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03年度上訴字第1298號上 訴 人即 被 告 林怡馨選任辯護人 簡敬軒律師上列上訴人因偽證等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2 年度訴字第1832號中華民國103年6月1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102 年度偵字第997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 實
一、林怡馨與劉良致、李俊龍（涉犯侵占遺失物部分，另經臺灣彰化地方法院以100 年度簡字第1264號判決判處罰金新臺幣〈下同〉1 萬元確定，而涉犯偽造有價證券部分，亦經本院以101年度上訴字第937號判決無罪確定）係朋友，而林怡馨前於民國99年9 月間，將其向三信商業銀行（下稱三信銀行）申請之票號BA0000000 號、發票日99年10月27日、金額20萬元支票1 紙提供予劉良致、李俊龍調現，李俊龍乃持向黃健民借款20萬元，所得款項由李俊龍、劉良致朋分，嗣因上開支票屆期，李俊龍、林怡馨均無法提供票款，遂由李俊龍籌款4 萬元，另商請黃健民提供16萬元，並於99年10月27日以黃健民之名義存入林怡馨三信銀行甲存帳戶，使上開支票得以兌現，並由林怡馨再於其三信銀行票號BA0000000號支票上填載發票日99年11月27日、金額20萬元而發票人欄未用印，並由李俊龍背書後，交付予黃健民以擔保前開借款。又林怡馨另於99年10月18日，在其三信銀行票號BA0000000 、BA0000000 號支票上分別填載金額10萬、20萬元並均於發票人欄用印後，將上開2 紙支票透過劉良致轉交予李俊龍，授權李俊龍填載發票日供李俊龍調現，李俊龍嗣委由楊吉利於同日，分別在上開支票上填載發票日為99年11月25日、99年11月15日後，持向林文特所經營、位於彰化縣○○鎮○○路○○○ 號之「金寶當鋪」借款30萬元，楊吉利從中分得上開票面金額10萬元支票借款金額扣除利息之款項後，其餘款項交付予李俊龍，而李俊龍再將另外10萬元部分借款金額扣除利息之餘額交付予黃得安。而林怡馨明知上開票號BA0000000、BA0000000、BA0000000號等支票並未遺失，且亦已於99年11月4日由李俊龍在其預先委由友人黃耀德擬妥內容為「本人李俊龍坦承取走林怡馨之三信商業銀行支票共4張，票號分別為BA0000000、BA0000000、BA0000000、BA0000000，支票所載之日期為本人所填寫，所有支票之債務均與林怡馨無關，上列之支票已至三信銀行止付，本人同意最晚於99年11月12日前將上述之支票交還林怡馨，若未能如期交還爾後上述之支票如有任何法律上之相關責任，本人李俊龍願負完全之責任」等文字之切結書上簽名，竟分別基於未指定犯人誣告之犯意，先於99年11月15日，至三信銀行營業部佯以：票號BA0000000、BA0000000號支票為空白支票，且於99年11月2日在其位於臺中市○區○○路住處遺失云云，辦理掛失止付及簽具遺失票據申報書，委由付款銀行經由票據交換所轉報警局偵辦不詳之人涉犯侵占或竊盜罪嫌；再於99年11月16日，佯以：票號BA0000000號支票為空白支票，於99年11月2日在其位於臺中市○區○○街住處遺失云云，向三信銀行營業部辦理掛失止付，並簽具遺失票據申報書，委由付款銀行經由票據交換所轉報警局偵辦不詳之人侵占或竊盜罪嫌。嗣林文特於99年11月15日，持票號BA0000000號之支票前往彰化縣員林鎮陽信商業銀行提示，該行以該支票掛失為由而拒絕給付後，經警循線得悉上開二紙支票為李俊龍、楊吉利持向林文特借款。林怡馨則於99年11月26日自行撤銷票號BA0000000號支票掛失止付之申請。
二、林怡馨又因否認票號BA0000000、BA0000000號支票上之發票日為其親自或授權所填載，而李俊龍、楊吉利遭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以涉犯偽造有價證券罪嫌提起公訴，由臺灣彰化地方法院（下稱彰化地院）以100 年度訴字第1369號偽造有價證券案件審理中，林怡馨於該案101年2月2 日上午9 時30分審理期日，在彰化地院刑事第二法庭，以證人身分到庭作證，乃基於偽證之犯意，於供前具結後，對票號BA0000000、BA0000000號支票究是遺失或交付予李俊龍使用之重要關係事項，為虛偽陳述證稱：「（剛剛稱切結書是你擬好提供的，現在為何又說是他提出之後你才把這段話寫在切結書？）在寫切結書之前2、3天，李俊龍主動打電話告訴我說他撿到我的支票，改稱：他問我說我的支票丟掉我是否知道，我說我不知道，他說他那邊有撿到我的4 張支票，我跟他說謝謝，請他將支票還我，他說不過支票目前不在他身上，他好像不知道放在哪裡去還是丟掉了，所以我有告訴他我這樣有危險性的，所以他請我給他一段時間去找支票，如果確實找不到，再請我去銀行辦掛失止付」等語。嗣林怡馨則於上開案件101年3月29日審理時，以證人身分到庭具結證述，及於其另向李俊龍、楊吉利、黃健民等人提出侵占、詐欺、重利、偽造文書等告訴案件同日偵訊中，庭呈「証人自述補充說明狀」，均陳明票號BA0000000、BA0000000號支票係透過劉良致轉交予李俊龍之情，而於上開李俊龍、楊吉利涉犯偽造有價證券案件判決確定前自白犯罪。
三、案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下稱臺中地檢）檢察官自動檢舉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一、被告自白或不利於己陳述之證據能力：按被告之自白，非出於強暴、脅迫、利誘、詐欺、疲勞訊問、違法羈押或其他不正之方法，且與事實相符者，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6 條第1 項定有明文。又按刑事訴訟法第
100 條規定，雖將被告對於犯罪之自白及其他不利益之陳述區分為二，然自白在本質上亦屬於自己不利益陳述之一種，同法第156 條第1 項，固僅就自白之證據能力為規定，但對於其他不利益之陳述證據能力之有無，仍有其適用，此有最高法院101 年度台上字第473 號判決意旨足資參照。查被告關於其偽證部分之自白，或其所陳述其交付上開支票之經過、與證人李俊龍書立切結書之情形、於前述時間申報票據遺失之過程等情及其嗣後所提出「証人自述補充說明狀」中關於上揭支票流向之記載，均未經主張係遭施以任何不正方法而得，則上開陳述或為對於犯罪之自白，或為其他承認不利於己事實之陳述，且並非遭施以任何不正方法所取得，揆之首揭意旨，倘經與本案其他事證互佐而得認與事實相符，均得為證據。
二、證人黃健民、楊吉利、李俊龍、林文特、黃德安、劉良致於另案審判中陳述之證據能力：
按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 第1 項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向法官所為之陳述，得為證據。依其立法理由，乃揭示被告以外之人（含共同被告、共犯、被害人、證人等）於法官面前所為之陳述，因其陳述係在法官面前為之，故不問係其他刑事案件之準備程序、審判期日或民事事件或其他訴訟程序之陳述，均係在任意陳述之信用性已受確定保障之情況下所為，因此該等陳述應得作為證據，有最高法院101 年度台上字第531 號、102 年度台上字第202 號等判決意旨可參照。是本案證人黃健民、楊吉利、李俊龍、林文特、黃得安、劉良致等人，前於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100 年度中簡字第1231號給付票款事件訴訟中（即證人黃健民以BA0000000 號支票對被告所提起民事訴訟，下稱甲案），或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00 年度訴字第1369號偽造有價證券案件訴訟審理中（即證人李俊龍、楊吉利因BA0000000、BA0000000號支票涉嫌偽造有價證券案件，下稱乙案）所為之陳述，依前所述，均得作為證據。
三、劉良致、楊吉利、李俊龍、林文特於另案偵查中陳述之證據能力：
按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 第2 項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已揭示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原則上有證據能力，僅於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始例外否定其得為證據。是被告如未主張並釋明顯有不可信之情況時，檢察官自無須再就無該例外情形為舉證，法院亦無庸在判決中為無益之說明。換言之，法院僅在被告主張並釋明有「不可信之情況」時，始應就有無該例外情形，為調查審認，有最高法院101 年度台上字第3287號判決意旨可參。查證人劉良致於臺中地檢101 年度偵字第7674號侵占案件偵查中（即被告對證人李俊龍、楊吉利、黃健民所提侵占、詐欺、重利、偽造文書等刑事告訴案件，下稱丙案）之證述、證人楊吉利、李俊龍及林文特於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檢察署100年度偵字第3424號侵占案件偵查中（即李俊龍因涉犯侵占遺失物案件，下稱丁案）證述、證人楊吉利、李俊龍及林文特於乙案偵查中之證述，被告及其辯護人均未主張或釋明上開證人審判外陳述有何顯不可信之情形，揆諸前述見解，應認上開陳述均有證據能力。
四、黃健民三信銀行帳戶存摺內頁、存款收執聯、被告三信銀行甲存帳戶交易明細之證據能力：
按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4 第2 款規定：「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外，從事業務之人於業務上或通常業務過程所須製作之紀錄文書、證明文書，得為證據」，係考量從事業務之人在業務上或通常業務過程所製作之紀錄文書、證明文書，屬於業務上或通常業務過程不間斷、有規律而準確之記載，通常有專業人員核對其正確性，又大部分紀錄係完成於業務終了前後，無預見日後可能會被提供作為證據之偽造動機，其虛偽之可能性較低。何況，如讓製作者以口頭方式於法庭上再重現過去之事實或數據，亦有實質上之困難。因此此等文書亦具有一定程度之不可代替性，除非其有顯然不可信之情況，應有承認其有證據能力之必要，有最高法院101 年度台上字第5026號判決意旨足參。而卷附被告三信銀行甲存帳戶交易明細與黃健民三信銀行帳戶存摺內頁等資料，均是三信銀行就被告甲存帳戶或黃健民金融帳戶內，每有款項支、存等交易情形，即予以紀錄而形成之資訊；另黃健民所提出之存款收執聯，則是於其將款項存入特定帳戶後，經辦之金融機構所開立，用以供事後查閱、確認有將其上所載數額之款項，於所載時間，存入所登載之戶名、帳號內之證明文書，而上開資料之作成，通常其作成人員均無預見日後將提供作為訴訟上證據之用，而有偽造、變造之動機，揆諸前述，應認有證據能力。
五、其餘供述證據之證據能力：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 至第159 條之4 之規定，但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 條第1 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第1 項及第159 條之
5 分別定有明文。本案下列所引用證人楊吉利、林文特於丁案警詢中所為陳述，雖均係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以言詞或書面所為與本案有關之供述證據，屬傳聞證據，惟均經當事人、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判期日中表示無意見而不予爭執，復經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5 規定，認前揭證據資料亦有證據能力。
六、卷附支票、退票理由單、支票掛失止付票據提示人資料查報表、遺失票據申報書、票據掛失止付通知書、撤銷票據掛失止付通知書、切結書、楊吉利99年10月18日簽發典當借款收據、本票之證據能力：
按以文書作為證據資料使用時，依其性質、作用，有不同之屬性。倘以文書內容所載文義，作為待證事實之證明，乃書面陳述，其為被告以外之人出具者，有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第1 項及其相關之傳聞法則規定適用；若以物質外觀之存在，作為待證事實之證明，即為物證之一種，無傳聞法則之適用，原則上具有證據能力，縱有違法取得問題，當依同法第
158 條之4 關於權衡法則之規定，定其證據能力之有無，二者有別，不應相混淆。至文書資料亦有兼具傳聞證據與物證之性質者，斯時其證據能力之判斷，應依上揭證據資料使用目的，視其性質而分別決定，有最高法院103 年度台上字第
427 號判決意旨可參。而前揭之相關文書，於本案並非以其內容作為待證事實證明之用，而是以該等文書外觀存在作為證明本案犯罪事實之用，依前所述，應屬物證之證據方法，而該等文書與本案犯罪事實具有關聯性，此外，又查無事證足認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而取得之證據，並無依法應予排除之情事，是得作為證據。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訊據被告林怡馨對於其於99年10月27日簽發BA0000000 號支票交付予黃健民，並於同年月18日透過劉良致轉交其已填妥票面金額及用印完成之BA0000000 、BA0000000 號支票予李俊龍，嗣其先後於同年11月15、16日前往就上開票據申報掛失止付，並於同年11月26日撤銷對於BA0000000 號支票之掛失止付申請，且伊因為免繳交保證金，故申報掛失止付時均陳報該等支票為空白支票等情坦承在卷，並對於其乙案審理中，到庭為虛偽陳述之情自白不諱，然矢口否認有何未指定犯人誣告之犯行，辯稱：是因為李俊龍曾打電話向伊稱支票遺失找不到，伊即請李俊龍簽切結書並要求李俊龍應依限將支票尋回，否則即要辦理掛失，又伊對於有哪些票號支票交付予李俊龍並未詳載，所以只能依李俊龍所告知之票據張數，依支票簿中尚未簽發支票之號碼，往前回推疑似交予李俊龍支票之票據號碼，並據此申報遺失，況嗣後黃健民要求伊補蓋印章時，伊即察覺BA0000000 號支票為黃健民所持有，因而前往撤銷此張支票之掛失止付申請，足證伊先前申報掛失止付時，主觀上並無明知各該票據未遺失之情形，伊確無未指定犯人誣告之主觀犯意，至多僅是過失等語。然查：
一、未指定犯人誣告部分：ꆼ被告林怡馨於99年10月18日，在其三信銀行票號 BA0000000
、BA0000000號支票上分別填載金額10萬、20萬元及在發票人欄用印後，透過劉良致轉交予李俊龍，而後李俊龍並偕同楊吉利持上開2紙支票前往林文特所經營之「金寶當鋪」借款，楊吉利並當場填載上開支票發票日為99年11月25日、99年11月15日，且簽立典當借款收據及本票交付予林文特收執，而後楊吉利取得原借款金額10萬元扣除利息部分款項後，將餘額交付李俊龍，嗣李俊龍再轉交原借款金額10萬元扣除利息之款項予黃得安，至其餘款項則由李俊龍所取得。另被告前曾簽發發票日99年10月27日、金額20萬元、票號BA0000000號三信銀行支票予李俊龍調現，李俊龍持向黃健民借得20萬元後，因李俊龍、林怡馨於發票日屆至後，無力提供票款兌現，乃由李俊龍籌款4萬元，並由黃健民另提供16萬元，以黃健民名義存入被告三信銀行甲存帳戶內，使上開支票兌現，而被告則另於99年10月27日，在其三信銀行票號BA0000000號支票上填載金額20萬、發票日99年11月27日後，交付予黃健民。又李俊龍於同年11月4日簽立由被告委由其友人黃耀德預擬內容為：「本人＿＿＿坦承取走林怡馨之三信商業銀行支票共四張，票號分別為BA0000000、BA0000000、BA0000000、BA0000000，支票所載之日期為本人所填寫，所有支票之債務均與林怡馨無關，上列之支票已至三信商業銀行止付，本人同意最晚於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前將上述之支票交還林怡馨，若未能如期交還爾後上述之支票如有任何法律上之相關責任，本人＿＿＿願負完全之責任」之切結書上簽名、捺印後，交由被告收執。嗣被告乃於同年11月15日向三信銀行營業部以BA0000000、BA0000000號支票均為空白支票，而於99年11月2日在其位於臺中市○區○○街住處遺失為由，填具票據掛失止付通知書、遺失票據申報書申請掛失止付，又於翌日（即16日）再以BA0000000號支票為空白支票，且於上揭時、地遺失為由申請掛失止付，其後則於99年11月26日以BA0000000號支票已尋獲為由，申請撤銷掛失止付，另其曾於99年11月2日亦以BA0000000號支票為空白支票，並於上開時、地遺失為由申報掛失止付。另林文特於99年11月15日持BA0000000號支票前往陽信商業銀行提示，遭該行以其所提示票據經掛失止付為由拒絕給付等情，均據被告供承在卷，並核與證人黃健民、李俊龍、楊吉利、黃得安、劉良致、林文特、黃耀德等人證述相符。此外，並有票號BA0000000號支票影本及退票理由單、黃健民三信銀行帳戶存摺內頁影本、存款收執聯、切結書、楊吉利99年10月18日簽立之典當借款收據及本票、票號BA0000000號支票影本、臺灣票據交換所臺中市分所101年10月11日台票中字第990541號函檢附票號BA0000000號支票之票據掛失止付通知書、掛失止付票據提示人資料查報表、支票影本及退票理由單、遺失票據申報書、BA0000000、BA0000000、BA0000000號支票之票據掛失止付通知書、被告三信銀行甲存帳戶交易明細、BA0000000號支票正反面影本等在卷可參（見臺中地檢101年度偵字第7674號卷〈下稱偵卷一〉第39頁背面、第40頁、第45頁、第68頁至背面、第107至117頁、第150頁背面、第151頁背面），故均堪認屬實。
ꆼ關於票號BA0000000號支票掛失止付部分，被告雖辯以李俊
龍向伊說拿走很多支票，伊不知道哪些是自己開的，哪些是李俊龍取走，所以就全部掛失云云（見臺中地檢102年度偵字卷第9971號卷〈下稱偵卷二〉第8頁背面），然依被告於乙案彰化地院101年2月2日審理中到庭結證稱：依照切結書，於掛失止付前已知悉其上所載4紙支票係遭李俊龍取走，此情為李俊龍所告知等語，或李俊龍於簽切結書前2至3天，主動打電話詢問伊是否知道支票丟掉，伊稱不知道，李俊龍稱撿到伊4紙支票等語（見偵卷一第134頁背面、第136頁），而被告簽發票號BA0000000號支票是於99年10月27日，則被告所稱李俊龍告以支票遺失之時間，與被告簽發上開支票之日期僅僅相距未逾一週之時間，則被告焉有全然未察覺BA0000000號支票是其前於一週內簽發交付予黃健民，而未能識別、查證之理？則被告所辯已難認合理。
ꆼ又被告於甲案中，於臺中簡易庭100年6月9日、7月5日審理
時陳稱是其為使原提供支票（即票號BA0000000號支票）能順利兌現，於原支票到期發票日當天應黃健民之請求而開立等語（見偵卷一第38頁背面、第42頁至背面），復於乙案彰化地院101年2月2日審理時到庭證稱如前所述之內容，嗣於丙案偵查中稱：票號BA0000000號支票李俊龍取走後沒有還伊，之後伊向李俊龍追討，李俊龍稱支票不見，該支票是在臺中市友人家中交給劉良致，但是是要讓李俊龍找金主借錢等語（見偵卷一第18頁），又於同案偵查中稱：伊要告李俊龍侵占，BA0000000、BA0000000號支票不知道究竟是在黃健民或李俊龍手裡，伊屢次向李俊龍催討支票，但李俊龍告知票據已經遺失等語（見偵卷一第48頁背面至第49頁）。再於原審審理中陳稱：伊確實於99年10月27日，在三信商銀裡黃健民的面前簽發BA0000000號支票後，親手交付黃健民等語（見原審卷第80頁至背面）。則被告對於票號BA0000000號支票之流向究係究是李俊龍取走，或由伊簽發交付予黃健民，或是以其他方式交付流通，已有前後不盡一致之陳述，故李俊龍究竟是否有向被告陳稱有取得上開支票及已遺失等情，更非無疑義。而證人李俊龍前於丁案偵查中雖曾供稱：伊有告知林怡馨撿到支票，且有簽切結書等語（見偵卷一第63頁），然其後於乙案彰化地院101年3月29日審理中則稱：對於林怡馨證述無意見，伊前稱撿到票據均是說謊等語（見偵卷一第155頁背面、第160頁背面），嗣於原審審理時亦證稱：簽切結書前，並沒有向林怡馨說過支票遺失，亦未向林怡馨陳稱有撿到支票，伊前稱有撿到林怡馨支票是說謊，因為伊認為所有後果由伊承擔，一切就可以結束等語相符一致（見原審卷第89頁、第91頁至背面、第96頁），況被告於本案偵查中亦稱：是李俊龍要伊說其有打電話告知撿到支票，因為侵占遺失物刑責較輕等語（見偵卷二第9頁），則被告前稱李俊龍向其告以撿到支票之情，顯係嗣後因支票涉訟時，始出於被告與李俊龍雙方主觀上虛偽謀議而成，並臨訟杜撰之詞，益徵被告所辯李俊龍告以撿到支票或支票已遺失等情，並非可信。
ꆼ況被告簽發上開支票交付予黃健民後、黃健民持票向銀行提
示前，即99年10月底、11月初期間，黃健民陸續由其本人或透過李俊龍向被告請求用印，但被告一直都沒有來用印，而且稱款項是李俊龍借的，應由李俊龍負責，與其無關等情，亦經證人黃健民於原審審理中結證甚明（見原審卷第73頁背面至第74頁、第77頁背面、第78頁背面至第79頁）；而被告於原審審理時亦證稱：將票號BA0000000號支票交付予黃健民後，黃健民有數次透過李俊龍或由本人向伊要求補印章，但黃健民實際與伊通電話請求補印章是支票到期前幾天，而伊有跟李俊龍稱該票據款項與伊無關等情（見原審卷第99頁、第100頁背面），又參以被告於原審準備程序陳稱：因為黃健民打電話要伊補印章，伊有問黃健民票號等語（見原審卷第23頁），則被告於受請求補用印章時，既會詢問黃健民所取得支票票號，甚且會表示或主張該支票之原因關係債權債務並非存在於其與黃健民二人間，且被告自簽發、交付BA0000000號支票予黃健民後，多次、陸續受黃健民或黃健民委由李俊龍要求補用印章，焉有不知票號BA0000000號支票為黃健民所持有之情形？是被告所辯李俊龍告以取走或拾得其支票，且因無法辨認哪些支票為其所簽發，而全數將連同票號BA0000000號支票辦理掛失止付云云，並非合理，且與事實明顯不符。
ꆼ而票號BA0000000、BA0000000號支票，被告前曾於丁案警詢
中稱：BA0000000號支票是於99年11月2日，在伊位於臺中市○區○○街住處遺失，並沒有交付予李俊龍等語（見偵卷一第72頁至背面），或稱李俊龍於99年11月2日打電話告知撿到伊支票，本來約定要返還，但後來未歸還，有簽切結書等語（見偵卷一第72頁背面），又於同案偵查中陳稱：向銀行申報遺失票據不清楚遺失時間、地點，但在家中找不到，且未填寫金額等語（見偵卷一第62頁背面）。嗣於乙案彰化地院101年2月2日審理中到庭結證稱：伊在掛失止付前即知切結書上4紙支票係李俊龍取走，是李俊龍在簽切結書2、3日前告知取走伊支票，並非透過友人轉交李俊龍等語（見偵卷一第134頁背面、第136頁），其後又稱票據是遺失的等語（見偵卷一第135頁），嗣於乙案彰化地院101年3月29日審理中則又證稱：BA0000000、BA0000000號支票是劉良致向伊借，伊交付予劉良致，再轉交予李俊龍調現，但李俊龍沒有依照原先說的履行，對伊而言，票沒有回來就是遺失等語（見偵卷一第154頁至背面）。再於丙案偵查中稱：BA0000000、BA0000000號支票是李俊龍取走找金主借錢等語（見偵卷一第18頁），又於丙案偵查中稱：因李俊龍向伊要票找金主借錢，伊在BA0000000、BA0000000號支票上填載金額10萬、20萬並蓋章後，交由劉良致轉交李俊龍，此是劉良致向伊借票等語（見偵卷一第48頁背面），嗣於本案偵查中又稱：李俊龍向伊拿BA0000000、BA0000000號支票，係因黃健民所持有BA0000000號支票無法如期兌現，故需向其他人調現兌現等語（見偵卷二第8頁背面）。則被告本身對於BA0000000、BA0000000號支票之流向認知程度究竟如何，其前後陳述已有矛盾之情形，更甚者，關於上開支票是劉良致借票調現，抑或是為填補先前所簽發BA0000000號支票資金，亦有不一致之陳述，則被告上開所述，究竟何者始屬實情，已難認定。況證人李俊龍並未向被告告知支票遺失或撿到支票乙節，亦如前述，則被告所辯李俊龍向其告以撿到上開支票之情，難認可採。循此而論，更遑論有被告所辯因不知究竟何張支票為李俊龍撿拾而遺失，故全數予以掛失止付之可能。
ꆼ而被告雖另辯以其不知道票號BA0000000、BA0000000號支票
之流向，甚至辯稱其交付上開支票並無欲令他人使用之意云云。然依被告於乙案彰化地院101年3月29日審理中，或丙案偵查中，或本案偵查中均陳稱係交由李俊龍持以找金主借錢之情（分別見偵卷一第154頁至背面；第18頁；偵卷二第8頁背面），又依前所認定，被告簽發BA0000000號支票是交由李俊龍尋得黃健民調現，甚至另簽發BA0000000號支票亦是為使BA0000000號支票得以兌現，其目的均是為了使李俊龍能調得資金，並由被告自行填載發票日後，使上開支票流通，又被告簽發，並透過劉良致轉交票號BA0000000、BA0000000號支票予李俊龍之目的，依前述亦係在尋得金主調現，甚至依被告所述，亦是為使其先前所簽發BA0000000號支票得順利兌現，則被告所辯無欲為他人使用之意是否可採，已非無疑。況支票為流通證券，且依被告自陳其99年間，從事服飾店生意，交付貨款、保費或員工薪資，以及給廠商保證票均會使用支票，使用支票頻繁等情（見原審卷第100 頁背面），則在被告使用支票之經驗如此豐富之情形下，焉有不知上情而任意簽發支票並交付他人，卻無欲為他人使用之理？更甚者，乙案嗣經判決無罪乙節，業據證人李俊龍於原審審理中證述明確（見原審卷第88頁背面），並有卷附彰化地院100年度訴字第1369號、本院101 年度上訴字第937號刑事判決在卷可按，則關於上開2紙支票之發票日業經該案判決認定並非李俊龍、楊吉利未經授權而擅自填載確定，更徵被告就上開2紙支票之簽發、交付行為，確有令他人使用之意。再依證人李俊龍於原審審理中具結證述：林怡馨知道BA0000000、BA0000000號支票流向當鋪，因為伊有告知林怡馨等語（見原審卷第90、91頁、第94頁背面），另其於乙案彰化地院審理中陳稱：楊吉利告知支票沒有日期，伊在馬路旁有打電話問林怡馨，林怡馨有同意填寫發票日，伊電話有擴音，楊吉利有聽到，當時還未到當鋪等語（見偵卷一第142頁），核與證人楊吉利前於乙案彰化地院審理中陳稱：在還未進當鋪前，李俊龍在伊面前打電話給林怡馨並使用擴音，林怡馨同意填載發票日，李俊龍要伊問林文特可以開多久票期後再填寫發票日等語（見偵卷一第142頁背面），及證人林文特於乙案彰化地院審理中證陳：楊吉利有問伊票期可以開多久，所以應該當時日期還未填載，且伊確定楊吉利或李俊龍並沒有在伊面前講電話，後來楊吉利填寫日期時，伊在講電話等語（見偵卷一第145至146頁）相符一致，則堪認李俊龍、楊吉利持BA0000000、BA0000000號支票前往林文特所經營金寶當鋪借款前，應確已與被告聯繫並獲其同意或授權填載發票日，則被告焉有對於上開支票流向全然不知，甚且認該2紙支票並未流通之理？是被告所辯其對票號BA0000000、BA0000000號支票之流向不甚明瞭云云，亦非可採。
ꆼ被告雖聲請傳喚證人黃耀德到庭作證，證明李俊龍多次向被
告表示找不到上開票號BA0000000 、BA0000000 、BA0000000號支票之情，而證人黃耀德於原審審理時並到庭證稱：李俊龍於99年11月4日簽切結書好像是因為李俊龍同年10月底有偷林怡馨空白支票，切結書上支票票號是李俊龍提供，因為李俊龍說票不知為何搞丟了，所以請林怡馨給段時間去找回來，如果找不回來，願意負擔可能衍生之債務，李俊龍是在11月4日為劉良致餞別聚會時說的，並沒有提到有將支票交付其他人等語（見原審卷第81至83頁背面），然其關於上開支票究係遭李俊龍偷走，或僅係向被告借用乙節，卻又證稱：當時李俊龍與劉良致要做生意而向林怡馨借票等語（見原審卷第81頁背面），則證人黃耀德前開關於李俊龍取得被告支票之緣由已有不一致之陳述。此外，關於李俊龍簽立切結書之始末，證人黃耀德亦另證稱：李俊龍偷林怡馨支票是林怡馨告知伊，而且是林怡馨跟李俊龍講電話講到，切結書上支票票號是李俊龍、林怡馨電話中由林怡馨核對票根並討論出來，李俊龍電話中並未具體講出票號，主要是林怡馨核對票根，伊不知電話中二人對話實際內容，而切結書是林怡馨委託伊繕打，票號也是林怡馨轉述的，製作切結書時僅有伊與林怡馨在場，並非餞別會當天，是在餞別會前2、3天製作完成的等語（見原審卷第83頁背面至第87頁），更甚至證稱：林怡馨向伊說李俊龍打電話告知支票在其手裡，但現在不見等語（見原審卷第87頁背面），則究竟李俊龍於何時？如何與被告洽商支票之事？又被告與李俊龍究竟商談哪些事項及證人黃耀德究竟是否親眼見聞？證人黃耀德所為證述前後齟齬不一，則其前原稱李俊龍有稱支票遺失等語是否可採，已非全然無疑。證人黃耀德固於本院審理時曾證稱：「（據你所知李俊龍為何要簽這張切結書？）據我所知李俊龍有跟被告林怡馨拿空白支票，為了要提供擔保，因為他答應被告林怡馨要把這些支票還她，但是要求給他一些時間，為了取信被告林怡馨所以寫了這份切結書。（剛剛有說李俊龍簽切結書的原因是李俊龍有跟被告林怡馨拿空白支票，所謂的拿是什麼意思？）意思是李俊龍有跟被告林怡馨拿一些支票，剛開始是講取走，後來才知道是偷竊的。」等語（見本院卷第45頁背面）；然其隨後經檢官反詰問時復證稱：本案支票究係李俊龍取走或偷走，均非伊親耳見聞，都是後來被告跟伊說的等語（見本院卷第45頁背面、第46頁正、背面）。
是證人黃耀德此部分所述既非其親自見聞，而係傳聞於被告，其此部分之證詞自難採為有利於被告之證據。況依前所認定，李俊龍未曾向被告稱票據遺失、找不到或撿到被告支票之情，且被告亦自承其前稱李俊龍告知拾得其支票，是因受李俊龍之要求所為，可知李俊龍前所稱有向被告告知拾得其支票，或被告所陳李俊龍曾告知拾得其支票，均是出於其二人「事後」臨訟杜撰，則李俊龍焉有可能於事前即99年11月4日簽立切結書時，即向被告或其他在場之人表示拾得支票或票據遺失、找不到等語之可能？抑有進者，既上開李俊龍向被告告以拾得支票之情節，僅係李俊龍臨訟，而請求被告杜撰之虛偽陳述，則李俊龍有何再向他人告稱上開內容之必要，致使其與被告純粹主觀上虛偽謀議之情節於客觀上產生假戲真作，甚而因此可能無故徒生困擾之理？是證人黃耀德所為證述，尚非得據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另證人劉良致雖曾於丙案偵查中證述：林怡馨有向李俊龍要回支票，但都要不到，且李俊龍有表示支票遺失等語（見偵卷一第97頁背面），然證人劉良致關於李俊龍表示支票遺失乙節之陳述，其另稱：伊與林怡馨說要去李俊龍彰化住處拿，但李俊龍說女友在家不方便，並說改天會還林怡馨，之後就無法聯繫上李俊龍等語（見偵卷一第97頁背面），則證人劉良致所理解李俊龍表示支票遺失，似僅指李俊龍婉拒其與被告前往彰化住處取回支票，且嗣後無法聯繫，而非親眼有所見聞李俊龍確實曾宣稱支票遺失之情，則被告無從取回支票，是否確因李俊龍遺失該等支票或曾表示遺失該等支票所致，即無從單以證人劉良致前開證述逕予認定。又證人楊吉利於丁案警詢中雖曾稱：伊不知道李俊龍如何取得BA0000000、BA0000000號支票，但林文特持BA0000000號支票提示遭退票後4天，林怡馨有表示支票是李俊龍坦承取走並有簽立切結書等語（見偵卷一第73頁背面），然其嗣於同案偵查中證陳：李俊龍告知伊BA0000000、BA0000000號支票是向別人借的，但後來才知道不是借的等語（見偵卷一第62頁），則證人楊吉利對於票號BA0000000、BA0000000號支票之來源，無非是聽聞被告或李俊龍所轉述，則其前所稱李俊龍取走被告支票是否屬實，已非無疑。況其於乙案彰化地院審理中均陳稱李俊龍有打電話問被告關於支票發票日填載事項已如前述，則若是李俊龍擅自取走被告支票使用，李俊龍焉有事後再主動詢問被告填載發票日之可能？是亦難因證人楊吉利前開證述據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ꆼ而卷附切結書所載內容，依其文義，並未記載有何關於被告
遺失所載票號支票之情，則縱李俊龍曾簽立上開切結書，亦無從遽以認定李俊龍確曾遺失該等支票或向被告宣稱遺失該等支票之情。況依證人李俊龍於原審審理中證陳：簽立切結書時，伊內心想法是林怡馨可能要一個自我保障，因為伊與林怡馨間陸續有調票、借錢，故林怡馨要伊簽切結書純粹是要做承諾擔保等語（見原審卷第94頁背面、第96頁），亦核與證人劉良致於丙案偵查中證陳：李俊龍向林怡馨借票，林怡馨擔心李俊龍不還錢，故由伊擔任見證人等語相符（見偵卷一第97頁），此外並與被告前、後陳稱BA0000000號支票原因關係債權債務關係與其無關，應由李俊龍負責等情（見偵卷一第44頁；原審卷第99頁）或所簽立切結書所載支票上不管有無填寫金額，債務均與其無關等語相符（見原審卷第98頁背面），足徵被告多所圖冀與各該支票原因關係債務予以切割之情，則堪認李俊龍簽立上開切結書並非表示其上所載票號支票遺失之意，而僅在使被告得與各該支票債務切割之目的，從而亦難以卷附切結書遽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ꆼ至被告辯以其嗣後亦前往撤銷BA0000000號支票之掛失止付
，足證其前申報掛失止付並非故意云云。然申報掛失止付及撤銷掛失止付之原因非僅止於一端，非無可能係因被告得悉黃健民亟欲行使票據權利，恐自己誣告犯行曝光所為彌縫之舉，故是否得以嗣後撤銷掛失止付申請，予以回溯認定前申報掛失止付並無故意，即非無疑。另辯護人辯以被告同時申報票號BA0000000號支票，而該支票並未遭人提示，顯見確實為李俊龍所盜走，亦可佐證被告並非規避票據債務而刻意申報掛失止付云云，然李俊龍未曾向被告稱票據遺失、找不到或撿到被告票據，另被告前所稱李俊龍告知拾得其支票，是因受李俊龍之要求所為等情均如前述，故李俊龍涉犯侵占BA0000000號支票部分，前雖經彰化地院100年度簡字第1264號判決判處罪刑確定，然該案判決確定後，李俊龍與被告則均陳稱如前，是該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是否仍全然無訛，非無疑義，此外，票據未經提示之原因亦非單一，故BA0000000號支票是否確為李俊龍所盜走或侵占，自非得予驟下結論。況上開BA0000000號支票早於99年11月2日即為被告申報掛失止付，與本案票號BA0000000、BA0000000、BA0000000號支票申報時間有一定間隔，更甚者，倘若如被告所辯李俊龍確曾向其稱BA0000000號支票亦為其取走或遺失，並請求給予一段時間尋回，且獲被告應允等情屬實，則被告焉有可能於99年11月4日李俊龍簽立切結書前，即就BA0000000號支票申報遺失之理？從而，亦難以BA0000000號支票之申報遺失經過據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另辯護人辯護稱原起訴書認BA0000000、BA0000000號支票為被告直接交付李俊龍顯非事實云云，然依本案起訴書所載犯罪事實是認BA0000000、BA0000000號支票乃被告透過劉良致交付予李俊龍乙節甚為明確，則辯護人上開主張顯有誤會。
ꆼ從而，被告所辯因李俊龍告知拾得支票或告以票據遺失，又
因其不知究竟哪些支票為李俊龍所取得，哪些為其自行簽發，因而全數予以申報掛失止付均非可採。甚且，被告亦已因黃健民本人或委由李俊龍之多次要求在黃健民所持有之BA0000000號支票上用印，而知悉黃健民持有BA0000000號支票，另亦因李俊龍詢問BA0000000、BA0000000號支票發票日填載事項而知悉該2紙支票業已流通，此外，關於票號BA0000000、BA0000000號支票，被告於原審審理中更供陳：因為掛失止付需要提供足額擔保金，因為伊沒錢，所以才以空白支票掛失等語（見原審卷第101頁），則被告亦顯知其所申報掛失止付之支票中有業經填載必要事項之非空白票據，卻僅為減省申報掛失止付之擔保金負擔，而以空白支票申報掛失，亦徵其主觀上確知悉各該支票實際情形，而仍為其他目的因而以各該票據遺失申報掛失止付之情；況被告亦曾於94年間因謊報支票遺失，因涉犯刑法171條第1項未指定人犯誣告罪，坦承犯行，經檢察官於95年11月24日為緩起訴處分，並向國庫支付2萬元等情，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足憑，益徵被告深知謊報支票遺失為法所不許之行為。至被告嗣後雖前往撤銷BA0000000號支票之掛失止付申請，惟刑法第171條第1項所規範「未指定犯人，而向該管公務員誣告犯罪」之行為並未要求發生任何具體結果，僅需因行為人不實申告致有不特定之他人因而招致犯罪嫌疑之危險，即應成罪，此即學理上所謂之「即成犯」， 則被告縱使嗣後撤銷BA0000000號支票之掛失止付申請，然其前既已就該支票申報掛失止付，而致使該支票之執票人因提示而遭以侵占或竊盜罪嫌調查之危險，則仍於其申報掛失止付之行為已然該當犯罪並無影響。
ꆼ綜上所述，被告上開辯解，均係事後卸責之詞，不足採信。
事證明確，被告上開未指定犯人誣告之犯行，堪以認定。
二、偽證部分：ꆼ被告林怡馨於乙案彰化地院101年2月2日上午9時30分許審理
中，在彰化地院刑事第二法庭，以證人身分經命具結後，就該案件中所涉及BA0000000、BA0000000號支票是否為李俊龍未經同意而取得乙節虛偽證稱：「（剛剛稱切結書是你擬好提供的，現在為何又說是他提出之後你才把這段話寫在切結書？）在寫切結書之前2、3天，李俊龍主動打電話告訴我說他撿到我的支票，改稱：他問我說我的支票丟掉我是否知道，我說我不知道，他說他那邊有撿到我的4張支票，我跟他說謝謝，請他將支票還我，他說不過支票目前不在他身上，他好像不知道放在哪裡去還是丟掉了，所以我有告訴他我這樣有危險性的，所以他請我給他一段時間去找支票，如果確實找不到，再請我去銀行辦掛失止付」等語（見偵卷一第136頁）；嗣被告於同案件，彰化地院101年3月29日審理時，再度到庭結證稱：「（票號碼BA0000000號、BA0000000號這兩張支票票面金額分別為十萬、二十萬元，到期日為99年11月25日、99年11月15日怎麼了？）是我拿給劉良致，是劉良致跟我借的，他說要拿給李俊龍去調錢，金額是填好的，日期沒有填。」、「（你拿票給他們是否要讓他們使用？）是要讓他們用，他跟我說是要來補之前跟我借票的錢。」等語（見偵卷一第154頁）；並於同日，在其所提刑事告訴案件偵查中庭呈「証人自述補充說明狀」而補充說明BA0000000、BA0000000號支票係其於99年10月中旬透過劉良致交付予李俊龍等情，為被告所自白不諱，並有證人李俊龍、劉良致、楊吉利、林文特證述可佐。此外，復有被告提出「証人自述補充說明狀」、楊吉利99年10月18日簽立之典當借款收據及本票、票號BA0000000號支票影本、臺灣票據交換所臺中市分所101年10月11日台票中字第990541號函檢附票號BA0000000號支票之掛失止付票據提示人資料查報表、支票影本及退票理由單，及乙案彰化地院101年2月2日、101年3月29日審判筆錄及證人結文等在卷可參（見偵卷一第20至23頁、第68頁至背面、第110至111頁、第132至163頁），堪認被告上揭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應可採信。
ꆼ按偽證罪之構成，以於執行審判職務之公署或於檢察官偵查
時對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供前或供後具結，而為虛偽之陳述為要件，所謂虛偽之陳述，係指與案件之真實相悖，而足以陷偵查或審判於錯誤之危險者而言。另所稱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則指該事項之有無，足以影響於裁判之結果者而言，苟其事項之有無，與裁判之結果無關，僅因其陳述之虛偽，即對之科刑未免失之過酷，是以上開法條加此特別構成要件，以限定虛偽陳述之範圍（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5283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於乙案彰化地院審理
中，係以證人身分到庭後，經命具結後，對於BA0000000、BA0000000號支票如何由李俊龍、楊吉利持以向林文特經營之「金寶當鋪」借款乙節，乃虛偽證陳上開支票為李俊龍所拾得等語，又關於乙案乃李俊龍、楊吉利涉嫌未經授權填載上開支票發票日之偽造有價證券案件，則上開支票究竟何以淪為李俊龍、楊吉利所使用乙節，乃關涉該等支票之必要記載事項是否未經授權而填載之重要判斷依據，故被告所為上開虛偽陳述事項，核屬該案中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從而被告所為偽證犯行事證明確，亦堪認定。
參、論罪科刑部分：
一、按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者，依刑法第51條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刑法第53條定有明文。而按併合處罰之數罪本屬各自獨立之罪，其罪責分別存在，僅係處罰上發生合併之關係。倘併罰數罪之宣告刑，其中得易刑處分者與不得易刑處分者併合處罰結果，而不得易刑，造成受刑人之不利益，有違限制刑罰加重之恤刑目的。102 年1 月23日修正公布（同年月25日生效）刑法第50條第1 項規定：「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一得易科罰金之罪與不得易科罰金之罪。二得易科罰金之罪與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三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與不得易科罰金之罪。四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與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第2 項規定：「前項但書情形，受刑人請求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者，依第51條規定定之。」故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而有修正後刑法第50條第1 項但書之情形，除受刑人於判決確定後請求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者外，不適用併合處罰之規定，賦予受刑人選擇權，以符合其實際受刑利益。查被告行為後，刑法第50條遇有前述之修正，而經比較刑法第50條修正前、後之規定，認修正後之規定較修正前之規定為有利於被告。
二、核被告就事實欄一之所為，均係犯刑法第171條第1項之未指定犯人誣告罪，就事實欄二所為，係犯刑法第168條第1項之偽證罪。而被告於事實欄一中，雖係於連續二日之時間內，先後前往三信銀行營業部就BA0000000、BA0000000號支票與BA0000000號支票申報掛失止付，然上開二日所申報掛失止付之執票人、票據權利人並非相同，而依前所述，刑法第171條第1項之罪為「即成犯」之性質，若因明知各該票據未遺失，而仍予以申報掛失止付，將導致各該票據執票人或票據權利人於提示各該票據時，遭以侵占或竊盜罪嫌調查之危險，是被告先後二日就執票人或票據權利人並不相同之支票申報掛失止付，將分別對於不同執票人或票據權利人發生上述之危險，又被告對於各該票據實際所在並非不知，則其前後二次申報支票掛失止付之未指定犯人誣告罪，犯意應屬個別，行為亦非同一，又被告嗣後另犯偽證罪，亦與前開二次未指定犯人誣告罪無於主觀犯意同一，或客觀行為重合、同一之情形，故被告所犯上開各罪，其間犯意個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三、按犯第168條至第171條之罪，於所虛偽陳述或所誣告之案件，裁判或懲戒處分確定前自白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刑法第172條定有明文；又自白在學理上有所謂「狹義自白」與「廣義自白」二種概念，刑事訴訟法第100條規定，雖將被告對於犯罪之自白及其他不利益之陳述區分為二，然自白在本質上亦屬於自己不利益陳述之一種，同法第156條第1項，固僅就自白之證據能力為規定，但對於其他不利益之陳述證據能力之有無，仍有其適用。鑑於被告自白在刑事訴訟法上之證據能力與證明力有諸多之限制，因此實體法規範上所謂被告之自白，宜從廣義解釋，除指對於犯罪事實全部或主要部分為肯定供述之狹義自白外，尚包括經法院採為論罪依據之狹義自白以外之其他承認不利於己之事實所為之陳述在內。又自白著重在使過去之犯罪事實再現，與該事實應受如何之法律評價，係屬二事（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473號判決意旨參照）。可知自白是重在事實之重現，更甚者，實體法上自白亦應予以從寬認定，則被告就其所犯偽證罪，於其所虛偽陳述之乙案判決確定前，即已於次一審判程序中就其前所為虛偽陳述為更正，且於丙案偵查中庭呈「証人自述補充說明狀」予以說明、補充，對於其前所虛偽陳述內容有所釐清，已可達該案事實重現之目的，則縱其於本案偵查中，對檢察官詢之是否承認涉犯偽證罪答稱不認罪等語（見偵卷二第9頁），而難認被告就其虛偽陳述內容之補充、更正有認罪之意，然依前述，其所為仍應認屬自白，故就被告所犯刑法第171條第1項之未指定犯人誣告罪，爰依同法第172條規定減輕其刑。
肆、原審審理結果認被告罪證明確，適用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第168條第1項、第171條第1項、第172條、第50條第1項前段、第51條第5款、第41條第1項前段，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第2項前段規定，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被告為成年人，且依前所認定，其使用票據經驗甚為豐富（且曾有謊報支票遺失經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之紀錄，有其前科紀錄表在卷），竟於簽發各該支票而流通後，罔顧各該支票執票人依法有提示票據兌現之法律上權利，逕予申報掛失止付，造成票據流通之混亂、交易秩序之窒礙，又於他人刑事案件審理中，無視自身係以證人身分到庭作證，所為陳述內容就他人是否構成犯罪甚有關聯性，任意為虛偽陳述，危及司法審判之正確性，其所為應予以非難，兼衡其對於所涉犯未指定犯人誣告罪部分，犯後始終否認犯行，而所犯偽證罪部分，犯後尚能就虛偽陳述內容予以及時更正、補充，甚且於原審審理中自白犯罪之犯後態度，暨其智識程度、家庭狀況、素行等一切情狀，就未指定犯人誣告罪2 罪部分，各處有期徒刑2月，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1000元折算1日；就偽證罪部分，量處有期徒刑3月；併就所犯未指定犯人誣告罪2罪，定其應執行之刑及諭知如易科罰金，新臺幣1000折算 1日。其認事用法並無不當，量刑亦屬妥適，被告上訴意旨仍執前詞否認未指定犯人誣告罪及請求就偽證罪部分為緩刑之宣告，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德芳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03 年 10 月 7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胡 忠 文
法 官 游 秀 雯法 官 唐 光 義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偽證罪，得上訴。
未指定犯人誣告罪，不得上訴。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十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粘 銘 環中 華 民 國 103 年 10 月 7 日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68條於執行審判職務之公署審判時或於檢察官偵查時，證人、鑑定人、通譯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供前或供後具結，而為虛偽陳述者，處 7 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171條第1項未指定犯人，而向該管公務員誣告犯罪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 百元以下罰金。