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99年度上訴字第2109號上 訴 人 張世昌即 被 告選任辯護人 廖志堯律師上 訴 人 黃振銘即 被 告選任辯護人 林文成律師上 訴 人 施榮隆即 被 告選任辯護人 曹宗彝律師
鄭晃奇律師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強盜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99年度訴字第1560號中華民國99年10月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99年度偵字第8606號、第946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撤銷。
張世昌犯結夥攜帶兇器強盜罪，累犯，處有期徒刑拾年。
黃振銘犯結夥攜帶兇器強盜罪，處有期徒刑玖年陸月。
施榮隆犯結夥攜帶兇器強盜罪，處有期徒刑玖年陸月。
犯罪事實
一、張世昌曾於民國97年間因偽造文書案件，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98年度中簡字第87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於98年4月13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詎其猶不知悔改，緣施榮隆（當時因涉犯殺人未遂等案件，偷渡大陸後遭我國通緝）透過網路知悉之前往來客戶李興隆（已於100年4月23日死亡）有田黃石1批欲出售，即由施榮隆聯絡黃振銘，並透過黃振銘聯絡張世昌後，3人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強盜犯意聯絡，推由施榮隆透過網路skype與李興隆聯絡，佯稱有長期住在中國之臺商親戚欲購買該批田黃石。經施榮隆與李興隆多次電子郵件往返後，因施榮隆表示買家需實際觀看田黃石以確定品質，要求李興隆將所欲出售之田黃石帶往中國與買家見面。施榮隆與李興隆約妥前往中國見面後，即再與黃振銘、張世昌聯繫，要求黃振銘及張世昌迅速前往上海。黃振銘及張世昌即於99年1月23日上午9時15分許，一起搭機前往中國上海，並於同日下午，入住大陸上海如家賓館2210號房，施榮隆並於同日晚上8時許，前往如家賓館，與張世昌、黃振銘會合，共同商討謀議強盜李興隆，3人議定先尋找作案用之房屋，再由施榮隆帶同李興隆至案發現場，並由與李興隆素未謀面之張世昌、黃振銘下手實施強盜行為，以避免遭李興隆指認而事跡敗露。翌日即99年1月24日上午，施榮隆、張世昌及黃振銘即透過中國之房屋仲介，尋找作案用之房屋，並由張世昌出面，施榮隆提供承租所需現金人民幣，於99年1月26日，承租中國上海市○○區○○村○街彷35號1樓房屋，作為強盜李興隆之場所。施榮隆於前揭作案地點佈局完成後，隨即聯繫李興隆，李興隆原本要求於其所入住之酒店或附近咖啡廳見面，施榮隆即藉故須前往前開中國上海市○○區○○村○街彷35號1樓址，並與李興隆相約於99年1月27日上午共同前往。99年1月27日上午10時許，李興隆攜帶田黃石17顆，與施榮隆在中國上海港匯廣場會合後，即一同搭乘計程車前往上址張世昌出面承租之租屋處，張世昌、黃振銘則已在該址等候。待施榮隆及李興隆抵達上址租屋處後，由張世昌開門，施榮隆於向李興隆佯稱張世昌為買主後，為免遭李興隆查悉涉案，即佯稱欲上廁所，隨即進入廁所。張世昌見與李興隆單獨在客廳內，即佯稱欲與李興隆討論事情，待李興隆走近時，旋將手盤繞李興隆之脖子，並將該手所持不詳何人所有，客觀上可對人之生命、身體構成危險而屬兇器之水果刀1支，抵住李興隆之脖子，對李興隆稱：「不要動，否則就要將刀子刺下去」、「我是要東西，不是要你的命，你放心，你乖乖合作，我不會傷害你」、「這不是開玩笑」等語後，將李興隆強押至房間內。張世昌隨即大喊「阿偉，過來幫忙」；接著黃振銘即從李興隆身後，以黃振銘所有之黑色毛線帽蓋住李興隆之頭部及蒙住李興隆之眼睛，並拿張世昌所有之膠帶反綁李興隆雙手，且由張世昌向李興隆詢問當日所帶來之田黃石價值，並嚇稱：已察看過李興隆之臺胞證，知悉其臺灣住處及電話，如果敢報案，就要對其及其家人不利等語。隨後並由施榮隆提供不詳助眠藥劑，推由黃振銘將該藥劑搗碎後置於冷水裡，並告知李興隆：「喝下去，睡醒後就放你回去」等語，李興隆因無法抗拒而將該水飲下。惟因李興隆過度緊張，前後共飲用約3杯始處於昏睡狀態。張世昌、黃振銘、施榮隆即共同以前揭強暴、脅迫及藥劑之方式，至使李興隆不能抗拒，而取走李興隆當日所攜帶之田黃石17顆得逞。待張世昌取其中3顆田黃石前往上海市古藝行變賣、鑑定確認價值後，即再返回前揭租屋處。並於99年1月28日凌晨，張世昌、黃振銘始搭乘計程車，送仍處於半昏迷狀態之李興隆回投宿之錦江之星酒店對面，讓雖意識模糊，但已具備部分行動能力之李興隆自行下車後，返回酒店。李興隆回到酒店房間後，繼續昏睡至99年1月28日上午11時許，方才醒來。張世昌、黃振銘送李興隆至錦江之星酒店後，即共同返回如家賓館與施榮隆會合，約定就強盜所得之田黃石17顆，其中3顆田黃石分給黃振銘，剩餘之14顆田黃石則推由張世昌帶回臺灣變賣，並約定由張世昌將變賣所得之一半，匯到施榮隆所指定其女友設於中國之銀行帳戶內。張世昌、黃振銘隨即於99年1月28日上午，攜帶強盜所得之田黃石17顆，搭機返回臺灣，2人自桃園國際機場搭車至高鐵烏日站後，張世昌即將其中3顆田黃石分給黃振銘，2人隨即分道揚鑣。李興隆於99年1月28日下午2時許，向中國上海市公安局報案，並於99年2月6日返臺後，向警方報案。張世昌則透過網路，於99年2月上旬某日，將強盜所得剩餘之田黃石11顆，攜往臺北縣板橋市○○路○段○號，以新臺幣60萬元之代價，出售予不知情之收藏家林其蘇。嗣於99年4月7日，經警持法院所核發之搜索票，前往張世昌、黃振銘之住處搜索，在張世昌位於臺中縣太平市○○○○○街○○號之住處，查獲田黃石資料及照片28紙、電子郵件1紙、旅行社班機資料1紙、中國租屋收據2紙、李興隆委託施榮隆出售田黃石之委託書1紙，及其前配偶林東美所有之行動電話2支；並在黃振銘位於臺中市○區○○街1之8號住處，查獲強盜所分得之田黃石3顆，及其前配偶吳慧娟所有之行動電話1支。施榮隆於99年2月1日，遭大陸上海市公安拘捕後，於99年4月26日，由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透過兩岸互助，引渡遣送返臺。
二、案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指揮及李興隆訴由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偵查起訴，暨臺中市警察局第五分局報告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之說明：
一、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本案證人李興隆、證人即共同被告施榮隆於中國上海公安局所製作之筆錄，為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而屬傳聞證據，且經被告張世昌、黃振銘之辯護人於本院行準備程序時爭執其證據能力，又無其他傳聞法則例外之情形，尚不得以之直接作為認定犯罪事實存否之證據。
二、按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基於實體發現真實之訴訟目的，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規定，如與審判中之陳述不符時，經比較結果，其先前之陳述，相對「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或於審判中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3所列死亡等原因而無法或拒絕陳述之各款情形之一，經證明其調查中所為陳述絕對「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之存否所「必要」者，亦例外地賦與證據能力。是所謂「顯有不可信性」、「相對特別可信性」與「絕對特別可信性」，係指陳述是否出於供述者之真意、有無違法取供情事之信用性而言，故應就偵查或調查筆錄製作之原因、過程及其功能等加以觀察其信用性，據以判斷該傳聞證據是否有顯不可信或有特別可信之情況而例外具有證據能力，並非對其陳述內容之證明力如何加以論斷，二者之層次有別，不容混淆（參照最高法院94年度臺上字第629號判決）。本案證人李興隆於警詢及原審審理時之陳述，主要情節大致相符，但仍有部分細節前後所述略有不符，且證人李興隆已於本院審理中之100年4月23日在大陸地區死亡火化（見本院卷二第6、7頁所附深圳市死亡醫學證明書、深圳市殯儀館火化證書）；而證人即共同被告張世昌、黃振銘、施榮隆於警詢及審判中之陳述，則亦部分相符，但仍有部分陳述略有不符，本院審酌證人李興隆、張世昌、黃振銘、施榮隆於警詢中之證述距案發日較近，當時記憶自較深刻，可立即反應所知，不致因時隔日久而遺忘案情；且較少權衡利害得失或受他人干預，亦較無來自被告同庭在場之壓力而出於虛偽不實之指證，或事後串謀而故為迴護被告之機會。原審於99年6月2日對送審之被告張世昌、黃振銘、施榮隆進行訊問時，被告3人亦均陳稱於警詢時未遭強暴、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當之訊問；而觀證人李興隆、張世昌、黃振銘、施榮隆警詢筆錄之製作，並無違反法定障礙事由期間不得詢問及禁止夜間詢問之規定，詢問時復已踐行告知義務等法定程序，且其等於警詢中之證述均係採一問一答之方式製作筆錄，亦查無系爭筆錄有何違法或不當取得之情形；是其等警詢證述內容之形成，顯係出於自由意志而為證述，又查無其他證據足使本院認其等於警詢中之證言，有何違法取供之情事。依上開條文及說明，證人李興隆、張世昌、黃振銘、施榮隆於警詢中之證言，核其性質雖屬傳聞證據，但就警詢筆錄製作之原因、過程及其功能等加以觀察其信用性，該等警詢筆錄客觀上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且該警詢筆錄就犯罪之構成要件及態樣記載均屬完整，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應認其等於警詢中之證言例外具有證據能力。
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本件證人即告訴人李興隆、證人即共同被告張世昌、黃振銘於偵查中以證人身分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均經依法具結，被告3人及其等辯護人復未舉證證明有何顯不可信之情事，應有證據能力。
四、測謊鑑定究竟有無證據能力，刑事訴訟法並無明文規定，惟實務上，送鑑單位依刑事訴訟法第208條第1項規定，囑託法務部調查局或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為測謊檢查，受囑託機關就檢查結果，以該機關名義函覆原囑託之送鑑單位，該測謊檢查結果之書面報告，即係受囑託機關之鑑定報告。該機關之鑑定報告，形式上若符合測謊基本程式要件，包括：㈠經受測人同意配合，並已告知得拒絕受測，以減輕受測者不必要之壓力。㈡測謊員須經良好之專業訓練與相當之經驗。㈢測謊儀器品質良好且運作正常。㈣受測人身心及意識狀態正常。㈤測謊環境良好，無不當之外力干擾等要件。即難謂無證據能力（參照最高法院98年度臺上字第2345號判決）。本案卷內之法務部調查局100年3月29日調科參字第10000121830號測謊報告書（見本院卷一第213頁），係本院依被告張世昌及其辯護人聲請，囑託法務部調查局對被告張世昌實施測謊鑑定後所出具之書面報告，該測謊鑑定係經受測人即被告張世昌同意配合，已告知得拒絕受測，以減輕被告張世昌不必要之壓力，測謊員易繼湘調查官具有良好之專業訓練與相當之經驗，從事測謊業務自91年迄今，每年測試約400人次，測謊儀器品質良好且運作正常，受測人身心及意識狀態均正常，測謊環境良好，無不當之外力干擾（以上見本院卷第214、215、220頁所附測謊資料明細表、測謊同意書、測謊對象身心狀況調查表、施測者專業資格證明），形式上符合測謊基本程式要件，所測試之問題及其方法（控制問題法、混合問題法）亦具專業可靠性，測謊報告書及所附測謊問卷內容題組、生理記錄圖復已載明鑑定之經過及其結果（見本院卷第213、216至219-1頁），核與法定記載要件相符。準此，上開測謊報告書自屬刑事訴訟法第206條之鑑定報告，而具有證據能力。
五、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前4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立法意旨在於傳聞證據未經當事人之反對詰問予以核實，原則上先予排除。惟若當事人已放棄反對詰問權，於審判程序中表明同意該等傳聞證據可作為證據，或於言詞辯論終結前未聲明異議，基於尊重當事人對傳聞證據之處分權，及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見之理念，且強化言詞辯論主義，使訴訟程序得以順暢進行，該等傳聞證據亦均具有證據能力。本案除理由欄壹、一至四部分之證據能力已如前述外，以下其餘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所為言詞或書面陳述之供述證據，經本院於準備程序時詢問檢察官、被告、辯護人關於證據能力之意見，檢察官、被告、辯護人對該等證據之證據能力均不爭執，且迄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檢察官、被告、辯護人就該等證據之證據能力皆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認為均適於作為本案認定事實之依據，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該等供述證據皆有證據能力。
六、刑事訴訟法第159條至第159條之5有關傳聞法則之規定，乃對於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之供述證據所為規範，至非供述證據之物證，或以科學、機械之方式，對於當時狀況所為忠實且正確之記錄，性質上並非供述證據，均應無傳聞法則規定之適用，如該非供述證據非出於違法取得，並已依法踐行調查程序，即不能謂其無證據能力。本案以下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有出於違法取得之情形，復經本院依法踐行調查程序，自均有證據能力。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被告3人之辯解：㈠被告張世昌固坦承曾與被告黃振銘於前揭時間共同前往上海
後，與被告施榮隆、黃振銘先行見面，且出面承租前揭案發地點房屋，而承租該屋所需費用係由被告施榮隆所提供，並於案發當天開啟大門後，挾持證人李興隆至房間內，以前開言詞恐嚇，過程中並以毛線帽蒙住證人李興隆之眼睛，及要被告黃振銘拿水至房間後，拿水給證人李興隆飲用，其間證人李興隆曾睡著，伊有將證人李興隆所攜帶之田黃石拿走，並於高鐵烏日站交付其中3顆田黃石給被告黃振銘，且伊手機內有被告施榮隆所告知之女友銀行帳號等情，惟矢口否認涉有結夥攜帶兇器強盜罪，辯稱：伊係心生貪念，自己臨時起意，未曾與被告黃振銘、施榮隆謀議；且當日雖曾出言向證人李興隆嚇稱不聽話要拿刀刺，但實際上並無任何刀械，係證人李興隆遭蒙眼後恐懼下所生誤會；證人李興隆僅係飲用一般礦泉水，並未摻有任何安眠藥；伊有取走田黃石17顆，伊係因被告黃振銘好奇才借被告黃振銘田黃石3顆，並非事後分贓；而伊承租案發地點所需費用，雖係被告施榮隆所提供，然係透過被告施榮隆向女友借款，故被告施榮隆才會提供女友帳號供伊還款云云。被告張世昌之辯護人辯稱：被告張世昌僅有以言語恫嚇證人李興隆，且證人李興隆身體未受任何傷害，得自由返回下榻飯店，足認證人李興隆交付系爭田黃石時，尚未達不能抗拒之程度；且本案案發之初，係因被告張世昌一時氣憤，始臨時起意，被告施榮隆、黃振銘均不知情；況倘被告張世昌確有強盜犯意，焉需大費周章在上海租屋，被告3人既無基於為自己不法所有之強盜犯意聯絡，被告張世昌自不構成「結夥3人以上」之加重強盜罪；再本案並無水果刀扣案，且證人黃振銘於偵訊時亦證稱未曾看見被告張世昌持拿水果刀，基於罪疑唯輕之法理，不應認被告張世昌成立「攜帶兇器」之加重強盜罪責云云。
㈡被告黃振銘坦承曾與被告張世昌於前揭時間一同前往上海，
並與被告張世昌及施榮隆先行會面，案發當天，伊知情證人李興隆遭被告張世昌關在房間裡，且整個過程中伊之行動電話均在身上，亦未遭限制行動自由，並曾應被告張世昌之要求拿礦泉水進入證人李興隆及被告張世昌所在房間；而被告張世昌於過程中外出時，曾要求伊看著當時睡覺中之證人李興隆；事後返國時，有於高鐵烏日站向被告張世昌拿取田黃石3顆等情，惟矢口否認涉有結夥攜帶兇器強盜罪，辯稱：伊不知道被告張世昌關證人李興隆之目的為何，亦未曾拿毛線帽遮住證人李興隆之眼睛及持拿膠帶綑綁證人李興隆之手；且伊應被告張世昌要求所拿之礦泉水，係未開封的；而伊係因未曾看過田黃石，一時好奇才會向被告張世昌借3顆田黃石回家研究云云。被告黃振銘之辯護人辯稱：被告黃振銘若有與被告張世昌、施榮隆共同強盜證人李興隆之犯意聯絡，3人合力即可逕行取走李興隆之田黃石，何須大費周章「租屋、昏迷李興隆、供李興隆用餐、陪同李興隆回飯店」？且為何於證人李興隆進屋之後，被告黃振銘人在廚房、被告施榮隆人在廁所，僅由被告張世昌單獨與證人李興隆長時間溝通？又被告張世昌取得17顆田黃石後，將其中3顆先行在上海變賣，取得人民幣1萬元之對價後，並未將所得分給被告黃振銘、施榮隆，益見被告黃振銘未與被告張世昌有犯意之聯絡；縱認被告黃振銘亦為本案共犯，因證人李興隆並未至不能抗拒之程度，被告3人之犯行應僅係恐嚇取財而非強盜罪；再退步言，縱認被告3人仍為強盜罪之行為主體，因被告黃振銘對被告張世昌之行為事先並不知情，與被告張世昌並無犯意之聯絡，不該當於加重強盜罪「結夥3人以上」之要件，且無證據證明被告3人有持刀之行為，亦不該當於加重強盜罪「攜帶兇器」之要件云云。
㈢被告施榮隆坦承曾受證人李興隆所託，與代表買家之被告黃
振銘聯絡，並於被告張世昌及黃振銘抵達上海後，曾先一起用餐，案發當天係伊帶證人李興隆至案發地點，且過程中伊本身之行動自由並未受拘束，案發當晚離開後，即未曾再與證人李興隆有任何聯絡等情，惟矢口否認涉有結夥攜帶兇器強盜罪，辯稱：伊僅係仲介田黃石交易，且當天進入案發地點後即前往廁所，待伊出廁所後，證人李興隆已遭控制在房間裡，伊有提供女友帳號給被告張世昌，係因被告張世昌透過伊向伊女友借款，為方便被告張世昌回臺灣後匯還借款，伊與本案毫無關連，故經大陸公安釋放云云。被告施榮隆之辯護人辯稱：被告施榮隆於案發當日帶同證人李興隆前往案發房屋，完全係出於仲介田黃石交易之本意，而非有強盜之預謀，被告施榮隆並無強盜之客觀行為，與被告張世昌、黃振銘亦無強盜之犯意聯絡，被告張世昌、黃振銘到案後雖均稱本案是被告施榮隆策劃主導，但其2人之供述內容不相吻合，不足採信；被告施榮隆並非首次為證人李興隆仲介田黃石交易，先前確有買賣之洽商，僅係未能成交，此為證人李興隆所供認，若被告施榮隆係以仲介買賣為誘餌、實為預謀強盜，則當早已著手，何以會有真正之買賣仲介行為？又依證人李興隆歷次之證述，被告施榮隆於發現證人李興隆遭綑綁雙手後，確曾質問被告黃振銘、張世昌「現在是什麼情形」，而遭被告黃振銘、張世昌其中之一斥喝「這跟你沒關係」，顯見被告張世昌強盜之事實當非被告施榮隆所知悉預見，自無可能有犯意聯絡；被告施榮隆另在大陸地區已因本案而接受司法調查，並曾遭拘禁，所幸最終以證據不足釋放，應得作為被告施榮隆並無涉案之有利證明云云。
二、經查：㈠前揭證人即告訴人李興隆遭被告施榮隆帶往案發地點後，由
被告張世昌持刀挾持、出言恐嚇，被告黃振銘以毛線帽蒙眼及以膠帶綑綁雙手，並經餵食含不明藥劑之水後，遭強盜田黃石17顆等事實，業據證人李興隆於警詢、檢察官偵訊及原審審理時指證其遭持刀挾持、恫嚇及遭迷昏後強盜等情綦詳。證人李興隆歷次證述內容大要如下：
1.於99年2月6日警詢時證稱：其e-mail及skype之內容在其清醒後，就發現已全部遭刪除，因只有被告施榮隆知道其住處，所以其認為係被告施榮隆所為，當時在案發現場開門之人，即係拿刀抵住其脖子並出言恐嚇之人等語（見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警詢卷第9、12頁）。
2.於99年4月2日警詢時證稱：其眼睛遭蒙住後，有透過毛線帽隱約看到該人長相等語（見中分五偵字第0990010864號警卷第65頁）。
3.於99年4月23日偵訊時具結證稱：其向被告施榮隆表示要出售田黃石，被告施榮隆就主動表示有客戶要買田黃石，案發當天，被告施榮隆帶其去買家之公司，進屋後，被告施榮隆跑去廁所，開門之人拿刀抵住其脖子，並說不是開玩笑，只要你的東西不要你的命，其確認對方有拿水果刀，且該人又說「不要亂動，否則把刀子刺下去」，接著就叫另1個人過來幫忙，另1人就用黑色毛線帽遮住其眼睛，並將其手反綁，接著對方就去看其所帶來之電腦包，並恐嚇稱：知道其臺灣住處及電話，如果敢報警，就要對其及其家人不利等語，之後還有拿水給其喝，並說這是安眠藥，等其睡醒後就沒事了，其當時沒辦法反抗，就只好喝下去，因其一直無法入睡，對方讓其喝了3、4次，其開始有點昏睡，並開始詢問其電子郵件地址及skype帳號及密碼，因其很害怕，只能告訴對方，其被綁好後，被告施榮隆就出來，以臺語詢問這是什麼情形後，感覺就被帶到前面去，因其害怕被告施榮隆出事，所以要求跟被告施榮隆對話，其有告知被告施榮隆說「我不怪你」，希望被告施榮隆會放其一條生路，後來並沒有聽到被告施榮隆的聲音，其醒來時，還是半昏迷狀況，有人說酒店到了，後來其就進酒店繼續昏睡等語（見99年度偵字第8606號卷第110至113頁）。
4.於99年5月14日偵訊時具結證稱：係被告張世昌拿水果刀抵其脖子，被告黃振銘拿毛線帽蓋住其頭，且由被告黃振銘拿膠帶綑綁其手，而其以往從未自己吃過任何安眠藥，身上亦不可能攜帶任何安眠藥，其當時係喝到內有顆粒的涼水，至少喝了2杯，被告張世昌當時有說只要其配合，就不會要其命，這點被告張世昌有信守承諾等語（見99年度偵字第9467號卷第47至49頁）。
5.於99年8月11日原審審理時具結證稱：當天進門後，被告施榮隆有當著被告張世昌的面，向其介紹被告張世昌是買主，本次交易被告施榮隆本來告知係1個住在杭州的臺灣人親戚要買，被告施榮隆並未拿刀押其，也未對其出言恐嚇，僅用閩南語問被告黃振銘及張世昌，現在是什麼情形，後來被告施榮隆就被帶到前面，因當時其眼睛被蒙住，所以不知係誰拿走田黃石，而因被告張世昌及黃振銘之聲音對其很陌生，所以田黃石被取走時，都是陌生的聲音，所以無法確定那是誰的聲音。其沒有說所喝礦泉水裡有加安眠藥，事實上係其遭綁住後眼睛有被蒙住，其中有1個聲音對其說「你這喝下去，你等一下會睡著，你醒來就沒事了」，該聲音其確定並非被告施榮隆的聲音，然後其就拿到裝在紙杯內的礦泉水，裡面有顆粒狀；當時因其遭綁住，且其一直把被告施榮隆當作朋友，其害怕被告施榮隆處境，所以要求與被告施榮隆對話，以確定被告施榮隆係安全等語（見原審卷第195至197頁）。
6.於99年8月25日原審審理時具結證稱：本案係被告施榮隆說有親戚要買，而當時有談定價格，只是怕實物跟照片有差距，所以要求要在上海看到實物後才能交易。到案發現場後，係被告張世昌來開門，當時被告張世昌是空手，被告施榮隆就介紹這是買方，然後被告張世昌請其坐下後，被告施榮隆就跑去上廁所，後來被告張世昌就叫其過去，並說要跟其商量一下，其因當時沒有戒心就走過去，被告張世昌就把手搭在其肩膀上，並右手持刀繞過其脖子將刀放在其前面，並說「我是要東西不是要你的命，你放心，你乖乖合作，我不會傷害你」，而左手感覺上沒有拿東西，其本來還以為被告張世昌在開玩笑，但被告張世昌說不是開玩笑，而在中國第1次報案時，因其剛從昏迷當中醒過來，發現東西不見了，其就很緊張，當時其連站都站不穩，所以頭腦不是很清楚，在昏昏沉沉之情況下報案，但是後來在上海就有製作非常清楚的筆錄；後來被告張世昌將其押進房間，並叫1個人過來幫忙，其沒有聽到應和聲，也沒有聽到腳步聲，但不知該人是誰，就從其身後將伊等所準備之毛線帽自其頭頂遮到鼻子處，因其心臟有問題呼吸不順，就拜託對方讓其鼻子暴露在空氣底下，然後對方就很幫忙，將毛線帽拉到鼻子上方，接著被告張世昌繼續拿著刀子控制其，另外1人就以打包行李用之膠帶，將其手放在後面綁起來，當時因其眼睛被遮住，所以沒有看到綁其之人，該把架在其脖子上的刀一直到其手遭綁好後才放下；可是後來因為那個毛線帽有小縫隙，所以在其手遭綑綁時，其有看到被告張世昌在場，但當時沒辦法看到是誰對其綑綁，因該人站於其身後，但後來其有隱約看到是被告黃振銘拿第1杯水給其喝；待其遭綑綁後，對方就先詢問田黃石價值多少，其跟對方說約人民幣3百萬元，談話過程中有兩個人的聲音，但都不是被告施榮隆的聲音，因為除了與其談論田黃石該人之聲音外，另1人說「喝下去，睡醒就放你走。」；而因其至今未在正常情況下與被告張世昌、黃振銘談話，所以不知道哪句話是誰說的。
後來其因不敢不喝，所以有先喝了1杯水，而其因當時認為被告施榮隆係朋友，且在之前，被告施榮隆曾進來過，以臺語詢問「「現在什麼情形」，並好像有點訝異，被告張世昌及黃振銘其中1人有用臺語說「這跟你沒關係」，就將被告施榮隆往外推，所以其要求與被告施榮隆對話，以確定被告施榮隆安危，被告施榮隆到房間後，被告施榮隆有問說要做什麼，其認得該聲音，其有對被告施榮隆說「發生這事不怪你」，並沒有說「對方只要貨不要我命」，被告施榮隆沒有說話就出去了；待被告施榮隆出去後，對方還是一直對其安撫，叫其不要掙扎，而因其當時很緊張，所以喝完第1杯水後並未睡著，就繼續喝第2杯，但其不確定喝幾杯，只是在睡前隱約聽到「喝3杯了怎麼還沒睡？」，所以如果該句話屬實，其就至少喝了3杯，等到其醒來後，當時是處於半昏迷狀態，其模模糊糊感覺是車裡，後來就有人將其傘拿給其，接著酒店到了，其就走過馬路，當時約凌晨1點，待其真正醒來，差不多是早上11點多，而酒店鑰匙原本就在其身上，但房門是用感應還是須插入後拔出，其現在不確定，但可查證，其田黃石一直放在包包裡，包包則放在客廳，其未曾自行將田黃石交付給對方，且其並未一口咬定就是被告張世昌拿走其不見的東西，其僅說遭人拿走，整個過程中完全沒有提到任何賠償的問題，其也不敢表示同不同意將田黃石交給被告張世昌，因其根本不敢表達意見，其當時心想該處不熟悉，且不知道共犯有幾人，保命最重要，其係基於害怕生命受到威脅，所以同意讓被告張世昌處理那些田黃石；事後其有跟承買11顆田黃石之人以承買原價買回田黃石；整個過程中，被告張世昌有提到「如果你敢報案的話，要對你的家人不利」等語（見原審卷第247至266頁）。
㈡按證人李興隆為本案之受害人，其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均
係於具結負偽證罪處罰之心理壓力下，屢屢就其透過被告施榮隆與被告黃振銘聯繫交易田黃石，進而於上海遭被告張世昌持刀挾持及出言恐嚇，及遭被告張世昌、施榮隆以外之另1人即被告黃振銘以毛線帽蒙眼及以膠帶綑綁雙手，並被要求服用搗碎之藥品後昏睡，而遭強盜田黃石17顆等情證述綦詳。證人李興隆上開證述內容，復與被告張世昌於99年4月7日警詢時所陳：伊要求被告黃振銘負責看管證人李興隆，及拿摻有安眠藥之水給證人李興隆喝等語（見中分五偵字第0990010864號警卷第26至27頁），於99年4月7日偵訊時陳稱：
當時係被告施榮隆跟黃振銘討論可讓證人李興隆喝安眠藥，而證人李興隆喝了之後，也有睡著等語（見99年度他字第1577號卷第197頁），於99年4月7日原審法院羈押訊問時陳稱：當時被告黃振銘有綑綁證人李興隆等語（見原審法院99年度聲羈字第395號卷第6頁）；及被告黃振銘於99年4月7日警詢時陳稱：當天證人李興隆到達後，被告張世昌有拿1把水果刀叫證人李興隆至另一房間，被告張世昌給伊1捆透明膠帶要伊綑綁證人李興隆之手，並拿伊原本所戴之頭罩將證人李興隆之頭、眼遮住等語（見中分五偵字第0990010864號警卷第13至15頁），於99年4月7日偵訊時陳稱：當天被告張世昌叫伊用膠帶綑綁證人李興隆，後來伊看證人李興隆很緊張，就提議要餵證人李興隆吃安眠藥，而被告施榮隆身上都有準備安眠藥，所以就由被告施榮隆提供安眠藥，伊有問證人李興隆要不要喝安眠藥，醒來後就結束了，所以證人李興隆就配合喝等語（見99年度他字第1577號卷第188至191頁），於99年4月7日原審法院羈押訊問時陳稱：伊有用膠帶綑綁證人李興隆等語（見原審法院99年度聲羈字第395號卷第5頁）大致相符，且查無任何積極證據足以證明證人李興隆上開證述係屬虛偽，雖證人李興隆於99年4月2日警詢時證稱：其確認歹徒有3名，開門的是被告黃振銘，其眼睛遭蒙住時，有聽到應該是被告黃振銘叫「ㄚ偉」過來幫忙，其就認為「ㄚ偉」應該是被告張世昌等語（見中分五偵字第0990010864號警卷第65頁），且於99年4月23日偵訊時，仍指證係被告黃振銘開門並拿刀抵住其脖子之人等語（見99年度偵字第8606號卷第111頁）。然本案開門之人實係被告張世昌，此為被告3人所不爭執，足認證人李興隆於前開警詢、偵訊時，依照口卡照片指認時，確有誤認被告張世昌、黃振銘之情形；因證人李興隆與被告張世昌、黃振銘前均未曾見面，證人李興隆對於被告張世昌、黃振銘之指認同一性偶有錯誤，尚非絕無可能；且證人李興隆當日指證時，雖證稱開門之人係被告黃振銘，但證人李興隆同時亦證稱：該人當時比指認照片瘦等語（見中分五偵字第0990010864號警卷第66頁），而被告張世昌之臉頰確實比被告黃振銘消瘦一情，亦經原審及本院開庭時確認無誤，足認證人李興隆於警詢中依照片指證時，即已明確證述指認照片與本人有所差距；況證人李興隆於99年4月23日經檢察官詢問「為何黃振銘和張世昌都表示當時開門的人是張世昌？」，證人李興隆即證稱：其希望可見到被告張世昌及黃振銘本人，否則只能憑自己印象，其雖害怕但會當庭面對指證等語（見99年度偵字第8606號卷第111頁），且證人李興隆確於99年5月14日偵查中與被告張世昌、黃振銘同時在庭之情形下，當庭確認開門及持刀挾持者為被告張世昌，以毛線帽蒙頭及綑綁其雙手者為被告黃振銘，足認證人李興隆前揭指證錯誤，應係與被告張世昌及黃振銘素未謀面，而依照口卡照片指認致指認有誤，尚非極大之證述瑕疵；另證人李興隆與被告張世昌、黃振銘及施榮隆均素無怨隙，且證人李興隆於99年8月25日原審審理時證稱：其確定所飲用之水有添加物，因為有顆粒，但其無法確定是安眠藥，後來聽到對方說喝了第3杯怎麼還不睡的時候，其大概就沒有感覺了；且其僅說看到那個人是被告黃振銘，但全天底下像的人很多，其不是說其看到的人是被告黃振銘，那就是被告黃振銘，也許就真的不是被告黃振銘，就請法院明鑑；且國內這幾年經濟非常不好，有些人以不得已的方式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其本身是教徒，希望庭上給他們一個悔改的機會等語（見原審卷第265、267頁），足徵證人李興隆並無誣陷被告3人入罪接受重典制裁之動機，及刻意渲染虛誇被害經過之情形，亦無足以令人顯信證人李興隆前開證述為不可採之品行證據或前科證據存在，本院自不得僅以證人李興隆為本案被害人，即全盤抹煞其在訴訟上所具有之證人資格及其證言之證明力。此外，尚有證人李興隆之手腕傷痕照片3紙、證人李興隆遭強盜損失之田黃石17顆照片1紙、贓物認領保管單2紙可稽（見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警詢卷第20至21頁，中分五偵字第099001 0864號警卷第75頁，99年度偵字第8606號卷第124頁），堪認證人李興隆前開證述，具有極高度之證明力，應可信與事實相符。
㈢就被告施榮隆是否與被告張世昌、黃振銘間有犯意聯絡部分：
本案依照證人李興隆前開指證，案發當日係由被告施榮隆帶同證人李興隆前往案發地點後，於證人李興隆遭被告張世昌挾持、恐嚇，及遭被告黃振銘以毛線帽蒙眼及綑綁雙手時，被告施榮隆均未現身，亦未對證人李興隆有何強暴、脅迫之不法行為，甚而於被告施榮隆初見證人李興隆被限制在房間裡時，還口出「現在是什麼情形」一語，並經被告張世昌等人告以「這跟你沒關係」等語。從而，被告施榮隆於本案中，究竟係與證人李興隆同屬被害人，抑或與被告張世昌、黃振銘間有強盜之犯意聯絡，實有探究之必要。經查：
1.證人即共同被告張世昌（以下逕稱被告張世昌）於99年4月7日警詢時證稱：案發地點係伊受被告施榮隆指示去承租，目的就是要約證人李興隆到該址，當天被告施榮隆進門後，便假借要上廁所先行離開；本案係被告施榮隆於案發前1週打電話給被告黃振銘，要去強佔證人李興隆之田黃石，被告黃振銘再邀伊一同前往，本來計畫是拿到田黃石就要離開，後來被告施榮隆才說要強押證人李興隆，而被告施榮隆於過程中，以手勢示意拒絕與證人李興隆談話，要營造其也是被害人之情境等語（見中分五偵字第0990010864號警卷第26至27頁），於同日偵訊時證稱：本案因僅有被告施榮隆認識證人李興隆，所以均係由被告施榮隆策劃，且係被告施榮隆跟黃振銘討論可讓證人李興隆喝安眠藥；被告施榮隆有說出售所得要對半分，並留其上海女友之銀行帳號供伊匯款，但因伊聽被告黃振銘說被告施榮隆出事了，所以伊就沒有匯款等語（見99年度他字第1577號卷第195至198頁）；核與證人即共同被告黃振銘（以下逕稱被告黃振銘）於99年4月7日警詢時證稱：伊係在99年1月初接獲被告施榮隆通知，得知有本件田黃石買賣，聯絡過程中係約定要將田黃石偷換再販賣牟利，且被告施榮隆當時就要伊去找被告張世昌一起前往，待伊與被告張世昌於99年1月23日抵達上海後，被告施榮隆要求被告張世昌去租房子，且於強取證人李興隆財物後，還要將證人李興隆殺害，伊與被告張世昌聽聞後都不願配合，並勸阻被告施榮隆，後來因伊怕如不配合被告施榮隆，證人李興隆會遭殺害，故仍與被告施榮隆配合，本案係被告施榮隆提議及策劃等語（見中分五偵字第0990010864號警卷第13至15頁），於同日偵訊時證稱：伊雖對古董不瞭解，但與被告施榮隆電子郵件往來過程中，被告施榮隆說利潤不錯，可以調包方式，賺幾十萬元人民幣，等到至上海後，被告施榮隆卻改變計畫，說要將證人李興隆幹掉，但伊與被告張世昌還是決定用調包方式處理，至上海後，被告施榮隆要被告張世昌去租房子，案發當天被告張世昌叫伊用膠帶綑綁證人李興隆，後來伊看證人李興隆很緊張，就提議要餵證人李興隆吃安眠藥，而被告施榮隆身上都有準備安眠藥，所以就由被告施榮隆提供安眠藥，伊有問證人李興隆要不要喝安眠藥，醒來後就結束了，所以證人李興隆就配合喝等語（見99年度他字第1577號卷第188至191頁），暨於同日原審法院羈押訊問時供稱：整件事是被告施榮隆安排的等語（見原審法院99年度聲羈字第395號卷第5頁），均相符合。被告張世昌、黃振銘嗣於原審及本院審理時，雖皆改稱被告施榮隆並未參與犯案：⑴被告張世昌於原審審理時，被告黃振銘於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均稱：警詢時因員警恫稱要將其等遣送至中國大陸受審，其等才為上開不實之供述；⑵被告張世昌、黃振銘於本院審理時均稱：
警詢時因員警告以其等之犯行已遭被告施榮隆全盤供出，其等心生不滿才誣指被告施榮隆亦有共同犯案；⑶被告黃振銘於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均稱：偵訊時因想獲得交保，才為上開不實之供述云云。然查：被告張世昌、黃振銘皆係臺灣人民，且均為具有相當社會歷練之中年人，理當知悉我國乃法治國家，其2人焉有不於本國接受司法審判，反遭遣送至中國大陸接受審判之理？以被告張世昌、黃振銘之智識程度，自無可能係因聽聞員警聲稱將遣送其等至中國大陸受審，方為上開不利於被告施榮隆之陳述。而關於被告施榮隆確有參與犯案一節，被告張世昌於警詢、偵訊時所為陳述內容均屬一致，被告張世昌並於原審訊問時陳稱：其在警察局及檢察官訊問時，沒有被強暴、脅迫、利誘、不當訊問等語（見原審卷第14頁），且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其偵訊時所述是在自由意思下陳述等語（見本院卷二第40頁），堪認被告張世昌於警詢、偵訊時所為上開陳述內容，應屬實在。又被告黃振銘非僅於偵訊時有為不利於被告施榮隆之陳述，其於偵訊前之警詢時、偵訊後之原審法院羈押訊問時，關於被告施榮隆確有參與犯案一節，亦皆為互核一致之陳述，證人黃振銘並於原審訊問時陳稱：其在警察局及檢察官訊問時，沒有被強暴、脅迫、利誘、不當訊問等語（見原審卷第17頁），且於原審審理時證稱：其在地檢署接受檢察官訊問時，沒有受到不正當訊問之情形等語（見原審卷第150頁），足徵證人黃振銘於偵訊時所為陳述，並非係欲獲得交保而故為不實之陳述。從而，證人張世昌、黃振銘於警詢、偵訊時所為上開陳述，應認與事實相符而可採信，其2人於原審及本院審理時改稱被告施榮隆並未參與犯案云云，核係迴護被告施榮隆之詞，不足採信。
2.被告施榮隆自警詢、偵訊至原審、本院審理時，均不爭執其於待在案發現場之6至8小時內，並未遭限制行動自由一情。又依被告施榮隆及證人李興隆所述，其2人認識時間並非短暫，案發當日係相偕前往案發地點。準此，倘被告施榮隆並未參與犯案，則被告張世昌、黃振銘為確保能順利強盜財物，焉有可能僅控制證人李興隆之人身自由，任令與證人李興隆熟識且同赴現場之被告施榮隆處於人身自由未受限制、得隨時自行離去甚至報警處理之狀態？倘被告施榮隆並未參與犯案，其何以於待在案發現場之6至8小時內，容任被告張世昌、黃振銘對同行友人李興隆實施強盜行為，而未為積極制止、出手救援或報警處理之舉？倘被告施榮隆並未參與犯案，其何以於離開案發現場後，仍未就同行友人李興隆遭被告張世昌、黃振銘強盜財物一事，報警尋求警察單位協助？凡此皆與常情大有違背。益見被告張世昌、黃振銘於警詢、偵訊時所述本案強盜犯行係由被告施榮隆策劃主導，暨被告黃振銘於偵訊時所述證人李興隆遭強制服下之助眠藥劑係由被告施榮隆所提供等情，係屬真實不虛。
3.被告施榮隆曾提供其女友設於中國之銀行帳號予被告張世昌一情，為被告施榮隆、張世昌所自承，此部分事實應可認定。被告張世昌業於偵訊時陳稱：被告施榮隆提供該銀行帳號，係欲供伊將變賣田黃石所得贓款匯入等語明確，嗣於原審及本院審理時被告張世昌雖翻異前詞，並於原審審理時與被告施榮隆均辯稱：因被告張世昌有向被告施榮隆借款，該銀行帳號係欲供被告張世昌將所還款項匯入云云。然查，被告張世昌於99年8月2日原審審理時陳稱：伊係要去租房子時，需要簽約，發現錢不夠，就打電話給被告施榮隆，說伊要租房子錢不夠，被告施榮隆說身上沒有這麼多錢可以借，伊向被告施榮隆說伊在麥當勞等仲介，接著被告施榮隆就自己坐計程車過來，從皮包拿現金大概人民幣5、6千元給伊，伊與被告施榮隆雖係第1次見面，但因去上海後，曾與被告施榮隆、黃振銘一起在飯店旁吃飯，聊天中知悉伊與被告施榮隆有親戚關係，而銀行帳號係因伊向被告施榮隆借錢，想說回臺灣後賣了田黃石可以匯款，而被告施榮隆說係向女友借錢後借給伊，所以於返國前，由被告施榮隆以簡訊傳送女友之銀行帳號給伊等語（見原審卷第155至157頁）；而被告施榮隆於99年8月2日原審審理時則以證人身分證稱：被告張世昌至上海後，伊有請被告張世昌及黃振銘在如家賓館樓下飯店吃飯，吃完飯被告張世昌說人民幣帶不夠，本來要跟伊借，但伊身上沒帶那麼多錢，後來伊女友看被告張世昌跟伊都是臺灣人，而伊女友本身是上海人，伊女友就借人民幣5千元給被告張世昌，被告張世昌並說給其銀行帳號，會將錢匯入，當時被告張世昌沒有說借款用途，伊就要女友將帳號寫一寫，伊當場就將寫有帳號之紙條交給告張世昌，被告張世昌並輸入手機裡等語（見原審卷第128至129、134至136頁）。經核被告施榮隆、張世昌上開所述，就該次借貸之地點、尚有何人在場、被告張世昌有無說明借款用途、係由何人交付借款予被告張世昌、被告張世昌何時何地及如何取得被告施榮隆女友之銀行帳號各節，被告施榮隆、張世昌所為陳述均大相逕庭，實難令本院採信被告張世昌與被告施榮隆間，抑或被告張世昌與被告施榮隆之女友間，存有何金錢借貸關係。被告張世昌、施榮隆此項辯解自無可採，應以被告張世昌於偵訊時陳稱：被告施榮隆提供該銀行帳號，係欲供伊將變賣田黃石所得贓款匯入等語為實在。
4.綜上各情，本院認為證人張世昌、黃振銘於警詢及偵訊時所稱：本案係由被告施榮隆策劃主導，並由被告施榮隆帶同證人李興隆到達案發現場後，推由與證人李興隆素未謀面之被告張世昌、黃振銘下手實施強暴、脅迫及藥劑等不法手段，以避免被告施榮隆遭證人李興隆懷疑涉案而被查緝，及避免被告張世昌、黃振銘事後遭證人李興隆指認犯案等情，應屬真實。
㈣被告3人其他辯解不可採之理由：
1.被告張世昌、黃振銘雖均辯稱：伊等並未以透明膠帶綑綁證人李興隆之手云云，被告張世昌於原審審理時並陳稱：
伊等原本欲綑綁證人李興隆，但因證人李興隆陳稱有心臟病，故而作罷云云。然被告黃振銘於警詢、偵訊及原審法院羈押訊問時，均自承有持拿膠帶綑綁證人李興隆等語，被告張世昌於原審法院羈押訊問時，亦陳稱被告黃振銘有綑綁證人李興隆等語明確。參以證人李興隆於警詢、偵訊及99年8月25日原審審理時均證稱：案發過程中其雙手確實有遭綑綁等語，並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案發時其頭部遭毛線帽蒙住後，因其心臟有問題呼吸不順，就拜託對方讓其鼻子暴露在空氣底下，然後對方有將毛線帽拉到鼻子上方，接著被告張世昌繼續拿著刀子控制其，另外1人就以打包行李用之膠帶，將其手放在後面綁起來，當時因其眼睛被遮住，所以沒有看到綁其之人，該把架在其脖子上的刀一直到其手遭綁好後才放下，後來因為該毛線帽有小縫隙，所以在其手遭綑綁時，其有看到被告張世昌在場，但當時沒辦法看到是誰對其綑綁，因該人站於其身後，但後來其有隱約看到是被告黃振銘拿第1杯水給其喝等語；且證人李興隆於同日原審審理時，經被告張世昌當庭詢問「原本我說要綁你，你說你有心臟病，後來你手有被綁住嗎？」時，證人李興隆仍肯定確實有被綁住，並證稱被告張世昌要向其拿田黃石時，還有另1個人綁其手，其說有心臟病，是拜託頭套的事情，因為其沒有辦法呼吸等語（見原審卷第258頁），足見被告黃振銘於警詢、偵訊時，暨被告張世昌、黃振銘於原審法院羈押訊問時，關於案發時被告黃振銘有以膠帶綑綁證人李興隆雙手之陳述，係與事實相符，應堪採信，其2人嗣後翻異前詞矢口否認此部分情節，所辯並無可採。
2.被告張世昌雖辯稱：伊於案發過程中未曾持拿任何刀械云云。然證人李興隆於警詢、偵訊及原審審理時，始終證稱案發當日確有遭被告張世昌持刀抵住脖子，且當時其雙眼尚未遭毛線帽蒙住，故有親見此部分事實等語明確（詳見前揭筆錄）。參以本院審理中，依被告張世昌及其辯護人之聲請，囑託法務部調查局對被告張世昌實施測謊鑑定，經該局以控制問題法（ZCT）、混合問題法測謊結果為：
「被告張世昌稱：⑴未持刀械挾持李興隆。⑵未持水果刀抵住李興隆脖子。上述問題經測試呈情緒波動反應，研判有說謊。」此有法務部調查局100年3月29 日調科參字第10000121830號測謊報告書為憑（見本院卷一第213頁）；而上開測謊鑑定，形式上符合測謊基本要件（見前述理由欄壹、四部分），且實質上符合待證事實需求，足堪佐證證人李興隆證稱案發時有遭被告張世昌持拿水果刀抵住脖子一情，非屬虛構，故被告張世昌此項辯解亦不足採。
3.被告3人雖均辯稱：未曾將助眠藥劑磨碎放入水中命證人李興隆服用云云。惟被告張世昌於99年8月25日原審審理時曾當庭詢問證人李興隆「你在房間是不是就只有我在那裡而已，就是我們在那裡聊了好幾個小時之後，後來你睡著，我有又買便當回來給你吃？」等語，被告黃振銘於原審亦陳稱：案發當日證人李興隆有於案發現場房間睡覺等語，足認案發當日證人李興隆確實有於案發現場睡著。又被告黃振銘、張世昌於99年4月7日警詢、偵訊及原審法院羈押訊問時，均曾提及「有讓證人李興隆服用安眠藥」一情（見中分五偵字第0990010864號警卷第15、27頁，99年度他字第1577號卷第190、197頁，99年度聲羈字第395號卷第5、6頁）；被告張世昌復於99年5月14日偵訊時陳稱：係證人李興隆自己有吃安眠藥之習慣，而證人李興隆說要吃安眠藥，其就拿開水給證人李興隆吃（見99年度偵字第9467號卷第48頁），經檢察官繼續詢問被告張世昌：「你怎麼知道他（即指證人李興隆）有吃安眠藥的習慣？」，被告張世昌答以「因為他的袋子內有安眠藥」，經檢察官再度詢問「你們餵他吃的安眠藥從何而來？」，被告張世昌則答以「在他袋子內」等語（見99年度偵字第9467號卷第48頁），益見被告張世昌等人確曾於案發當日讓證人李興隆服下不詳助眠藥劑。且衡諸常情，證人李興隆於案發時遭人持刀挾持、控制行動自由之精神緊張狀況下，如未曾服用助眠藥劑，當不可能於現場自行安然入睡；應認證人李興隆於案發當日確曾依被告張世昌等人之命令，飲用摻有不詳助眠藥劑之飲用水。再依證人李興隆於99年5月14日偵訊時具結證稱：其從未吃過任何安眠藥，身上亦不可能攜帶任何安眠藥等語（見99年度偵字第9467號卷第48頁），參以被告黃振銘於99年4月7日偵訊時所稱：案發當天被告張世昌叫伊用膠帶綑綁證人李興隆，後來伊看證人李興隆很緊張，就提議要餵證人李興隆吃安眠藥，而被告施榮隆身上都有準備安眠藥，所以就由被告施榮隆提供安眠藥，伊有問證人李興隆要不要喝安眠藥，醒來後就結束了，所以證人李興隆就配合喝等語（見99年度他字第1577號卷第189至190頁），足認被告張世昌3人於案發當日命證人李興隆服用之不詳助眠藥劑，係由被告施榮隆所提供，並非如被告張世昌於偵訊時所辯，係證人李興隆自己所有之藥物，併此指明。
4.被告施榮隆雖辯稱：伊在大陸地區已因本案接受司法調查，並曾遭拘禁，惟最終以證據不足釋放，應得作為伊並未涉案之有利證明云云；並提出上海市閔行區看守所出具之釋放證明書1紙為證（見99年度偵字第9467號卷第26頁）。然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關於司法案件之處理，本係各自獨立，故本院就本案之認事用法，尚不受該釋放證明書內容之拘束。
㈤按強盜罪之成立，以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施以
強暴、脅迫、藥劑、催眠術或他法，至使不能抗拒而取他人之物或使其交付者為構成要件。所稱「至使不能抗拒」係指行為人所施之強暴、脅迫等不法行為，在事實上，已達於使被害人無法抗拒或不能抗拒之程度而言。本案被告3人經共同協議後，即在上海民宅之密閉空間內，持拿刀械挾持並出言恫嚇證人李興隆，且以毛線帽蒙住證人李興隆之雙眼，以膠帶綑綁證人李興隆之雙手，復命令證人李興隆飲下摻有不詳助眠藥劑之冷水，證人李興隆所受此等遭遇，已達至使不能抗拒之程度，甚為明顯。此外，尚有證人即向被告張世昌購得系爭田黃石之林其蘇於警詢時證述向被告張世昌購買系爭田黃石之時間、經過及價錢等語綦詳（見中分五偵字第0990010864號警卷第77頁），及被告張世昌出售予證人林其蘇之11顆田黃石照片2紙可參（見99年度偵字第8606號卷第121頁），及於被告張世昌處所查扣之田黃石資料及照片28 紙、電子郵件1紙、旅行社班機資料1紙、中國租屋收據2紙、委託書1紙扣案可佐。綜上足見本案事證明確，被告3人結夥攜帶兇器強盜犯行均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㈥本院前依被告黃振銘、施榮隆及其等辯護人之聲請，於99年
12月17日函請法務部依「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向大陸地區查詢證人施水木（杭州人）之年籍資料及住居所，暨調閱被告施榮隆於大陸地區之測謊鑑定報告、身體檢測資料及本案於大陸地區所有相關之調查資料，迄今未獲大陸地區有任何回覆。而因本案事證已明，為免延宕訴訟程序，本院認為無庸待上開向大陸方面調查取證結果到院後再行審結，附此敘明。
叁、論罪科刑及撤銷原判決之理由：
一、按刑法上所謂「兇器」，其種類並無限制，凡客觀上足對人之生命、身體、安全構成威脅，具有危險性之兇器均屬之。水果刀為足以殺傷人生命、身體之器械，顯為具有危險性之兇器。查被告3人共謀強盜證人李興隆，推由被告施榮隆聯繫並帶同證人李興隆至案發地點後，由被告施榮隆提供不詳助眠藥劑，被告張世昌、黃振銘以強暴、脅迫及藥劑之手段強盜證人李興隆所有之田黃石17顆得手，核被告3人所為，均係犯強盜罪而有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3款、第4款之結夥攜帶兇器情形，應依刑法第330條第1項規定處斷。被告3人就本件結夥攜帶兇器強盜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皆為共同正犯。
二、次按強盜罪以強暴、脅迫等方法，至使不能抗拒為構成要件之一，當然含有剝奪他人行動自由或使他人行無義務之事之性質。若強盜犯行業已著手實施，則所為強暴、脅迫等非法方法剝奪他人行動自由或使人行無義務之事行為，應包括在強盜行為之內，無另行成立刑法第302條第1項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或第304條第1項使人行無義務之事罪之餘地（參照最高法院91年度臺上字第803號、92年度臺上字第2184號、92年度臺上字第3860號判決）。又刑法上之恐嚇取財罪，係以將來之惡害恫嚇被害人，使之交付財物，若當場對被害人施以強暴脅迫，達於不能抗拒之程度，或原為恐嚇取財，進而實施強暴脅迫，即均係強盜行為，不能再論以恐嚇取財罪名（參照最高法院91年度臺上字第2653號判決）。查被告3人實施強盜犯行時，係以強暴、脅迫等方法剝奪證人李興隆之行動自由，並使證人李興隆無義務而飲下含有不詳助眠藥劑之冷水，且以將來之惡害恫嚇證人李興隆，使之交付財物，此等剝奪他人行動自由、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恐嚇取財行為，均應包含在強盜行為之內，不另論以刑法第302條第1項之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第304條第1項之使人行無義務之事罪、第346條第1項之恐嚇取財罪。
三、被告張世昌曾於97年間因偽造文書案件，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98年度中簡字第87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於98年4月13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其受徒刑之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應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
四、原審以被告3人結夥攜帶兇器強盜犯行明確而予論罪科刑，固非無見，然查關於被告3人被訴強盜證人李興隆所有之人民幣4千元、三星牌手機1支、紀念筆1枝部分，因不能證明被告3人此部分犯罪而應不另諭知無罪（見後述理由肆部分），原判決認此部分亦屬被告3人結夥攜帶兇器強盜犯行之一部而予論科，容有違誤。被告3人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為有理由；至於被告張世昌上訴意旨否認其行為構成結夥攜帶兇器之強盜罪加重條件，被告黃振銘、施榮隆上訴意旨仍執陳詞否認有強盜田黃石犯行，雖均非可採，惟原判決既有上述違誤之處，即屬無可維持，應由本院予以撤銷改判。
五、爰審酌被告3人以仲介田黃石交易為餌，將李興隆引至上海民宅內，而為前揭結夥攜帶兇器強盜犯行，被告3人參與犯罪之程度相當，其等於強盜過程中，不僅侵害財產法益，強盜李興隆所有價值不菲之田黃石17顆，並危害人身安全，致李興隆之精神及心理處於不安及恐懼之狀態，顯見惡性非輕，且犯後一味飾詞卸責，既未與李興隆達成和解，亦未見具體悔過表現等一切情狀，量處被告張世昌有期徒刑10年，被告黃振銘、被告施榮隆各有期徒刑9年6月。被告3人持以為強盜所用之毛線帽及膠帶，雖據被告黃振銘於警詢時陳稱該毛線帽係伊所有，膠帶則為被告張世昌所準備等語，然本案犯罪地點係在中國上海，前開物品均未經扣案，目前已不知在何處，亦乏證據足資證明尚未滅失，復非屬違禁物，為免執行困難，就此部分不為沒收之諭知；又被告3人持以為強盜所用之水果刀1支（未扣案），尚乏證據足資證明係屬被告3人所有，且非屬違禁物，故不予宣告沒收。另於被告張世昌處所查扣之田黃石資料及照片28紙、電子郵件1紙、旅行社班機資料1紙、中國租屋收據2紙、李興隆委託施榮隆出售田黃石之委託書1紙，雖可供作本案被告涉案之證據，然尚難認係屬專供本案犯罪所用之物；至於被告張世昌住處所查扣之行動電話2支，其申租人均為被告張世昌之前配偶林東美，有通聯調閱查詢單2紙可稽（見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警詢卷第35、50頁），而於被告黃振銘住處所查扣之行動電話1支，其申租人則為被告黃振銘之前配偶吳慧娟，亦有通聯調閱查詢單1紙可稽（見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警詢卷第41頁），均非屬被告張世昌、黃振銘所有，雖供作渠等互相聯絡之用，尚無從宣告沒收。
肆、不另諭知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以：被告張世昌、黃振銘、施榮隆於前揭時、地，共同以強暴、脅迫及藥劑之方式，至使證人李興隆不能抗拒，除取走證人李興隆所有之田黃石17顆外，另取走證人李興隆所有之人民幣4千元、三星牌手機1支、紀念筆1枝得逞。因認被告3人就強盜李興隆所有之人民幣4千元、三星牌手機1支、紀念筆1枝部分，亦屬本案強盜犯行之一部，而涉犯刑法第330條第1項之結夥攜帶兇器強盜罪嫌云云。
二、公訴人認被告3人涉犯此部分結夥攜帶兇器強盜罪嫌，係以證人即告訴人李興隆之指訴，為其主要論據。訊之被告3人均堅決否認有此部分犯行，辯稱：並未強盜李興隆所有之人民幣、行動電話、紀念筆等語。
三、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該項證據自須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始得採為斷罪之資料，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參照最高法院29年上字第3105號、40年臺上字第86號判例）。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參照最高法院52年臺上字第1300號判例）。
四、經查，公訴人就被告3人所涉此部分罪嫌，除告訴人李興隆之指訴外，並未提出具有關連性且可信之補強證據，足資證明被告3人於前揭時、地，確有取走告訴人李興隆所有人民幣4千元、三星牌手機1支、紀念筆1枝之行為。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確切之證據，堪以證明被告3人有公訴人所指此部分犯行，是不能證明被告3人此部分犯罪，原應諭知無罪之判決，惟因公訴意旨認被告3人所涉此部分罪嫌，與前揭論罪科刑部分間，有實質上一罪之關係，故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8條、第330條第1項、第47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銘章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00 年 6 月 28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李 文 雄
法 官 蔡王金全法 官 黃 小 琴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1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林 元 威中 華 民 國 100 年 6 月 28 日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330條第1項犯強盜罪而有第321條第1項各款情形之一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