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03年度上易字第589號上 訴 人即 被 告 謝昀臻上列上訴人因竊盜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3年度易字第236號中華民國103年3月2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102年度偵字第24964號、25867號、2700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按協商判決，除有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4第1項第1款「於訊問程序終結前，撤銷合意或撤回協商聲請者」；第2款「被告協商之意思非出於自由意志者」；第4款「被告所犯之罪非第455條之2第1項所定得以聲請協商判決者」；第6款「被告有其他較重之裁判上一罪之犯罪事實者」；第7款「法院認應諭知免刑或免訴、不受理者」；或協商判決違反同條第2項「法院應於協商合意範圍內為判決；法院為協商判決所科之刑，以宣告緩刑或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為限」之規定者外，不得上訴。對於前項但書之上訴，第二審法院之調查以上訴理由所指摘之事項為限，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0第1、2項定有明文。又同法第367條前段規定：「第二審法院認為上訴有第362條前段之情形者，應以判決駁回之」、同法第372條規定：「第367條之判決上訴時，第二審法院認其為無理由而駁回上訴，或認為有理由而發回該案件之判決，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此程序依同法第455條之11第1項規定，對於協商判決之上訴準用之。
二、上訴人即被告謝昀臻（下稱被告）上訴意旨略以：伊罹患衝動性控制範疇疾患、強迫症、情感性精神疾患、癲癇等疾病，且領有臺中市政府所核發之低收入戶證明，此均有證明書可證，原判決及偵查時卻未指定辯護人，以保護被告之訴訟權益，判決有違誤，請求將被告送請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為鑑定等語。
三、經查：
（一）按「除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者外，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或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於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前或簡易判決處刑前，檢察官得於徵詢被害人之意見後，逕行或依被告或其代理人、辯護人之請求，經法院同意，就下列事項於審判外進行協商，經當事人雙方合意且被告認罪者，由檢察官聲請法院改依協商程序而為判決：一、被告願受科刑之範圍或願意接受緩刑之宣告。」、「除有前項所定情形之一者外，法院應不經言詞辯論，於協商合意範圍內為判決。法院為協商判決所科之刑，以宣告緩刑、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為限。」，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2第1項第1款、第455條之4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申言之，倘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2第1項第1款規定，聲請法院改依協商程序而為判決，並與被告達成科刑範圍之合意時，法院即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4第2項之規定，於檢察官與被告之協商合意範圍內為判決。
（二）本件被告所犯竊盜罪（共3罪），均係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且非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之案件，其於原審法院103年3月25日行審理程序時，當庭就起訴事實為認罪之陳述，經檢察官聲請於審判外進行協商，被告同意改行協商程序，並由檢察官與被告於審判外進行協商程序。嗣經庭外協商後，被告同意即時進行協商程序，經法官再行詢問協商合意內容，檢察官即稱：「被告認罪且經雙方合意，被告並願受科刑範圍為：被告謝盷臻犯竊盜罪，共三罪，均累犯，各處拘役20日，如易科罰金，以新台幣1千元折算1日。應執行拘役40日，如易科罰金，以新台幣1千元折算1日。」，被告稱：「如同檢察官所述」。嗣後，審判長對被告告知：「一、所認罪之罪名為：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二、該罪法定刑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百元以下罰金。三、並告知下列事項：㈠如適用協商程序判決，被告喪失受法院依通常程序公開審判之權利、保持緘默之權利、與證人對質或詰問證人之權利。㈡協商判決原則上不得上訴。但有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4第1項第1款「於本訊問程序終結前，被告撤銷協商合意或檢察官撤回協商聲請者」；第2款「被告協商之意思非出於自由意志者」；第4款「被告所犯之罪非第455條之2第1項所得以協商判決者」；第6款「被告有其他較重之裁判上一罪之犯罪事實者」；第7款「法院認應諭知免刑或免訴、不受理者」等情形之一，或協商判決違反同條第2項「法院應於協商合意範圍內為判決；法院為協商判決所科之刑，以宣告緩刑或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為限」等規定者（以上均簡稱為但書情形），不在此限（即有但書情形，依法仍得上訴）」。審判長再問：「被告與檢察官達成協商合意是否出於自由意志？」被告答：「是的」。審判長又問：「本件上開協商內容，是否已考量刑法第19條第2項減輕之事由」？檢察官稱：「是」。被告並再次承認有起訴書所記載之犯罪事實等情，有原審法院協商程序筆錄、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察官認罪協商聲請書、協商記錄各一份附卷可憑（見原審卷第18頁至第18頁背面、19頁、20頁）。
（三）被告雖提出醫院診斷書、身心障礙手冊，低收入戶證明，以資證明其為低收入戶，並罹患衝動性控制範疇疾患、強迫症、情感性精神疾患、癲癇等疾病，據以指摘原判決及偵查時未指定辯護人，以保護被告之訴訟權益，認原判決有違誤云云。然查：
１、按有下列⑴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案件。⑵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⑶被告因智能障礙無法為完全之陳述。⑷被告具原住民身分，經依通常程序起訴或審判者。⑸被告為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而聲請指定者。⑹其他審判案件，審判長認有必要者情形之一，於審判中未經選任辯護人者，審判長應指定公設辯護人或律師為被告辯護，此有刑事訴訟法第31條第1項定有明文，係強制辯護之要件。又被告在刑事訴訟法上應享有充分之防禦權，為憲法第16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核心領域（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釋字第582號解釋參照）。此防禦權包含消極性的緘默權（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4項後段）、無罪推定（同法第154條第1項），及積極性的受辯護人協助之權利（一般稱為辯護倚賴權），同法第95條所定訊問被告前之告知義務，其中第1、2款即屬於前者，第3、4款則屬於後者。是辯護倚賴權，為被告防禦權之重要內容，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第3項第4款即規定，被告到庭受審，得由其選任辯護人答辯；未選任辯護人者，應告以有此權利；法院認為審判有此必要時，應為其指定公設辯護人，如被告無資力酬償，得免付之。刑事審判強制辯護適用範圍，亦由最輕本刑3年以上有期徒刑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之案件，擴大至因智能障礙無法為完全陳述，暨低收入戶而有必要法律協（扶）助之被告（刑事訴訟法第31條第1項、公設辯護人條例第2條、法律扶助法第4條第2項）。演變至今，強制辯護案件由國家公權力介入，對於弱勢者保障此防禦權，更為辯護倚賴權之最大發揮（最高法院99年度臺上字第5079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２、據本件被告自承伊為低收入者（見原審卷第15頁背面），且觀諸於103年3月10日核定之臺中市南區低收入戶證明書內容所載：被告符合低收入第3款要件，此有臺中市南區低收入戶證明書影本1紙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3頁），是可知被告係低收入戶，應無疑義。又據被告於原審自承：患有強迫症、憂鬱症等...伊就醫很久了，好像從88年開始，是在大慶醫院中國醫藥學院....伊每天都要吃藥等語（見原審卷第16頁至背面），且詳查被告於103年3月4日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診斷證明書，診治醫師吳博倫診斷被告患有：衝動性控制範疇疾患、強迫症、情感性精神疾患、癲癇發作。而其囑言：「患者自100年1月25日至本院精神科初診，至今持續返診，雖因衝動控制疾患有病態性偷竊，目前病情仍有明顯障礙」等語；於103年3月14日同醫院診治醫師謝明鴻診斷被告患有：情感性精神病合併強迫症、衝動性控制障礙。其囑言為：「個案因衝動控制障礙，看到機車腳踏墊有物品，尤其是紅色的東西會引發興奮感，而亂拿他人的物品，若阻止拿物品會引起痛苦感覺，建議住院治療以改善病情」等語；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所載：被告其障礙等級為極重度；重大傷病免自行部分負擔證明卡內容所載：被告患有情感性精神病，該卡有效日期自92年2月14日至永久等情，有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診斷證明書影本2紙、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影本、重大傷病免自行部分負擔證明卡影本各1份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0至11頁、第12頁），是可知被告同時亦具有精神障礙之事實，洵屬明確。
３、被告雖有精神障礙之事實，業如前述。然查，本件被告分別於警詢、偵查及原審審理時均坦承竊盜犯罪事實不諱。細觀被告於警詢供稱：於102年10月1日10時28分之機車財物失竊案，是伊犯下無誤；但伊以為那機車（995-BXD）上的物品是人家不要的，所以才將物品拿走，準備拿去回收或是拿給伊的兒子等語（見偵字第24964號偵查卷第18頁）。於102年10月3日18時10分之機車財物失竊案，是伊犯下無誤；伊行經樂群街發現那機車（PS7-679）上的腳踏板上有1個包包，伊控制不住自己，於是就將包包取走了等語（見偵字第25867號偵查卷第21頁）。於102年10月3日17時36分之機車財物失竊案，是伊犯下無誤；伊因為心情不好，看到馬路旁的機車（HH6-081）腳踏墊上有一個裝有衣服的塑膠袋，就徒手把它拿走等語（見偵字第27007號偵查卷第17頁）。及被告於偵查中供稱：（問：
有無其他陳述?）伊想要易服社會勞動等語（見偵字第24964號偵查卷第54頁至背面）；被告於原審中均坦承該三件竊盜罪之犯行，且就其中之竊來之衣服丟掉了等語（見原審卷第17頁至背面）。是可知被告固然因所罹患之精神障礙而有衝動失控之情緒行為模式，但均能理解對話內容，並適當地回答提問，並非智能不足；且依其警偵訊及原審陳述內容為據，被告對於行竊經過亦能供述明確。又觀被告到案後，自警詢、偵查及原審協商程序期間均全程親自參與，並未有輔佐人協同到庭以補充事實上的陳述。因而，被告顯無因智能障礙致無法為完全陳述之狀況，而不符強制辯護要件。再者，於本件原審法院行協商程序時，被告應能明瞭認罪協商之意義，未因其罹患之精神疾病而受影響，且從被告於原審之問答過程，供述自然而未有任何延滯，被告心智與正常人並無差異，其後復為認罪之表示，且表示與檢察官達成協商合意係出於自由意志，加諸被告提起上訴並未舉證說明本件原審或檢察官行協商程序時，有使用如強暴、脅迫、利誘、詐欺、疲勞訊問或其他不正之方法，而影響其意志決定及意志形成自由之情形，是可堪認被告於原審審判外與檢察官達成上揭協商合意，顯係出自其自由意志而為。是難僅以被告係精神障礙者，即謂其協商合意非出於自由意志，而作為對原審依協商程序所為判決之上訴理由。
４、另被告係低收入戶一節，業已如前述。然查，據被告偵查及原審筆錄所載，偵查中被告雖陳明係低收入戶，但同時表示：伊可以自己回答，不用請律師等語（見第24964號偵卷第54頁），且於103年3月25日原審審理時，法官第一、二次詢問被告是否聲請指定辯護人為其辯護，被告均未正面回答，待法官第三次詢問被告是否聲請指定辯護人為其辯護，被告即明確表示拒絕（見原審卷第16頁），是可知被告雖為低收入戶，但並未提出指定辯護人之聲請，故本件尚不符合相對強制辯護之要件，從而自無被告所指摘原審未指定辯護人之違法可言。
（四）綜上所述，雖被告之身體、精神狀況及家庭狀況固值憐憫，惟原審法院協商程序業已審酌被告責任能力、累犯等事項，於協商範圍內判處被告犯竊盜罪3罪，均累犯，各處拘役20日，應執行拘役40日，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經核其協商判決並無不妥之處。本件原審協商判決既無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0第1項但書所定之情形之一，揆諸首揭說明，自屬不得上訴。被告提起上訴，為法律上不應准許，應予駁回，並不經言詞辯論為之。末查本件事證明確，本院綜合被告行為時各種主、客觀情形，並無再贅行鑑定之必要，而綜合全部卷證，自為合理推斷，是被告聲請應送精神鑑定一節，應予駁回，併此敘明。
四、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1第1項、第367條前段、第372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3 年 5 月 13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王 增 瑜
法 官 唐 光 義法 官 莊 秋 燕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姚 錫 鈞中 華 民 國 103 年 5 月 13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