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01年度上訴字第1268號上 訴 人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上 訴 人即 被 告 廖昭宜選任辯護人 林益輝律師上 訴 人即 被 告 陳啟吉選任辯護人 林萬生律師上 訴 人即 被 告 許天送選任辯護人 張國楨律師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等偽證等案件，不服臺灣南投地方法院100年度訴字第79號，中華民國101年5月24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檢察署100年度偵字第3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關於陳啟吉、廖昭宜、許天送變造私文書部分，均撤銷。
陳啟吉共同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他人，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銀元參佰元即新臺幣玖佰元折算壹日；減為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銀元參佰元即新臺幣玖佰元折算壹日。
廖昭宜共同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他人，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銀元參佰元即新臺幣玖佰元折算壹日；減為有期徒刑壹月又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銀元參佰元即新臺幣玖佰元折算壹日。
許天送共同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他人，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銀元參佰元即新臺幣玖佰元折算壹日；減為有期徒刑壹月又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銀元參佰元即新臺幣玖佰元折算壹日。
其他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有罪部分：
一、犯罪事實：陳啟吉與劉正雄為解決彼此間之債務糾紛，於民國91年3 月30日由許天送出面在其所開設位於南投縣南投市○○路 ○○○號之「三玄宮」，為陳啟吉、劉正雄居中協調上開債務糾紛，嗣後雙方達成共識，在許天送之見證下，由陳啟吉將位於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南投林區埔里事業區第40林班租地中45公頃之林班地承租權，讓與劉正雄以抵償其積欠劉正雄之債務，並由陳啟吉之秘書廖昭宜當場書寫協議書一紙交由陳啟吉、劉正雄、許天送簽名後影印，協議書原本由陳啟吉保管，影本則交予劉正雄。俟於近半年後之91年12月間，陳啟吉、廖昭宜、許天送竟基於變造私文書之犯意聯絡，在陳啟吉位於南投縣南投市○○路上之服務處，先由陳啟吉命廖昭宜在上揭協議書原本後方之空白處，書寫「此協議書中每公頃以貳拾萬元正的價格做抵償所欠債務的底價標準無誤。」之文字，廖昭宜並在上開另行加註文字下方立見證人處簽名蓋章；嗣陳啟吉再將上揭協議書原本攜至「三玄宮」，由許天送亦在上揭廖昭宜加註文字下方立見證人處簽名，使人以為上揭協議書訂立時，原本即有廖昭宜所加註「此協議書中每公頃以貳拾萬元正的價格做抵償所欠債務的底價標準無誤。」之文字存於協議書上，而變造陳啟吉與劉正雄所簽立協議書之私文書內容，足以生損害於劉正雄。嗣因陳啟吉對劉正雄提出涉嫌詐欺之告訴，劉正雄始於該被訴詐欺乙案中知悉上揭協議書原本竟遭陳啟吉等人竄改，並經承辦檢察官自動舉發分案偵查，始悉上情。
二、證據能力之說明：本件下列引用之證人證言（含共同被告間之供述）及書證，業經本院審理時予以提示並告以要旨，且各經檢察官、被告陳啟吉、廖昭宜、許天送及其辯護人表示意見，均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就其證據能力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等言詞及書面證據作成時之情況均無何不當，均有證據能力。
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證據、理由及對於被告辯解的判斷：訊據被告陳啟吉、廖昭宜、許天送三人均坦承陳啟吉有於上揭時、地命廖昭宜於上揭協議書原本後方空白處另行加註「此協議書中每公頃以貳拾萬元正的價格做抵償所欠債務的底價標準無誤。」之文字，及陳啟吉事後將上揭協議書原本帶至許天送處，由許天送在加註文字下方立見證人處簽名等情，然被告三人均矢口否認有何變造私文書之犯行，皆辯稱：於前揭時、地協議時，陳啟吉確實是以每公頃林班地承租權新臺幣（下同）20萬元之價格抵償所欠劉正雄債務等語，而被告陳啟吉、廖昭宜、許天送之辯護人則分別為各該被告辯護稱：上揭加註之文字係廖昭宜、許天送以自身名義做成之獨立文書，與陳啟吉、劉正雄原本之協議書分屬不同文書，對協議書原有文字內容不生影響，劉正雄亦不因此受加註文字內容之拘束而受有何損害，故陳啟吉、廖昭宜、許天送並非變造他人之文書云云，惟查：
㈠被告陳啟吉命被告廖昭宜於上揭時、地在上開協議書原本後
方之空白處另行加註文字，並由被告廖昭宜在加註文字下方立見證人處簽名，嗣該協議書原本由被告陳啟吉攜至三玄宮讓被告許天送另在加註文字下方立見證人處簽名等情，業據被告陳啟吉、廖昭宜、許天送於偵查、審理中坦承不諱（見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檢察署99年度他字第580號卷，以下簡稱A卷，第10至11頁、同地檢署100年度偵字第33號卷，以下簡稱B卷，第25至27頁、原審卷二第115、117頁），並有證人即被害人劉正雄所提出尚未加註文字之原協議書影本及經被告廖昭宜加註「此協議書中每公頃以貳拾萬元正的價格做抵償所欠債務的底價標準無誤。」等文字之協議書影本各一紙在卷可稽（見原審卷一第181頁、A卷第34頁），堪認屬實。
又被告廖昭宜就其於上揭協議書原本加註文字之時間，於99年7月28日另案偵訊時即證稱：「距離91年3月30日大約3、5個月以上，應該有半年以上，因為時間相隔很久，那時我人在大陸，陳啟吉一直打電話給我，叫我回來寫的」等語（見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檢察署99年度偵續字第35號影印卷，以下簡稱C卷，第73頁），更於原審明確供稱：「是在91年12月間寫的，是在陳啟吉的服務處南投縣南投市○○路（詳細地址不記得）寫的」等語（見原審卷第115頁），而被告陳啟吉、許天送對被告廖昭宜上開所述均不爭執，是上揭協議書原本加註文字之時間應係在91年12月間乙情應堪認定，檢察官上訴意旨徒以臆測之方式推論上開協議書原本加註文字時間之認定有違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容有誤會。
㈡被告廖昭宜迭於偵、審中供稱：上揭協議書原本上之加註文
字係伊書寫等語，而91年3月30日被告陳啟吉與被害人劉正雄訂立之協議書原本內容係被告廖昭宜所書寫，且被告廖昭宜日後所加註文字係緊接於該紙原協議書內容之末尾空白處書寫，既未註明加註文字之日期，被告陳啟吉、廖昭宜、許天送三人於添註上揭文字前後，亦均未告知劉正雄有加註文字於該紙協議書原本上等情，業據被告廖昭宜、許天送於審理時自承在卷（見原審卷二第115、116、118頁），核與證人劉正雄於原審之證述相符（見原審卷一第169至170頁），並有上揭經加註文字之協議書影本足資證明，被告陳啟吉空言事後有告知劉正雄加註內容云云，尚不足採；則自被告陳啟吉指定被告廖昭宜書寫加註文字，且加註文字緊接於原協議書最末行書寫，內容為「此協議書中每公頃以貳拾萬元正的價格做抵償所欠債務的底價標準無誤。」，並要求原協議之見證人被告許天送於加註文字下方立見證人處簽名等情觀之，足認被告陳啟吉係刻意使加註文字之筆跡與協議書原本內容之筆跡具一致性，避免他人對協議書粗略觀察，即可發現加註文字與協議書原有文字係不同人書寫，使加註文字內容之真實性遭質疑，方於雙方簽立協議書之後約隔半年，再指定當初書寫協議書原本之被告廖昭宜在同紙協議書原本末尾處另行添註區區兩行加註文字；再者，上揭加註文字係緊接於該紙原協議書末尾書寫，與原協議書內容均書寫在同一張紙面上，加註文字與原協議書內容緊密連接，被告廖昭宜加註前述文字時，亦全未書明加註之日期，自已足使人認為加註文字與協議書係同時做成，而為原協議書內容之一部，進而認定加註之上揭文字與原協議書整體係同一文書；且被告廖昭宜書寫加註文字之後，被告陳啟吉又將協議書原本攜至被告許天送處，使被告許天送簽名於加註文字下方之立見證人處，而被告許天送原本即為該協議書之見證人，此有該協議書影本可據（見原審卷一第181頁），今又使之成為加註文字之見證人，故意使原協議書內容與加註文字之見證人具同一性；故觀諸該協議書原本經被告即原協議書之撰寫人廖昭宜加註文字於同協議書之後，勢因協議書原有文字、加註文字兩者之字跡相同、緊密接連於同一紙面、有共同之見證人許天送、加註文字未標示加註日期等客觀情狀，應係有意使人認定原協議內容與加註文字係同一文書；另觀加註文字之內容僅書寫「此協議書中每公頃以貳拾萬元正的價格做抵償所欠債務的底價標準無誤。」，若單獨觀察並無任何意義，一般人無從知悉加註文字中，所述協議書係指何人間訂立之契約書面、每公頃所指何物、債務之債權人為何人等資訊，惟若將加註文字與協議書原有文字綜合觀察，即知加註文字係為補充原協議書中「……同意將在陳俊仁名下埔里林區林班承租地過戶肆拾伍公頃土地給劉正雄抵償所欠債務……」所未具體載明抵償之債務金額，簽訂協議書之人為被告陳啟吉及被害人劉正雄，被告陳啟吉過戶陳俊仁名下埔里林區林班承租地45公頃，以抵償被告陳啟吉積欠劉正雄之債務；故需將協議書原有內容與被告廖昭宜加註文字合併觀察，方能理解加註文字意義為何。綜上，無論由上開協議書、加註文字形式上所呈現之外觀，抑或實質內容觀之，均足認被告三人之目的在於使人認定原協議書與加註文字為同一文書之內容，尚難因兩者分為前後書寫，及兩者筆跡字體粗細不同而由不同枝筆所書寫，即逕認係相異之兩份文書，而無視於被告三人增添原協議書內容之主觀意圖及目的。
㈢再觀被告廖昭宜於偵訊時證述：伊原本在大陸，是陳啟吉打
電話請伊從大陸回臺灣補寫上述之加註文字等語（見C卷第73頁、B卷第27頁）。然為書寫區區兩行前揭加註文字，被告陳啟吉竟打電話要求被告廖昭宜專程自大陸返臺親手書寫，其行為動機為何，實啟人疑竇，若依被告三人所辯上揭協議書原有內容與加註文字係兩份不同文書云云，則該兩行加註文字，被告陳啟吉儘可自行書寫，何庸耗時費日等待當初書寫協議書原本之人即被告廖昭宜耗費機票錢，千里迢迢自大陸返回親手書寫，顯見其等此舉無非為求加註文字之筆跡與原協議書之筆跡相同。況且，該加註文字若係獨立文書，則被告許天送於被告廖昭宜書寫加註文字時，並未在場見證文書製作過程或文書原因行為之成立經過，被告陳啟吉為何又特地將協議書原本攜至被告許天送處，使其在加註文字下方立見證人處簽名，其意亦在於刻意使原協議書之見證人許天送同時成為加註文字之見證人，被告三人在種種環節上，均有意使加註文字客觀上相同於原協議書，目的無非係為使人認加註文字與協議書原有內容係同一文書，已如前述，是由被告陳啟吉命被告廖昭宜自大陸返臺加註文字、請被告許天送見證其未曾親眼目睹製作過程之加註文書內容等異常行為，益證被告三人審理時所辯協議書原有內容與加註文字係不同文書云云，僅係事後卸責之飾詞，不足為採。
㈣按變造之文書，倘其變造之結果於公眾或他人有發生損害之
虞，即足構成變造文書罪，不以果受實害為必要，至能否依該變造文書內容主張權利，係屬得否行使範疇，不因變造文書後，不得持以主張該文書內容之權利，而解免其變造文書罪責。被告三人自91年12月間於上開協議書原本加註上揭文字、簽名後，遲至98年12月8日被告陳啟吉對劉正雄提起詐欺告訴時止，被告三人均未告知被害人劉正雄，其等曾在協議書原本上加註文字，已如上述，然被害人劉正雄既為簽訂該協議書之當事人，被告三人未告知其等加註具可能影響協議書原有內容效力之文字於協議書原本上，即悖常情，尤有甚者，被告陳啟吉係命被告廖昭宜在協議書原本加註文字，而原本係保存用以證明當事人最初約定內容，供當事人日後就該協議內容有所爭執時，作為證據使用之物，被告陳啟吉當無不知之理，然其竟不另謀求方法，再與劉正雄合意另行補充原協議書漏未記載之內容，而以逕命被告廖昭宜加註文字後，又使被告廖昭宜、許天送在加註文字下方立見證人處簽名之方式變造原協議書未記載之內容，此實與民事契約訂立之通常程序大相逕庭，考其緣由，當係為避免劉正雄知悉其等竄改協議書原本內容，擅自表明抵償債務金額之故。而被告三人固均辯稱上開「三玄宮」協調後，陳啟吉與劉正雄確實有達成以每公頃林班地承租權20萬元之數額，抵償陳啟吉所積欠劉正雄債務之協議等語，而本院亦認雙方協調後，確實係以每公頃林班地承租權20萬元之數額抵償債務（理由詳見後述），然揆諸前開說明，僅變造私文書之結果有發生損害於他人之虞，即構成變造私文書罪，不以生有實害或得持該變造後私文書行使權利為其要件；故本案被告陳啟吉與被害人劉正雄縱係以前述每公頃林班地承租權20萬元之數額抵償債務而達成共識訂立上開協議書，然劉正雄於協議當時是否意欲該抵償債務之計算標準明確記載於書面，顯有不明，而證人劉正雄事後於原審審理時則明確證述：若簽立協議書時，即有廖昭宜事後加註之文字列載其上，伊不會簽協議書等語（見原審卷一第179頁），足見被害人劉正雄無意將林班地承租權與債務抵償之計算標準列載於原協議書上，僅容協議書上籠統載示以45公頃之林班地承租權抵償全部債務；故被告陳啟吉命被告廖昭宜於上揭協議書原本後方之空白處加註文字，且在被害人劉正雄不在場，又事先、事後均不知情之情形下，使被告廖昭宜、許天送在加註文字下，立見證人處簽名之行為，已影響及侵害劉正雄即簽立協議書之一造是否同意簽訂該協議書之意思，亦即有生損害於劉正雄，當係構成變造私文書犯行甚明，而被告廖昭宜、許天送未告知被害人劉正雄上開加註文字之情即擅自簽名見證，顯見被告廖昭宜、許天送與被告陳啟吉間有變造私文書之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被告三人所辯劉正雄不受上開加註文字內容之拘束而未受有損害云云，亦非可採。
㈤綜上所述，除被告陳啟吉確實有與劉正雄達成以每公頃林班
地承租權20萬元之數額抵償債務之協議外，被告三人其餘所辯，應均係卸責之飾詞，不足採信。本案此部分事證明確，被告三人變造私文書犯行，均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四、撤銷改判的理由：㈠撤銷原判決的理由：
原審認被告三人上開犯行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①被告行為後，94年2月2日修正公布之刑法條文已自95年7月1日起施行，其中與上開犯行有關之刑法第2條、第28條、第41條第1項均已修正，原審未予比較適用，逕予適用新法論罪科刑，已有未恰；②被告三人上開犯罪時間在96年4月24日之前，且無中華民國九十六年罪犯減刑條例第3條第1項各款所列舉不予減刑之情形，已合於同條例所定之減刑要件，原審未適用該條例予以減刑，亦有未合；③被告陳啟吉、廖昭宜二人均有不宜或不應宣告緩刑之原因，原審對其二人所科處之刑宣告緩刑，容有不當；是原判決既有上開不當，檢察官及被告等就此部分之上訴即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將此部分之原判決撤銷改判。
㈡自為判決的論罪科刑理由：
⑴被告行為後，94年2月2日修正公布之刑法條文已自95年7月1
日起施行，其中與上開犯行有關之刑法第2條、第28條、第41條第1項均已修正，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修正後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條規定係規範行為後法律變更所生新舊法律比較適用之準據法，本身尚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於新法施行後，應一律適用新法第2條第1項之規定，為「從舊從輕」之比較。再按本次法律變更，比較時應就罪刑有關之共犯、未遂犯、想像競合犯、牽連犯、連續犯、結合犯，以及累犯加重、自首減輕暨其他法定加減原因（如身分加減）與加減例等一切情形，綜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最高法院95年5月23日95年度第8次刑庭會議決議參照）。茲就本件新舊法比較結果說明如下：①修正前刑法第41條第1項前段規定：「犯最重本刑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之罪，而受6個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因身體、教育、職業、家庭之關係或其他正當事由，執行顯有困難者，得以1元以上3元以下折算1日，易科罰金」，再被告行為時之易科罰金折算標準，修正前罰金罰鍰提高標準條例第2條（現已刪除）規定，就其原定數額提高為1百倍折算1日。則本件被告行為時之易科罰金折算標準，如以銀元3百元折算1日，經折算為新臺幣後，應以新臺幣9百元折算為1日。惟修正後刑法第41條第1項前段則規定：「犯最重本刑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之罪，而受6個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者，得以新臺幣1千元、2千元或3千元折算1日，易科罰金」，被告三人所犯係得易科罰金之罪，經比較修正前後之易科罰金折算標準，以修正前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②本次修正將刑法第28條原規定「二人以上共同『實施』犯罪之行為者，皆為正犯」，修正為「二人以上共同『實行』犯罪之行為者，皆為共同正犯」，乃因原「實施」之概念，包含陰謀、預備、著手及實行等階段，故修正為僅共同實行犯罪行為者，始成立共同正犯。是新法共同正犯之範圍顯然縮小，而排除「陰謀共同正犯」、「預備共同正犯」之適用，上開修正顯非單純文字修正，亦非實務見解之明文化，應有修正後刑法第2條第1項「從舊從輕」原則之適用。且本件被告既屬實行階段之正犯，無論依修正前後之規定，皆成立共同正犯，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應依修正前第28條規定論以共同正犯。經綜合比較修法前、後之差異，仍以修正前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應一體適用修正前刑法之相關規定予以處斷。至於易刑處分部分，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並不包括在上開最高法院刑事庭會議決議之「綜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之範圍，應逕依刑法第2條第1項之規定，就易科罰金折算標準部分適用修正前刑法第41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附此敘明。⑵核被告陳啟吉、廖昭宜、許天送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10條
之變造私文書罪。被告陳啟吉、廖昭宜、許天送三人間，就上開犯行，互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⑶爰審酌被告陳啟吉尚無有罪前科紀錄之素行、被告廖昭宜與
許天送則均未曾有偽造文書之前科紀錄，有被告三人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憑，被告陳啟吉曾擔任省議員、國大代表，被告廖昭宜為被告陳啟吉之秘書，被告許天送曾擔任南投市民代表會主席，均非毫無智識之人，竟未能審慎處理與被害人劉正雄協調債務和解後書面紀錄之製作事宜，而以擅自變造私文書之方式，使被害人不欲使他人知悉之抵償債務金額，呈現於書面證據上，而生損害於被害人，另參酌被告陳啟吉於本案犯行居於主導地位參予程度較高，及被告三人均否認犯行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第二、三、四項所示之刑，並依修正前刑法第41條第1項前段規定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又被告三人上開犯罪時間在96年4月24日之前，且無中華民國九十六年罪犯減刑條例第3條第1項各款所列舉不予減刑之情形，已合於同條例所定之減刑要件，併依同條例第2條第1項第3款、第7條規定，減其宣告刑期2分之1，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至被告三人始終否認犯罪，復未向被害人道歉尋求諒解，而被告陳啟吉於本案犯行居於主導地位，嗣後又據以對被害人提出詐欺告訴，致被害人徒增訟累之困擾；被告廖昭宜前於100年間因違反稅捐稽徵法等犯行，經臺灣南投地方法院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10月確定，於100年9月20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而被告許天送前於97年間因收受贓物犯行，經臺灣南投地方法院判處有期徒刑4月，減為有期徒刑2月確定，於98年8月11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故被告三人均有不宜或不應宣告緩刑之原因，尚難對其等宣告刑為緩刑之諭知，附此敘明。
貳、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略以：⑴被告廖昭宜於99年7月28日在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99年度偵續字第35號詐欺案件時為證人，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供前具結，詎廖昭宜竟虛偽陳述：「當時在三玄宮書寫系爭協議書時，協議雙方都有講好以每公頃20萬元之價格讓渡」等語。⑵被告許天送於99年10月26日在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調查99年度他字第580號偽造文書案件時為證人，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供前具結，詎許天送竟為虛偽陳述：「我只記得那時雙方有談好是1甲20萬元。因為陳啟吉說那是每甲20萬元，要寫上去以後才不會有爭議」等語。⑶被告陳啟吉意圖使劉正雄受刑事處分，使用上開變造之證據，於99年12月9日據以向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檢察署對劉正雄提出涉犯詐欺之告訴（業經該署檢察官以99年度偵續字第35號為不起訴處分確定），誣指劉正雄詐騙其900萬元之支票債權，因認被告陳啟吉涉犯刑法第169條第1項誣告罪嫌，被告廖昭宜、許天送均涉犯同法第168條之偽證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復為同法第301條第1項所明定。次按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又認定不利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且91年2月8日修正公布之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40年台上字第86號、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分別著有判例。
三、公訴人認被告廖昭宜涉犯偽證罪嫌，無非係以被告廖昭宜於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檢察署99年度偵續字第35號劉正雄詐欺案件偵訊時之證述及證人結文、證人劉正雄之證述等為其論據。被告廖昭宜固坦承有於上揭公訴意旨所載時、地，供前具結而供述：「當時在三玄宮書寫系爭協議書時，協議雙方都有講好以每公頃20萬元之價格讓渡」之事實，然堅詞否認有何偽證之犯行，辯稱：伊證述的都是事實等語。經查：
㈠陳啟吉於98年12月8日具狀向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檢察署提出
劉正雄涉嫌詐欺之告訴，並提出由被告廖昭宜加註文字之協議書影本為證，經同署檢察官送分98年度他字第850號案件偵查之，嗣檢察官將該案件簽結，改分99年度偵字第82號案件偵查，劉正雄於該案件以被告身分接受訊問時，即強調91年3月30日與陳啟吉在三玄宮簽訂協議書時，原無被告廖昭宜所加註之文字，劉正雄之選任辯護人亦具狀為劉正雄辯稱陳啟吉所提出有加註文字之協議書影本係經變造之協議書，偵查後檢察官對劉正雄涉犯詐欺罪之行為為不起訴處分，嗣該案件告訴人陳啟吉對上揭不起訴處分再議，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檢察署檢察長於99年5月13日以99年度上聲議字第910號命令發回續查，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檢察署即分99年度偵續字第35號案件再行偵查，被告廖昭宜於99年7月28日就該案件偵查中以證人身分應訊時，檢察官於被告廖昭宜作證前訊問與該案被告劉正雄是否有親戚或其他法律上關係，被告廖昭宜答沒有後，檢察官即諭知具結之義務及偽證之處罰等情，業經本院核閱上開卷宗屬實。而該詐欺案件中待證事實為劉正雄於三玄宮與陳啟吉就債權債務數額協調時，是否僅有660萬元之債權，卻向陳啟吉詐稱其有900萬元之債權，被告廖昭宜可資證明之事項亦僅為其在協調時，是否有聽聞劉正雄主張超過900萬元之債權，而陳啟吉與劉正雄最後決定以900萬元解決雙方之債權債務，抵償方式為陳啟吉以每公頃林班地承租權20萬元計價，而讓與45公頃林班地承租權予劉正雄，亦即被告廖昭宜係於該案偵訊時陳述自身於三玄宮見聞陳啟吉與劉正雄協調債權債務過程之事實，則由被告廖昭宜該等證述確實難以認知其究涉有何等犯罪嫌疑。況且劉正雄於上揭詐欺案件中否認犯罪，辯稱陳啟吉所提出有加註文字之協議書影本經變造，僅屬一般訴訟上攻防之方法，並非檢察官承辦該案之偵查對象，故難僅據劉正雄即該案被告之辯詞，即以檢察官可認知被告廖昭宜涉有變造前揭協議書之私文書罪嫌，而課予檢察官告知被告廖昭宜不自證己罪之拒絕證言權之義務。復觀上揭劉正雄詐欺案件，於99年8月18日始經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而偵查終結，俟於同年月23日方另行簽分該署99年度他字第580號案件偵查被告廖昭宜變造私文書犯嫌，足見檢察官係於判斷劉正雄詐欺乙案之全案卷證後，始認為廖昭宜所涉之變造私文書犯嫌應另行分案偵查，益徵之前另案偵查中以證人身分訊問廖昭宜時，尚難意識被告廖昭宜涉有變造私文書犯行，是檢察官於上揭時、地以證人身分訊問被告廖昭宜，自無依刑事訴訟法第186條第2項規定告知廖昭宜得拒絕證言之義務，合先敘明。
㈡按偽證罪之構成，以於執行審判職務之公署或於檢察官偵查
時對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供前或供後具結，而為虛偽之陳述為要件，所謂虛偽之陳述，係指與案件之真正事實相悖，而足以陷偵查或審判於錯誤之危險者而言（最高法院69年台上字第2427號判例要旨參照）。被告廖昭宜於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檢察署99年度偵續字第35號詐欺案件檢察官偵查時，於99年7月28日上午9時48分許，在該署第二偵查庭作證前，檢察官告以具結之義務及偽證之處罰並命具結，被告廖昭宜具結後，證稱略以：當時在三玄宮書寫系爭協議書時，協議雙方都有講好以林班地承租權每公頃20萬元之價格讓渡等情，業據被告廖昭宜於偵查中自承在卷（見B卷第27頁），復有該次偵訊之訊問筆錄、證人結文1紙在卷可稽（見C卷第72至74頁、第78頁），應堪認定。而上揭劉正雄涉嫌詐欺案件所欲釐清之事實為劉正雄是否僅對陳啟吉有660萬元之債權，卻向陳啟吉佯稱有900萬元之債權，使陳啟吉因此陷於錯誤，而讓與45公頃之林班地承租權予劉正雄。劉正雄於該案件偵查時否認涉犯詐欺罪嫌，故被告廖昭宜於該次偵訊作證就當時陳啟吉、劉正雄在三玄宮協調時，是否有就林班地承租權以每公頃20萬元計價抵償債務達成共識一節，當時在場之證人即被告廖昭宜所為證述內容，係攸關劉正雄是否觸犯詐欺犯行之與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亦堪認定。
㈢被告廖昭宜於本案偵查、審理時均供述：當天陳啟吉、劉正
雄確實係以林班地承租權每公頃20萬元之數額抵償債務等語（見A卷第11頁、原審卷二第114頁），證人即當時亦在場參予居中協調陳啟吉、劉正雄上開債權債務事宜之蔡木火於原審證稱：陳啟吉、劉正雄兩人起初就債權金額有所爭執，經對帳後，決定以900萬元解決債務糾紛，但陳啟吉表示他除林班地承租權外別無財產可以抵償債務，而劉正雄表示有聽聞陳啟吉係以林班地承租權每公頃20萬元與他人解決債務，要求比照辦理，故雙方決定陳啟吉應過戶45公頃之林班地承租權予劉正雄等語（見原審卷一第186至187頁、第225至226頁）；證人即當時亦在場之劉正雄友人隋家文於原審亦證稱：伊拜託許天送出面處理劉正雄與陳啟吉間之債務，當天伊與劉正雄都有到三玄宮，但伊未參與實際協調工作，伊最後離開時有問怎麼解決債務糾紛，陳啟吉、劉正雄均當場表示以900萬元解決雙方債權債務，而抵償之方式，劉正雄表示陳啟吉與他人係以林班地承租權每公頃20萬元抵償，伊也要如此辦理，陳啟吉亦接受等語（見原審卷一第197至199頁、第225至226頁），則自證人蔡木火、隋家文之證述可知，陳啟吉、劉正雄到三玄宮解決雙方債務糾紛之結果，確有達成陳啟吉將林班地承租權以每公頃20萬元計價，共讓與45公頃之林班地承租權予劉正雄以抵償全部債務之共識，足見被告廖昭宜所辯尚非無據。
㈣證人劉正雄雖於原審證稱：伊與陳啟吉協議後，僅達成以45
公頃林班地承租權抵償陳啟吉所積欠1178萬多元全部債務之約定，並未約定以每公頃林班地承租權20萬元計價抵償債務等語（見原審卷一第165至171頁），然證人蔡木火、隋家文相較於劉正雄，於該債務協調過程中，為中立之第三人，其證詞憑信性較高，且證人隋家文為劉正雄之友人，其為解決陳啟吉與劉正雄間之糾紛，委由許天送出面調解糾紛，許天送再通知蔡木火到三玄宮進行調解，而調解日期係由隋家文電話通知劉正雄到場等情，業據證人劉正雄、隋家文、蔡木火於原審證述明確（見原審卷一第165、186頁、第197至198頁），則自證人隋家文為劉正雄安排上揭債務協調會一事觀之，顯見渠二人具有相當程度交情，證人隋家文證詞理當較為偏袒劉正雄，卻仍證述當日陳啟吉與劉正雄間確有以每公頃林班地承租權20萬元抵償債務之約定，即難漠視其證詞之可信性。況且，陳啟吉當時既無資金清償債務，僅餘其登記在陳俊仁名下之林班地承租權可資抵償，則劉正雄亦難循民事訴訟途徑救濟以實現其債權，此觀上揭協議書原本自明，則陳啟吉又有何誘因主動尋求許天送出面協調與劉正雄之債務，自此即難採信證人劉正雄於原審所證述：係陳啟吉委託許天送出面，再由許天送友人隋家文打電話通知伊要在三玄宮協調等情節（見原審卷第165頁），故證人劉正雄上揭所述有部分與事實不符之處，仍應認與本案無利害關係之證人隋家文、蔡木火之證述較為可採。綜上，足認陳啟吉與劉正雄間確有以上揭林班地承租權每公頃20萬元抵償債務，故讓與45公頃林班地承租權，以解決雙方全部債權債務之情事，是被告廖昭宜上揭證述既為真實，揆諸上揭判例意旨，尚無使偵查機關陷於錯誤之危險，自難以偽證罪責相繩。
四、公訴人認被告許天送涉犯偽證罪嫌，無非以被告許天送於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檢察署99年度他字第580號案件偵訊時之證述及證人結文、證人劉正雄之證述為其論據。被告許天送固坦承有於上揭公訴意旨所載時、地，供前具結而供述：「我只記得那時雙方有談好是1甲20萬元。因為陳啟吉說那是每甲20萬元，要寫上去以後才不會有爭議」之事實，然堅詞否認有何偽證犯行，辯稱：伊證述的都是事實等語。經查：
㈠按刑法第168 條之偽證罪，係以證人、鑑定人、通譯於執行
審判職務之公署審判時或於檢察官偵查時，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供前或供後具結，而為虛偽之陳述為構成要件。又證人恐因陳述致自己或與其有前條第1 項關係之人受刑事追訴或處罰者，得拒絕證言，刑事訴訟法第181 條定有明文，旨在免除證人陷於抉擇控訴自己或與其有一定身分關係之人、或陳述不實而受偽證之處罰、或不陳述而受罰鍰處罰，甚而主觀上認為違反具結文將受偽證處罰之困境。而證人此項拒絕證言權，與被告之緘默權，同屬不自證己罪之特權，為確保證人此項權利，刑事訴訟法第186條第2項規定，法官或檢察官有告知證人之義務；茍如法官或檢察官未踐行此項告知義務，而僅告以具結之義務及偽證之處罰並命朗讀結文後具結，將使證人陷於如前述之抉擇困境，無異剝奪證人此項拒絕證言權，強迫其作出讓自己入罪之陳述，違反不自證己罪之原則，自係侵犯證人此項權利，該證人於此情況下所為之具結程序即有瑕疵，為貫徹上述保障證人權益規定之旨意，自應認其具結不生合法之效力，縱其陳述不實，亦不能遽依偽證罪責論擬（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7239號、97年度台上字第265號、99年度台上字第472號、99年度台上字第7297號判決意旨參照）。是檢察官與法官於證人偵查、審判時作證前，如未踐行告知證人依法得拒絕證言，則因證人在不自證己罪之拒絕證言權被剝奪之情況下，為保護自己以免受刑事之追訴、處罰，而基於人類的本能為不實之陳述，即便係具結後陳述，因侵犯證人不自證己罪之拒絕證言權，所為之具結程序即有瑕疵，縱其陳述不實，亦不成立刑法之偽證罪。而被告許天送於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檢察署99年度他字第580號偽造文書案件檢察官偵查時，於99年10月26日下午2時51分許，在該署第一偵查庭作證前，檢察官告以具結之義務及偽證之處罰並命具結，被告許天送具結後，證稱略以：伊只記得那時雙方有談好是1甲20萬元，因陳啟吉說那是每甲20萬元，要寫上去以後才不會有爭議等情，業據被告許天送於偵查中自承在卷（見B卷第25至26頁），復有該次偵訊之訊問筆錄、證人結文1紙在卷可稽（見A卷第29至30頁、第33頁），應堪認定。
㈡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檢察署99年度他字第580號偽造文書案件
所偵查之犯罪事實為被告廖昭宜在上揭協議書原本另行加註文字之行為，是否未經有變更協議書原本內容權利之人同意，而涉犯變造私文書罪嫌，廖昭宜自承加註文字係伊書寫，業如前述，則自被告許天送亦在加註文字下方立見證人處簽名一情觀之，因被告許天送既已簽名見證，其見證加註文字協議之過程，加註文字內容屬實，故足認被告許天送已涉入廖昭宜加註文字是否構成變造私文書犯嫌之事實中，若廖昭宜確有變造私文書犯行，則簽名確認加註文字內容屬實之被告許天送亦難脫免共同變造私文書之罪責，此觀上揭經廖昭宜加註文字之協議書即可明瞭，故偵查中檢察官要求被告許天送就被告廖昭宜有無變造私文書犯行擔任證人，若被告許天送證述被告廖昭宜係擅自變造協議書原本，無異自證自身亦有參與被告廖昭宜變造私文書犯行，因而導致自己被追訴或處罰，依首開最高法院判決意旨，被告許天送在該案以證人身分作證時即應有不自證己罪之拒絕證言權，檢察官即有告知被告許天送此項權利之義務；檢察官上訴意旨仍謂證人是否有此等拒絕證言事由，宜由證人主動提出，而非由檢察官事前或事後審認結果再預為告知云云，尚屬無據。然被告許天送於上揭時、地，就上開案件偵查中以證人身分應訊時，檢察官於被告許天送作證前訊問與被告廖昭宜是否有親戚或其他法律上關係，被告許天送答沒有後，檢察官即諭知具結之義務及偽證之處罰，並命許天送朗讀結文後具結，嗣後即訊問被告許天送等情，有該次訊問筆錄在卷可稽（見A卷第28至30頁），足認當時檢察官並未告知被告許天送得依同法第181條規定拒絕證言之權利，核與同法第186條第2項規定應踐行之程序不符。從而，檢察官既未踐行告知得拒絕證言權利之程序，逕命被告許天送具結作證，已剝奪被告許天送該次不自證己罪之拒絕證言權，依前揭最高法院判決意旨，被告許天送於上開案件之具結既不符法定程式，縱其具結後為虛偽陳述，亦不能以刑法第168條偽證罪責論擬。
五、公訴人認被告陳啟吉涉犯誣告罪嫌，無非以被告陳啟吉於另案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檢察署99年度偵字第82號、99年度偵續字第35號劉正雄詐欺案件中偵查時之指訴內容、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南投林區管理處92年2月26日投政字第0924210108號函為其論據。訊據被告陳啟吉固坦承有於劉正雄上開被訴詐欺案件中，向檢察官稱劉正雄向伊詐得240萬元等情，惟堅詞否認有何誣告犯行，辯稱：劉正雄所提出支票票面金額共660萬元，低於其主張之900萬元債權金額，至劉正雄所稱另代伊償還517萬餘元予彰化銀行，故伊積欠其之金額應為1,178萬元云云，該筆517萬元之金額係劉正雄向伊購買股票之代價，非伊向劉正雄借款之金額等語。經查：
㈠按誣告罪之成立，以意圖他人受刑事處分虛構事實而向該管
公務員申告為其要件，故其所訴事實，雖不能證明係屬實在，而在積極方面尚無證據證明其確係故意虛構者，仍不能遽以誣告罪論處。又誣告罪之成立，以告訴人所訴被訴人之事實必須完全出於虛構為要件，若有出於誤會或懷疑有此事實而為申告，以致不能證明其所訴之事實為真實，縱被訴人不負刑責，而告訴人本缺乏誣告之故意，亦難成立誣告罪名。再者，誣告罪之成立，須其申告內容完全出於憑空捏造，若所告尚非全然無因，衹因缺乏積極證明致被誣告人不受訴追處罰者尚難遽以誣告論罪不受訴追處罰者尚難遽以誣告論罪（最高法院46年台上字第927號、44年台上字第892號、43年台上字第251號判例意旨參照）。
㈡被告陳啟吉於98年12月8日向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檢察署具狀
告訴劉正雄對其僅有660萬元之支票債權，卻佯稱有900萬元債權，致其陷於錯誤，而讓與價值900萬元之林班地承租權予劉正雄，認劉正雄詐欺其得手240萬元；另劉正雄於87年2月18日以其女劉怡珍名義匯款5,177,040元至彰化銀行建國分行，償還被告陳啟吉以陳弘義名義向彰化銀行借款之部分本息，劉正雄並取得當初被告陳啟吉向彰化銀行借款時，用以加強信用之七聯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記名股票44萬股（以下簡稱七聯公司股票），該股票目前仍由劉正雄保管持有（劉正雄於證述時誤記為50萬股）等情，業經被告陳啟吉於審理中自承在卷（見原審卷二第119頁），核與證人劉正雄於審理之證述相符（見原審卷一第167、173頁），並有刑事告訴狀、訊問筆錄、彰化銀行第一區營運處101年4月15日彰一區字第1010131號函及該函附表各1份、彰化銀行匯款單1紙可考（見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檢察署98年度他字第850號卷第1至3頁、第11至12頁、原審卷二第77至78頁、同地檢署99年度偵字第82號影印卷，以下簡稱D卷，第23頁），足認被告陳啟吉有意圖使劉正雄受刑事制裁，而向有權偵查機關申告劉正雄涉犯詐欺罪嫌，使偵查機關發動程序；而劉正雄亦有匯款517萬餘元償還被告陳啟吉以陳弘義名義向彰化銀行借貸之部分本息，並因此取得七聯公司股票之情事。
㈢被告陳啟吉認證人劉正雄對其僅有660萬元之支票債權，卻
於前述三玄宮協調時稱有900萬元債權，兩筆金額間有240萬元之落差，故對劉正雄提出詐欺告訴等情；而證人劉正雄則於原審證稱：陳啟吉積欠伊之債務金額為支票債務660萬元、伊代陳啟吉償還彰化銀行貸款債務517萬餘元，兩者合計約1,178萬元等語，均如上述，足知被告陳啟吉、證人劉正雄就上開517萬餘元該筆款項之契約定性有所歧異，被告陳啟吉認該筆款項係證人劉正雄向其購買七聯公司股票之買賣價金，而證人劉正雄則認係被告陳啟吉向伊借貸之款項，僅係由其代予償付被告陳啟吉積欠彰化銀行之貸款並因此取得七聯公司股票，方有上揭爭執。然證人蔡木火於原審時證述：協調時劉正雄僅帶票面金額共660萬元之支票到三玄宮，卻表示有1000多萬元債權，被告陳啟吉否認，兩人對帳良久後，決定以900萬元解決，伊雖全程見聞兩人之對帳經過，但對雙方債權債務關係細節不瞭解，雖有聽到劉正雄提到一筆5,177,040元之債權，但被告陳啟吉否認，說這筆債權與支票債權有重複，但最後該筆517萬餘元之債權究竟是股票買賣價金或被告陳啟吉向劉正雄借款之債務，伊也不清楚等語；而劉正雄當時只帶660萬元的支票到三玄宮，但最後雙方會以900萬元和解之原因，證人蔡木火於101年1月19日原審行交互詰問檢察官反詰問時先稱劉正雄主張尚有1張400萬元的本票，並向被告陳啟吉說明本票原因債權為何，被告陳啟吉方承認尚有該筆債權，而以900萬元和解等語，嗣於交互詰問完畢原審訊問時改口證述劉正雄聲稱有被告陳啟吉所簽發400萬元之本票，被告陳啟吉亦承認有該本票債權，但主張該本票原因債權與支票原因債權有所重複，所以雙方才互相對帳，對完確定以900萬元和解等語，於101年3月8日原審行證人對質程序，就在三玄宮協調時，被告陳啟吉、劉正雄究竟有無對雙方債權債務金額若干達成確定協議，又證稱被告陳啟吉僅承認有600多萬元之債務，但劉正雄說另有1張400萬元本票沒帶來，雙方對帳後，以900萬元和解等語；於受命法官訊問協議當天確定的債權內容基礎為何時，又證稱被告陳啟吉及劉正雄係將600多萬元支票債權及500萬元債權折衷為900萬元和解等語（見原審卷第188至189頁、第192、
194、225頁、第227至228頁）；而證人隋家文則於原審證稱伊僅知最後以900萬元和解，但究竟是哪些債權在該次和解範圍內，伊不清楚等語（見原審卷一第198、200、225頁），則自證人隋家文上揭證述可知，證人隋家文完全不知被告陳啟吉與劉正雄以900萬元和解之債權範圍究竟為何;而將證人蔡木火前揭證述相互對照，足知證人蔡木火雖有參予雙方債權債務折衝協議之過程，然因不瞭解雙方金錢往來實際情形、經過，亦不知兩造債權債務清算之詳情，此觀證人蔡木火前3次述及雙方和解債權範圍之事實時，原僅有660萬元之支票債權及400萬元本票債權，惟於最後1次述及和解債權範圍之事實時，卻又改稱包含600多萬元支票債權及500萬元債權等作證經過即明，再證人蔡木火最後1次證述之所以提及「500萬元債權」，顯係受到101年3月8日審理程序之證人對質過程，證人蔡木火對證人即劉正雄問：「在協調的過程中，你主張的債權金額有重複，這部分的細節你為何不講？」，證人劉正雄答：「我完全沒有重複，我所有的債權金額都有提出來，包括彰化銀行的500多萬元」中之證詞所影響，故證人蔡木火對雙方和解之債權範圍亦不清楚知悉，是尚難依據證人蔡木火、隋家文之證述查明雙方之和解債權範圍。㈣另就證人劉正雄於87年2月18日匯款517萬餘元至彰化銀行償
還被告陳啟吉以陳弘義名義向彰化銀行借貸之債務前，被告陳啟吉曾於87年2月17日立有同意書1紙，內容為「本人同意劉正雄先生先行代償還以陳弘義向彰銀建國分行借款伍佰萬元正並拿回同面額七聯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無誤。」，有該同意書附卷足佐（見D卷第22頁），綜觀該同意書前後文意，僅能得知雙方約定由劉正雄先代被告陳啟吉償還500萬元予彰化銀行建國分行，劉正雄並自彰化銀行取得同面額之七聯公司股票，除此之外，證人劉正雄代被告陳啟吉還款之法律上原因為買賣七聯公司股票之價金抑或劉正雄借款500萬元予被告陳啟吉用以償還銀行貸款、劉正雄應如何處理自彰化銀行建國分行取得之七聯公司股票等重要資訊，均無法自該同意書得知，故尚難自該同意書查悉劉正雄匯款517萬餘元代被告陳啟吉償還彰化銀行借款之法律上原因為何。
㈤至廖昭宜於99年2月23日另案劉正雄涉犯詐欺案件偵查時證
述：劉正雄幫陳啟吉償還500萬元，自銀行取得七聯公司股票，有先約定要把股票賣給其他人，但伊並不瞭解他們兩人的實際約定，據伊所知是劉正雄幫陳啟吉償還借款等語，嗣廖昭宜於99年7月28日另案劉正雄涉犯詐欺案件偵查時則證述：因曾聽聞有竹山人士想購買七聯公司股票，想藉買賣股票獲利，故被告陳啟吉與劉正雄商量後，由劉正雄幫被告陳啟吉償還500萬元，以取得七聯公司股票轉賣等語（見D卷第40至42頁、C卷第73至74頁），則自廖昭宜上揭證述亦僅能知悉被告陳啟吉有與劉正雄約定由劉正雄先代被告陳啟吉償還500萬元予彰化銀行建國分行，並取得七聯公司股票。而被告陳啟吉於另案劉正雄涉犯詐欺案件偵查時；被告陳啟吉、廖昭宜於本案審理時，均堅稱：上揭517萬餘元之匯款，係劉正雄購買七聯公司股票之價金等語（見D卷第11、51頁，原審卷二第115至116頁、第118至119頁）；劉正雄則於其涉犯詐欺案件偵查時、本案原審證述時均堅稱：上揭517萬餘元之匯款，係伊借給被告陳啟吉償還彰化銀行之借款等語（見D卷第50頁、C卷第46、54、63頁、第75至76頁、原審卷一第171至172頁、第177至178頁、第227至228頁），然因劉正雄與被告陳啟吉利害相反，廖昭宜與被告陳啟吉則彼此關係密切，利害一致，其就劉正雄上揭517萬餘元之匯款行為性質之認定，各執一詞，亦在情理之中，故自被告陳啟吉、廖昭宜辯詞及劉正雄證詞，亦無法得知劉正雄匯款517萬餘元代被告陳啟吉償還彰化銀行借款之法律上原因為何。
㈥證人劉正雄所提出發票人為被告陳啟吉、發票日為87年11月
4日、票面金額為400萬元之本票1紙（見D卷第56頁），並於其另案所涉詐欺案件、本案審理時證述均稱：該本票係陳啟吉為擔保伊代陳啟吉向彰化銀行償還上揭517萬餘元之借款債務而開立（見C卷第46、54、63頁、原審卷一第177頁）；而被告陳啟吉於劉正雄另案詐欺案件固坦承上揭本票係伊所開立，惟就該本票開立予何人、擔保之原因債權為何，於99年6月8日該另案詐欺案件訊問時稱該本票並非開立予劉正雄等語，嗣於99年7月13日該另案偵訊時改稱該本票係開立予劉正雄擔保500萬元之支票債權等語，又於99年7月28日該另案訊問時改稱400萬元本票係為擔保伊為競選立委向劉正雄之借款等語，於99年8月5日則具狀陳稱：劉正雄告知伊，若不開立400萬元本票擔保支票債權，就要將伊跳票情事公諸於世，使其無法參選立委等語，於本案審理時亦稱該本票係劉正雄逼伊開立，若不開立就要將伊支票跳票情事公開，伊迫於無奈，只能開立本票，但伊積欠劉正雄債務不多，故只有簽發票面金額為400萬元之本票等語（見C卷第47、62、77頁、原審卷二第110頁），據上可知，被告陳啟吉、證人劉正雄就上揭本票擔保之債權各自陳詞，惟若依劉正雄上揭證述，本票係為擔保被告陳啟吉向其借款，用以償還彰化銀行上揭517萬餘元之貸款，其與被告陳啟吉和解之金額為1,178萬元，而非900萬元，則於被告陳啟吉將林班地承租權過戶予證人劉正雄後，劉正雄亦應本於誠信原則返還本票予被告陳啟吉，而非如劉正雄於原審審理之證述：協議書上只有寫支票，所以已將支票全部還給陳啟吉等語（見原審卷第167頁），否則雙方和解豈非淪於文字遊戲，劉正雄和解之誠意又何在。復觀被告陳啟吉上揭所述，就本票開立予何人、本票擔保之原因債權為何等相關事實，前後所述均不相同，其陳述內容亦難遽信。惟被告陳啟吉積欠彰化銀行貸款之年利率介於10％至12％之間，有被告陳啟吉以陳弘義名義向彰化銀行貸款時用以擔保借款債務之本票三張足資佐證（見原審卷二第79至81頁），被告陳啟吉又有何動機向證人劉正雄借民間高利貸款以償還銀行低利貸款，是亦難認上揭517萬元之款項，係被告陳啟吉向證人劉正雄借款以償還積欠彰化銀行之貸款。然而，若以被告陳啟吉僅欠證人劉正雄660萬元之債務，何以雙方於前揭時、地再三折衝、協調，並清結債務，竟能以900萬元之金額達成協議，逾被告陳啟吉事後主張660萬元債務，多達240萬元，則被告陳啟吉自己身為債務人，何以竟能接受該等協議內容，亦令人不解。至證人劉正雄既再三主張517萬元並非股票買賣價金，則何以竟持有保管該等股票迄今未返還被告陳啟吉，亦屬難明。
㈦綜上，審酌證人蔡木火、隋家文及劉正雄之證詞、被告陳啟
吉之供述以及上揭同意書後，本院實無從認定證人劉正雄匯款517萬餘元代被告陳啟吉償還彰化銀行借款之法律上原因，究為七聯公司股票買賣價款抑或借予被告陳啟吉之款項，就上揭款項契約性質之爭議，要屬民事糾紛，被告陳啟吉與證人劉正雄應循民事訴訟程序尋求救濟；況且，在被告陳啟吉具狀對劉正雄提出上開詐欺告訴前，被告陳啟吉亦曾委請律師先以郵局存證信函載明前述債務協議之旨，催告劉正雄返還以陳啟吉名義簽發之240萬元支票，此有被告陳啟吉所提出之郵局存證信函影本可考（見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檢察署98年度他字第850號卷第5至7頁），故被告陳啟吉於對劉正雄催告返還其所簽發之240萬元支票未果後，以上揭517萬餘元款項係雙方買賣股票價金，而具狀向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檢察署告訴劉正雄僅有660萬元之支票債權，卻佯稱其有900萬元之債權，使其陷於錯誤，因而移轉價值900萬元之林班地承租權予劉正雄，認劉正雄因此詐得240萬元之行為，尚難認係故意虛構事實，僅能認係因雙方金錢往來複雜，且上揭同意書內容亦模擬兩可，致使被告陳啟吉、證人劉正雄雙方各自有所解讀，認知有異，被告陳啟吉方提出詐欺告訴；揆諸上揭判例意旨，被告陳啟吉申告內容並非完全出於憑空捏造，即難科以誣告罪之刑責。
六、綜上各情相互以觀，檢察官於上開時、地傳訊被告許天送以證人身分到庭作證時，既未告知被告許天送拒絕證言權，無異剝奪被告許天送防禦權之行使，故檢察官於訊問證人程序踐行既有疏失，即難認被告許天送觸犯偽證罪；而被告廖昭宜於上揭時、地證述「當時在三玄宮書寫系爭協議書時，協議雙方都有講好以每公頃20萬元之價格讓渡」等語，與事實相符，當無虛偽陳述情事，亦未觸犯偽證罪；被告陳啟吉向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檢察署提出劉正雄涉犯詐欺罪之告訴，所憑尚非全然無據，即無憑空捏造犯罪事實之情事，其行為自未觸犯誣告罪。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確切之證據，足以證明被告三人有檢察官所指之偽證、誣告犯行，其等此部分被訴犯罪尚屬不能證明，揆諸前揭法條規定及判例意旨，即應諭知被告廖昭宜、許天送被訴偽證部分無罪、被告陳啟吉被訴誣告部分無罪。原審就此部分經過詳查，以被告三人上開被訴之犯罪不能證明，因而分別為此部分無罪之諭知，經核並無違誤，檢察官上訴意旨，仍執前情指摘原判決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其此部分之上訴。
參、適用的法律：㈠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8條、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
㈡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第210條，修正前刑法第28條、第41
條第1項前段，修正前罰金罰鍰提高標準條例第2條，現行法規所定貨幣單位折算新臺幣條例第2條，中華民國九十六年罪犯減刑條例第2條第1項第3款、第7條。
本案經檢察官卓春蓮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01 年 10 月 2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邱 顯 祥
法 官 姚 勳 昌法 官 張 國 忠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1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王 朔 姿中 華 民 國 101 年 10 月 2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