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02年度上更㈠字第9號上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上 訴 人即 被 告 羅ＯＯ 姓名年籍詳卷
尹ＯＯ 姓名年籍詳卷共 同選任辯護人 常照倫律師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等妨害家庭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0年度訴字第3157號，中華民國101年2 月2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100年度偵字第13668號），提起上訴，經本院前審判決後，由最高法院發回更審，本院更為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撤銷。
羅ＯＯ、尹ＯＯ共同移送脫離有監督權人之被誘人出中華民國領域外，各處有期徒刑貳年；羅ＯＯ緩刑貳年。
犯罪事實
一、尹ＯＯ與查ＯＯ原係夫妻，於婚姻關係持續中之民國（下同）00年0 月0生下尹伯Ｏ、尹仲Ｏ雙胞胎，羅ＯＯ則為尹ＯＯ之母（以上姓名年籍均詳卷）。緣尹ＯＯ與查ＯＯ於100年4 月15日當日，在當時共同居住之臺中市○○區○○路0段住處（詳細地址詳卷）內，因子女管教問題發生爭吵後，尹ＯＯ即電告當時人在臺北之羅ＯＯ此事，羅ＯＯ隨即自臺北趕至臺中，嗣尹ＯＯ於同日晚上帶同長子尹伯Ｏ外出欲接羅ＯＯ返回上開住處時，查ＯＯ亦帶同次子尹仲Ｏ離家，轉往其妹妹住處居住，雙方自此感情即生嫌隙，未再同住一處。其後，查ＯＯ並於同年4 月底，向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家事法庭遞狀訴請裁判離婚，並聲請酌定未成年子女尹伯Ｏ、尹仲Ｏ之權利義務由其行使或負擔，及訴請尹ＯＯ給付未成年子女教育費與生活費。其間，查ＯＯ與尹ＯＯ、羅ＯＯ間曾因分別接送尹仲Ｏ、尹伯Ｏ前往所就讀之ＯＯ幼稚園（園名詳卷），而在幼稚園碰面後，數度發生口角爭執。適羅ＯＯ告知尹ＯＯ即將返回加拿大，尹ＯＯ明知其與查ＯＯ之婚姻關係仍存續中，查ＯＯ對於長子尹伯Ｏ為共同負擔親權之人，亦為有監督權之人，如移送尹伯Ｏ出中華民國領域外，至加拿大就學，自應事先告知查ＯＯ，並取得查ＯＯ之同意，不能恣意侵害查ＯＯ行使監督權，詎其擔心與查ＯＯ離婚後，無法取得長子尹伯Ｏ的監護權，尹伯Ｏ若遭查ＯＯ帶離，將導致與其家族成員較親近之尹伯Ｏ，無法繼續獲得羅ＯＯ之照顧，且因同時失去尹伯Ｏ、尹仲Ｏ之監護權，會損及其家族傳統觀念之傳宗接代乙事，罔顧查ＯＯ業於100 年5 月27日、同年5 月29日、同年6 月2 日等日期，先後以手機傳送簡訊予自己，表明不同意任何人帶尹伯Ｏ出國之意思，猶基於先行切斷查ＯＯ對於尹伯Ｏ行使監督權之事實可能之惡意，略誘其時僅滿5 歲尚無自主意思及同意能力之兒童即其長子尹伯Ｏ脫離查ＯＯ之監督權，並移送被誘人尹伯Ｏ出中華民國領域外之犯意，先自100 年5 月23日起，為尹伯Ｏ請假而未再前往幼稚園就讀，並要求母親羅ＯＯ帶同尹伯Ｏ一同前往加拿大，讓尹伯Ｏ在加拿大居住、就學，自己則表明將於100 年12月間另案假釋期滿後，前往加拿大同住之意，羅ＯＯ聞言，亦明知查ＯＯ對於尹伯Ｏ為得共同行使親權之人，而為有監督權之人，且亦已表明不同意任何人帶尹伯Ｏ出國之意，其竟仍同意尹ＯＯ所請，而基於共同略誘年僅5歲且無自主意識之尹伯Ｏ，並推由羅ＯＯ帶同尹伯Ｏ出中華民國領域外，前往加拿大等犯罪之意思聯絡及行為分擔，擅於100 年6 月8 日，由羅ＯＯ1 人帶同尹伯Ｏ搭乘長榮航空公司00000 號班機，前往加拿大，而將被略誘人尹伯Ｏ帶離中華民國領域外，使尹伯Ｏ脫離原來雙親共同行使親權之狀態，單獨由羅ＯＯ陪同尹伯Ｏ在加拿大居住、就學，並事實上切斷查ＯＯ對於尹伯Ｏ行使監督權之可能，且羅ＯＯ在犯罪繼續期間，復將原加拿大住處遷移至他處，未將新址告知查ＯＯ，致尹伯Ｏ事實上均在尹ＯＯ、羅ＯＯ一己之實力支配之下，查ＯＯ因此處於根本無從對尹伯Ｏ行使或負擔權利義務之狀態下，其對尹伯Ｏ之監督權在尹伯Ｏ出國至加拿大時即上開犯罪繼續期間內，事實上確已與有監督權之查ＯＯ脫離，使查ＯＯ對於尹伯Ｏ之監督權遭剝奪，而因此受有損害。嗣因查ＯＯ與尹ＯＯ間之離婚訴訟於100 年6 月14日調解離婚成立，而於同日起婚姻關係消滅，雙方所生未成年子女尹伯Ｏ、尹仲Ｏ之親權仍由雙方共同行使，查ＯＯ於當日聽聞尹ＯＯ向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法官告知尹伯Ｏ業由羅ＯＯ帶至加拿大乙事，始知悉上情，並提出告訴，而尹ＯＯ、羅ＯＯ於本案裁判宣告前，即將尹伯Ｏ送回臺灣，於101 年2月15日交由查ＯＯ照顧以繼續行使監督權。
二、案經查ＯＯ訴由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理 由
一、程序部分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9條第2 項規定：司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開之文書，不得揭露足以識別兒童及少年身分之資訊。是本件刑事判決犯罪事實欄及理由欄內，關於兒童尹伯Ｏ、尹仲Ｏ、其等就讀之ＯＯ幼稚園、被告尹ＯＯ、羅ＯＯ、告訴人查ＯＯ、被告尹ＯＯ妹妹尹Ｏ倩、被告尹ＯＯ與告訴人查ＯＯ離婚前之住處、居處，均屬足以識別兒童尹伯Ｏ、尹仲Ｏ身分之資訊，揆諸上開說明，均不得揭露，其姓名、年籍及完整資料，均詳卷。
二、證據能力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
159 條之1 至之4 等4 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第1 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9 條之5 定有明文。本案引用之其他供述證據，其性質屬證人於審判外的陳述，而為傳聞證據，且查無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 至之4 等4 條之情形者，原雖無證據能力，然既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或因當事人及辯護人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視為同意作為證據，本院審酌上開供述證據作成時，並無人情施壓或干擾，亦無不當取供之情形，認為以之作為本案之證據亦屬適當，而有證據能力。
（二）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向法官所為之陳述，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 第1 項定有明文。立法理由係認被告以外之人之陳述係在法官面前為之，因其任意陳述之信用性已受確定保障之情況下所為，自得作為證據。證人尹仲Ｏ於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0 年度監字第
227 號酌定未成年人監護人等事件，在100 年9 月14日訊問時，向法官所為之陳述，係本案被告以外之人於本案審判外向法官所為之陳述，揆諸上開規定，自有證據能力。
（三）本案卷內所附之照片，均係屬機械性紀錄特徵，也就是認識對象的是照相機鏡頭，透過機械鏡頭形成的畫面，映寫入膠卷、光碟片或以數位方式存入特定設備內（如記憶卡），然後還原於照相紙及播放設備上，故照片中並不含有人的供述要素，在現實情形與作為傳達結果的攝影、照相，在內容上的一致性，是透過機械的正確性來加以保障的，在攝影、照相中，並不存在人對現實情形的知覺、記憶，在表現時經常可能發生的錯誤（如知覺的不準確、誤差及記憶隨時間推移而發生的變化），故該照片當然是非供述證據，並無傳聞法則之適用，且與本案犯罪事實具有關聯性，而被告尹ＯＯ、羅ＯＯ及其辯護人對於卷內所附之照片，均未主張係執法人員違法取得，經查又無不得作為證據之事由，依法自得作為證據，而有證據能力（最高法院97年度臺上字第3854號判決參照）。
（四）按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外，公務員職務上製作之紀錄文書、證明文書，得為證據，為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4第1 款所明定。鑒於上述文書係公務員於一般性、例行性之執行職務過程中，在法定職權範圍內，製作之類型化、非特定性公文書，其正確性及可信性甚高；倘有虛偽不實，公務員有行政責任甚至刑事責任，益可保障其信用性，乃有此項傳聞證據例外之明文規定。經查，卷附之尹伯Ｏ入出國日期證明書、尹伯Ｏ、被告羅ＯＯ護照簽證資料、被告尹ＯＯ、羅ＯＯ、告訴人查ＯＯ及尹伯Ｏ入出境資訊連結作業等資料，係入出國及移民署公務員一般性、例行性之執行職務過程中，在法定職權範圍內，製作之類型化、非特定性公文書，且查無顯有不可信之情況，揆諸上開說明，應具有證據能力。
（五）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因違背法定程序取得之證據，其有無證據能力之認定，應審酌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刑事訴訟法第158 條之4 定有明文。惟本案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自應認均具有證據能力。
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被告尹ＯＯ坦承其知道母親羅ＯＯ要去加拿大時，其有叫羅ＯＯ帶尹伯Ｏ去加拿大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共同移送被略誘人出中華民國領域外之犯行，辯稱：伊沒有要讓尹伯Ｏ脫離告訴人查ＯＯ監督權的意思，從小尹伯Ｏ就不是跟告訴人一起生活，其與告訴人在孩子小的時候，就都沒有盡到做父母的責任，尹伯Ｏ由其母親帶，尹仲Ｏ由其岳母帶，這次的事情是因為小孩之前在國外出生，就想讓小孩在國外長大，原本想說其假釋期滿後就要帶告訴人、尹仲Ｏ一起去加拿大和尹伯Ｏ一起住，其與告訴人吵架之後，繼續做自己的生意，告訴人表示說她不願意過去加拿大，婚姻關係結束也是告訴人自己提出離婚，其沒有想到整個事情會變成這樣，且其帶尹伯Ｏ出國，並沒有說不回國，其母羅ＯＯ帶尹伯Ｏ至加拿大是之前既定之行程，更早之前，即有帶尹伯Ｏ、尹仲Ｏ一起至加拿大讀書，並非帶出國就不回來，且其等電話號碼一直沒有換等語；被告羅ＯＯ坦承其於100 年
6 月8 日在未告知告訴人之情況下，擅自將年僅5 歲之孫子尹伯Ｏ帶離臺灣，搭機出中華民國領域外，前往加拿大，並與其一同住在加拿大，嗣於100 年12月23日由其帶同尹伯Ｏ返回臺灣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共同犯移送被略誘人出中華民國領域外之犯行，辯稱：伊那時完全沒有要讓尹伯Ｏ脫離告訴人監督權的意思，其是要讓小孩子有個安定的求學環境，且伊單純是要帶尹伯Ｏ去加拿大就學，因臺灣讀書環境太競爭，要讓孩子多1 個選擇而已云云。被告等之辯護人則辯護稱：
１刑法第242 條之移送被誘人出國罪，其立法目的在於保
護人身自由法益，防堵被誘人遭移送出國，增加人口販賣之風險。被告尹ＯＯ囑託其母即被告羅ＯＯ將尹伯Ｏ帶往加拿大，充其量係屬民法親權行使方式及妥當性之爭議，及道德上應受非難，尚非得遽認被告等有略誘尹伯Ｏ，並將之移送出國之不法意圖。
２被告羅ＯＯ於100 年6 月8 日帶尹伯Ｏ前往加拿大，目
的是為完成尹伯Ｏ學前就學階段，此乃告訴人懷孕生產之初即已規劃。被告羅ＯＯ、尹ＯＯ並未隱匿尹伯Ｏ去向，亦未阻撓告訴人前往加拿大探視，並無使尹伯Ｏ與告訴人完全脫離關係，致告訴人監督權陷於無法行使之狀態。
３尹伯Ｏ自出生以來，即由被告羅ＯＯ照顧，長期往返於
臺灣與加拿大之間，告訴人為便利被告羅ＯＯ於加拿大照顧尹伯Ｏ，甚且簽署聲明書，同意由被告尹ＯＯ胞妹尹Ｏ倩「全權監護」尹伯Ｏ，「全權負責」尹伯Ｏ至19歲止，居住於加拿大期間之社會及經濟福利等事宜。顯見，告訴人對於羅ＯＯ將尹伯Ｏ帶往加拿大生活，確有概括同意及委由尹Ｏ倩行使監護權之事實。
４依尹伯Ｏ往返臺灣與加拿大之入出境時間，及停留加拿
大期間等資料，可知尹伯Ｏ往返臺灣與加拿大間之情形甚為頻繁，停留加拿大之時間，最長者並有8 個月之久，足證尹伯Ｏ於100 年6 月8 日前往加拿大，確係例行事務，係為完成學前就學階段，別無其他目的。
５被告羅ＯＯ於100 年6 月8 日帶尹伯Ｏ前往加拿大時，
被告尹ＯＯ與告訴人尚有婚姻關係，雙方雖有感情破綻，但被告尹ＯＯ尚存一絲復合希望，因被告尹ＯＯ單親
1 人難以妥善照顧尹伯Ｏ，不得已商請被告羅ＯＯ費心攜尹伯Ｏ暫赴加拿大，係照顧尹伯Ｏ之正常處置，程序上固略有瑕疵，但並無略誘之主觀犯意，依刑法謙抑思想，被告等既無蓄意略誘未成年人脫離親權之嚴重主觀犯罪意識，應不得以略誘罪加以苛責。
６被告羅ＯＯ攜尹伯Ｏ赴加拿大就學照顧，原本預計約半
年即聖誕節後返臺，被告尹ＯＯ亦原計畫聖誕節期間，赴加拿大散心，與母親及尹伯Ｏ會合，再共同返回臺灣處理與告訴人間司法訴訟之事，並無意逃避臺灣司法、剝奪告訴人親權之主觀意圖，雙方間聯繫溝通或有一時之不順，但當時雙方均仍有情緒，越洋電話難作充分溝通，無從以此親屬間之一時意氣，認作被告等係決意略誘尹伯Ｏ脫離告訴人的監督權等語。
７被告等帶同被略誘人尹伯Ｏ至加拿大，純係為照顧尹伯
Ｏ及完成學前就學階段，主觀上並不具有使尹伯Ｏ脫離告訴人之惡意之私圖；況被告尹ＯＯ縱與告訴人間雖當時感情破裂，然仍存有復合之念，且被告尹ＯＯ單親難以照顧尹伯Ｏ，始委由被告羅ＯＯ攜尹伯Ｏ帶往加拿大妥善照顧，並無略誘之主觀犯意；而且，告訴人當時僅帶同幼子尹仲Ｏ離去，獨留長子尹伯Ｏ予被告，是質疑告訴人無非與被告尹ＯＯ之情感恩怨，顯無關於尹伯Ｏ監護權之行使。
８被告等原本即預計由被告羅ＯＯ帶同尹伯Ｏ至加拿大之
期間為半年，並無剝奪告訴人親權及逃避臺灣司法之意圖；而被告羅ＯＯ攜尹伯Ｏ至加拿大，係基於善意之保護及教養，並無主觀之惡意意圖。
９另以報紙為憑，指某離婚婦女偽造前夫同意書，辦理幼
子之新護照，帶同幼子前往新加坡1 年多始返臺，涉犯略誘罪嫌，並經檢察官處分不起訴云云，而認本案是否該當略誘罪嫌，非無研求餘地。
（二）惟查：１被告尹ＯＯ與告訴人原係配偶，尹伯Ｏ、尹仲Ｏ雙胞胎
係雙方於婚姻存續中之95年間所生之雙胞胎，尹伯Ｏ為長子，尹仲Ｏ為次子，告訴人在加拿大生產後，尹伯Ｏ、尹仲Ｏ亦因在該國出生，而取得加拿大公民身分，嗣尹伯Ｏ、尹仲Ｏ出生後，隨告訴人返回臺灣。其間，被告尹ＯＯ另因案自97年7 月17日起入監服刑，告訴人則因工作繁忙，致尹伯Ｏ多數時間係委由奶奶即被告羅ＯＯ照顧，尹仲Ｏ則多數時間委由外婆即告訴人母親照顧，而尹伯Ｏ在委託被告羅ＯＯ照顧期間，曾多次由被告羅ＯＯ帶同前往加拿大居住數日至數月不等之期間後，即返回臺灣居住。被告尹ＯＯ於99年9 月2 日假釋出監後，即與告訴人、尹伯Ｏ、尹仲Ｏ一同居住，其等夫妻並安排尹伯Ｏ、尹仲Ｏ就讀ＯＯ幼稚園，欲共同照顧尹伯Ｏ、尹仲Ｏ乙節，業經證人即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具結證述綦詳（詳原審卷第126 至132 頁），被告尹ＯＯ、羅ＯＯ對此並不爭執。此外，並有尹伯Ｏ之護照影本、被告尹ＯＯ、羅ＯＯ、告訴人及尹伯Ｏ之入出境資訊連結作業紀錄等附卷可稽（詳原審卷第54至55頁反面、第62至65頁反面），首堪認定。
２被告尹ＯＯ、羅ＯＯ確有共同略誘未滿16歲之長子尹伯
Ｏ脫離告訴人之監督權，並移送被誘人尹伯Ｏ出中華民國領域外之客觀行為：
被告尹ＯＯ與告訴人於100 年4 月15日當日，在當時共同居住之臺中市○○區○○路住處內，因子女管教問題發生爭吵後，被告尹ＯＯ即電告當時人在臺北之被告羅ＯＯ此事，被告羅ＯＯ隨即自臺北趕至臺中，同日晚上被告尹ＯＯ帶同長子尹伯Ｏ外出接被告羅ＯＯ時，告訴人即帶同次子尹仲Ｏ離家，轉往其妹妹住處居住，雙方自此感情即生嫌隙，未再同住一處。其後，告訴人並於同年4 月底，向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家事法庭遞狀訴請裁判離婚，並聲請法院酌定未成年子女尹伯Ｏ、尹仲Ｏ之權利義務由其行使或負擔，及訴請被告尹ＯＯ給付未成年子女教育費與生活費。其間，被告羅ＯＯ於100 年6月8 日，帶同尹伯Ｏ搭乘長榮航空公司00000 號班機離境，前往加拿大後，即令尹伯Ｏ在加拿大就讀學前教育而未返國。嗣上揭離婚訴訟於100 年6 月14日調解離婚成立，雙方之婚姻關係自同日起消滅，雙方所生未成年子女之親權仍由雙方共同行使，告訴人另於100 年6 月24日，具狀向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家事法庭聲請酌定未成年子女尹伯Ｏ、尹仲Ｏ權利義務由其行使或負擔，嗣經同院家事法庭於100 年11月28日，以100 年度監字第
227 號裁定就尹伯Ｏ、尹仲Ｏ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酌定由母親即告訴人任之，並定雙方會面交往內容暨父親即被告尹ＯＯ應負擔之子女扶養費等事項乙節，亦據證人即告訴人於原審結證明確（詳原審卷第126 至132頁），被告等對此亦不爭執，並經原審調卷核閱屬實，且有子女監護案件調查訪視紀錄1 份（詳偵卷第247 至
257 頁），及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家事法庭100 年度司家調字第480 號調解程序筆錄、民事離婚事件聲請狀、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0 年度監字第227 號民事裁定各1 份附卷可參（詳原審卷第68至74頁、第95至102 頁）。又按「被誘人既僅7 歲，原無同意能力，乃以食物將其誘出，顯屬略誘。」最高法院26年上字第1166號著有判例（並有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5700號判決、95年度台上字第3633號判決可資參照）。申言之，被誘人如為無自主能力且無同意能力之幼童，縱未對之為強暴、脅迫、詐術等手段，仍屬略誘無訛。而本案被誘人尹伯Ｏ係00年0 月0出生，有尹伯Ｏ之護照影本在卷可證（見偵卷第79頁），且被告2 人身為其祖母及父親，對於被誘人尹伯Ｏ之年齡自知之甚明；而本案中被告羅ＯＯ誘拐並帶同尹伯Ｏ至加拿大之時間為100 年6 月8 日，亦有被告羅ＯＯ與尹伯Ｏ等之人出境連結作業紀錄附卷足稽（見原審卷第63、64頁）；可知尹伯Ｏ於被告羅ＯＯ在本案攜其前往加拿大時，係年僅滿5 歲之幼童，則參諸前揭最高法院判例及判決，尹伯Ｏ自屬無自主能力且無同意能力之幼童，被告羅ＯＯ、尹ＯＯ竟共同決意將之帶往加拿大，縱其等未施用強暴、脅迫或詐術等手段，惟其等對於年僅5 歲無自主意識之尹伯Ｏ所為脫離告訴人監督權之誘拐行為，自屬略誘犯行，以及其等又有移送被略誘人尹伯Ｏ出中華民國領域外之客觀行為。
３被告尹ＯＯ、羅ＯＯ確有共同略誘僅年滿5 歲之長子尹
伯Ｏ脫離告訴人之監督權，並移送被誘人尹伯Ｏ出中華民國領域外之主觀犯意：
①被告尹ＯＯ、羅ＯＯ決意推由被告羅ＯＯ帶尹伯Ｏ前
往加拿大居住、就學，並未事先徵得告訴人查ＯＯ同意乙節，業據證人即告訴人於100 年6 月15日檢察事務官詢問時明確陳稱：在100 年5 月31日時候，伊有與大兒子尹伯Ｏ通上電話，在電話中伊兒子有說奶奶說要帶他去加拿大，伊婆婆也有表明說她有意圖想要在端午節過後，要帶伊長子去加拿大定居，但是伊並不同意，直到昨天離婚官司的調解庭中，伊前夫告知法官，長子於100 年6 月8 日已經被伊婆婆帶離臺灣到加拿大等語（見偵卷第25頁）；及於原審審理時證稱：「（尹伯Ｏ、尹仲Ｏ兩人之前已經有多次去加拿大的情形，此次6 月份尹伯Ｏ之離開與之前有無不同？）當然不一樣，尹伯Ｏ這次去加拿大是我們夫妻關係已經生變，我已經不像以前初為人母時，我婆婆說什麼，我就做什麼的情況，我不同意她把小孩帶走。」等語明確（詳原審卷第130 頁背面），並經證人即被告羅ＯＯ於原審審理時具結證稱：「（100 年6 月要帶尹伯Ｏ回加拿大前，有無向同為監護人之查ＯＯ告知此訊息，取得查ＯＯ的同意？尹ＯＯ當時有無給你其他訊息？）我沒有跟查ＯＯ提到此事，因為查ＯＯ在100 年4 月15日跟尹ＯＯ吵架後，就帶尹仲Ｏ離開了。我只有跟尹ＯＯ說我要回去加拿大，尹ＯＯ說他要工作，沒有辦法帶小孩，尹伯Ｏ一直跟著我，我認為帶著他走也是理所當然的，我沒有特別去問尹Ｏ
Ｏ、查ＯＯ的意思如何。」；「（你在100 年6 月8日去加拿大之前有沒有打電話給查ＯＯ，告知說要帶尹伯Ｏ去加拿大同住，因為你要去加拿大，尹ＯＯ說他要工作沒有辦法照顧小孩，所以你要帶尹伯Ｏ一起去加拿大照顧這些話？）沒有。」；「（查ＯＯ是尹伯Ｏ的媽媽，你要帶尹伯Ｏ去加拿大，為什麼沒有先跟查ＯＯ說一聲？）因為尹伯Ｏ從出生之後就是我帶，我進出加拿大多次都帶著他。之前查ＯＯ知道我有帶尹伯Ｏ進出加拿大的情形，100 年6 月8 日這次他應該不知道，是我的疏忽，我不知道他們這次會鬧得那麼僵。」等語（見原審卷第182 頁背面至第184 頁），及經被告尹ＯＯ於原審審理時供稱：「（你說你要請母親羅ＯＯ帶尹伯Ｏ去加拿大，你是何時做這樣的決定？）是在我知道我母親要回加拿大時，應該是在100 年6 月8 日出發前3 天到1 週左右，應該是6月初的事情。」；「（你做出這樣的決定時，有無與查ＯＯ討論這件事？）沒有。」；「（沒有與查ＯＯ討論的原因是什麼？）因為查ＯＯ從頭到尾不願意坐下來跟我談話，我當初也沒有想那麼多，我自己身上也有官司，那些都是查ＯＯ告我的，我當時只是想冷靜一下而已，沒有想那麼多，就請羅ＯＯ幫我把尹伯Ｏ帶去加拿大。」等語在卷（見原審卷第190 頁背面）。佐以告訴人於尹伯Ｏ此次離境前，曾先後於100年5 月27日、同年5 月29日、同年6 月2 日等日期，以手機傳送簡訊給被告尹ＯＯ，告知伊不同意也不允許任何人在未經伊同意之情形下，擅自帶尹伯Ｏ離開臺灣等內容，其中於100 年6 月2 日之簡訊內，亦寫道「在前天與你母親的通話中，你母親有意在不經我同意下，帶00000 去加拿大。」嗣告訴人於尹伯Ｏ事實上已離境之100 年6 月10日，復仍傳送伊表明不同意被告等人帶尹伯Ｏ去加拿大等內容之簡訊至被告尹ＯＯ之手機內，該封簡訊並寫道「你們現在將Ｂ藏起來，不讓他上學，不讓他跟母親手足相處、剝奪親權，又恐嚇我要帶Ｂ走，以上除了侵害親權，還有違反強制權之嫌，只要Ｂ被帶離臺灣，我會立刻提告。」等語在卷，此有上開手機簡訊翻拍照片附卷可稽（詳偵卷第97至101 頁），被告尹ＯＯ亦於100 年9 月20日檢察官偵查時陳稱：「（查ＯＯ傳簡訊及寄存證信函反對你將孩子帶到加拿大，你有無收到？）有，因為我與查ＯＯ官司影響到我母親，我母親希望回加拿大養身體，尹伯Ｏ由我母親帶大，而我12月份也會去加拿大。另外，查ＯＯ在加拿大已經公證將監護權委任給我妹妹。」等語（見偵卷第199 頁），由此可知被告尹ＯＯ在尹伯Ｏ尚未出國之前，業已收到告訴人傳送之上揭簡訊，自當了解告訴人係明白告以不同意讓被告羅ＯＯ帶同尹伯Ｏ前往加拿大乙事至明。詎被告尹ＯＯ、羅ＯＯ仍執意推由被告羅ＯＯ於100 年6月8 日帶同尹伯Ｏ前往加拿大居住、就學，堪認證人即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到庭證述：伊曾在ＯＯ幼稚園與被告尹ＯＯ或羅ＯＯ有多次面對面接觸的機會，當時有對他們提醒說伊不同意讓他們將小孩帶去加拿大，除此之外，伊用手機傳了很多次簡訊到被告尹ＯＯ的手機告訴他，如果他的家人中任何人將小孩帶到國外，伊一定會提起訴訟等語，非屬子虛，足堪採信。被告尹ＯＯ、羅ＯＯ既係在明知告訴人不同意其等將尹伯Ｏ帶往加拿大，且若因而侵害其親權的行使，將不惜提起訴訟的前提下，仍執意隱瞞告訴人，將尹伯Ｏ帶往加拿大居住、就學，並在100 年6 月10日告訴人不知尹伯Ｏ已經離境，仍傳送簡訊給被告尹ＯＯ之際，繼續隱瞞尹伯Ｏ業經被告羅ＯＯ帶往加拿大之事實。顯然，被告尹ＯＯ、羅ＯＯ辯稱：被告羅ＯＯ於
100 年6 月8 日帶尹伯Ｏ前往加拿大，目的是為完成尹伯Ｏ學前就學階段，此乃告訴人懷孕生產之初即已規劃，為例行事務，別無其他目的，與事實並不相符。否則被告尹ＯＯ、羅ＯＯ何須違背告訴人明確表達之意思，逕行剝奪告訴人親權的合法行使，刻意隱瞞告訴人，將尹伯Ｏ帶往加拿大。再者，由被告尹ＯＯ於檢察官偵查時強調，告訴人業已將監護權委任給其妹妹尹Ｏ倩等語，其於99年5 月23日寄送給告訴人之臺中法院郵局第0000號存證信函，亦強調尹伯Ｏ、伊仲Ｏ之監護權，早於96年5 月23日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公證及同年6 月6 日在加拿大公證，同意由尹Ｏ倩擔任行使之（詳偵卷第89至93頁），不難發現被告尹
ＯＯ、羅ＯＯ此次將尹伯Ｏ帶往加拿大，純粹為監護權的角力戰。而且，被告尹ＯＯ於檢察官偵查時陳稱：「（如果法院判決親權由查ＯＯ行使，是否交還小孩？）我們會請加拿大法院判決。」等語（見偵卷第
199 頁），足認被告尹ＯＯ將尹伯Ｏ送往加拿大，目的確實是為與告訴人爭奪其等之子尹伯Ｏ之監護權，且對日後我國法院若判決尹伯Ｏ的監護權歸告訴人時，得以預作準備，使告訴人即使依我國法院之決定獲得尹伯Ｏ的監護權，亦因具有加拿大國籍之幼子尹伯Ｏ身在外國之加拿大，而無從實際監護尹伯Ｏ。依此，難謂被告尹ＯＯ、羅ＯＯ並無欲剝奪告訴人親權，而有略誘年僅5 歲男童尹伯Ｏ脫離有監督權之告訴人，並移送出中華民國領域外之主觀犯意。而且，被告
2 人該等行為，非但使告訴人在尹伯Ｏ出國期間即完全無法行使監督權及親權，事實上遭告訴人對尹伯Ｏ之監督權及親權完全被斷絕，甚至故將具有加拿大國籍之尹伯Ｏ，於我國法院就離婚及親權訴訟決定之前，即帶往加拿大，以先占為贏之惡意，使尹伯Ｏ脫離我國法權領域，無待我國法院對於離婚與親權等訴訟決定之結果，製造告訴人於離婚後日後親權行使之訴訟與法律障礙，被告等自有惡意使尹伯Ｏ脫離告訴人監督權，且具有奪取尹伯Ｏ完全監護權之私圖，已甚顯明。
②被告羅ＯＯ於100 年6 月8 日帶同尹伯Ｏ離境之際，
被告尹ＯＯ與告訴人間之離婚訴訟尚在法院繫屬中，則被告羅ＯＯ對於被告尹ＯＯ與告訴人間之婚姻關係雖仍存續，惟雙方間感情生變、婚姻恐將破裂乙事，當知之甚稔，加以告訴人業於100 年5 月27日、同年
5 月29日、同年6 月2 日等日期，先後以手機傳送簡訊予被告尹ＯＯ，表明不同意任何人帶尹伯Ｏ出國之意思，被告羅ＯＯ既係經被告尹ＯＯ授意，而帶尹伯Ｏ前往加拿大，則其對於告訴人上開反對之意思，自難諉為不知。詎被告羅ＯＯ在被告尹ＯＯ與告訴人間之夫妻關係已然生變，衡情當會影響雙方所生未成年子女尹伯Ｏ、尹仲Ｏ權利義務行使或負擔之問題，其明知此情，並非考慮要等被告尹ＯＯ與告訴人間之離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或負擔問題處理告一段落後，再處理尹伯Ｏ、尹仲Ｏ之成長教育問題，反係在上揭離婚訴訟甫繫屬法院近2 月之100 年6 月8 日，迅即帶同平日主要由其照顧之尹伯Ｏ搭機前往加拿大，此後即與尹伯Ｏ一同滯留加拿大未歸，使尹伯Ｏ脫離原來雙親共同監護之狀態，而僅由被告羅ＯＯ照顧尹伯Ｏ。其間，被告羅ＯＯ復於100 年8 月間，帶同尹伯Ｏ自原加拿大居所搬遷至他址居住後，亦未將新址所在告知告訴人等情，業據證人羅ＯＯ於原審審理時具結證述明確（詳原審卷第185 頁背面），被告尹ＯＯ對此亦不爭執，顯見證人即告訴人於原審到庭所證：伊不知道尹伯Ｏ在100 年6 月8 日至加拿大後居住在何處，因為被告羅ＯＯ他們在加拿大買過房子，後又賣掉，之後曾經租過房屋，另外又買別的房子，他們在加拿大的住居所經常變動，所以伊無法掌握等語非虛（詳原審卷第127 頁背面），尚值採信。再者，證人尹伯Ｏ於原審審理時證稱：「（你這次在加拿大時，媽媽有無打電話到加拿大找你？）沒有。（尹伯Ｏ轉頭對母親說『是你一直打過去之後，被奶奶掛掉，所以我沒有接到。』）」等語（見原審卷第
186 頁背面），苟尹伯Ｏ此次前往加拿大居住、就學，係續行原先的計畫，為例行事務，並無其他目的，何以被告羅ＯＯ不僅不讓尹伯Ｏ與告訴人互通電話，以使母子親情的思念得到慰藉，甚至更換居住處所，使告訴人無法掌握尹伯Ｏ的行蹤。凡此，在在顯示被告尹ＯＯ、羅ＯＯ此次將尹伯Ｏ帶往加拿大，純粹為監護權之爭，且被告羅ＯＯ對此過程，知之甚詳。復以證人即ＯＯ幼稚園老師賴姮升於本院審理時證稱：「（100 年5 月20日週五下午5 時許，查ＯＯ要帶小孩回去時，羅ＯＯ跟尹ＯＯ不肯，跟她在ＯＯ幼稚園發生搶奪小孩的肢體衝突，是否確有此事？）有。」；「（100 年5 月20日下午5 點多，當時除妳以外，尹伯Ｏ的班級導師賴萍靜（音譯）老師是不是有在場？當時查ＯＯ想要看尹伯Ｏ、想要帶他回去時，因羅
ＯＯ、尹ＯＯ不肯而跟她在幼稚園那邊發生爭吵，是否確有此事？）有這件事情。因為我們學校基於保護孩子的立場，校園裡面有任何狀況，家長都會下來提醒我們，可能要去關心一下樓上有發生什麼事情。當天發生這件事情的時候，我是中途才上去的，那詳細的狀況是怎麼樣，因為時間太久遠了，我有一點不是很清楚。」；「（100 年5 月20日下午5 點多，確實有發生上述的那件事？）有。」等語（見本院上訴審卷（一）第133頁），更足以證明早在被告羅ＯＯ於
100 年6月8日，將尹伯Ｏ帶往加拿大之前，其對被告尹ＯＯ與告訴人已在爭奪尹伯Ｏ之監護權，亦已明確知悉。
③審酌父母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共同行使，非僅日
常生活之身體照顧一端，尚包括未成年子女住居所之指定、子女之交付請求權、懲戒權、子女身分上行為之同意權及代理權，及財產上之照護（包括法定代理權、同意權、子女特有及一般財產上之管理、使用、收益、處分權）之權利行使而言。而所謂子女之監護，除生活扶養外，尚包括子女之教育、身心之健全發展及培養倫理道德等習性（最高法院69年度臺上字第2597號民事判例參照）。是以，民法第1089條乃規定「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除法律另有規定外，由父母共同行使或負擔之。父母之一方不能行使權利時，由他方行使之。父母不能共同負擔義務時，由有能力者負擔之（第1 項）。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重大事項權利之行使意思不一致時，得請求法院依子女之最佳利益酌定之（第2 項）。法院為前項裁判前，應聽取未成年子女、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意見（第3 項）。」。縱夫妻離婚者，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亦應依協議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倘未為協議或協議不成者，法院得依夫妻之一方、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請求或依職權酌定之，民法第1055條第1 項就此定有明文。被告羅ＯＯ將尹伯Ｏ帶至加拿大之際，被告尹ＯＯ尚未與告訴人離婚，亦即，雙方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須共同行使或負擔之，而告訴人為行使或負擔其對尹伯Ｏ之親權，衡情當須親身接觸、照顧及行使懲戒或身分上權利、對未成年子女財產上之照護。而將尹伯Ｏ帶至加拿大居住、就學，係屬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重大事項之決定，更當由被告尹ＯＯ、告訴人共同決定，如雙方對該重大事項權利之行使意思不一致時，尚得請求法院依子女之最佳利益酌定之。詎被告尹ＯＯ、羅ＯＯ在未經取得告訴人同意之情況下，擅自將尹伯Ｏ帶至加拿大居住、就學，不問其等預計讓尹伯Ｏ在加拿大居住數月抑或數年始返回臺灣，此舉均導致告訴人無從接近尹伯Ｏ身邊，給予照顧或其他親權之行使，於此重大事項，更係片面剝奪告訴人對未成年之尹伯Ｏ親權之行使。況證人即告訴人業於原審到庭證稱：「（妳本身是否具備加拿大公民的身分？）沒有。」；「（妳有無取得加拿大的居留權？）也沒有。」；「（妳本身從事何工作？）外貿、國際貿易。」；「（妳從事國際貿易的工作，收入約多少？）每月收入約3 萬多元。」；「（以妳的經濟狀況是否能負擔經常往返加拿大的花費？）沒有辦法。」；「（以妳的工作條件是否能經常請假前往加拿大探視尹伯Ｏ？）不行。」；「（100 年6 月8 日尹伯Ｏ跟羅ＯＯ去加拿大之後，到羅ＯＯ於100 年12月23日帶尹伯Ｏ返台之前，妳要用什麼方式才能跟人在加拿大的尹伯Ｏ碰面？妳當時有無採取何方式？或是曾經想採取什麼方式與尹伯Ｏ見面，但沒有成功？）我打過很多次電話到加拿大尹Ｏ倩的住處，但都被掛電話，另外我也寫信到加拿大失蹤兒童協會、皇家騎警、臺灣在加拿大的辦事處，請求他們替我協尋兒童，結果他們都是要我出示臺灣法院的相關判決才能協助我帶回孩子。」；「（妳有無自己出國到加拿大找尹伯Ｏ？）我沒有錢，又帶著尹仲Ｏ，我要上班，尹仲Ｏ要上課。」等語綦詳（詳原審卷第127 頁背面、第
131 頁背面）。是以，倘謂被告尹ＯＯ、羅ＯＯ在未經告訴人同意之情況下，擅將尹伯Ｏ帶至加拿大，復又課與告訴人必須前往加拿大始得接近照顧尹伯Ｏ以行使其親權之權利、義務，否則即須同意由被告羅ＯＯ代行照顧尹伯Ｏ，甚或不得已須放棄其對尹伯Ｏ所得行使或負擔之權利或義務等情，凡此，對於身為人母之告訴人而言，皆屬過苛，亦與上揭法條規定之目的係欲令父母共同行使親權之立法原意盡失。況且，告訴人前已詳為證述伊並無加拿大國籍，亦無加拿大居留權，而往返加拿大之長遠時空，亦非其經濟能力所能負擔，其又須撫育次子尹仲Ｏ，復仰賴持續工作以維生，豈有可能經常性往返於我國與加拿大之間，足見被告等將被略誘人尹伯Ｏ誘且帶往加拿大之行為，在尹伯Ｏ滯留加拿大期間，業已事實上斷絕告訴人與其子尹伯Ｏ之間行使監督權、親權之可能性，被告等已明確侵害告訴人對於尹伯Ｏ之監督權及親權，則其等當具有侵害告訴人對尹伯Ｏ監督權之惡意，並有為自己奪取尹伯Ｏ之監護權，占取有利地位之私圖，亦甚顯明。是以，被告尹ＯＯ辯稱：其要求母親羅ＯＯ將尹伯Ｏ帶至加拿大，是因其與尹伯Ｏ不親近，．．．要讓伊與查ＯＯ靜下來溝通等語，及被告羅ＯＯ辯稱：伊那時完全沒有要讓尹伯Ｏ脫離告訴人監督權的意思，伊是要讓小孩子有個安定的求學環境等語，均非可採。復由被告羅ＯＯ在加拿大更換居住地址，卻未曾告知告訴人，亦不容尹伯Ｏ與告訴人電話聯絡的客觀行為觀之，不難發現被告羅ＯＯ、尹ＯＯ確實具有惡意切斷告訴人與尹伯Ｏ見面之機會，讓尹伯Ｏ徹底脫離告訴人的監督權無訛。
④雖本案發生之前，尹伯Ｏ、尹仲Ｏ兄弟在臺灣期間，
因父母（即被告尹ＯＯ、告訴人夫妻）未能共同照顧
2 子之故，事實上形成尹伯Ｏ多由奶奶即被告羅ＯＯ照顧，尹仲Ｏ則多由外婆照顧之局面，此經證人即告訴人證述在卷，核與被告等就此部分之辯解相合。然而，未成年子女親權行使之主體在於父母，而非祖父母，縱因目前社會現狀多有父母未實際教養未成年子女，而由祖父母隔代教養孫子女之事例發生，然此要非家庭功能之健全樣貌，亦非對於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之保護。畢竟，在父母仍有意願對未成年子女行使或負擔權利義務之際，祖父母當無義務認為自己之照顧將最有利於該未成年子女而欲取而代之。倘為該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計，祖父母恐須忍痛放手，而由該未成年子女之父母善盡、履行教養小孩之責任。是以，縱被告尹ＯＯ與告訴人前有多次將尹伯Ｏ、尹仲Ｏ各自託付婆家祖母、娘家外婆代為照顧之事實，惟祖母、外婆僅為該未成年子女平日之主要照顧者，尚非行使親權之主體，被告尹ＯＯ與告訴人須共同行使親權之權利義務仍在，佐以其等夫妻在被告尹ＯＯ於99年9 月間假釋出監後，確曾與尹伯Ｏ、尹仲Ｏ共同居住在臺中市○○路居處數月，並安排尹伯Ｏ、尹仲Ｏ就讀ＯＯ幼稚園，而欲共同照顧尹伯Ｏ、尹仲Ｏ之事實存在，此經證人即告訴人查ＯＯ證述在卷，被告等對此亦無爭執，且有上開幼稚園之註冊收據附卷可參。顯見被告尹ＯＯ與告訴人夫妻間，針對尹伯Ｏ、尹仲Ｏ之教養態度，業於99年9 月間形成另一新的教養方式合致。依此，關於尹伯Ｏ、尹仲Ｏ在加拿大出生後將在加拿大成長、就學之合意，已非其等夫妻斯時之唯一選擇至明。且若尹伯Ｏ於100 年6 月8 日前往加拿大，係既定計畫及例行事務，則被告尹ＯＯ自得及早進行安排規畫尹伯Ｏ的課程銜接，焉有於100 年
5 月23日尹伯Ｏ就讀ＯＯ幼稚園學期間，突然辦理請假手續，進而辦理退費，而在短時間內急於將尹伯Ｏ送往加拿大之理。可知被告尹ＯＯ與告訴人原本已決定將其等所生2 子，均留在我國就讀幼稚園，無非因其等夫妻關係於100 年4 月間驟然生變，被告尹ＯＯ、羅ＯＯ始緊接於同年5 月23日先中斷尹伯Ｏ在臺幼稚園就讀之學程，再於同年6 月8 日迅即帶同尹伯Ｏ出國轉往加拿大，此由被告尹ＯＯ與告訴人原本即已在臺灣之幼稚園繳費就讀，原已就讀在臺幼稚園相當期間，即見被告尹ＯＯ與告訴人於其等夫妻關係未有變化之時，顯未有立即要將尹伯Ｏ轉往加拿大就讀學前學程之計畫甚明；其實無非係因其等夫妻關係陡變，才會突然中斷臺灣幼稚園就讀之學程而驟轉往加拿大。縱使，被告尹ＯＯ與告訴人在甫生下尹伯Ｏ時，確有初步規劃將來尹伯Ｏ要至加拿大受教育，然而，該等規劃亦因雙方婚姻關係出現裂痕，甚至告訴人已提起離婚訴訟，雙方關係已與一般正常夫妻截然不同，衡諸常情，豈有可能，於被告尹ＯＯ與告訴人之婚姻關係瀕臨破裂之際，仍可無在乎告訴人之反對，任憑被告羅ＯＯ、尹ＯＯ2 人私自片面決定即誘取年幼尹伯Ｏ，並攜往國外之加拿大，完全中斷告訴人與尹伯Ｏ間之監督權及親權；益見被告等辯稱攜尹伯Ｏ至加拿大係既定計畫或例行事務云云，無非事後卸責之詞，自不可信。而其等真正之目的，實係立刻妨礙、甚至繼絕告訴人對於尹伯Ｏ監督權及親權行使之可能，客觀上對於告訴人監督權之行使造成訴訟上、法律上，甚至事實上之重大障礙；而被告等主觀上具有侵害告訴人監督權之惡意，並有為自身爭取尹伯Ｏ之監護權，先占於有利地位之私圖，亦由此可徵。
⑤況且，被告尹ＯＯ與告訴人夫妻感情確已生變，復因
此衍生離婚、聲請酌定未成年子女尹伯Ｏ、尹仲Ｏ之權利義務行使或負擔，及給付未成年子女教育費與生活費等訴訟。縱然告訴人曾於00年0生產尹伯Ｏ、尹仲Ｏ之際，因與被告尹ＯＯ間係新婚燕爾，感情和睦，而對於讓尹伯Ｏ雙胞胎兄弟在加拿大成長、就學之教養方式亦予贊同，且於尹伯Ｏ、尹仲Ｏ約滿周歲之96年間，亦簽署卷附法代聲明書（詳偵卷第41至50頁），俾使伊未在加拿大之期間，加拿大之一方得有人代為行使對尹伯Ｏ、尹仲Ｏ之監護權。然觀諸上揭法代聲明書之內容，固記載告訴人授權尹Ｏ倩於伊不在加拿大時，可行使對於身在加拿大之尹伯Ｏ、尹仲Ｏ之關於社會、經濟福利事宜與醫療方面等事務之監護權，可見該份文件內對於尹伯Ｏ、尹仲Ｏ關於其等身在臺灣國內時之監護權並未授權他人，而該份文件內並無任何關於告訴人自此放棄對尹伯Ｏ、尹仲Ｏ行使親權之意思表示的相關記載，亦無關於告訴人同意被告羅ＯＯ此後皆可自由帶同尹伯Ｏ前往加拿大居住生活之授意內容，是以縱告訴人確實簽有上開法代聲明書，該法代聲明書之效力是否能及於身在臺灣之尹伯Ｏ，原有疑義，而且即使有該聲明書，告訴人依法亦可隨時表示撤回監護權之委託行使，而親自行使其對於其子尹伯Ｏ之親權及監督權（參最高法院28年上字第1718號民事判例意旨），自不因有上開法代聲明書，即容認被告2人得以肆意侵害告訴人對於尹伯Ｏ之監督權。且事實上尹伯Ｏ亦已於該法代聲明書簽訂日96年6月6日後，於96年7月4日至100年6月8日間，多次往返臺灣與加拿大間，然而綜觀全期，尹伯Ｏ大多數時間仍係停留在臺灣地區，而非長期持續滯留加拿大，此有尹伯Ｏ之護照影本及入出境資訊連結作業紀錄等在卷可證（詳原審卷第54至55頁反面、第64頁），告訴人更於100年6月17日寄發臺中法院郵局第0000號存證信函給被告尹ＯＯ及其胞妹尹Ｏ倩，表明解除之前授權尹Ｏ倩行使尹伯Ｏ、尹仲Ｏ監護權之相關權利（詳偵卷第109頁），是該法代聲明書顯不得作為認定告訴人對於尹伯Ｏ已無親權存在之依據。況經時間推移數年，告訴人與被告尹ＯＯ間感情已然生變，雙方之婚姻關係亦自100年4月15日爭吵後，迅即演變為告訴人離家，且在短短半月內向法院訴請裁判離婚之階段，顯見雙方之婚姻已生破綻。衡情，已難藉由雙方私下協商、和談之方式來解決婚姻瀕臨破裂時之種種難題，此際，不管是夫妻相處關係、父母子女相處模式，甚至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行使或負擔主體、求學教養方式、生活地點等，皆可能受影響而隨之改變，至少就告訴人而言，是否仍要讓尹伯Ｏ、尹仲Ｏ在加拿大成長、求學，更非身為監督權人之告訴人唯一及必然之選擇，則被告尹ＯＯ、羅ＯＯ在被告尹ＯＯ與告訴人間，尚未就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或負擔乙事有所協議之前，當仍由被告尹ＯＯ及告訴人共同行使親權，豈得由被告尹ＯＯ單方決定由被告羅ＯＯ將尹伯Ｏ帶至加拿大居住、就學乙事後，由具有共同犯意聯絡之被告羅ＯＯ，逕將尹伯Ｏ帶離中華民國境外，單獨由其陪同在加拿大居住、就學，自屬當然。被告尹ＯＯ、羅ＯＯ明知此情，竟猶舉此為證，辯稱：是要讓尹伯Ｏ在加拿大念學前教育學期結束後，再帶尹伯Ｏ回臺灣過年等語，益徵其等將尹伯Ｏ帶至加拿大居住、就學之行為，意在使尹伯Ｏ滯留加拿大期間，切斷告訴人對長子尹伯Ｏ之日常生活照顧、學業、成長等權利義務之行使，無異剝奪了告訴人對於尹伯Ｏ行使權利義務之可能。堪認被告尹ＯＯ、羅ＯＯ所為，係基於欲事實上斷絕告訴人該方之親權行使機會，顯有剝奪告訴人親權行使，甚至製造法律及訴訟障礙之惡意存在，而有略誘年僅5歲無自主意思能力之男童尹伯Ｏ脫離有監督權之告訴人，並移送出中華民國領域外之主觀犯意。
⑥依檢察官於100 年8 月18日偵查中訊及被告羅ＯＯ可
否出庭乙節，被告尹ＯＯ先供稱：被告羅ＯＯ最近身體不好，會再具狀陳報等語（詳偵卷第189 頁）；嗣於100 年9 月20日偵查中供稱：「（你母親羅ＯＯ目前在何處？）他因為心力交瘁在休養。」；「（是否知道羅ＯＯ在加拿大地址？）我知道，之後會陳報。」；「（可否通知羅ＯＯ回台？）她身體狀況真的很不好，我可以請他寄就醫紀錄給檢察官。」等語（見偵卷第200 頁），再於100 年11月4 日偵查中供稱：
「（羅ＯＯ今日為何未到庭？）我媽媽身體很不好，在加拿大養病。」、「（羅ＯＯ會否到庭？）她身體好一點，醫生說可以時，我會請我媽媽回來開庭。」等語（詳偵卷第281 頁），核與被告羅ＯＯ嗣於原審審理時陳稱所辯：「（之前偵查中為何你不回國？）雖然尹伯Ｏ已經在唸書了，可以請假回來，但我沒有想到，我想說聖誕節之後學期就結束，我每年都會回來過年，所以我想等過完聖誕節時再回來過年。」；「（你100 年6 月8 日帶尹伯Ｏ去加拿大，也是中斷了ＯＯ幼稚園的學業，這跟在加拿大的學業能不能中斷，不是相類似的情形嗎？為何你沒有想到要先請假帶尹伯Ｏ回國？）因為他們若在ＯＯ幼稚園就讀，尹
ＯＯ、查ＯＯ去ＯＯ幼稚園碰面也都會爭吵，這對小孩來說很負面。」等語（見原審卷第184 頁背面），迥不相牟。觀諸被告尹ＯＯ於偵查中，僅以被告羅ＯＯ因身體不佳、心力交瘁、在加拿大休養等理由，作為被告羅ＯＯ無法於偵查中返國應訊之理由，反未曾提及其等係欲讓尹伯Ｏ在加拿大就學至12月底學期結束後即返回臺灣之情事，且被告尹ＯＯ於偵查中所為主要辯解，係謂：其讓母親羅ＯＯ將尹伯Ｏ帶至加拿大之目的，係要讓尹伯Ｏ在加拿大就學，且查ＯＯ有將監護權移轉給其妹尹Ｏ倩等語，並舉上述法代聲明書英文公證書及中文譯本為證（詳偵卷第41至49頁），均與事實不符，益徵被告尹ＯＯ、羅ＯＯ所辯，要屬事後卸責之詞，不足採信。而且，被告尹ＯＯ與告訴人之婚姻既已瀕臨決裂，告訴人於離婚訴訟中並已請求法院酌定其等之子尹伯Ｏ、尹仲Ｏ之監護權行使事宜，被告羅ＯＯ、尹ＯＯ竟於此時，突然誘拐被害人尹伯Ｏ，並將之攜出我國領域外之加拿大，即使其等預計年底將帶同尹伯Ｏ返國，僅預計將出國半年云云，惟於尹伯Ｏ出國之期間，仍已事實上斷絕告訴人對尹伯Ｏ親權之行使，被告等顯有侵害告訴人對尹伯Ｏ監督權之惡意，亦得證實。
⑦被告尹ＯＯ於檢察官偵查中辯稱：伊會反對告訴人與
小孩相處，是因為她打小孩很嚴重，鄰居跟ＯＯ幼稚園可以作證等語（見偵卷第198 頁），於原審審理中辯稱：伊很希望母親帶尹伯Ｏ回加拿大的主要原因是查ＯＯ在100 年4 月份雙方吵架之後，多次在ＯＯ幼稚園做出不恰當的舉動，包括查ＯＯ在下課時去學校，當著很多家長面前說出小孩的爸爸以前被關的事情，她是對尹伯Ｏ、尹仲Ｏ講，用意是希望激怒伊，因為伊也在場，伊脾氣不好，查ＯＯ也攜帶錄音筆去蒐證，伊有跟學校反應，這不是1 次、2 次的事情，也造成學校的困擾等語（見原審卷第190 頁）；告訴人則於檢察官偵查中陳稱：在幼稚園時他們就有搶小孩的情況，100 年5 月20日在ＯＯ幼稚園是伊最後一次見到小孩，他在孩子面前灌輸母親很壞，會打死他的觀念等語；於原審審理時證稱：從100 年4 月開始，被告尹ＯＯ就一直逼伊離婚，他又不願意簽離婚協議書，伊不知道他的心態為何，只好在100 年4 月底向法院提出訴訟訴請離婚，雙方在100 年4 月間協調離婚的過程中，伊前公公曾多次打電話給伊及伊父親談論小孩監護權一事，伊由此推敲被告羅ＯＯ應該知悉此事等語（詳原審卷第127 頁），可知被告尹ＯＯ與告訴人彼此相互指責，夫妻間未見任何相互之尊重與信賴，顯見夫妻雙方感情極為不睦。因此，告訴人於
100 年4 月15日與被告尹ＯＯ間發生爭吵，而偕同次子尹仲Ｏ離家後，自100 年4 月15日起至100 年5 月23日尹伯Ｏ向所就讀之ＯＯ幼稚園請假之前，係由被告尹ＯＯ、羅ＯＯ一同或由被告羅ＯＯ單獨帶尹伯Ｏ前往上開幼稚園上課，接送時曾在幼稚園與告訴人碰面乙節，業據被告羅ＯＯ於原審審理中證述在卷，並經證人即告訴人到庭證稱：伊曾在ＯＯ幼稚園與尹ＯＯ或羅ＯＯ有多次面對面接觸之機會，伊有對他們提醒說她不同意讓他們將小孩帶去加拿大；老師告知她尹伯Ｏ自100 年5 月23日起就請假等語在卷，且有上開幼稚園園長陳怡君出具之請假說明書1 紙附卷可參（詳偵卷第151 頁），顯見告訴人自100 年4 月15日離家後，得與尹伯Ｏ接觸見面之機會即為尹伯Ｏ於
100 年5 月23日請假未到校前之部分上學時日。然而，縱告訴人因到校與尹伯Ｏ接觸時，曾有對被告尹Ｏ
Ｏ、羅ＯＯ口出不友善言詞之行為，惟此類不友善之行為，是否即會導致尹伯Ｏ因信任母親所言，而對父親尹ＯＯ及平日主要照顧者羅ＯＯ產生懷疑或不信任之反應或情緒，尚有可疑。又被告尹ＯＯ辯稱其要羅ＯＯ帶尹伯Ｏ出國時，沒有考量到出國對於告訴人監護權的行使可能會造成相當的妨礙，是因告訴人在幼稚園做出上述不恰當舉動，也造成學校困擾，要讓其跟告訴人雙方靜下來溝通，看看婚姻是不是不會走到那麼糟的階段，始叫母親帶尹伯Ｏ去加拿大等語，亦非可採。再者，被告尹ＯＯ此部分之辯詞，亦與其所辯稱帶尹伯Ｏ前往加拿大，係既定計畫及例行事務，相互矛盾，更見被告尹ＯＯ、羅ＯＯ係在為其等為何在被告尹ＯＯ與告訴人已在進行離婚訴訟，並就未成年子女尹伯Ｏ、尹仲Ｏ之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有所爭執之際，不顧告訴人明確的反對，執意並急於將尹伯Ｏ帶往加拿大居住、就學，其實在於為使尹伯Ｏ脫離告訴人監督權之行使，尋找合理之藉口，並掩飾其等阻斷告訴人對尹伯Ｏ得以行使監督權之惡意，以及在外國完全控制尹伯Ｏ之人身，並進而得以奪取尹伯Ｏ監護權之私圖。
⑧被告尹ＯＯ、羅ＯＯ雖猶辯稱：告訴人比較偏愛次子
尹仲Ｏ，會打長子尹伯Ｏ，100 年4 月份夫妻吵架的原因就是告訴人打尹伯Ｏ受傷等語，並提出在99年間及100 年4 月17日拍攝之照片為證。惟按父母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內容，尚包括合理懲戒權之行使，至於懲戒權之行使是否已逾合理範圍，有無親權濫用之情事，是否可能另涉犯罪，須視具體情形為斷。被告等當庭所陳告訴人於99年12月間、100年4 月間曾毆傷尹伯Ｏ乙事，已據告訴人堅決否認在卷，而依被告等所提之傷勢照片，亦僅得認定其內拍攝之孩童身上存有傷勢乙事，然而各該照片所示傷勢何來？受傷時間為何？由何人所造成？等節，皆難僅憑卷附照片為證，本院自無從依憑被告等上開所辯及上揭孩童傷勢照片，遽認告訴人在尹伯Ｏ經羅ＯＯ於
100 年6 月8 日帶至加拿大之前，先有對尹伯Ｏ實施任何不法侵害行為之事實存在。何況，被告若以告訴人對於其子尹伯Ｏ親權行使有濫用之情事，亦須循法律規定之途徑，由法院確認告訴人究有無親權濫用之事實，尋求救濟，以決定是否可停止告訴人親權，當不容被告等自行認定告訴人對於尹伯Ｏ有親權行使未當之情形，即片面決定以略誘手段逕將被略誘人尹伯Ｏ帶往外國之加拿大，以此長遠之時空，強將尹伯Ｏ完全脫離告訴人之監督權及親權，進而架空告訴人對於其子尹伯Ｏ之監督權。至於被告尹ＯＯ於偵查中就其何以要讓被告羅ＯＯ帶尹伯Ｏ前往加拿大乙節，先於100 年7 月1 日辯稱：伊兒子在加拿大出生，到如今已經5 歲，皆由伊母親撫養，99年2 月份將大兒子從加拿大帶回來，這期間告訴人有打大兒子，都有照片，96年已將監護權給伊妹妹尹Ｏ倩等語，於100 年
8 月18日偵查中辯稱：監護權沒有判定，長孫一向由伊等照顧，小兒子由他們那邊照顧，如今她可以因為錢不夠用，將小孩才藝班的學費退出來，才藝班的錢其等已經付掉了，告訴人無法好好照顧小孩，還將學費退出來，小孩目前上才藝班的費用都由我支付等語，於100 年9 月20日偵查中辯稱：小孩在加拿大出生，拿的是加拿大護照，已經屆就學年齡，其妹妹有存兩個小孩的教育基金，告訴人表示她很愛小孩，但孩子是伊母親帶的，尹伯Ｏ有跟伊母親出入加拿大很多次，包括去香港都是伊母親帶的，伊家的電話沒有換，告訴人從以前到現在只有打過1 次電話到加拿大，且其沒有在小孩面前說她很惡毒，反而是告訴人跟小孩說父親以前是在監獄被關，不是在大陸工作；小孩出生後就長期居住在加拿大，不是從6 月開始，因為小孩已經屆就學年齡，伊不能剝奪小孩權利；小孩一直在加拿大，有出入境紀錄可查，會反對告訴人與小孩相處，是因為她打小孩很嚴重，鄰居跟ＯＯ幼稚園可以做證等語，再於100 年11月4 日偵查中辯稱：小孩在加拿大出生，就是打算讓小孩在加拿大受教育，因為小孩屆就學年齡，所以帶到加拿大等語，皆難作為告訴人先有對尹伯Ｏ實施不法侵害行為之認定依據甚明。且被告尹ＯＯ此部分之辯詞，亦與其所辯稱帶尹伯Ｏ前往加拿大，係既定計畫及例行事務，又相互矛盾，無待贅言。足見上開事實未明之各情，能否作為斷絕告訴人對於其子尹伯Ｏ監督權、親權行使之正當理由，原值懷疑，而且，即使要停止告訴人之親權，亦須循法定途徑處理，並不容被告等片面、恣意自行決定即斷絕告訴人之監督權。
⑨末查，尹伯Ｏ自00年0出生後，雖有多次往返臺灣、
加拿大之紀錄，其中在加拿大較長之期間分別為97年
6 月29日至97年12月26日共6 月、98年3 月26日至98年12月4 日共8 月、99年3 月2 日至99年5 月7 日共
2 月，其餘各次在加拿大停留之期間各約2 日、4 日、7 日、8 日、10日、11日、15日、1 月不等，顯見尹伯Ｏ在加拿大停留期間長短不一，且大部分的時間都在臺灣地區，被告羅ＯＯ於上開期間內之入出境日期及在加拿大之停留期間，皆與尹伯Ｏ相同乙節，此有卷附尹伯Ｏ及被告羅ＯＯ之入出境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各1 份互核以參，即得其詳（詳原審卷第63至64頁），是辯護人辯護稱：「尹伯Ｏ每年幾乎都出去半年，告訴人也有陳述這件事，本件100 年6 月8 日是例行性的出境，沒有要剝奪告訴人親權的意思，且被告表示尹伯Ｏ在加拿大接受學前教育完畢的時間是今年年底，會在101 年1 月3 日與羅ＯＯ一同返國，所以被告尹ＯＯ、羅ＯＯ主觀上並無剝奪親權之犯意。」等語，惟被告2 人主觀上既均知悉被告尹ＯＯ與告訴人間已生離婚與親權訴訟，竟於訴訟期間，將其等具有加拿大國籍身分之幼子尹伯Ｏ，在未經告訴人同意之下，竟意圖製造告訴人親權、監護權行使之法律及訴訟障礙，以略誘尹伯Ｏ之手段，並將被略誘人尹伯Ｏ逕自帶出中華民國領域外之加拿大國，在尹伯Ｏ出國期間，更事實上繼絕告訴人對於其子尹伯Ｏ行使監督權、親權之可能，顯見其主觀上有為爭奪尹伯Ｏ監護權之私圖，無待於我國法院決定之結果，即誘拐占取幼子尹伯Ｏ之人身，在我國領域外完全掌握尹伯Ｏ之人身，且以將尹伯Ｏ帶往其具有雙重國籍之加拿大，製造將來監護權行使上之訴訟與法律障礙，而於尹伯Ｏ出國期間，現實上更已惡意侵害告訴人對於尹伯Ｏ之監督權及親權，均如前述，是上開辯護意旨要與事實不符，洵無可採。
⑩綜此，被告尹ＯＯ、羅ＯＯ所辯：帶尹伯Ｏ去加拿大
居住、就學，是要等學期結束後帶尹伯Ｏ回來，並非要剝奪告訴人之親權等語，要屬事後卸責之詞，均不足採信，被告尹ＯＯ、羅ＯＯ確有共同略誘年祇5 歲之長子尹伯Ｏ脫離告訴人之監督權，並移送被誘人尹伯Ｏ出中華民國領域外之主觀犯意，在尹伯Ｏ出國期間，現實上已惡意侵害告訴人對尹伯Ｏ之監督權，至為明確。
４末按，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除法律另有規定外
，由父母共同行使或負擔之，民法第1089條第1 項前段定有明文；是以所謂親權，原則上自需由父母共同合法行使之。而「親權」應指對於子女身體之照護（包括住居所之指定、子女之交付請求權、懲戒權、子女身分上行為之同意權及代理權），及財產上之照護（包括法定代理權、同意權、子女特有及一般財產上之管理、使用、收益、處分權）之權利行使而言。又刑法第241 條第
1 項之略誘未滿20歲之男女，脫離家庭或其他有監督權之人之罪，所保護之法益，在保護家庭間之圓滿關係，及家長或其他有監督人之監督權。該項略誘罪之規定，並未就犯罪主體設有限制，解釋上享有親權之人，仍得為該罪之犯罪主體，即於有數監督權人之情形下，若有監督權之一方對於未滿20歲之被誘人施以略誘行為，使脫離原來之狀態，而置於一己實力支配下，使其與家庭或其他有監督權之人完全脫離關係，因而侵害他方之監督權，仍應有該條項之適用（最高法院21年度上字第1504號判例、93年度臺上字第4335號判決參照）。父母雙方對子女均有親權，尚非一方未經他方允許帶同子女外出即成立犯罪，然被告尹ＯＯ、羅ＯＯ未得告訴人同意擅由被告羅ＯＯ將尹伯Ｏ帶離中華民國領域外，並攜同至加拿大後，即將尹伯Ｏ長期滯留國外，且無意送返，而同為可行使親權而有監督權之被告尹ＯＯ則因尚在假釋期間，無法隨同出國以監督照護尹伯Ｏ，復又使尹伯Ｏ與另一共同享有親權且能實際行使親權，而有監督權之告訴人完全脫離關係，告訴人對於尹伯Ｏ事實上已陷於不能行使監督權之狀態，被告尹ＯＯ、羅ＯＯ所為，自有侵害告訴人監督權之主觀犯意及客觀行為，且其將年僅5 歲而無自主意思能力幼童尹伯Ｏ，以略誘手段誘拐出我國領域外之加拿大國，在尹伯Ｏ出國至加拿大期間，顯具有完全掌控尹伯Ｏ之人身，作為爭取尹伯Ｏ監護權之私圖存在，並有斷絕告訴人對尹伯Ｏ監督權之惡意甚明，此絕非被告尹ＯＯ親權之合法行使甚明。
５至辯護人辯護意旨援引報載就離婚婦女帶同其子至新加
坡1 年多，就該婦女所涉略誘罪部分經檢察官處分不起訴等情。惟此僅屬報紙上之報導，並非檢察官之不起訴處分書，且因未見不起訴處分書，無法確認該案之事實及相關認定理由為何，自難以援引參佐；況不同個案之事實基礎，原屬相異，致法律適用亦難一致，自無法率予援用。
（三）綜上所述，本案事證已臻明確，被告尹ＯＯ、羅ＯＯ所辯均無非事後飾卸之辭，自無可採，辯護意旨亦難謂有據，被告等之犯行，均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四、論罪科刑及維持原判決之理由：
（一）按未成年之子女，其父母在法律上均享有親權，不得由任何一方之意思而有所侵害，以父或母一方之不法行為，使脫離他方親權時，仍應負刑事上相當罪責（最高法院21年上字第1504號判例參照）。次按所謂親權應係指對於子女身體之照護（包括住居所之指定、子女之交付請求權、懲戒權、子女身分上行為之同意權及代理權），及財產上之照護（包括法定代理權、同意權、子女特有及一般財產上之管理、使用、收益、處分權）之權利行使而言。又參諸前揭最高法院判例意旨，被誘人如為無自主能力且無同意能力之幼童，縱未對之為強暴、脅迫、詐術等手段，仍屬略誘無訛。而本案被誘人尹伯Ｏ係00年0 月0出生，而於100 年6 月8 日遭略誘並移送出中華民國領域外時，其係年僅滿5 歲幼童無訛，業敘明於前，則被誘人尹伯Ｏ年齡幼小，應屬無自主意思能力、無同意能力之兒童，被告2 人將之誘後並移送出我國領域外，縱使誘拐行為中，並未對尹伯Ｏ施以強暴、脅迫、詐術等手段，依上開最高法院判例意旨，亦屬刑法第241 條第1 項規定之略誘犯行。而該條略誘罪之規定，並未就犯罪主體設有限制，揆諸上開最高法院判例、判決意旨，解釋上享有親權之人，仍得為該罪之犯罪主體，即於有數監督權人之情形下，若有監督權之一方對於年滿5 歲仍無自主意識且無同意能力之幼童予以拐取，使年祇5 歲之被誘人脫離原來之監護權狀態，而置於一己實力支配下，使其與其他有監督權之人完全脫離關係，仍應有該條項之適用，合先敘明。
（二）被告尹ＯＯ、羅ＯＯ在未告知及取得告訴人之同意，而對於尚不具有自主意識之年滿祇5 歲男童尹伯Ｏ置於自己實力支配下，由被告羅ＯＯ移送尹伯Ｏ出中華民國領域外而前往加拿大，使尹伯Ｏ與有監督權之告訴人完全脫離關係，使告訴人全然無從行使其監督權，核被告尹
ＯＯ、羅ＯＯ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41 條第1 項之略誘罪及同法第242 條第1 項之移送被誘人出中華民國領域外之罪。公訴人認被告係犯刑法第241 條第3 項、第1項之準略誘罪，尚有未洽，業如前述，此部分之起訴法條應予變更。
（三）按略誘罪為繼續犯，當被誘人未回復自由以前，仍在其犯罪行為繼續實施之中；刑法上之和誘罪，係繼續犯，凡被誘人於行為人實力支配下之存續期間，均應認係和誘行為之繼續（最高法院28年度上字第733 號判例、98年度臺上字第4168號判決參照）。被告尹ＯＯ、羅ＯＯ自100 年6 月8 日起，將尹伯Ｏ帶往加拿大，而略誘祇滿5 歲之尹伯Ｏ脫離有監督權之告訴人，至101 年2 月15日始將尹伯Ｏ交由告訴人照顧，以使告訴人得以繼續行使對於尹伯Ｏ之監督權為止，該段被誘人尹伯Ｏ於被告尹ＯＯ、羅ＯＯ共同實力支配之存續期間，均屬繼續犯。
（四）次按「兒童福利法第43條第1 項規定對利用或對兒童犯罪者，加重其刑至2 分之1 。但各該罪就被害人係兒童已設有特別處罰規定者，不在此限（兒童福利法業於93年6 月2 日廢止，此兒童福利法之條文規定相當於現行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 條規定）。而刑法第241 條第1 項略誘未滿20歲之男女，脫離家庭或其他有監督權之人之略誘，其被害人係以未滿20歲之男女為其對象，自包括未滿12歲之兒童在內，即屬該條項但書規定『設有特別處罰規定』之範圍。原判決論上訴人犯刑法第241 條第1 項之略誘罪，又引用兒童福利法第43條第1 項前段加重其刑，即有判決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2678號著有判決（並有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1214號判決可資參照）。而被告羅ＯＯ、尹ＯＯ所犯刑法第241 條第1 項之略誘罪，此略誘罪所規定之被害人，係以未滿20歲之男女為對象，原已包括未滿12歲之兒童在內，當屬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 條後段規定之「已定有特別處罰規定」之範圍，而無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 條前段規定之適用，是本案之被害人尹伯Ｏ雖為僅年滿5歲之兒童，惟依前揭最高法院判決意旨，亦不再有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 條前段加重其刑規定之適用，併予敘明。
（五）被告尹ＯＯ、羅ＯＯ間就上揭刑法第241 條第1 項之略誘犯行及同法第242 條第1 項之移送被誘人出中華民國領域外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依刑法第28條規定論以共同正犯。
（六）被告尹ＯＯ、羅ＯＯ於該段被誘人尹伯Ｏ在其等共同實力支配之存續期間內，復同時將尹伯Ｏ移送出中華民國領域外，係以1 行為同時觸犯準略誘罪及移送被誘人出國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從一重之移送被誘人出國罪處斷。
（七）被告尹ＯＯ曾於96年間，因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件，經本院以97年度上訴字第859 號刑事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 年6 月，嗣經最高法院於97年9 月11日，以97年度臺上字第4379號刑事判決，駁回上訴而告確定；被告尹ＯＯ復於97年間，因故買贓物案件，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於97年5 月26日，以97年度易字第1330號刑事判決，判處有期徒刑4 月確定，嗣經本院以97年度聲字第1797號刑事裁定，就上開有期徒刑3 年6 月、4 月，定其應執行之刑為有期徒刑3 年8 月確定。被告尹ＯＯ入監執行後，於99年9 月2 日假釋出監，刑期至100 年12月3 日縮刑期滿，以已執行完畢。被告尹ＯＯ於100 年
6 月8 日起，至101 年2 月15日止，犯刑法第241 條第
1 項之略誘犯行及同法第242 條第1 項之移送被誘人出中華民國領域外之犯行，其中略誘犯行係繼續至前案縮刑期滿後，本應論以累犯，然因被告尹ＯＯ係於假釋期間，故意更犯上開罪名，並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依刑法第78條第1 項規定，於本案判決確定後6 月以內，應撤銷其前案假釋，屆時其仍需執行殘刑，並因假釋之撤銷，而不符合累犯之規定，為免日後因假釋之撤銷，致形成不應論累犯而論累犯之違法，影響被告尹ＯＯ權益，本案目前不論以累犯，若被告尹ＯＯ日後未被撤銷假釋，再由檢察官聲請更定其刑，以為適法，附此說明。
（八）犯刑法第240 條至第243 條之罪，於裁判宣告前送回被誘人或指明所在地因而尋獲者，得減輕其刑，刑法第
244 條定有明文。是犯刑法第240 條至第243 條之罪，於裁判前送回被誘人或指明所在地因而尋獲，即得獲該條之寬典；至於其送回或指明所在地之原因，無論為內心不良而自動、被勸導或出於請求、命令，均無不可（最高法院99年度臺上字第4168號判決參照）。被告尹Ｏ
Ｏ、羅ＯＯ於本案裁判宣告前，即於100 年12月23日將尹伯Ｏ帶回臺灣，並於101 年2 月15日交由告訴人照顧以繼續行使監護權，此有原審公務電話記錄2 紙附卷可參（詳原審卷第246 至247 頁），是被告尹ＯＯ、羅ＯＯ均依刑法第244 條之規定減輕其刑。
（九）按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正義，故法院對有罪被告之科刑，應符合罪刑相當之原則，使輕重得宜，罰當其罪，以契合社會之法律感情，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10款事項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並於同法第59條賦予法院以裁量權，如認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俾使法院就個案之量刑，能為適當之斟酌。刑法第59條之所謂犯罪之情狀，應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暨宣告法定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等因素，以為判斷（最高法院38年臺上字第16號、45年臺上字第1165號、51年臺上字第899 號判例參照）。被告尹ＯＯ僅因其與告訴人間之婚姻生變，即波及年滿5 歲之尹伯Ｏ之生活，以其一己之私，而與其母親即被告羅ＯＯ共同略誘，並擅將尹伯Ｏ移送出中華民國領域外，致尹伯Ｏ無法在雙親共同監護之情形下正常成長，且剝奪告訴人之監督權，其等所為非是，惟念本案之發生，應係身為人父之被告尹ＯＯ擔心其與告訴人離婚後，尹伯Ｏ恐遭告訴人帶離，導致與其家族成員較親近之尹伯Ｏ無法繼續獲得被告羅ＯＯ之照顧，恐損及其家族傳統觀念之傳宗接代乙事，始侵害告訴人之監督權而觸犯本罪；而被告羅ＯＯ平日即有受託照顧尹伯Ｏ，其受被告尹ＯＯ之託，將尹伯Ｏ帶往加拿大，亦係囿於其家族傳統觀念之傳宗接代，其等緣於我國家族傳統之觀念，固導致告訴人及尹伯Ｏ因此受有傷害，且因而觸刑罰重典，惟細繹其等犯罪之初衷，固有為勉力維護自身親權，而惡意侵害告訴人對於尹伯Ｏ之監督權，但終究係以祖孫、父子親情為出發點，此與拐騙他人之未成年子女後予以移送出國，致他人骨肉分離、家庭破碎難圓等專為人口販賣惡行之國際人蛇集團，難相比擬，足認被告尹ＯＯ、羅ＯＯ之犯罪情狀尚堪憫恕，本院因認經依刑法第244 條減輕其刑後，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故均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被告尹ＯＯ、羅ＯＯ同時有2 種刑之減輕事由，均應遞減之。
（十）原審法院經審理結果，以被告羅ＯＯ、尹ＯＯ2 人犯罪之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查：①刑法第241 條第3 項、第1 項之準略誘罪，係以和誘未滿16歲之男女為要件，其行為之本質為和誘行為，惟本案被告2 人所誘之被害人，係為本案犯罪時年僅5 歲之兒童尹伯Ｏ，而年幼之被害人尹伯Ｏ當時並無自主意識能力及同意能力，則被告等所為誘被害人尹伯Ｏ之行為，即非和誘，而屬略誘犯行，應論以刑法第241 條第1項之略誘罪，原判決竟誤認被告所為係刑法第241 條第
3 項、第1 項之準略誘罪，則有未合。檢察官固以被告尹ＯＯ、羅ＯＯ使告訴人飽受骨肉分離之苦，歷經種種訴訟之奔波、身體心理飽受折磨，行為實屬惡劣，且被告尹ＯＯ、羅ＯＯ並無情堪憫恕之處，原審量刑實屬過輕為由，提起上訴。惟按刑罰之量定，屬法院自由裁量之職權行使，應審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由及一切情狀，為酌量輕重之標準，並非漫無限制；量刑輕重係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不得遽指為違法；且在同一犯罪事實與情節，如別無其他加重或減輕之原因，下級審量定之刑，亦無過重或失輕之不當情形，則上級審法院對下級審法院之職權行使，原則上應予尊重（最高法院72年度臺上字第6696號、75年度臺上字第7033號判例及85年度臺上字第2446號判決參照）。然斟酌本案發生之來龍去脈，並著眼於被告尹ＯＯ及告訴人所生幼子尹伯Ｏ、尹仲Ｏ的利益，避免因成人世界的錯誤觀念及怨恨紛爭，導致雙方之未成年幼子在訴訟中，承受莫大而難以回復的傷害，且除彰顯被告尹ＯＯ、羅ＯＯ的錯誤行為，確實造成告訴人及幼子尹伯Ｏ之嚴重傷害外，更深切企盼雙方能將仇恨放下，真心誠意善待尚屬年幼的尹伯Ｏ、尹仲Ｏ，莫讓其等繼續在父母對簿公堂的過程中，再次受到親情的撕裂及仇恨的傷害，同時避免其等在成長過程中，因學習成人的錯誤行為，而形成錯誤的價值觀，把所有傷害降到最低，是本於被告等之責任為基礎，兼衡雙方幼子之利益，難認原審判決之刑度而有失之過輕之情事，是檢察官以原審量刑過輕為由，提起上訴，以及被告尹ＯＯ、羅ＯＯ上訴意旨仍執前詞，否認上開犯行，經核均難認有理由，惟原審判決既有如上可議之處，自屬無可維持，應由本院將原判決予以撤銷改判。爰審酌被告尹ＯＯ、羅ＯＯ犯罪之動機、目的係為使尹伯Ｏ與共同行使親權之母親即告訴人間脫離關係，且具有為保有被告尹ＯＯ得能行使完整親權，而阻絕告訴人對尹伯Ｏ行使監督權可能之惡意，而其等犯罪之手段係在未告知告訴人，且違反告訴人意願之情形下，由平日受託照顧尹伯Ｏ之被告羅ＯＯ，帶同尹伯Ｏ搭機前往加拿大定居、就學，且被告羅ＯＯ在犯罪繼續期間，復有遷移加拿大住處之行為，而未將新住處告知告訴人，致尹伯Ｏ事實上均在被告尹ＯＯ、羅ＯＯ一己之實力支配之下，告訴人因此處於完全無從對尹伯Ｏ行使或負擔權利義務之狀態下，其對尹伯Ｏ之監督權在上開犯罪繼續期間內，事實上已遭剝奪，告訴人因此受有傷害甚鉅，及斟酌被告尹ＯＯ、羅ＯＯ之品行、智識程度、素行、其等分別為尹伯Ｏ之父親、祖母，及分別為告訴人之前夫、前婆婆之關係，彼此間仍具有密切且無法磨滅之親屬關係，暨其等終究將尹伯Ｏ交付予告訴人，回復告訴人與尹伯Ｏ間得能行使親權之關係，犯罪後態度尚可等一切情狀，各量處有期徒刑2 年。並以被告羅ＯＯ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其因錯誤觀念，致一時失慮，誤蹈刑章，信其歷此偵審程序之教訓，當知所警惕，信無再犯之虞，認對被告羅ＯＯ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依刑法第74條第1 項第1 款之規定，併諭知緩刑2 年，以啟自新，並觀後效。
（十一）至於本案量刑結果，被告尹ＯＯ必須入監執行有期徒刑2 年，無法受到緩刑之寬典，惟乃因被告尹ＯＯ曾於96年間，因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件，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3年6月確定，及於97年間，因故買贓物案件，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4 月確定之刑事前案紀錄，使其已不符合刑法第74條第1 項第1、2款之緩刑要件使然，附此說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刑法第28條、第241條、第1 項、第242條第1項、第55條、第244條、第59條，第74條第1項第1款，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02 年 5 月 29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蔡王金全
法 官 許 文 碩法 官 高 思 大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十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賴 宜 汝中 華 民 國 102 年 5 月 30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