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99年度上訴字第292號上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甲○○選任辯護人 賴淑惠 律師被 告 丁○○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等常業重利等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97年度訴字第4686號，中華民國98年12月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97年度偵續字第22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甲○○與丁○○（起訴書誤載為黃昭堂）共同基於常業重利、恐嚇危害安全、以強暴脅迫而使人行無義務之事之犯意聯絡，利用丙○○亟需資金週轉之機會，自民國（下同）92年初起至94年底止，陸續借款予丙○○，約定利息為每10日為1期，每借新臺幣（下同）10萬元，10天之利息為1萬元，並預扣1期利息（年息達360%），共貸予3億6301萬4190元（放款之金額累加計算），並已向丙○○收款4億334萬9100元（累加計算之結果，相當於利息達4033萬4910元），而取得顯不相當之利息，並以之為常業。其間，於94年4月間，因丙○○無力清償上述快速膨脹之巨額債務，被告甲○○、丁○○遂夥同具有共同恐嚇危害安全犯意聯絡之姓名年籍不詳之4名成年男子，前往丙○○位於臺中縣○○鎮○○路○○○號住處，渠等要債未果後，進而共同恫嚇丙○○稱：「要讓你死的很難看，讓你吃子彈，若不簽發支票還款，就要派人將你押走」等語，致丙○○心生畏懼，遂依被告甲○○、丁○○之指示，簽發金額共3169萬9千元之支票15張，交予被告甲○○等收受。嗣於94年7月間，丙○○實無能力繼續還款，被告甲○○、丁○○復夥同其餘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年人數名，至丙○○上開住處，對其恐嚇稱：「若不還款，將放火燒你全家」等語，致丙○○心生畏懼。又被告甲○○為方便自己能以本票債權方式向丙○○索討上述借款，竟於不詳時地，擅自持其以不詳方法取得之丙○○印章蓋於空白本票上之發票人及金額欄，並於金額欄填寫「壹佰伍拾萬元整」，而偽造表彰一定債權債務關係之私文書（本票上未記載發票日，未完成發票行為），致生損害於丙○○。嗣經警於96年7月10日，持搜索票搜索被告甲○○位於臺中縣○○鎮○○路○○巷○弄○號之1住處，查扣上開本票1紙。因認被告甲○○涉有修正前刑法第345條之常業重利罪、第304條第1項強制罪、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第210條之偽造私文書罪嫌；被告丁○○涉有修正前刑法第345條之常業重利罪、第304條第1項之強制罪及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嫌。
二、公訴人認被告甲○○、丁○○涉犯前揭罪嫌，無非係以：告訴人丙○○於警詢、偵查中之證述、證人即告訴人之母陳呂秀鑾於偵查中之證詞、告訴人丙○○簽發予被告甲○○之15張支票，及其中8張支票中遭剪去之支票號碼、發票日、帳號欄之長條形紙條8紙、告訴人丙○○與被告甲○○之資金往來明細、被告甲○○向華南商業銀行清水分行申請開立之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明細表、被告甲○○向彰化商業銀行申請開立之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明細表、被告丁○○向華南商業銀行清水分行開立之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明細表，及扣案之本票1紙等為其論據。惟訊據被告甲○○固坦承有借款予丙○○並約定利息，但堅決否認有常業重利、強制、恐嚇、偽造文書犯行，辯稱：伊自89年起即陸續借款予丙○○，供其作為珠寶生意資金週轉或投資置產或轉借予他人賺取利息差額之用，期間長達數年之久，足見丙○○於借款時並無急迫、輕率或無經驗之情形；又借款之初，丙○○係告以其係代其他珠寶商調現，願以民間短期信用借貸行情每10萬元月息2,100元給息，並開立遠期支票作為清償，詎嗣後多數支票屆期，丙○○表示資金較緊希望展期，遂由伊自行將錢匯入丙○○之支票存款帳戶供被告自己持有之支票兌現，再由丙○○開立新票據作為清償，如此週而復始累計，雙方之金錢往來始逾億元，惟實際借貸本金僅約2千餘萬元，其後展期部分均未收取利息，且迄今本金亦未清償；況丙○○與伊間之借貸，均有丙○○於借款時所交付之票據以為憑證，伊並無以恐嚇暴力手段迫使丙○○再開立15張支票之必要，是丙○○指訴伊於94年4月間與被告丁○○，及其他4名男子至丙○○住處，恐嚇其簽發15張支票云云，顯不實在；又94年7月間，伊更未與被告丁○○或其他不詳姓名年籍男子至丙○○住處，對丙○○施以恐嚇。再者，丙○○與伊間之借貸，均有丙○○於借款時所交付之票據以為憑證，且伊所持有丙○○開立之支票甚多，根本無須再偽造該150萬元之本票1紙；實則該紙本票係丙○○委由其母陳呂秀鑾於94年10月17日交付伊，以換回當時到期未兌現之支票等語。另訊據被告丁○○亦堅決否認有上揭常業重利、強制、恐嚇等犯行，辯稱：伊並未與丙○○有金錢往來，亦未與被告甲○○共同借款予丙○○，伊並不知丙○○將錢匯入伊所有華南商業銀行清水分行之帳戶；又94年4月、7月間伊並未至丙○○家中對其施以恐嚇等語。
三、證據能力部分：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
本件被告甲○○之辯護人主張丙○○於警詢之陳述，無證據能力，經核其於警詢之陳述，係屬審判外之陳述，且無證據證明具有特別可信之情況，是告訴人丙○○於警詢之陳述，自無證據能力。
㈡被告甲○○之辯護人主張丙○○所自行製作之「重利情形一
覽表」（即起訴書證據清單編號4─丙○○與甲○○等資金往來明細）（見偵16903卷一第167至182頁），無證據能力。經核上開「重利情形一覽表」確係告訴人丙○○自行製作者，應認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書面陳述，依前揭規定，無證據能力。
㈢被告甲○○之辯護人主張上開支票15張，及僅有支票號碼、
發票日、帳號欄之長條形支票紙條8紙（即起訴書證據清單編號3），均無證據能力。惟查，上開15張支票及長條形支票紙條8紙之真正，為被告所不爭執，且上開15張支票復係被告甲○○所持有之票據，是上開票據究屬單純之文書證據，並非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書面陳述，應認有證據能力。
㈣其餘本判決以下所引用之供述及非供述證據，經原審依法踐
行調查證據程序，公訴人、告訴人、告訴代理人、被告、辯護人均不爭執各該證據之證據能力，且亦查無依法應排除其證據能力之情形，是後述所引用之證據，皆有證據能力。
四、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判例可資參照。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即應為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76年臺上字第4986號判例參照）。而告訴人之告訴，本以使被告受刑事追訴為目的，故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自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苟其所為攻擊之詞，尚有瑕疵，則在此瑕疵未予究明以前，即不能遽採為斷罪之基礎（最高法院69年臺上字第1531號判例意旨參照）。次按刑法第344條重利罪成立之要件為：⑴乘人急迫、輕率或無經驗，貸以金錢或其他物品，⑵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前者，係指明知他人出於急迫、輕率或無經驗，而利用機會故為貸與，後者，係指就原本利率、時期核算及參酌當地之經濟狀況，較之一般債務之利息，顯有特殊之超額者而言（最高法院27年上字第520號判例參照）。又按重利罪之成立，係以乘人急迫、輕率或無經驗貸以金錢或其他物品，而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為要件，故苟未乘人急迫、輕率或無經驗，縱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仍難令負重利罪責（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4382號判決參照）。另所謂急迫，係指緊急迫切需要金錢或其他物品運用而言，倘借用人非處於急迫情形，縱貸與人貸與高利，亦難以重利罪相繩（最高法院83年度台上字第3419號判決參照）。
五、經查：㈠按刑法第344條之重利罪，必須乘他人出於急迫、輕率或無
經驗，貸以金錢，而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為構成要件（司法院院解字第3029號解釋參照）。本件被告甲○○借款予丙○○既自89年起至94年5、6月止，此為丙○○所自承（見原審卷第63頁正反面），其借款期間持續長達5年之久，則被告甲○○是否係趁丙○○出於急迫、輕率或無經驗，而貸以金錢，已非無疑。參以丙○○另自承：因被告甲○○與伊媽媽認識，伊認為被告甲○○滿有錢的，故向被告借錢；伊會長時間向被告甲○○借款，係因伊怕跳票影響信用，且生意上亦有需要，又怕婆家知道（見原審卷第65、94頁反面），足見丙○○係因與被告甲○○認識之故，且認被告甲○○有錢，始向被告甲○○借款，作為生意週轉等之用。稽此，殊難認被告甲○○有何趁丙○○急迫、輕率或無經驗而貸予金錢之情事。此外公訴人復未舉證證明被告甲○○有何趁丙○○急迫、輕率或無經驗而貸予金錢，及以犯重利罪為常業之情事。是被告甲○○所為，顯與刑法第344條重利罪及修正前刑法第345條常業重利罪之構成要件不符。
㈡參以告訴人丙○○與被告甲○○間就借貸之本金及約定之利
息，暨甲○○已收取之利息各為若干，雙方各執一詞，爭執甚烈，告訴人丙○○主張借貸本金僅為250萬元，自92年起，約定借款10萬元每10天利息1萬元（見偵16903卷一第34、35頁），又其於本院則證稱：「（你主張本金多少？利息多少？）90年間開始一直到91年累積借款約250萬元。90年到91年間的利息是每10萬元每月利息3千元。到了92年時我還清了250萬元，但甲○○不還給我抵押給她的另張250萬元的支票。我告訴她我沒有錢可以讓她兌領，所以我再開出總額250萬元數十張的支票，以換回那另張250萬元的抵押支票，後來該些數十張總額250萬元的支票屆期我沒有錢可以讓甲○○兌領的時候，我就再向甲○○借錢存入帳戶讓支票兌現，所以一直累積。實際上的總金額我還要回去計算做個總累積。我現在在甲○○手上的支票應該還有1千多萬元。」等語（見本院99年4月6日審判筆錄第9頁）；而被告甲○○卻係主張借貸本金約2千萬元，利息為每10萬元每月利息2,100元（見偵字第16903號偵查卷一第12頁）。由告訴人丙○○上開證詞內容觀之，關於告訴人於何時開始向被告借款？借款的約定利息為何等重要情節，所言迥然有別，亦與被告所述不一致，則被告是否有收取與原本顯不相當重利，難謂無疑。是徵諸人之供述為可變性證據，本具有觀察不正確、記憶錯誤、描述不精確及故意為虛偽陳述之不確定性，此所以法制上對證人之證言須以直接審理及交互詰問方式探求其真實及正確性之原因；雖證人之記憶亦存有因觀察力、注意力及記憶力不同而不完整及遺忘之缺陷，並易隨時間之經過而模糊淡忘，倘主要陳述一致，固非不得採為裁判之基礎，然如不一致部分之陳述已足以影響犯罪事實之認定，該不一致之陳述，在無其他證據（尤其是不可變性之證據）之補強下，自不得遽採為認定犯罪之證據。本案互核告訴人丙○○先後證言，顯然不一致，其證述內容之真實性容有疑慮，且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認被告確有公訴人所指之收取與原本顯不相當重利之犯行，本院自難僅憑證人丙○○互相齟齬之證詞，遽為對被告不利之認定。
㈢此外參互比對丙○○所有之第一商業銀行清水分行支票存款
明細分類帳（見偵字第16903號偵查卷一第61至166頁；同偵查卷三第10至32頁），及被告甲○○提出之匯款單（見同偵查卷二第3至207頁）、被告甲○○所有彰化銀行清水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資料查詢明細表、華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存款往來明細表（附在警聲搜卷內），僅可證明該2人間確有頻繁之資金往來，然尚無從據此勾稽推知丙○○借貸之本金為若干，及是否已清償完畢，暨被告甲○○已收取之利息為若干等情。是以上開銀行之往來明細，尚不足作為認定被告甲○○有收取與原本顯不相當重利之證明。至於丙○○所自行製作之「重利情形一覽表」及其他自行整理製作之資料，均無證據能力，已如前述，自無從資為被告甲○○不利認定之依據，併此敘明。又審諸丙○○於原審坦認：伊開票給甲○○後，因無法清償票款，所以再跟甲○○借款去清償上開票款，伊與甲○○間之借貸關係均是如此循環的借貸，即以債養債方式清償等語（見原審卷第93、67頁）。則丙○○所有開立用以清償本息之支票到期時，既均因其無力清償，遂又向被告甲○○借貸，以供前開支票兌現，告訴人丙○○並再開立支票予被告，如此循環借貸之結果，實質上已難認定甲○○有取得利息之情形，更遑論甲○○有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
㈣至於告訴人丙○○開立予被告甲○○之15張支票（見刑案偵
查卷宗第310至326頁），其中雖有8張支票之支票號碼、發票日及帳號欄遭剪去，該遭剪取之長條形支票紙條8紙並在丙○○之保管之中（上開長條形支票紙條8紙原本─見偵字第16903號偵查卷一第184頁），告訴人丙○○遂主張上開8張支票係伊託母親拿現金還給被告甲○○，甲○○始將上開8張支票之前述欄位剪取交給伊母親云云（見原審卷第67頁）。惟倘如告訴人丙○○所言，伊有清償上開8張支票之票面金額予被告甲○○，則利用票據交換所兌現，乃最便利安全之方法，縱如告訴人丙○○所稱，其有時會不足票面金額
2、3十萬元（見原審卷第94頁），則依照先前慣例，伊再向被告甲○○借款2、3十萬元供支票兌現即可，何須大費周章將鉅額款項以報紙包著，再由其母親陳呂秀鑾將該鉅款放在腳踏車前方菜籃內，親自送給被告甲○○（見原審卷第94頁），是丙○○上開所言及其母陳呂秀鑾附和其詞之證述，似悖於常情，是否屬實，容非無疑。被告甲○○辯稱：丙○○之母陳呂秀鑾為換回丙○○所開立到期尚未兌現之支票，乃於94年10月17日持系爭150萬元本票1紙予被告，而換回上開8張支票等語（見偵續字偵查卷第53、54頁；原審卷第24至26頁），較近乎常情，尚非全然不可採信。從而本件亦無適切之積極證據足認被告甲○○有收取與原本顯不相當利息之情事，至堪認定。
㈤再者，丙○○固曾於94年6月21日匯款51萬元至被告丁○○
所有之華南商業銀行清水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內（見刑案偵查卷宗第118頁）。惟查，上開帳戶之存摺、印章均放在被告甲○○處，業據被告丁○○供明在卷（見原審卷第42頁），且上開存摺亦係警方在被告甲○○住處搜索而獲者，此有扣押物品目錄表在卷可稽（見刑案偵查卷宗第34頁），足見上開存摺、印章原即在甲○○保管使用之中，是甲○○以之作為供丙○○匯入款項之帳戶，要與常情無違。況丙○○更自承：伊因借貸關係認識被告甲○○，並不認識丁○○（見原審卷第63頁），足見丙○○實未向被告丁○○借款至明；此外復無證據足資證明被告丁○○係與被告甲○○共同借款予丙○○，並共同收取重利，自難遽認被告丁○○有共同參與常業重利犯行。
㈥又公訴人指稱94年4月間，被告甲○○與丁○○夥同姓名年
籍不詳之4名成年男子，前往丙○○住處，對丙○○恫嚇稱：「要讓你死的很難看，讓你吃子彈，若不簽發支票還款，就要派人將你押走」，致丙○○心生畏懼，遂依指示簽發15張支票予被告甲○○；及於94年7月間，被告甲○○、丁○○再夥同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年人數名，至丙○○上開住處，對其恐嚇稱：「若不還款，將放火燒你全家」云云。惟按現行刑事訴訟法並無禁止被害人於公訴程序為證人之規定，自應認被害人在公訴程序中具有證人適格（即證人能力），然被害人與一般證人不同，其與被告處於絕對相反之立場，其陳述之目的，在使被告受刑事訴追處罰，內容未必完全真實，證明力自較一般證人之陳述薄弱。故被害人縱立於證人地位而為指證及陳述，且其指證、陳述無瑕疵可指，仍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依據，應調查其他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亦即仍須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指證、陳述之真實性，始得採為斷罪之依據（最高法院94年臺上字第3326號判決參照）。本案關於94年4月之恐嚇、強制犯行部分，公訴人係以丙○○及其母陳呂秀鑾之證詞為唯一證據，94年7月之恐嚇犯行，公訴人更僅以丙○○之證詞為唯一證據，然衡諸丙○○與其母陳呂秀鑾本因此案與被告甲○○、丁○○交惡甚深，且渠等證詞本以使被告等受刑事處分為目的，是在查無其他補強證據足以佐證被告等有上開恐嚇、強制行為之情況下，自難僅以丙○○及其母陳呂秀鑾之證詞，即認被告等有前開恐嚇、強制犯行。
㈦關於偽造私文書部分，被告甲○○固承認持有扣案之本票1
紙（見偵續卷第46頁），於本院審理辯稱：「丙○○支票上的印章是另外一顆，本票上的印章不是支票上的那顆。那是本來就寫好、蓋好章放在丙○○媽媽外套的皮包口袋裡面，本票就是從口袋那裡拿出來跟我換票的。」等語（見本院99年4月6日審判筆錄第10頁）。被告甲○○與告訴人丙○○間確有長期且頻繁之資金往來，是否有被告前揭所辯之情狀，或係告訴人將另外一顆印章交予被告保管，衡情均不無可能，綜觀全案卷證據資料，並無證據足以證明該張本票係被告甲○○偽造者。且況衡以被告甲○○所持有丙○○簽發之支票已有數千萬元（見刑案偵查卷宗第310至320頁），實無再偽造金額僅150萬元之本票1紙以供行使之必要。足見本件在無積極證據足以證明之情形下，自不能僅因被告甲○○持有上開本票，即認該本票係被告甲○○偽造者。
七、綜上所述，告訴人丙○○既自89年起即陸續向被告甲○○借款，期間長達5年之久（起訴事實誤認自92年初至94年底），且丙○○係因與被告甲○○認識，認為甲○○有錢，始向伊借款供作珠寶生意周轉等之用，足見被告甲○○並無明知丙○○急迫而故為貸與之情事，此外公訴人復無法舉證證明被告甲○○有何趁丙○○急迫、輕率或無經驗，而貸予款項，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重利之情形。至公訴人所提出之證人丙○○、陳呂秀鑾之證言，及15張支票原本、載有支票號碼、發票日、帳號欄之長條形支票紙條8紙，暨被告甲○○、丁○○之帳戶往來明細，則均不足以作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此外，本院復查無任何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有何公訴人所指之常業重利、恐嚇危害安全、強制、偽造文書犯行，本件既不能證明被告等犯罪，自無從說服本院形成被告等有罪之心證，依前揭判例意旨，原審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核無不當。檢察官上訴意旨以：⑴本件告訴人向被告甲○○借貸金額之期間長達5年之久，縱告訴人並無輕率或無經驗之情狀，亦非謂告訴人於每次借貸時亦無急迫之情狀，況告訴人亦明確指訴所借貸之款項，除用以支付公公胡文之醫療費用外，均是用以週轉珠寶生意所需之資金，既為籌措醫療費及週轉生意所用，自應屬有急迫之情狀無訛。被告甲○○自告訴人處所取得之支票，確已包含應向告訴人收取之約定利息在內，且被告甲○○所持有由告訴人簽發之支票票面金額，亦有逐年增加之情況，則被告甲○○所辯非旦對利息約定之方式及標準前後供述矛盾，且本件借款展期之情況長達數年，縱借款之金額未再增加，亦屬原借貸金額之續借，而被告甲○○對短期之借款均已有約定利息之情，豈有對長期循環借款之金額未收取分文之利息，即與常情有違。⑵關於94年4月之恐嚇、強制犯行部分，前揭華銀清水分行帳戶，平日既然係由被告丁○○在使用，何以竟不知悉帳戶內有鉅額款項之匯入（告訴人於94年6月21日匯款51萬元），況被告甲○○於審理時已供稱：告訴人迄今尚未償還本金，且伊亦未收取支票展期之利息云云。則前揭由告訴人匯入被告丁○○之華銀清水分行帳戶之款項究為何種用途即非無疑。且被告甲○○、丁○○之關係匪淺，被告丁○○亦自承2人就像姐弟，而其賴以維生之工作亦為甲○○所介紹，故被告丁○○於偵查中及審理時之供述亦無法排除可能迴護被告甲○○之情，而原審僅偏論及告訴人與證人陳呂秀鑾之母女關係而排除其2人證述內容之可信性，自有未洽。⑶告訴人所主張遭被告甲○○偽造之空白本票，未加以積極調查其上所書寫票面金額及蓋用之印文（僅命被告甲○○及告訴人當庭書寫相同票面金額之字句，而未將足供比對之字跡送交刑事鑑識機關鑑定），是否確為被告甲○○所偽造，而僅以綜觀全案卷證據資料，並無證據足以證明該張本票係被告甲○○偽造者。況衡以被告甲○○所持有丙○○簽發之支票已有數千萬元（見刑案偵查卷宗第310至320頁），實無再偽造金額僅150萬元之本票1紙以供行使之必要，似亦有速斷之嫌等語，指摘原審判決不當。惟查：⑴被告甲○○與告訴人間自89年起之5年間，借款本金若干，又利息若干，其等各執一詞，甚且前後金額出入頗大而不一致，亦未見檢察官出具有證據能力之資料供查予以釐清；又借貸5年間筆數非一筆而已，如何能泛稱被告甲○○係乘告訴人「急迫、輕率或無經驗」之情形下而貸以金錢，亦缺乏積極確切證據證明之。⑵按犯罪事實依法應依證據認認定，不得僅以被告之反證不成立，持為認定犯罪之論據（最高法院21年上字第474號判例參照)。關於強制部分，同案被告丁○○之供詞固有瑕疵，然此部分除告訴人母女之指陳外，別無其他補強證據可供證明，自應為有利於被告等之認定。⑶150萬元無效本票部分，檢察官未能提供自89年至94年間，被告等日常生活之筆跡，作為供比對字跡送交刑事鑑識機關鑑定，無從為此部調查；且一般票據之開具，亦有發票人授權持票人或第三者填載票據記載事項之情形，本件依上開說明，被告甲○○辯述情節亦有可能，是不能以進行上開筆跡鑑定即得為不利被告等之認定。綜上，檢察官之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99 年 4 月 20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林 榮 龍
法 官 李 秋 娟法 官 江 錫 麟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常業重利罪及偽造私文書部分，檢察官得上訴。
其他不得上訴。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十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鄧 智 惠中 華 民 國 99 年 4 月 21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