以電話聯絡」之信賴表現。是故，保險公司即因誠信原則而負有以電話通知保戶之附隨義務，更包括依保險法第116條之催告。查原告自締結系爭契約Ａ1、Ａ2、Ｂ1迄今，電話號碼均未變更，被告於原告欠繳保險費時，竟捨此不為，而僅以郵寄方式催告，顯然不符原告之合理期待，要難無違誠信原則。又保險契約存續間，對保戶權益影響最大者，尤以保險公司不復提供保障為最，而保險公司於招攬新保單、續約等無關保險契約效力之事項，能以電話聯絡，然於保險契約有停效之虞時，反而無庸以電話方式通知催繳，豈非輕重失衡，亦謂無違誠信原則，是若認催繳保險費一事，毋須以電話方式為之，顯有輕重失衡之情。又「契約成立生效後，債務人除負有給付義務（包括主給付義務與從給付義務）外，尚有附隨義務。所謂附隨義務，乃為履行給付義務或保護當事人人身或財產上利益，於契約發展過程基於誠信原則而生之義務，包括協力義務以輔助實現債權人之給付利益。倘債務人未盡此項義務，債權人得依民法第227條不完全給付之規定行使其權利。」，最高法院98年台上字第78號著有判決，是被告主張伊係收取保險費之債權人，對於收取保險費一事無由違反附隨義務云云，容有誤會；實則，保險契約為雙務契約，雙方均負有使契約朝向約定目的進行之義務，而該目的厥為將來保險事故發生時，被保險人（或受益人）能依約獲得保障，保險人為使被保險人（或受益人）能順利獲得保險給付，自有維持保險契約效力之義務；且由保險法中對於保險人解除契約、終止契約處處設限可知，維持保險契約效力兼具公益性質，故收取保險費一事，仍可能因履約過程，形成保險人之附隨義務，灼然至明。
（4）又按保險業務員於業務上即屬保險公司之代理人或使用人，保險公司自應就保險業務員業務上相關之行為負責，而不得諉稱係保險業務員個人之責任，既有最高法院85年台上字第179號及82年台上字第2815號裁判要旨可參。而查，被告之業務員至原告住處收費多次，有原告起訴狀原證五「被保險人朱海靖繳費狀況」可稽，且原告自投保後，凡有漏未繳交保險費之情事，例如系爭契約Ｂ1即保單號碼Z000000000-00號部分，原告曾欠繳保險費，惟被告分別於93年3月18日、94年7月26日遣人至原告住處催收保險費，是縱保險契約未約定被告有派員收費之義務，惟被告遣人催收之行為，經反覆實施已形成慣例，使原告建立合理信賴，形成交易習慣而拘束雙方當事人，故被告於原告再次發生欠繳保險費之情事時，未遣人到府催收，而僅以郵寄方式催告，顯然違背誠信原則，且被告業務員之行為，應由被告負責，已如前述，則被告自不能推稱係業務員個人行為，而被告應有到府收費之義務。基上，如附件所示系爭契約均仍屬有效，為此請求確認如聲明所載等語。
（二）並聲明：（1）確認原告與被告間如附件所示保單號碼Z000000000-00號、Z000000000-00號及Z000000000-00號之保險契約效力均存在。（2）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原告對被告抗辯所為陳述：
（一）被告負有電話通知義務係自誠信原則而來，殊不待法律明文規定或契約約定。另被告以「電話通知開庭、派員到府通知開庭」為例，略有引喻失譬之嫌，蓋就民事訴訟而言，當事人不到庭之效力，法院可能一造辯論判決、停止訴訟或另定庭期，易言之，當事人不到庭之效力，係繫諸法院之判斷，並非一有不到庭之事實，即生一定法律效果；就刑事訴訟而言，當事人不到庭，法院派員拘提或逮捕，亦屬平常；惟保險契約，若有催告之事實，即足生效力停止之結果，不待保險公司任何表示，是兩者性質並不相同，實不宜強加比較。
（二）按最高法院91年台上字第1613號裁判要旨：「主張法律關係存在之當事人，須就該法律關係發生所須具備之特別要件，負舉證之責任。而此特別要件之具備，苟能證明間接事實並據此推認要件事實雖無不可，並不以直接證明者為限，惟此經證明之間接事實與要件事實間，須依經驗法則足以推認其因果關係存在者，始克當之。倘負舉證責任之一方所證明之間接事實，尚不足以推認要件事實，縱不負舉證責任之一方就其主張之事實不能證明或陳述不明、或其舉證猶有疵累，仍難認負舉證責任之一方已盡其舉證責任，自不得為其有利之認定。」。而查，經被告聲請函詢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下稱壽險公會）及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華郵政）之結果，壽險公會及中華郵政既分別函覆鈞院略以：「多數會員公司係以單掛號郵件寄發保險費催繳函…。」、「本案相關投遞收據已溶銷、電腦資料無法查詢；亦未能查知是否有無法投遞或退件之情形」等語；而「催告」係保險契約效力停止之要件，被告應就此特別要件，負舉證責任，然被告既自認未持有催告信件之回執，則不論國內保險業者是否有旨揭之商業習慣，均不能變更前開事實之認定，旨揭商業習慣與舉證責任分配並無任何相干，被告若認為催告是否到達難以舉證，將來自應改變所謂商業習慣，改採雙掛號方式寄送郵件，若不能提出回執作為催告到達被告之證據，自應提出其他相關證據資料，以實其說；況依上開函文既不能證明是否有「催告」之事實，則不得對被告為有利之認定；被告自應另行提出有利之證據，以實其說，否則系爭契約效力無從停止，原告之訴，洵有理由。再者，原告知悉催告意旨或知悉欠繳保費，本屬二事，蓋按保險法第116條第1項「催告到達」係保險契約效力停止之要件；是縱要保人有意、無意欠繳保費，但保險人未為催告，保險契約效力無從停止，故被告主張「原告1年共應繳費12次…原告就其欠繳保費乙節，難謂不知情。」云云，似認為倘要保人（或被保險人）知悉欠繳保險費一事，保險人即免除催告之義務，而得逕認保險契約效力停止；惟此見解，顯與保險法第116條第1項之立法意旨不相侔。又被告主張「…不可能有郵差未送達郵件之情形」，亦似異於公眾之認知，蓋以中華郵政近10年來，因郵件遺失造成糾紛，時有所聞，並常躍上媒體版面。茲舉新聞標題如下：「掛號變平信郵局搞烏龍」(2012.12.13自由時報)、「10個月又2天信件大遲到」（2011.5.10民視新聞）、「2郵局烏龍掛號信寄給寄信人」（2008.07.03蘋果日報）、「郵局丟包5萬賠575元」（2007.8.14自由時報）、「百萬提貨單寄丟僅獲賠590」（2004.06.28蘋果日報），是對於中華郵政之服務效率，被告之認知似與一般民眾有所齟齬，再者，苟催告郵件確實寄達原告住所，由不相關之人員、鄰居代為收受，似非不可能；而原告既確實不曾收受催告信件、未曾見過催告信件、不知信件究竟有無送達住所、若有送達，也不知是何人收受，則被告依舉證責任分配法則，自應就已為「催告」一事，負舉證責任。
（三）原告於起訴狀即已爭執催告信件是否有送達原告住所、由何人收受等節，原告於101年11月29日爭點整理暨聲請調查證據狀業有說明，茲不贅述，再者，原告書狀之陳述，倘有令被告不明瞭之情，於101年11月15日審判期日，經審判長行使闡明權，命原告補充陳述，該不明瞭之情已然除去；縱原告係事後才爭執上開情節，仍無悖於禁反言原則、誠信原則。蓋按最高法院86年台上字第2322號裁判要旨：「民事訴訟法第279條第3項所定得撤銷之自認，係指同條所稱對於他造當事人主張之事實，積極的表示承認之情形而言。若對於他造主張之事實，僅於言詞辯論時不爭執之視同自認，既許當事人於言詞辯論終結前，或上訴於第二審時，得隨時為追復爭執之陳述，自無撤銷自認之可言，此觀民事訴訟法第279條、第280條、第196條、第447條之規定自明。」、最高法院98年台上字1270號裁判要旨：「按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固規定當事人對於他造主張之事實，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通知，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者，準用第1項之規定。惟同條第1項規定，係指當事人對於他造主張之事實，於言詞辯論時，消極的不表示意見，法律上擬制其為自認而言，此與同法第279條第1項所定自認，必須當事人對於他造主張之事實，積極的表示承認之情形有別，兩者在法律上之效果亦不相同，前者本無自認行為，不生撤銷自認之問題，依同法第196條規定，應許當事人於言詞辯論終結前，隨時為追復爭執之陳述。」；次按最高法院88年台上字第1740號裁判要旨：「攻擊或防禦方法，得於言詞辯論終結前提出之。當事人意圖延滯訴訟或因重大過失，逾時始行提出攻擊或防禦方法者，法院得駁回之。但不致延滯訴訟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196條定有明文。是雖係意圖延滯訴訟提出攻擊防禦方法，或雖因重大過失逾時始行提出攻擊防禦方法，仍須以將致延滯訴訟為前提，法院始得予以駁回。若並不致延滯訴訟者，法院仍不得駁回其提出，觀之該法條文意自明。」。查書狀先行程序，係在敦促兩造釐清案情、聚焦爭點，並使兩造及法院均能瞭解全案，以達審理集中化之目的，詳言之，於書狀先行程序，兩造透過書狀交換，使紛爭之所在逐漸具體成形。又本件訴訟係保險契約而生之糾紛，訴訟證據、資料顯有偏在被告公司之情形，原告能掌握之訴訟資料有限，倘要求原告於起訴時，必須備妥全部攻擊方法，似不符武器平等原則，且有失書狀先行之立法美意，實則，原告依法得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就原不爭執事項，追復爭執之陳述，且原告於101年11月15日第1次言詞辯論期日，即提出爭執之陳述，並無延滯訴訟之情形，被告稱原告之訴訟行為有違誠信原則、禁反言原則，似有誤解。至被告一再主張原告已自認催告信件到達其住所，並由大樓管理員代收云云；惟查，原證七之大宗掛號郵件存根聯，係原告於99年間向被告申訴時，由被告之客服人員交予原告，用以說服原告系爭保險契約效力均已停止，當原告與被告客服人員爭辯之時，該客服人員向原告說明：「可能是大樓管理員代收，忘了轉交給原告」云云；惟原告始終否認大樓管理員代收乙節，原告提出原證七之大宗掛號郵件存根聯，僅為說明兩造糾紛之始末，並未自認催告信件合法到達原告住所，基此，原告之主張更無謂有悖「禁反言」原則。
（四）原告並非「多年後」始爭執催告信件是否送達原告住所；按當事人基於私法自治及處分自由原則，而有程序選擇權，得選擇各種解決紛爭之機制，合先敘明。因原告乃遲至98年間，始知悉系爭契約效力均已停止，知悉後，先透過申訴程序，多次向被告公司客服中心抱怨為何未收受催繳通知，致使系爭契約效力停止，經被告以99年9月16日富壽申字第0000000000號函、100年1月19日富壽申字第0000000000號函、100年11月11日富壽申字第0000000000號函、101年2月22日富壽申字第0000000000號函惠予答覆；惟雙方仍不能達成任何共識，嗣原告又多次向總統府、監察院、臺中市政府等機關陳情，臺中市政府旋將本件爭議函轉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惟金融評議中心就本件爭議仍作成評議不成立之決定，並於101年3月26日作成評議不成立證書，原告窮盡民間常見救濟管道之後，始提起本件確認訴訟。承上，原告自知悉本件爭議之後，便積極與被告協商或請求政府機關協助，並曾申請金融評議，非如被告所稱係「多年後」始爭執催告信件是否送達原告住所。再者，訴訟程序耗時、耗力，本為權利救濟之最後手段，原告基於程序選擇權，嘗試各種法定或非法定之救濟程序，均無法獲得救濟後，始提起本件確認訴訟，被告遽指原告7年後興訟爭執，違反誠信原則，容有誤會。又按權利之行使，是否以損害他為人主要目的，應就權利人因權利行使所能取得之利益，與他人及國家社會因其權利行使所受之損失，比衡量以定之。倘其權利之行使，自己所得利益極少而他人及國家社會所受之損失甚大者，非不得視為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此乃權利社會化之基本內涵所必然之解釋，最高法院71年台上第737號判例著有明文。
查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保險契約效力存在訴訟，係為確保將來能獲得保險給付為目的，並非損害被告為目的。倘被告認為受有損害，無非是將違法停止保險契約效力而免給付義務，作為既得利益，故被告主張原告提起本件訴訟為權利濫用，殊不可採。
（五）被告雖一再質疑原告係因財務困難、經濟拮据，始欠繳保險費，放任系爭保險契約效力停止云云；惟原告本人及所經營之「愛的白皮書顧問有限公司」（下稱顧問公司），未曾使用票據，並無任何跳票記錄，又原告經營顧問公司之獲利，並未全部分配予各股東，職是，原告每年度申報之所得總額較低，並不能直接推論原告有收入拮据之事實；又關於原告之郵局帳戶，本係作為「交易工具」，而非「儲蓄工具」，此由原告歷史交易資料清單可知，倘有一筆金額匯入原告之郵局帳戶，原告多於當日即會提領或轉出相當之數額，蓋原告全憑其印象，預留足夠金額以支付每月扣繳款項，其餘金額，原告均轉存其他金融機構之帳戶，是被告僅以該帳戶之各月份結餘金額僅數百元，逕推論原告陷於財務困難，要為以偏蓋全，實則，因原告自行經營事業，以原告之理財習慣，倘有向消費者收取費用（若消費者以匯款方式付款，原告即刻提領），則多將現金存放於家中，僅當有匯款或轉帳之需求時，始會存入相當金額於各銀行帳戶中，此有其他金融機構之存摺（含合作金庫、三信商銀、上海商銀、臺中商銀、中國信託等存摺），正因原告名下有多個帳戶，始會疏忽未將保險費存入與被告約定之郵局帳戶。以其中合作金庫存摺為例，94年間之餘額，多在數萬元之譜，非如被告所言有財務不佳之狀況，又原告自94年以來，名下有數筆不動產，包括坐落於臺中市○區○○○段○○○○○○號土地之8444建號（公寓）及坐落於臺中市○○區○○○段○○○○○號土地之10931建號（透天），公寓部分，則因原告與前夫離婚之故，始於近年售出，被告指摘原告財務不佳云云，顯非屬實。綜上，原告未於與被告約定扣款之郵局帳戶備妥每月份應繳之保險費，僅係個人疏忽，並非因財務不佳、經濟拮据等因素，故意不為繳納。況要保人欠繳保費，保險人苟未依法催告，保險效力仍無從停止；而被告未依法催告，遽指原告知悉欠繳保險費乙節，復不得爭執系爭保險契約效力，不啻架空保險法第116條之立法目的。再者，依保險法第116條之意旨，並不區分要保人欠繳保險費係善意或惡意，於保險費到期未交付時，保險人若要令契約效力停止，均應先行催告，亦即保險契約效力停止，悉依保險人是否合法催告而定，至要保人欠繳保險費之動機，容非保險契約效力停止之要件，是以，被告虛構原告因財務狀況不佳致未遵期繳費云云，縱然屬實，仍不影響催告作為系爭保險約效力停止之要件之認定。
（六）原告係與前夫離婚後，整理個人財務狀況時，經詢問被告始經告知系爭保險契約已然停效。被告本主張原告身體不好，近年有利用保險制度之需求，方提起本件訴訟云云，並聲請調查原告之病歷。詎行政院衛生署中央健保局提出原告病歷後，被告發現原告並無任何重大疾病（雖看病次數多，但多是不影響身體重要機能之小病，如婦科、眼科、小兒科等一般門診），才又改口原告因毋須利用保險制度才放任系爭保險契約失效，由此可見，被告主張原告提起本件訴訟係出於不良意圖，顯屬主觀臆測，並無任何憑據。縱原告曾至榮總診治，惟身體狀況已逐步改善，茲檢附最新之身體檢查報告，其中肝膽方面，減輕至中度脂肪肝、精神方面也無明顯焦慮症、精神官能症、憂鬱混合症等，依常理，誰會放任自己身體狀況每況愈下，只為領取保險金額僅400萬元之身故保險金？何況，系爭契約Ａ1、Ａ2主要都約定以被保險人身故為保險事故，而非以醫療支出為保險事故（即系爭契約並非醫療保險），原告非如被告所言因身體每況愈下，亟需保險契約之保障等語。
四、被告則以：
（一）被告就附件所示系爭契約所為催告，並無不合法之處。按「依一定之事實，足認以久住之意思，住於一定之區域者，即為設定其住所於該地，為民法第20條所明定，是我國民法關於住所之設定，兼採主觀主義及客觀主義之精神，必須主觀上有久住一定區域之意思，客觀上有住於一定區域之事實，該一定之區域始為住所，故住所並不以登記為要件。又戶籍法為戶籍登記之行政管理規定，戶籍地址乃係依戶籍法所為登記之事項，戶籍地址並非為認定住所之唯一標準。」、「民事訴訟法第564條第1項所謂住所，應依民法之規定定其意義。依民法第20條第1項規定，須以久住之意思，住於一定地域者，始為在該地有住所，若因事務或業務寄居其地，非有久住之意思者，縱令時歷多年，亦僅得謂為居所，不能認為住所。」，最高法院93年度台抗字第393號判決及27年上字第2454號判例可參。查原告即被保險人李昭儀於系爭契約A1之要保書記載住所為「南投縣○○鄉○○里○○路○○○○○號」、公司地址則為「臺中市○○○路○段○○○號3樓B室」，並於「三、收費地址（關於保險契約所有往來文件之送遠，均以收費地址為準，如有變更，要保人應即以書面通知本公司）」欄，則勾選「被保險人住所」；嗣於88年2月間，原告依約以書面通知安泰人壽公司，收費地址變更為「臺中市○區○○路○○○號4樓之3」，則（1）原告收費地址欄既勾選「被保險人住所」，其後通知將地址改為「臺中市○區○○路○○○號4樓之3」，即通知安泰人壽以上開地址為「被保險人住所」。又原告於84年11月28日即設立顧問公司，為該公司負責人，並擔任總監職務，上開公司設立登記地址雖為「臺中市○區○○路○○○號4樓之3」，但實際營業所則為要保書所載「臺中市○○○路○段○○○號3樓B室」，嗣遷至「臺中市○○區○○路○段000○00巷00○0號」；嗣原告於88年通知安泰人壽公司，將收費地址改為「臺中市○區○○路○○○號4樓之3」，另於93年11月30日投保系爭保險契約Ａ2時，於被保險人（要保人）住所欄亦填載「臺中市○區○○路○○○號4樓之3」，可見上開「南投縣○○鄉○○里○○路○○○○○號」至多為原告投保當時之戶籍地而已（原告於臺中市○○路經營公司，自不可能有居住於遙遠之南投縣國姓鄉之事實），而上開博館路之地址自84年迄今，皆由原告居住使用中，依民法第20條第1項規定，堪認該處為原告之住所。退而言之，縱認該處並非原告住所，然原告持續使用上址至少已17年，揆之上開最高法院27年上字第2454號判例要旨，至少可認該址為原告之居所。綜上，堪認上開博館路地址為原告最後之住所或居所無訛，基此，系爭契約Ａ1以上開博館路地為催繳送達地址，並無錯誤；而原告主張其雖於88年2月10日通知安泰人壽公司將系爭契約A1之收費地址變更為「臺中市○區○○路○○○號4樓之3」，但該址非其住所，被告未依保險法第116條第2項規定以最後住所或居所送達催繳通知，送達不合法云云，顯非有據。蓋以保險法116條第2項有關催告送達處所並非強制規定，被告依兩造系爭契約Ａ1約定及原告嗣後以書面更改之地址寄發催告函，並無不合；縱認保險法第116條所載之「原告最後住所或居所送達」屬強制規定，則上開博館路地址至少堪認原告當時之居所，故本件送達仍屬合法。
（二）按「受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僱用之管理員，其所服勞務包括為公寓大廈住戶接收文件者，性質上應屬全體住戶之受僱人，即與同法第137條第1項規定之受僱人相當。郵政機關之郵差送達文書於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不獲會晤應受送達人，而將文書付與上開公寓大廈管理員者，為合法送達。至該管理員何時將文書轉交應受送達人，對已生之合法送達效力不受影響。」，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1752號判決及90年度台抗字第86號判決可參。姑不論原告所稱大樓管理員未將催繳信件轉交予其收取云云，應有不實，揆之上開最高法院判決意旨，不論管理員有無或何時將信件轉交原告，皆不影響催繳信函合法送達之效力。依據原告之起訴書及準備書狀中載明：「『臺中市○區○○路○○○號4樓之3』係原告所經營事業之辦公室地址。據悉，被告之催告郵件寄送至前開地址時，係由大樓管理員代收；惟大樓管理員流動率高，新舊任管理員皆未將催告函轉交予原告」等語，可認原告乃不爭執被告以「臺中市○區○○路○○○號4樓之3」為址，向原告寄發系爭契約Ａ1之催繳通知函，且業由大樓管理員收受送達；而僅主張上開地址非其住所，不生合法送達效力，且管理員未將催繳函轉交予其收執，未能顯示郵件內容及有無催繳保費之意旨。被告否認原告之大樓管理員未將催告文件交付原告，退而言，縱原告所言屬實，因大廈管理員乃原告之受僱人，將文書付予大樓管理員，送達即屬合法，此有最高法院90年度台抗字第86號判決、88年台上字第1752號判決可稽。
（三）原告雖復稱縱催告郵件合法送達，因郵件內容未告知欠繳保費之意旨，仍不生催告效力云云；就此，自應由原告提出該等催繳函件，證明該函件未告知欠繳保費之意旨，而非於送達合法後刻意隱匿函件，再空言函件內容欠缺，原告所為此部分主張，應由原告負舉證之責。且依原告此主張，可見原告不爭執被告向其住所寄發系爭契約Ａ2及Ｂ1之催繳通知函，而僅爭執不知催告郵件內容及有無催繳保費之意旨。又被告對保險費催繳程序（不只被告如此，幾乎所有保險公司皆如此），係由工作人員將電腦檔案中，有關逾期名單之保戶資料，填入被告之逾期催告函例稿中，再列印成書面，交付郵局寄發，所有保單皆循例處理，由系爭契約之要保書可知，系爭契約Ａ1之保費係採季繳，保單自85年7月1日起生效，則原告應於每年7月1日、10月1日、1月1日及4月1日繳納保費；因原告於94年4月1日應繳費而未繳費，被告於94年4月29日寄發上揭催告函後，原告仍未繳費；因原告於要保書勾選「同意續期保費未在寬限期屆滿前繳付時，以現金價值自動墊繳主附約保費」（參要保書七「保費自動墊繳作業」欄），故被告於保單價值準備金墊繳完畢後，隨即循例填載另一催繳通知書，並於95年2月7日以掛號方式寄送告知契約將停效等通知函予原告，契約則於95年3月7日停效；而原告或稱上開證據不能證明被告所寄送文件之內容為何，然兩造除保險契約外，並無其他法律關係存在，被告所寄送者當然與保險契約相關，而觀之被告以掛號寄送文件之時間，確與原告應繳費之日期相近，依常理顯係寄發繳費催告函，絕非其他內容，況催告函乃例稿，被告絕無別於其他客戶寄發不同內容函件給原告之必要與可能，是被告之催告函已表明原告欠繳保費，請其繳納之意旨。另系爭契約Ａ2為投資型保單，保險費季繳，保單於00年00月00日生效，故原告應於每年11月30日、2月底、5月30日及8月30日繳納保費，因本件為投資型保單，除契約所訂之費用外，其餘保費皆用於投資，故無現金價值用以墊繳保費，原告於94年3月25日繳納2月底應納保費後，並未於94年5月30日續繳保費，被告循例於94年7月4日寄發催告繳費函予原告，契約於94年8月4日停效。系爭契約Ｂ1，保險費本為年繳，嗣即改為季繳，原告於94年4月5日繳費後，未於94年7月5日繳費，被告以上開催告函催繳後，即開始以保單價值自動墊繳，於墊繳完畢後，被告又於95年11月16日寄發催告函予原告，然原告仍未繳費，故契約於95年12月16日停效。
被告對保險費催繳程序有如上述，係循例填載例稿，被告於原告應繳未繳保費後，以掛號郵件寄予原告之文件當然為催告函件，被告絕無別於其他客戶寄發不同內容函件給原告之可能，要甚顯然。
（四）被告依法無電話催繳或派人到府催繳保費之義務：原告稱「僅以郵寄方式為之，而未以電話通知或派人到府通知，違反誠信原則，不生催告效力」云云，顯然課以被告法律所未規定之義務，要無可採。又「人工收費」乃要保人非依約定方式繳款之意，亦即當要保人未依契約約定方式（如本件為金融機構扣款）繳納保費時，其後不論要保人以何方式補繳保費，皆以「人工收費」註記；換言之，要保人或臨櫃繳納保險費、或寄支票至被告營業所繳費人或補足款項至約定帳戶並通知被告扣款、或與業務人員連絡，洽商如何繳費等，凡此皆稱為「人工收費」，是「人工收費」非指被告公司派員收款，況被告公司依法律、契約或商業習慣皆無派員收款之義務，且縱退認原告曾要求業務員到府收取保費，業務人員也願意親往收取，此乃業務人員或基於親誼（本件業務人員胡頌奇稱原告為「表嫂」）或為爭取認同之個人行銷手法，非商業習慣且與被告無關。又若以保險契約上載有保戶電話、地址，即認保險公司除寄發催告函外，另有電話通知或派員催繳保費之義務，則法院寄發開庭通知後，當事人若不到庭，是否亦須以電話通知開庭或派員到府通知開庭事宜，故原告援引之臺灣高等法院94年度保險上字第46號判決乃該庭之個案見解，殊無足採。至原告稱被告於93年3月18日、94年7月26日遣人至原告住處催收保費，已成慣例云云，被告否認之，且縱退認業務員曾到府向原告收取保費，此乃業務員個人爭取保戶認同之服務，並非出於被告之要求，不能因此即課以被告電話催繳保費或到府催收保險費之義務，是原告主張上情，不足採信。況原告所舉「被保險人朱海靖繳費狀況」部分，亦僅涉及系爭契約Ｂ1，而與系爭契約Ａ1、Ａ2無涉，且依該「被保險人朱海靖繳費狀況」所示，每期保費皆自原告郵局或合作金庫帳戶自動扣繳保費，只有92年3月18日與94年7月26日有人工收費情形，惟「人工收費」與「有派員到府收費義務」乃屬二事，此極可能是原告通知業務人員前去收費，但難以與「派員到府收費義務」劃上等號。蓋被告以掛號催告函催告原告繳費，原告尚能於多年後以諸多理由主張催告不生效力，則電話通知若成為被告義務，試問應由何人又如何證明「被告曾以電話催繳保費」，且被告必須對每年數10萬名未繳費之保戶以電話催繳，並要錄音存檔，靜待如原告一樣的保戶於5、6年後、甚至10年後起訴時舉證之用？又派員到府收費若為被告義務，若要保人不回住居所，甚至行蹤不明時，被告人員應到府幾次？要守株待兔嗎？是否應買份當天報紙（證明到府日期），站在要保人住居所門口拍照，證明曾經到府？再將照片仔細保存10年以上，靜待將來可能之訴訟？就算如此，因該員未遇到要保人，催款之意思表示未能有效到達，此時站在門口拍照存證有催告效力嗎？由以上之例，即知原告所言不可採。況若原告所言成理，勢必大量增加被告人力、物力成本，則精算師於精算保險費時，必然將成本反應於保險費上，屆時，保險費將因此高漲，此顯非要保人所樂見之結果，亦凸顯原告所言無理由。況保險法第116條第2項規定：催告應送達於要保人，或負有交付保險費義務之人之最後住所或居所，保險費經催告後，應於保險人營業所交付之，顯然於被告書面催告後，原告即有於被告營業所繳納保費之義務，何來被告有電話催繳及到府收費之義務？綜上，原告所謂「縱保險契約未約定被告有派員收費之義務，惟因『反覆實施』，形成交易習慣而拘束雙方當事人。」云云，姑不論兩造間並無「反覆到府收費」之事實，上開論述於法亦有未合，是被告並無派員電話催繳及到府收費之義務，故無原告所稱該員乃被告代理人或使用人過失之問題；而原告所引最高法院85年台上字第179號判決及82年台上字第2815號判決，係就保險公司業務人員於招攬保險過程中，因聽聞要保人有關疾病之告知，但業務人員於代填要保書時卻未予填載，於此情形保險公司不得以要保人告知不實為由解除契約而為之判決，與本件保險契約成立多年後，要保人經催告仍未繳費之情節顯不相同，難以比附援引。又最高法院98年台上字第78號判決及100年台上字第2號判決乃認附隨義務乃附隨於債務人，乃債務人之義務，而非債權人之義務，是就本件而言，原告之給付義務為給付保險費，被告之給付義務為被保險人出險時依約理賠，故原告於履行給付保險費義務時，若有所謂附隨義務，也是債務人即原告之義務，若認原告於履行給付保險費義務時，身為債權人之被告有何附隨義務，顯然誤解判決意旨。
（五）本件有「禁反言」之適用：原告於99年間就系爭契約Ａ1、Ａ2之效力提出申訴時（原告從未對系爭契約Ｂ1業已停效乙節提出申訴），被告即將寄送催繳保費函件至原告博館路住所之大宗掛號郵件存根聯交付原告，原告有充分之時間了解及查證而知悉被告交付者僅為寄件存根聯，而非收件回執。原告早已取得該大宗掛號郵件存根聯之證明，故原告訴訟代理人稱被告當時雖有提示，但未交付影本給原告，致原告誤認為係郵局之回執及收據云云，與事實不符。原告早已取得該大宗掛號郵件存根聯，然其未主張郵件未送達其住所，而係爭執代收信件之大樓管理員未將催告郵件交付予其收執，可見原告知悉並承認該棟大樓管理員有漏送郵件給住戶之問題，乃大樓管理員怠忽職守，而非郵差漏未送達催繳保費之函件，是本件有「禁反言」之適用，原告不得就催告函件已送達其住所乙節加以爭執。
（六）另按「上訴人就系爭土地上雖非無租賃關係，然於被上訴人未履行出租人之義務達11年之久，上訴人迄未行使其租賃權或聲請為假處分，以保全強制執行，坐令被上訴人在系爭土地上建築房屋、種植果樹，耗費甚鉅，始引起訴訟，求命其除去地上物交付土地，核其情形，雖非給付不能，然亦係權利之濫用，有違誠信原則。」、「查誠信原則乃斟酌事件之特別情形，衡量雙方當事人之利益，使其法律關係臻於公平妥當之一種法律原則。」、「民法第148條規定者係為誠信原則，即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係指法律關係應正義衡平之理念就各不同之具體實情，以妥適正當為目標而加以調整，亦即若契約之一方未於相當期限內為權利之行使，並加之有外在情事足堪認定其已不欲行使者，嗣後再為權利之行使，即有違所謂誠信原則。」，有最高法院56年台上字第1708號判例、82年度台上字第1654號判決及99年度台上字第2287號判決可參，是原告於系爭保險契約停效多年後，方爭執契約效力，有違誠信原則。查原告最後1次繳納系爭契約Ａ1、Ａ2及Ｂ1保費之日期分別為94年1月初、94年2月28日及94年4月5日，而系爭契約之停效日期分別為95年3月7日、94年8月4日及95年12月16日；原告係於99年間就系爭契約Ａ
1、Ａ2之契約效力提出申訴（原告於起訴前，從未就系爭契約Ｂ1業已停效乙節有所爭執），亦即，原告申訴日距其最後繳交保費之日達5年以上，距契約停效日則亦有4至5年，而上開保險契約之保險費皆為季繳，原告1年應繳保費共12次（3張保單×4次/年），算至原告申訴之99年間，原告至少有60期以上之保費未繳，原告長年未繳納保費，且多年未收到被告寄發用以報稅扣繳之繳費證明單，卻稱其於98年間才知系爭契約業已停效云云，所言不合常情，要屬當然。又原告就系爭Ａ1契約前後共繳納保費287,430元，惟於94年1月12日以保單向被告公司質借104,305元（此為當時之保單價值），且自94年5月以後即未就系爭契約續繳保費，依此堪認原告當時財務困難，據悉，原告於系爭契約Ａ1、Ａ2停效後因罹患憂鬱症、酒精性肝炎、重度脂肪肝、過度換氣症候群等疾病而不斷就醫，依原告之身體狀況，恐無法再以正常件投保，甚至有無法投保之虞，依此判斷，原告係因財務困難，而未按期繳納保費，而非未收到催繳保費函件或不知契約停效。嗣原告財務狀況改善，但因體況甚差影響投保或保費倍增，即冀望系爭契約復效，否則，依經驗法則，要保人斷無於契約停效多年後始爭執契約效力之理，依上開最高法院判例、判決意旨，權利人長期不行使權利，而讓義務人信賴權利人不欲行使權利，若權利人其後再為權利之行使，應認其權利行使，有違誠信原則，屬權利濫用。而原告有按期繳納保險費之義務，乃繳費義務人，被告業依國內保險業界之商業習慣以單掛號寄發保費催繳函件，但原告仍未繳費，多年來，原告未接獲報稅用之繳費證明單，但卻從未要求被告補發、與被告聯繫或有所質疑，上開客觀事實，已讓被告信賴系爭契約停效乃原告意欲、明知且無爭議之事；而上開判例、判決係就權利人行使權利加以立論，舉重明輕，原告乃違約之繳費義務人，未繳保費長達6年後才對契約停效有意見，且原告於99年間收受被告交付之大宗掛號郵件存根聯後，並未質疑郵差未將催繳文件送達其住所，則上開判例判決所揭示之誠信原則、禁止權利濫用等規範更應適用於原告，是原告利用訴訟技巧，要求被告證明94年、95年間催繳函件之送達，應屬有違誠信原則之權利濫用，因此，原告若主張郵差未將保費催告函件送達其住所，自應由原告舉證證明之，否則顯失公平。
（七）原告經濟拮据，以保單借款繳納續期保費，且自94年3月24日起至98年11月6日止，長達4年半之時間未將應繳保費款項存入其郵局帳戶，顯見原告因財務困難，無法續繳保費，而讓系爭契約停效：原告於94、95、96、97、98年度申報之所得總額分別為135,194元、106,086元、104,478元、101,102元及123,822元，可知原告所得有限、收入不佳。又由原告之臺中何厝郵局客戶歷史交易清單可知原告於94年1月5日以26,000元現金存入臺中何厝郵局後，該帳戶結存金額為26,390元；換言之，原告帳戶原來只有390元之結餘款，且原告自94年1月5日起至同年3月24日，6次存款共150,100元至上開帳戶，用以支應「富邦人壽」、「新光人壽」及「林氏圖書」之扣款，其中「富邦人壽」自94年1月15日起至94年4月5日止，不到3個月之期間，共自上開帳戶扣款28,500元，上開帳戶於94年4月底之結餘款為576元，原告雖於94年7月27日存入21,000元，但隨及跨行轉出或以卡片提款3次共21,017元，已多於21,000元之存入款，形同未存入任何款項，其後，原告雖數次零星存入小額款項，但亦隨即提出，上開帳戶自94年4月21日起至97年7月17日止，長達3年多的時間，始終只有59元至576元不等之結餘款，且直至98年11月6日，原告才又存入12萬元，用以支付「富邦人壽」98年11月25日之保險費扣款97,131元（與本案無關之保費）。另原告於94年1月12日以系爭保單Ａ1向被告質借104,305元，此為原告所不否認，由原告申報所得資料，已知其收入欠佳，其以保單質借，更顯其經濟拮据，若再參照上開臺中何厝郵局客戶歷史交易清單，原告於94年1月13日存入郵局之80,000元，款項應來自前1日即94年1月12日保單質借之104,305元，則原告當時勉力維持系爭保單效力，可見一斑。而原告上開郵局帳戶只支應「富邦人壽」、「新光人壽」及「林氏圖書」之扣款，金額固定且往來單純，此與每月支應種類繁多之各項扣款且金額不固定之情形不同，原告對於上開帳戶之支應情形，難謂不知。又如前所述，「富邦人壽」不到3個月之期間，即須扣款28,500元，但原告卻長達4年半之時間未存入款項（雖於94年7月27日、95年10月24日、96年9月16日、96年10月30日及97年1月22日小額存入款項，但旋即於當日或翌日即轉出，形同未存入款項），此顯為原告財務狀況甚差不得不然之舉，絕非忘記、疏忽或不知存款不足等語得以塘塞、解釋。至原告雖提出2件不動產所有權狀，聲稱其擁有數筆不動產、財力甚佳云云，惟其1不動產，原告已於98年9月9日出售他人，以此對照原告於98年9月9日售屋，於98年11月6日即於何厝郵局帳戶存入12萬元，用以於98年11月25日扣款之94年10月5日應繳保險費97,131元，可見原告出售不動產後方有能力繳納上開保險費用；又原告售該屋所得理應有數百萬元，不論用於經營公司或生活開銷，應有餘裕，然原告仍以另1房屋向銀行抵押貸款，並設定最高限額516萬元之抵押權，可見原告之財務要維持公司正常營運、各項生活開銷，確有狀況不佳、捉襟見肘之情。另原告自承郵局帳戶只用來扣繳被告及新光人壽保險公司之保險費，並無複雜之使用狀況；且原告長期未收到保險公司寄發用以抵稅之繳費證明，原告投保多年且身為公司負責人，有豐富之商場及保險經驗，顯非疏未注意得以塘塞，且原告於102年8月15日開庭時稱「（郵局帳戶有無拿來做別的扣款？）沒有，都是富邦及新光保險公司的扣款。新光的保險也是存款不足，後來新光業務人員有通知我扣款不足，我有用現金支付，新光保險目前還在。」，則依原告所言，原告很清楚其郵局帳戶只支付富邦及新光人壽的保險費，而依新光人壽之保險費只有區區237元、1,311元（共1,548元）而已，原告郵局帳戶連1,548元都沒有，竟稱不知被告之保險扣款不足（Ａ1契約每期即每季扣款9,301元、Ａ2契約6,000元、Ｂ1契約3,187元，1年各扣款4次，共計1年會扣款12次），顯難採信，況原告郵局帳戶用途單純，只支應被告及新光人壽公司之保費而已，此為原告明知之事，竟以其存摺有5、6本，故不知該情云云卸責，要無足採，且如上開所述，原告自94年3月24日起至98年11月6日止，長達4年半之時間未將應繳保費存入其郵局帳戶，原告已知新光人壽扣款不足，其以現金繳交該期保費後，理當存款入郵局帳號支應下1期保費（新光人壽亦為季繳），但原告4年半來皆不存入款項，臨訟辯稱不知存款不足，顯然虛偽不實。綜上，原告因經濟拮据，於94年1月12日以系爭保單Ａ1向被告質借104,305元，勉強支應續期保費後，自94年4月21日起即無力繳納系爭3份契約之保險費，並非未收到保險費催繳函件，而係財務困難，無力續繳保費，是系爭契約停效顯為原告意欲、明知且無爭議之事。
（八）再由原告96年至99年間至臺中榮民總醫院及維新醫院門診就診記錄內容及病理資料可知，原告絕大部分就醫行為均係至一般診所門診就醫，惟系爭契約無門診醫療保險金之給付項目，是以原告即有可能因經濟窘迫，乃任憑無法申請保險金之系爭契約扣款失敗，且對原告之補繳保費通知置之不理，致系爭契約失效，因原告體況極差，難以重新投保，或其須支付甚高之保險費方能重新投保，是原告才會於契約停效多年後，復為爭執系爭契約之效力；且邇來保險費用相較於系爭契約成立之85年、93年、90年間已提高甚多，絕非原告所言無影響，否則，系爭契約Ａ1，原告共繳保險費287,430元，但已質借104,305元，雖有差額183,125元，但該契約非儲蓄險，且自85年7月1日契約成立之日起，至契約停效之95年3月7日，長達9年9個月之期間，原告享有Ａ1契約之各項保障：120萬元終身壽險、100萬元定期壽險、60萬元重大疾病保險、約103萬元意外險、癌症醫療終身保險、定期住院醫療保險及意外傷害醫療保險，如此好之保障，平均每年保費僅18,782元而已（183,125元÷9.75年＝18,782元），原告所繳之183,125元，並非白繳；至於系爭契約Ａ2，原告前後不過繳費1.2萬元而已，原告所繳保費不多，其願意花費三審律師費用及裁判費來確認契約效力，係因原告若重新購買保險有遭拒保或被要求加費投保之虞，且縱有保險公司願意承保，若要取得與系爭契約Ａ1相同之保障內容，保險費金額將以倍增，故原告於其經濟能力改善後，即藉故爭執系爭契約之效力，原告稱其不知系爭契約停效云云，要非可採。
（九）綜上，臺灣各壽險公司對保戶欠繳保險費之實務作業，向來採取單掛號（非雙掛號）郵寄催繳函之方式為之，此乃商業習慣，非僅被告如此，此由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函覆結果可見，且截至本件101年11月15日開庭前，原告對被告將催告函送達「臺中市○區○○路○○○號4樓之3」（系爭契約Ａ1、Ａ2）及「臺中市○○區○○路0段000○00巷00 ○0號」（系爭契約Ｂ1）乙節並不爭執，則被告對於原告多年來不爭執之事項，自無及早搜證以待爭議時證明之想法，原告此時以「認知歧異」為由，爭執掛號郵件是否確實投遞並要求被告提出回執聯，顯然有違背誠信及禁反言原則等語，以資抗辯。
（十）並聲明：（1）原告之訴駁回。（2）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確認證書真偽或為法律關係基礎事實存否之訴，亦同，民事訴訟法第247條定有明文。又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此有最高法院42年台上字1031號判例要旨可參。查原告及其子朱海靖於將來保險事故發生時，保險受益人得否向被告請求給付保險金，係以系爭保險契約等效力存在與否為基礎事實，而系爭契約效力是否存在之爭議，得透過本件確認訴訟除去，且被告否認系爭契約效力之存在，揆諸上開說明，原告提起本件訴訟，具有確認利益，先予說明。
（二）查原告乃先後於85年7月1日、90年7月5日及93年11月30日，與美商安泰人壽簽訂系爭契約Ａ1、Ｂ1及Ａ2，並於91年8月28日填載保全變更申請書，將年繳保費均變更為季繳，而上開契約其後則因陸續逾期未按時繳交保險費，經美商安泰人壽分別於94年7月4日、95年2月7日、95年11月21日，以單掛號郵件方式催告原告繳納保險費，系爭保險契約Ａ1、Ａ2之送達地址為臺中市○區○○路○○○號4樓之3，系爭保險契約Ｂ1之送達地址則為「臺中市○○區○○路○段000○00巷00○0號」，其後因原告仍未繳納保險費，是系爭保險契約Ａ1、Ａ2、Ｂ1分別於94年8月9日、95年3月7日、95年12月21日效力停止，而94、95年間，上開「臺中市○區○○路○○○號4樓之3」亦係原告所經營顧問公司之辦公室地址，且原告於系爭契約Ａ1之要保書記載住所為「南投縣○○鄉○○里○○路○○○○○號」、公司地址則為「臺中市○○○路○段○○○號3樓B室」，並於要保書「三、收費地址欄」中勾選「被保險人住所」，其後原告曾於88年2月間，依約以書面通知安泰人壽公司，系爭保險契約Ａ1之收費地址變更為「臺中市○區○○路○○○號4樓之3」，至系爭保險契約Ａ2之送達地址本即載明為「臺中市○區○○路○○○號4樓之3」，而系爭保險契約Ｂ1之送達地址則載明為「臺中市○○區○○路○段000○00巷00○0號」，被告所為催告函則分別該等地址寄送，至系爭保險契約停效後，原告雖曾於99年間就系爭契約Ａ1、Ａ2之效力提出申訴，然該時則未對系爭契約Ｂ1業已停效一節同時提出申訴，又原告曾於其投書臺中市政府，經臺中市政府函轉予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之申訴書及本件起訴狀中陳稱據悉上開所為催告郵件寄送至前開地址時，係由大樓管理員代收，係新舊任管理員移交而未轉交予其收執知悉等語，原告所提申訴部分則遭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予以駁回等情，有原告提出系爭契約之保險契約書及要保書、富邦人壽客戶申訴部101年4月30日、101年7月16日回函、Ａ1及Ｂ1繳費狀況表變更收費地址通知書及大宗掛號函件存根（詳見本院101年度中簡字第2396號案卷第13頁至第106頁）、被告提出保全變更申請書、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評議書（詳見本院案卷49頁至第52頁、第101頁至第102頁）及原告之起訴狀（詳見本院101年度中簡字第2396號案卷第3頁）等在卷可參，此部分復為兩造所不爭執，自堪先認屬真實。
（三）至原告固主張系爭保險契約Ａ1之催告送達地址有誤，送達不合法云云；然此則為被告所否認。按「依一定之事實，足認以久住之意思，住於一定之區域者，即為設定其住所於該地，為民法第20條所明定，是我國民法關於住所之設定，兼採主觀主義及客觀主義之精神，必須主觀上有久住一定區域之意思，客觀上有住於一定區域之事實，該一定之區域始為住所，故住所並不以登記為要件。又戶籍法為戶籍登記之行政管理規定，戶籍地址乃係依戶籍法所為登記之事項，戶籍地址並非為認定住所之唯一標準。」、「民事訴訟法第564 條第1項所謂住所，應依民法之規定定其意義。依民法第20 條第1項規定，須以久住之意思，住於一定地域者，始為在該地有住所，若因事務或業務寄居其地，非有久住之意思者，縱令時歷多年，亦僅得謂為居所，不能認為住所。」，最高法院93年度台抗字第393號判決及27年上字第2454號著有判例可參。而查，原告即被保險人李昭儀於系爭契約Ａ1之要保書上固曾記載住所為「南投縣○○鄉○○里○○路○○○○○號」、公司地址則為「臺中市○○○路○段○○○號3樓B室」，然於「三、收費地址」欄處則勾選「被保險人住所」，嗣於88年2月間曾依約以書面通知安泰人壽公司上開收費地址變更為「臺中市○區○○路○○○號4樓之3」等情，業如上述，則原告收費地址欄既勾選「被保險人住所」，其後於88年通知將收費地址改為「臺中市○區○○路○○○號4樓之3」時，當堪認原告係業以書面通知安泰人壽以上開變更之收費地址為「被保險人住所」且為相關保險文書寄送之送達地址之意甚明。況且，參以原告於84年11月28日即設立顧問公司，為該公司負責人，並擔任總監職務，上開公司設立登記地址為「臺中市○區○○路○○○號4樓之3」，實際營業所為要保書所載「臺中市○○○路○段○ ○○號3樓B室」，嗣遷至「臺中市○○區○○路○段000○00巷00○0號」，而於投保系爭保險契約Ｂ1時，填載上開營業地址為收費地址，然原告另於93年11月30日投保系爭保險契約Ａ2時，則於被保險人（要保人）住所欄亦填載「臺中市○區○○路○○○號4樓之3」等情，亦為原告所不爭執，復有被告所提上開公司之設立登記資料（詳見本院案卷第14頁至第18頁）及系爭保險契約之要保書（詳如上述）存卷可參，足見上開「南投縣○○鄉○○里○○路○○○○○號」至多僅為原告投保當時之戶籍地而已，而上開博館路之地址自84年迄今，皆由原告居住使用中，居住至少長達17年之久，既亦為原告所是認，當堪認該處為原告實際最後之住所或居所，而益徵原告於88年通知安泰人壽公司，將收費地址改為「臺中市○區○○路○○○號4樓之3」時，當係通知上開臺中市○區○○路○○○號4樓之3之收費地址即為其住所，而有向被告表明日後相關保險文書均應向上開收費地址為送達之意旨，允無疑義。準此，揆諸上開說明，上開博館路地址既為原告最後之住所或居所，則被告依兩造間之契約約定而將系爭契約Ａ1以上開博館路之地址為催繳送達地址，當屬無誤，而原告上開主張，洵非有據。蓋以保險法116條第2項有關催告送達處所之規定，並非絕對強制規定，應屬相對強制規定，且通知變更收費地址既係給予被保險人享有通知變更之權利及便利，當屬有利於被保險人之約定，依保險法第54條第1項規定，已非不得以契約約定變更之，從而，被告依兩造系爭契約Ａ1約定及原告嗣後以書面更改之地址寄發催告函，並無不合，且縱然保險法第116條所載之「原告最後住所或居所送達」屬相對強制規定，惟上開博館路地址既至少為原告最後居所，則被告向該處所為送達，仍屬合法無疑。
（四）原告雖復主張被告僅於原告申訴時，提供催告郵件之大宗掛號函件存根2紙，未能顯示催告內容或有無表明催繳保險費意旨，是縱退認被告之催告郵件有合法送達於原告，該等催告仍不合法，而催告郵件內容是否載有催繳保險費意旨，係保險契約停效之特別要件，則被告寄發之催告內容為何，自應由被告負舉證責任云云，然此亦為被告所否認，而以上情置辯。按主張法律關係變更或消滅之當事人，就該法律關係變更或消滅所須具備之特別要件，負主張及舉證之責任，有最高法院83年台上字第1946號裁判意旨足參，而保險契約效力停止，係保險契約效力之變更，是主張保險契約停效者，自應就保險法第106條之構成要件事實，負舉證責任，基此，本件當應由被告就伊確有寄發催告繳交逾期保險費之信函予原告一節，負舉證責任無訛。而查，被告辯稱伊已分別於上開時日，將系爭3件契約之催告繳交保費信函，委由郵務機關依上開各該收費地址送達原告，又系爭契約Ａ1之保費係採季繳，保單自85年7月1日起生效，原告應於每年7月1日、10月1日、1月1日及4月1日繳納保費，因原告於94年4月1日應繳費而未繳費，被告於94年4月29日寄發上揭催告函後，原告仍未繳費，因原告於要保書勾選「同意續期保費未在寬限期屆滿前繳付時，以現金價值自動墊繳主附約保費」，故被告於保單價值準備金墊繳完畢後，隨即循例填載另一催繳通知書，並於95年2月7日以掛號方式寄送通知函文予原告，契約於95年3月7日停效；另系爭契約Ａ2為投資型保單，保險費季繳，保單於00年00月00日生效，原告應於每年11月30日、2月底、5月30日及8月30日繳納保費，因本件為投資型保單，除契約所訂之費用外，其餘保費皆用於投資，故無現金價值用以墊繳保費，原告於94年3月25日繳納2月底應納保費後，並未於94年5月30日續繳保費，被告循例於94年7月4日寄發催告函予原告，契約於94年8月4日停效；系爭契約Ｂ1，保險費本為年繳，嗣即改為季繳，原告於94年4月5日繳費後，未於94年7月5日繳費，被告以催告函催繳後，即開始以保單價值自動墊繳，於墊繳完畢後，被告又於95年11月16日寄發催告函予原告，然原告仍未繳費，故該契約於95年12月16日停效等情，既據被告提出保費逾期未繳通知書函稿、系爭3件保險契約之催告函寄件存根及催告函等（詳見本院案卷第43頁至第48頁及第53頁至第55頁）及原告提出之系爭契約、要保書七「保費自動墊繳作業」等存卷可參（詳見101年度中簡字第2396號案卷所附上開契約要保書及第35頁），則參以原告確曾於其投書臺中市政府，經臺中市政府函轉予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之申訴書及本件起訴狀中自承據悉上開所為催告郵件寄送至前開地址時，係由大樓管理員代收，係新舊任管理員移交而未轉交予其收執知悉等情詳實，如前所述，當已足認被告確已寄交郵務機關將如附件所示系爭3件契約之催告繳交逾期保險費函送至原告所填載之上開收費地址，並分別由上開處所之大樓管理員收取甚明，故原告再行爭執被告顯未就已寄發催告通知予以舉證，且所寄交之郵件內容是否載有催繳保險費意旨，係保險契約停效之特別要件，應由被告負舉證責任云云，當屬無據。蓋因被告既係先後多次寄送上開催告函至原告上開不同收費地址，且原告亦曾自承係其大樓管理員未轉交該等文書等語詳實，足見原告當有於上開各該處所先後收取該等文件審閱知悉內容之多次機會，而常態以言，保險公司對保險費催繳程序，多係由保險公司人員將電腦檔案中，有關逾期名單之保戶資料，填入逾期催告函例稿中，再列印成書面，交付郵局為單掛號寄發，所有保單皆循例處理，而被告對原告所為上開催告亦然，業據被告提出上開催告函及寄件存根為證，復有壽險公會102年1月4日壽會博字第000000000 號書函卷可參（詳見本院案卷第84頁），則核諸兩造除保險契約外，既別無其他法律關係存在，且被告以掛號寄送文件之時間，復確與原告各該應繳費日期相近，又被告之檔案中復係載明寄交「催告掛號郵件」，依常理，自堪認被告所寄送者當然與保險契約相關，且係急於向原告表明催繳保險費之通知意涵，而當為寄發繳費之催告函，絕非填載其他內容甚明，是被告辯稱被告既係為催告原告繳費而寄發上開催告函，且該等催告函乃例稿，被告絕無別於其他客戶寄發不同內容函件予原告之必要及可能，被告之催告函確已表明原告欠繳保費及請原告繳納之意旨等語，核屬有據，而原告主張被告顯未就伊業為催告通知及通知確載有催繳保費內容一節予以舉證云云，當非可取。
（五）至原告又主張本件既經郵局表明已無投遞收據，且相關電腦資料亦無法查證該等催告函是否有無法投遞原告或退回被告之情，更見被告顯未舉證證明確有寄交上開催告文書及催告信函內容為何，況縱有投遞收據，亦無從知悉被告寄發者確均為催告函文，且被告縱有寄交上開催告函，然郵務機關既常有將信件弄丟而實未送達收件人處所之情，則被告寄交上開催告函文之內容為何及郵務機關業已將該等信件送達原告之情，均仍應由被告舉證等語；然此亦為被告所否認。經查，上開催告函之相關投遞收據或電腦系統資料等，確因逾最長2年之保存年限，而早已遭郵局依規定予以溶銷，以致無從調取查悉等情，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臺中郵局102年1月8日中郵字第0000000000號函覆陳稱：「單掛號郵件之投遞收據保存年限為6個月，而系爭5件【即被證五（寄件日期94.4.29，掛號號碼095835）、被證七（寄件日期95.2.7，掛號號碼355182）、被證八（寄件日期94.7.4，061194）、被證十（寄件日期94.8.3，掛號號碼081691）、被證十一（寄件日期95.11.16，掛號號碼00132）】之單掛號郵件之投遞收據，因於94、95年所寄，已逾6個月查詢期限，電腦系統已無資料可供查詢；且投遞收據已逾越保存年限2年，已予溶銷，致無法提供。…至如單掛號郵件經郵寄後，而無法送達收件者，依郵政法第22條第2項前段及郵件投遞須知第5章改投改寄及無法投遞郵件之處理第44條第1項規定，無法送達之郵件，由投遞人員批註無法投遞原因批退，並加蓋投遞人員號碼戳，經送郵務稽查或指定人員複查，確係無法投遞後，始得退回；上開5件單掛號郵件因自交寄日迄今已事隔多年，相關電腦資料或投遞收據均已逾越保存年限，而已溶銷，致無法查知是否有無法送達收件者或退回原寄件人之紀錄存在。」等語在卷（詳見本院案卷第86頁至第92頁），復為兩造所不爭執，固堪認無訛。然而，上開情節乃因原告迨至99年11月1日方申請系爭契約復效（亦僅就其中2件契約申訴），甚至於101年間方提起本件訴訟，復未曾舉證其非怠於行使上開權利，方致上開資料因逾越保存年限致已無留存，自當非可將此不利益歸由被告承擔；況且，原告主張上情，核屬變態事實，自應由主張此有利於己事項之原告負舉證責任為是；惟原告既迄未舉證證明其所指上開多份催告函文內容違背保險公司催告文書應載事項之慣例，且該等多次催告函文均遭郵局於送達過程中不慎弄丟等節為真，自不得徒據原告空言所陳上情，遽認被告並未依法寄送上開催告函予原告。
（六）再原告主張被告縱已寄發催告函，然仍應另以電話通知原告催繳保費之意旨，因此乃保險公司對保戶有「各種事務能以電話聯絡」之信賴表現，是保險公司即因誠信原則而負有以電話通知保戶之附隨義務，且被告之業務員至原告住處收費多次，有原告所提「被保險人朱海靖繳費狀況」可稽，而原告自投保後，凡有漏未繳交保險費之情事，如系爭契約Ｂ1部分，原告曾欠繳保險費，惟被告分別於93年3月18日、94年7月26日遣人至原告住處催收保險費，被告遣人催收之行為，經反覆實施已形成慣例，使原告建立合理信賴，是被告理應再以電話並遣人到府催收，竟僅以郵寄方式催告，顯然違背誠信原則云云，亦為被告所否認。而按催告應送達於要保人，或負有交付保險費義務之人之最後住所或居所，保險費經催告後，應於保險人營業所交付之，保險法第116條第2項定有明文，則被告以較之電話通知催告更為詳盡明確之書面催告函送達於兩造約定之收費地址或原告之最後住所或居所後，原告即有於被告營業所繳納保費之義務無疑，基此，足認被告辯稱伊並無電話催繳及到府收費之義務等語，已非無據。甚查，原告雖稱被告曾於93年3月18日、94年7月26日遣人至原告住處催收保費，已成慣例云云；然則，原告所為系爭保險契約早已改為季繳，且多係由原告郵局或合庫直接扣繳，原告所投保系爭保險契約Ｂ1雖曾欠繳保費2次，然僅1次係於92年3月18日由人工收費，另所指94年7月26日遣人收費部分則非本件系爭保險契約之一等情，既有原告所提「被保險人朱海靖繳費狀況」存卷可參（詳見101年度中簡字第2396號案卷第98頁），復為兩造所是認，自顯難認被告之業務員僅有該次到府人工收費，已成慣例，而有誠信原則之適用。且按「契約成立生效後，債務人除負有給付義務（包括主給付義務與從給付義務）外，尚有附隨義務。所謂附隨義務，乃為履行給付義務或保護當事人人身或財產上利益，於契約發展過程基於誠信原則而生之義務，包括協力義務以輔助實現債權人之給付利益。倘債務人未盡此項義務，債權人得依民法第227條不完全給付之規定行使其權利。」（參最高法院98年台上字第78號判決），是附隨義務乃附隨於債務人，係為債務人之義務，而非債權人之義務至明；而查，就兩造間之系爭保險契約而言，原告之給付義務係為給付保險費，被告之給付義務為發生保險事故時依約理賠，是以，原告於履行給付保險費義務之同時，如認有附隨義務存在，該附隨義務亦屬負擔給付保險費義務債務人即原告之義務，而非為有收取保險費權利之債權人即被告之義務，至為灼然。況且，縱退認該業務員曾到府向原告收取保費，然此乃業務員個人爭取保戶認同之服務，並非出於被告之要求，自不能基此即課以被告電話催繳保費或到府催收保險費之義務至明。準此，原告主張被告另有再以電話並遣人到府催收之附隨義務，故捨此不為時，當屬違背誠信原則云云，洵非足取，是原告另請求傳喚證人即被告之業務員胡頌奇以證曾有到府收費之情事，即顯無必要，附此說明。
（七）末查，原告於系爭保險契約遭催繳保費、其後停效，甚而事後可請求復效之2年內，確實未曾補繳或提出申訴，系爭保險契約每年則應自其郵局或合庫帳戶扣繳共計達12次之多，其並有以保單向被告借款繳納續期保費之情，且自94年3月24日起至98年11月6日止，長達4年半之時間均未將應繳保費款項存入其郵局帳戶，又原告94、95、96、97、98年度申報之所得總額僅分別為135,194元、106,086元、104,478元、101,1 02元及123,822元，且原告於94年1月5日以26,000元現金存入臺中何厝郵局後，該帳戶結存金額為26,390元，亦即原來只有390元之結餘款，且自94年1月5日起至同年3月24日，6次存款共150,100 元至上開帳戶，用以支應「富邦人壽」、「新光人壽」及「林氏圖書」之扣款，其中「富邦人壽」自94年1月15日起至94年4月5日止，不到3個月之期間，共自上開帳戶扣款28,500元，上開帳戶於94年4月底之結餘款為576元，原告雖於94年7月27日存入21,000元，但隨及跨行轉出或以卡片提款3次共21,017元，已多於21,000元之存入款，其後，原告雖數次零星存入小額款項，但亦隨即提出，上開帳戶自94年4月21日起至97年7月17日止，長達3年多的時間，始終只有59元至576元不等之結餘款，且直至98年11月6日，原告才又存入12萬元，用以支付「富邦人壽」98年11月25日之保險費扣款97,131元，又原告於94年1月12日曾以系爭保單Ａ1向被告質借104,305元，且初為投保系爭保單Ｂ1（原為年繳保費12292元，次年隨即改為季繳）及另1保險單號碼Z000000000-0號（年繳保險費為26334元，次年亦隨即改為季繳）時，即均為存款不足，而遲延4個月或2個月補費等情，有原告之綜合所得稅申報資料及臺中何厝郵局客戶歷史交易清單、原告所提「被保險人朱海靖繳費狀況」及存卷可參（詳見本院案卷第113頁至117頁、第146頁至147頁、101年度中簡字第2396號案卷第98頁），復為原告所不爭執，益徵原告於如附件所示保險契約陸續遭通知逾期未繳保費之期間，仍有以上開郵局或合庫帳戶為存、提款或轉入、轉出款項之用，顯然知悉上開帳戶之交易情形至明，而原告原確僅勉力維持如附件所示系爭契約之效力，惟至其逾期未繳款之時，因更顯經濟拮据，遂於94年1月12日以系爭保單Ａ1向被告質借104,305元，勉強支應續期保費後，自94年4月21日起即因無力繳納如附件所示系爭3份契約之保險費，故原告對系爭3件契約之先後逾期未繳費而遭停效等節乃因明知、無爭議而未曾提出申訴，並非未曾收到被告所為該等保險費催繳函件，至為明確。
（八）綜上所述，堪認被告就原告遲繳系爭契約Ａ1、Ａ2及Ｂ1之保險費部分，均已依法送達催告補繳逾期保費之信函予原告以為通知，並由原告上開處所之大樓管理員予以簽收，而已合法送達催告通知，詎原告分別經該等催告後均屆30日，猶仍均未繳納該等保險費，方致系爭保單先後於94年8月9日、95年3月7日及95年12月21日停效，而原告其後則遲至99年11月1日始提請復效無疑。而按非對話而為意思表示者，其意思表示，以通知達到相對人時，發生效力，民法第95條前段定有明文，又所謂到達，係指意思表示達到相對人之支配範圍，置於相對人隨時可了解其內容之客觀之狀態而言，並非須使相對人取得占有，故通知已送達於相對人之住居所即為達到，不必交付相對人本人或其代理人，亦不問相對人閱讀與否，該通知即可發生為意思表示之效力，最高法院54年台上字第952號判例參照。又在區分所有之大廈內住戶所設管理委員會所僱用之管理員，其為該大廈內住戶收受文件時之身分，性質上屬於全體住戶之受僱人，與民事訴訟法第137條第1項規定之受僱人相當；又按受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僱用之管理員，其所服勞務包括為公寓大廈住戶接收文件者，性質上應屬全體住戶之受僱人，即與同法第137條第1項規定之受僱人相當；郵政機關之郵差送達文書於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不獲會晤應受送達人，而將文書付與上開公寓大廈管理員者，為合法送達。至該管理員何時將文書轉交應受送達人，對已生之合法送達效力不受影響，亦有最高法院85年度台聲字第459號裁定、88年度台上字第1752號判決及90 年度台抗字第86號判決可參。再按人壽保險之保險費到期未交付者，除契約另有訂定外，經催告到達後屆30日仍不交付時，保險契約之效力停止；保險契約所定申請恢復效力之期限，自停止效力之日起不得低於2年，並不得遲於保險期間之屆滿日；保險人於前項所規定之期限屆滿後，有終止契約之權，保險法第116條定有明文。基上，被告所為如附件所示系爭契約之催告繳納保險費之意思表示函件既已送達於原告上開處所，並由大樓管理員收受，依前揭說明，自應已生送達效力；而其後原告復仍均未繳交保險費，依上開保險法規定，系爭保險契約之效力自均停止；且原告亦逾可申請復效之2年法定期限，方起申訴及本件訴訟，揆諸上開規定，不問原告申訴請求回復契約效力，抑或為本件訴請確認如附件所示系爭3件保險契約之效力存在，均屬無據。承上，原告所為上開主張，均非可取，則原告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當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及舉證，於本件事實認定及判決結果不生影響，茲不一一論列，附為敘明。
七、訴訟費用之負擔：民事訴訟法第78條。中 華 民 國 102 年 9 月 30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許惠瑜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02 年 9 月 30 日
書記官附件：
保單號碼 要保人 被保險人 停效日 已繳保險費Z000000000-00（Ａ1）李昭儀 李昭儀 94/8/9 287,430元Z000000000-00（Ａ2）李昭儀 李昭儀 95/3/7 12,000元Z000000000-00（Ｂ1）李昭儀 朱海靖 95/12/21 47,636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